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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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1

破解两难的根本出路是技术进步。比如,节能技术、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彻底不依赖于碳氢化合物燃料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减排技术、深度高比例的资源循环利用的革命性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新材料技术等等。

这些技术突破能实现环境友好的目标,而且,其研发和推广过程本身就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技术在大面积推广进而成为社会主流平台之后,上述两难基本上得到解决,届时可以期待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不以环境损害或只以很小的环境损害为代价。

但是,如何促进这些技术进步?如何在这些技术进步变为现实之前就尽可能地破解上述两难?一个可能的思路是优化税源结构。

目前各国课税对象主要是好的行为(goods),比如,对人们的劳动和经营所得征税,对人们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消费行为和财产保有行为征税,对企业创造的新财富(即增加值)征税。虽然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征税必定对这些好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带来福利净损失,但由于市场自发力量难以充分地足量地提供另外一些公共产品,如国防、公共教育、市政基础设施等,也由于市场自发力量无法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任何政府都收税。也就是说,目前的税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好行为,这是一种扭曲。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甚至在当今的发达国家跨入现代化行列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些国家自身乃至全球的环境容量相对而言是充足的,因此环境问题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关系并不突出。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规模的空前增长和越来越多国家的快速发展,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保护环境和促进增长的两难成了全人类共同的难题。从政策角度看,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要求居民和企业对于其生产和消费活动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付出足够的经济代价,比如,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收或规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为主体对环境的负外部性没有内部化,或者说行为主体实际承担的私人成本小于其行为所带来的包括环境影响在内的全部社会成本。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坏行为”(bads)。目前政策体系没有对“坏行为”足额征收税收或规费,等价于对“坏行为”提供了激励,使之过度发生,这是另外一种扭曲,也是环境问题的经济学性质之所在。

如上所述,人类现在面临着保护环境和促进增长的两难选择。而目前普遍的税源结构又带来两种扭曲:抑制好行为,鼓励“坏行为”。从中不难看出,解决两难问题的一个原则性思路就是优化税源结构,减少对好行为的抑制效果,同时减少对“坏行为”的鼓励效果,即减少对好行为的课税,同时增加对“坏行为”的课税。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增长,同时消除或减缓了前面两种扭曲,收到一箭双雕之效。

这种意义上的税源结构调整,完全可以在不提高社会整体税负水平和政府税收规模的前提下付诸实施。其基本原则是,根据从排污、排碳、耗能等行为中征收的税收规模,等额削减对收入和消费等好行为的税收;而且,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可以更大幅度地削减对好行为的税收,这是因为目前对好行为的税收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修复“坏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失,而一旦对“坏行为”直接征税,那么,“坏行为”的环境损失从一开始就会缩小。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参考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3

关键词: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税收筹划

一、引言

财政公共性作为财政的基本属性,凸显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表现为政府实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的相应财政支出,要求政府政策考虑国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是强调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的作为;与此同时“大部制”的实行彰显了政府机构精简的决心,追求政府规模的控制。政府规模怎样影响财政公共性?怎样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本文尝试通过对20年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财政公共性的研究较早,也较深入,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财政公共性的研究再次成为理论热点。李一花(2000)[1]通过对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分析认为,应在承认财政是两者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淡化财政的阶级性,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并指出应解决好财政支出的“缺/越位”问题,以有利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崔潮(2009) [2]在分析了财政公共性公共指向、时空依赖、整体性下的层次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指出财政支出“越/缺位”现象是财政公共性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现,主张推进财政公共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张映芹(2009)[3]指出财政公共性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主张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财政公共性的基本价值理念.

