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范例6篇

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

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范文1

内容摘要: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探讨基本上是处于理论上的摸索阶段,对于实践层面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展开。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表现模式,低碳经济在目前中国社会所肇始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理念的方向性价值。既然是一种新经济理念,那么就必然受到目前中国社会所畅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和约束。本文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牢固遵守的根本理念模式,在具体的实践意义上,必然体现为“以低碳经济新理念发展经济”的全新的坐标范式和方向选择。

关键词:低碳经济 价值体系 新思维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近年来,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探讨基本上处于理论上的摸索阶段,对于实践层面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展开。这一则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于低碳排放的标准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二则是由于低碳经济在更深层面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式的可操作性尚需实践意义上的进一步探讨。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表现模式,低碳经济在目前中国社会所肇始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理念的方向性价值。既然是一种新经济理念,那么就必然受到目前中国社会所畅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和约束。本文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牢固遵守的根本理念模式,在具体的实践意义上,必然体现为“以低碳经济新理念发展经济”的全新的坐标范式和方向选择。

低碳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节约思想

伴随着全球生物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化石能、核能等的使用,人类逐步从原始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将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摒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低碳经济其实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其涉及广泛的产业领域和管理领域。事实上,目前中国社会所广泛探讨的低碳发展理念,其本质属性恰恰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引申出来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也没有系统论述过低碳经济的相关问题,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低碳经济”的思想。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过探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和财富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这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恩格斯也对资本主义的浪费现象非常痛恨,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

由此看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隐含着丰富的节约思想,而低碳经济理念所重点强调的也是“节约”和“节用”思想。在这一点上,低碳发展观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产物,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低碳思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命意识

低碳思维所强调的是一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思想。敬畏文化的价值意味着对生命自身神圣性的深刻体认。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让我们深深敬畏,它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人们心中的文化道德律。可以说,敬畏之心源于人对自身有限性和宇宙无限性的本真认识。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主要是从该体系的科学内涵、思想表现、时代特征、理论维度和实践转化等几个方面进行的。由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没有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然生命导向的问题,因而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在继承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关注自然生命的视角是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其主要的目的和功能就是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然敬畏意识”,进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有丰富的自然生命意识。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开始关注英国工业社会的环境污染问题,指出环境的破坏已经对自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恩格斯阐述了他的生态民生思想。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苦难环境的生成,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无关系。而从水体与空气等自然要素的污染来看,工人阶级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工人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大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他们也与工厂主一道,成为环境问题的制造者。”面对今天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总结和认识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也需要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及其表现,尤其需要在实践层面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恩格斯的生态民生思想值得借鉴。

低碳发展观蕴涵着社会主义一贯奉行的艰苦奋斗思想

中国社会所一贯坚持的“低碳发展观”也内在的蕴涵着社会主义所一贯奉行的艰苦奋斗思想。因为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奉行的党的优良作风。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点:其一,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其二,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能源消费生态化,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发展低碳经济就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延缓气候变暖,所以就能够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而要实现上述目标,离开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断难实现的。因为原有企业的低碳转换需要巨大的实践勇气和脚踏实地的精神,现有企业的低碳控制也存在很多技术难题,将来绿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所有这些任务的实现,离开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很难想象的。

低碳经济理念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形象

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的高度负责态度,对事关中国人民、亚太地区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令世人瞩目。他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主席还建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和绿色小区。随后,在主席的讲话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正式提出。事实上,建设绿色家园、发展绿色经济、降低碳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应有之义。

低碳理念再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和谐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强调“天地人和”,而新时代的低碳发展理念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和谐精神。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和谐中国的良好形象。而和谐理念也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得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民族内涵已经深入到“低碳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并现实的发挥着作用。

低碳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生态中国”的决心

低碳经济理念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然结果。低碳经济所要实现的“生态”目标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虽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但是,他的人化自然观既不支持对自然的征服也不赞同对自然的破坏,而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一方面,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自身的一切都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自然又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统一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是毁灭人类自身。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时,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由此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于建设“生态中国”的伟大理想来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极为深邃的理论价值。

低碳策略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注民生的情怀

民生关怀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文关怀之一。低碳经济理念强调的就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和睦、健康和幸福。而这些问题在当今的中国来说,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比如贫富悬殊的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就业问题,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住房问题。而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都曾提前关注过。在恩格斯的民生思想中,住房问题是事关大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之一。为此,恩格斯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十九世纪所遭遇到的‘住房困境’,从表象上看,既指工人阶级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的情形,又指因房租大幅度提高,住房变得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的特殊情况。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普通大众只关心住房现象的存在,而很少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所以,恩格斯接着指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并不是这些现象本身,而是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

2.梅雪芹.从环境史角度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绿叶,2005(3)

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范文2

【关键词】碳会计;碳资产;确认;计量

2012年1月1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3日宣布,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这预示着我国碳交易将更加频繁,碳交易体制也正趋于完善,政府以及更多的企业对碳会计的关注度及需求度也将日益增强,因而,碳会计体系构建已是势在必行。对碳会计要素中的碳资产要素的财务会计处理进行研究对碳会计体系构建有着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碳资产定义及确认条件

碳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者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者财富转化的,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有形或无形的资源。

碳会计存在于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交易的某些特殊性使得传统财务会计目前难以准确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和核算,而对于碳资产而言,则应在传统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务基础上,或将目前归结为传统财务会计资产要素中的项目提取出来,纳入到碳资产中进行确认、核算,或将较为特殊的目前无法依据传统财务会计予以确认、核算的项目,则在碳会计体系内,进行系统的分类,并确认、核算。

