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作用范文1
关键词 中国 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亚太关系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65-71
2006年10月，中国和东盟在南宁举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总理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本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典范”，“树立了国家之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典范”，强调“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这标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此，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东盟“一体化”“将成为改变地区局势的一个重要契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启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缺乏已有的理论给予指导，所以，中国和东盟双方都在为如何建设这一自由贸易区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FTA(即自由贸易区――引者注)合作进程在东亚地区还是一种新现象，特别是双边FTA，至今还有成熟的理论加以总结和阐述”。对此，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其对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作用和影响。
一、推动了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经济活动的结果，这是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杰弗里・A・弗雷登和戴维・A・莱克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世界领域中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学问。”霍尔斯蒂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考察由政府建立管理商务的安排、协定和机制的学科”。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是“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的相互作用，……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影响国际关系中权力和财富的分配。”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理论学科，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财富和权力的互动作用。”这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国家关系中，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是有关方的经济关系与经济合作问题，它也需要有关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国家之间没有政治互信，经济合作难以进行，更高级的经济合作形式一自由贸易区建设更难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从内向视角分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必然结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对中国而言，加强与世界经济联系与合作，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东盟是中国资源与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和产品出口的重要国际市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而言，其内部合作重点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东盟合作重点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是政治和安全合作，90年代初以后是以经济合作为中心，政治、安全合作并存，并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要实现这些目标，东盟需要加强对外政治、经济联系与合作，毗邻的中国是东盟的重要合作对象。
从外向视角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是各国推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中国而言，在与他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选择方面，东盟是中国的首选对象。东盟国家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双方地理相邻、文化相通、政治互信、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引起东盟的严重关注和忧虑。为化解东盟的疑虑，让东盟国家分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益处，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希望通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加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东盟的政治、安全合作，使之服务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这一大战略。陆建人先生对中国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 “中国之所以选择东盟作为首个自由贸易伙伴，与其说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 “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所获得的好处有限。但从政治外交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东盟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主要对象。与东盟关系的稳固发展，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首先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要显示同其它国家合作的诚意和各个方面努力追求双赢的结果。在中国加入WTO前，对中国加入WTO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表示，中国入世将给诸如东南亚印尼等国发展经济带来损害。不管这种评价是否正确，中国已充分认识这些国家的关注并愿意通过国际合作同其它国家分享中国作为WTO成员的益处。其次，中国把维持边界安全置于优先解决的问题并要与东盟国家维持稳定的关系。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障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与东北亚FTA或东亚FTA相比较，中国与东盟的FTA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只有较少的摩擦成本。”
就东盟而言，在同大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是东盟的重要候选对象。虽然东盟实行大国平衡战略，但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双边关系来分析，东盟与这些国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问题上仍有很多障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具体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只有中国在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做出了巨大让步，照顾东盟国家
的利益，满足东盟国家的要求，以至“东盟国家最初被中国的建议所震惊。”所以，中国是东盟在谋求建立同区外大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首选对象。
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双方在政治、外交方面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这些因素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中国与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这又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二、促进了亚太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政治友好、安全互信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00年，朱基总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引起东盟国家的极大反响。2001年，中国和东盟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确定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东盟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国和东盟双方逐步签署具体协议，落实《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所确定的合作目标。2004年1月起实施“早期收获计划，500多种产品实行减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7月，中国、东盟开始全面实行货物贸易降税，涉及到7000多品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降税阶段。2006年12月，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次修订协议书》和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修订协议书》。这两个协议书主要解决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货物贸易协议》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主要包括中国菲律宾早期收获计划、中国印尼修改早期收获计划特定产品清单、《中越货物贸易协议》等内容。