经济大危机的根源范文1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年代。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又将带来什么?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机模式则强调了政治因素。作者论证了政局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金融危机的程度，甚至能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
经济大危机的根源范文2
[关键词]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危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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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经济大危机的根源范文3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国内文献
［摘要］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传导机制、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共识也有争议。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进行述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美国。分析其原因、传导机制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机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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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危机的根源范文4
【关键词】金融危机 虚拟资本 经济周期 新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一、引言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是较为典型的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虽然美国先后出台一系列救市计划和经济复苏政策，但其对全球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破坏和冲击，复苏迹象甚微。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衡而引起的庞大债务问题。从美国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来看，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经济危机，具有相对过剩和消费异化两个层次。流动性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利率市场危机等引起的问题重创了国际金融体系，冲击各国实体经济，并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危机，其危害性巨大。因而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发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用主要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而不过多地关注操作层面的问题，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角度梳理和解释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和防范，能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启示。
二、从经济理论研究金融危机的动因
1.认识金融危机的根源。金融危机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研究不够重视。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金融系统会平稳运行，以至于可以抽象掉金融因素。从现代经济学说和政策演变大势看，大危机后紧迫问题是如何在政策上加以应对，随后理论进展主线表现为宏观经济学体系建立、凯恩斯主义兴起与货币学派争论等。在危机根源方面，虽然也有奥地利学派在再生产迂回理论基础上提出信贷过度扩张理论、费雪过度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凯恩斯和左派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等，但是没有机会在透彻探讨基础上达到比较成熟结论。因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认识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和规律。从经济学角度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加深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内在运行机制和规律。发展中国家逐步选择开放战略并与发达国家经济南北互动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其微观基础可以通过观察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与中印等新兴国经济关系角度进行。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动技术和产业前沿突破，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外包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传统产业或特定生产工序;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和工序转移，并通过连带技术引进、学习效应、产品创新等途径实现追赶。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前沿演变处于相对平静和沉寂状态，发达国家若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试图仅凭衍生品创新主导全球经济，则不仅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带来全球经济带来灾难。因而应当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认识金融危机的本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并解释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和约束机制。
3.研究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从开放宏观经济和经济发展角度提出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并且提出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领域，比如说经常账户失衡与可持续性增长关系等问题。在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仍面临边境壁垒限制前提下，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对发达国家也不利。此外，从金融危机的经验总结可知过度相信金融优势为巨额赤字提供合理化解释理论假设并不正确。因而全球金融危机能作为重要经验素材进一步补充和验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理论解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
1.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由于资本家的逐利性，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而由于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掌管，因而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管。因而当生产量超过社会总需求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因生产过剩引起的工厂倒闭、经济萧条的衰退。
1.3经济周期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复苏、高涨、危机、萧条的轮回变化。不断重复出现周期工商业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经常的萧条、逐渐复苏，而复苏并不是长期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新的危机的先兆。运用该理论可知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周期的必然产物。例如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前，呈现出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业的虚假繁荣现象，在9.11之后经济复苏是新一番金融危机的先兆。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其理论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以下运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干预与监管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解释。
2.3政府干预与监管。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强调政府的干预与监管作用。而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弱化使得在市场失灵时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中的次级抵押贷款面向的是收入较低、信用风险较高的潜在购房者群体，而房贷机构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又在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发行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而当信用风险的累积高息时代的还款压力，直接导致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从而直接导致金融危机产生。但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制度等只是给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以及过度的资产证券化以及较高的信用风险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
