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范文1
【关键词】 县级综合医院；会诊-联络精神病学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0610-02
会诊-联络精神病学（Consultation-liaison-psychiatry，CLP），又称联络精神病学或综合精神病学，是临床精神病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指精神科医师在综合性医院开展精神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重点研究心理社会因素、躯体疾病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从心理、社会和生物学等方面来多维诊断和处理病人的分支科学。我院是一所县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被卫生部长马小伟评价为“代表全国县级医院最高水平”，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医院，医院床位1200张，设心理科门诊，可以进行心理测试和心理治疗。由神经内科医生负责相关精神心理科的会诊和门诊工作。现将2011年11月至2013年7月间100例会诊病例资料总结如下。
1 资料与分析
1.1 一般资料 本组100例，其中男性55例（55%），女性45例（45%），男女比为1：0.81，年龄20-94岁，平均年龄56.2±19.1岁。
1.2 会诊病例 急会诊26例，一般会诊74例。其中神经内科21例，神经外科12例，消化内科12例，ICU9例，循环内科9例，呼吸科7例，内分泌科8例，急诊科8例，普外科6例，肿瘤科4例，骨科4例。
1.3 要求会诊原因 分为3种情况：①有明确躯体疾病出现精神障碍，要求诊断及治疗者占68例（占68%）。②主诉躯体不适症状，但经检查未发现器质性疾病或器质性疾病不能解释症状，疑为精神方面问题要求诊断和治疗者25人（占25%）。③原有精神疾病并患躯体疾病要求精神科处理者，或原有精神疾病加重要求处理者7例（7%）。总结原有疾病包括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肿瘤、药物过量中毒、外伤、内分泌疾病、术后、酒精药物依赖与戒断及其他。
1.4 会诊的主要临床症状 抑郁状态27例（27%）、急性脑病综合征11例（11%）、躯体化症状17例（17%）、分裂样状态7例（7%）、焦虑状态11例（11%）、焦虑抑郁状态12例（12%）、神经衰弱6例（6%）、痴呆状态2例（2%）、轻躁狂状态2例（2%）、附体体验5例（5%）。
1.5 精神科会诊的诊断情况 精神科会诊医师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和行精神状况检查，对会诊病人按照“CCMD-3”诊断标准作出相应精神障碍的具体诊断，见表1、表2。表1显示100例病人诊断有精神科情况（或障碍），其中脑器质性精神障碍45例（其中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26例、脑变性病所致4例、颅内感染所致9例、脑外伤所致6例），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23例（躯体感染3例、内脏器官疾病所致8例、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9例，中毒性精神障碍3例）。
1.6 精神科会诊处理 精神科会诊处理情况见表2。处理原则为：对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在积极治疗原发病的基础上，酌情给予对症治疗，对躯体疾病合并功能性精神障碍者给予精神药物治疗，通常使用小剂量或给予心理治疗。对于一些病人（兴奋、躁动、抑郁症状突出）药物治疗同时强调加强护理，防止意外。
2 讨 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及致病作用，随之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综合医院精神心理卫生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精神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会诊-联络精神病学随着综合医院中精神卫生服务的出现而得到逐步发展，其重要性也是日益受到重视。
从会诊后诊断结果分析，县级综合医院精神科联络会诊具有患者平均年龄大，与脑功能密切相关的神经科病人最多、以器质性精神障碍为主要病种和新一代精神病的药物使用较多特点。与国内大多报道相符。
申请会诊的患者年龄较大，平均（56.2±19.1）岁。稍高于国内相关研究。分析原因：①年龄大者身体机能减退，患病时容易合并或并发精神障碍。②同申请会诊科室及原发疾病有关，本研究中神经内科申请会诊次数最多。而这些科室患者多为老年人。
申请精神科会诊者的原发病分布范围广泛，主要集中在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及循环系统疾病。申请会诊科室则以内科最多，尤其是神经内科为主。
会诊后诊断主要是器质性精神障碍68%，及神经症或神经症样反应（10%），躯体化障碍23%，器质性精神障碍仍然是会诊的主要任务，这与国内外报道基本相符，但器质性精神障碍所占比重明显多于其他研究，分析原因：①县级综合性医院的精神心理卫生工作注重会诊，忽略联络，临床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仍较低。得到精神科会诊治疗的人群不及需要诊治的1/20，绝大多数此类患者没有得到精神科的诊断和处理。②国内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工作范围长期仅限于对非精神病学临床专业对患者所出现精神症状的治疗。而非精神科希望得到精神科会诊的目的也仅限于控制兴奋、躁动病人或有严重自杀企图的病人，以减少自己在执业过程中的“麻烦”，而并没有注意到各种躯体疾病患者所存在的心理、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患者心态和躯体疾病病程、治疗效果、预后等的影响。③由于心理健康教育的滞后，大众对心理卫生和精神疾病的知识了解甚少，这又给予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实践带来了困难。
会诊后处理方面，抗精神病药合并抗焦虑抑郁药（如新一代的非典型抗精神药物和SSRIs等新型抗抑郁药）占是主要部分。整体而言，抗焦虑药及抗精神病药物的应用多于抗抑郁药，这与国内研究一致。抗焦虑药物中，氯硝安定、阿普唑仑、地西泮使用较多，用于抗焦虑症、控制兴奋、及催眠作用之外。抗精神病药物中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奥氮平及利培酮使用也较多，两者除具备抗精神病作用之外，奥氮平的非特异性镇静作用较强，两者不良反应小，比较适合老年患者及一般状况较差者的患者。抗抑郁药主要应用SSRI类药物。
综上所述，有关专家指出，人类已经从“躯体疾病时代”进入“精神疾病时代”。心理疾病已成为21世纪的“世纪病”，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在综合性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发展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工作，有利于丰富非精神科医生的精神卫生知识，提高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转诊率、及进行有效的处理。适应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是当今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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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范文2
