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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范文1
人类的社会属性是在人类生理进化中不断形成的，文化的产生是人类在生理进化中的巨大突破。可以说，生物学进化赋予了人类生命，文化演进人类赋予以灵魂。正是由于人类具有文化演进的能力，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并比其他动物更快的进步。生物进化与文化演进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相吸引，互相影响。长久以来，文化演进一直帮助着人类群体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帮助着人类遗传进化的完成。[1]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众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民俗。对于不同社会的人类种群在生产、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的种种差异，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将其归结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原因。这一理论局限导致早期的民俗学研究几乎放弃了生态性也是人的根本属性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类与自然以及其他物种之间的联系，使“人类中心”的观点无限膨胀。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和考察这些传承的民俗背后的背景与环境，不难发现，最初的人类是凭借着生态直觉和生态经验来构建自己的民俗的。生态环境既是具体的民俗文化发生的本原，又是其发展的依托，更是其具体的加工对象。
从生态科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空间区位”与“生态自然周期”是人类民俗创建的生态性本源。“生态空间区位”是指人类群体栖息地所处的自然与地理位置。在人类创造出的各种文化因素中，生产方式或生活习俗的地域差异是其中最为明显的，而“生态自然周期”是指人类社会对自然周期变化的直接感应。“生态空间区位”限制着山村民俗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又为山村民俗的衍化提供物质条件和基础——“生态自然周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民俗的性质与样式，并支配着山村民俗的精神衍化。[2]以江浙某典型山村为例，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在山腰而非平原，原因是其地理位置处于中亚热带北缘，平原上过湿过热，排水不畅，农民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改造环境来发展农业。相反，山腰位置气温适中，排水通畅，又高出大量蚊虫的分布上限，因此成为山村族群的主要居住地区。此外，当地的水资源因素与土壤结构因素也影响着当地人口分布与生活情况，正是江南稳定而丰富的水资源与偏酸性的红壤造就了江浙山村特有的农业经济。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和岁时更迭、气候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作为以种植业为基本农业的江浙山村，当地村民很早就开始对天象、物侯、岁时、节令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形成了岁时节令的概念，并对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符合地域生态实际的处理。尤其是在当地的稻作产区，何时耕田，何时浸种，何时插秧，何时耕耘，何时追肥和灌水，何时收获等等，都根据节令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并流传至今。由此可见，民俗并非完全是人类有目的、理智的创造，它的生物性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并通过人类的经验加以发展，最终达到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需求从而得以代代相传。人类群体对于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切身体会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磨合适应，即是民俗生成的生态本源。
江浙山村经济民俗的生态特点
民俗文化纷繁复杂，但并不杂乱无章，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决定意识。”在众多的民俗系统中，人们首先从所处的自然环境出发，创造出与生存和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民俗，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俗、信仰民俗等等。所以，经济民俗可视为是所有民俗基础的基础。经济民俗是指围绕着物质生产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它由当地居民占主要地位的生计方式所决定。换言之，如果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民俗进行生态学审视，就能发现不同人类集群之间的民俗差异完全都是出于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某个地域的经济民俗必然带着当地自然环境的生态烙印。江浙山村的经济民俗是以精耕农业为主的农耕经济民俗，不同于刀耕火种的斯威顿耕作，精耕农业的突出特征是在耕作中引入了犁和动力耕作、水利灌溉与人工施肥。[3]但是精耕与其他经济民俗一样，仍然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基础。精耕农业的生态核心是土地，是通过对单位土地增加能量投入，来提高种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耕作方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凭借人类的能动性去有意识的改变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福利。人类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表的生态系统，就连地下储存的各种资源例如地下水资源等都被大幅度的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改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制造大量的单一作物的田地；人们毁山开林；人们改变河道用以兴修水利；人们为了适应作物需要施肥改变土质等等。表面上看，人们似乎通过科学技术征服了这片土地，但事实上，人们越改变他们周围的生态环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与物质去维护这种短暂效益。一旦人们稍有疏忽，脆弱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这些被改造过的土地上就会出现不可恢复的生态危机。
生态环境对江浙山村社会民俗的制约与影响
广义的社会民俗范畴是宽泛的，所有带有社会特征的民俗都可以视为社会民俗。但民俗学所称的社会民俗是一个狭义的定义，指一定的社会集群在家族、家庭等社会组织单位中，与他人交往形成的风俗习惯，具体内容包括家族体制、姓氏宗族、人生礼仪等等。表面上看，社会民俗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不大，不像生产、消费等经济民俗所带有的生态印记那么显而易见。但如果从历史唯物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并鉴别出此中内涵的生态特点，尤其是生态系统对社会民俗千丝万缕的制约与影响。当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开始聚居，地域共同体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而在地域共同体中，血缘关系、信仰习俗以及其他的社会联系，是人们相互聚居的直接原因。[4]当然，村落的形成不仅仅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同时还与生态环境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影响村落发展与布局的生态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形、水文、土壤等，如江浙山区村落多分布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适于农耕，同时又靠近水源，形成了鳞次栉比的村落布局。同时，在村落的取名上，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也可见一斑，相当多的山区村落直接以附近的地理环境命名，例如杨溪村、东天目村、上溪村，等等。
如果通过种群因素对江浙一带山区村落的构成进行划分，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单一家族发展而形成的村落，或者有主要家族存在，附带联接其他亲族组成的村落，此种村落为江浙山区村落的最主要组成形式；二是以杂性移民形成的聚居村落。杂居村落中的居民多没有亲属关系，但是具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意识，可将其视为变相的“家族村落”。而这种深厚的领土意识和地域群体观念是建立在深厚的地域生态基础之上的，人们在密集的区域内劳作栖息，守望相助，高频率小空间的社会接触，让同宗或者非同宗的人们产生了亲密的情感和互相的认同，促成了村落之间的各种民俗的形成。而这些民俗又同时受制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以江浙某山区村落为例，其村落民俗中包含大量生态因素以及影响生态的内容：一是对本村内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监护与管理。村落约定俗成地对村落境内的山、水、田、矿等等享有所有权，并规定村内所有村民有享受这些自然资源的权利和保护这些自然资源的义务；二是对村落内部成员的生产与生活进行组织与协调。尤其是一些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例如开荒、抗旱、围垦、开矿、采伐等等，由于这些活动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来改变周边的生态环境，所以需要通过村内规定来约束村民的组织与互助，合理分配义务与利益，保障集体行为的顺利进行；三是管理村落的社会秩序。主要内容包括纯粹的社区内管制与涉及生态环境的社区外管制。后者多为保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强调村落发展与村落居民之间的和谐稳定，这些社会民俗带有明显的生态意识，体现着当地居民朴素的和谐理念。
生态文明对山村民俗的价值重构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变的边缘，现代人所追求的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造成当前生态灾难的根本性原因。在当下丰富的物质生活的背后，潜伏的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暗礁。许多卓有远见的人已经意识到，人类已经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著名环境学者福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拯救地球，围绕个人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须要让位于更广泛的价值观和一套立足于与地球上的生命协调一致的全新社会安排。”[5]他认为，人类自身如果不对自身贪婪与自利的本质进行深刻反省，无法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取舍，就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永远无法走出当下的生态困境。
