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1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民主党派建设面临的新状况，需要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这既是其自身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更是当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参政议政能力长效机制建设既有助于民主党派自身完善，同时可以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的必要性
（一）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经过了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中国的民主党派主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成立，具有反帝爱国民主的传统和政治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统战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变化，出现了各种问题，我们应汲取以往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凝聚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因而，需要统一战线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促成更大的协同性，促进时代的发展。
（三）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当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面临众多利益的重新划分。民主党派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参与到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中来。
二、通过新媒体渠道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
（一）通过新媒体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是顺势而为
网站、博客、微博、网络期刊、数字广播、户外数字电视等覆盖了我们的生活。这些新兴的媒体具有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空间的开放性、传播速度的即时性与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传播观点的多元性与意见的群体性等特点。新媒体对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语言特点、心理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民主党派的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同志曾就宣传思想工作强调，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利用互联网特点和优势，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全方位创新。”新华社推出的《四个全面》的动画MV歌曲、介绍“十三五”的外国人说唱形式的动画视频在网上赢得了高点击率。这体现了宣传形式转变的必然趋势，新的宣传形式利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
随着传播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与受众心理及习惯的变化，我们需要尽快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成为运用新媒体的行家。通过积极开展新媒体业务，创新表达形式，增强传播力，进一步构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在门户网站、论坛、即时沟通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微信、微博、OA办公系统、手机APP，建立社群，培养用户黏度，以构建有效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长效机制。
（二）通过新媒体增强民主党派的政治认同，开展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通过新媒体强大的宣传普及能力，使民主党派学习并认同历史。通过新媒体宣传参政党建设中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重大任务，促进科学发展，推动整体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宣传党政国策、法律法规，使统战思想得到继承和发展。可通过新媒体开展宣传教育，使民主党派了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史，增强政治认同。
通过新媒体开展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界别优势，达到知情、监督、及时、透明。一党执政，多党监督，能够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有助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贯彻落实，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为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三）通过新媒体开展理论研究，建设学习创新型民主党派
1.通过新媒体开展党派理论研究，发展党派理论。开展“同心”理论与参政党建设研究、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同心”思想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新的发展――“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该理论从我国当前国情、政党关系、民主监督等方面分析了“同”与“不同”的辩证关系，认为“同中求异”，发扬民主;“异中求同”，搞好团结;相辅相成，和谐共容，才能更好地践行“同心”思想。
党派理论研究包括建设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参政党、怎样提高参政党素质、怎样发展与执政党关系等重大问题。民主党派必须建设既与中共党建理论相通，又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这是多党合作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主党派需要撰写理论教育的系统性教材，并通过新媒体推广、宣传、交流，使民主党派具备较高的统战理论及政策水平。
2.通过新媒体建设学习创新型民主党派。建设学习创新型民主党派，需要提高党员知识素养、参与意识，建立网络学习系统。通过网络阅读、移动终端阅读学习和继承现有的理论知识，研究理论和内容的创新及工作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建设学习型组织应作为必修课，作为考核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晋升的标准。通过新媒体开展理论、实践交流，系统地开展学习，有效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政治理论与形势政策的学习培训，使民主党派成员具备把握和解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的素质和能力。
（四）通过新媒体便捷民主党派知政参政议政，提升水平与效果
1.通过新媒体提高民主党派“知政”水平，拓展“参政”渠道。发挥好民主党派在政府任职的高层官员的力量，通过录制“微课”等，为党派成员授课，以提高党派成员的“知政”水平、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民主党派中的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可以建立个人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与广大网民直接交流，倾听民意，提升履职水平，在互动交流中，影响、带动和凝聚一批党员，增进思想共识。
通过新媒体对当前政策的广泛有效传播，使民主党派“知政”，进而激发民主党派的参政意识，从“知政”转向“参政”;鉴于新媒体良好的交互性，把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强化其履职意识，从“思想参政”转向“行动参政”。通过新媒体宣传、讨论、政务公开，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渠道，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从政党的界别优势参政议政向全方位参政议政转变。
2.通过新媒体便捷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升参政议政水平与效果。通过调研，集思广益，发挥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建立网络智库。通过网络问卷、网络视频直播等方式了解社情，从即兴型的参政议政向深入实际、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参政议政转变，从而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言献策。合理使用网络会议开展领导集体讨论、决策，设立建言献策领导问政直通快车，为党派成员中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专业人士提供更多与政府直接对话的机会。领导和普通民主党派人士直接交流，做到达民情、知民意。
（五）通过新媒体对民主党派工作、人物进行宣传表彰评比激励
通过新媒体对民主党派杰出工作、人物进行宣传表彰评比激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激励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到参政议政和监督工作中来，形成良性循环。外媒对中共民主化的了解评价也会因而大大增加与提高，消除个别的误解与隔阂以及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对中国政治的丑化，从而加大国际影响力与美誉度。
（六）加强新媒体培训学习，健全新媒体应用的管理制度
1.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新媒体的培训与学习。可将培训与学习作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加强培养熟悉民主党派工作规律、精通计算机、擅长新兴媒体应用的队伍。进一步加强理论的学习研究，包括国家宪法法律、政体国体、中央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公共决策与公共政策、人类政治文明的相关知识等，以及提高和保证议案、提案质量的方法和程序等。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2
自媒体之所以甚嚣尘上，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公众媒体自身话语的迷失和价值缺失。公众媒体要继续主导公众舆论，体现其传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就亟待实现自我的超越。这种超越既有对自媒体核心精神的认知和融合，更有对公众媒体专业价值的发现和坚守。
公众媒体迷失在哪里?
存在公众媒体和自媒体“两个舆论场”，已是既成事实。在公众媒体舆论场中，公众通过信息管控者的议程设置，达到对某一议题的认识和看法。而在自媒体舆论场中，公众则通过信息的自由分享，观点的即时互动，迅速形成并发酵舆论。按理说，公众媒体舆论场应该以其公信力和权威性主导社会舆论，但现实的尴尬在于，很多时候，自媒体舆论场已经跑赢公众媒体舆论场，公众媒体舆论甚至成了自媒体舆论的“跟班”，迷失在了自媒体舆论场汹涌的江潮之中。
那么，是什么让公众媒体在舆论传播上不胜其力?公众媒体到底迷失了什么呢?
