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的认知范文1
随着经济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与重视,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为了了解企业和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情况,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此次调查分为企业部分与公众部分两种问卷分别进行,采用概率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在问卷的发放过程中,遵循随机原则,力求所得到的数据真实可靠。企业部分问卷共发放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问卷回收有效率87.14%;公众部分问卷发放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43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8.0%。
一、您是否了解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与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总体不高,选择“很清楚”及“有一定了解”的比例相对较低。具体数据如表1和图1所示。
二、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哪些内容(可多选)
如图2所示,企业及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认知较为一致。各项数字反映出中国企业逐步开始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是企业及公众认知度较高的企业社会责任组成部分。慈善责任在企业及公众中认知度都明显低于其他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这说明慈善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较高层次的责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待企业及公众的进一步了解和认可。
三、您是否了解如下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可多选)
调查显示,企业及公众对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认知度均较低,企业及公众对《国际劳工标准》、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SA8000认证》等概念较为陌生。在回收企业问卷中有50.2%的被调查者选择没有听过相关概念,在回收公众问卷中这一比例更高达53.1%。在有认知的被调查者中,除《国际劳工标准》公众认知略高于企业认知外,其余两个概念企业认知好于公众。这说明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略好于公众。但是由于这些概念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及公众对此比较模糊。具体数据如图3所示。
四、您听说过以下哪些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可多选)
通过调查,企业及公众对这些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机构或组织较为陌生。如图5.13所示,企业及公众均有接近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没有听说过上述国际机构及组织,听说过这些国际机构及组织的企业及公众所占比例很低。但社会责任标准组织了解程度相对略高,这与近几年SA8000的盛行有较为直接的关系。此题的结论再次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认知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您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什么积极意义(可多选)
通过对企业及公众统计结果比较可知,“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得到了企业及公众的普遍认可,被企业及公众认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的最主要的两种积极意义。其说明了企业及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的积极意义给予大力肯定。“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通行证”在企业及公众间具有一定的分歧。企业将其列为仅次于第三位,而公众选择该项比例较低,列为最后一项。由于企业员工在工作别是在进出口贸易中更多地接触到SA8000认证等国际标准,了解其对企业的重要性,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一积极意义更为认同。具体数据如图5所示。
六、您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有何影响(可多选)
对于跨国公司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企业以及公众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分别有64.6%的企业问卷及66.5%的公众问卷选择“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居各选项之首。较少的企业及公众选择“对我国企业发展不利”,分别仅占11.5%及19.5%。具体数据如表2和图6所示。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2
施拉姆把电视文化视为一种新型的公共传播方式，认为“电子传播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潜在的信息渠道，这些渠道可以通向多得难以置信的受众，可以冲破国家图书馆的栅栏，向平民百姓传播信息，可以通过示范表演，来教授复杂的技巧。可以在演讲时几乎得到面对面的传播效果”。
电视文化通过其导向、审美、娱乐和消遣功能达到影响、建构人的社会认知的作用，电视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层面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推进整个民族的文明进程。
本调研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在中南民族大学内对全日制本科一至四年级学生随机抽取管理、文传、经济、电信、法学等6个学院10个专业的被试共计700名，发放问卷700份，回收统计有效问卷590份，占总比例的84.3%，符合有效分析要求。所涉被试包括大一164人、大二270人、大三68人、大四84人，其中男生250人、女生338人。
调查问卷分析结论
对有效问卷，笔者用SPSS17.0专业数据处理软件进行梳理发现，电视文化对大学生确实产生了影响，调查显示，有72.5%的被试认为电视文化对自己产生影响，只有10.2%的被试否认有影响，另17.3%的被试则对此表示不清楚。
当代大学生接触电视文化的渠道较为多元化，囿于在校住读的特殊性，网络收看各种视频节目已然成为其主要的渠道。调查表明，直接通过电视收看节目的仅占25.1%，而74.2%的被试选择网络平台收看（其中47.1%通过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收看，5.1%通过SNS网站转帖收看，22.0%通过网络电视收看）。
电视节目对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宏观效果看，被试承认电视在提升其对党的拥护度（64.1%被试选择）、对国家的自豪感（66.4%）、对政府的信任感（56.6%）、对政策的满意程度（51.5%）、对正确了解西方（欧美）国家的真实情况（51.7%）上存在明显的正向增强效果；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电视节目在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增强爱国情操上作用较为明显；另外，在建构其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层面，49.8%和41.2%的被试承认电视增强了其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度。在微观层面，70%以上的被试肯定了电视在提升自己目标的坚定程度（72.0%被试选择）、个人政治信仰（73.9%）、个人品德修养（71.5%）、个人是非判断力（74.6%）上的正向增强效果和作用；69.5%的被试认为电视帮助其提升了个人媒介素养。
不过，通过电视这扇窗户，大学生们看到了现实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连篇累牍的关于房价居高不下、医疗教育成本过高、物价上涨、就业率大幅下滑等报道让大学生虽身处校园却倍感危机，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们，看到相关节目报道越多者，危机感、紧张感越强，46.6%和44.6%的被试认为电视降低了其对生活和自我的满意度。
同时笔者也发现，尽管大学生对充斥电视荧屏的综艺娱乐节目并不排斥和反感，但却普遍认为这些节目对其个人艺术修养的提升影响不大（55.3%的被试对此持负面评价），问题则集中反映在节目的同质化倾向严重、形式哗众取宠、内容媚俗低俗上。
在对电视节目的各种功能的履行之评价上，大学生表现出一致的宽容性，对电视在舆论监督（24.1%的被试认为做得好，49.5%认为做得一般）、信息传递（在传授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国内外优秀文化、体育、卫生等动态信息和成就，介绍政治和经济政策，提供生活服务，引导大众消费等方面，20%以上认为做得好，50%以上认为做得一般，有待提高）、娱乐大众（在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需要上，37.3%的被试认为做得好，52.2%认为做得一般；在提供人们精神、艺术上的享受层面，25.4%的被试认为做得好，53.6%认为做得一般）等社会功能的履行上，大多数都保持平和的心态，对其所作的贡献做出较为正面的评价，这说明，电视通过履行其基本权责来建构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认知体系上还是受到大学生肯定的。但是，电视给大学生带来心灵慰藉的功能似乎并未获得大学生的肯定，45.1%的被试认为在此项上电视对其没有影响，而仅有38.0%的被试对此持肯定态度，可见，电视文化在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方面还是前途漫漫，任重而道远。
在所有的电视节目类型中，大学生对电视剧较为偏爱，在平时的收视过程中，大学生们一般不会特别偏重哪一个地区或者哪一种题材的电视剧，而是比较理性的以电视剧本身的质量为选择收看与否的标准。看电视剧，除了满足休闲娱乐的基本需要之外，很多大学生也将其作为了解历史、了解社会的辅助范本。尤其是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在所有大学生收看电视剧的类型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达到67.1%，而从中，他们或多或少都能学到或者以此为鉴对自己的生活、学习进行重新定位：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大学生们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63.6%的被试选择）、对自己生活方面的调理（63.1%）、对朋友的选择（51.9%），以及对自己目标的重新规划（70.7%）；在对爱情婚姻的重新认知上，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对大学生的影响并不明显（选择此项的仅为10.5%）。许多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将各行各业的运行规律通过艺术化的处理之后呈现在大学生面前，成为其间接了解不同职业的窗口，而对这些职业题材电视剧对自己的影响，大学生则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47.1%的大学生认为从各种职业剧中了解了不同领域的情况并对心仪的职业领域更加向往；而同时43.1%的同学则认为，艺术化处理后的职业领域和现实生活反差较大，在剧情设置上，为追求可看性，剧情常常有意放大人际矛盾和职业矛盾而相对淡化各个领域工作的繁琐复杂性；且一般对职业剧评价较高的是低年级学生而评价较低的是高年级学生，这和大学生随着学习实践经验的加强而日益提升其社会评判理性的规律是相一致的。