关键词：精神障碍；流行病学；概况
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主要针对的是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等的影响，大脑功能受到干扰，出现认知、情感、意识及行为等异常障碍的现象[1]。随着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精神障碍已经成为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焦点。 上世纪90年代初便有一系列关于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研究[2]。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困难重重，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超过了心血管、癌症等高发病。且精神障碍占所有由疾病和伤害导致的伤残及生产力丧失的比例将上升至25%[3]。Gelder认为，单一的住院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患者增长的需求，而且长期住院对慢性精神障碍患者及病情已经好转的患者来说，会影响其整体机体协调及恢复状况[4]。为此，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关于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整体研究概况进行分析总结，为精神障碍疾病的预防及管理提供参考，同时也给政府及卫生部门提供理论依据。
1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近期研究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发展根据美国Dohrenwend被分为3阶段[5]。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前，主要任务及目标位整理分析临床档案资料及数据，但由于临床病例的特殊及有限性，使得所得人群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直到80年代初，主要是通过对社区所调查的样本进行等级评定，但样本是调查对象自我评定的心理测量量表，这种方法只是对调查对象精神心理的一个维度进行登记评定，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精神障碍。上述方法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争论，如灵敏度、条目偏倚、症状覆盖范围的限制等方面。第3阶段是80年代初至今，随着方法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发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诊断工具及分类方法出现，例如80年代出现了可供非精神专业的调查员使用的专业诊断访谈方法，如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设计的《诊断用会谈提纲》（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 DIS）[5]最先用于美国流行病学责任区（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ECA）研究项目中。在DIS基础上，陆续编制出其他诊断访谈工具，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CIDI）[6]以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
我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虽起步较晚，但通过不断的交流合作，现在也位列世界潮流。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史也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1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此期间的流行病学调查采用的是线索调查方法，即筛查出对象后，直接由精神科医生对其进行诊断，或者挨门逐户的普查。第2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此时的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有了标准化的筛查和诊断工具，并采用了抽样技术进行调查。第3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采用ICD-10、DSM-Ⅳ为诊断标准，使用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CIDI）等国际通用得访谈工具作为诊断工具，运用复杂多层的抽样技术如初级单位含量比例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两阶段的连续调查，找出精神障碍不同级别的危险组，然后第2阶段分别从上述分组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由精神科医生进行定式或半定式检查。
2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工具
2.1精神障碍分类系统和诊断工具 疾病分类学的目的是把种类繁多的疾病按照各自的特点和从属关系划分归类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精神障碍并无国际公认的分类。这可能由于很多精神障碍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缺乏特异性的检测指标，导致诊断主要依靠临床医生通过与患者的言语交流、行为观察、精神心理测验和知情者的描述。诊断一致性较低是制约精神障碍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对精神障碍采用统一的分类和诊断标准是基本的要求，具体标准有。
2.1.1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 《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ICD）由WHO制定， 该分类可从不同种类的精神障碍的临床特征，以及其它重要的但特异性较差的有关特征均进行了描述，为大多数精神障碍提供了诊断要点，现已被很多国家采用进行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研究[7]。
2.1.2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于1952年出版了《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Ⅰ），1968年版的DSM-Ⅱ与ICD-8保持一致。1980年版的DSM-Ⅲ中，提出了以临床轴为主的多轴诊断的初步的概念。1994年出了第4版（DSM-Ⅳ），该版本广泛应用于临床，被众多发达国家所广泛使用。DSM-Ⅴ于2013年5月正式推出，DSM-Ⅳ列出了5个诊断轴 ，最佳状态及功能为100分[8-9]。