事实上，不仅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应该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可惜的是，人类在自身的行为习俗上却越来越与这种理念背道而驰。就当代农业耕种的习俗来说，农业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和森林、草原、河流的破坏，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人口过多等诸多恶果，这些都是人类习俗与生态环境交互影响的结果。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其最根本的特质属性，它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各种组成单元能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层级结构的等级性、有机性和互动性共同组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时空有序性和空间整体性。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的系统，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生态系统息息相关。[6]只有以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利益的生态观来改造整个社会习俗，才能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一个真正建立在生态原则之上，可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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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旅游；管理；内涵；原则；发展路径
生态旅游是未来旅游事业发展的趋势，其指引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以对生态环境起到保护的作用。生态环境对人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有些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不对其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任其继续破坏可能会威胁人类的生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旅游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而且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是一些旅游企业的管理者过多的重视经济利润，容易忽视对自然景区的保护，所以，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问题。为了缓解这些问题，必须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模式。以下笔者对生态旅游的管理进行了探究，并对旅游事业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1 生态旅游管理的内涵以及框架
生态旅游管理是在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对传统旅游管理的创新与改进，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其是以生态学的思想作为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以生态学理念作为管理的基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对旅游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生态旅游管理可以促进旅游行业的长远发展，其主张不但让当代人欣赏到美丽的风景以及自然景观，还得让后代人享受到同样的机会。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享受旅游资源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这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只有对其进行必
要的保护，才能使人们生活的环境更加健康。生态旅游管理强调在不破坏自然资源以及人文景观的前提下进行旅游活动，要有长远的眼光以及发展战略，为后人保留美丽的自然资源以及旅游资源。生态旅游管理的内涵影响着框架的构成，下文对其进行了分析，以供旅游管理部门参考。
1.1 生态旅游管理的内涵
生态旅游管理的内涵有两个层面，第一，从生态旅游管理的特征角度分析，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使人们接近自然，感受到清新的空气，使人们的身心更加健康。生态旅游可以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在满足其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中增长阅历与知识。生态旅游管理的建立可以使人们了解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时更好地贯彻国家的各项旅游政策，促进旅游行业与环保工作的和谐发展。第二，生态旅游管理可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建设，而且可以更好的规划城市的建设，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规避旅游开发以及旅游路线建设的盲目性，其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对沿途旅游路线的风景以及目的地进行生态保护，并对其安全进行维护；其管理的内涵是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防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提高旅游环境的质量。生态旅游管理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下建立的，具有长远的发展意义。
1.2 生态旅游管理的框架
对于生态旅游经济的基本组成框架，澳大利亚国际生态旅游研究中心学者拉尔夫・伯克利曾在基础旅游目标地、管理型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以及环境知觉四个方面进行了定义，分别以旅游产业方面、替代名称、区别特征、环境问题、受影响部门、规模增长、产业构成、管理内容、管理工具以及政策选择等栏目指标作为考虑项目，进行了较为综合全面的分析。生态旅游的管理对象是旅游业及相关生态系统，追求可持续性维护旅游区的生物多样性、景观美学价值以及整体生态特性，从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硬件载体方面来说，生态系统为环境和生物要素在特定空间进行组合提供了基础，因此，如何将环境要素与生物要素进行有机结合控制就构成了生态旅游管理的框架。
2 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原则
生态旅游经济的管理原则既要符合生态学的原则，还有符合旅游产业经济学的原则，其是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目的是促进二者和谐发展，并且使人类与生态环境可以和谐相处。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原则应该使地区管理与地方环境相匹配，要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还要使信息传播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最后还要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原则。下面笔者对这四个原则进行了简要分析。
2.1 地区管理与环境相匹配原则
这项原则可以有效的协调旅游活动的各项制度，其可以对旅游活动的时间以及空间进行调整，从而使地方管理与当地环境更加匹配。生态旅游的管理与企业管理不同，而且与地方的行政管理也具有差异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与属性。生态旅游管理需要对地区发展进行规划，还要对旅游环境进行调整。生态旅游会使自然景区聚集很多游客，如果不对其进行管理的话，很容易使景区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所以，其管理应该遵循对环境的保护原则。另外，还要控制游客的数量，合理的规划环境容量，使其既满足旅游业的需求，也能对环境问题进行改善，要考虑到环境的承载力，使地区管理与生态环境相匹配。
2.2 政府介入以及因地制宜的原则
不同的地区生态环境的条件不同，所以，生态旅游管理具有多样性，而且不同的管理制度目标也具有差异性。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认识到了环境保护是重要性，政府的介入可以促进生态旅游利益的增长，使旅游资源的产权更加清晰，对旅游资源的使用也更加合理。通过政府的介入，可以促增加生态旅游的社会凝聚力，更好的控制旅游资源的消耗，有效的保护自然资源，同时政府部门所制定的相关的旅游规章制度以及政策法规，对旅游行业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从各个方面保证了生态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2.3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信息传播的原则
随着游客需求的增多，传统的管理观念已经无法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也无法满足的游客的要求，而生态旅游管理使游客与旅游资源和谐发展。传统的生态旅游管理观念较重视对资源的保护，但是忽视了对游客需要的掌握，现代的生态旅游管理应该注重旅游资源保护与游客需求之间的协调，使其更加均衡的发展。同时管理部门要传播更好的管理理念，对各项政策、法规进行宣传落实。
2.4 旅游经济发展可持续原则
生态旅游管理可以使旅游行业的发展更符合长远性，有效地调节融合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旅游是在增加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做好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旅游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对社会发展、人们阅历提升、文化的传播等都有重要的促进意义。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生态旅游可以推动旅游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项发展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这项原则需要了解生态学原理，掌握生态学发展原则，使生态旅游管理的制度更加合理，布局更加科学，这样才能促进景区生态的平衡发展，才能避免对环境的破坏，防止生态遭到污染，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升旅游行业的经济效益。
3 生态旅游管理的发展路径
生态经济管理的发展路径需要结合生态旅游经济管理的原则，这样有利于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生态旅游管理的其中一项重要目的是提升旅游行业的经济，同时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生态旅游管理发展路径的选择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是一项综合性工作，而且是对旅游行业发展的规划。同时还要考虑到政府职能的介入，要有效的利用政府的支持以及相关政策，做到生态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管理的发展，与管理人员的能力以及素质有一定的关系，在选择发展路径时，也要注意对管理人员的培训路径。
3.1 突出地方政府在保护和发展本地生态旅游经济方面的职能作用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对于生态旅游经济的规划和相关基础性教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长期只有利润导向型的唯一目标，大量的旅游景区开始营业之前都没有进行过环境影响评估工作，为此，在下阶段的管理工作中，要加强政府的宣传教育力度，提升游客对于生态地的环境认识和保护意识，使得生态旅游经济发展要附加政策法律性约束，政府从出台游客思想和观念方面的教育政策入手，摆脱单一行为惩罚措施，加强政府和民间的对话，从战略高度和子孙后代的长远角度看待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维护的重要性。
3.2 产业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观为实施基础
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发展要摆脱传统的单极式增长模式，以系统和整体性观点来进行经济增长的统筹谋划。在旅游业这样的服务性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不能与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共存的，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遵循生态学基本理论和规律，以一定的压力测试衡量生态系统的负载极限，预期系统内的游客及旅游组织后续开发可能性，即生态系统能否长期提供稳定服务质量、旅游资源的民族文化特色能否得以保持、环境自我恢复潜力能否保持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因地制宜和适度经济原则。