另外，在电视节目以及电视剧中出现的一些暴力、类色情镜头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等镜头，大学生都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性。70%以上的学生都能接受类似镜头。而且他们对此类镜头的评判十分理性，认为只要符合剧情或者节目可看性的需要，经过艺术化的处理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反对为暴力而暴力、为色情而色情的镜头出现，认为这些对自己以及大众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要对此持慎重态度，而在不良生活习惯类镜头对自己的影响上，大学生更倾向于保有自己原始的生活习惯而不会盲目跟风。
建议与对策
加强电视节目的现实针对性、客观性、思辨性，用优质的节目和隐喻式的手法构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认知。调查显示，通过时政新闻、新闻评论等电视节目载体帮助大学生打开一扇认识社会、了解国政的窗户对大学生政治素养的提高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而调研数据也显示了相关节目在提升大学生对党的拥护、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上的正向作用；而这些节目的共同点就是节目信息具有现实针对性、素材丰富、逻辑性强，富有思辨色彩。
另外，信息的传播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也很大，大学生是一个有自己的判断、钟爱思辨的群体，单向度的传播容易引起其逆反心理，而双向传播、隐喻式的表达更易吸引较为理性的大学生群体，所谓“隐喻”是“通过彰和显、前和后的关系来揭示事物的本质”，通过隐喻的手法，电视输送庞大而复杂的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看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态度，但就在这半拒半迎的过程中，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得到了建构。“电视力图建构一个理想的主体地位，并让我们去占领；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了，就能感受到意识形态上的快乐，使我们再次体验到主流意识形态实践的明显作用。”①隐喻首先可以通过树立榜样来实现。班杜拉认为，学习是以模仿为基础的，是实现个体行为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模仿可以通过奖赏等外部强化方式、观察学习体验模式来获得，从而形成与模仿一致的行为，即“替代性强化”②，在其中，榜样是无形的力量，电视通过这种榜样的模型来强化人们的价值认同，在大学生的青春偶像崇拜中，榜样的作用通过电视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塑造榜样外，隐喻更能通过强化观念、建构认知来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建构。学者索菲亚认为：“通过观众对思想的一致性、关联性和冗余性的要求，电视节目也许能组织人们的信念和思想框架，使其变得更具体、更过硬。”③伯格纳也发现，看电视较多的人（“重度收视者”）比起“轻度收视者”更易于接受电视所建构的社会现实来看待世界，④由于隐喻机制的作用，电视叙事逻辑不仅家庭化，而且人情化；近年来，新闻节目中，以人情味为主打的故事和轻松、明快、幽默的传播方式引起了观众，特别是大学生们的共鸣。通过这种方法，传媒借助叙述技巧的娴熟运用来传达情感诉求和价值诉求，潜移默化地避开了直接说教灌输的生硬性而达到传递主流价值观，重塑大学生价值体系的作用。
开拓电视节目的网络收视通道，主动占领年轻群体的收视阵地。大学生群体囿于收视环境的特殊性，通过网络收看电视节目就成为其主要收视途径（74.2%的被试用网络收看）。且即使能接触到电视媒介，大学生也因为电视荧幕中插播的广告过于繁多而将收视的重心转移到网络上。对此局面，我们的电视媒体要利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努力做好专属网站的建设工作，例如凤凰网、央视网、火凤网等电视台直属网站应提高网站内容的更新频率、加强专题视频节目的建设并利用有效的互动方式如论坛、微博等吸引大学生的目光。另外，目前三网融合的试点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在内容为王的时代，电视媒体可以趁此时机拿出优质的节目占领网络视频这块高地。
加强电视节目的现实叙事、日常生活叙事策略对大学生社会认知的示范作用。调研发现，通过收看现实题材电视剧以及关注点落脚于现实社会的节目并从中找到可以参与认知现实世界、融入当代社会的途径和方法是大学生们看电视节目的目的和基本动机之一。鉴于此，笔者认为，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应该与时俱进，加大反映现实的力度，坚持日常叙事策略在电视节目制作中的比重。所谓“日常生活叙事，就是以日常生活为核心，围绕日常生活进行文本构建、意义阐释和审美表达”⑤。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常生活的“生活流”，构成了屏幕上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叙事的“叙事流”。任何一种艺术都不可能像电视剧那样如此生动、逼真地“复原”、“复活”现实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大学生们对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追捧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吧。从《士兵突击》、《杜拉拉升职记》中，大学生们学会了隐忍、坚持、适者生存；从《金婚》、《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大学生们看到了对爱情的坚守、对家庭的责任和对生活的乐观；而从《纪录》、《商道》等关注社会写真、创业故事展现等电视节目中，大学生们看到了更真实的社会，也有助于其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社科类研究项目（项目编号：YSQ10021）以及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b095）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约翰・菲丝克著，祁阿红、张鲲译：《电视文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3页。
②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③索菲亚・利文斯通：《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④郭中实：《涵化理论：电视世界真的影响深远吗？》，《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
⑤衣俊卿：《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农民 认知 认同 践行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概括了其基本内容。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概念，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①
2012年11月，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②”农民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数最多的基本依靠力量，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接受度。因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全局，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基于这一迫切的现实需要，课题组通过对广西藤县农民进行抽样专题调查，以期掌握农民的思想政治状况，从而为深入开展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供有益参考。
广西藤县农民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藤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典型的农业县，全县人口103.69万，其中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0%。本次调查以藤县农民为系统调查对象，力求使本次调查具有更强的代表性。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共发放2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0份，问卷有效率为85%。作为本次调查对象的农民，是指持有农村户口，以种殖、养殖等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
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6.8%，女性占33.2%。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以41～50岁的中年人为主，其中：15～20岁占9.1%，21～30岁占3.7%，31～40岁占18.3%，41～50岁占38.4%，51～60岁占14%，61～70岁占11.6%，71～80岁占4.9%；被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其中：中共党员占8.6%，共青团员占9.8%，民盟盟员占0.6%，农工党党员占8.6%，无党派民主人士占1.2%，群众占71.2%；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其中：本科占1.2%，大专占2.4%，中专和中技占4.2%，高中占10.2%，初中占43.1%，小学占34.7%，文盲与半文盲占4.2%。
从上述调查来看，本次调查涉及的农民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的层面很广，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广西藤县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和践行现状和趋势。
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和践行
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现状。调查显示，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有一定认知，但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体内容的认知不系统、不全面的。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整体认知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基本内容的了解情况较差，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认知缺乏全面的把握。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时间回答正确的仅占30.6%，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时间回答不正确的占69.4%。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全部了解的为少数农民，对其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内容能全部讲出来的则没有一个人。其中：非常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仅占3.8%，比较了解的占6.3%，了解一点的占45.6%，不了解的占44.4%。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内容的认知情况为：知道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占13.4%，知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占28.5%，知道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的占12.3%，知道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占13.2%。