2.1.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我国于1981年正式公布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1989年进行改版（CCMD-2）。1995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并在此基础上对17种成人及7种儿少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进行分析[9]，出版并发行了CCMD-3，该版将在后缀的括号中列出ICD-10编码、名称，以便对照。CCMD-3是从我国文化背景出发，符合我国人民的心理症状表达方式[10-11]。
2.2 精神障碍诊断与筛查工具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国际性精神障碍筛查及工具的不断更新及进步发展上。
2.2.1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 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CIDI）是美国诊断工具表（DIS）和精神现状检查（PSE）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以得到ICD-10及DSM-Ⅳ调查工具。CIDI是一种完全定式的访谈调查表，我国现在使用的CIDI已经有中文第3版。经过国内许多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测试，证明CIDI中文版的信效度都比较高，可供各类调查员诊断使用。
2.2.2 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 1969年出版的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主要被用于对DSM-Ⅳ轴Ⅰ主要诊断的半定式检查。SCID既可以用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也可用于社区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SCID具有一些以前诊断工具所没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有利于在精神障碍的研究，例如，设计了整体回顾部分，让研究者清楚患者疾病的进展情况，并通过适当的设计使研究者能够排除与研究目的不相关的个体[12-19]。
SCID的信度、效度及其良好的适用性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肯定。1994年华西医科大学将其按原文翻译并校订成中文版SCID。
3 精神障碍患病率的研究
3.1国外患病率及疾病谱 1980年NIMH开展的ECA项目[20]中，首次采用DIS作为调查工具对20291位18岁 人群进行数据分析。该研究发现各类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20 %， 终生患病率为32 %，随后一项加拿大报道显示[21]，各类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约为33.8%，两者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美国在1990～1992年首次对精神障碍进行了全国大规模的随机抽样，共计 8098人参与[22]，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总的终生患病率为48 %，特定精神障碍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重性抑郁障碍（占17.0%）、酒精使用障碍（占14.1%）和社交恐怖障碍（占13.3%）。重性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
3.2 国内患病率及疾病谱 有学者[23]采用分层整群随机三阶段的多级抽样方法，共调查51982人，以精神病筛选表、神经症筛选表、儿童智力筛选表、PSE等为调查工具，诊断采用ICD-9及DSM 。结果表明，各类精神障碍的总终生患病率为1.1%，神经症除外。另有调查研究显示 [24]， 除神经症外，各类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4%，高于第一次全国流调的数据。
石其昌等[24]利用扩展的GHQ-12对14 639人进行筛选并按精神障碍的危险程度分组，然后在各组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调查对象再由精神科医生按照DSM-Ⅳ诊断标准，采用SCID进行检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总时点患病率为17.3%（95%CI=15.97%～18.67%），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是心境障碍（8.65%，95%CI=7.87%～9.50%）、焦虑障碍（4.26%，95%CI=3.56%～5.08%）和物质使用障碍（2.99%，95%CI=2.37%～3.77%）。
一项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25]终生患病率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酒精使用障碍，比例分别为1.15%、0.78%、0.69%；另有流调[26]结果显示，上述三项终生患病率分别为6.32%、3.94%、2.95%居前三位。其中，男性的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分别为2.44%、4.46%，明显低于女性的4.43%、9.90%），而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8.18%）则显著高于女性（0.37%）。
纵观国内外大规模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各地间调查结果的波动范围逐渐缩小，各类的精神障碍患病率有增长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各地进行流调时采用的诊断标准和诊断工具日趋统一，还有调查方法的改善以及调查员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上述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疾病谱不尽相同，但仍能发现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在精神障碍中所占比例增大，这可能与经济水平提高、生活压力增加有关。 但从上述国内外的流调数据能发现女性在患心境及焦虑障碍上比例高于男性，而男性则更容易患物质使用障碍。
3.3国内精神障碍的地区差异 1993年中国7地区精神障碍调查[25]指出：终生患病率城市为1.3%，农村为1.4%，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各精神障碍总时点患病率乡 为1.1%，农村为1.2%，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城市特定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0.0%，明显低于农村特定精神障碍的患病率（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005年辽宁省城乡18岁以上人群精神障碍的调查[26]结果为：心境障碍患病率城市为4.1%，农村为3.0 %，两者比较，差异显著（P