3.新自由主义理论。
3.1新自由主义本质。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位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经济学，倡导产权明晰和自由竞争。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主体积极性调动、经济革命、优化资源配置和共享科技资源有着积极作用。
其主要观点包括: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自由市场占主导的模式是最有效的;国家的职能是保护私人财产权和调节货币供给等有限经济职能;个人自由高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要求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以实现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
3.2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释。
3.2.1金融管制的缺失使得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新自由主义体制得特征之一金融自由化使得国家对金融市场监管弱化甚至缺位，而金融机构在利润最大化的驱逐下，不顾伦理道德约束，日益追求高风险的获利方式，因而金融创新过度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即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而对于缺乏金融管制的金融市场来说是及其不稳定的。
3.2.2贫富分化促使了生产领域过剩。由于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特征还包括强资本弱劳动，使得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矛盾，直接导致了生产过剩。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主张市场对居民收入的调节。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条件下，工人和工会是处于资本博弈中得劣势地位，而缺乏援助以及相应政策保障，难以保证其收入和增长幅度。由于保证性住房建设不足，低收入人群只能进行借贷购买住房，因此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债务者，缺乏收入保障的群体，其偿债能力较弱，当不断加息使得债台高筑时，难以依赖微薄工资进行还款时，则集中爆发了信用风险，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80%的财富聚集在20%人手中，美国的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而投向了金融投机领域。而房地产的过热造成了房地产领域生产过剩，而其他领域消费也存在生产过剩现象，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居民的收入过低而消费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现象。
3.2.3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荡。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经济动荡。.由于对金融机构的放松管制，资金任意流入流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推动更高程度的生产社会化，因而生产资料和金融资产向少数国家聚集，因而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亦进一步加大。新自由主义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尔斯主义等过时理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新兴的市场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资源和服务，而积聚大量的外汇储备。因而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至全球。
经济大危机的根源范文5
一、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概况
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出现在1957年-1958年，距前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37年）20年。这次危机于1957年4月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波及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此次危机的谷底时期在1958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均下降了5%，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从2.9%下降为0.9%，失业人数上升到1000多万。这次危机大约持续了1年，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1958年第三季度止跌回升。危机在日本持续的时间最长，为13个月。在危机的治理方面，各国大都沿袭了30年代大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此次危机后，美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出现明显下滑[1]。
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出现在1973年-1975年，距前一次危机结束相隔15年。引发危机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涨价，也被称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在危机中，美国、日本、英国、西德的工业生产萎缩，经济增速下降，股市崩溃，失业率和通胀率高涨，国际收支顺差缩小、逆差扩大。此次危机持续了两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发达国家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最低为-0.4%，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口总数高达1850万。这次危机还导致了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投资大幅下降，大量银行倒闭，进出口贸易萎缩，通货膨胀加剧，英国通胀率高达48.6%。在危机治理方面，各国主要依靠赤字财政，惟有日本不仅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且制定了产业政策，进行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改造，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此次危机的持续在时间上颇有同步性，各国均于1975年春、夏走出危机[2]。
战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于1979年-1982年，与上次危机仅相隔4年，这次危机也与石油涨价有关，也被称为第二次石油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均出现滞涨的现象。此外，这次危机持续时间长，约为三年半时间，生产下降幅度不大，而且在北美和日本出现W型波动（即危机中生产先下降再回升再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倒闭和失业创战后最高纪录，并且发展中国家受害较重，一些国家在1982年爆发了债务危机，以拉美和非洲为代表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付出惨重代价。日本由于在上次危机中及时调整了产业布局，遭受冲击最小，并率先走出危机。在危机后，日本生产的节能型家电和汽车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增加，紧接着在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87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一度跃居资本主义大国之首[2]252-253。
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于1997年-1999年，与上次危机相隔16年，最早发端于泰国，被称为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由国际投资基金冲击导致泰铢大幅贬值引发，继而，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货币纷纷大幅贬值、股市暴跌、贸易赤字大幅攀升，外汇储备耗损严重，国内金融体系遭受重创。这场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最终波及到实体经济，印尼等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经济体均受到严重影响。造成这次危机的原因除了国际游资的投机外，还有亚洲国家自身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因素，如不合理的外汇政策和外债结构。在危机的应对上，新加坡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改革使其减弱了冲击的程度，避免了经济严重衰退，并很快得到恢复[3]。
战后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是爆发于2007年下半年的次贷危机，距上次危机相隔8年，最先发端于美国，随后迅速波及欧盟、日本，并向全球扩散。这场危机源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违约率上升，最初是一场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多家投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率一路攀升，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美元贬值，国民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随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这场危机推向欧洲等持有次贷衍生产品的国家，英国和欧元区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纷纷出现经济负增长、失业增加、国际收支逆差扩大、货币贬值，进而引发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日本、中国也遭受严重牵连。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在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2009年，世界产出比去年同期下降0.6%，美国GDP年增长率为-2.6%，欧元区为-4.1%，英国为-4.9%，日本为-6.3%。在危机的治理方面，各国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方案，同时加强了国际合作，共同解决这次危机带来的种种难题，包括进行经济磋商、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推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等。