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方面的认知呈现片面性。农民对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指导思想的认知不清楚，选择“应该”的仅占30.8%，选择“我不知道”的占57.7%。农民普遍认为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制度好的占70.6%，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好的占8.6%，选择我不知道的占20.8%；肯定在当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仍然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占43.6%，选择过时的占10.4%，选择说不清楚的占31.9%，选择作用很小的占14.1%。农民在文化的认同上普遍存在实用主义倾向。
对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的认知较好。对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的认知上，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占68.6%，认为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占28.7%，认为是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占2%，认为是西方特色资本主义的占0.6%。农民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认知不清楚。有人说：全世界都在搞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在搞资本主义，赞同的占5.2% ，不知道的占49%，不赞同的占45.8%。
农民对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核心认知不准确。认为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核心的仅占35.5%，而认为是勤劳勇敢和无私奉献的占26.2%，认为是自强不息和与时俱进的占22.7%，认为是团结统一和勇于创新的占15.7%。
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容的认知不全面。大多数农民认为有必要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认为有必要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占67.1%。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认知不全面，其中：知道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占29.6%；知道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占20.5%；知道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已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背信弃义为耻的占24.9%；知道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占24.9%。
以上调查结果说明，我们的政府、宣传教育部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缺乏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力度，导致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认知出现片面性。
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现状。调查显示，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部分内容认同感较强。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主流，但部分农民信仰缺失。调查显示：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根本指导作用的占40.1%，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共同思想基础的占48.4%，赞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占46.9%。但是，农民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宣传教育形式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远离老百姓生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存在广泛认同，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上的认知模糊。农民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可党的领导，但对于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缺乏信心。同意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仅占27.6% ，不同意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占3.9% ，现在难以判断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占47.4%，没想过的占21.1%。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认同度较高，其中：同意的占78.1%，不同意的占4%，现在难以判断的占2%，没想过的占15.9%。
农民高度认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论及从修筑公路到农村电网改造，从农业税减免到种粮补贴，从家电下乡到农业机械补贴，从农村社会保障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认为自己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日子越过越好占85.8%。
农民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其中：认为有前途的占73.5% ，没前途、死路一条的仅占2.7%，不关自己的事、自己过好日子就行了的仅占4.1% ，没想过的占19.7%。
在社会制度的实行问题上农民的实用主义倾向明显，其中：在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只要民富国强就行的占51%，不同意的仅占28.5%，现在难以判断的占12.6%，没想过的占7.9%。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逐步融合、走向趋同的占17.9%，不赞同的仅占16%，而说不清楚的竟占66.1%。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目的的看法漠不关心，认为那是国家的事。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目的的看法上，认为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竟占33.8%。农民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首先官员现象的存在，其次是部分领导干部和教育者不信仰共产主义，再次是不能解决自己的实际困难。
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方面：高度认同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农民一致赞同、拥护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其中：认为改革开放有前途的高达87.6%，没前途、死路一条的占0.6%，不关自己的事、自己过好日子就行了的占 4.6%，没想过的占7.2%；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占48.3%，改革开放使农民过上了好日子的占41.6%，认为改革开放不应该的仅占4.7%，认为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侵蚀和毁坏的占5.4%。
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认为社会主义（下转129页）（ 上接37页）荣辱观与我国传统美德思想是一脉相承，同意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得很实在。
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部分内容的践行状况良好，但有部分农民由于受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等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缺失、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科学精神缺乏、个人主义思想盛行等问题。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农民做得相对较好的首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次是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愿意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的农民不到半数，跟风现象严重。其中表示愿意的仅占38.8% ，不愿意的占1.3% ，看情况的占32.2% ，表示自己跟风的占27.6%。
在信仰方面，呈现多元化，凸显主体性。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态度上，受调查的农民有一半表示坚信，这显示了共产主义对农民的吸引力。调查显示：信仰共产主义的占到 49.4%；信仰自己的占21.5% ；信仰佛教的占9.5%；信仰道教的占0.6%；信仰龙母的占1.3%；信仰天主教的占1.3%；信仰金钱的占3.2%；信仰权力的占1.9% ；信仰神灵的占2.5%；而没有自己的信仰的占8.9%。
在理想方面，农民主要侧重生活理想，政治理想严重弱化。部分农民愿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努力奋斗。调查显示：理想为生活安逸、家庭幸福的占29.1%；国家富强、民主、和谐、人民的幸福的占24.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占14.6%；做个有钱人的占10.4%；做个好人的占9.1%；找个漂亮老婆，钓个金龟婿，有房子车子票子儿子的占4%；做大官的占1.2%；而理想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仅占6.9%。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农民认同并愿意为之努力奋斗的人数占42.1%，只是赞成这一理想的占29.3%，认为那是政府的事的占31.4%，否认这一理想的占4.3%。
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部分践行情况较好，存在着差异性。在身体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上，完全能做到的占24.8%，能部分做到的占40.9%，不行的占5.4% ，说不清楚的占28.2%，与自己无关的占0.7%。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时，荣辱分明，民族自豪感强。当听到神舟九号圆满完成太空探索任务时，非常自豪和比较自豪的占到84.6%。
在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方面，科学观念深入人心，勤劳节俭是主流，但部分农民存在封建迷信行为。在种田、种植、养殖上表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占48.2%，认为致富靠自己的能力、科学技术和勤劳的占63.6%，而认为致富靠自家风水好的仅占2.9%，靠菩萨和神灵保佑的仅占1%，靠命好的仅占5.3% ，靠胆子大的占2.4%，靠买的仅占0.2%，靠打牌的仅占0.4% ，靠违法乱纪的占0.2%。在自己或者子女、亲戚生病时，选择看医生的占76.7%，但有少数农民相信封建迷信，如算命的占5.7% ，认为自家风水不好的占1%，认为命不好的占12.4%，拜神的占3.1% ，请巫婆或巫师给碗神水请道士驱鬼的占1%。逢年过节，农民以拜神拜祖宗为主：拜神占28.7%，拜祖宗占29.5%，走亲戚访朋友占22%，其他占9.4% ，集体劳动占5.5%，参加文体活动占4.7%。在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已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背信弃义为耻这一荣辱观上，团结互助观念弱化，诚实守信依然是主流。课题组调查“到了农忙季节，缺乏年轻劳动力，忙自己活的人占41.6%，经常相互帮忙仅占37.2% ，偶尔帮忙的占21.2%。”而在调查“卖东西的时候，不会短斤少两的占70%。”在“金钱和道义上认为两者都重要的占63.9%。”在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一荣辱观上，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主流行为。调查显示：当家里人跟邻居、别人起了冲突，处理的方式靠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占61.7%。在婚丧嫁娶时勤俭节约的占83.1%。