根据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国内城乡间各种精神障碍的患病水平是否有差异还倍具争议。可能与各地的调查方法、选取样本、使用不同的诊断工具及诊断标准有关，也可能与当地城乡间的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不同有关[27-2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当地居民文化程度的提升，可能使各种患病水平渐趋一致。
4 发展方向与趋势
目前，国内外进行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较多，随着统计学的发展，抽样方法逐渐科学，样本越来越具有代表性，更能反映出当地社区人群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及分布特点。同时，各国间也越来越注重交流合作，调查员的培训越发专业规范，流行病学调查的工具和诊断标准日趋统一，上述各种发展进步使各地的调查数据更具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我国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应给予统一化的诊断标准，依据国际化的调查工具，结合本国实际国情，从病因进行分析，注意长期的预后研究及干预措施。由精神科专科医院作为业务指导，在社区康复机构的配合下，构建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康复管理模式，使罹患精神障碍的患者早日康复，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提高个体机体的恢复质量，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但此道路仍有一定的困难，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及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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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范文3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患病率；影响因素
1 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历史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目前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精神疾病，是目前导致精神残疾的最主要的精神障碍之一。从全球范围看，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居于总疾病负担的前列位置，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精神卫生和社会问题。精神分裂症的起病原因复杂，目前尚无确切的学说可以完整的概括。其常见症状包括幻觉妄想综合征及言行紊乱。严重者出现冲动伤人、毁物等行为。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或身体造成损害[1]。
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历史中，精神病学的理论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筛查工具和诊断标准的不断完善，针对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也逐渐建立起相应的研究系统。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均针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但随着资料及数据的增加，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无法有效解答。
需要明确诊断精神分裂症，在临床工作中一般由精神科专业人员，如门诊医生或住院医师，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精神检查及相关的诊断标准，以明确诊断，而其中根据精神科专业医师的临床经验及病史资料的收集，保证诊断的正确性，就尤为重要。而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最理想化的模式是，经过规范化培训的精神专业临床医师，参考既定程序，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群进行样本量的逐一筛查，然后依据国际上较为广泛应用的分类诊断标准进行判别。已有相关文献报道，虽然该方法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但目前针对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研究较少采用，因为此方法需要较大的样本量[2]，为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也经历了下述的发展。
最早期的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的资料信度及代表性不高。在同一个社区中其他关键信息人、医师等提供的信息资料代表性不强，方法并不适合推广，国内外暂时无类似形式展开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目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没有有效展开。研究者不能根据量表的结果来判断调查对象是否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是这种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改良的方法。首先在第一阶段，可以由非精神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在社区人群中采用量表筛查。在完成此阶段后，由精神科临床专业医生对筛查阳性者和部分筛查阴性者进行访谈和诊断。此方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多次重复访谈，第二阶段的应答率不高，同时也增加了其他的后续费用。此方法只能在配合度高的人群中开展，在一般群体中进行时，容易出现不愿意继续访谈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非精神专业的访谈者使用专业的诊断访谈方法，如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设计的诊断工具表[3]最先用于美国流行病学责任区（ECA）研究项目中。后陆续发展出其它诊断访谈工具。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CIDI）[4]以及DSM-Ⅳ[5-6]、SCID[7-8]。
我国的专家学者们万纯等人[9]于通过对宜春市15岁以上的人群进行研究，17779人研究对象中，终生患病率为6.5‰，时点患病率为5.3‰。王世纪等人[10]于通过对安徽阜阳地区的280037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8‰，时点患病率为4.1‰。
2 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主要研究工具