将一项资源确认为碳资产,需要符合碳资产的定义,与此同时,还应满足两个条件: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以及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

二、碳资产的确认及计量

碳交易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在现有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的资产类科目内核算,本文在碳资产要素下设置碳会计科目,根据具体的碳交易项目确认计量。

1.碳排放权

1997年12月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对缔约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减排标准,世界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碳减排义务,发达国家2005年开始成大减排义务,到2010年二氧化碳等6种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另外,《京都议定书》建立了3个合作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允许缔约国之间进行排放额度的买卖,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机制从排放额度较为宽裕的国家买入碳排放额度,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与不同的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使得游离于企业财务报表之外的气候环境因素成为了企业会计核算内容之一[1]。

碳排放权是目前碳会计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获得碳排放权的途径及持有意图的不同,无论划分到无形资产、存货或金融资产中哪一个科目内对其核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其确认问题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究竟采用何种计量属性也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企业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企业从监管者即政府处分配获得或免费取得的排放权,应按照公允价值,根据其持有意图计入“碳无形资产”或“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项目实施机构所有,并规定了国家与项目实施机构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分配比例[2]。因而,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以出售为目的,那么,获得的碳排放权应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由国家享有的份额贷记“其他应付款——碳排放权(国家)”,企业应享有的部分计入“递延收益——碳排放权”,持有期间以公允价值对其进行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发生的碳排放额根据持有排放权的比例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并将递延收益分摊转入当期损益,计入“碳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应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发生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碳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企业通过交易机制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通过自行开发项目,按照定价购买或者公开拍卖获得的碳排放权,应该按照获得该排放权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主要包括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费用、项目开发中介服务费用、经营实体项目审定费用、经营实体核实核证费用等。该成本金额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在项目持有期间,若持有碳排放权的意图没有发生变化,应对已消耗的碳排放份额按其比例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借记相关成本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摊销”,资产负债表日,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若企业意图出售持有的碳排放权,则应将“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的余额转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碳排放额公允价值与“碳无形资产”科目余额的差额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3)从其他企业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从其他企业购买排放权的,若其持有目的是企业经营,抵减企业自身碳排放额的,以购买价款作为初始入账金额,计入“碳无形资产”,后续计量同以上两种情况。若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在适当时间予以出售,或持观望态度,近期内部使用的,则应按照所购买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交易金融资产”,实际支付价款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2.碳汇

碳汇一词来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于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范围内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

碳库指在碳循环过程中,地球系统存储碳的部分。从碳库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变化的贡献看,可以把碳库分为碳源和碳汇两种类型的碳库,衡量碳库是碳源的库还是碳汇的库则取决于静态生态系统CO2交换量NEE(Net Ecosystem Exchange)的变化,即衡量系统整体获得或损失的碳量。本文主要讨论碳汇的确认及其会计处理。

碳汇根据固碳主体不同分为以下几类:森林碳汇,指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定在植被与土壤中,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与企业经营活动有较大相关性的是林业碳汇,指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通过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等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关规则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程或机制,《京都议定书》承认森林碳汇的固碳作用,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减排指标,因而森林碳汇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草地碳汇,由于其固碳的非持久性在是否应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然而,草地的固碳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应纳入碳会计核算范围;海洋碳汇,将海洋作为一个特定载体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化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单位海域中生物固碳量是森林的10倍,是草原的290倍,然而,碳会计以企业为实施主体,因而,虽然海洋具有一定的固碳功能,但不纳入碳会计体系核算范围[3]。

由此可见,若企业拥有面积较大的园林或草地,即可以将其作为一项碳资产,其固碳数量可以抵减碳排放额。因而,对于企业所拥有的园林或草地,森林或草地的固碳量及碳排放额价额的确定就是碳汇价值的核心问题。目前,碳库的核算方法主要有库存方法和活动方法两种,这两种方法都得到联(下转第157页)(上接第155页)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潜在的基本假设都是:来自于大气和流向大气的温室气体流量等于生物质和土壤中碳储存量的变化。库存法衡量碳库存量变化的共识为:C=(Ct2-Ct1)/(t2-t1),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Ct1时刻t1碳存储量,Ct2表示时刻t2的碳储量。活动方法与此相反,基于活动的方法则估计碳库增减后的净余额,该方法也称为损益或流量方法,适用于单个碳库难以衡量、碳储存的短期变化不易受到影响的情况,公式为:C=A*(CI-CL),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A表示土地面积,CI表示碳增益率,CL表示碳损失率[4]。企业则可根据测定的碳存储量以及当日市场碳排放额的交易价格计算得出碳汇的价值,即:碳汇=固碳量*当日市场碳排放额交易价格,借记“碳汇——森林或草地”,贷记“递延收益”,抵减企业碳排放额时,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碳汇”,然后按照碳排放权进行处理。

3.碳固定资产

低碳经济下,节能减排、提倡环保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企业加入清洁发展机制(CDM)会有很多企业自行研发的节能减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最终成果大多都是大型的机械设备,按照传统财务会计的规定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无法在最终的财务报告中体现出企业对低碳的贡献,本文认为应将其划分到碳资产中进行核算,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按照财务会计中自主研发固定资产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借款费用等均参照企业会计准则核算,最终研发成功时,将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的成本,转入到“碳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其折旧方法,折旧额的处理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资产最终处置所获得的损益计入“碳收益”。

三、结论

碳资产是碳会计体系中十分重要的要素,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建立表明我国企业的碳交易将更加频繁,对碳资产的确认及核算主要从碳排放权、碳汇及碳固定资产三个方面着手,根据企业经营策略,以财务会计理论为基础,主要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其进行核算。

参考文献

[1]林银良,张白玲.碳会计核算体系构建探讨[J].财会通讯,2011(9):28-30.