对于政府规模的数量方面衡量指标的选取,国内学者的大多意见统一,王波(2009) [4]认为有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重、行政机构数量和公务人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重三个基本指标,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不能盲目提倡小政府,应找到使市场与政府作用得到最大发挥的平衡点。吕炜,单双(2009)[5]则构建了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种新指标,运用1997-2006年21个代表省市数据运用cls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目前对于政府规模对财政公共性的实现及变动的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想以全国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得到有效结论。

三、模型构建

由于财政公共性概念的抽象性,目前并无一致认可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财政公共性的实际表现,而前者的获得又是通过财政支出中相应项目形成,因而本文采用将每年政府(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财政支出中用于国防、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加总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共支出水平,用公共服务支出表示,该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社会文教费(具体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教育费附加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这三个指标值的总和。同时考虑为避免价格因素对数据造成不必要扰动,把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水平,对其余年份进行平减后的数据作为模型数据;对于政府规模,在数量指标的衡量上可以采用行政机构数量、政府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标准。本文采用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总)消费支出占当年 gdp的比例衡量,并免于受价格水平影响,用消费支出/gdp表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这一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表一  公共服务支出及政府消费支出比重    (单位:亿元)

年份

 公共服务支出

 价格指数

 平减后公共服务支出

 gdp

 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gdp %

 

1978

 359.64

 100

 359.64

 3645.2

 480

 13.17

 

1980

 554.91

 109.5

 506.77

 4545.6

 659

 14.5

 

1985

 931.75

 131.1

 710.72

 9040.7

 1184

 13.1

 

1990

 1646.54

 216.4

 760.88

 18718.3

 2252

 12.03

 

1991

 1823

 223.8

 814.57

 21826.2

 2830

 12.97

 

1992

 1983.49

 238.1

 833.05

 26937.3

 3492.3

 12.96

 

1993

 2293.91

 273.1

 839.95

 35260

 4499.7

 12.76

 

1994

 2967.93

 339

 875.5

 48108.5

 5986.2

12.44

 

1995

 3456.81

 396.9

 870.95

 59810.5

 6690.5

 11.19

 

1996

 4101.7

 429.9

 954.11

 70142.5

 7583

 10.81

 

1997

 4733.7

 441.9

 1071.22

 78060.8

 9007.32

 11.54

 

1998

 5723.6

 438.4

 1305.57

 83024.3

 10041.42

 12.09

 

1999

 6905.22

 432.2

 1597.69

 88479.2

 11263.46

 12.73

 

2000

 8291.85

 434

 1910.56

 98000.5

 13375.82

 13.65

 

2001

 9729.49

 437

 2226.43

 108068.2

 16154.77

 14.95

 

2002

 11947.57

 433.5

 2756.07

 119095.7

 18218.72

 15.3

 

2003

 13124.25

 438.7

 2991.62

 135174

 20971.82

 15.51

 

2004

 15315.45

 455.8

 3360.13

 159586.7

 24358.69

 15.26

 

2005

 18111.9

 464

 3903.43

 184088.6

 27092.29

 14.72

 

2006

 21793.71

 471

 4627.11

 213131.7

 31930.41

 14.9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6》收集整理,由于文中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统计指标是新构建的,现有数据资料不能提供相适应的价格指数,暂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到公共服务支出与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成正比,表明财政公共性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当期政府规模。同时我们注意到,该模型不能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解释公共服务支出的全部变动,这说明不能一味靠增加政府消费、扩大政府规模来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这就为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建议可以阐述为以下几点:

1.加大对目前财政支出“缺位”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所谓“缺位”,是指按照财政公共性的要求,应该但尚未发挥应有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虽然自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以平均每年约为17%的速度增长,但基础性科研、基础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资比重仍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扩大消费规模,以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合理,同时也将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有助于关注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2.逐步消灭财政支出的“越位”现象。与“缺位”相反,在某些领域财政支出干预市场起到了负面作用,即对竞争性领域有较多参与,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些领域,财政支出应有所限制,以免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的顺利实现。

3.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基础上更要“增效”。诚然冗员的机构导致行政管理费的无谓扩张,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大部制”的改革自实行以来,已取得很好的反响,但改革仅停留在精简机构、裁撤人员上远远不够,盲目追求政府规模的减小更不可取。由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得知,财政公共性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规模,盲目“减员”不但不能“增效”,反而会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明智的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在把人员编制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4.合理利用政策滞后效应,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利用效率。单纯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忽略以往政策的滞后影响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产生偏差,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过犹不及”。通过对政策滞后效应的研究,掌握其规律,更恰当的安排财政支出,不但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能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这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财政支出的绩效提升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一花. 试析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j].东南学术,2002(2).

