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状况范文1
？荩航运市场近年来的波动情况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自2000年开始中国的集装箱贸易量每年平均增长30%。时至今日，中国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集装箱市场。在1998年—2008年这10年间，中国海运货物量增加了10亿吨，占世界海上贸易增长量的60%。散货船运输的蓬勃发展源于中国钢铁产量的增长，在2008年达到峰值，接近5000万吨/月。随之而来的航运需求导致新造船造价大幅攀升。以好望角型散货船为例，其新造船造价从2003年的3500万—4000万美元一路飙升至2008年的9500万—1亿美元。不仅如此，2008年—2009年期间，世界新造船订单量几乎接近全球船队保有吨位的50%。
自2002年起，全球化浪潮来袭以及亚洲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导致航运市场需求量猛增。如此一来，新造船订单量激增了五倍，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全球贸易量急剧萎缩，造成了市场上船舶供应过剩，从而不可避免的导致运价疲弱，致使市场整体持续低迷。据统计，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全球GDP增速分别萎缩4.2%、3%和约2.7%。尽管全球经济未来走势尚不明朗，但航运业前景仍然光明。全球海上贸易走出了2010年的衰退期，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了8.6%、7.4%和8.5%。
？荩世界经济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
目前，三大区域经济制横着海上贸易：北美、欧洲和亚洲，这些区域的经济状况将对航运业未来数年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尽管美国的财务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英国和德国显现出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但近期公布的数据表明，这两大经济体仍疲于应付。由于上述因素，欧美等洲在影响航运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降低。由于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远超西方国家，业界普遍认为经济和航运的中心将继续向亚洲转移。到2020年，亚洲有望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到40%的比重，而中国经济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0%。面对航运市场的发展，“全球看亚洲，亚洲看中国”这是一个趋势。
航运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市场周期性的特点，这种波动性极为获取高利润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之船队运能过剩，因此我国航运市场正处于困难时期。相对于港口和船企，航运企业对市场的波动更为敏感。企业业绩的周期性表现更为明显，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运输需求萎缩，运价急剧下降。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滑坡，经济滑坡导致货运量减少，货运量减少导致港口吞吐量下降。
新造船接单量急剧减少。在连续超预期的勃兴之后，新船订单增长开始出现疲态，全面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这一状态进一步恶化。众多船舶企业取消订单，市场景气时期预定的船舶如今正在被交付使用，在当前不利的经济环境下犹如雪上加霜。彻底消化目前过剩的供应量尚需一些时日。
航运业投资趋缓。市场价值是投资方对航运企业的预期体现，投资者在市场繁荣时过于看好企业资产和未来发展，产生泡沫市场价值。在市场下滑时，又容易遭到过度低估，而产生过度抛售。由于船舶资产等抵押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航运金融业务风险上升。基于业绩，以及不良贷款的上升，银行业对航运和造船企业的支持力度将转弱，一些银行有可能会停止船舶贷款。
？荩航运市场展望
展望未来，我们正处于世界经济力量发生变化的时期。全球GDP增长总量有望保持每年约3.3%的平稳增长，货物量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基于中国每年约7%的经济增速，每年新造船订单量不断增加，未来几年，我国船队的运力将保持增长态势。
1、油轮市场
原油油轮市场目前极为惨淡，运力过剩。船东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公司甚至濒临破产。2012年大批原油油轮交付使用，可能会导致价格进一步下滑。此外，成品油轮市场也饱受运力过剩的困扰，同时需要面对进口需求和贸易方式的不断变化。由于国内需求量和石油供应量增长带动原油油轮运力需求量增加，油轮市场有望在数年内实现供需平衡。鉴于目前成品油轮的订单量有限，一些船东相信，成品油轮市场的复苏速度将快于原油油轮市场。
LNG市场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天然气价格的波动，以及来自使用更高清洁化石燃料的环保压力。尤其在2015—2020年期间，LNG市场的需求量可能会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这一趋势将会一直延续。且由于消费量急增，LNG运价居高不下，LNG船市场前景乐观。基于此，LNG供给网络将出现快速扩张。
2、干散货市场
原材料供应行业是影响干散货市场的主导因素。过去，主要由美欧日等经济体充当干散货贸易市场的主要推动力。由于中国等金砖国家GDP增速明显高于上述发达国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目前在干散货市场中占据最大的份额，并且在过去5年时间里一直稳坐头把交椅。
中国是目前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由于全球钢材需求量大幅增长，拥有大量的既有订单的同时，新造船保持持续供应。
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煤炭进口量将保持高位，并呈现强劲势头，而煤炭需求量的增长将有助于散货船队的蓬勃发展。
此外，未来数年的干散货船队的结构将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基于市场供需两个方面的分析，10万DWT以下和20万DWT以上的干散货船将保持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据预计，此后数年，干散货船队规模将保持接近5%的年增长率。由于目前供应过剩，未来数年船舶价值和收入还将继续受到压力。
3、集装箱市场