1.新闻视域的迷失。
新闻视域，是新闻关注的视野所及，它体现媒体管控者对现实的感知理解及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新闻视域的选择塑造媒体的“拟态环境”，而受众正是通过“拟态环境”来提示一系列对现实的判断和行动。
以往，公众媒体的信源采用与否取决于把关人在各种宣传意图下的视域选择。李普曼说：“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但自媒体拆除了这道屏障。自媒体兴起后，市民报料和公众关注的事件及议题很多被转移到了自媒体上，并在自媒体上大行其道，被迅速放大成了舆论热点。
和两个舆论场一样，随着自媒体对用户的黏度越来越高，对社会议题和公共事件的介入越来越深，或将形成一个新的“拟态环境”。当两个“拟态环境”之间缺乏对话沟通且出现较大偏差时，人们或会选择后者，因为他们认为，公众媒体在信源提供、角度选取和新闻选择上存在着视域的“屏障”，可能会误导人们对真相的理解。
2.议程设置的迷失。
议程设置的迷失会直接导致公众媒体舆论引导的失效。只有当公众媒体的议程设置成为公众议程后，才能形成公众媒体舆论场。公众媒体议程设置的迷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由于公众媒体视域所限，公众媒体在议程设置时不加辨别，过于依附自媒体上正在发酵或已经发酵的议题，意欲从中借力借势。同时，出于媒体商业考量，一些公众媒体直接采用自媒体惯用的议程设置法，用耸动的标题和非理性的标签，吸引公众眼球，挑动社会情绪。比如，温州马文聪的爸爸明明不是市长，他自己也没有说过“我爸是市长”，就这一句在微博上以假乱真的传言，让无数媒体“过敏”。
其次，对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环境而言，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和利益诉求本属正常，但公众媒体在议程设置时依旧按照“一种声音”的鸵鸟式思维，对民众的关注点“失察”、“失语”。由于忽视自媒体舆论场的存在，结果，公众媒体的议程设置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3.专业信誉的迷失。
专业信誉，既有专业能力，也有职业操守。它既是公众媒体公信力的核心，也是公众媒体有别于自媒体的立身之本。著名报人普利策说：“新闻事业的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新鲜报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在美国，即使像丹·拉瑟这样有影响力的电视新闻主播，也会因为“充满不可饶恕的自由主义的偏见”，而不得不被cbs辞退。
自媒体的冲击，让一些公众媒体的专业信誉开始迷失，降格成了自媒体的“跟风者”。他们缺乏深入采访和多方求证，社会责任和媒体操守也被搁置一边，或刻意迎合网民非理性情绪，只求耸动轰动，或将宣传意图庸俗化，“大放卫星”不遗余力，有时甚至违背常识地和解读信息。
同时，由于公众媒体专业信誉的迷失，传播能力的弱化，还使得微博等自媒体上谣言横飞，甚至出现谣言倒逼政府真相的现象，也使公众媒体陷入了公信力的危机漩涡。
公众媒体缘何迷失?
要探究公众媒体缘何迷失，就有必要厘清自媒体究竟在改变什么。自媒体出现以后，媒介传播环境、信息接收方式和舆论发生机制等方面究竟对公众媒体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就媒介传播环境而言，自媒体的勃兴增加了公众媒体舆论引导的难度。在自媒体出现以前，人们接受信息和观点的主要途径是公众媒体，因此人们对公众媒体的议题和议程设置总是深信不疑。不过，现在这种大众传播呈现出的习惯模式有了改变。由于自媒体即时评论转发和粉丝添加等功能，使它的传播效果更直接更可感。同时，这种自媒体的“部落”效应，加之对公众媒体长期以来只传播“一种声音”的逆反，也使人们更乐意接受并相信来自虚拟社交圈的信息。google的一个产品经理曾对媒体坦陈：“当信息来自某个朋友时，用户会觉得更加可靠”。
在信息接收方式上，自媒体的出现让受众和传播者的界限模糊，尤其是受众享有信息和分享的渠道后，打破了媒体对新闻信息的建构和垄断。一旦受众在自媒体上享有话语权，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集体交流模式”，在这种交流模式下，受众成为公众，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转发分享，同样也会对某一事件的真相穷追不舍。同时，在信息和观点的接受上，受众不再受一种媒体议程的束缚，而是在各种媒体的相互印证中建立自己的“拟态现实”。值得注意的是，自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意见表达形态，“意见领袖”的转发介入，粉丝的互动参与，使原来单向性的舆论引导演变成了交互式的舆论影响，最终，公众产生的认知和行动不仅来自公众媒体的引导，还有来自特定圈子的潜移默化。
更为重要的是，自媒体使人际传播成为大众传播后，深刻地改变了舆论的发生机制。在传统的舆论发生机制中，公众媒体的舆论是政府依靠公众传媒自上而下和引导的。但在自媒体时代，舆论生成是一个“部落”与“部落”间引爆，并可能以一种“成见”的形式快速聚合发酵的过程，多元信源的表达，“意见领袖”的介入，加上传统媒体的跟进，民众情绪的蔓延，可以迅速将某一议题放大，甚或直接改变原来舆论的走向。
自媒体的出现对媒介传播环境、信息接收方式和舆论发生机制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公众媒体无视这些变化，依然在原来的传播框架和模式下思考问题，其引导力的衰减和偏移将不可避免。
对话和反思
面对自媒体的挑战，公众媒体并非没有省思。比如广电总局已经出台的“限娱令”中，要求卫视在黄金时间必须保证三档以上的新闻节目;比如央视新出台的栏目评价体系，将引导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权重加到95%……那么，究竟怎样的改变才能直抵问题的核心?在新的传播模式下，究竟怎样重建公众媒体的舆论引导力?笔者以为，对话和反思应该是其中的核心要义。
1.以对话的开放姿态，重建公众媒体的话语体系。
在这里，对话指的是一种媒体姿态，它包括开放、平等、互动、分享。应该说，自媒体开放共享的话语系统给了公众媒体很好的启发。公众媒体应以对话的姿态，从三个维度重建其话语体系，以强化舆论传播力。
首先，公众媒体要和自媒体对话，不仅要融合自媒体的传播渠道，还要融合自媒体复合式的信息流转方式。在2011年8月发生的英国骚乱中，自媒体社交网络在初期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月8日，一段痛骂骚乱者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这段名为“哈克尼的女英雄”的视频由《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用手机拍摄。之后，社交网络在公众媒体的推动下迅速扭转了舆论方向。在社交网络上，有近百万人加入了“支持伦敦都市警察制止骚乱者”的小组，社交网络被用来动员民众制止骚乱、上街清理街道、协助警方寻找犯罪嫌疑人。
其次，公众媒体要和民众对话，通过公众媒体的传播和自媒体的传导，打通两个舆论场。公众媒体既要强化专业的舆情分析，从民众关注点和情感诉求中寻找传播的巧妙构思，还要培养“意见领袖”，推动民众积极参与对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的信息提供和观点交流，以形成共识。即使暂时没有形成共识，但这种讨论造就了社会声音的多样性，使两个“拟态环境”相互印证，从而增进人们对议题的理解和对媒体的信任。
再次，公众媒体要和政府对话，使公众媒体和政府在主流价值观和对传播规律的认知上保持一致，以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要借助自媒体技术能力@政府部门，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到公众媒体的新闻传播中，更要搭建平台，促成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对话。再以伦敦骚乱为例，由于“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重大价值观上能与政府保持一致”，所以英国政府在处置骚乱时并没有向社交网络上煽动性的过激言论妥协。他们一方面通过主流媒体提供的大量新闻事实来说明对骚乱定性的正确及民众对骚乱的普遍反感;另一方面还开设媒体和网络平台，引导公众舆论，如电视台邀请政府官员和民众就社交网络管制等问题展开辩论。
2.以反思的专业精神，回归公众媒体的价值本位。
真实、独立、深入是公众媒体公信力构成的核心要件，也是其价值所在，但它必须依托于反思的专业精神。在目前的传播模式下，很多公共事件都依循网络爆料、传统媒体报道初步放大、网络进一步形成热议、传统媒体进一步跟进，并最终循环成焦点问题的模式。其中，传统媒体、公众意见的参与和放大，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面对多元纷呈、真假难辨的网络语言，就需要公众媒体以反思的专业精神，深入采访、多方求证、厘清成见，为受众提供事实的真相，最大限度地阻遏群体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免对媒介的公信力构成伤害。央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说，“一个理性的深度报道，是要把矛盾各方的合理性和无理性全摆出来，让公众做出是非判断。否则会误导公众的情绪。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知道所做的报道怎样才能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甚至是全人类有利。”
2011年10月5日，美国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去世，中国似乎也被莫名的哀伤笼罩。媒体头版清一色变成了乔布斯专号，哀悼的微博被海量转发。在这两个“拟态环境”里，乔布斯俨然成了中国万众顶礼膜拜的偶像。但是，就在公众媒体引领民众争先恐后地表达对乔布斯敬意的时候，苹果的另一面却被媒体屏蔽了起来。2011年初，环保组织在一份《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黑幕下蔓延》的报告中，揭示了苹果在华供应链存在的污染和毒害，但值得反躬自问的是，这份报告一直没有进入公众媒体的视域，而是一如既往地跟着经常在微博上出没的苹果粉或时尚达人“且歌且舞”。
其实，类似需要媒体反思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对正面报道的“用力过猛”，对引起愤怒、调笑、欲望等感官刺激类题材的过度消费，对网络事件“成见式”断章取义的一哄而上等等。因此，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何重新认识公众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亟需媒体的重视和反思。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3
