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的劣势范文1
就业与社区就业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 in Context",in R.E.Pahl ed.,On 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 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 Community:An Introduction to a Social System,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 Labor Markets Wage Determination: The Balkanization of Labor Markets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 & M.Piore,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New 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 Exclusion,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 Policy 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 & R.Scase,"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Disadvantage in Britain", in P.Brown & R.Scase,Poor Work:Disadvantag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 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 Welfare Policy:Workhouse to Workfare,London:Faber & 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 & M.Piore,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 ed., A Decade of Federal Antipoverty 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 & N.Sharman eds.,Jobs and Community Ac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 & P.Lawless,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Creation of 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and 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rucial Design Features",OECD Economic Studies,
No.22, Spring 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 Jobs at the Local Level,Paris: OECD 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 & D.PelI,Community-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anada,Ontario:Five 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 Business Ventures and Job 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 and Community: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Social 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 der Maesen & A.Walker eds.,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 Pinto & J.O.Buchmeier,Problems and lssues in the Employment of Minority,
Disadvantaged and Female Groups: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Minneapolis:Industrial Relations Cent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 Services for the Disadvantaged:A Report to the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Council on Current Needs and Provision Including a Study of 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 ed.,A Decade of Federal Antipoverty 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 ed.,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Policy Formation in the US and
UK,London:Macmillan 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 Entrepreneur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 ed.,Job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trategies and 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 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 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 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 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 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 & P.Wilding,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 Markets and Communities: An Historical View",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A Question of 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 & W.Salverdaeds.,Lowwage Employment in Europe,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 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结语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方式，从社区就业概念及其重要意义、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的关系、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的层面，从就业与福利、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的角度，简要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通过这番讨论，希望为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再就业工程”、“社区就业政策”和社区建设运动提供历史借鉴与国际比较视野。虽然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与中国社会迥然不同，但是社区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核心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内涵与政策意义。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可以为我国的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首先，我们要树立社会政策的观点，改变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待就业问题的传统思维，更多地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待就业问题。因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社会，就业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还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次，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工作岗位是最好的社会福利。第三，地方政府和社区在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中，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第四，社区就业是缓解贫困与消除社会排挤的主要途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办法。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需要政治制度、经济市场、社会环境、文化模式和个人努力的有机整合。第五，中国企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应弘扬社会责任意识，非牟利目标和经济效益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家政服务的劣势范文2