目前全球经济状况范文2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但是，当各国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发展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20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再次有抬头的迹象。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各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退出”方式。比如，国有化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得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状态，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就会面临让政策左右为难的经济“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续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会波及到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
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市场泛滥压力，但是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这种迹象也已经出现。所以，输入性通胀问题同样会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那些外向依赖性大、而目前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也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能排除由于实业投资的回报率因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明显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发展缓慢的金融市场中，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情况，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投资过度的问题会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齐心协力地抵御在过去全身心应对全球性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中“迫不得已”地给今天埋下的十分严峻的通胀风险。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调整，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等。而中国面临的挑战还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冲向第二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以及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目前全球经济状况范文3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技术总监，负责监督GRI报告框架的发展，与外部利益相关方沟通，协调他们与GRI及GRI技术咨询委员会的关系。美国纽约人，会说法语和汉语。
如果全球经济危机继续恶化，企业的管理者就必然会面临企业进行重组的处境，消除劣势，强化其优势。从便利或短期利益考虑，部分企业以及政府会先牺牲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在经济状况日渐低下的时刻，环境的好坏似乎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在危机来临时，牺牲透明度，暂停社会福利项目从而节省一部分支出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逻辑是危险的。
可持续发展程度高低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在未来预测经济危机的能力。在危机来临时，企业的领导者更应该加大力度推行可持续发展，而非望而却步。企业家必须认识到，毕竟在“危机”二字中，除了“危”，还有一个“机”字。
经济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机遇与挑战
有远见的企业家会注意到，全球经济的下滑为那些推行可持续发展策略的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减少污染、加强人权和企业透明度的重视，更能进一步推进各方面发展，从而提升企业形象。这一点也能帮助中国企业跃升国际市场，让自身的品牌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就效率而言，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为企业提供了大规模降低成本的极佳机会。这样一来，利润增加，成本降低，生产效率相应提高。以日本为例，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该国经济被迫进行大规模重组，之后很多日本企业的污染减少，企业效率提高。很多经济学家称，今天的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起重要作用，一个决定原因就是该国企业效率都相当惊人，使该国经济无论在全球经济顺逆与否的情况下都位列前茅。
目前，中国的能源效率只是日本的几分之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单位的平均用水和韩国一样多。中国企业应该利用此机会降低污染，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减少支出。方法之一是减少能源的使用总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废物再利用的水平。
当然，机会不仅仅在降低成本上可以体现，通过对创新的投入，企业可以在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发展环境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企业普遍下滑的情况下。
对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分析的难度较大，但这是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George Soros, 目前全球最富有的投资者在评论全球经济危机时说道：世界前任经济推动力量美国，它的消费能力已经被迫暂停。
George Soros说，和能源相关的项目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领域，也就是说，未来市场对企业的预期将会是：绿色，低碳排放，高效率。
这种转型趋势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目前，中国已经跃居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大的消费国和出口国：特别是其太阳能接触板和风能技术，而且加入这个领域的企业数量正在增加。