【关键词】自组织机制;议程融合;公共领域;民粹化
近年来，中国网络舆论发展非常迅猛，据2011年7月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研究认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在文中言及：“当今中国事实上存在两块舆论场：一块是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场，包括党报、国家电视台受文宣口径节制中规中矩。另一块是民间舆论场，没有网络之前主要是口头舆论，今天主要反映在网络社区，包括BBS、博客、QQ群、微博等。”[1]
长期以来，在传统媒体居于统治地位的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往往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议程左右和支配着民间的公众议程，但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SNS等社交媒介的应用，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开始下降，那种自上而下单一而普遍的议程正在减少，民间舆论场开始强势崛起，广大民众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互动性和便捷性，使其成为自我发声和思想表达的首要舞台，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独领风骚，引领媒体议程，这在近两年的“邓玉娇事件”、“宜黄拆迁自焚事件”、“郭美美事件”、“动车追尾事故”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可以这样说，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公众借助新媒体有机会得到形式上的言论赋权，并由此介入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民主化进程。但就公众个体而言，由于参与到这个平台和渠道中的网民所属群体不同，地位和经历也不尽相同，他们关注的焦点和议论的角度也必然不同，现实生活中大众一盘散沙、素不相识的状况在网络中也好不到哪里去，因而网络中的众声喧嚣言论的多元化倾向非常明显，如此一群乌合之众来设置和引导组织严密专业队伍强大的传统媒体议程确有令人难以想象之处，是什么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如此精深的作用?本文借助议程融合理论来一窥究竟。
“一个议题在媒介议程上的位置对其在公共议题上的显著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精髓，它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但随着互联网、数字电视、手机等媒体的普及，传统大众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能力已风光不再，影响议程设置过程的中介因素逐渐增多，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广泛运用，也在承担大众传播的效能。1999年，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库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第17年又提出了议程融合理论假说。[3]该理论的出发点源自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它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安全需要”这一层次，个体可以通过加入一定的组织和群体以获取社会归属感。因此议程融合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加入某社会群体的需要，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媒介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一致的媒体，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自己的议程与这一群体的议程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可分为六个阶段：①寻求群体归属阶段;②寻求群体议程阶段，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议程，缺乏这些信息将无法被群体其他成员认同;③定向需求阶段，个体所拥有群体信息的多少将决定他们的定向需求行为;④媒体接触阶段，这种需求行为导致个体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去利用大众媒介、人际传播或其他媒介;⑤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⑥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对媒介的使用导致这两个层次发生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影响某些对象的显著性进而来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以及对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对对象某些属性的强调，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框架)。
议程融合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议程融合理论研究的角度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如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以及如何使用传播媒介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而议程设置理论则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角度出发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导致这两者理论角度研究的差异乃是时势使然，由于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在降低，而受众的主动性大为增强，这主要源于新媒体的易得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容易迅速聚集人气，这在近两年兴起的社交平台SNS、微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抗衡并不是由众多单一的个体力量来决定的，而是由被集合在一起的群体力量所决定，议程融合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在麦库姆斯和肖看来，人类生来就有强烈加入群体的欲望，为了降低认知的不协调性，人总是要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群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社会，感知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兴趣、共同目标和报偿机制(比如获得社会认同或支持)、意见领袖等因素存在，使得这种自组织群体很容易形成，而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而言，只有加入网络群体，他们才能在网络活动中寻找到归宿，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一旦决定加入某一群体就必须有了解这个群体议程的需求，个人只有通过充分了解和接受群体议程才可能与群体其他成员相联系，于是他就会通过相应的媒介来寻求信息引导。正是这种议程的融合作用，使得素不相识的人经过群体内互动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分工，进而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这在一些传播活动如维基百科和人肉搜索中都有鲜明的痕迹，同时在近几年不断涌现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我们知道个人议题、群体议题、媒体议题一同构成了公共议题的来源。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议题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议题、群体议题进行选择并加以过滤、加工和放大来设置公共议题，甚至是自行设置公共议题。而新媒体时代，由于以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的介入，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流通不再需要依赖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议题很容易与群体议题相融合，同时经过群体间的竞争，一些反映转型期社会公众普遍情绪的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形成与议程设置中传统媒体力量相博弈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体议程。有学者把容易上升为公共议题的网络事件分为四大类：①民族主义事件;②权益抗争事件;③道德隐私事件;④公权滥用事件。[4]
近年来，规模较大、舆情争议较激烈、社会影响较深远的“郭美美事件”可谓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最好脚本，在微博平台上，“郭美美baby”炫富照被某网友曝光，因女博主20岁年纪和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身份，触动了网友的敏感神经，而迅速引发众网友的热议和转发，使该议题迅速成为群体(众粉丝)议题，在众粉丝热议过程中，深化个人议题内涵，提炼出具有核心价值的部分“郭美美是谁，为何暴富，和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在议程融合的最后两个阶段，传统媒体进入议程，试图主导议题进程，绝大多数传统媒体本能地替红十字会辟谣，批评网络炒作。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介入，引发更多网友的关注，且网络舆情继续发展，开始进入议题设置的第二层次，郭美美本人渐成为舆情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因素，而红十字会的重重黑幕成为众网友关注的目标，正如《新周刊》微博中点明：“人们不是不愿意放过郭美美，而是不愿轻易放过红十字会。”