[2]崔潮.论财政的公共性及其演进 [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张映芹。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4

关键词:经济结构 税收制度 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018-02

减税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当时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以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为主体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张:国家一方面干预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均等化以提高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加强投资控制,以保证足够的投资需求。国家干预投资的结果是,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并增加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然而传统的凯恩斯理论面对后来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滞胀”束手无策,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提出了以减税来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最终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从西方国家近80年的税制改革经验来看,由于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其结果是刺激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正因减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学者把希望寄托于减税政策上。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2月1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列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随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09年1月5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2009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是: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其中,可归入税收政策系列并成为2009年中国税收政策主基调的举措,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

一、结构性减税的内涵

所谓减税,是指税负水平的削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结构性减税,在学术界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从税负、税种和政府税收收入三个方面进行划分,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结构性减税,是指主要税种实行政策性减税,但不排除个别税种,辅税种进行增税,但算总账是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教授(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结构性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有别于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第二种观点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指税收政策应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以减为主,但税收收入总体上应保持上升趋势。如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应有增有减,以减为主,减税的结果不仅不能减少原有税收收入规模,而且必须确保税收收入总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是指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总体上具有减税效应,但政府税收收入不一定减少。如李敏(2006)认为由于税收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外,还要受经济结构、税基宽窄、纳税遵从度、征管强弱等因素影响,因此减税并不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

鉴于以上分析,结构性减税关于税负和税种方面的问题,即税种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和税负的减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意味着财政收入是否减少,还有待探讨。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受税负水平、经济结构、税收征收率、税基宽窄等因素影响。由于宏观税负的计算口径有多种,为了方便,在考虑宏观税负的时候,这里采用最小的口径,即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另外,考虑到政府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所占比重的问题,暂且把税收收入当做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可以假定经济规模为GDP,税收征收率λ为外生变量,政府理想税收收入为T,政府实际税收收入为I=λT,则宏观税负为t=λT/GDP。通过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I=λ・T・GDP(1)

由于税负和税制结构对经济规模产生影响,是经济规模的内生变量,在税制结构不发生变化时,税负的加重,会对经济规模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税负是经济规模GDP的递减函数;而在税负不变化的条件下,税制结构变量γ的优化,会对经济规模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税制结构是经济规模GDP的递增函数,即GDP=F(t,γ)。于是上式(1)可以变化为:

I=λ・t・F(t,γ)(2)

(2)式分别对t和γ一阶求导,我们可以得出:

It'=λ・F(t,γ)+λ・t・Ft'(t,γ)(3)

Iγ'=λ・t・Fγ'(t,γ)(4)

从式(3)和式(4)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在税收征收率和税负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税制结构的优化,税收收入会增加。但是在税收征收率和税制结构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税负的降低,税收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并不能确定,这还取决于其二阶导数。

上述实证分析中,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条件,即把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是当作各内生变量变化导致的一种结果来分析的,如果把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当作政策的意图分析,即外生变量,则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自然就非常清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是一种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一种有增有减的税种结构性调整,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而针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考虑到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必须确保税收收入总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在下文,笔者将做出详细分析,并提出面对当前经济危机所应实施的减税政策建议。

二、当前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

1.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需要。我国经济已持续增长近30年,经济实力及自主创新能力都有明显增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也取得了较大进步。然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协调、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国际收支顺差压力不断增加、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能耗严重和污染问题比较突出等。从税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来看,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可通过对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的调整,使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例如,差别税负可影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的税负分配原则有助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合理的税制结构与税负水平有助于收入结构的改善等等。

2.优化税制结构的需要。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我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流转税收入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约70%,所得税的比重却仅为20%左右,“双主体”税制实际上是“跛足税制”。一个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良好税制结构,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根据税收原理,出现这种相违背的结果,与以累退性质为表现的强调效率的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和以累进性质为表现的强调公平的所得税为辅助税种有关,这也正好与我国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有较大关系。另外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还存在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税种的缺失问题。例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在现代税制体系中,直接税则是财产税的一个重要属性。