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调查方法，与国外的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与国外相比，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相对偏低。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与调查方法、筛查工具、分类与诊断标准等有关，也与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及对疾病的认识水平不一致相关。
SCID是根据DSM-Ⅳ开发而成的诊断工具，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用于对DSM-Ⅳ大多数精神障碍进行诊断的半定式检查[11]，也可以用作筛选研究对象。临床医生或受过训练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熟悉DSM-Ⅳ分类和诊断标准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使用，对SCID-I中的问题均可以做出有效回答。但是，SCID-I不适合用于激越、严重认知缺陷或严重精神症状的个体。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诊断量表或其他方式代替SCID-I以获得想要的信息。总体而言，SCID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CIDI是一种完全定式的交谈检查问卷，精神科医生和非专业人员均容易掌握，在经过简单培训后，能熟练操作。但需要受检者高度的配合[12-13]。CIDI是研究精神疾病的较为理想的社区调查工具。CIDI-3.0的诊断依赖对象的正确回答，通过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以访谈方式获取相应信息。其效度不如半定式访谈，但比临床半定式的访谈具有更高的重测信度。
CCMD分类诊断系统是一种通用的调查工具。其中CCMD-3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而编写，适合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但通过CCMD-3而明确诊断的精神障碍，与国外的统计情况仍有差异。一些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的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有升高的趋势，这可能与我国经济水平的及患者就诊意识提高有关[14]。
国际疾病分类（ICD-10）是国际上统一使用的临床描述与诊断精神障碍的诊断要点，便于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ICD-10作为适用于国际上各国精神障碍的诊断，却不能含括我国全部精神疾病的患病情况，仍考虑与我国的国情有关。
3 精神分裂症的影响因素及分布特点
3.1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影响因素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因素有社会心理及生物因素。但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起病有密切联系，越来越受到重视[15-16]。
国内外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文化程度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密切相关[17-19]。总体来说，不稳定婚姻状况（分居、离婚、再婚、丧偶）、家庭经济收入偏低、受教育程度低等特征的人群患病率较高。家庭经济收入低，导致绝大部份患者不能及时就诊或者支付治疗费用。另外，文化程度低可能使患者在疾病初期不能正确认识自身问题，延误就诊时机有关。
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因素，已经有大量国内外临床研究表明，中脑-边缘通路的多巴胺系统活动亢进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这主要通过激动突触后膜D2受体亢进引起[20]。中脑-皮质通路的多巴胺能不足，可引起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如情感淡漠，生活懒散等），这主要因为激动突触后膜上的D1受体不足引起[21]。
3.2精神分裂症的人群分布 国内外报道较多显示，男性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往往低于女性[22-23]，说明女性是精神分裂症的高风险人群。性别差异的可能原因包括人为因素[24]、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三个方面。生物因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涉及内分泌[25-26]、性激素[27]、遗传因素[28]等。目前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差，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得出定论。在国内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有女性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受教育程度低、角色压力大、家庭地位低下、缺乏社会权力等等。工作对于男性或者女性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实际情况中，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过多，女性需要同时完成职员、母亲、家庭主妇的转变，其对人际关系紧张的影响更敏感，而离婚、分离、工作问题对男性的伤害更大[29-30]。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婚姻状况、邻里关系有关。国内外报道中均有提及，在众多生活应激事件中，丧偶或者离婚，是对个体产生应激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增加了精神分裂症的患病可能性。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后。已经不能正常地维系婚姻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导致离婚增加，社会生活功能下降。在缺乏工作对个体的保护性作用，以及缺少家庭成员，包括配偶或者关键亲属的支持，提示与配偶建立良好的关系，能加强患者对应激事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减少了疾病的发生。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文化程度也有密切联系。受教育程度越低，患病率越高，表明教育程度低的患者，面对生活中出现问题时，缺乏相应的应变能力。不能进行及时的预警，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不清楚是否有及时就诊需要等有密切关系。可见提高全民素质，增强全民健康意识是目前有效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3.3精神分裂症的地区分布 精神分裂症在不同地区的患病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报道，以连续性的资料观察显示，我国人群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明显增大其城乡间的差异正减小[31]。