McKinsey & Company, 一家管理咨询公司，预测在未来从事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企业价值总值将高达每年280亿美元。在中国推行能源效率创新的企业有机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当然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其中就包括如何提高企业能源使用效率，在公司领导层中推广清洁能源的创新和使用，同时还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简单易行、低成本的解决方式，比如使用更环保的节能灯泡，从而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量。
G3指南为中国中小企业转型提供指引
很多管理者其实已经认识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在黄鲸保护上下功夫。一个成功的品牌需要长期的投资方以及固定的消费者群，特别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刻。所以，企业如要长期稳定发展，清晰度和对人权的尊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那么，如何能帮助企业提高其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的建立呢？全球报告组织的 G3方针在全球范围内为企业监督管理自身经营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是很多企业处理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时使用的重要工具。根据G3方针提出的要点，全球各大企业纷纷开始公布其经营对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比如，计算企业生产所需用水、职工工作的环境状况等。这些全方位的报告能让企业的经营者意识到哪个方面的工作还有欠缺，哪些方面得到了改善，取得了成效。
汇集以上信息书写成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企业在成为更绿、更人性化，同时更具有利润潜力的将来时企业的道路上跨出的关键性一步。
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500家企业正在使用全球报告组织制定的G3《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制定其报告，有一部分中国的企业也已经加入其行列中。 G3指南正逐渐成为全球制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公认标准。在不久的将来，也将预期成为中国企业参考的标准。
目前全球报告组织正向中国的中小型企业推广该指南，作为全球推广计划中中国部分的主要方向。在中国，中小型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推广创新以及全球加工链条的良性循环运作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国沃尔玛今年10月提出了一项新举措，暗示其发展的新方向，那就是价格再也不是沃尔玛产品的唯一进货标准。产品的环境及社会影响，产品厂家的劳动力生产环境以及产品质量成为公司进货的重要参数。
Lee Scott，沃尔玛的经营主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正向公司的供应商制定一系列标准。其中，为中国的分公司设定的标准包括：水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是否存在不必要包装，以及开发更可持续发展的产品的投入等方面。
作为回应，本地的生产厂家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相应的挑战，促使其注意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以及使用总量。
全球合作组织目前正在和中国以及欧洲的中小型企业合作，从其自身特点，即在国际加工生产链条上的作用，制定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标准。通过这种量身定做的方式，让中小型企业可以对指南的标准反复验证，从而达到日益提升的标准。
通过使用 G3指导方针制定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有机会对自身的经营价值进行重新审视、调整和巩固，为应对未来的发展挑战作好充分的准备。
很多国际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没有应对危机时期特定的金融借贷机制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给企业经营者上的沉重的一堂课。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正是转型的绝佳时期。通过G3的指导，企业重审自身的经营状况，考虑自身经营理念和报告指导中那些指标的关系，给企业重新定位。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更紧密和合理，达到经济整体的全面健康发展。
目前全球经济状况范文4
虽然次贷危机起始于美国的房贷市场，但是随着其效应的持续发酵，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涉及整个金融市场，而且已经扩展到实体经济领域。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而且会随着其效应的不断展开而不断显现出来。在此，我们认为就中短期而言，次贷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来自以下三个层面：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头寸有限，后续效应有待观察
次贷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场美国房贷市场次级抵押信贷偿付危机，其核心在于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西方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盲目追求高收益。虽然东亚的金融机构尚缺乏能力参与次贷相关金融产品的开发，但是面对次贷相关资产的高收益，东亚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抵挡不住这种诱惑，购买并持有了一定头寸的次贷相关资产。但东亚金融机构涉及次贷相关资产的头寸十分有限，且主要是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以持有头寸最多的中国银行为例，其持有的次贷相关资产约占其资本的17%，且大部分是评级为AA级以上的资产，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11月的最新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East Asia&Pacific Update)的估计，中行的损失可能为其资本的1%，但是随着次贷危机的持续发酵尤其是近期次贷危机影响再次深入扩大，这样的损失估计可能显得略为保守。原因在于：