3.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根据美国统计署的数据,1993年―1998年,美国家庭的收入分配情况始终在0.45~0.46之间,并且美国基尼系数从1967年―1998年变化幅度也不大,但是税后却为0.42~0.43之间。{1}可见在基尼系数的变动中,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密切相关的税收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重要层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税制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向。而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税种设置和各税种的税基、税率调整来实现;二是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各税种之间缺乏整合力,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能仅靠个人所得税,必须建立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制约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设计

1.进一步完善增值税。作为目前我国的第一大税种,2009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29.8%。{2}因此,可以说2009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极大地鼓励投资、促进技术进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现行税制,以及对于整个税收收入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下来增值税进一步完善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要最大限度地把商品及劳务服务纳入增值税增税范围。如将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以及与工业生产联系紧密的服务行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将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改为统一的增值税,从而彻底改变目前商品劳务税税制多税种病例的现状,实现税制简化;其次是进一步降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税(包括营业税)的起征点。

2.改革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既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经济起稳定作用的自动稳定器,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客观情况变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按所得项目分项、按次征税,与综合各项所得按年征税相比,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二是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三是工薪所得边际税率偏高,税率档次繁琐,这样不仅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也不利于刺激个人工作、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因此,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边际税率,进一步加大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十分必要。

3.改革资源税。现行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征收资源税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使各资源开发企业在较为合理的盈利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公平竞争,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但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限制其应有作用的发挥,现行资源税没有表达政府对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因而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单纯的级差性质的资源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而且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无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不能将资源开采的可持续成本内在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也就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对资源税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和优化税率结构、改定额税率为比例税率与定额税率相结合、细化税目设置、调整计税依据等。通过改革对资源的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对转变增长方式等有重要意义。

4.改革消费税。在国际上,消费税与其他税种相比,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税收收入的比重中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在西方国家开始盛行,人们才发现消费税在其中的独特作用,西方各国的消费税课征范围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根据目前我国消费税的现状,结合当前形势,消费税改革要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抑制生态环境恶化与环境资源的保护作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减征或停征一些已成为或正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如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汽车轮胎等;二是适当调整消费税税率。对一般性生活用品以及具有节能、环保等特点的产品实行低税率;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以及对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行为等实行高税率;三是适当扩大征税范围,将高档消费品、奢侈品,资源供给缺乏、不宜大规模消费的产品,某些高消费行为和对环境污染的行为及用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5.改革房地产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税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缺乏系统、科学的设计,现行税制已陈旧老化,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问题是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扩大趋势;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格局也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各产业之间的发展和资源配置的结构也不平衡,财政调节的效果较弱,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推进税制改革、完善财产税体系、加强税收调节的作用;而房地产税处在个人收入分配和房地产业发展的交叉点上,从它着手改革显然是有利的。主要包括:(1)将现行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相关收费(包括由土地开发商所缴纳的税费、土地出让金等)合并开征统一的物业税,以减化税制、优化结构(减少转让、出租环节的税收,加强持有和使用环节的税收);(2)新的房地产税应按市场价值和统一标准评估物业的实际价值、从价计征,采用差别税率,同时考虑我国现行房地产税的税率、结合各年度各地方财政收入需要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等因素选取较低的税率;(3)清理房地产行业收费,取缔不合理、不合法性质的收费项目,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外收费。

四、小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这次结构性减税的直接诱因。而优化经济结构、优化税制结构以及维护社会公平则是根本原因。从目前的经济境况来看,最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据统计,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1330.3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00669.97亿元的20.40%,比上年增加10008.57亿元,增长19.50%。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4223.7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3%,比上年增长18.85%;非税收收入7106.56亿元,比上年增长24.68%。{3}这种财政总收入的基数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为这次结构性减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税收总收入的基数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则说明了结构性减税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必须要抓住这次时机做好结构性减税,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注释:

{1}数据来源于Athur F Jones Jr & Daniel Heinberg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Nation’s Income Distribution Current Popilation Reports U.S. Census Bureau.