【作者为梧州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度广西高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关于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以广西藤县为例” 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现在已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环境污染、道德滑坡、利益摩擦、心理失衡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管理环境面临严峻形势，这对新时期社会管理理念、手段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各级政府亟须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旧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内容、方式、模式和机制，建立适合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而要建立社会管理的新格局，就应该了解各类群体对社会管理的认知和看法，以便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在众多的群体中，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群体长期是被忽略的对象，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一、研究源起与研究设计
站在政府管理的角度，国外社会管理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总体而言，由于西方国家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基本是在“国家-社会”已经充分分离、社会自组织和社会管理能力较高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因此在西方国家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专门的政府社会管理研究领域，他们对我们所说的社会管理内容，基本上是以社会政策来替代，或等同于治理理论出现后的地方治理。在内容上，社会政策取向的研究主要强调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重视发挥社区、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重视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地方治理取向的研究主要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功能互补作用，共同服务于社会公共生活，代表性的研究有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倡导的治理结构的立宪改革、皮埃尔?卡蓝默提出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合作伦理建构等。这两个取向的研究为我国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就国内而言，社会转型期以来，伴随二元社会结构、单位制与差别户籍制等制度结构的改革，我国溢出社会管理体制的问题越来越多。剧烈转型而产生的社会断裂、阶层冲突和福利、就业、安全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管理问题越来越成为执政党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政界明确将其纳入政策纲领中。例如，党的十六大明确将其概括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开幕式上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管理科学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学界则出现了若干以“社会管理”为主题的专项课题研究，① 陆续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主题主要集中在：（1）关于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概念与内涵的阐释，这些阐释经历了狭义、广义到全面界定三个阶段。研究表明，学者们对社会管理内涵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或政府）中心论”正在向“多中心”社会管理观过渡，内涵也扩大到了社会自我管理与社会自治。[1] （2）对社会管理合作主体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的研究、对政府社会管理重要合作伙伴的社区和NGO的研究。[2] （3）对我国社会管理改革路径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社会管理改革路径的研究有关注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径、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和谐社会的路径、治理的路径、社会权利导向的路径以及仲裁的路径。② （4）对涉及社会管理结构、方式的基层民主治理、信任、听证、户籍制度改革等具体社会管理行为及创新的研究。[3] 以上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多方面，为社会管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和理论依据。
综上可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不同，研究背景不尽相同，学术界在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社会管理的概念、内涵、内容等一些基本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形成了研究的丛林状态，存在以下有待改进之处：（1）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理论上研究社会管理的成果较多，通过实证调查手段研究社会管理的成果屈指可数，即使有，也主要是对案例的实证调查和追踪分析。例如，陈振明对福建省和厦门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方法和途径。[4]（2）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是对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过程、规律和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对某一群体对社会管理的主观认知的调查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3）从研究对象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以社会管理本身的运行规律和运行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民众对社会管理的基本看法和认知为研究基础，鲜有涉及公务员领域。即使有涉及，抽样的也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没有对专门执行社会管理政策的基层公务员进行调查。例如，李德、于洪生2011年7月到12月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这一主题，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对前来学习的15个班次的306名县处级以上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5] 也就是说，目前学界对社会管理少有的实证研究基本没有涉及基层公务员群体。事实上，基层公务员是我国社会管理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他们长期战斗在一线，与民众面对面地接触，对民众需求、管理需要和社会矛盾比较熟悉，对基层社会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有切身的体会，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该如何创新有明确的认识。因此，以他们为调查对象，对社会管理内涵、过程和规律进行研究，有利于切中社会管理的要害、突出社会管理的难点、强化社会管理的重点、明确社会管理的改革方向和改革途径，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可见一斑。
为此，2012年7月至2013年4月，为了更好地完成相关项目，我们利用到各地党校系统培训班做讲座的机会，对贵州省省委组织部培训中心和贵州各地州（市）州（市）委党校培训班学员、江西省国税局公务员、广州市物价局公务员、三亚市委党校培训班学员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共获取有效问卷370份，经过逻辑筛查，剔除不合格问卷8份，最终获取有效问卷362份。其中，贵州省问卷数量最多，有217份，占59.9%；接下来依次是海南省70份，占19.3%；广东省40份，占11.1 %；江西省35份，占9.7%。本次调查的公务员均为县处级以下的科级干部、股级干部或普通公务员，这些公务员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们的具体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无论从年龄、性别、民族、收入、政治面貌和所属单位性质来看，被调查的公务员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强化控制：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管理的认知偏差
按照郑杭生的解释，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可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狭义的社会仅指作为整体社会组成部门的第三部门。而社会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回顾历史发现，我国和西方社会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演变上有不同的模式。西方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界限比较清楚，一开始就是并立而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领域逐渐分离成市场和公民社会两大领域，这使得西方国家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领域层次分明、界限清楚。就我国而言，受等级观念的影响，传统社会是己、家、国同构的社会。在此背景下，己的管理、家的管理、国的管理是统一的，社会管理的实质也就是对国和家的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但国家仍然占据了巨大的空间，整个社会被笼罩在全能政府或单位制的“光环”之下，此时的国家和单位社会也是统一的。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确立，政企、政社、政事逐渐分开，原有的单位制逐渐打破，市场和公民社会分化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社会管理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指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管理的过程。[4]40