这两个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2007年1月，在宿务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双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及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国承诺，在WTO承诺的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向东盟国家开放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东盟10国也将向中国开放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2002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承诺：“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和平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之前，有关各方承诺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立相互信任。”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在巴厘岛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该条约的东盟对话伙伴国，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东盟也成为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地区组织。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总理提出加强双方合作的具体建议，“加强战略协作、丰富合作内涵、维护共同安全、密切人文交流”；“促进军事对话与交流，开展机制化的防备合作，继续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共同开发。中国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愿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这表明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与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国外学者强调，这不仅“限定于投资和贸易，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具有积极影响”，它“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福祉，而更重要的是能很好地预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在亚太和世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东盟进一步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加强和巩固东盟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和东盟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合作。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与东盟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东盟希望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广为整个东亚地区国家间的行为准则，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在中国首先加入这一条约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也相继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中国与东盟双方认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够在“由西方支配的决策过程中让我们的声音更响亮”，并可以“避免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贸易集团的牺牲品。”正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所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摆脱我们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依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进了东盟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东盟的实力，提高了东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亚太地区的其它大国为防止东盟与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的接近，采取措施，加强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东盟进一步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强化东盟在东亚与亚太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了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及其它自由贸易区的浪潮，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
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后，中国的建议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双方很快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并顺利达成协议。中国与东盟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的带动和影响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纷纷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且分别与东盟展开了谈判，从而兴起了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浪潮。
2001年以前日本对建立自由贸易区持排斥态度和反对立场，主张多边合作，但在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构想后，日本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政府立即制定和颁布了日本关于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战略。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访问东盟，主动提出要与东盟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同时，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3年10月，日本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2年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1年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韩国与东盟发表全面合作伙伴共同宣言，并于2005年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计划于2009年建立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美国也建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02年lO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并承诺，东盟成
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这被美方称之为“激励东盟方案”。此后，美国与东盟就自由贸易问题开展谈判并取得进展。2006年7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与东盟10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06年8月，美国和东盟签订《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简化双方办事程序，鼓励双方贸易流动，保护美在该地区的知识产权等。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指出，该协议表明美国重视东盟的长期经济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后，不但亚太地区大国提出与东盟分别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且，亚太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相互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例如，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2007年4月，美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韩自由贸易区。同时，亚太地区多边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在原有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合作形式，如2005年建立的东亚峰会。这些不同形式的合作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进一步揭示了有关国家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揭示了美国、日本、印度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为实现其共同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美国、日本和印度既调整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又调整其亚太政策，使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