其一，虽然次贷危机的最初影响是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资产价格的下跌，但是任何机构甚至是西方开发此类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都不能准确预估此类资产下跌的程度，最近贝尔斯登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就意味着，在投资者避险情绪浓重、全球信贷紧缩以及信用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推波助澜的情况下，这些次贷资产不能实现交易而最终变得一文不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相关金融机构的前景仍不乐观。
其二，在次贷危机不断深入的情况下，面临资产价值下跌风险不仅仅局限于次贷资产，从直接相关的优质住房抵押贷款资产到一般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都面临着价值下跌的风险，而且目前这已经成为现实。因此，从这一角度考虑，次贷危机对东亚金融机构的影响范围与金额将会超出我们的预期。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以及当前次贷危机的最新发展情况，笔者认为次贷危机对东亚金融机构的影响不会局限于我们已知的金融机构与金额。更为严重的是，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努力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的比重，但是商业银行体系仍然是部分东亚国家国内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一旦东亚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金融机构
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严重损失以至于动摇了国内民众的信心，那么东亚各国的实体经济也将面临严重的冲击。
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2006年以来，东亚各国（除日本以外）的宏观经济均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金融市场空前繁荣，各种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的增长。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仍不改上涨之势，这一点也一度成为东亚经济与美国经济“分离”（decoupling）的又一理由。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与东亚的资金流动情况，可以发现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东亚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有了更深入的融合，这一点至少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最近东亚金融市场的波动所证明。
从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初现端倪以来，全球市场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抛售。就前两次而言，每次抛售过后亚洲在经历资金净流出后马上出现资金净流入；而在2007年11月抛售后，亚洲一直处于资金净流出状态。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亚洲金融市场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危机的初期亚洲新兴市场可能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全球信贷紧缩状况不断恶化，包括东亚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面临增长放缓，资金必然会从东亚流出。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了东亚经济至少东亚金融市场与美国没有“分离”，二者表面上短暂的“分离”只是全球资金在危机尚未扩散时将东亚市场作为避风港。
总之，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由此也带来了东亚资金流动的波动，相应也导致东亚金融市场的动荡。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效应的持续发酵，全球信贷紧缩状况持续恶化，这种资金流动已经由流入转为单向流出。这一方面导致东亚一定程度上面临信贷紧缩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会刺破东亚地区部分国家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上存在的资产泡沫。虽然在东亚金融危机10年后，东亚地区的外债余额远远低于10年前的水平，东亚地区各国的外汇储备较之10年前也有大幅增加，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资金单向流出而可能导致资产泡沫破灭的问题依然应保持高度警惕。
宏观经济：出口增速放缓，通胀压力增大
虽然目前各方对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势尚存争议，但随着次贷危机不断深入，美国经济将至少面临放缓的局面。因为美国经济是由消费主导的，私人部门消费占其GDP的70%以上，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信贷紧缩的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居民财富的减少以及消费信贷可获得性的降低。因此美国经济增长肯定会受消费的拖累，而目前争论的焦点仅仅是其他部门能够多大程度抵消这种负面影响。另外，伴随着次贷危机效应向全球扩散，美国经济放缓对欧洲、日本两大经济体的拖累也已经开始显现，2008年全球经济也将由此面临减速的风险，IMF为此也调低了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