随着众网友的人肉搜索和曝光，十多个组织和新闻人物陆续浮出水面成为质疑漩涡的焦点，传统媒体此时的立场态度也出现转化和网络议题汇流，形成巨大的舆论浪潮，持续月余的网络事件最终引发红十字会的全面信任危机。在此次“郭美美事件”中，众网友可以说是事件的披露者和推动者，整个事件议程的掌控都由微博主导，包括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由于众网友的通力配合，赋予事件本身及其属性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了公共议程的设置。在此后的“动车追尾事故”中，微博的这种自组织效用也得到了充分显现。由于中国庞大的网民基数，往往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在网络中能迅速聚集大批网友围观参与，这种巨大的集聚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议价能力，当公民对网络事件的意见汇成集体的非正式决议时，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促使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回应，并进而要求有关方面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
转贴于
公共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公民自由参与，具有平等、开放、自由、理性的交流空间。“它作为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部分，立足于不受公共领域管辖的私人领域，却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5]58公共领域的前提是自由参与、身份平等，同时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17世纪由一些出版物和报刊把市民阶层的私人成员联系起来，“被传媒力量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和控制的公共领域，既汇聚着无数个体，同时又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5]234媒体在连接私人成员时还逐渐造就了公众这样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私利，还本着理性大公无私的立场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但19世纪后，由于市场的垄断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公共领域出现转型和衰弱，也就是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它突出表现为私人的新闻写作被广告宣传所取代，把公众由过去积极的批判者变成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哈贝马斯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形，他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关于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以及自由参与、平等理性的公民是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提的观点于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
就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传统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的效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源于我国传统媒体的体制性原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从未停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话语权。其次，由于传统媒体的商业化浪潮，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也越来越多地为某些个人和集团利益所控制。最后，传统媒体强大的把关人机制使公众意见必须迎合媒体议程，这样就背离了自由开放的初衷，也就无从谈起公共领域的构建。
就公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被塑造成媒体眼中的受众，只有娱乐和消费的权利，而公民的自发组织和结社往往受到官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自组织机制基本很难发挥作用。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开始突破这一切束缚。网络平台的匿名性、便捷性、开放性极大降低了参与者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在网络中，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精英还是草民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时相较于现实的结社集群所需的物理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的易得性也使参与者的交流更为便利，手机功能和网络的融合也使人们不再受地域和场所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交往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机制，伴随着信息的日益公开，公民自身的公共意识也开始觉醒，他们在网上构建了一个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规模庞大的传播群体，并开始超越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过渡，进而与国家政府的意志产生互动，这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中已有鲜明的体现。一些争议性的事件由个体上传到网络迅速成为群体议题，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能够聚合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事件进程，伴随群体参与者的增加，其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将会丰富对事件的解析，使得冲突和矛盾焦点由表及里直至触及制度性反思，最终对现实层面的权力行为产生影响，推动体制变局。总之，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平台更容易成为汇聚民意的公共平台，使公共利益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得到保证。
如果从好的方面考察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这种电子乌托邦式前景无疑十分美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警惕网络中弥漫的民粹化倾向，网络中甚嚣尘上的仇富、仇官、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总能获得最大范围的支持。由于网络把关机制的弱化以及网络的匿名性，现实中的一些情绪很容易在网络中放大并极端化，且个体一旦加入群体，易为群体态度和意见所左右，有时会湮没理性的思考。一个帖子只要打着民意的旗号以同情弱者的名义，贴上反抗精英的标签，就能赢得最多的关注和最强势的转发，人们甚至会不辨是非、不问真假，随着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情绪去讨伐和咒骂，典型的如“炮打茅于轼事件”。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章，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引发网上如潮的批判声讨，一些匿名网民甚至以恶毒的词语咒骂茅于轼，以致评论家笑蜀撰文：“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于轼渐成时尚。”而实际上茅老已声明，他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但网上仍骂声一片，这种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可见一斑。且民粹主义的目标往往是基于破坏而不是建设，尽管破坏有时是建设的前提，但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就不会有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只有当建设性思维开始成为网民价值取向的主流时，才会使网络社会的公众参与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强大且持续的推动力。因此，网络自组织机制的健康运转需要网民理性精神的培养和社群间的良性互动，当然也需要政府的善意回应，因为只有在决策过程中重视民意并有一套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消除民众的戾气，公民社会才能不断成长、发育。
总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网络社群中去，这也将带来更多样化的“自组织”，基于网络“自组织”的社会协作在社会中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晶.网络舆情：社会转型期的解压阀[J].网络传播，2011(8).