[2]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

[3]张殿英,文桂江.国际碳会计述评[J].财会通讯,2011(10):135-136.

作者简介:

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范文3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与进步,自然环境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为了使人类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以法例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因全球气候变暖签订《京都协议书》,该协议目的就是限制协议签订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终使全球温室气体含量达到一个适量稳定的水平。协议中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履行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履行减排义务,为使发达国际履行减排义务,《京都协议书》提出了节能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便是其中之一在该协议第十二条中被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发达国家履行节能减排义务而制订,通过此机制,发达国家可利用自身财务能力和先进的减排技术来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进程,发展中国家则用减排量指标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换。该机制的有效推行既可以使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降低,又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利用资金及先进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达到节能减排之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赢,碳排放权的交易应运而生。

我国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主动提出了承担减排义务的承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10月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七个省市首先展开碳交易试点工作,在我国碳交易市场初步开展阶段,构建完善统一的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分析

(一)国外研究分析

国际上对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研究起步较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ASB)都曾出台过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核算准则体系,尝试规范及统一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标准,2004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出台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就对排放权的会计处理有详细的规范说明,该解释公告涉及如何处理“限额排放和配额交易”排放权计划。“限额排放和配额交易”是对参与减排义务的企业进行评估,并明确将其减排量减少至一定水平的标准,政府发放相同数量标准的免费或有价的配额,规定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对参与企业进行实际排放量的核查。企业在配额限制下会出现三种情况:(1)企业恰好符合配额标准,完成减排义务;(2)企业的碳排放量低于配额,可选择出售剩余配额,亦可递延结转至下期使用;(3)企业的碳排放量高于配额,企业必须购买相对应超出部分的碳排放权。根据上述情况,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给出了一致性意见,企业在碳交易市场自行购买的碳排放权以及政府发放的配额都属无形资产,按无形资产的确认方式进行初始确认,若以低于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取得该项资产则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如该碳排放权配额由政府低于公允价值发放给企业,则应确认递延收益,后在排放权发生期间合理确认收益。当发生排放时,应将实际发生排放量按市值确认计入负债,并且应考虑碳排放权价格的不稳定性而其发生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

但是该公告后就引来了极大的争议,国外学者中较为主流的反对观点为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的不匹配,IASB迫于学术界的争议而在2005年撤消了该解释公告。但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需求日益扩大,2007年12月,IASB重新开展排污权会计处理规范研究工作,且与FASB一同合作,旨在重新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准则,最后确定:首先凡是购买和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都应当确认为资产;其次企业因免费获得碳排放权配额而需要履行的减排义务符合负债定义的,应确认为一项负债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三是配额与负债的计量无论在初始以及后续计量中都应该采用公允价值。

在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撤销后,欧盟国家参与减排义务的企业就对碳排放权的初始确认计量有了不同的做法,以负债净额法最为广泛运用。在负债净额法下,企业从政府免费取得的配额不计成本,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对于到期满足配额的情况,企业可以无须记账;如果到期配额不足,企业可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增加相应支出;若到期配额有余,企业则可以将其剩余配额出售,亦可将其递延至下个会计年度。

但是,净额法也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批评,主流观点认为净额法无法完整表达会计信息,免费获得的配额不予列报影响企业排放成本的明确公示,也会影响投资者对其履行节能减排责任的有效判断。

(二)国内研究分析

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对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问题已展开研究分析,并取得初步研究成果,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式的核算方式,为我国将来制定出台相关会计准则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赵选民(2013)从环境会计视角分析后提出企业应将不同方式取得的碳排放权确认为环境资产,从政府有偿获得的碳排放权直接确认为“环境无形资产”;从政府免费获得的则以公允价值确认为“环境资产”,下设“排放权无形资产”二级科目。有关环境负债方面,应按照实际排放二氧化碳的当量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借记“环境业务支出――排放支出”科目,贷记“应付排放费”科目。

环境收益方面,减排参与企业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碳排放权交易以投资为目的;一是碳排放权交易以自身现实需求为目的。在卖出交易完成后分别计入“环境投资收益”和“环境业务收入”;在买入交易完成后将以自身现实需求为目的的这种情形确认为“环境业务支出――排放支出”,而另一种买入交易情形则与普通投资没多少区别。

张彩平(2012)从经济学视角对碳排放权本质分析后提出碳排放权具有货币的特征,可以在现有的货币资金会计科目下增设一个新的货币资金科目“碳货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可以很好地统一两种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会计确认问题,即项目交易制度下,碳排放权是以权威机构对项目运行的实际减排效果的检验和认定而得出;配额交易制度下,企业的碳排放权则是通过政府的初始分配获得。尽管以上两种交易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二者性质相同,因此,根据碳排放权特有的货币属性可将其确认为“碳货币”。

张姗、刘静(2011)认为碳排放权存在着两阶段性,第一阶段把政府配额的碳排放权作为与政府签订销售合同的存货来进行初始计量,在这一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仅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与发达国家进行排放权与先进减排技术的合作交换;第二阶段中政府硬性规定企业的减排量,那么在国内碳交易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应将交易的碳排放权计入金融资产,在这一阶段我国作为《京都协议书》的参与国而承担减排任务。