3.3 构建生态旅游产业局部区域规划与整体性规划的联合发展路径
旅游产业规划的目的是对旅游行业的未来发展状态提前做出设想与统筹，使得旅游业在总体和地区规划中实现阶段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机制，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生物环境等一系列考核项目。在整体性的统筹工作中，一方面，要通过合理布局设施来对旅游生态平衡进行维持，另一方面，要以旅游景点所在地区和城市为依托，实现配套设施的同步发展，以此来消除生态经济增长的局限，减少旅游资源保护的盲目性。地区布局方面要以环境、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目标，配合整体性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
3.4 培育高素质生态旅游管理人才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且人力资源也是推动旅游行业发展的重要资源，生态旅游管理制度的制定离不开人力因素的影响，管理人员能力的高低关系着管理质量的好坏，所以对生态旅游管理人员的培训非常重要，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其专业的技能以及管理水平，可以使各项规章制度更好的落实与实施，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需要培育出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改进与创新，才能适应新世纪的发展要求。高素质的复合型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人才是旅游经济创新和生态保护兼顾原则实施的关键。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角度来讲，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在产品设计专业化、技术专业化、服务专业化等方面均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生态学知识、旅游学知识、管理学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四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操控和把握，因此，针对我国旅游业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和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的发展现状，建立和培育一只高素质复合型旅游经济管理人才队伍是技术经济增长支撑的必要条件。
4 强化生态旅游管理的对策
（1）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教育，在政策上不断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政府应该在政策不断促进生态旅游管理。成立各级（由上而下）的生态旅游管理部门并加强管理。同时应当加强宣传教育，让全部人都能充分意识到生态旅游的重大意义，增强旅游有关各方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营造发展旅游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的良好氛围。
（2）旅游管理部门应注重对旅游资源进行生态开发，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旅游管理部门工作的重点就是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评估旅游资源的开发的可行性以及开发的价值等工作。旅游管理部门在开发旅游资源时，应当树立牢固的生态开发意识，杜绝盲目以及过度开发，应当遵循科学、整体、系统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整体的原则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与管理。
（3）旅游管理部门科学规划并有效协调生态旅游的承载力与游客关系。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进行整体以及区域规划，从环境影响的评估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各方面，要进行科学设计，统筹规划。
5 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旅游管理是一项具有环保意义的管理项目，其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与旅游行业应该保持平衡。随着旅游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快，生态旅游管理有必要进行改进与调整，否则无法满足游客的各项要求，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游客数量的增多会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且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很多污染，必须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对其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1]唐静.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生态反思[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4）.
[2]赵得成.基于治沙和旅游共生的地域性旅游模式设计[J].商业时代，2012（4）.
[3]李银.生态旅游视域下旅游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创新[J].商业时代，2011（35）.
[4]郑微.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对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11（16）.
农业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范文3
一、环境伦理蕴含的层次性思想
系统哲学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各种类型系统和不同等级的系统所构成的系统世界，即物质世界是系统的，系统物质内存在着无限多的层次。”环境伦理研究对象有三个层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社会与自然。从系统哲学的角度看，这三个层次是不断扩大，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出发点，人是在自然中产生的，人通过狩猎、采集等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形成了人与自然层次。随着人的实践活动使人们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于是社会成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另一环境。由于“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层次进一步上升为人与社会的层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人是社会关系构成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关系总体又与自然总体发生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与自然的层次，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伦理的研究对象具有层次性。
1 内部结构的层次性
环境伦理的层次性首先表现在内部结构的层次性。一个系统内存在着无数个子系统，自然系统可以有不同的子系统，如动物系统、土地系统等，因而环境伦理的研究又可以分为动物伦理、土地伦理等。同时各个层次的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如研究草原环境伦理，不仅需要对草原的生态系统加以研究，还需要从草原文化精神、草原经济框架等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出发去整体构思。社会系统中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价值观念等对环境伦理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需要环境伦理研究用一种系统哲学的眼光去研究人一自然一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危机，从而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求共同发展。同时要看到层次不同研究的目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研究动物伦理需要相关生物知识，如基因科学;研究土地伦理需要相关土地知识，如工程测量、数字计算等，这种研究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知识储备的侧重点不同。可见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为环境伦理的研究对象的层次性提供了多视野的角度。
2 研究内容的层次性
环境伦理的层次性还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层次性。我们知道环境伦理的研究内容由小到大依次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甚至宇宙生态系统，三者从发展的进程，演化的时间顺序构成了各方环境伦理内容的层次性。并且三者协同进化是有序的，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能够促进地球生态的进步，从而才可能扩展到对宇宙生态的伦理关怀，进而向着宇宙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具体以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来看，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经济系统为第一层次。指导经济系统平稳、快速发展的政治系统是第二层次。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协调发展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又能反过来推动二者的发展。环境伦理研究的自然系统与前面三个层次的系统组成整个有机的社会系统，自然系统是其它系统的物质基础，而当今世界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要求环境伦理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由此可见环境伦理研究内容具有层次性。
3 文明程度差异的层次性
环境伦理的层次性还表现在文明程度差异的层次性。人作为伦理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文明差异，这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层次性。如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和谐的;在进入农业文明时期，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劳动分工的专业化，自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但人的活动一定程度上还是符合自然演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和谐;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对自然无节制、无体止的利用导致人与自然严重对立。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其地位是平等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智慧去调节环境伦理对象之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共同发展。
二、环境伦理的整体优化思想
1 环境伦理的整体性路径