其实，作为社会管理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基层公务员群体对社会管理内涵的认识与上述学界的新观点是一致的。64.9%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管理的内涵是“实现社会自治与社会自我管理”，这一比例比认为社会管理的内涵是“维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控制”的高25.8%。正因为大多数人认为社会管理的主要内涵是实现社会自治和社会自我管理，因此，有高达81.6%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培育多元主体，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管理”，仅有18.4%的人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由于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培育多元主体，因此当我们问及“您认为党和政府提出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最重要的是什么”时，被调查公务员认为在中央提出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中，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比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更重要，百分比依次为60.2%、25%、14.2%和9.7%。由此看来，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管理基本内涵的认知与学界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如此，基层公务员在社会管理具体问题的认知还是存在一些偏差，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将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简单等同于“维稳”
当代社会，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并存，再加上部分地区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理位置偏僻、群众文化素质不高、基层公务员执政观念比较落后、社会组织自主性较弱、公民社会极不发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等事实，基层公务员认为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维稳”，占67%；而解决民生、保护权利、倡导民主、培育社会自主性等内容合计占33%。这说明，被调查公务员对社会管理内容的认知有偏差，这种偏差将“维稳”当成了社会管理的首要内容。贵州省铜仁地区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毕节市的“三级联动视频截访模式”以及瓮安的“违法犯罪青少年帮教制度”等典型社会管理案例，无一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其实，将社会管理的内容简单地等同于“维稳”是对社会管理的误读和扭曲。诚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目标之一，而政治稳定才是社会稳定的本质，政治稳定与政权的公信力有很大关系，因此那种为了维稳扼杀群众权利（如群众的上访权）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反而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应该看到，一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被社会自我消化和自我排解。更何况，社会管理还有协调关系、增进福利之目标，片面地将社会管理维护的社会秩序理解为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不把保障群众权益放在首位，这是消极维稳观。当然，我们不能妄言既有的维稳体制有多大的效果，政府确实也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以提高应对能力。事实是，在既有的维稳体制下，政府面临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6]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公共安全支出的情况看出。2007年至2011年五年间，全国财政决算支出中公共安全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89%，远远高于GDP、公共服务支出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其中，2011年，全国省均公共安全支出为169.91亿元，国防支出才6.4亿元，公共安全支出是国防支出的26.5倍。[7] 可见，维稳已成为新时期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在此指导下，各地政府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除了设置诸如“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等相关机构处理维稳事务之外，在敏感时期更是动员众多部门乃至社会力量一齐上阵，层层承包，分头负责，力保本辖区内平安无事，为此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谓不计成本。[6]正因为公务员将社会管理简单等同于维稳，因此，当问及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53.7%的被调查者认为主要是在具体工作中有一些新思路、新方法的改变，24.9%的被调查者认为该省政府在社会层面进行了一些合乎民意的改革，但对于政府层面的改革，被调查者则持保守的态度，仅有5.9%的人认可。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被调查公务员认为主要是局部的、方法上的创新，而对新型社会管理格局要求的政府层面的改革和民众要求的社会层面的改革则较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沉重和缓慢，这对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形成是极为不利的。
（二）认为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强势政府
历史和实践都证明，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这是源于人们价值认同的分歧。而之所以会产生价值认同的冲突，与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利益主体多元化、多元价值存在和主导价值观缺失有莫大的关系。与此同时、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最终会影响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社会矛盾由此爆发。那么，在基层公务员的观念中，目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严重吗？有54.2%的被调查者表示，目前的矛盾冲突比较严重，但仍有36.7%的被调查者对目前的矛盾冲突比较乐观，认为不严重。而不管严重与否，都会涉及政府如何处理矛盾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追问被调查公务员“您认为地方政府处理社会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时，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是行政不作为、过于软弱和缺乏公正，分别占57%、48.3%和45.9%，而民众印象中的滥用权力和违背法制反而降到了最末位，仅分别占39%和26.7%。贵州省的公务员更是将“过于软弱”排在了第一位，占55.4%。也就是说，在政府公务员自身看来，是因为他们处理社会矛盾的手段太弱才导致了很多矛盾没有处理好。这让我们想起一些官员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提出“强势政府最重要，政府只有强势了才能解决社会矛盾”的言论。我们无法指责这些官员的观点，因为毕竟他的立场和学者不一样，但是太阳和风的故事告诉人们：强势手段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管用的，在大家理性的时候，暖暖的阳光更容易让人自觉地脱下外衣。也就是说，如果解决的是颠覆社会和通敌卖国这样的民族矛盾，强势政府很有必要，但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手无寸铁的人民，防暴警察等凸显强势政府的社会管理手段，还是少用为好，否则会更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社会冲突调节机制越有效，冲突烈度越低。[8]176当前，我国采取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制度设计，这为冲突发生时官员的瞒报、漏报、虚报提供了温床，其结果是往往错过了冲突调节的黄金时期，酿成高烈度的社会冲突。因此，被调查公务员将“强势政府”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强化政府权力的使用，弱化政府责任的承担和社会组织机制的培育，这对提升我国各级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是极其不利的。
（三）认为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是社会控制
社会管理内在地包含着服务，服务型政府的宗旨要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必须以社会服务为中心，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9]然而，从我国各级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具体做法来看，传统社会管理的控制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经验材料一再表明：我国各级政府注重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如建立社会风险预防评估机制、加大信访排查力度、关注民生等。但事实是，现有的做法主要是一种消极控制，对源头治理的作用不大。这一点从基层公务员的回答中可见一斑。当问及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是该以社会控制为主还是以社会服务为主时， 56.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社会控制，43.7%选择了社会服务，选择社会控制比选择社会服务的公务员多1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公务员认为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还是社会控制。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管理的突出矛盾，排在前三位的是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农村土地权属纠纷和社会治安问题，分别占61.1%、42.3%和34.9%的被调查公务员选择，在现实中，这些问题解决的方式基本都是以社会控制为主；而对于社会服务性较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劳动就业问题，基层公务员的选择则比较保守，在十余项备选答案中相对靠后。对于社会管理最应创新的三大机制，利益协调、综合监管和矛盾化解等社会控制机制比较靠前，有30%左右的被调查者选择；而人才培养、利益表达、协商对话、社会组织培育等社会服务机制则比较靠后，选择的人不超过20%。其中，社会组织培育机制被认为是最不应该创新的机制，仅有8.7%的被调查者选择。也就是说，从公务员的回答来看，他们认为现有社会管理的思路还是应着眼于对社会矛盾的围追堵截、严防死守，对于通过改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畅通表达渠道、扩大有序参与等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想法较少，对社会的服务理念更少，更不用说冀求社会组织、政府和公民的合作治理。调查时在贵州省各地州市获取的面上材料也可以证实此观点。贵州省黔南州、黔西南州和毕节市等地建立的“重点人群防控机制”、“社会治安综合监控机制”、“虚拟世界重点监控机制”是各地政府认为做得较好且值得推广的社会防控举措，遵义市的“网格化管理”虽然能动员公众参与，但却变成了政府全方位监管社区民众的一种工具，其实质是对社会控制的强化。当然，采取这些社会管理措施的出发点也许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稳定，但使用的手段基本是刚性的社会控制手段，柔性的文化建设和伦理道德手段使用极少，更不用说协商民主的方法。因此，在大多数创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控制机制的规划和方案，但对于如何发展民主、如何提供服务或者如何平衡控制和服务的关系则三缄其口。其实，让群众参与社会管理、为群众提供社会服务对节约政府社会管理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大有裨益，也是提升社会管理效果的有效措施。