高技术服务业的定义及分类
高技术服务业一词最初出现在《2003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若干重点项目指南》中，国外主要用“HTS”（high technology services）简称。所谓高技术服务业，是指以网络、信息及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支撑，服务于社会、产业及个人并为其提供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高技术服务业具有创新性、高技术性、高增值性和强辐射性等特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生物技术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
国际上现有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模式
總结国际上现有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经验，高技术服务业主要包含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创新型的美国模式。美国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明显的创新型特征。其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研发的领域，而这些高新技术的研发又多以创新性发明为主。二战之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得其在基础以及应用科学研究领域一直处在世界的前沿，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雄厚的科研实力造就了美国研发产业的发展壮大。发达的研发产业使得美国高技术服务业的研发模式多以创新型研发为主。现在世界上最前沿的基础型和应用型高新技术大多都是由美国企业首先研发成功的。
改进型的日本模式。日本的高技术服务业为众多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时提供了有别于美国模式的另外一种模式。日本高技术服务业虽然也以高新技术的研发为主，但由于日本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形成的渐进性赶超模式，相对于美国模式，日本采用的是更为实用的高新技术改进型研发模式。日本模式依托欧美发达国家基础学科前沿理论的研究成果，迅速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强烈市场需求的产品。这种具有明显市场导向型的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模式不仅为日本的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市场保证，更重要的还在于实现了高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应用型的印度模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自身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研发的实力薄弱，其研发产业并不具备美日等国高技术服务业的能力，故而其高技术服务业更加关注现有高新技术的应用，注重从低端的模仿应用入手，一步步实现产业的发展壮大。印度的这种应用型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模式避开了自身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前期研发力量薄弱所带来的劣势，从而使其也享受到了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带来的成果。
苏州高技术服务业SWOT分析
优势
优越的地理区位，完善的基础设施。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同时各种交通方式立体交叉。便利的交通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自身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具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高技术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又服务于工业化的。苏州处于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具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强劲的制造业为苏州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劣势
传统的生产模式，仍未脱离加工阶段。在苏州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传统产业和产品，受竞争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影响，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慢。目前，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仅将苏州作为全球性的加工组装生产基地，其核心技术的关键部件和主机主要从国外进口，在苏州投资的近9000家跨国公司中，设立研发基地的只有几十家，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明显。
人力资本匮乏，制约了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具有高智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特点，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整体上看，苏外1人市才资源比较丰富，但是高端人才匮乏，尤其是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才占比较低，2009年，江苏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达14.72万，其中，硕士以上的高端人才占比不超过15%，与发达国家或地区50%以上的比重相比差距甚大。
机会
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和苏州市转型升级的努力。首先，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十二五”期间国家将从政策上大力支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这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上指明了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相关政策的出台为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其实现有效供给创造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其次，苏州市转型升级的努力。近年来，苏州市政府在完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备的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高技术服务业，这为苏州市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继续转移制造业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包形式对外转移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已经成为外资投向的新热点。
苏州外资经济发达，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技研发资源，具备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有利条件。