{2}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并经计算得出。

{3}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并经计算得出。219.235.129.58/welcome.do。

参考文献:

1.安体富.结构性减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J].地方财政研究,2009(3)

2.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3.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关于当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若干政策建议[J].涉外税务,2009(4)

4.李敏.新一轮税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分析[J].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5.肖太寿.浅析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09(7)

6.高培勇.给开征物业税一个基本理由[J].经济,2006(7)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5

按照中央反腐倡廉的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每年“两会”以后,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的要求,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都会对新的一年政府廉政建设作出新安排,提出新对策,确立新目标。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2017年政府廉政建设的基本方向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政府各部门部署和推进新的一年廉政工作的指导方针。

继续巩固廉政建设成果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就成为近几年来政府自身改革的中心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改革实践中,政府职能转变都直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市场效率”相关联,也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益”相关联。因此,在新时期、新阶段和新的发展环境下,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一重要领域的改革,是持续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良性发展的基础,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从政府改革的基本理论视角来看,“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目标,就是要重塑政府价值,打造一个“廉洁、廉价、效率、效能”的政府,全面提升政府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良性运行。这就是说,在新的发展环境中,要实现政府价值,“廉洁政府”是一个基本前提,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必须以“公共精神”为指导,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公信力、才有权威性,也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共识,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最终实现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务院历次廉政工作会议和总理的多次讲话中,始终把建立一个“廉洁政府”放在政府改革的中心位置,在推动“转变政府职能”的“制度改进”过程中,通过以“行政审批制度”为核心的政府“限权、分权、放权”改革和政府行政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两项根本的、持续的、系统的改革,不仅从体制机制上扩大并激发了市场和社会的发展空间,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政府制度上的保障;而且通过行政审批事项的减少、下放和转移,从根本上实现了减少政府权力,优化行政流程,实现权力公开透明,管控权力可能出现腐败的目的。当然,行政审批改革是一个过程,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继续深入推进,常抓不懈。在今年的廉政工作会议上总理指出要“抓紧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减权过程能减则减”,对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原则上都要依法依程序取消”,强调要继续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向深入,继续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来抓,着力推进廉洁有效政府建设。

突出抓好廉政工作重点

2017年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改革与发展的难度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要实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2017年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政府的廉政建设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换句话说,要完成2017年改革与发展任务,“政府廉政”是一个关键环节。在今年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总理除了继续强调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廉政建设以外,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明确了今年政府廉政建设工作的重点。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打造“阳光政府”,推进政府行政和执法过程公开透明。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建设一个廉洁政府,政府的行政行为、“权力行为”过程公开透明是基本前提。在事关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和容易产生腐〉奈侍馍希总理多次强调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比如,“要以创新监管保障廉洁执法”,今年要实现“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通过智能和大数据监管执法行为,实现“阳光执法”,减少寻租腐败和防止权力滥用;又如要“管好资金首先要抓住预算这个龙头”,将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打造“阳光财政”,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小金库”,盘活财政资金,防止公共资金被浪费、挤占、挪用,甚至发生腐败等现象,从而保障公共资金使用的高效安全;再如要“继续完善并切实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推进资源共享,推动公共资源交易的“阳光化”运行,防止资源交易过程中“权钱交易”、“权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现象。总之,在行政执法、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等腐败高发、频发领域,公共权力的公开透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强化对国企国资走出去的监管。今年是我国政府实施和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关键年。“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依据当代文明发展态势和全球治理形势提出的“推进全球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政策主张”,也是面向未来全球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搞好“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新任务,总理在今年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国企国资走出去,监管也必须及时跟出去。”这就是说,“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国企国资和民企民资走出去,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治理方式”的走出去,是当代“全球治理”中国样本的展示,必须管控好、监管好。

再次,推进“民生领域”的廉政建设。一直以来,总理非常重视民生领域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强调“民生领域的资金多是群众的‘生命钱’、‘救命钱’,必须紧紧看住,从严管好”。今年是“精准扶贫”和落实中央“低保”政策的关键年,总理强调要“严肃查处弄虚作假,坚决防止扶假贫、假扶贫,杜绝‘人情保’,‘关系保’和优厚亲友等现象”。民生领域的腐败是群众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应放到政府廉政工作的中心位置。

着力推进监管方式创新

过去几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不仅实质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提高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品质和质量,而且也推进了政府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提升,并提高了“政府管理技术化”水平。总理着力推动的“互联网+政府”的“政府管理服务新模式”,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建设“阳光政府”“廉洁政府”过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大提升了我国政府的质量、品质和管控经济社会的能力。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6