（四）依法进行社会管理的观念和行动较弱
上述指出，被调查公务员认为，各级政府在处理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矛盾时，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软弱，而最小的问题是违背法制，仅占26.7%。也就是说在基层公务员的观念中，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省的各级政府没有依法进行社会管理。那么事实确实如此吗？以激化官民矛盾的征地拆迁和城管执法为例。在征地拆迁中，强拆、血拆案例层出不穷，动用防暴警察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湖南嘉禾甚至打出了“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将影响他一辈子”的霸道口号。其实，现代社会的土地权属纠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现代化、城市化不断推进过程中，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农民的生活为代价，导致了官与民的对立。当然，不可忽视土地和拆迁纠纷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农村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使是推进这些制度改革，也需要政府主动积极应对，在这些基本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只为发展的利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很难不形成官民对立的局面，其实质是效率与公平的悖论问题。而被调查公务员却认为，政府在处理拆迁这类的社会问题时过于软弱，这说明他们依法进行社会管理的观念较弱。再如，一些城管暴力执法带来流动商贩和城管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导致了大量的流血冲突事件，这也不是依法进行社会管理。因此，被调查公务员认为政府解决社会矛盾最小的问题是违背法制，这是一种认知偏差。
既然公务员依法进行社会管理的观念较弱，那么在实际行动中，他们的法治意识怎么样呢？为此，我们询问了公务员“当您自己面临较大的矛盾纠纷时会怎么处理”，结果显示，39.8%选择与对方私了，29.3%选择调解组织调解，7.4%请亲朋好友帮忙，5.2%选择通过网络媒体解决，仅有18.2%的人选择寻求法律途径。也就是说，被调查公务员更倾向于通过非制度化和非法制化的手段解决自己遇到的矛盾和纠纷，这反映出被调查公务员的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依法进行社会管理的行动也较弱。
综上，尽管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管理内涵的认知与社会的客观要求趋于一致，但他们将社会管理等同于简单的维稳，过分夸大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和力量，认为解决社会矛盾需要强势政府，认为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是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理念滞后，这些都是他们对社会管理的认知偏差，这些偏差的关键词是“维稳”、“强势政府”和“控制”，这与目前各级政府采取的社会管理具体策略和措施相吻合，但与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予以矫正。
三、提供服务：矫正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管理认知偏差的思路
公务员对社会管理的认知偏差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会激化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治理效果、加深民众的社会不公正感，而且也会使一些民众滋长出“被边缘”、“被剥夺”的焦虑心态和怨恨心理，社会管理的难度由此增加。为此，要转变公务员的认知偏差，就应从控制型社会管理向服务型社会管理转变。
（一）树立服务为上的社会管理理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范围
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将满足民众多层次需求作为社会管理的首要目标，将化解民众怨言、解决民众诉求、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作为主要目的。应力求在管理方式上树立服务为上的观念，以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为主要出发点，减少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强化对社会的服务和协调。在管理手段上改变以管、控、压、罚等为主的行政手段，更多地利用群众路线和民主方式，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10]要求在管理作风上应深入群众、充分尊重群众意见，依靠群众、贴近群众，克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习气，倾听群众诉求，自觉摆正同群众的位置，克服“官重民轻”、“我聪民愚”的错误观念，平等地与群众交流与沟通，真正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不断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总之，各级政府应更多地运用民主协商、群众路线、说服教育的工作方式，运用平等、协商、民主等方法引导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虽然政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所在，但也要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范围。社会管理有广义和狭义甚至中义之分，但不管是哪种理解，社会管理的目标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增进民众福利。其实，这两种目标都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且只有资源整合能力较强的政府作为关键主体提供这种公共产品，该公共产品实现或最大限度实现的可能性才较大。因此，政府在当下社会管理中占主导作用。但是，受传统思维的影响，那种认为政府主导意味着政府是唯一治理主体的想法是偏颇的。在实践中，政府社会管理的方向也有偏移，例如“重维稳轻维权”、“重管理轻服务”、“重眼前轻长远”、“重形式轻内容”。因此，合理界定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范围就尤为必要。总体来说，重点领域、重大战略性问题、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将主要由政府来解决，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可由社会组织和市场提供。当然，还应转变各级政府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和政府职能，努力解决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推进社会建设，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应建立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高政府的回应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二）优化社会服务主体，培育多中心治理新格局
社会管理新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也就是说，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是社会参与的有效主体。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党委居核心领导地位，政府起主导作用，社会组织起协助作用，社会公众主要是参与决策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考虑到人大和民主党派在中国参政议政中的特殊地位，人大和政协实际上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之一。其中，人大主要监督政府决策和政府运行，政协主要与中国共产党形成民主协商关系，他们实际对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也起到间接的监督和指导作用。为此，多元参与主体就是上述几大主体以及各大主体之间的和谐共生。要实现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就要求正确处理和合理界定国家自主性和社会自主性、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自主性和社会自主性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谐共生的。因为国家自主性的成长能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制度规则，这是社会自主性成长的基础和保障；反过来，社会自主性的增加能提升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能力，这又为国家自主性的成长提供了动力和养料。当然，削弱国家自主性首先应弱化公权力对社会各领域的支配性，削弱社会自主性首先应弱化私权利意识。因此，国家自主性和社会自主性的消长是公权力和私权利消长的风向标。为此，应强化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大力培育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加快管办分离，梳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和职责边界，使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主体、机构、职能、资产、场所、人员等方面分开，让部分以政府为背景的各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去行政化，优化社会参与环境。
（三）倡导依法管理，矫正公权力的任意性，为社会服务提供法治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公权力的法治化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其主要表现就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以及大批制约公权力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的完善，这些都促进了公权力的法治化进程。这些法律法规包括各机关组织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检查法等。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尤其是法治监督，我国公权力法制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公权力的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公权力结构设置不科学，公权力中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偏弱，公权力行使者的主观伦理责任淡薄、缺乏道德自律性等等。只有树立依法社会管理的理念，社会管理中的公权力才能按既定的轨道运行，从而减少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支配。