环境伦理整体论认为整体自然界都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种存在价值包括自然价值，也包括社会价值。当然这种社会价值体现在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上，但是人们对自然社会价值的评判不应该以人的利益得失作为尺度和依据。人类虽然是道德评判者，但不是唯一道德身份的获得者，在人类之外的其它自然存在物都具有道德关怀的权利，土地、动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需要道德关怀。
过去，人们习惯用片面的眼光看待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功利主义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将个人作为伦理思想的出发点，认为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只对自己负责即可，只肯定个人作为生命存在的道德身份。随着史怀泽、利奥波德等伦理学家道德关怀对象的扩展，现在这种道德关怀扩展到自然界其它生命，并且给予了生态系统其它构成要素以道德关注。现在，人们改变了传统的伦理观念，用整体性的思维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系统整体性思想指的是，系统整体上的性质并不等于它的多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性质的机械相加。系统哲学的整体观念认为生态系统各要素是构成整体的基础，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构成了有机整体。环境伦理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部分，因此人不具有特权，就像黑格尔形象描述的割下来的手就不叫手，人的道德关怀如果只关心自我，或者只关心系统中的某一部分都无法体现它的价值，只有人的道德关怀上升到整体系统的层次才是现代环境伦理整体论的应有之义。现代环境伦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体现出了整体性路径的走向。
2 环境伦理的整体性原则
（1）整体共生性原则
现代系统哲学认为，整体的共生性强调的是系统的整体性、内在联系和共生性。“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其他部分以某种形式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夕记得高中地理课本当中有一个“草原食物链”示意图:蝗虫一草一青蛙一蛇一鹰。这是一个完整的食物链系统，草是生产者，蝗虫、青蛙、蛇、鹰是消费者，单独拿出一个环节例如蝗虫一一青蛙一一蛇可以自成一个系统，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发展进化不是靠单一部分的作用，也不是各部分的相互叠加。在草原食物链中，每一个要素都在自己的环节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同时每个要素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首先，生产者草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了它系统无从建立，而青蛙作为消费者一方面为生产者“草”能够更好的生长，免于蝗虫的破坏提供保障，同时也为蛇提供了维持基本生存的条件“食物”。这是一个逐步循环的过程，任何要素的排列组合缺一不可，在草原食物链中，草原生态是整体，草、青蛙、蛇的内在联系体现在生产一消费环节，在这一环节他们是相互共生的，缺一整个系统将被破坏，同时它也将失去作为这个系统的要素的作用。
整体共生性体现在环境伦理中就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共同生存和协调发展，人一自然一社会也遵循整体共生原则，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而人对自然的保护也能使自然资源丰富多样，这是一种互惠互存的关系。在现代环境伦理整体性的构建中，整体共生的原则转变了人对自然漠视，一味索取的态度，人们转而重新审视自身的评价尺度，在承认自然的道德地位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整体共生。
（2）系统的优化性原则
优化是系统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系统的优化是指构成系统的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使整个系统或该系统的某个方面最大限度(或最小限度)接近或适合某种一定的客观标准。”不同系统中，系统优化的表现形式不同:第一，要素优化，整体优化。比如农业耕作中，选种优质、施肥到位、人力勤劳、风调雨顺则农业大丰收。第二，要素优化，整体表现不优化;部分不优化，整体看起来优化。比如一个班级，只有几人成绩优异，全班整体成绩不好;一个班级，没有人成绩突出，但平均成绩优异。这是系统优化的表现形式，环境伦理的目标就是生态环境最优化，生态效益最优化。
在过去，对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环境伦理的价值观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环境危机，环境危机反作用在人类身上造成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人类不得的改变环境思维，工业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有一种最大化的伦理倾向，现代环境伦理思想则是经济环境综合最优化。“最大化思维是什么带来最多就怎么做;最优化思维是什么带来最好就怎么做，”现代环境伦理最优的原则要求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是并存的，短时间内的经济最大化会造成长时间的环境问题;反过来创造经济利益需要用几倍时间来维持生态平衡这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再陷入反复的用经济利益去补偿生态环境破坏的怪圈，更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破坏，因此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才是现代环境伦理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环境伦理最优化原则为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兼顾经济效益，注重全局利益，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3）系统的动态性原则
系统中各要素在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形成有机整体，只有在运动中系统各要素以及“系统整体才能体现为一定的结构性质与功能的规定性。”大自然的运动变化，产生了动植物、人类，组成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就大自然而言，这种创造性本身就具有价值，大自然的创造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我们的环境伦理观念也因大自然的创造，大自然的动态性得到升华。
系统的动态性创造了大自然的绚烂多彩，给予了人类审美的可能。环境伦理认为生命的价值不是某一物种单一的存在价值，也不是某一物种在某一时刻的某一特性的表现，而应该从生命间的动态联系，生命存在的整个时间段去看待。环境伦理用人性化的方式感受自然的魅力，环境伦理学者投入自身的情感感受生命的奔流不息、血脉喷张，环境伦理随着系统的动态变化逐渐加深对自然的了解，荒野哲学的出现就是现代环境伦理审视自然环境动态性后获得的理论展现。
系统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属性，系统的优化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系统的动态性是在系统整体中各要素有机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系统的整体性是二者的基础。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现代环境伦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更具有科学性，这也是系统哲学对于环境伦理的重要性。
3 环境伦理的整体性价值观
农业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范文4
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20世纪80～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污染加剧，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问题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生态系统管理的问题，用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管理土地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经营者的支持，生态学研究从以往注重短期产出和经济效益转而开始强调长期定位、大空间尺度研究。Agee和Johnson(1988)分析了生态系统管理的适当边界、明确的目标、管理机构间的合作、管理效果的监测和政府的参与等要素的相互关系，构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框架。
随后，在美国兴起了研究生态系统管理的热潮，并得到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积极响应，1991年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C)年会上，美国生态学会提出了“可持续生物圈建议”(SBI)，美国农业部森林局提出了“关于自然森林系统管理的新设想”。
随后，美国林务局官方首次宣布采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国家森林。美国机构间生态系统管理课题组(1993)直接将生态系统方法定义为:“一种维持或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和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内涵包括:生态系统方法以一种综合社会和经济目标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来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命的总体质量。生态系统管理承认生态系统是不断变化的，提倡保护后代人的需求，保留他们对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到的生态系统产品、服务和状态的选择权(Bormanneta．l1993);这与管理单个物种的战略或方案完全不同，它是通过“关联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体来管理生态系统的一种策略或计划”。
Grumbine等(1994)进一步指出生态系统管理是以“长期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标，将复杂的社会、政治以及价值观念与生态科学融合的一种生态管理方式。”Wood(1994)联系可持续发展目标，认为生态系统管理旨在“通过生态的、社会的和经济学原理，经营管理生物和物理系统，以保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自然界多样性和景观生产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认为“生态系统管理是操纵将生物同其非生物环境联系起来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工程和管制人类行动，以产生理想的生态系统状态”。20世纪90年代，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传入我国。我国学者赵士洞、汪业勖(1997)论述了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问题;任海等(2000)认为生态系统管理是“基于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的最佳理解，在一定的时空尺度范围内将人类价值和社会经济条件整合到生态系统经营中，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