[2]迪林·罗杰斯.传播概念[M].Agenda-setting，倪建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92.
[3]Donald L Shaw，MaxwellMcCombs David H.Weaver and Bradley J Hamm:Inpiduals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J].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ume 11，1999.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4
关键词 新媒体；中国形象；VK网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6）156-0065-02
新媒体通常是和传统媒体相对而言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通讯设备的广泛使用，新媒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社交媒体作为新媒体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它的出现则深刻地改变并影响着新媒体的生态系统，在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的环境下，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联系彼此、互通有无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本文以在俄罗斯、中亚和东欧地区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社交网站――Vkontakte（简称VK网）为例，深入研究2014年10月至2015年9间VK网中影响最大的社群“这就是中国”中的有关中国的新闻资讯，试图探讨与传统媒体相比较，作为新媒体的VK网是如何塑造和建构中国形象的。
1 数量和议题
VK网全称为BKOHTaKTe，俄语为“接触”之意。目前注册用户达2.39亿人，用户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等俄语系国家，少部分集中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66.10%的用户集中在俄罗斯，10.%为来自乌克兰，4.40%来自哈萨克斯坦。可以说VK网的中国形象可以看作是俄罗斯的中国形象。
根据统计，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除去无效表达外，共有新闻报道1428篇，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不用考虑到版面问题，也不必考虑发行量问题，因此比传统媒体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据统计，每个月的新闻额并均衡，额最少的是在12月，有62篇，数量最多的是在3月，有198篇，最高月份和最低月份的数差为136篇，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的来说VK网对中国的报道频率仍属于常态。
除此之外，将1428篇新闻分为12大议题，统计发现，政治类共有257篇，经济类309篇，文化类147篇，社会类378篇，国民类48篇，见闻类7篇，教育类24篇，军事类78篇，旅行类29篇，体育类16篇，外交类47篇，卫生类94篇。如图1。
可以看出，VK网中的资讯新闻议题分布比例并不均衡，社会类议题所占比例超出了政治类和经济类，而比较关注中国的当下的社会状况，所占比例达到26.36%，其次是经济类，占到21.55%，说明经济类、尤其是包括电子商务与网络购物平台在内的两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依旧是重要的话题，这也是当下中俄两国人员交流的现实反映，政治类以17.92%的比例紧居其次，从侧面反映了政治话题本身仍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议论性，议题分布最低的是教育类、体育类和见闻类，说明VK网在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对体育类和教育类等的关注并不突出，但并非没有，虽然各个议题比例不够均衡，但也各有所侧重，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因此也是全面的。
2 倾向性分析
一般而言，新闻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公正，它总是暗含报道者的观点和态度，VK网的新闻大致可以分为资讯新闻和视频新闻。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将资讯新闻内容的倾向性分为正面、负面和中立3种。通过对1428篇新闻报道内容的分析，得出正面报道172篇，负面报道140篇，中立报道1116篇。中立报道占据了78.15%，可以看出VK网并没有出现西方社会的涉华报道中惯有的“中国”的基调，虽然负面报道仍然有9.80%的比例，但已经低于正面报道的12.04%，从整体上看，VK网中的中国形象是客观的。在各个议题中，正面比例最高的是经济类、军事类和卫生类，这与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成就密切相关。负面报道比例较高的是政治类、社会类、旅行类等，见闻类和国民类等则正负相当。政治类的负面主要集中在、网络审查制度方面，几乎占据了整个负面比重的一半以上。经济类正面报道比重高于负面比重，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网络购物、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中国的手机制造和轻工业产品上来。社会类负面新闻主要集中在社会上突发事件、社会纠纷以及工厂爆炸和救灾不力上来，军事科技类正面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电子产品、即时通讯工具和软件的兴起。在卫生类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动植物上来，对最近经常提起的雾霾和自然环境破坏较少提及或较少负面评价。从整体上来，正面报道多于负面报道，中立报道居于绝对性的地位，可见社交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有自己的建构模式，并没有受西方的中国话语霸权制约。
除此之外，根据统计分析，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间有效视频新闻128个，涉及到经济、国民、社会、文化、政治等议题。社会类的新闻要多余其他议题新闻，达到37.5%，其次是文化类，达28.9%，最低的是军事类，只有1.56%，在视频的来源上，除去没有明确标注来源的视频新闻外，共有49个新闻来自Youtube，10个新闻来自CCTV，2个来自腾讯视频，9个来自优酷视频，新浪视频2个，秒拍视频1个，BBCI个，地方电台（黑龙江卫视）1个，来自VK网的19个。视频新闻在选择的新闻源上，除了VK网自身的新闻来源外，大部分都集中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可见作为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的影响力已经掩盖过了中国国内其他一些著名视频网站。CCTV作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官方媒体，虽然在国内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在VK网视频新闻的选用率上却远远低于Youtube，只有10.64%的比例，其余非官方的民营在线视频公司的比例也并不高。
3 转发量分析
在社交媒体中，受众也参与新闻的传播与制造，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受众通过转发、评论、点赞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笔者发现，转发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可以体现受众对新闻的关注度。笔者取各议题新闻每百篇的转发量，取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见表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每百篇转发量最多的是文化类，每百篇有1164.28篇转发量，其次是旅行类，每百篇有924.13篇转发，国民类每百篇有887.82篇转发量，每百篇转发量最低的是见闻类和体育类，通过新闻的转发量可以看出读者对文化类和旅行类的关注兴趣比较大。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5
关键词：公共外交；新闻传播；国家形象；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9