威胁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对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改善尚未形成普遍性的经济复苏，各种变因仍在干扰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主要经济体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空间有限，世界经济复苏体现出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稳步发展，进而会对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一方面，跨国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当前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先进的技术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随着国际巨头纷纷斥巨资涌入中国市场，本土高技术服务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周边地区产业发展趋同，区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全球产业分工和转移格局中，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苏州也面临着来浙江、上海、以及省内周边城市的竞争压力。
苏州市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家政服务的劣势范文3
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对外投资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3.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4.李敏，美国、法国、日本鼓励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比较[J].涉外税务，2006(8)
家政服务的劣势范文4
【关键词】家庭服务业;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近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这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家庭服务业。目前,我国已创建各级各类家政服务实体2099个,家政培训基地1594个,累计为280多万名妇女提供技能培训。全国已有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50多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人,大致有20多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涉及家务劳动、家庭护理、维修服务、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我国家庭服务业年营业额已达1600亿元,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生力军”。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家政服务业做为一个逐渐兴起的产业,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这一新兴的产业之中。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家庭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通过运用SWOT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发展家庭服务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S优势:发展家庭服务业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既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中国发展家庭服务业在市场、基础条件等方面都存在优势,最突出的则是政府的重视,9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主持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分别从规划统筹、市场秩序、服务培训、权益保护、财税扶持等方面,进行谋划、规范和支持。
中国发展家庭服务业还具备其他方面的优势。第一,拥有巨大的市场。中国的人口资源及日益富裕的生活使得对家庭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近年来,随着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对家庭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每到春节前后,保洁、钟点工、保姆等家政服务需求都明显增加,家庭服务人员紧缺的情况日益凸显。第二,基础条件非常好。近年中国一直在推动信息化建设,包括互联网、固定电话网、广播电视网在内的基础网络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这为现代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条件。第三,可能实现跨行业发展,家庭服务业涉及的领域众多,它的发展依赖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同时快速发展的家庭服务业也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如IT业,家庭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带来IT业的另一个“掘金点”。第四,家庭服务业门槛相对较低,投资成本较小,适合民间资本扶持壮大。
W劣势:中国的家庭服务业正处于行业的发展阶段,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劣势。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小看了家庭服务业的“含量”,认为无非就是看小孩、做卫生、照顾老人、洗衣做饭等。甚至,家政服务被人们视为是伺候人的、不体面、没有地位的工作。因此,许多人不愿从事这一行业。另外,中国的家庭服务业起步较晚,行业结构不健全,缺乏完善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家政公司之类的机构,但多为作坊式的,规模较小,层次不高,就总体情况看,这个行业的组织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程度还很低,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技能,几乎是本能型的,其职业的操守和道德,没有任何约束或制约,基本是凭良心做事。如不大力扶持,这样一种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家政业,难以支撑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更难成为一项成熟的产业。
O机会:中国家庭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首先,后金融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头戏,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各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迫切需要,业界一直存在对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实现新一轮繁荣的重要力量,各地的未来经济蓝图在这一领域也大肆着墨。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无疑能推动我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今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第三产业是将来吸收劳动力的主要抓手,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到哪里去?不是第二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吸收的大学毕业生近70%,都到现代服务业了。