二、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共同点
（一）危机起因大多归咎于发达国家
从战后的五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发源地来看，除亚洲金融危机外，其他无一例外地发端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且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而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泰国，但是国际炒家的投机是引发危机的重要起因，而这些国际炒家以美国的投机家索罗斯为代表，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者所操纵。
（二）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多具有外生性
纵观战后五次世界经济危机，导火索大多是非经济因素，具有外生性。第二、三次世界经济危机是战争因素（中东战争和两伊战争）所导致的国际石油供给缩减，引起油价上涨，从而引发危机。而亚洲金融危机是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结果，换言之是人为因素。次贷危机表面上看是美联储调高利息引发的次贷违约引起的，但实际上是金融机构违背行业道德，将不合格的金融产品兜售给毫不知情的投资者，可以说是商人逐利的贪欲和道德风险所引发。事后，华尔街无良的金融高管们受到了追究和法律制裁，甚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被揪出问责。
（三）引发危机的根源在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性
不管引爆危机的导火索是什么，最后导致经济崩溃的根源都在于自由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不合理的消费模式、过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发展模式、不合理的外贸结构和外汇管理体制、金融衍生工具过度创新、金融监管缺失等。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体利益和集体福利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无序性。
（四）全球化在危机扩散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战后的五次世界经济危机起源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却无一例外地扩散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充分体现出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资源在国际间有效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缩小了南北经济差距；另一方面，也造成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强，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尤其是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存在，导致危机的传播途径更多、传播速度更快。这在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美国“生病”，全世界都要跟着“吃药”。
（五）危机治理“治标不治本”，引爆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
从治理危机的措施中不难发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治理工具，其主要目的在于刺激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即扩张总需求。总需求管理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调控方式，也曾有效地帮助很多国家渡过经济危机。但是，“一乱一治”的总需求管理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危机，只能延缓或推迟危机，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依然存在。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存在，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地爆发。
三、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同点
（一）引爆各次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同
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起因于美国内部投资结构不合理，或者说是投资过度；第二、三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国际游资的恶意炒作加之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善、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违约造成的，并由此引发金融风暴。前三次经济危机起源于实体经济领域，后两次经济危机起源于金融领域。
（二）各次危机持续的时间长度不同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持续了一年，第二次持续了两年，第三次持续了三年半时间，第四次为两年，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自2007年第三季度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年，仍有部分国家没有走出衰退。
（三）各次危机影响的范围不同
前两次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仅限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西德。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影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影响到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主要影响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俄罗斯。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范围最广，不仅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也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
（四）各次危机治理的具体方式不同
面对危机，虽然多数国家都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在具体做法上各有不同。在前三次世界经济危机中，各国各自为政，都是“自扫门前雪”和“独善其身”，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亚洲国家除了采用国内经济政策外，还借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寻求国际社会的救援。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即次贷危机，则是各国通力合作，共度时艰。
（五）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同
各国刺激经济采用的不同措施也产生了不同效果。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各国均采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惟有日本既采取了财政政策，又采取了产业政策，为日后经济起飞打下良好基础。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通过金融改革，也避免了危机的恶化。由此看到，传统的危机治理政策不如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有效。
（六）各国受危机影响的深度不同
在前两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和英国是重灾区，而西德和日本相对缓和。在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中，英美受到重创，拉美和非洲的部分国家爆发严重债务危机，而日本在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崛起了。在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亚洲国家遭受重创，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俄罗斯爆发债务危机，深陷泥潭，而中国采取了有效对策，香港和内地经济均未出现严重问题。在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欧盟、日本受冲击较大，而危机的爆发国——美国反而受冲击较小，且美国早于欧盟和日本出现经济复苏迹象。
（七）各次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同
前三次世界经济危机后，英国和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出现明显下降，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本和西德开始崛起，尤其是日本经济出现腾飞。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后，日本经济加速恶化，而美欧经济未出现明显变化。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后，美欧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下滑，日本经济再次被拖入低谷，而新型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的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提升。
四、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趋势性分析
从战后五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以下趋势：
（一）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同步性加强
从危机爆发的持续时间以及各国爆发危机的先后顺序上看，经济危机在国际间的传导时间越来越短，危机在各国的爆发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加强的表现。