于贵瑞(2001)论述了生态系统管理学理论框架，阐述了在维持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总体目标下，各类生态系统管理的具体目标。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是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高产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命的总体质量。这些都通过一种完全融合了社会和经济需求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来实现(顾传辉2001)。2000年以来，在生态系统管理的实践中，一些国际组织，如全球环境基金组织(GEF)为了强调对自然资源实行系统管理，从整体上综合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联系，并通过在相关利益方建立伙伴合作关系，推进管理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明确强调是生态系统各生态功能和服务之间的关联(比如碳的吸收和储存，气候稳定和流域保护，有益产品)、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和生产系统之间关联的一种综合管理的方法。
中国－GEF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于2002年启动，其目的是要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管理体制，通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把政策、法律、规划与行动等有机地统一和协调起来，对西部土地退化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最终实现减少贫困、维持生态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主要是将全球环境基金传统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做法，转变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及多部门、多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统一的政策法规框架、统一的规划、信息共享机制，并分层实施，促进了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同时也极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针对资源利用的冲突，重点是资源与环境规划和管理，并协调各类相关机构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笔者认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较之生态系统管理在其管理对象、管理目标、基本方法上是一致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本质上就是生态系统管理;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生态系统管理的局限，更好地适应了生态系统演变的现实，充分体现了生态系统管理必须考虑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目标是社会的抉择的指导性原则，突出了多学科交叉途径和采用科学的适当工具为手段的特点。
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是在生态科学研究不断进入和实践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与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不同的是，生态系统管理着眼于系统的整体性，是具有明确且可持续目标驱动的管理活动。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提出构建了一体化管理的新框架，即基于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和社会系统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综合控制以达到管理整个系统的目的。总起来看，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主要还是基于自然属性为主的自然生态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生态系统管理除了具有自然、社会、经济基本构成要素外，还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迫切需要一种更加综合的途径，管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呼之欲出。
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一)复合生态系统的定义
复合生态系统概念是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于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先生根据他多年研究生态学的实践，以及关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粮食、资源、能源、环境等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将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复合到一起的构思。80年代初，马世骏、王如松进一步提出复合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系，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并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生态工程是实现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马世骏，王如松，1984)。
袁旭梅、韩文秀(1998年)认为“复合生态系统由多个独立的子系统组成，各系统按一定方式存在着，相互作用，复合系统不是各子系统的简单迭加，而是子系统的复合，“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复合系统”;郝欣、秦书生(2003)提出复合生态系统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空间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即所谓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并探讨了复合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它的演化发展，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由复合生态系统复杂性本质决定的。
石建平(2003)进一步将复合生态系统的定义阐述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联系组成的一个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融合，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环境(包括生物)相互作用的循环式复杂系统”。叶文虎(2004年)认为:建立在自然生态基础上的人类社会是一个高级的复杂系统，由生物、环境和人口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依赖能量的转换和供需而共存的。秦书生(2008)分析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特征、非线性特征、自反馈特征、循环再生特征、协同共生等自组织特征。
(二)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与实践
蔡庆华(2003)等多位学者将流域作为一“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研究，探讨了河流生态学中生态系统管理问题;刘青、胡振鹏分析研究了江河源区复合生态系统的内涵、特征、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江河源区复合生态系统具有三大服务功能: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吴钢等(2002)在对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等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峡库区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从经济、生态、社会及综合效益方面进行评价。
王如松(2003)最早明确提出复合生态管理概念，并论述了其要义。王如松认为:“复合生态管理旨在倡导一种将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生产方式从链式产业转向生态产业，生活方式从物质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思维方式从个体人转向生态人的方法论转型。通过复合生态管理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强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从技术革新、体制改革和行为诱导入手，调节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灵活性与稳定性，使生态学的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石建平博士(2005)认为复合生态系统各子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地耦合在一起，以物质、能量、信息流的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系统输出端和输入端有机联接，以废物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和废弃物再循环为基本原则，使物质和能量以最低投入，达到最高效率的使用和最大限度的循环利用，同时信息在系统中传递通畅，功能最大。并着力于运行机制和长效机制的建立，探讨了建立包含决策机制、实施机制、补偿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等。他设计建立了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直接放大为省域复合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源于自然资源管理。从自然资源管理到生态系统管理再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不断演进的历史必然。自然资源管理着重于对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短期调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起到的仅是调控作用;生态系统管理是以系统整体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注重的是保护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状态，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注重的是人类活动对这些过程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结果的影响，其本质特征是系统性。目前，学术界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而且真正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自身特征出发对其进行管理、调控的深入研究更加匮乏，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为:
1．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内涵和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制约了对其实践的指导作用;
2．研究的尺度主要限于问题区域及单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森林、草地、流域、海洋、湿地、沙漠农田和城市等单一的自然、人工生态系统尺度，没有立足复合生态系统的自身特性，进行系统研究;
3．存在简单化倾向。现有研究主要是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以及经济学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开展了对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要实现对这个复杂系统的有效管理，需要在复杂系统科学的指导下，构建复杂性科学管理范式，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4．现有研究偏重于现状的静态评价、分析，没有体现复合生态系统管理面向未来的特征。因此，不断扩展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成果的应用范围和实现这些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将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应用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农业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范文5