其次,最近两三年来,我国的家庭服务业从业者虽然越来越多,但这一行业的劳动力缺口依然很大。根据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4个城市居民做的调查,有40%的家庭需要社会提供服务。此外,全国城镇现有1.9亿户家庭中,平均约15%的家庭需要提供服务,其中蕴含29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全国已有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50多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也就是说还有1400万左右的潜在就业岗位有待开发。巨大的潜在岗位将会大大的拉动我国就业水平的增长。家庭服务业的内容不仅仅是保姆、护理、保洁,还涉及家教、物流配送、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庭理财、家庭秘书、家庭安全员、陪伴、管家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单就人口老龄化这一方面来看,家庭服务业就有着广阔发展空间。据统计今年,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1.26亿,已占总人口的10%;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达2.8亿,2050年则将达到4亿。因此,家庭服务业无论在目前还是将来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发展潜力无穷,前景良好。
家政服务的劣势范文5
要]论述企业孵化器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运用SWOT法对安徽省孵化器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对企业孵化器的发展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安徽省 孵化器 SWOT分析
[分类号]G35
1 引 言
企业孵化器是一种专为扶持新建小企业特别是新建科技型小企业而设计和运作的体系。企业孵化器体系以一些建筑或设施为依托，由一支精干的服务管理团队将与小企业生长相关的社会资源有效组合，服务于创业者成长的初始阶段。企业孵化器为区域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截止到2006年，安徽省孵化器已达到了25家，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在孵企业约800家，已毕业企业200多家，虽然安徽省孵化器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为了促进安徽省孵化器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对其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以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探讨。
2 安徽省孵化器发展SWOT分析
SWOT是一种综合考虑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评价，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S(Strengths)为企业内部的优势，W(Weaknesses)为企业内部的劣势，O(Opportunities)为企业外部环境的机会，T(Threats)为企业外部环境的威胁。SWOT分析实际上是对企业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进而分析组织的优劣势、面临的机会及威胁的一种方法。通过SWOT分析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安徽省孵化器发展的优势、劣势、外部的机会和威胁，进而完善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2．1发展优势
2．1．1 区位优势 安徽省地处中国中部，紧靠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临江近海的内陆省份。东有浦东开发区，西有三峡建设工程，周边紧邻苏、浙、鲁等沿海发达省份，是东中接合部的“阳光地带”，具有内陆和沿海双重优势，在长江流域开发中具有承东启西的作用，辐射潜力很大。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安徽省又具有独特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可以吸引科技人才和创业投资为安徽省孵化器服务。
2．1．2科技和教育优势安徽省科技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拥有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83所高等院校，拥有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等一大批“国”字号科研机构，省会合肥更是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2002年专利申请量为2311件，授权量为1419件。科技和教育优势为安徽省孵化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科技保障。
2．1．3创新创业资源丰富 从技术、人力资源来说，安徽省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数量、取得的科技成果数等指标接近全国中游水平。2005年的510项应用技术成果中，已投入实际应用的成果485项。2005年546项科技成果完成人员中，77.83％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具有硕士及博士学历的占23.43％。这有利于孵化器整合创新创业资源，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2．1．4重视科技资源的平台建设 2006年建设的安徽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解决了省内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分散、效率不高等问题，加强了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更好地为安徽省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另外，省内还相继建立了各县市科技工作网，颁布一些科技政策法规、科技成果及成果转化，以促进各地市科技资源的整合、共享。科技资源的平台建设，有利于安徽省孵化器内部科技信息的传播、利用、交流和探讨。
2．2发展劣势
2．2．1城市综合实力较低 国家统计局利用2005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从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4个方面对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方面，安徽省占一般优势；在教育科技、社会安全及社会保障方面，六省之间相差悬殊，安徽处于下游地位；在基础设施方面，安徽处于中游水平；在环境保护方面，安徽的发展也相对落后。原因是各省人口、经济、文化、区位条件等存在着较大差异，城市综合实力水平较低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安徽省孵化器的发展。
2．2．2人才流失问题较为严重2005年，出省毕业生占毕业生总量的26.21％,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北京等地仍是接纳安徽省毕业生的“大户”，博士生和硕士生流出率分别达到78.73％和79.30％，一年数亿元的培养成本，却是“为别人作嫁衣裳”。安徽是人力资源大省，但在人力资源流失上，安徽排全国第五，而在高层人才流失上，安徽排名第二。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一种鼓励人才、鼓励创新的环境，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体制与机制，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可以说，人才的流失影响到孵化器的管理水平和发展。
2．2．3安徽内部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 安徽省内部各地区孵化器数量和质量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企业孵化器数量及服务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目前省内约有2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近一半集中在省会合肥市，且孵化器种类完善，有软件园、留学生园、生物医药园、创业园、大学科技园等众多形式。而北部地区孵化器种类则比较单一，发展缓慢，这与当地经济以及政府扶持力度有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安徽省孵化器的整体发展水平得不到提高。
2．3发展机遇