东亚各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较大，而这其中对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出口占据了较大的比重。面临美国经济放缓甚至陷入衰退、欧洲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受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放缓影响增长乏力的局面，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次贷危机将会对东亚各国的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目前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参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大部分东亚国家的进口率在2007年7月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下滑，比如中国更是从7月前的两位数增长降低到7月后的不到8%，部分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随着次贷危机效应的深入、美国经济放缓对其他两大经济体影响效应的展开以及美元见底后东亚各国货币对其他非美元货币开始升值，这种出口增速的下滑将会扩展到对其他两大经济体的出口。另外，考虑到东亚各国的内部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零部件与原料的贸易，使用这些零部件和原料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因此次贷危机对东亚出口的实际影响更大。此外，由于出口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次贷危机对东亚出口的影响将会通过这些渠道向其他部门传递。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2007年9月的亚洲经济展望，在两种不同的模拟情况下亚洲经济都将受次贷危机拖累。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个百分点并持续两年，亚洲经济增长在这两年内将会放缓0.45和0.75个百分点；在第二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个百分点并持续两年，同时美元对除港币以外的亚洲货币贬值10%，那么亚洲经济增长将在这两年内分别放缓2个百分点。
另外，就近期而言，次贷危机对东亚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上。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市场都进入下行通道，而且美元资产还面临着美元大幅贬值的汇率风险，大量资金涌入石油及大宗商品市场，不断推高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投机因素基本主导了这段时间以来的石油及大宗商品走势。东亚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地位，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走高可能加大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存在的通胀压力。当然，这仅仅是就近期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而言，投资因素不可能长期主导市场走势，而且全球流动性紧缩的状况也在恶化。就中期而言，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必然会拖累东亚经济，全球经济将面临增长放慢，从而导致全球对石油及大宗商品的需求必然趋于下降，这也必然会在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有所反映，从而有利于降低东亚地区的通胀压力。
面对地区内不断增大的通胀压力（见图2），东亚地区各国货币当局理应通过加息货币政策予以调控。但是，为了缓解全球市场信贷紧缩危机，发达国家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不断降息，这使东亚与美国之间的利差不断增大。以中国为例，从图3中可以看出，美联储为应对信贷紧缩状况而连续大幅下调利率，中国为有效应对通胀缓慢加息，这导致目前中美利差达到189个基点的较高水平。当前东亚地区货币兑美元已经大幅升值(见图4)，且普遍存在着较强的升值预期，如果这种利差过大且持续时间过长，必将进一步加大东亚地区货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打击东亚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使东亚地区出口前景更加不容乐观。面对这一两难境地，东亚地区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目前全球经济状况范文5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全球经济状况范文6
美国能否独撑大局？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推算，全球经济应能连续三年保持3%以上的增长。目前各国继续推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央行为市场流动性提供支持的作用更见重要。原油价格近月大幅调整且跌势未止，原油进口国对原油输出国的资金转移减少，有望提振前者的消费情绪。部分受债务问题困扰的国家融资压力得到纾缓，市场参与者要求的风险溢价回落，带动股市造好及债券孳息率低企。以上各种都是利好因素。在油价下滑、公共财政危机威胁减退及货币环境持续宽松的环境下，似乎较难想象还存在什么因素，足以阻碍2015年环球经济加快复苏。
然而，环球经济增长平稳掩饰了主要经济体复苏步伐未能加快的事实。在过去几季，美国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速差距扩大的趋势更为清晰 （表1）。在全球四大经济体当中，中国内地、欧元区及日本年内经济表现皆未如理想，仅余下美国扮演环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角色。关键问题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又能否独撑大局，在2015年带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
较乐观地看，众多重要指标均显示目前美国经济正处复苏的初、中期。譬如，当地薪酬涨幅及通胀仅属温和水平；资本及劳动力相比产出规模，并无出现闲置或过剩的迹象；金融机构已巩固资本基础并同时减少债务杠杆。此外，美国经济未有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其商品及服务的总出口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9% （表2）。几乎所有指标均显示美国经济正稳步复苏，其强劲的增长动力很可能延续至2015年。
然而，美国经济复苏，能否有效抵消其他地区增长放缓的影响却属未知之数。基于以下原因，我们对此判断持保守态度：单依靠贸易并不足以带动其他地区强劲复苏。在2000年，美国占全球生产总值比重达31.3%，至2013年，比重已下降至22.4% （表3）。由于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已较十多年前收缩了三成，美国必须有更高的增长，方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与昔日相同的贡献。即使我们假设美国经济增长率再提高2个百分点，并以1.4倍的进口需求乘数计算，美国复苏步伐加快只能提高欧元区、日本及中国内地出口约0.1个百分点。
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取决于其是否经历相同冲击。美国在1996年至1999年的经历便为一例。在该段期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4.4%，同期日本及欧元区的年均增速却分别只有0.5%及2.5% （表4）。出现此等差距乃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受利率低企、美元升值、国内劳动生产力提升及通胀前景稳定等利好因素刺激，令国内投资气氛炽热，反观欧、日两地却欠缺相同的有利条件支持。回到目前情况，美国近期消费动力显著增强，反映当地家庭已大致完成修补资产负债表，这正是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表现最不同的地方。欧、日消费表现落后美国的局面料难扭转，我们预期各国发展差异化的趋势将会持续。