【正文】
一、从城乡比较的角度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继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之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广泛忧虑。近年来农村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重大问题。[1]由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晚发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上存在偏差,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甚至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2]不仅如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习惯于依赖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经验而很少采取能反映自身特点的治理措施。因此,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建立在讨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自身特点之上。
我国农村范围广阔,汇聚了水、土地、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等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飞速发展,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以及受农业生产长期破坏的影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有加剧的趋势。据2000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2007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森林资源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过度采伐等问题;天然草原面积3.93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但有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而退化、沙化草原是中国主要的沙尘源;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和城市相比,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表现为土壤、水和大气污染,而且还强烈地体现为草原、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环境整体质量下降。自然资源因素不仅是农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的不当利用)也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体现(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具体而言,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以下显着特点:一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区域广,地区差异大。农村生态环境在整个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破坏对整个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影响。二是与农村工业比重低、农业家庭经营方式的现状相适应,农村环境污染源小、数量多、分布广,农业生产活动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其中由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的面源污染比重较大,且有不断上升趋势。三是农村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常常发生在自然资源利用中,如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污染和土地退化、盐碱化的影响;过度放牧造成草原荒漠化;滥砍滥伐对森林的破坏;过度狩猎造成野生动物种群下降等等。四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农村贫困密切相关。农民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往往不得不去破坏环境。[3]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上述特点表明,其治理除了借鉴以工业污染防治主要体系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之外,尤其需要重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广、散,农村生产活动特点和自然资源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地位。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分析民事合同治理的现实基础。
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现实歧向
在环境治理中,合同很早就得到了运用,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创设了“横滨方式之公害防止协定”。如今,行政合同在生态环境管理中被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又提出了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根据学者界定,环境合同是指“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立和转移达成的协议”,[4]环境合同概念的提出对于探索环境法上的合同具有重要意义。有疑问的是,环境合同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环境分配合同”与“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5]都纳入环境合同范畴,如何协调现行具有环境内容的行政许可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性质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且“国家意志在环境合同中处于基础性地位”[6]是否能够涵摄环境合同中“私人与个体之间的环境消费合同”也不无疑问。环境民事合同顾名思义就是以环境资源利用保护为目的的民事合同。在张炳淳先生看来,环境民事合同“应用了合同的外观形式,将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及污染损害赔偿等事项通过合同加以约定,以确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7]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仍然面临合同目的、性质和法律适用等问题。以张文例举的发电厂与二氧化硫回收单位签订的二氧化硫回收合同为例,该合同的缔结并不一定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完全可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结果。该回收合同亦属于民法上的一般民事合同而适用民法调整。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环境合同和环境民事合同的提法有待进一步论证而难以在生态环境治理上与环境行政相提并论。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农村生态环境合同治理的探索转向一般民事合同。
(一)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从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原因来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是主要的原因。农村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分布场所,农村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有很高的依赖性。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具有负外部性,如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因此,自然资源的直接或间接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规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实行的是自然资源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在自然资源二元公有制框架下,自然资源的利用往往是非所有人对他人之物的利用。《行政许可法》(2003)第十二条将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但是对于行政许可后是否需要缔结合同以及合同的性质并未做出统一规定。理论上存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之争。笔者拟从国家的双重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家在自然资源的初次分配中具有双重身份即所有者和管理者,国家基于管理者身份体现在对有限自然资源享有的行政许可以及事后监督上,而国家参与有限自然资源许可合同缔结是其所有权者身份的体现,由此形成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将土地、林业、渔业、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等都列为民事纠纷。自然资源转包、转让、出租等合同的民事性质自不待言。自然资源民事合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利取得的重要途径,生态环境源头控制目标要求我们在可能危及生态环境的合同缔结时就应当着手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因此自然资源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源头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自然资源民事合同而不是合同缔结后第三方观察到的单方行为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欲从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角度进行规范以从源头上控制自然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合同的绿化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民事合同的绿化和监管就形成了民事合同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非因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产生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如农村某些工业污染、居民生活污染和外来生物入侵等,民事合同仍然是其权利的取得、行使和让渡的最重要的形式,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同样可以建立在诸如此类的民事合同之上。
(二)民事合同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不当缺失