旗委、政府安排了为期两天的调研并召开了这次全旗经济形势分析会,其主要目的是全面总结全旗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认真分析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全年的目标,找出差距和不足,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安排部署好第四季度工作,为的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和目标任务,同时提早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一、基本发展情况

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我们相继听取了各有关部门的汇报和分管领导的讲话,可以说大家的汇报和讲话实事求是,内容具体,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合理化建议。对于这些合理化建议,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积极采纳。从汇报的结果看,前三个季度全旗各项工作正在按照旗委扩大会议精神和旗人代会的安排按部就班、有序地全面实施,各项工作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有新突破。我旗先后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科学规范、符合旗情的退牧转移政策,现在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今年退牧还草禁牧面积80万亩,草场补偿面积20万亩,转移牧民148户534人。同时畜种改良和草畜平衡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成立了草原执法监督管理局,有效地保证了草畜平衡制度的全面实施和草原补偿费的收缴。投资30多万元在山前山后两处建设了改良站,购置种公母畜3000多头,进一步调整优化了畜种、畜群结构,为农牧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林业项目争取有新突破。林业方面各种项目资金争取都好于往年、多于往年,特别是国家即将实施的封禁保护区建设项目,通过积极争取,我旗被列为全自治区唯一的试点旗县。同时植被恢复项目1500万元也已经落实。

——水利建设规划有新突破。团结渠改造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东升庙地区的防洪设计已基本完成,即将付诸实施;大坝口水库的扩建工程进入实质性操作质阶段,农发行的贷款已经得到落实,将建成投入使用。同时西乌盖沟水库正在设计建设,青山一带的水库建设正在研究规划中。

——交通道路建设有新突破。今年共建成4.5米宽的乡间公路、“村村通”公路22公里;投资1.3亿元的获青公路60%的工程量在前半年已经完成,九月底或十月初将全部完工,十月份将全面通车。同时进一步维修和新建了各苏木镇汽车站,新建了交通局办公楼,交通基础服务设施全面加强。

——城市建设有新突破。高标准、高起点完成了三镇的总体规划,巴音宝力格城镇道路管网、青山工业园区改造和景观渠建设已全面开工,综合中学和文体广电大楼等重点工程已接近尾声。

——工业经济发展有新突破。全旗40户企业中税金超2亿元的企业4户,超1亿元的企业1户,超5000万元的企业1户,超2000万元的企业2户,超1000万元的企业3户,以上11户企业可以完成或基本完成我旗今年财政收入指标,工业对GDP贡献率达到87.5%。

二、各项经济指标预计完成情况

——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今年1—8月份财政收入完成8.6亿元,预计全年完成12.5亿元,实现连续五年翻番。按产业划分二产工业税收完成11.64亿元,非工业交通建设包括三产完成5100万,非税收入完成3500万元。按征税部门分类,国税完成7亿元,地税完成51500万元,财政非税收入完成3500万元。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全旗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51亿元,其中一产产值1.5亿元,二产产值46亿元,三产产值3.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进展顺利。今年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6.5亿元,预计全年完成30亿元,其中工业18亿元,城市建设5.8亿元,交通建设4.3亿元,电力0.8亿元,农林牧水1.5亿元。

——“两个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纯入收大幅度提高,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6163.98元,增长14.75%,农牧民现金收入实现5222.5元,增长11.3%。第四季度随着城镇职工工资的补发、风沙费补贴、农牧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和退牧转移款的发放,城镇居民和农牧民纯收入一定能够实现18%和24%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9713元和3068元。