权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有自身的社会意义，有自身的分配标准和分配机制，是需要分配的物品，同时它又保护、捍卫或者干预、影响着其他领域的分配。[11] 要达成沃尔泽笔下的复合平等，就必须发挥权力的正向作用，强制性对某些分配（如再分配）给予干预，否则，真正的平等分配就难以达成。这一点，于建嵘提出的维权抗争、群体行动等社会泄愤事件更为突出。可以说，社会泄愤、维权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张。因为公权力在汲取政府和民众养分的同时，也不断地挤压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这种公权力的嵌入式扩张，既源于政府的现实利益之需，也是执政当局彰显执政合法性的理由。正因为如此，即使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泄愤事件在抗争性政治困局中依旧作为既得利益者而勉力维持这“排斥性体制与刚性稳定”。[12]37权力有一种自我膨胀、自我表现、为所欲为的内在冲动，所以对权力的分配及其作用要给予重点考察。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制约权力最重要的手段是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司法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和专门机关的监督。而最关键的，是要实现权力运行的法制化。事实证明，法治是矫正公权力任意性的有效手段。依据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公权的取得、享有和行使都必须遵守法律确定的条件和程序，即取得公权要有法律程序，行使公权也要有法律程序。这就要求：对权力运行主体的职责和范围进行法律限制，对权力运行规则、运行结构、运行模式进行法制化调解；确立权力行使的责任机制，使权力行使者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健全行政司法机关的任人、育人制度，对公权力的拥有者进行道德教化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建立并完善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将行政权力的边界纳入程序化轨道，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和权力滥用，为社会服务提供法制保障。
（四）建设社会文化，构建伦理秩序，为社会服务提供伦理基础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5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认知能力;对策
认知是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所以也可以叫做认识。信息加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认知即个人以已有的知识结构同化或顺应新知识从而在头脑中重构和应用知识。认知能力是个人在重构和应用知识时所具备的能力。正如人们经常说的,如归纳能力,记忆能力,发现能力,正反向逻辑推理能力等。
一、当代大学生认知能力分析
当代大学生的认知能力,包括道德认知能力、人际认知能力、职业认知能力、科技认知能力、压力认知能力、自然灾害认知能力、民族精神认知能力等,这些都会对大学生的性格养成、素质提升产生深刻影响,直接关系到步入社会之后综合能力的发挥,特别是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其长远的影响力和促动力更是不能低估。
1.道德认知能力
大学生的自我道德认知,就是指大学生对自身行为准则及其对社会现象的道德认识,反映着大学生道德推理、道德判断、道德选择的能力和水平。从主流来讲,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还是相对平衡、符合道德价值判断规范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大学生道德认知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现象,表现出种种矛盾、冲突和障碍。主要表现为:道德标准选择的多元化与道德价值判断的模糊化倾向比较明显;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差距,知与行不统一;在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方面采取双重标准,对他人要求主流化与对自己要求流行化的矛盾心态等问题。
2.人际认知能力
《孙子・谋政篇》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强调的就是认知能力。这不仅适用于战争,在现代的人际交往中同样是良策,大学生也是如此。人际认知能力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往活动中,通过对自己、对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感知,了解彼此的态度、看法,并作出评价的能力,是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中,人际认知能力强的学生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能够顺利地进行人际交往,具有较好的人缘,也使得其有目的活动的成功率明显提高。相反,人际认知能力弱的学生,难以把握同学关系,维系同学友情,在人际交往中常感到无助与失落,以致影响正常的学习与生活[1]。
3.职业认知能力
职业认知简单的说就是对职业的认识。大学生的职业认知度愈高,职业规划与执行能力愈强,愈能做出适当的职业选择。一是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受环境背景的影响,迎合市场需求的能力较强。二是大学生普遍重视经济环境,具有较强的把握市场动态和就业信息的主动性,但对制度环境的忽视,使大学毕业生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三是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趋于合理,并随着市场环境而作出相应调整。而较为明确的职业要求,有利于大学生追求个人价值与企业、社会价值的契合。
4.科技认知能力
大学生对科技创新有普遍的认同感,对掌握科学技术基础知识有着执着的追求和愿望。他们普遍认为,当今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拥有着一定技术手段特别是某一领域核心技术的人才往往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追逐的对象。为此,大学生利用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广泛涉猎相关领域,力图在某一领域攻克一些技术难题,为将来走入社会储备食粮。
二、大学生认知能力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积极性影响
什么样的认知能力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大学生具备较高的认知能力,对于将来步入社会担负更加艰巨的任务,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1)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灵动因素,其良好的道德操守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影响和带动他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一是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作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习俗和道德传统,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2]大学生进入社会,其良好的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荣誉和职业作风,会产生“裂变”效应,影响和带动广大职业劳动者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使好思想、好品质、好行为发扬起来,使坏思想、坏品质、坏行为受到抵制。二是良好的家庭道德。充分体现男女权利的平等,抚养教育好子女,履行好赡养老人义务,尊敬老人,带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道德取向。
(2)有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合作友爱的关系。大学生具备良好的人际认知能力,进入工作岗位就会宽容他人、接纳他人、尊重他人、欣赏他人、信任他人,创造相互沟通、宽松和谐、平等真诚的良好氛围,有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合作友爱的关系。
(3)有助于推进科技创新。同志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大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始终把创新看作是一种责任,当作是一种精神,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环境、创新发展本领,不断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大学生的创新会影响一片,带动一群,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生机勃勃的万般气象。
2.不利影响
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欠缺,就会在工作岗位上凸显其不利的一面:道德缺失,就会远离“八荣”,并以耻为荣;人际交往缺失,就会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的得失;职业认知缺失,就会把工作视为一种痛苦、一种被动;创新能力缺失,就会死板应对,无所作为;压力认知缺失,就会在挫折面前低头,在失败面前弯腰,禁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三、提升大学生认知能力的对策
1.加强道德意识教育
首先,要强化组织、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因此,教师应该成为弘扬道德观念的导师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表率,不断研究教学内容,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3]其次,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养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应依托校园文化载体,发挥其强大的教育功能,探索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深入开展好道德教育。如文艺会演、演讲比赛、辩论赛、文化艺术节、科学技术节等,这些都是受学生关注的热点活动,社团活动、学术讨论、报告会等也是大学生喜闻乐见、积极参与的活动形式。通过校园文化活动,使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道德取向。
2.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人际关系
要建立大学生自我评价体系,定期让学生自我评价自己。要培养大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使他们全面接受自己,爱惜自己,为自己的存在而自豪;以平常心对待成功与失败,理智地看待自己的短处,审慎地看待自己的长处。在与他人交往时,能够善于捕捉别人的闪光点,与他人求同存异,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交朋友,广泛交往,以构筑自己的成长和成才的平台。
3.提高职业认知能力
要加强高校的指导,在学期间,高校应以增强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为导向,分段实施就业创业培训教育,以更好地帮助大学生提升创业技能和竞争力。大学生也应提升对就业形势的认知度,认清毕业时所将面临的就业压力,并将压力转化为大学阶段的学习动力。要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分阶段做好自我职业生涯规划和素质测评,并结合所学专业,制定出符合个人成长与发展的目标。同时,还应注意培养良好的就业心理素质,为就业增加筹码。
4.提高科技创新技能
大学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大学生创新意识、创业精神的培养直接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高等院校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加强对大学生创新意识、创业精神的培养途径的探讨与研究。大学生在学校期间,要充分利用实验资源和各类创新平台,主动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平时多思考、多研究、多请教,善于思考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措施。大学教师要发挥其引领和导向作用,多给学生立课题,压担子,指导和帮助学生解决课题中遇到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要拨出专项经费,设立课题奖励基金和专利专项奖励资金,为发明创造免费申请专利,为大学生将来步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晓红.试论大学生人际认知能力培养的途径与方法[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71-73.