三、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

通过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资产是国际公认的,我国最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该定义强调了资产的三个特征:(1)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2)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3)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首先碳排放权是由政府分配或企业自行获得,获得后企业对其拥有实质控制权,可对其进行自主支配,最后企业可通过碳排放权的转让而达到经济利益流入企业。以上分析表明,碳排放权符合资产确认的所有条件,但将其确认为何种资产在国内学术界有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无形资产”“存货”“金融资产”。

(一)无形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部分学者主张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碳排放权符合非货币性资产的特征;二是碳排放权没有实物形态;三是具有可辨认性。但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日益活跃,碳排放权交易频繁,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完全符合企业因交易目的而持有的无形资产的真实意义。

(二)存货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定义了存货的概念,即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其中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这一点与碳排放权的特征有所不符,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减排任务,并非是完全为了出售;其次,将碳排放权初始确认为存货无法合理地确认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配额部分。所以单纯的把碳排放权归类为存货存在一定争议。

(三)金融资产

很多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即企业通过碳交易取得的碳排放权是为了短期内持有并最终出售来获取利润,但碳排放权与其持有者之间并无直接的权益关系,所以直接把碳排放权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也并不完全合理。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交易的开展为碳排放权在本质上赋予了商品属性,碳排放权符合资产定义,可新设“碳排放权”科目对其进行计量。碳排放的直接取得分为两种情况:政府配额;企业通过交易获得。所以在“碳排放权”这一科目下设“配额”“交易”两个二级子科目,政府无偿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权配额在初始确认时可通过“碳排放权――配额”来确认,并以市场公允价值入账:借记“碳排放权――配额”科目,贷记“递延收益”科目。企业因配额不足而通过碳交易购入碳排放权的情形应按公允价值入账,确认“碳排放权――配额”,成本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借记“碳排放权――配额”“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企业以近期内交易为目的而持有的碳排放权应按其公允价值入账,确认“碳排放权――交易”,成本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借记“碳排放权――交易”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投资收益”(差额也可能在借方)科目。因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是不断变化的,会计期末的公允价值则代表了碳排放权的现时可变现价值。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应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借记“碳排放权――交易(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范文4

关键词:低碳消费;消费伦理;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2001804

收稿日期:2012-03-20

基金项目: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规划项目(JA112396);泉州市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规划项目(2010B-ZC01)

作者简介:任玉军(1974-),男,河南信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日益显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根据经济学的理论,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终极原因不是生产,而是消费。要降低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就必然地要求消费的低碳化,要求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消费方式转变为低碳消费方式。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实现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首先需要人们的消费观念的转变,尤其是消费价值观的转变。因为,只有低碳消费的价值信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低碳消费方式才能获得实现的精神动力。然而,实现消费价值观念的转变并不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是个涵盖观念、制度、器物三个层面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在观念层面的教育宣传,还需要相关制度的支持和低碳器物的诱导。因此,我国要实现低碳消费价值观念的转变和低碳消费方式的建立,必须首先为低碳消费提供价值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的说明,并要在实践的意义上探讨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途径。

一、低碳消费的伦理价值

在人类消费史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即节俭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节俭主义把人的消费的正当性限定为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而忽视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及消费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把人的消费等同于动物式的纯粹生物性消费。消费主义则是过分夸大人的感望,把人仅仅视为欲望的存在,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追求感望的不断满足,人的是本性、价值及理性都湮没在人的无穷无尽的物质欲求中,自然只是用来满足人欲望的对象,人与自然仅是一种满足被满足、掠夺被掠夺的关系。无论是节俭主义还是消费主义都存在着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的误读及片面性消费的倾向。由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对自然及人身带来了巨大危害,迫使人类对自己的消费方式作出深刻反思,低碳消费的提出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和人类以往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相比,低碳消费的内涵具有以下内容:1.低碳化消费。即要求人们在生活、生产中尽量使用低碳材料和低碳产品,不用或少用高碳材料和高碳产品,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共生性消费。低碳消费着力于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解决,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求人的消费活动与外在环境的和谐统一。3.全面性消费。这是低碳消费与人类以往的消费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它既不同于节俭主义对人的感望的过分抑制,也不同于消费主义过分放纵人的感望,而是要求人们改变对物质消费的过分偏好,重视物质消费与精神文化消费全面均衡发展。4.公正消费。低碳消费要求改变“炫耀性消费”、“面子消费”等通过消费显示人的地位、身份的消费主义消费方式,强调资源环境的最大公共性,每个人包括下一代人都有平等消费资源享受环境的权利和不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义务,个人的消费自由不应当影响损害他人的消费权利。

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范文5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技术理性;低碳经济;社会建构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但也带来更多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精神空虚等诸多风险,引发人们对传统技术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传统技术作为承载工业文明的实现模式和基本手段,忽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技术范式与技术理性受到了普遍质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现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随之而来的精神需求、心理需求以及对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日益高涨,人类社会进入了林左鸣教授所界定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中的人的心理满足关注的不仅是物质方面,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效用也是巨大的。如何回应和满足人们更高的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特别是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清净环境的消费需求,改变传统的高碳排放的技术经济路径,寻求低碳经济的技术理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发展低碳经济,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本文以广义虚拟经济为视角,考察低碳技术理性及其现实困境,不仅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物质态需求,还应满足包括精神满足、心理渴望、生态享有等的信息态需求,进而提出低碳技术理性的社会建构路径,实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广义虚拟经济新范式。

一、低碳技术理性:广义虚拟经济视域下的技术批判

在工业文明时代,技术进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加快对有限的资源能源的开采和消耗速度,大量使用石化资源能源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暧、能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食品安全等重大社会与环境危机,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后工业或者生态文明时代,要求对传统高碳技术进行理性批判,更加强调面向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低碳发展的技术诉求,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的低碳技术理性,充分体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提出的二元价值容介态属性。