（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
战后经济危机的影响范围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扩散到国家。一方面，这说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和广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产业链条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各个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加大，中心国和国不再是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相互制约的矛盾共同体。
（三）世界经济危机的治理越来越复杂，全球治理机制亟待建立
从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到次贷危机，引爆危机的原因越来越复杂，传导机制越来越隐蔽，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危机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虽然每次都采取了各种举措，但是危机依然频繁爆发，依靠局部地区和单个国家治理危机的效果也越来越差，因此，需要各国具有普遍联系的眼光，建立全球性的协调治理机制。
（四）虚拟经济引发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
前三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都在实体经济领域，后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均与虚拟经济相关，具体来说是金融衍生产品。这一方面说明当前金融产业非常发达，金融衍生工具被过度创新，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中的需求不足问题通过金融创新得以掩盖，也掩盖了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的矛盾。危机的本质依然是有效需求不足，通过金融衍生品创新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虚假繁荣。随着当今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和日益发达，金融风险将更加巨大而隐蔽，有效监管也越来越难实现。
（五）中心国转嫁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强
从危机影响的程度来看，国家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而中心国，尤其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金融产品的全球销售，在一定程度上将本国的损失分摊到利益相关国身上，转嫁了国内的经济风险和危机。尤其是次贷危机后，美国通过美元贬值的手段使持有高额美元资产的国家承担了治理危机的成本。
五、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经济发展要有国际战略眼光
目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也日益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想要独善其身越来越难，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也被日益削弱。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具有国际眼光，能够统筹全局，运筹帷幄，着眼长远。同时，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分享全球化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提高忧患意识，进一步调整完善国内经济结构、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和风险防范，使诱发危机爆发的因素得以消除。
启示二：要积极应对危机，学会“化危为机”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完全结束，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又将世界经济再次拖入低谷，事实上欧债危机也是次贷危机的衍生物，这充分说明次贷危机极大的破坏性。目前，虽然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布满阴霾，但仍应看到在危机中隐藏着很多机遇。在世界经济增长疲软的态势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8%的高速增长，2010年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经济前景也普遍乐观，国际组织不断改善我国的世界经济地位，比如提高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此外，遭受次贷危机严重冲击的很多欧洲国家也伸出橄榄枝，表达与我国合作的意向。因此，我国要抓住危机后的有利时机，顺势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加大自主创新和研发的力度，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营造广阔的发展空间。
启示三：国内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危机的根本
从历次世界经济危机来看，引发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国内经济体系尚不完善，对外开放和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始终要把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启示四：在危机治理上，敢于“不走寻常路”
通过各国应对危机方式的对比，我们发现敢于突破常规，放眼长远，致力于战略性经济布局的国家在应对危机时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前，我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也很深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在危机的应对上，我们不能盲目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药方照单抓药，必须结合具体实际，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同时也要以长远的战略布局引导当前的经济发展，从源头上消除和控制经济危机爆发的条件。
启示五：要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经济大危机的根源范文6
医疗危机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矛盾的体现。英国女王大学波特教授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卫生保健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对当代国家与资本间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简要描述当今世界医疗危机的表现，介绍绿色远程医学的理念及发展，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关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绿色远程医学发展及其对克服医疗危机的作用进行分析，对如何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促进绿色远程医学发展、应对医疗危机进行初步探讨。
一、全球医疗危机的现状与趋势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被医疗危机所困扰。2003年至2010年间，我国国内消费支出虽受到抑制，但医疗负担却在持续上升。我国GDP增长了193%，医疗负担却增长了197%。我国曾就医疗改革进行过许多讨论甚至争论，却没有过多涉及医疗资源供给本身增长的空间和合理性问题。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建立、医疗保障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潜在的医疗危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未雨绸缪防范医疗危机的发生发展。
二、绿色发展与绿色远程医学的兴起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世界各国都开始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探索新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模式应运而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药品毒性、医源性与药源性疾病等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世界绿色发展浪潮的影响，远程医学成为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一条价廉、便捷的绿色通道，具有巨大的绿色发展潜力和应对医疗危机的作用，因而成为应对医疗危机的一个必然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远程医学因其具有显著的绿色发展潜力和价值，通过改变或打破传统医学在“时间”、“地点”、“环境”和“资源”等方面的约束，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和服务理念，解决老少边穷地区长期以来缺医少药的格局，因而“正以风驰电掣之势和拔山举鼎之威，推动和影响着医学向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跨越蔓延。”
三、绿色远程医学应对医疗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要真正认识造成医疗危机的根源并找到从这一危机中走出来的道路，必须深入研究医学与资本的关系。资本的“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医学的利用是无止境的，因而企图通过发展绿色远程医学走出医疗危机，是难以得到目的的。全球医疗危机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因此，医疗危机的解决，关键是要构建一种基于“普遍自由”的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因此，绿色远程医学的发展，作为一个化解医疗危机的重要路径，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以维护广大人民健康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方能真正取得实效：
1 ）发展绿色远程医学，要防范技术与资本对医学的侵袭
2）发展绿色?h程医学，要注重社会经济制度变革
3）发展绿色远程医学，要正确认识医学的目的
4）发展绿色远程医学，要注重医疗消费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