对于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广东中山市[32]的终生患病率为2.99%。2003年无锡市[33]的时点患病率为1.52%，终生患病率为1.73%；2004年辽宁省[34]的时点患病率为5.03%，终生患病率为11.26%；2004年保定市[35]的时点患病率为13.61%，终生患病率为17.3%；近年来较多报道指出各类精神疾病患病率显著增加，也不能完全解释上述情况的差异性由来。这种差异性，可能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调查方法，选取样本，使用的诊断工具不同，造成差异性有关。患病率的提高，还可能与患者的就诊意识提高，对健康的关注程度提高有关[36-39]。由精神科专科医院为业务指导，在社会服务机构的配合下，构建医院――社会一体化防治康复管理模式[40]，是今后防控工作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是一组严重损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及社会功能的常见精神疾病之一，是精神病中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疾病[41]，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位居总疾病负担的前10位[42]。随着近年来我国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取得一些进展，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社区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的疾病筛查与诊断方法，充分掌握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因素、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水平和分布特征，从而为精神障碍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加强精神卫生疾病监测和科研的工作，要求对精神卫生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切莫把精神科学边缘化，积极支持在防治工作中，紧密结合科研成果，予以实际应用。支持参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顺利开展。提高精神卫生工作防治的整体水平。同时，完善精神障碍的网络信息监控工作，做好资料收集及上报、保存、归类。有效加强监测工作。国家精神卫生法已经在2013年实行，在执行的实际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更大范围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的收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同时，推动调查研究的顺利进行，不断完善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才能提高我国人群精神分裂症预防和控制水平，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降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和致残率，促进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减少精神分裂症会社会及人群的危害，这才是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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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范文4
【摘要】急性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是一种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受到病毒感染而出现明显精神症状的急或亚急性疾病，由于受累神经所在脑功能区或分布系统的正常功能受到影响，就出现了相应神经系统的病理体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及精神障碍的表现，精神症状可见于病程的各个时期。病毒性脑炎临床表现复杂多变，部分病例可因精神行为异常为首发症状或唯一症状而就诊于精神科，易误诊为功能性精神疾病及其他以精神异常为主要表现的脑病。加强对病毒性脑炎精神症状的治疗，能保障患者的安全，促进患者的临床康复，减轻后遗症。下面为此报道了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治疗进展。
【关键词】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发病机制；诊断；治疗；护理
一 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
病毒性脑炎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以青壮年为主，发病季节以冬季为多。秋季次之，符合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国内报道，约2/3病毒性脑炎患者合并不同程度上的精神障碍，且精神症状见于病程各期，易与精神分裂症混淆，误诊率高达45%。病毒性脑炎所引起的器质性精神障碍主要包括认知功能障碍、注意障碍、感知觉障碍、思维内容改变、心境和人格改变，与功能性精神障碍不同的是多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但部分患者早期意识障碍轻往往不容易引起重视，加上突出的精神症状掩盖了病毒性脑炎其他症状，且很多精神科医生不重视神经系统查体。其在病期的各个时期可出现，甚至构成本病的主要临床，神经系统症状往往隐蔽或不表现。以青壮年多见，全身散发，无明显季节性，均急性或亚急性起病，大部分有感染史，精神症状多样而复杂，多为不协调精神运动性兴奋或抑制，常伴有幻听、幻视、被害妄想及关系妄想。但精神症状无论是兴奋或抑制，均无自伤、自杀企图和行为。赵宏宇等对病毒性脑炎101例临床分析中发现有精神障碍者25例，以精神障碍为首发症状的病毒性脑炎其发生发展有特殊性。就诊时最常见的躯体表现是发热。神经系统检查少数患者可能完全正常，但大多数患者有精神系统阳性体征，但不恒定、易变化，持续时间长短不一，有些患者甚至在发病后1~2周或2周后才出现神经系统阳性体征，而局灶性神经系统体征视损害部位不同差异很大。我们认为，急性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分类大体分为精神运动性兴奋型，精神运动抑制型及兼有二者的未分型三种类型。所导致的冲动及伤往往不可预料，极易造成患者本人或其他人的人身安全问题，它与没伴有精神症状的病毒性脑炎相比具有其特殊性。
二 急性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诊断