综合分析，我们估计美国复苏力度并不足以显著提振全球贸易活动。纵使美国与欧盟正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进行磋商，其效果浮现需时。事实上，唯有消费信心在更广泛地区得到提振，跨国贸易活动方有望显著回升。考虑到全球发展形势仍然高度不平衡，我们预计2015年香港出口维持5%的温和增幅，与2014年增幅相当。
寻找消费增长动力来源
自2010年香港经济步入复苏以来，私人消费开支一直为香港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较让人忧虑的是，本地消费在2013年下半年出现的疲势延续至2014年。这是否意味着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已告一段落？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过去数年支持消费扩张的利好因素，未来数年难再复见。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们通过建立包含信贷变化的消费增长模型，藉以量化各因素对本地消费增长的贡献。在此计量模型下，私人消费开支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每月收入中位数、实质利率、财富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债务偿付比率及收入不稳性。模型的计算结果，大致符合香港私人消费开支的实际变化 （表5）。
我们发现，私人消费开支在过去数年迅速上升，很大程度上与财富效应的正面作用及信贷融资成本下滑有关。只是，上述两项因素的刺激作用在未来恐难维持下去。首先，股市及楼市难以重复以往数年的升幅，未来财富增值速度预料逊于以往。其次，随着美国联储局结束资产购买计划，融资成本上升亦可能打击消费欲望，尽管我们认为其影响仅属次要。
我们认为过去数年私人消费开支增速过快且难以持续，但2015年私人消费预料不会大幅倒退。实质工资持续上扬，加上收入不确定性仍低，可望支持消费继续增长。另外，在经济复苏初期，利率与消费的正面关系亦经常被人忽略。在撇除债务负担的影响后，我们的研究显示，较高的利率水平往往伴随着家庭开支提升，这可能因为利率上升带来的收入效应超过其替代效应。简单来说，由于储蓄能够带来更高回报，家庭拥有的财富净额涨升，继而刺激其消费欲望。综合各项因素影响后，我们预测2015年香港私人消费增长2.1% （表6）。换言之，消费扩张可望拉动香港经济增长1.4个百分点，但有关贡献未及其长期平均贡献水平约3个百分点的一半。
加息冲击属可控范围
香港这个高杠杆经济体能否承受加息带来的压力，也为市场焦点所在。我们估计加息对香港实体经济冲击有限，原因是：前瞻性指引 （forward guidance） 可减低政策不明朗性。加息引发的冲击如何，视乎联储局提供的前瞻性指引能否有效引导市场形成加息预期。据我们在市场的观察，目前联储局已提供了足够详细的前瞻性指引，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的加息预期。政策不明朗性降低，再加上美国经济前景好转的正面作用，应可大幅抵消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
家庭财政状况稳健与否，也视乎持有的资产状况。若资产价值高于债务总额，则意味着家庭拥有更多资源可用作消费。故在传统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消费水平取决于家庭资产净值，而非债务水平。这同时反映只考虑家庭负债水平变化的分析其实并不全面。虽然香港家庭债务水平在过去5年大幅攀升，但流动资产总值的升幅更高（表7）。现时香港家庭负债占存款比率降至14.3%的近十年低位，显示家庭财政状况大致仍属稳健。
联储局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在2013年夏季，美国联储局官员发表强硬的评论，市场开始揣测美国提前加息，引发了“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这段经历正好适合用作参照，评估一旦加息可能发生的情况。回顾当时，香港经济运行状况未受到太大考验，尽管当时大多数亚洲货币受沉重卖压，港元却因资金重新流入并被推高（表8）。而当时港元强势建基于两方面，其一是香港稳健的公共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其二是港元作为美元升值的对冲工具。2013年的经验正好说明利率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起重要作用，倘过去的市场反应具参考价值，则联储局在经济形势改善的前提下推行利率正常化，未必会对香港经济构成严重冲击。
香港经济有能力抵御其他冲击
除了流动性风险外，如何衡量若香港发生意料之外的经济或社会问题，或内地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亦是评估来年经济形势的重点。
其中一种常用的评估方法为直接引用零售业附加值和香港输往内地出口货值来判断有关损失。不过，此估算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其忽略了负面冲击可能从不同渠道影响本地消费及投资的间接损失。有鉴于此，我们引用内部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冲量相关影响。引用计量模型的好处在于计算结果已经反映内部经济及外贸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具体而言，我们的估算涉及以下假设：一、内地经济增长率下降至7%；二、内地访港旅客人数下跌3个百分点；三、利率上升0.5个百分点。四、长期收入增长预期下跌0.5个百分点。
模型测试得出的重要结论为，香港经济复苏并不会因上述问题而逆转。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冲击发生后的一年内，其对香港经济的负面影响约为0.4个百分点，这结果似乎较市场预测温和（表9）。换句话说，只有内地经济急遽冷却，或本地消费情绪显著受挫的情况下，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是我们预期的基本情况。
对2015年经济增长的启示
至于短期经济形势方面，若香港发生意料之外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加上信贷供应趋紧、内地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均会令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预期香港经济的增长步伐在未来12个月难望显著加快。尽管如此，2015年尚存在其他因素足以推动香港经济持续发展。作为香港最大出口最终目的地的美国需求扩张，且本地家庭财政状况仍属稳健，可望抵消上述负面因素的影响。我们预期2015年香港实质经济增长率为2.6%，略高于2014年预测的2.1%增幅。鉴于此增幅低于潜在增长水平，预计2015年失业率将由去年平均3.3%稍为上升至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