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于2011年8月23日-2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台湾、加拿大、英国、美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82名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美国马萨诸塞州议员Stan Rosenberg先生，马萨诸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Ernest May教授，《公共关系评论》杂志的主编Ray Hiebert先生，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李金铨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先红教授，马萨诸塞大学传播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主任Jan Servaes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以及中国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等主礼开幕式。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后危机时代中美新闻传播和公共外交的未来”，会议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即经济和金融实力以及世界环境的渐变，将导致新闻传播、公共舆论、公共关系、公共外交和媒体消费等“软”实力的变化。针对此次会议的主题，会议发言及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一、公共外交的本质与模式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公众取向的双向交流过程，既可积极主动地抗衡其他国家的外交战略，又可以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地塑造本国形象，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国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外交类别。
一方面，关于公共外交本质的探讨一直未曾停歇。俄克拉荷马大学Maureen Taylor认为，有效的公共外交必须以关系创建为基础，关系创建是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结果，更是在多极世界中达到政治目的和实现权利平衡的重要手段；她还强调应以多极视角来研究多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关于利比亚战争的报道，描绘了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认为，在中美公共外交中，东方哲学“和而不同”的观点拥有特殊的价值，进而论述了美国两大主要新闻媒体为何以及如何将作为有关外国的重要历史记忆和公众创伤来报道。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赋予公众更大的话语空间，为公共外交创造了人际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也引发了新的关于公共外交模式的思考。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中美互联网论坛采用的公共外交形式可作为创新的公共外交模式的典范，其四年发展所经历的从并存、互补到融合、创新的发展过程，为未来处理两国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涂光晋教授和钟新教授分别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透析了美国驻华使馆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问题。其中，涂光晋教授运用主题分析的方法，分析哪些主题被美国驻华使馆在中国网络平台开设的微博中发出和接收，并依据国际关系的身份建构理论与公共关系“文化循环模式”的框架，探索“美国”与“中国”的身份如何被建构出来，而这种建构在中国的微博用户那里又得到了怎样的回应。其研究结果显示：作为一种公共外交行为，美国驻华使馆在新浪微博上的信息输出，以“敏感议题”为中介，提供知识和信息，进而建构和强化“我们”（美国人及其生活）与“他们”（中国人及其生活）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潜在建构虽然得到了微博用户的心理共鸣，但是，差异除了产生“优-劣”的解释框架外，还呈现出“内群体-外群体”的回应主题，而后一种主题则包含着“警惕”、“排斥”、“敌视”的可能结果。钟新教授则通过观察美国驻华使馆网站、使馆官员博客及微博，对使馆官员与中国公众网络互动进行话语分析，阅读美国使馆官方文件，与使馆官员进行深度访谈，从线上互动、线下互动、线上线下互动相结合三个维度分析美国驻华使馆对华公共外交在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方面的特征，勾勒出Web.2.0时代公共外交的新型传播模式，对发展公共外交理论、积累公共外交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案例。
另外，澳门大学的Ying Li等以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海外华人的爱国行动为例，论述了海外华人的活动可以有效地消解国外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报道，帮助国外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公共外交的一种有效方式。大连理工大学崔银河教授重点关注如何利用“传播孔学文化”和“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构建起独特的中美公共外交新模式。湖北大学胡远珍副教授考察了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战略思维特征与话语表达，进而论述了美国对华外交方式发生的重大转变以及美国新的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
二、传播策略与国家形象
对于国外公众而言，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上被构造的“镜像”，而媒体的报道框架会受到意识形态、利益冲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聚焦媒体报道，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媒体再现的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教授运用框架理论，对中国五家报纸媒体关于美国的874条报道进行分析，进而论证中国媒体采用平衡的双面建构方式来建构美国形象，呈现的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积极形象与消极形象并存的矛盾的美国形象图谱。华中科技大学何志武副教授以美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闻周刊》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指出，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在形式上试图显得客观，但其政治泛化的倾向并未有实质的改变，这种政治的泛化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知置于警惕、防范和忧虑的位置。曼谷大学Boonlert Supadhiloke运用框架分析法分析了泰国两份英语报纸Bangkok Post和The Nation是如何报导全球经济危机及经济复苏进而影响中、美、泰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在这两份报纸上，美国因遭遇经济萧条、社会资本损失和商业失信而虚弱无力，中国被描述为经济快速复苏的榜样和积极的区域合作者，泰国被表现为中国和美国的亲密伙伴。中山大学张宁教授通过对2008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北京奥运报道进行议题抽取和报道框架的内容分析，论述了国外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构造过程中呈现出的“奥运框架”、“问题框架”、“人权问题框架”等12个报道框架及各自的特征，指出报道框架主要受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国家和利益集团、媒体机制与特性以及冷战思维等结构性要素的影响。香港城市大学Xiaoqin Li等通过对中、美两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比较，论述了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对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差异及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战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Rice University的Steven W. Lewis通过对纽约、华盛顿、北京、上海等城市地铁公共空间中的商业和公共服务广告的研究，探讨了各国各城市的人们在这些广告中是如何被表现的等问题。香港城市大学宋雅博士通过对驻华记者Orville Schell的研究，论述了美国驻华记者对中国在美国及海外形象塑造的影响。