(一)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理性批判

“理性”(Reasou)一词源自于拉丁文Ration,内涵反复思考、账目算计、理由推演的基本意蕴,彰显依据既定规则进行逻辑推理的思维建构。技术理性即对技术实践所实现目标的逻辑反思和深度考量,是技术主体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效用的理性判断。即技术本身不存在好坏之分,但一旦被人利用之后,就形成了技术理性的目的性与工具性的二元价值悖论。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性批判,深刻洞察技术的工具本质及其被资本家利用后形成对工人的剩余价值剥削、社会风险扩大及其对人性的主体地位背离。马尔库塞批判了工业文明时代技术演化的“单向度”人性,即人被技术驾驭后成为工具而非人的目的性存在。技术理性的统治构建了忽视工人主体地位、消除了工人反抗性的异化社会,因而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当技术成为某些人或者阶层等技术主体用以征服自然或人类社会的工具时,带来技术主体的有用性而形成对技术客体的主宰、剥削、征服。

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范式体现为技术主体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目的在于使技术主体获得更多的、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财富,其技术理性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人工技术手段将自然界的整体联系“割碎”,从中选择部分有用的材料,再按照人的目的重新组装。而借助传统技术手段的“割碎”和“组装”出的“人工物”,是依据人的意志和文化逻辑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逻辑的结果。如人类“高科技”的添加剂、杀虫剂、洗涤剂等“人工物”是从不同物质中选取出来的组装而成之物,技术成为改造自然乃至超越自然平衡的工具,结果Ю醋匀唤绲摹氨ǜ础薄S捎诙哉庑际醯母好嫘в及其产物的自然降解等问题缺乏深刻思考与理性批判,带来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诸多风险,如自然资源耗竭、生态环境污染、人与自然的非和谐关系等。

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充分显露出技术异化自然属性,即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在造福人类的同时给人类生活及自然生态环境等带来的危害现象。技术特别是高碳技术在“成功”地战胜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不免可能带来自然界的报复,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风险。何谓高碳技术,就是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主要特征的技术经济模式,这些技术尽管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物质财富的速度,也加剧了资源能源的耗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人性异化、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动荡等风险,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与和谐发展。近些年来,中国屡屡发生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重大事件,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毒豇豆、瘦肉精、地沟油、镉大米、癌症村、PM2.5爆表等等,这些事件很多均与技术滥用、技术改造以及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保问题等密切相关。传统技术的非人本性逻辑及其负面效应,引起人们高度警惕和理性批判。

(二)生态文明时代的低碳技术理性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社会生活在与自然环境进行联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然环境和生态领域的深刻认识及其内在规律性的总结,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即人在获取自然财富的同时应该加强与自然的联系,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修复和低碳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对全球气候变暧、碳排放强度高居不下、雾霾天气频现等诸多发展难题,需要加强传统高碳的技术批判,呼唤低碳的技术选择和构建以低碳技术为主导的合乎理性选择的低碳经济模式。低碳技术是相对于高碳技术而言的,高碳技术与近代工业革命有很大关系,高碳技术是指近代以来以利用石油为主,大量排放碳及其相关物的技术,低碳技术是指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低碳技术的面很广,涉及等多个领域,包括煤利用技术、油气开发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等。低碳技术理性的提出是人类在自我拯救的理性自觉和技术建构中,体现着生态文明时代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诉求与理性选择。

(三)低碳技术理性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生态文明时代的低碳技术理性契合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人本性思想。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造成人与自然间的对立,这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价值观相冲突。由于温室气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限制使用石化原料和人类乱排放行为所导致的,能量获得和使用是通过技术对其现有状态和结构进行改变的,因而需要改变这种传统高碳技术范式,通过低碳的技术转向与选择实现低碳经济发展,进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切断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建立低碳型经济模式。所谓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区别高碳技术理性,需要发展低碳经济,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的低碳技术理性。技术创新应实现物质态(实物产品开发)与信息态(用户需求分析)相互融合形成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过程。低碳技术理性体现了这种二元价值容介态属性,如图1所示。

从工业文明时代内在的反生态逻辑,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时代内在的生态性、人本性的逻辑,不仅重视物质需求的满足,注重选择低碳技术、资源能源集约、生态环境友好,还强调精神需求满足,注重低碳精神引导、低碳文化浸润、低碳环境与清新空气享有等多维度需求满足,进而实现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广义虚拟经济强调的低碳技术理性,即改变传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的高碳排放型技术逻辑,转变为通过低碳技术创新、转化和应用,重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新型技术理性,这种技术理性符合既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也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清新空气、自然和谐等领域的强烈需求。

二、扩张与异化::低碳技术理性的现实困境

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家们对技术手段的片面发展进行批判,对由技术理性扩张造成的技术异化现象进行了审慎的思考,要求人们弘扬技术的合理性。低碳技术已经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低碳技术理性成为对传统技术批判后的共识,但如何实现以低碳为目标的技术理性选择和经济范式转换?在现实中,特别是在技术主体层面,存在许多的认识误区和非理性选择。对于一项技术创新、应用、转化、推广等整个过程而言,涉及到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的利益,如果被某一主体所主宰和工具化运用,导致人本性的目的性价值缺失,必然导致技术的负面效应。如传统高消耗、高污染、高碳排放的技术演化范式中,仅仅考虑的是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缺乏对其他技术参与主体地位的考量,对公众、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的相关利益被忽略,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和风险评估等,引发技术非理性扩张和技术异化的现实困境。具体而言,如表1所示,基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与公众等多维主体的考察,低碳技术理性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维度:高碳发展需求与低碳成本投入增加的逻辑困境