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各国均采取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概莫例外。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已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单行法为主干,以及大量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构成的政府主导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制度内涵其中。这些法律制度规定政府在包括农村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位、职责、基本制度等,确立了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如《宪法》(2004)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1989)第七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分工合作。不过,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法制建设上也存在城市化倾向。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虽然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也有所涉及,但立法是以城市污染防治为中心,对农村污染严重的化肥农药污染、农用塑料薄膜污染、养殖业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等缺乏具体规定。除了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环保监管模式外,民间环保组织是另外一类引人注目的监管模式。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民间环保组织先后在西方一些国家建立起来,如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等。我国从1978年成立第一个官办民间组织环境科学协会以来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民间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从业人员公有22.4万人。[8]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民间环保组织扶贫解困,推动发展绿色经济等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工作。然而,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模式重要内容的民事合同治理尚未建立。
农业自然资源的整体性范文6
关键词：林务局；自然教育中心；专业知能；专业发展；需求
中图分类号：g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应世界环境教育之趋势与需求，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陆续成立具有教育、研究、保育、文化、游憩等功能的自然中心、环境学习中心等相关机构。中国内地在此方面亦有发展，称为“环境教育基地”。台湾的林业管理单位——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自2006年起将所辖八处国家森林游乐区发展强化成为自然教育中心。[1]然而，林务局在推动环境教育业务上，最大的限制在于“环境教育专业人力的缺乏”，“人员的专业发展”是主要面临的课题之一[2]。林务局对于其同仁在组织的核心工作之能力，均有相当的要求与培养。而自然教育中心属新发展项目之工作能力。故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讨台湾林务局人员在原本应具备的职场专业知能之外，对于从事自然教育中心工作所需具备的专业知能。因此，本研究目标为：（1）探讨林务局人员应具备的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知能；（2）了解林务局人员对于应具备的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知能之看法，以及其专业发展之需求。
一、自然中心人员的专业发展
自然中心（nature center）与环境学习中心（environmental learning center）的发展有其历史意义与价值，自然中心是使用较早与较久的名称。[1]台湾林务局发展的机构“自然教育中心”，其功能意义、目标宗旨与自然中心的精神一致。在定义上，自然中心是在一片具有环境教育资源特色（不论是大或小）的土地区域内，整合环境教育专业人力、专业课程方案与适当的环境资源，整体发挥其能量，提供环境教育专业服务给第一线的顾客如学生、一般社会民众，以达成教育、研究、保育、文化、游憩之多功能目标的环境教育专业设施。而一个自然中心的成功运作，需要的要素包含方案（program）、设施 （facility）、人（people）、营运管理（operation）。[2]在上列要素中，欲达成教育的目标则需要有“人”去执行。相关研究也指出，一个好的自然中心应具备“专业的师资与活动引导人员”、 “专业的环教人员”[3-4]。所以，专业人员的具备，对于一个自然中心的营运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专业知能（professional competency），又称专业能力，指专门行业的从业人员欲成功地扮演该职务的角色，在工作上发挥其功能时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与态度。[5]而专业发展是设计用来提升专业知识、技巧及教育态度的活动。[6]但影响人员专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专业发展实施的形式以及过程中的挑战等，可能影响他们参加专业发展活动的意愿、态度与成效。
农业委员会林务局自2006年起，将所辖国家森林游乐区，发展强化为“林务局国家森林游乐区自然教育中心”。包括东眼山、罗东、八仙山、奥万大、池南、触口、双流、知本等八处自然教育中心。在这项计划中，各中心皆组成专业成长团队，但在专业训练的课程上较缺乏系统性的训练与发展，对户外教学或是其他参访团体的学习成效之影响有限。[7]研究者认为，林务局在推动自然教育中心的挑战之一，便是缺乏专业人力、能力及缺乏专业发展的制度。故在先了解人员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能以及专业发展的需求后，应能逐步建立其在自然教育中心方面的专业发展培训课程与制度。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研究法，针对欲达成的目标，主要分两个阶段，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搜集信息与意见，详述于后：
（一）第一阶段目标：探讨林务局人员应具备的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知能
先通过文献分析，搜集林务局相关学术研究与自然教育中心发展计划报告书、国内外自然中心相关书籍及网站、国家公园及博物馆教育人员环境教育专业知能与专业发展课程、专业发展课程理论、环境与永续发展、自然资源保育等相关文献资料[8-21]，并结合林务局专业成长团队成员讨论结果，整理并草拟出林务局人员在自然教育中心方面可能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能架构项目。再进一步委请九位具自然中心相关领域专业之学者专家，及三位林务局负责自然教育中心业务推展且经验丰富的同仁，对研究者发展之《林务局人员自然教育中心专业知能架构之语义文字咨询问卷》之内容语义及文字适当性、内容完整性进行审核与修正。最后修正调整，形成“林务局人员自然教育中心专业知能架构”，共计四大项目与三十条细部内容。
（二）第二阶段目标：了解林务局人员对于应具备的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知能之看法，以及其专业发展之需求
1问卷设计
依据“林务局人员自然教育中心专业知能架构”，并参考相关的需求评估研究，进一步编制《林务局人员自然教育中心专业知能与专业发展需求调查问卷》。本问卷包含三部分，共44题，说明如下：
（1）应具备之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知能：本部分目的为了解研究对象对林务局人员应具备的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之专业知能的看法。题目以李克特式（likert）五点量表之方式设计，填答者依据自身的看法，认为自然教育中心各类别人员（经营与管理、教育与解说、场域与设施）应具备各专业知能项目之程度予以勾选，分别为“非常不需要”、“不需要”、“无意见”、“需要”、“非常需要”。 （2）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发展之需求：过去进行与自然教育中心有关之专业发展的形式、对于未来进行与自然教育中心有关之专业发展形式的参与意愿、过去进行与自然教育中心有关之专业发展时曾遭遇的困难、未来进行与自然教育中心有关之专业发展时所需要的协助或支持。
（3）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专业背景之基本资料、林务局填答者曾负责之工作与年资，在林务局工作的总年资、非林务局填答者之专长领域与工作资历及在林务局自然教育中心发展计划中之角色。
2问卷寄发
①林务局行动研究团队：林务局自然教育中心发展计划执行之初，林务局八个林区管理处分别组成行动研究团队，并由林务局本部组成指导顾问团队，以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方式，具体落实自然教育中心相关方案发展。其工作在于拟定发展蓝图及自然教育中心计划、研拟课程方案架构及内容、发展专业人力、建构在地伙伴单位、设施改善工作及经营管理运作测试及执行等。2008年5月23日将《林务局人员自然教育中心专业知能与专业发展需求调查问卷》寄发给林务局各管理处自然教育中心之行动研究团队①成员填写。取样为“典型的”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寄发单位包括林务局森林育乐组、罗东林区管理处、新竹林区管理处、东势林区管理处、南投林区管理处、嘉义林区管理处、屏东林区管理处、台东林区管理处及花莲林区管理处。
3资料分析与诠释
回收问卷后，即以spss12.0统计软件包进行问卷统计、分析与诠释。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林务局人员应具备的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知能
通过文献分析、群体讨论、专家审核的方式，整理出“林务局人员自然教育中心专业知能架构”（图1）。该架构包括四大项目：自然教育中心的整体性理念、自然教育中心的经营与管理、环境教育与解说方案之发展与推动、自然教育中心的场域资源与设施。每大项目包含两到四项不等的中项目，中项目下又包含一到七项不等的小项目内容，所对应之意涵内容项目详述于后。
1自然教育中心的整体性理念即能了解自然教育中心发展理念与愿景、环境及永续发展教育等基本概念及其精神。
（1）自然教育中心之认识。 能了解自然中心（nature center）之定义、定位、内涵、发展、愿景、使命、目标及其发展趋势； 能了解林务局发展自然教育中心的理念与愿景、从业人员之角色、责任与分工。
（2）自然教育中
心的环境与永续发展教育。能了解环境教育的理念与内涵；能了解永续发展教育的理念与内涵；能了解并落实自然教育中心的环境与永续发展教育之方法与策略。
2自然教育中心的经营与管理：熟悉自然教育中心营运之相关法规，并具有组织发展、经营与管理的能力，能掌握中心公共关系之运作。
（1）相关法规。能了解中心人事、行政运作、环境及核心议题等相关法规。
（2）组织发展、经营与管理。能进行中心的策略规划与整体发展规划；能了解中心的有效经营管理与领导方式；能掌握中心各项业务的标准作业流程；能建立与推动中心内部人员的专业发展与学习型组织；具有危机处理及风险管理的能力；能建立与落实中心的防灾救难系统；能进行中心之信息服务及管理。
（3）公共关系与营销。具备自然教育中心所需之公共关系与营销的知识与能力；能建立中心与小区的关系；能建立中心的伙伴关系网络。
3环境教育与解说方案之发展与推动：具备环境与永续发展教育、环境解说，及教育基础理论之实务知识与能力，并能应用于课程与解说方案的规划、设计、执行及评估。
（1）环境与永续发展教育理论及应用。能了解当代全球性、国家性与地区性的重要环境议题；具备环境教育与永续发展教育的基础理论与实务之知识与能力；能有效执行非正规环境教育系统规划与推动。
（2）教育理论与实务。具备基础的教育学理论与实务知识、应用之能力；能了解与掌握国民教育之课程发展与状况。
（3）环境教育方案规划、设计、执行与评估。具备环境教育系统规划与发展的知识与能力；能有效进行环境教育课程发展、规划、设计、执行与评估的能力；具备户外教育的理论知识与教学能力； 能引领环境教育与解说人员之专业发展。
（4）环境解说方案规划、设计、执行与评估。具备环境解说理论、知识及应用的能力；具备环境解说系统规划与发展的能力；具备环境解说方案的发展、规划、设计、执行与评估的能力。
4自然教育中心的场域资源与设施：能在自然教育中心有效进行环境管理与资源保育，并将永续的理念与方法应用于中心场域设施之规划与设计之中。
（1）环境管理与资源保育。具备在自然教育中心有效进行环境管理与资源保育之知识与能力。
（2）永续规划与设计。能将永续的理念与方法应用于中心场域设施之规划与设计。
（二）林务局人员对于应具备的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专业知能之看法，以及其专业发展之需求