除了媒体报道外，举办大型活动和塑造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香港城市大学陈霓教授以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为例，通过对三个活动官方网站的信息和媒体报道的分析与政府官员的深度访谈以及普通受众的问卷调查，论证了国家形象是可以被打造的，而且举办大型活动可以对主办国的形象认知产生正面效应。上海交通大学薛可教授通过比较分析世博会前后5个主流英语报纸对上海的相关报道，论述了世博会对上海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
三、公众认知与中美关系
正如美国“外国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海斯所说，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下世界两个主导力量以及21 世纪世界（再次）复兴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中美关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宏观问题，而且与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感知密切相关。公众对中美两国关系的认知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将影响到两个国家关系的走向，甚至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
纽约州立大学的Junhao Hong强调指出，对于误解的理解与认识对中美媒体交流非常重要。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中山大学邓理峰重点关注了中美关系与消费者品牌认知的问题。他指出，中国青年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负面评价和中国青年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与选择二者之间存在微弱关联；而在中美在有关上的争端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中国青年消费者对美国在对华外交政策上的负面情绪会波及到他们对美国品牌的接纳；而且，当中美发生冲突时，一些美国品牌，特别是容易联想且具有较强美国国别联系的品牌，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中国青年反美情绪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丁桂兰教授认为，21世纪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将极大依赖于中国年轻一代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其实证研究显示，影响年轻人认知中美关系的前置问题有文化、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如、问题、两国贸易关系、人权问题、汇率问题等，而存在于中美之间的一系列敏感问题、文化问题、贸易磨擦问题对年轻一代认知两国关系具有深刻影响。
贵州民族学院商学院喻野平、内蒙古财经学院郎宝金等也分别为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四、公关、广告与传播的再思考
政治经济环境和媒介技术都会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包括传播活动在内的社会活动。后危机时代、新媒体时代将引发关于新闻传播、公关、广告、品牌传播的再思考。
一些参会的新闻学者讨论了新环境下新闻传播策略、新闻媒体发展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对后危机时代世界媒体格局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新闻传播提出的要求，中国新闻传播应对世界媒体格局变化的策略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华中科技大学赵振宇教授强调中国须更加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公民意愿表达和尊重公民人格等方面问题，以实现更好地发展以及与世界更好地沟通。湖北大学廖声武教授强调新的传播环境下典型报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对如何做好新传播环境下的典型报道提出了建议。华中科技大学顾建明、王青通过分析比较近两年获中国新闻奖和美国普利策奖的新闻评论作品，为区别中美评论在表达方法上的特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指认类型与解释模式。中国传媒大学齐小华教授、四川大学侯苹教授认为，通讯社正日益感受到互联网浪潮带来的挑战以及层出不穷的新兴媒介传播方式的压力，通讯社在新媒体时代变革中的转型与表现，将成为一个国家传媒事业发展衍进的重要指针，她们通过对比研究美联社和新华社在应对媒介大融合形势下的困境与机遇、战略转型步骤与蓝图，分析了二者在危机之下战略性思维的共识与差异。东华大学的杭丽滨通过对2010年重庆作协会议事件的相关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指出价值标准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评价， 而“社会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会在社会互动中累积、建立和改变。
一些公关学者和业界人士则对公共关系的现状、发展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理论探讨。马萨诸塞大学的Jan Servaes教授，在总结近期有关欧洲、美国、中国公共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后指出，就中国在美国的公共关系活动而言，公关合同的数量确实与正面报道正相关，同时许多较小的公关活动比大的昂贵的公关活动更有效。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教授等创造性地提出了“消息来源卷入度”的概念，并建构了用以衡量公共关系影响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影响力模型”；通过分析七类消息来源在新闻报道中的“卷入广度”、“卷入密度”和影响力，论述了中国大陆公共关系与新闻报道的互动现状；分析指出公共关系的“信息补贴”现象十分普遍，且政府官方一直是中国报纸新闻的最主要消息来源；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愈来愈强大，已经开始从“沉默的大多数”逐渐发展为“次要的多数”；作为消息来源的公共关系主要通过新闻、议题建构和媒介策略运用，对新闻报道施加影响。香港城市大学Yi Yan 以中国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为例，分析了中国政府的制度化公关对政府合法性的作用。另外，广东方圆公关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景芬女士作为公关业界代表，以中国公共关系协会2009年编制的《第八届最佳公共关系案例》中54个案例作为分析样本，论述了后金融危机时期乃至更长久的中国市场环境下的公共关系战略问题。
在品牌传播领域，中国传媒大学杜国清教授等认为，企业品牌是一个既能反映国家经济硬实力，又能反映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开拓市场的同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消费文化；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在华美资品牌的传播变化、遭遇的公关危机、企业文化及价值观变化，论述了美国软实力在“在华美资品牌”中呈现的不同特征及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在华美资品牌”生存、发展、运营、竞争的影响。北京工商大学张景云副教授以传播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关系为视角，剖析了品牌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空间贴近性与“领地欲”的冲突，本土化、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以及“地域偏见”和“洋品牌”崇拜并存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东华大学丁霞萍、江西宜春学院殷娟娟以中美纺织服装业的比较研究为例，分析了企业传播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香港城市大学Jing Liu等通过对香港城市大学350名大学生的调查分析，指出消费者感知价值对象征性消费的动机影响较大。
传播技术与社会方面，马萨诸塞大学的Song Shi关注信息与传播技术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的电话村村通工程和民间社会组织Web2.0项目（CSO Web2.0 Project）的案例研究，进行了参与型模式和现代化理论的探讨，指出村村通工程是一个现代化和扩散的模式，而民间社会组织Web2.省略网站对大会学术报告和讨论给与了全程报道。部分学术报告和讨论将持续在向观众播出。