三、今后重点抓好的几方面工作

1、集中精力抓项目,加大支持和扶持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我们要全力以赴,跟踪服务,重点抓好以下几个建设项目的推进工作。一是紫金二期10万吨锌冶炼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即将投入建设;二是紫金矿业300万吨采选工程,前期规模设计已经完成,即将开工建设;三是齐华40万吨复合肥项目,要跟踪落实,加紧协调,确保按时建成投产;四是双利50万吨煤基还原铁和50万吨球团建设项目,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全面做好工程推进工作;五是青山50万千伏变电站和紫金22万伏变电站工程;六是蒙西120万吨水泥生产项目,要做好选址和其它水泥厂整合重组工作;七是建新和河南豫光10万吨铅冶炼项目;八是西矿200万吨铅锌采矿工程和170万吨铜采矿工程,要派专人专项落实此项工作,促使其提前完工,尽快投产运行;九是风力发电项目。要紧紧抓住我旗风力资源面积大、质量高的特点,加快推进已签约风电企业建设进度,全面做好百万风电场的规划和审批工作,使风电产业真正成为我旗的朝阳产业,为我旗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2、加强对现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一是重点加强对矿山企业的安全、“三率”、尾矿管理,聘请专家做好企业的安全评价工作,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地方法规,保证企业规范、安全生产;二是对锌精粉、铜精粉全面管理,确保紫金、飞尚满负荷运转,避免资源流失;三是认真研究矿山采选企业所有税费政策和优惠政策,全力处理好企业与地方利益关系。同时要加大税收监管力度,坚决打击偷漏税,特别是地方收成部分,确保地方利益不受损失;四是坚决关停取缔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企业,决不能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财政收入。

3、加大探矿工作力度。我们要认真研究全旗关于探矿方面的有效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大幅度提高勘探资金的投入力度,通过企业筹资,地方出资和积极争取国家探矿资金,从起每年投入探矿资金不得低于1亿元,力争达到2亿元。同时要制定符合国家政策和后旗实际的探矿政策,使全旗资源探矿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4、按照加大探矿,控制采矿,扩大选矿,不限制冶炼的总体思路,进一步延伸产业链,达到节能减排降耗的目的,保证资源综合利用。一是严格控制采矿能力。不能盲目的扩大采矿规模,根据我旗实际,严格控制全旗各采矿企业的采矿能力。全旗的采矿能力要将铜控制在不超过400万吨,铁不超过300万吨,铅锌不超过900万吨。二是适当扩大选矿能力,努力使全旗形成选大于采的格局,这样有利于低品位,甚至尾矿中的资源回收,减少资源浪费。三是积极发展采选矿企业的下游产业,引进大规模的冶炼企业,不仅有利于关停取缔现有既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小型企业,还有利于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全面做好退牧转移工作。退牧转移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要切实做好饲草料的储备工作。同时要结合退牧转移政策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大牧区牲畜出栏率,减少牧区牲畜,实现减畜减人的目的,切实减轻草场的承载压力,恢复生态平衡。今年减畜要达到10万头(只)以上。

6、加强城市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进一步规范土地使用。在土地政策方面,除划拨和工业用地外,其它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招牌挂方式出售;二是全面提高城市品位。要按照高标准、高档次建设的要求进行房地产、商业门点、酒店等项目的开发。同时增加绿地面积,提高亮化水平,增加发展空间;三是进一步加强防洪设施建设,在改扩建大坝口水库,新建西乌盖沟水库的同时,积极研究规划在青山一带建设水库,既能起到防洪作用,又能满足工业用水需求。同时要对青山工业园区进行彻底改造,坚实不移地进行砂石料资源整合;四是积极发展旅游业。要针对获青线内特有的景色,聘请相关部门和有资历的专家进行高档次规划。并结合蒙元文化改造、砂坑改造为湖坑等项目,开发新的旅游景点,促进我旗旅游业的发展。五是加强路网建设。扩建东升庙至青山镇公路、新建东升庙至临河景观大道要在明年启动建设,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六是制定相应的措施,促使建筑企业在后旗注册,增加地方税收。

三、狠抓落实,真抓实干,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今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可以说是时间紧迫、形势逼人、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紧紧围绕旗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突出重点,狠抓落实,确保年初各项目标如期实现,并力争有新的突破。

一是要牢固树立加快发展的思想。我旗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局面和势头,来之不易,是全旗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旗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结果,必须倍加珍惜。我们不能有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的思想,一定要认清形势,长远考虑,针对我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沉下心来想办法,俯下身去干工作,转变职能,搞好服务,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加快经济发展上来,切实保持我旗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