研究共发放问卷140份，回收120份，回收率为86%，其中有效问卷为106份，有效问卷率为88%。填答者男女比例近1∶ 1，以31～40岁为多数。多数具有硕士学历，其次为大学，且多数之专业背景为森林科系；工作场域以在林务局为主，比例最高的工作经历为森林育乐业务，此工作与目前自然教育中心业务有较高的相关性，其中最高年资为20年，最低年资不到1个月。以下依据问卷调查结果逐项分析、讨论。
依据问卷填答情形，勾选“非常需要”者配分为五分，勾选“需要”者配分为四分，三分以下则代表需求程度较低。故本部分之叙述以平均得分为四分以上的专业知能项目为主，以呈现较明显之需求倾向。兹针对参与运作林务局自然教育中心可能的三种类别人员（经营与管理、教育与解说、场域与设施）需具备的专业知能，对问卷结果加以分析整理如下：
（1）经营与管理人员。问卷显示需要“自然教育中心的整体性理念”及“自然教育中心的经营与管理”两大方面的专业知能。专业知能项目前三高分为“能了解中心的有效经营管理与领导方式”、“能进行中心的策略规划与整体发展规划”、“具有危机处理及风险管理的能力”。此外，每项专业知能项目皆具有4分以上的平均数，故研究对象对于经营与管理人员需具备的专业知能可能具有较多的期待与需求，其需求程度整理如表1。 育与解说人员。问卷显示需要“环境教育与解说方案之发展与推动”及“自然教育中心的整体性理念”两大方面的专业知能，排序前三位的专业知能项目为“具备户外教育的理论知识与教学能力”、“能了解环境教育的理念与内涵”、“具备环境解说理论、知识及应用的能力”。多数填答者亦认为教育与解说人员也应具备危机处理及风险管理、环境管理与资源保育、建立与推动中心内部人员的专业发展与学习型组织等业务相关专业知能，其需求程度整理如表2。
（3）场域与设施人员。问卷显示最需要认识“自然教育中心的整体性理念”、“自然教育中心的场域资源与设施”、“自然教育中心的经营与管理”三大项目，而专业知能排序前三位的分别为“能将永续的理念与方法应用于中心场域设施之规划与设计”、“能建立与落实中心的防灾救难系统”、“能了解林务局发展自然教育中心的理念与愿景、从业人员之角色、责任与分工”。另外，在林务局自然教育中心发展的认识也是关切项目之一，其需求程度整理如表3。
（4）林务局自然教育中心人员应共同具备的专业知能，问卷分析结果显示，此三种类别人员皆有得分平均数较高、共同应具备的专业知能项目，可视为林务局人员从事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之工作者，必须共同具备的最基础之专业知能。包括“能了解自然中心之定义、定位、内涵、发展、愿景、使命、目标及其发展趋势”、“能了解林务局发展自然教育中心的理念与愿景、从业人员之角色、责任与分工”及“能了解并落实自然教育中心的环境与永续发展教育之方法与策略”，是共同需具备的专业知能。这表明，研究对象大都认为先了解自然教育中心推动的整体性理念后才能在其业务上以自然教育中心的宗旨、愿景、使命与目标为基础，了解各角色的分工及其重要性，进一步推动各项符合经营理念的工作。
综合以上结果，发现填答者对于各项专业知能项目多抱持肯定的态度，且“经营与管理人员”及“教育与解说人员”对于应具备的专业知能显然较“场域与设施人员”为多。
（三）在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之专业发展需求
（1）过去进行与自然教育中心有关之专业发展：形式以“向资深同仁咨询”、“参与林务局举办之专题演讲、课程或研（习）讨会”为多。显示在遇到问题或需要专业意见时，倾向采取较方便且立即可得的解决方法，而专业发展活动亦提高人员进修的机会。
（2）对于未来进行专业发展形式的参与意愿：除了向资深同仁咨询外，包括“参观访问、考察”、“林务局举办之专题演讲、课程或研（习）讨会”、“举办座谈、讨论与经验交流”及“其他公部门举办之专题演讲、课程或研（习）讨会”等。显示研究对象重视信息分享、互动与交流的精神，及在对话中提升自我的专业知能，并展现对于公部门办理活动的信心。
（3）过去进行专业发展时曾遭遇的困难：最多的挑战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参与”，其次为“无法配合训练的时间”，再者为“课程缺乏层次与进阶性”等。显示出成人在工作职场中时常面对繁重的业务，即使有专业发展的需求与意愿，但往往受限于没有时间参与，或无法配合训练的时间。此外，许多专业发展活动可能缺乏较完整的系统性规划，课程间的安排较独立，关联性低，或无明确的目标，使参与者感到成效不大。或者有时因课程安排太过浅显或艰深，无层次性与进阶性的安排，无法得到实质上的专业提升，而降低其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意愿。
（4）未来进行专业发展时所需要的协助或支持：期待的协助以具方便性、立即性、自主性，且具备较完整专业咨询内容的“建置数据库以提供适当的专业发展数据”为最多，如此一来有利于进行自主学习。此外，“提供具有层次与进阶性的专业发展课程”亦是需求所在。尤其是环境教育教学法与活动设计、人员领导与人力规划、环境解说规划、执行、发展与经营管理等。此外，研究对象也期待“服务单位有清楚的人员自然教育中心专业发展的目标和策略”，以便于自我的专业发展有所依循。
四、建议
本研究依据结果提出结论与建议，以提供林务局在规划自然教育中心方面人员专业发展活动之参考。而对于其他有意发展自然中心服务的自然资源管理机构，以下之建议多少也具有参考价值。
（一）针对自然教育中心发展与运作之人员，建议课程内涵说明如下
（1）经营与管理人员：建议课程方向为自然教育中心发展理念与愿景、环境及永续发展教育等基本概念及其精神、自然教育中心营运之相关法规、组织发展、经营与管理、公共关系与营销等层面。
（2）教育与解说人员：建议课程方向为环境与永续发展教育、环境解说、教育基础理论、环境教育课程与解说方案的规划、设计、执行及评估、自然教育中心发展理念与愿景、环境及永续发展教育等层面。
（3）场域与设施人员：建议课程内涵包括自然教育中心发展之理念与愿景、环境及永续发展教育等基本概念及其精神
、自然教育中心环境管理与资源保育、自然教育中心场域与设施之规划理念、危机处理与风险管理等。
（二）逐步建立系统性的专业发展课程架构及制度
建议林务局及其他发展自然中心类型的单位，能依据各类型人员的业务不同，制定明确的人员专业发展目标与策略，规划能提升各类型人员专业知能的课程内容，建立完整之专业发展课程架构及专业发展制度。
（三）规划以经验交流、参观访问、现场实务应用为主的专业发展活动
成人对于专业发展活动的形式较偏好互动性高、信息交流方便、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座谈会、讨论会、实际参观访问等。建议未来能规划较多元且符合成人学习需求的专业发展活动，以现场实务应用为主的内容，有助于达到专业发展的目标与成效。
（四）建构自然教育中心人员专业发展数字学习平台
建议林务局可建构自然中心之专业发展内容之数据库与互动之学习平台，内容可依据人员的工作情况与需求，建置与实务工作有关之经营管理方式、教育方案执行、场域设施管理等面向之个案讨论、实际问题解决策略等内容，使得平台不仅有知识及技能的内容，更具备与现场实务工作有关之多元议题讨论、交流的分享功能，引领同仁以数字学习的方式进行弹性、自主的专业发展。 立自然中心学习型组织
本研究显示，研究对象无论是过去参与经验或未来意愿，“向资深同仁咨询”是研究对象最能接受的专业发展形式之一。peter senge曾提出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强调成员间不断的自我充实与相互激发，共同塑造组织愿景。[22]目前台湾林务局自然教育中心的发展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亦是学习型组织的执行方法之一。因此，建议相关单位可以行动研究团队为基础，进一步组成学习型组织，让内部成员更了解自然教育中心的目标与愿景，通过对话、批判思考等共同解决问题，提升工作质量与整体团队的动量。
（六）建立自然教育中心专业发展的制度与规准
建议可建立一套专业发展制度与规准，以明确的规范，提高业务相关同仁的专业发展活动的参与率，并加强职前训练，或规划留任制度，避免因人事的流动而造成专业人才的流失，导致经验无法传承与持续。
参考文献：
［1］周儒. 实践环境教育——环境学习中心[m].台北:五南图书, 2011.
[2]周儒. 寻找一个环境教育的实践场所——“环境学习中心”的需求与概念[c]//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中华民国九十年度环境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 2001: 72-80.
[3]周儒. 另一种休闲产业——台湾的自然中心需求与可能[c]//台湾大学农业推广学系.休闲、文化与绿色资源理论、政策与实务论坛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农业推广学系, 2003: 2a7.1-2a7.22.
[4]周儒, 姜永浚.透过德怀术探讨优质环境学习中心之特质[j]. 环境教育研究, 2012,9(2).
[5]jarvis p. a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6]guskey t r. evaluat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m].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2000.
[7]周儒.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国家森林游乐区自然教育中心发展计划结案报告书[m].台北: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 2007.
[8]何森元. 探索林务局推动环境教育现况及未来发展需求[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 2003.
[9]周儒, 蔡慧敏, 王喜青. 探索国家公园解说员环境教育及环境解说专业成长需求与课程架构[j]. 国家公园学报, 2002, 16(2): 61-83.
[10]向丽容. 台湾自然史博物馆教育人员环境教育专业知能与发展之需求[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 2007.
[11]黄明月. 自我导向学习、专业社群认证与博物馆专业人员发展[c]//台湾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专业人员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 2004: 269-292.
[12]day b a, monroe m c.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handbook for international practitioners [m]. washington: the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13]byrd n j. the nature center handbook: a manual of best practices from the field [m]. logan: association of nature center administrators, 1
1998.
[14]evans b, chipmanevans c. how to create and nurture a nature center in your community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
[15]meredith j, cantrell d, conner m, et al. best practice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guideline for success [m]. columbus, ohi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uncil of ohio, 2000.
[16]moffatt t, jurin r r. frontline to back stage. surviv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nterpretation to administration [j]. the interpreter, 2007,3(6): 9-11.
[17]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audubon teacher naturalist workshop program design & delivery [m]. n y:audubon center, 2004.
[18]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initial prepar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m]. ga: naaee, 2000.
[19]wilke r l, peyton r b, hungerford h r. strategies for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eries, 25 [m]. paris: unesco, 1987.
[20]young a j, mcelhone m j.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unescounep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m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eries, 23 [m]. paris: unesco division of science,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