当前确诊主要通过病毒学和免疫学的检查，但是目前病毒类型尚难通过敏感及特异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而确定，故其早期诊断主要依赖临床表现、脑电图检查、脑脊液常规生化检查及头颅CT或脑MRI检查。病毒侵犯脑组织部位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如额叶损害可引起幻嗅、情感障碍、智能损害；额、叶损害可引起癫痫；枕叶损害可引起幻视；中央旁小叶损害可引起大小便失禁等。另外，确诊病毒性脑炎时，还应与结核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脑炎、细胞病毒性脑炎和其他虫媒介导的病毒性脑炎相鉴别，以便治疗时有的放，不延误治疗时机。总体来说，我们认为病毒性脑炎临床表现错综复杂，诊断应结合如下方面进行：意识障碍。据文献报道，病毒性脑炎占90%，有不同程度意识障碍，发生在病毒性脑炎的各个时期，有明显波动性，因而有时难以判断，但它随着疾病的加重而加重、减轻而好转，是平行关系；而功能性疾病，是周围和自我意识障碍，错乱和朦胧状态，当病情恢复后，可有部分遗忘。精神症状和起病形式。据资料记载，病毒性脑炎精神症状出现率为81%。功能性疾病也可急性起病，因此容易混淆，此时应做脑电图检查，部分患者不合作，为了控制精神症状，应用抗精神病药物。也可出现多汗、尿床、肌张力增高等症状，此时难以区别器质性和功能性症状，在此阶段，要更加仔细检查每一症状。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赵焱等报道28例病毒性脑炎的脑电图和脑脊液均有异常改变，脑电图在疾病早期平均1周即出现改变，在弥漫活动背景上周期性8波及局灶高波幅尖波、棘波放电。多数不对称，病毒性脑炎病理改变有出血、坏死。头部CT示“马蹄形”局灶性低密度区，具有重要诊断价值。有条件的医院应进行病毒分离或抗原检测，为早期诊断提供条件。实验室检查中脑脊液白细胞增高、蛋白增高。
三 急性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治疗与护理
在急性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的治疗方面，如治疗恰当，一般2-3周症状好转，如果第一次治疗不彻底，可有潜在病毒存留，适宜时再度复发，后遗症状、精神症状以人格和智能障碍为主。岑伟提出此现象结合用安定类或苯巴比妥，不用抗精神病药能控制症状，是否可以作为脑部炎症性病变所致精神障碍与功能性精神病的区别点，值得探讨。本组病例的神经系统体征大多在精神症状之后出现，且不一定恒定存在，体征的部位及性质亦改变，有的病例在整个病程中始终都以精神症状为主，不见有意识障碍及神经系统体征，但部分病例还是伴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主要有发热、头痛、呕吐、多汗、意识障碍、抽搐、尿失禁、病理征阳性、肌张力增强，其中发热、意识障碍最常见，因此，提醒临床医生遇有不明原因突发精神障碍而伴有上述表现者，不要轻易下功能性精神病的诊断。同时对这类患者的精神症状、意识状态细致的观察、详尽的护理记录有助于医生做出正确的诊断。当患者表现出明显的精神症状时，应考虑其精神症状的精神病理学因素。在生活护理方面，与功能性精神障碍也是有区别的，其护理难度明显增大。这类患者的精神症状往往伴有意识障碍，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其行为往往无目的性，易跌倒、会无目的的损坏病房设施。如果被保护性因素约束，患者不识时，往往不能或不表达，容易发生压疮，易继发肺部感染。因此，我们要保证患者饮食摄入量，按病情制定饮食计划，给于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易消化饮食。保证营养物质的供给，提高机体免疫力，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维持毛细血管渗透压，保持体液平衡。精神症状较轻者设专人照顾，耐心协助饮食：激励家属供给病人爱吃的食物，使病人随时能吃到着急想吃的食物。不能进食者喂食；意识障碍或严重不能进食者给予鼻饲饮食。
总之，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要对急性病毒性脑炎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统详细认真体格检查，尽早反复脑电图、脑脊液、头颅CT等辅助检查，及时有效抗病毒性精神病药物对症治疗是减少误诊提高治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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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范文5
[关键词]精神医学鉴定；服刑犯人；服刑能力；精神卫生
据文献报道，美国司法部1999年研究报告显示有12.5％的在押犯人存在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问题，7％具有严重的精神障碍。2003年我国相关报道显示服刑犯人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0.9％，高于全国7个地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因此，对服刑犯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成为又一大课题。本文拟对服刑犯人的司法鉴定案例资料进行初步探讨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1年2月～2005年2月期间首次在我院进行服刑能力司法精神医学鉴定75例。资料完整，诊断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
1．2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逐项统计归类，用X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1．1 人口学资料 男47例，女28例；男性年龄19～61岁，平均30.8岁；女性19～75岁，平均29.2岁；文盲及小学38例，初中36例，高中及职高6例，大学1例，未婚38例，已婚30例，离异5例，丧偶2侧，无业30例，农民35例，工人6例，干部1例，其它3例。
2．1．2 家族史有阳性家族史20例，其中精神分裂症11例，精神发育迟滞4例，情感性精神障碍2例，癫痫、癔症及拘禁性精神病各1例；无家族史48例，不详7例。
2．1．3 精神病学诊断 经鉴定的精神疾病诊断为精神分裂症30例(40％)，情感性精神障碍11例(14.67％)，拘禁性精神障碍7例(9.33％)，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6例，癔症6例，癫痫5例，人格障碍2例，无病2例，神经症、习惯和冲动控制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等共6例。
2．2 司法精神病学资料
2．2．1 案件类型盗窃18例，伤害13侧，抢劫12例，故意杀人8例，寻衅滋事6例，纵火5例，诈骗5例，4例，职务侵占、运毒、强迫等7例。其中有4人系两罪并罚。
2．2．2 刑期≤5年49例，5～10年11例，>10年15例(包括无期、死缓8例)。
2．2．3 精神异常发生的时间 从入监第1天到19年不等，其中入监后0.5年、0.5～1年、1～2年、2～3年、3～4年和>4年，分别有46例、12例、7例、4例、1例和5例出现精神异常。其中1年内出现精神异常者占77.33％。
2．2．4 精神障碍与服刑能力。经鉴定有服刑能力者共20例(26.67％)，其中诊断为癔症5例，精神发育迟滞4例，拘禁性精神障碍(已缓解)3例，情感性精神障碍2例，神经症、人格障碍，癫痫、习惯和冲动控制障碍各1例，无精神病2例。其余55例均无服刑能力(73.33％)。重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共41例，其中无服刑能力39例(95.12％)，有服刑能力2例(4.88％)，而轻性精神病(拘禁性精神病、癔症、神经症)共16例，无服刑能力7例(43.75％)，有服刑能力9例(56.25％)。两者相比无服刑能力的比率有非常显著差异(X2=16.34，P