随着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亚太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中国的发展又是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世界引力中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一根本转变中最重要的现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顺利进行，更扩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美国、日本和印度调整其亚太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日本加速推行与亚太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试图抵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与影响。日本首相小泉于2002年1月访问东盟，主动提出要与东盟建立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同时，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3年10月，日本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到东京举行峰会，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日本举办这次峰会的意图，日本舆论都认为：“日本在2003年主办东京会议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正在东盟急速扩大影响的中国。”同时，日本在加强与美国传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2005年3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访问印度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必须使印度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21世纪，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内是人口的减少，对外是与崛起的中国如何相处。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对我们有可能成为机遇，然而在安全和政治上……则有可能构成威胁。对此，重要的是首先要加强我们同东盟之间的友谊。……(同时)在人口上，能够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应对的只有印度，经济上也有充分的潜力。”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日本主张以包括东盟10国和中、日、韩、印、澳、新共16国组成的东亚峰会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对东亚峰会，日本力图把东亚峰会变为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国实行对华遏制战略，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为了实现其对华遏制战略，美国拉拢中国周边有关国家共同形成对华包围态势。美国的这种对华战略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对此，吴心伯先生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美国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化。”为了削弱中国的作用和影响，美国调整其对东盟和印度的政策。美国担心“东南亚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倾斜必然导致其相应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的倾斜。”对此，美国也提出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这一意图明显针对中国，“一旦东盟与美国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完成，那么其价值就远远超出中国同东盟的一系列协议了。”“这既符合美国的贸易政策，又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印度，美国放弃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对印度的政策，转而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
印度在加强推行“东进政策”同时，加强与美、日的关系。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印度加强同美国的合作，牵制中国。“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是试图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使印度成为“反对崛起中的中国的一个潜在的树篱。”为了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印度响应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建议，提出印日共建横跨亚洲的“繁荣弧线”；另一方面，印度在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上迎合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要求。2006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访问日本时在日本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提出印日共建横跨亚洲的“繁荣弧线”的主张。他说，日本和印度是“亚洲最大并且最为发达的民主国家”，日本和印度的伙伴关系“有可能创造一条横跨亚洲的有利和繁荣的弧线，为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打下基础。”曼莫汉・辛格声称，“印度人拉达・比诺德・帕尔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裁定二战时期的日本领导人未犯战争罪行的法官”，称赞“拉达・比诺德・帕尔战后做出的秉持原则的裁决。”曼莫汉・辛格的这一演说表明印度为了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不惜否认历史，在历史问题上站在日本的一边，与亚洲广大国家对抗，特别是与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最严重的中国对抗。
政治经济学的作用范文2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政治经济学的作用范文3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坎南、塔洛克等学者发展起一门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以及政治过程，并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传统政治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1]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领袖人物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关键的因素是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2]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3]因此，作者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或者说创新价值在于方法论的创新，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所称：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换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不仅如此，我们从丹尼斯缪勒对公共选择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其方法论的重要性。[4]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一)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布坎南把经济学的交换模式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因素。他认为经济学是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学者将这种观点用于对政治过程的观察，将政治学也看作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换范式共同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按照这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在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曾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二)经济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贡献，而公共选择理论者将这以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过程的分析：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等。(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它要探讨个人的偏好、决策、选择与行动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中是如何产生某种复杂的总体后果，即探讨个人选择如何加总为集体的选择而产生某种总体后果，这一过程在私人活动中表现为市场过程，而在集体活动中表现为政治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的这一方法论，集体行为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而政府被视为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机构。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假设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基础上，而西方的政治学则是假定个人是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的。这是公共选择学者对于这种传统政治学假定的否定是一种创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作为人，其行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政治家。因此，经济人可以用于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方福前教授在《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人，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未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支配个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动机都是多元的。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我们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 [5]
(二)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理论、官僚体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投票规则分析等理论都使用了大量的定量数学模型来推导结论，如：奥尔森在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采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 [6]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之一正是它指出了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都应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有成本和收益，一项好的政策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三)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也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个体的累加，试图从个体行为推导出集体行为，这实际是一种机械论。