政府代表着公共利益,应坚持低碳技术理性,承担避免环境风险、减少能耗、减少污染、减少排放、保护环境保护等公共性职能。但政府因追求GDP增长和政绩考核等目标存在,导致在实际技术运行中难以遵循中立、客观、公共的基本价值理性,引发政府的技术理性扩张与行为异化。如地方政府大量引进高污染产业以便短时间内获得较快的GDP增长和财政收入,获得较好的政绩和升迁机会,不太重视高碳技术特别是高风险技术及其产业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问题。而低碳技术发展及其低碳转型面临高成本投入、长周期观望、高风险降临等不确定性问题,导致许多政府面临是保持高碳发展以追求GDP过快增长,还是增加低碳投入、制约高碳行为以改善环境治理,存在两难抉择和实现困境。技术发展缺乏政府足够的理性思考,甚至于许多技术风险存在与政府错误的决策行为分不开,如过于追求GDP增长和政绩考核,导致技术创新的目的在于增加GDP和税收,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治理,过快的矿产资源开发、廉价的资源性产品获得了微薄的财政税收和短期的经济繁荣,却带来了不可修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矿区地质灾害、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诸多风险。而对低碳技术研发、低碳技术应用、低碳产业发展等方面缺乏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和足够的财政投入,导致低碳技术、低碳产业、环境治理总是让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政绩考核需求,难以进行理性、公正的选择。

(二)企业维度:高~的低碳发展风险与廉价的高碳产品的市场环境挤压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发展中,企业是关键性的微观主体,缺乏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及其改造,低碳技术理性的选择以及实现产业低碳转型与优化升级就是一句空话。但企业在进行低碳技术的理性选择中,存在着许多的困境或者博弈行为。一方面,企业选择低碳技术理性面临许多的低碳研发风险。低碳技术选择及其创新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文件中,需要落实在具体的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过程中。更高成本、更长周期、更高风险的低碳技术创新往往制约企业理性选择。选择低碳技术,意味着要放弃现有技术工艺流程或者进行自我革命性的改造,而成功与否的风险存在制约了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行为。未来收益能否弥补成本、潜在收益大小以及创新项目成功的难预测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困难等均使企业可能放弃低碳技术创新选择。另一方面,市场较为廉价的高碳技术及其产品存在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挤压和打击了企业的低碳创新信心。消费者更加偏向于廉价的高碳商品,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产品盛行,进一步挤压了低碳技术及其产品的市场份额,低碳新产品的市场体系没有培育,也没有站稳脚跟,因而在以价格论英雄、以GDP论升迁、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中,低碳技术选择只能处于劣势。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权衡利润、税收、研发投入三者的关系中,自然会选择经济与技术之间的低效率均衡。

(三)科研机构维度:低碳技术的难预测性与急功近利的科研体制带来的困境

科研机构包括高校和各种研究院、研究所,这些机构是低碳科技基础研究、低碳知识生产的重要源泉。科研机构直接参与低碳知识生产、低碳技术研发,与企业合作开展重大低碳技术攻关,提高低碳技术创新水平,为企业低碳创新能力提升、低碳产品开发等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支持和人才服务。但科研机构缺乏对技术风险的有效规避,难以确定低碳技术研发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甚至于因利益的追求直接参与高碳技术、高风险技术的生产,不仅没有引导社会走向安定繁荣,相反增加了技术的社会风险。如三聚氰胺、各种食品添加剂、农药化肥等技术或者产品研发,带来了更高的食品安全、生态危机等风险,缺乏对低碳技术、低碳知识的生产与理性选择。许多食品技术、生物技术的研发不无与部分科研工作者谋求私利相关,许多加快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高碳技术研发也离不开部分科研机构的推动。这些风险存在,与科研机构缺乏低碳技术理性、缺乏低碳知识创新、缺乏基本的科研伦理底线相关。

(四)社组织维度:发育不良、力量式微与功能弱化的困境

社会组织在低碳技术理性选择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中介服务角色和知识桥梁作用,为低碳发展提供各种技术、信息、知识的中介服务功能。社会组织以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主体,通过开展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信息交流、决策咨询、资源配置、技术服务以及技术鉴定等业务,沟通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低碳技术及信息流动,实现技术创新各要素间的有效互动的服务体系。现实中,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在低碳技术研发、技术引进、技术推广、技术营销、技术投融资等整个技术链中的服务不够完善,导致低碳技术学习、创新、传播及其产业化应用受阻。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组织力量式微难以为低碳技术发展提供完善的功能服务,对低碳技术的推广、传播、应用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均难以产生应有的作用。

(五)社会公众维度:对高碳产品偏爱、污染抵制乏力、低碳参与冷漠的困境

社会公众作为消费者实际上发挥着市场的方向标作用,消费者行为选择引导企业投资于生产行为。但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则传递错误的市场信号,习惯性的高碳排放、奢侈浪费的面子消费、人情消费、形象工程等制约绿色低碳消费的理性选择。一方面,社会公众对高碳污染行为、高碳产品存在无意识状态,或者有意识无抵制行动,缺乏对自身环境改善的努力和抗争,而且因追求廉价产品倾向于高碳产品,因追求面子和排场倾向于奢侈品和高档包装商品,这直接鼓励了高碳产品生产,挤压了低碳产品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企业高碳排放行为、环境污染行为的熟视无睹、忍受回避实际上纵容了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社会公众对高碳污染行为的集体抵制乏力、参与冷漠以及污染维权受阻等困境存在,也制约了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理性选择。