2．2．5 既往异常史与服刑能力的关系见表2。从案卷材料中发现23例，以往有神经精神异常表现史，其中无服刑能力21例(91.30％)，有服刑能力2例(8.70％)；无精神异常52例，其中无服刑能力34例(65.38％)，有服刑能力18例(34.62％)。两者比较有显著差异(X2=4.23，P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范文6
[关键词] 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 R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05（c）-0001-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92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0 to December， 2013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questionnaire was self-designed； and software SPSS20.0 was used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ur kind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gender， age， occupation， marital status， place of residence，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 = 94.63， P0.05）；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dical history and duration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86.362， P
[Key words] Mental disorders； Hospitalized patients；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s； Risk factors
精神障碍是指大脑机能活动发生为紊乱，致使认知、行为、情感等精神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障碍，临床中常见的精神障碍有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其致病因素有先天遗传、个性特征、体质因素及其社会因素等，对患者生活质量有严重影响。国内外学者纷纷对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病种及其致病因素做出了相关研究[1-2]，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为了探讨4种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相关因素，特选取该院2011年12月―2013年12月间收治的392例精神障碍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收治的392例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分为四类精神障碍患者，即：精神分裂症（98例）、精神发育迟滞（98例）、分离（98例）、情感性精神障碍（98例），所有患者均有完整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地区来源、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水平等。
1.2 调查方法
自行设计的信息采集表均收集某市心理康复医院住院患者资料，包括：一般资料、发病时间、精神疾病家族史、既往病史、发病季节、病程等。统一培训调查员，调查晕均在现场将病例中的信息填入调查表，质控人员当场检验核对，采用软件Epidata3.0对调查结果录入。
1.3 统计方法
利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确保数据的可靠性，计数资料采用%表示，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4种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
4种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在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及经济状况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4.63，P
2.2 4种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相关因素分析
4种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在家族遗传、发病季节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3，P>0.05）；在既往病史及病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6.362，P
3 讨论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竞争力不断加剧，加上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随之卫生问题日益凸显，精神障碍患者日益增加。国内外学者对于各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了相关研究[4-7]。我国学者舒传波等[8]对随州经济开发区119 359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516例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占4.32%，男性、女性患病率分别为3.83‰、4.84%；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且危险分级3级以上占17.25%。通过此项研究表明：随州经济开发区的重性精神患病情况不容乐观，应加强患者的规范化管理，最终减少疾病的复发率。
在该次研究中，对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分离及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进行调查研究：①性别与年龄。在住院患者中男性发病率早于女性，且发病年龄大多集中在36岁以上，在4种精神障碍患者中，精神分裂者患者的发病年龄较早，
综上所述，不同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发病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及经济等有一定关系，针对不同精神障碍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疗及预防措施，减轻疾病的发生及其发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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