对社会的认知范文6
笔者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浙江省某大学高校内进行调查后发现，在媒体显示诸多功能优势、大力渲染新闻负面影响的当下，使得相当一部分高校大学青年面对这些社会现象和事件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理想与现实的挑战中容易产生不当认知、消极情绪和心态。这种社会认知能力的不完善令人担忧，也必须引起高度正视。
一、大学生的社会认知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社会认知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社会认知是认识他人的高级过程，大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则是大学生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向做出推测与判断的能力，实质上是研究个体如何根据周围环境所传递的社会信息，形成对他人、其他群体、社会角色以及自己的经验进行分析和推断的复杂过程。认知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受其内在的认知过程的支配，因此要理解和预测人类行为，就必须深入到这种内在的认知体系中去。由此可以推论，一旦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不够成熟、出现偏差，如对新闻媒体的报道不能做到客观解读与析因，那么只会让他们失去更多救人的热情，只剩下“工作”，他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出现较大的偏离，终究酿成问题。
由于生理心理成长的特点， 由于所身临的周遭环境社会化程度的加深， 也由于个性发展、群体交往、社会参与的需求， 大学生对他人、对自我、对人际关系、对社会角色的社会认知体现出多样化和高层次特点，如不仅满足于对他人外表的认知， 还注重通过对他人情绪、性格、习性、行为动机及意向的观察、分析、归纳、判断， 获得对他人内在的认知；对自身的认知和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知得到深化， 以满足融入社会的需求；随着自身不断增多的社会角色，随着生理、心理的逐渐成熟， 知识、阅历的增长， 思辨能力日益增强，逐渐发展到理智型的认知水平。
（二）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
大学阶段对大学生社会化的要求， 包含了诸如：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掌握遵循社会规范， 培养和造就社会角色等要求。从当前我国大学教育现状来看，大学生们的社会化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他们整体上，注重专业学习，生活阅历比较有限，与社会接触不充分，社会实践能力普遍不强，因此认知结构也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和不完整性。
二、新闻舆情对大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和作用
（一）新闻舆情的现状和特点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管理者及其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简单来说，它的本质特征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而新闻舆情是新闻媒体作为中间个体，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管理者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政治态度，以及作为主观个体对此产生反应的综合分析及相应报道。新闻舆情是经过媒体验证和包装过的舆论，是带有客观性和准确性的舆论。它的目的不是煽动群众和危害国家利益，而是客观诚实的就一件事情进行的媒体分析和报道。
（二）新闻舆情作用大学生认知能力的途径和发挥
1. 新闻舆情的作用发挥由其特有的影响力、公信力所决定。众所周知，新闻传播者之所以能影响受众，它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可信性特质是原因之一。权威性是指在受众心目中来自传播者的诸如地位、资历、专业知识、技能、经验等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传者的权威性越高，其所传送信息的说服力就越强，受众态度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和权威性相比，可信性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般来说“权威性”是受众对宣传内容是否真实可靠、专精程度高低的一种预测根据，而“可信性”则牵涉到受众对传者人品的评价以及对其宣传动机的政党、公允程度的一种把握。
前面提到，大学生阶段对他人、对自我、对人际关系、对社会角色的社会认知体现出多样化和高层次特点。他们在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路上，不断深化或者调整认知。实践的经验可以来自与外界接触的感知和体会，理论的知识则是在学习或者模仿他人现成的认知评判中获得的。如果面对纷繁复杂难下判断的信息时，他们常常乐于以权威性高、可信度高的人的看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参考意见。在调查中，有48.3%的人对媒体报道的政府、民生新闻采取相信的态度。当然“谁的权威和可信度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代大学生追求自由、公正的言论，一旦他们认为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掺杂有“利己”“利于政党”的动机时，就很容易“忽视”其权威性，并对其宣传“投不信任票”，调查中就有68.9%的学生表示如果感觉报道的“套话”和“官话”较多时，就会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再做其他渠道的多方面了解。
2. 新闻舆情的作用发挥由其与大学生的接触频率所决定。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8～70岁人均每日手机阅读时长为16.52分钟。2012年比2011年的13.53分钟增加了2.99分钟。在新兴阅读媒介中，手机阅读时长在增加，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事实上，“微博控”加“微信控”的手机阅读，已成越来越多年轻人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有关数据显示，新兴的微信平台已拥有3亿用户。通过微信朋友圈交流日常生活、共享心灵鸡汤、转发新闻信息的“微信控”已经初步形成阵容。
当代大学生面对信息社会的挑战，习惯于通过新闻媒体来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变化。在这种动态平衡中，新闻舆情可以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挥着反映、导向和监控的作用，即通过鲜明的、带有倾向性的新闻舆论来影响当代大学生的言行，直至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影响其认知能力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机构、门户网站除了保持报刊、杂志、网页等传统的传播方式外，另都开设了相关的微信号和微博账户，通过跟进这种新兴的公众平台，来更新信息，拓展自身品牌渠道，吸引更多的受众、影响受众。调查显示，24.5%的大学生每天通过微信或者微博来关注新闻热点，参与话题讨论，发表个人观点。另一方面，在这个草根盛宴式的公共空间里，主流媒体的力量和权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空前的锻炼和强化，它本身对新闻事件的深度解读和谨慎态度助其获得了大学生的青睐，不管最初的小道消息如何、谣言如何，受众最终还是期待在主流媒体这里得到印证。因此，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新闻舆情作用的发挥，只要其把握住了时代的节奏，它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就有可能不弱反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