三、广义虚拟经济视域下低碳技术理性的社会建构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重视技术创新特别是低碳技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中的重要引擎和创新驱动作用,因而需要加强低碳技术理性的社会建构。社会建构论抛弃经验主义所谓的主观客观、映像实体的两分法概念,主张放弃以感觉经验作为试金石的经验方法,提出知识生产主要是在人际互动的社会范畴中形成,是人类社会大背景下的文化历史积淀与知识演化过程。因而社会建构论主张避免经验主义的单一模式缺陷,主张知识放到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考虑,强调知识生产或行为选择的社会政治意义、道德伦理意义、实践演变意义以及相对于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实用特点。对于低碳技术理性选择而言,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利益和价值需求,既要避免传统高碳技术理性所导致的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的非和谐状态,也要避免传统技术理性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高度分割状态,还要避免技术主体被工具化后导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隔离状态,更要避免在技术创新与应用中存在的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均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缺乏人际互动和共赢互利发展思维,而导致各自为阵、互相残杀的负外部行为。

从社会建构论进行考察,低碳技术理性选择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提出的人本性、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高度统一性等要求相契合。因而,低碳技术理性的实现路径迫切需要以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为指导,加强多元化利益主体的社会建构。所谓社会建构,就是理性审视其他技术主体地位的存在与否,寻求更多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公民以及企业和政府等多元利益主体重视低碳技术及其创新,加强对传统高碳技术的理性批判,重构低碳的技术理性,培育低碳技术理性的社会氛围,进而构建低碳技术的物质态与信息态相融合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结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发展仅仅重视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的技术发展观进行批判,更加强调理性地对待经济增长与社会心理、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技术关系的社会建构。换言之,低碳技术理性的选择离不开多主体参与,如表2所示,要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等多维度建构低碳技术理性,共同致力于技术创新的合理性与风险性审视,加快传统高碳技术经济模式转变,重视低碳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一)建构政府理性:坚持以人为本,强化低碳技术政策供给

各级政府应树立低碳技术价值观,提高低碳技术认知和低碳知识素养,并研究制定低碳技术规划和低碳产业规划,重视低碳技术创新,重塑低碳技术理性,加快对传统粗放高碳模式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低碳发展理念,加大对低碳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投入和政策引导。从宏观的视野进行战略决策和创新规划,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均能彰显低碳技术理性,重视低碳技术创新与低碳社会发展,在产业规划、政策选择、制度安排等多个方面注重低碳、注重节能、注重减排。第一,转变发展理念,改变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制机制,加强对高碳污染产业的淘汰和改造,重塑政府的公共理性和低碳技术理性。第二,各级政府应该加大低碳创新与发展的资金投入,建立低碳发展基金,用于支撑低碳技术研发、低碳产业项目、低碳环保项目的推进。加强低碳技术、低碳产业领域的政策供给,制定和完善低碳发展政策,引导资金向低碳技术、低碳产业领域投资。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与扶持战略,加强低碳技术平台建设,尽快组织制定标准和建立促进技术成果转让推广的机制,有针对性地组织低碳经济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不断提高国家在低碳技术创新、低碳发展中的国际话语权和经济主导权。第三,政府应该加强对高碳产业的整顿、改造和淘汰,对高碳领域的技术开发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技术创新加强监控,避免技术负面效应的产生,降低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而避免传统高碳技术理性扩张带来的技术异化和社会异化现象。

(二)建构企业理性: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承担低碳社会责任

低碳技术理性具有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所提出的物质态和信息态二元价值容介态属性,低碳技术、低碳产品、低碳发展是世界潮流,也是企业发展的方向和重大机遇。尽管目前还存在高碳产品的挤压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风险,但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是国家战略,也是全球企业部门生产的趋势,因此,企业部门必须紧抓低碳发展的市场机遇,加强低碳技术创新,抢占低碳发展的市场先机。企业在低碳技术理性建构中,要改变传统粗放型、高碳型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加强对传统粗放型工艺流程、生产模式的改造升级,紧抓低碳发展机遇,加快低碳技术及其工艺流程创新与改进,进行清洁生产,构建低碳型产品结构,重塑企业低碳形象和低碳竞争力,主动承担低碳发展的社会责任。大力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鼓励、支持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校联合开展绿色技术项目研发,建立低碳合作创新的长效机制。企业作为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重要微观主体,要坚持低碳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高度结合,主动改造传统高能耗项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含量,以低碳技术理性改变企业发展方式和产品形象,以低碳产品、低碳技术、低碳品牌赢得市场发展机遇和经济主导权。

(三)建科研机构理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低碳技术价值观,增加低碳知识供给

科研机构要秉承社会正义、追求真理、实现人类和谐发展的技术理性,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奋斗目标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知识生产。第一,科研机构包括大学和各类研究院所应该重视低碳领域的重大科技突破和低碳科学知识创新与生产,重视低碳领域的基础研究,为解决人类社会的重大环保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为低碳技术创新、转化、应用提供科技支撑。第二,要发挥科研机构的智力服务和科技咨询的社会功能,主动参与政府决策、企业研发与生产、社会建设与发展等各个领域中,以低碳的科学知识普及、低碳科技知识传播、低碳技术转化、低碳人才培养为抓手,引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重塑低碳技术理性,重视低碳、参与低碳、发展低碳,进而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低碳型技术社会献计献策。第三,重塑科研机构及其科研工作者的低碳技术理性,永葆追求真理、维护和平、保障安全的学术理性和道德底线,坚决杜绝危害人类安全的各类实验和研发,坚决反对和打击各类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食品添加剂、转基因等高风险的技术活动,维护科研理性的良好环境。