The Future of China-US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a Post-crisis World
――Review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Public Relation and Advertising
CHEN Ou-y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 China）
对社交媒体的建议范文6
关键词：微信；新媒体；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100-02
关于微信收费问题，成为近期公共传媒、网络媒体、社交门户网站的讨论热点。与此前多数公众热议焦点话题不同，这次争论主要体现在关于收费合理性的争论上。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更多体现了说理的客观性、论证的现实性。通过对微信收费合理性争论的反思，我们可以把握公众对于这种新社交软件的认识，从而对新媒体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一、微信收费合理性争议的主要特点
这次争论是介于通信运营商与软件开发商之间的博弈。由于微信使用者是受众群体，社会争论也主要源自于社会公众，其主要目的也是维护自身权益。在公众热议期间，我们发现由于微信使用的广泛性和其认知度进一步提升，微信客户又有所增加。议论话题除政府部门、通信运营商、企业表态发言以外，多倾向于以下方面：
（一）微信收费对自身的影响
作为即时通讯工具，微信具有使用便捷性、交流方式的多样性、不受服务区地域局限等特殊优势。更重要的是，微信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得微信交流在社交生活、移动通信愈发普遍。微信较通信运营商传统短信、语音通话等模式，具有节约成本的优势，其广泛采用也挤占了运营商的利润空间。此次微信收费，必然会冲击微信使用者现行的通信交流模式。公众关注点在于谈论微信收费的具体方式，对于自身花费开支的影响。鉴于收费，微信必将丢失一部分使用者，微信的使用普遍性降低，这也对微信大众性形成挑战。
（二）微信收费的自身合理性
微信作为通信服务软件，是对传统通信交流模式的深刻变革，是信息产业发展的标志。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流量代替传统业务成为公众消费的主要支出已经成为通信业的发展趋势。由于微信使用者已经支付了流量费用，因此在软件使用上如单纯对微信收取费用，合理性受到公众的质疑。客观条件在于，中国移动通信使用者众多，信息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作为通信运营商，已经较难承载巨大的数据业务。运营商还要对微信大量信息进行有序疏导传送，这也占用了通信服务商的服务资源并增加了通信服务商的工作成本。在现有基础设施较难满足多方需求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收费形式。
（三）微信收费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目前的国内通信业尚属垄断行业。在运营商和软件供应商的博弈中，消费者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定收费的结果及具体模式。在公众看来，最终还是由消费者自身支付成本。公众研讨的热点集中体现在希望运营商能够适应时代变革趋势，逐步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通过自身的变革，进一步扩大公司运营的实际效益，而并非通过垄断价格保持原有的利益蛋糕。
（四）微信收费对通信行业发展的影响
横向看，世界通讯业先进的国家都已开发出与微信功能相似的软件。公众也将争论放在了微信收费可能性与各国提供服务及收费方式的具体方法相比较上。如果微信收费具有不合理因素，必然会流失一部分使用者。微信热度降低，将使即时交流新模式发展受到阻碍，不利于我国通信业长远发展。可以看到，公众这次争论更体现了理性客观。而并非如同以往关于社会焦点问题那种跟风、无秩序扩散，虚假信息横传等特点。由此见得，公众对于此次微信收费的争论，具有负责任的态度。这也提示我们，作为通讯、网络社交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准确知晓公众的现实需要，深刻认识新媒体发展的方向，有效利用新媒体，促进社会发展。
二、微信作为新媒体具备的新特点
随着网络社交网站、微博等方式逐步成为公众信息传播、接收的主要形式。新媒体发展迅速，微信应运而生。相比其他新媒体，微信操作简易、使用人数多，且符合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特点人们的需要，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具有通信服务功能
微信的大众性决定了其通信交流的可行性。通过通信运营商短信、语音业务的锐减，可以看到微信已成为公众进行短信息交流、语音沟通的新方式。微信软件开发较早，与国内相似的通信软件尚不能在影响力上与微信比肩，微信更全面的占领了手机业务的主要受众。微信既具有通信服务功能，其依托智能手机，又具备了网络信息传输便捷的特点。集合了手机通信、网络传播等方面等全方位地服务功能，受到公众青睐。
（二）公众知情便捷
微信在软件自身发展上几乎无所不包。在社会焦点、公众关注热点等方面及时提供信息。同时，以央视新闻公共账号为例，对于热点问题，及时召集公众讨论，合理分析热点问题，使得公众对于热点焦点问题知晓更加全面客观。由于微信具有即时通信功能，在微信公共平台的参与者一定程度上客服了以往网络平台虚拟性的弊端，也使得信息者责任感的提升。公众账号的微信信息即时，每一个使用者都能根据自己喜好有选择接收信息，且更加快捷，全面。
（三）实现舆情有序管控
相比网络新媒体，微信在实名参与、信息者追溯的可行性更高。对于信息整理、舆情发展新趋势等方面更容易把握。以各交往圈子为例，各交往圈子的参与者多数价值理念相似，热点关注趋同，意见更易集中统一。这使我们对社会各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群体的关注点及时掌握。对于及时了解民意诉求、不良信息管控、重大事件防范等方面改善了以往政府部门信息来源不足的缺陷。
（四）社交模式理性回归
微信在新闻信息，社会热点研讨等方面，更多体现了参与者理性、客观的一面。与网络新媒体不同，微信中的个体，信息透明度高，也更容易受到认可。参与者具有身份的真实性，就更要为自身的言语、观点负责。有效降低了此前不负责任信息、虚假信息传播、非主流不良观点横行的局面。微信信息量巨大，且参与者对于有效信息摄取的要求较高。在这个大背景下，微信信息交流环境较网络社交更优越。由此，微信受众广泛且质疑声少更说明了其发展的合理性。
我们通过以上信息发现，微信火爆可以改变以往的通信交流模式，也促进了社会理性回归。从计算机、手机广泛使用开始，软件、通信方式的开发，都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生活需求，引导公众合理消费。微信的优势，也代表着下一步软件开发、通信运营的合理趋势。
三、微信收费合理性争议对新媒体发展的启示
微信本身的出现充实了网络社交、移动通信的发展，丰富了新媒体的服务功能，锻造了更高层次的社交文化。通过这次关于其收费合理性的争议。我们对其特有优势及引导方向有了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一）有利于服务公众
微信的开发及广泛使用，在于其为公众信息交流方式多样、迅捷、成本降低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效用。随着网络通信发达、新媒体使用广泛，公众对于信息的要求进一步趋向于快速、便捷、权威、客观。微信在语音和文字信息传播方面有特有的交流模式，在新闻传播、个人信息、公共交流等方面也与微博、网络交流平台、社交网站有相似之处。这也为微信的服务人性化、信息大众化、舆论导向合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促进微信不断更新模式，改进效能。作为文化产品，微信及新媒体要进一步贴近民众，在便捷实用、号召更多民众参与方面做出探索。
（二）有利于公民意识塑造
作为新媒体，较好引导社会舆论，塑造公民正确的价值取向是软件开发者和通信运营商的本分。文化发展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公民文化提升，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新媒体开发，要在有效维护个人信息保密性的同时，权衡好现实与虚拟的关系，促进社会积极健康心态的塑造。在网络信息方面，更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体现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信息供应方面，创新供应模式，做好民众参与引导共作，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新功能开发方面，合理满足民众需求，做好信息管控，抵制庸俗、奢靡等社会不正之风，既保持主流媒体信息正面性，也契合公众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参与热情；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交圈，体现实用性，促进文化交流，有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
（三）有利于解决社会敏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