参考文献
[1]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寻租理论，官僚理论和Acemoglu的政治科斯定理等。
[2]参见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2月，30页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8页。
[4]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政治经济学的作用范文4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经济学的作用范文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和哲学实现 哲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涵。在书籍中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另一种展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动着实践变革以及思想的动态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哲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为研究基础，以拓宽思想、政治、历史价值维度为只要研究手段，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分析视角，从而使更多的人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起源到现今的发展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经过时间的长河其发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缺少资本主义的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难以的进步，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十七、十八世纪主要的成果便是促进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结果，由于资本社会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开始反思，在不断的反思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运而生。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社会的转型，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多数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员出现。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对现今生活的启示
（一）发展过程
在传统的社会中，对于社会财富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法律的确认方面，也自然而然的将社会财富划分为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导致社会集体的共同利益被忽视。这种现象在哲学家的眼中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状况的，妨碍人民幸福以及生活品质，因此，哲学家往往热衷于帮助政府制定妨碍社会财富增长的有关法律。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形成《论共和国》一书中便提到了社会以及经济问题，对于社会中的财富一词也给出了相应的定义，说明财富的所有者是国家以及家庭，是经过加工的物资。这种对财富管理的理解有其片面性和不足性，这是的政治经济学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的不断发展，促使社会团体形成，导致公共的财产的使用要满足社会团体的需要，财富的管理要由个体财产产生共同利益。从而使财政以及政治经济学悄然形成。
在查理五世时期，内政大臣加强了对国家财产的重视程度，以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支配国家财产的基础，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起步。在亨利四世时期，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学被首次提出，其初步内涵是管理、控制以及自然法则，随后英国开始逐步使用这一新兴词汇，但在使用中偏好政治方面，从而创造了政治算数一词。在法国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学开始确立。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与国家资源的生产与分配相联。詹姆斯 斯图亚特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著作的书名，在其著作内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完全消除导致生活不稳定的因素，为公民提供必需品以及就业岗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关于立法家与政治家的学问。具体表述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的科学。亚当斯密是对政治经济学贡献最大的人，他从哲学角度建立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创造性的提出了集合政治、经济、伦理、社会的方法论，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目标。
（二）对现今生活的启示
政治经济学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改变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从人类欲望驱使转化为人类自我意识的驱使。在古代社会中为满足其感性需要转化为思想认知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其发展揭示了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并将矛盾上升为规律性的总结。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其发展过程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标志着世俗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对于现代化社会而言，构成其社会的主体是市民，市民是推动辩证运动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的运动提供了相应的指。在亚当斯密看来，市民社会的哲学界主要服务对象，国家在对市民社会的内涵理解上要从法律、政治方面过度到经济领域。亚当斯密认为市民的辩证运动主要体现在：个人需求的满足要与他人的需求产生联系，这样才能保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被打开的市民社会的一切偶然事件都是灵活的，唯一受到限制的因素是市民的理性。经济与哲学是不可拆分的整体，在政治经济学当中，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随时保持着哲学的思想、以及哲学的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改变了以帝王为国家所有者的治理理念，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治理术的改变，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的生活要众人的神火紧密相连。在政治经济学诞生方面，其诞生背景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升阶段，导致政治经济学存在一定的革命性，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而导致其存在一定的偏离现实的部分，马克思提出在十七世纪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国家，国家的整体实力的多少与财富呈正相关。这是一种伪善的形式，将财富以及财富的增值统一为国家的目的，然而对于现代国家的作用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阐述，揭示了其国家概念与阶级利益捆绑的属性。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到来以及李斯特、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代
十九世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产生了两位政治经济学批判人物李斯特以及西斯蒙。
李斯特是最早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其形成批判意识的背景是德国推行政治新制度，在推行中缺乏相应的理论作为制度推行的指导，缺乏辩证否定方法为基础，德国便难以形成相应的政治经济国民体系。在李斯特的批判中，重点批判无边界的国家主义，死板的唯物主义以及狭义的本位、个人主义。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表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怀疑。其形成批判意识的背景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指导的社会发展出现大量弊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社会上出现消费与生产的不平衡，劳务关系崩溃等。在西斯蒙第的批判中，重点批判在进行研究对象的预设时存在的错误，强调“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社会财富只是社会发展的手段。还对经济学家在进行理论预设时的根本错误进行批判，社会中的人尤其是穷人的利益和地位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要始终考虑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要在充分了解世界各国的现今利益以及特殊环境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各国发展自身的工业，在与其他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进行合作，是国家间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在贸易中增加其自身利益。还要注重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在衡量各国的发展情况中不能单单以世界主义为唯一原则，以及不能由于政治上的缘由，导致生产力的下降。