(四)建构社会组织理性:培育低碳技术服务组织,提高低碳技术服务质量和效益

社会组织应发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部门功能,在引导低碳技术理性选择、拒绝和抵制高碳污染行为发挥积极作用。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加强低碳技术咨询、技术评估、技术交流、技术经纪、信息服务、人才培训、金融中介、物流系统等中介组织发展,培育面向低碳技术创新、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社会建设的会计、法律、成果评估、产权界定等服务组织,为低碳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信息、资源等服务。积极发展低碳环保类中介组织和志愿者服务,采取多种传播渠道、组织形式和合作方式向社会和公众宣传低碳理念,提高绿色、低碳、生态的环保意识和自觉性,引导和培育社会的低碳技术理性,充分发挥监督、辅助、支持、协调等中介组织。

碳中和的目的与意义范文6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建筑;对策

引言

目前,地球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环境影响,出现了极大的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温室效应等诸多的问题成为影响当前环境的主要因素。我国当前正处于建设发展的高速时期,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持续增长,成为当前社会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低碳生活在当前社会发展中作为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一种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当前建筑项目中贯穿于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低碳建筑作为建筑项目的施工目标,是城市节能建筑的主流,更是在建筑工程中合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做到节能减排的主要方式。

1.低碳建筑的概念界定

建筑是人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信息交换的主要媒介,同时是当前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建筑师在建筑工程设计和施工中,首先要在空间布置上做出合理的决策,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原则来确保建筑工程项目的合理有效与否。低碳建筑在当前建筑领域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接线,因此在建筑工程中造成人们施工的盲目性和设计的无规律性。定义低碳建筑,可以参照低碳经济等相关概念。低碳经济作为当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是为了缓解气候带来的不利变化,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知识监理起来的较少排放各种温室气体和有害物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的综合应用环节。因此,在低碳建筑中,是通过在建设工程项目的周期出发,以满足建筑物功能、安全和舒适度为基础,实现各种能源和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建筑物。低碳建筑既要减少建造过程中的碳排放,又要在工程竣工使用中降低碳排放,做到低碳建筑的核心主要是包括节约资源和能源,降低成本消耗,提高环境保护。

2.当前我国低碳建筑的现状分析

建筑活动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环境影响最大的活动之一。建筑物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如今,我国政府、房地产商和公众都已经开始了行动。酋先,政府方面从关注建设施工阶段节能向两端延伸,即涵盖土地获取、规划布局阶段的节能到建筑报废阶段的节能。目前,住虏城乡建设部正在从新建筑节能监管、北方采暖地区改造、国家机关建筑和大中型建筑改造、可再生能源应用、推动新型材料应用五个方面展开建筑减排工作。另外.房地产商方面,很多房地产企业和企业家在绿色建筑、节能环保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们赢得了市场和尊敬。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们设立企业气候变化战略,在减少生产和商务活动中的碳足迹方面努力进行和尝试,尽力支持并参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庶活动,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公众方面,在政府和社会媒体的引导卜.,低碳环保思想广泛传播,“低碳”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起居中的热门词汇,低碳环保建筑产品也在市场卜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然而,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低碳建筑的发展也远远还不成熟,还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当前我国低碳建筑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有关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建筑的政策与机制尚处于构想之巾,政府部门所制订的节能减排措施,主要解决我国“贫油、少气、多煤”的能源构成导致的以煤炭为主要消耗能源的多污染结构,而对于低碳建筑来说,政府也尚未制订发展低碳建筑相关政策,对建筑能耗大户的碳排放量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和统一的标准,而且我国缺乏有效的成体系的鼓励政策和监督机制,导致了市场各方参与积极性不高,制约着低碳建筑的发展。其次,对于很多开发企业而言,低碳目前或许还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没有投入应用。或者仅仅依靠低碳概念来炒作楼盘,真正意义上建成的低碳建筑还在少数。由于我国目前在低碳建筑方面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导致市场产品缺乏先进技术的支持,所以企业往往难以在建材市场上购得低碳的建材,而传统的建造工艺使得很难从根本上造成低碳建筑,并且低碳建筑还会使开发企业的成本增加。再者,低碳建筑的发展,必须意识先行。

3.低碳建筑发展的策略

3.1 地域环境属性

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低碳建设不仅仅是完成减排政治人物和社会效益的过程,更是提高经济效益,进行产业结构调节的过程。低碳设计意味着整个设计、建造、使用与废弃环节都要考虑到低能耗、低污染与低排放。在设计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建筑的闹就行和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拆除设计、节约资源设计和可再生能源利用设计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建筑师们创造出一批具有可识别性的标志性建筑,在设计建筑物的过程中一般都采用独立于其他建造环境的独特标志,展现自我风采。但是也有建筑师始终关注在具体环境中解答问题,让建筑成为特定环境所创造出的物体。

3.2 积极开发新技术,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国家应当积极吸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但低碳经济的发展根本卜离不开我国自主开发的支持。政府可以投入资金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开发绿色节能减排新材料、新技术,并提供补助和指导建材和建造企业进行应用。中国需要设计、研发和建立适合国内市场需求且经济奉上可行的建筑技术体系。通过这种体系,更有效地降低二氧碳排放量,使之成为切实降低建筑物碳排放量的建筑结构体系,建立轻钢、新型轻质混凝土结构、复合材料结构体系等的追踪,建筑材料的碳排放量计算有科学依据。最后在设计和开发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如要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进建筑开发的规划设计、建筑结构的造型、建筑材料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