（三）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的社会批判，在其著作中存在一些传统的经济学价值观念，但从整体上还是存在一些积极意义的。在对政治经济学中对于研究“物”而不研究人的批判，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在经济领域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目的，在论述中准确的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同时也揭示了在多年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学说与科学性发展背离的现状。西斯蒙第还对劳苦大众在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地位以及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尤其对政府制定的经济、政治政策进行批判，在批判中展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责任。西斯蒙第的论述中完全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公众利益，他主张通过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对经济自由进行宏观调控，从而限制经济的自由。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历史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历史性的具体体现是其本质特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特征是追溯观念形成发展的谱系关系的批判，注重自我本质的进一步澄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要时刻注意将时间串联起来，马克思在进行时间的串联时，发现前现代与现代的本质区别，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核心。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人类学笔记》再到《资本论》，这些著作的产生，说明马克思一生都在为政治经济批判作出贡献，同时这些著作的诞生也为后人正确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理论指导。在其理论著作中充分体现唯物历史观，注重将规律融入现实社会中，侧重思想、制度、历史演化维度的研究。由于其对规律的追问，导致经济范畴的诸多观念的绝对性以及永久性被打破，形成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规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其理论并非是从经济学到经济领域的批判而是采用另一种方式，从哲学领域去批判经济领域，重述历史发展观，对经济本身具有的范畴进行合理的扬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对经济领域的所有事件进行批判，而是对特定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活动发生的背景进行哲学领域的反思，从而揭示经济活动的内在矛盾。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是哲学辩证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哲学辩证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进一步展示唯物辩证法在“生成”范畴的哲学道理。对“真”的求知过程便是对资本主义发簪规律的发现过程。在求“真”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的实质。而“生成”是哲学范畴，是历史辩证法的范围，在“生成”中认识社会发展的认识论原理，发现经济领域的谱系关系，从而发现经济发展的规律。“生成”范畴的使用多数在研究时间生长点的绵延的历史进化意义，以及逻辑运动中，在人与自然的进化关系哲学量化也通常采用“生成”。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哲学辩证法的主要特征之二是注重从简单入手逐步上升到复杂的逻辑辩证法。马克思对逻辑辩证法的叙述中表现为完整的进行表象的蒸发是抽象的规定，其中抽象的规定在进行思维分析中完成具体的再现。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是无产阶级活动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对无产阶级的判断主要通过，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及面对规律应当如何行动进行判断。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也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在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科学性以及阶级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产阶级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包含唯物历史观、辩证法、哲学思想以及经济学思想，在充分的融合中产生不断完善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意义在于其充分的解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从人的精神世界反思极端学说。解释资本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只有从人类的精神世界分析资本，才能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了解资本的真理，从而获得人类精神与理性权威的统一。在现今社会的发展中，虽然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但要时刻保持多财富本身的批判，人类欲望的驱使会导致货币的变性，而货币的异化会导致文明社会的奔溃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对立。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批判要自觉运用其形式，认真对待相关著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社会中出现的生产问题、财产问题以及经济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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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作用范文6
1．具有凝心聚力的作用。在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必须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将协调企业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通过正确的理念正确指导企业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目标正确引导下，对企业发展进行认真规划，不断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益，凝聚企业职工的向心力，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2．具有解决化解矛盾的作用。企业内部环境的和谐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矛盾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形成强有力的核心凝聚力，建立和谐的干群关系以及内外部环境。
3．具有文化育人的作用。严抓职工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逐步完善企业内部的思想政治，调动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企业经济发展，这极大的体现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始终都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用文化达到与人的目的。
4．具有提升能力的作用。在当企业领导人员为企业职工做思想工作时，又要注重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发展能力以及决策能力，以便提高企业的科学发展能力，从而更好的将思想政治工作换变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动力。
二、如何将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善发挥出来
1．建设一支用政治促进经济发展的队伍。
1．1建设一支既懂经济又懂政治的高素质队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领导既要动的如何去经营，又要正确把握好政治的发展方向。借助政治与哲学方法有效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企业的领导者要不断学习关于理论知识。身为企业的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定期组织企业人员学习，不断充实企业职工的思想。
1．2建设一支能够使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衔接的政工队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否可以顺利融入到企业经济发展工作中、是否能够为经济工作提供服务、是否可以进一步促进企业经济发展，关键是要看企业内部的政工干部的整体能力以及整体水平高低。一名高素质的政工领导，必须要有广阔的胸怀，并且又要熟练掌握政治理论知识，以便提高政工的素质水平，制定出完善的政治理论学习计划，正确引导企业职工进行学习，特别是要把政治理论工作中的精华部门传递给企业每一个政党干部，通过个人的魅力以及个人素养引导着每一位职工。因此，在实践工作当中，要求企业内部的政工干部必须要认真做好“三多一少”工作，也就是说要更多的去学习政治理论与经济发展知识，更多掌握各项技能；制定出更多科学、合理的关于政治理论学习计划，指导企业政治理论学习方向；而“一少”则指的是少务虚，不能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过于简单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出企业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完全消除企业职工中一些狭隘思想，例如：不关心企业经济发展状况，不关注企业经济发展变化等。而是要求企业内部的政工干部，要通过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企业经济的发展，即使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经济发展当中，对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予以修正，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以便加快地区经济和国家经济都能飞速发展。
2．创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在新发展形势下，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经济发展工作中的一个有效对策是要结合企业发展情况，创办多种形式的活动。而关于此类活动的开展，既能够把企业职工由沉闷工作中解救出来，又能够增强企业职工的凝聚力。然而，文化活动既能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又能够鼓舞职工的士气，增强职工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因此，现阶段，企业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只是要学习相关的政治理论知识，而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更好的融入到企业活动当中。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