2．3．1 行业总体发展前景良好、市场广阔 中国孵化器发展迅速，据了解，除以外，全国各省市区均建立了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涉及软件、生物医药、通讯等行业，是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的“摇篮”。2002年成立的华东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网络对各地的孵化器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孵化器的规范、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通过它政府可以方便地实施宏观管理、获取信息和行业导向；孵化器之间可以实现有效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在网络内完成产业链的优化及闭合。网络成员单位可定期召开会议，互相交流沟通，共建信息网，共享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安徽省孵化器可以从各其他省市孵化器之间学习经验、互相交流，有助于本省孵化器的发展。
2．3．2政府扶持力度加大2001年，科技部出台的《“十五”期间大力推进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指出：国家科技部每年将设立2000万元的专项经费，以支持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政策，安徽省科技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和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政府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孵化器”建设初期，必须解决土地征用、孵化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等基本问题，为在孵企业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在继续鼓励和支持政府投资创办社会公益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地向政府引导，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企业、投资机构多元化投资共建孵化器的方向发展。
2．4发展威胁
2．4．1行业内竞争日趋激烈 目前安徽省的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约25家，在孵企业约800家，已毕业企业约200多家。各科技企业孵化器不仅要面临其他地市的竞争，安徽省各城市孵化器之间也存在争夺创业企业和创业人才的激烈竞争。如何引导各孵化器进行良性竞争，实现整体协调发展成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2．4．2体制机制制约大 从运行模式来看，安徽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多数实行事业企业化管理模式。绝大部分孵化器的收入来自房租或者是拨款，效益好的孵化器也只能做到收支平衡，特别是几个区孵化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自身还未具备持续发展能力。孵化企业服务难以及时响应孵化企业多样化、深层次的服务需求，因此改变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迫在眉睫。
2．4．3 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不足 目前安徽省各孵化器基本都有了自己的孵化基地和基本的硬件服务设施，但软件服务水平还参差不齐。虽然各孵化器为此作了很多努力，如为企业经营者组织的各类培训，为经营状况不够理想的企业组织的诊断以及许多孵化器为企业落实财税政策和申请基金等做的工作等等，但是，发展还不平衡，有些服务还不够完善，尤其是深层次的专业服务，引入中介机构也不多，且未能有效地利用好中介服务机构。
2．4．4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在安徽省孵化器管理机构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所占比例约50％，博士、硕士学历员工人数较少，多数管理人员能力、经验与经营孵化器的要求有一定差距，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程度低成为阻碍孵化器内涵式发展的瓶颈。
2．4．5业务运行需要完善 从业务模式上，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业务运行有三个阶段：入孵企业筛选、培育和毕业。这三个阶段都存在一定问题。筛选阶段，对入孵企业的审查主要限于其从事的产业是否为高科技产业，而对其经营能力、市场前景等没有专门的技术部门或聘请专家进行审查，影响了入驻企业的毕业率，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培育阶段，孵化器为入孵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有效的人员培训、项目开发、市场开拓服务等软服务的极少或仅这些服务中的一小部分。毕业阶段，多数孵化器对没有孵化成功的企业退出并没有严格的程序，另外，在对其进行后续跟踪服务上也存在缺陷。
通过对安徽省孵化器优势、劣势、机遇及威胁的分析，得出关于安徽省孵化器SWOT分析矩阵，如表1所示：
3 安徽省孵化器发展的战略对策
3．1 SO战略――机遇战略
3．1．1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创新，克服体制缺陷安徽省孵化器多是事业单位归属下的非营利型的孵化器性质，但碍于事业单位的体制，孵化器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得不到保证，无法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其经营人员的积极性也很难调动，企业化经营必然是不尽如人意的。因此，如果将科技企业孵化器由隶属于政府主管部门的事业单位改制成为主管部门控股的非营利型经济组织，则对于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管理机制与激励机制的重建等扫清了体制上和法律上的障碍。
3．1．2重视和完善各级各类孵化器网络建设安徽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网络(WWW．ahincubator．com)，虽然有信息速递、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政策法规等项目，但是内容并非完整。如在孵企业的情况等就没有记录；有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只是挂在相关网站下的简单的一个介绍网页，甚至联系方式都找不到，并且内容更新不及时。在越来越重视便捷的网络信息交流与的今天，这无疑是孵化器自身发展一大障碍。因此，各级各类孵化器必须重视孵化器信息网络的建设，包括内部网站、各种非正式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营造一个孵化器内技能、有关市场信息、新的思路、交流的平台，充分发挥孵化器的集群优势。也可以通过网络加强与各种中介、科研机构、政府及其他机构、人员的沟通和联系，形成一个围绕孵化器的网络，为新创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支持。
3．1．3形成良好的孵化器内部企业文化应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作为单个的企业孵化器，其企业特征当然是与整个孵化器产业一脉相承的。在孵化器产业发展的总体背景下，应培养孵化器本身的企业文化，如制度性文化、服务性文化、引导性和前瞻性文化等。
总体来说，SO战略通过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创新，克服体制缺陷、重视和完善各级各类孵化器网络建设、塑造良好的孵化器内部企业文化等战略，充分利用机遇，发挥优势。
3．2 ST战略一威胁战略
3．2．1深化服务创新，构筑服务网络受人力、物力、财力所限，孵化器自身包揽企业所需的所有服务是不现实的，必须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引入社会资源和社会化服务来完善各孵化器的孵化服务体系，为孵化企业、毕业企业搭建官、产、学、研、介、贸互利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依托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资源，落实优惠政策，协调企业与政府的联系；与大中型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创业企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与科研机构、大学建立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既为科研成果转化创造条件，也帮助孵化企业寻求技术支持；联系创业投资机构、融资租赁机构等，与创业企业所需要的社会上各类中介服务机构、贸易机构广泛联系，为企业在融资、开辟市场方面减少困难。
3．2．2发挥地区特色，实现孵化器协同效应 孵化器内的同行业企业可以通过孵化器平台互相交流学习，形成战略伙伴，共同发展。安徽省各地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发展中，应当突出当地的产业特色，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更要重点扶持和发展专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如铜陵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有色金属企业孵化基地就是根据铜陵市的当地资源特色，以孵化有色金属项目为主的相对专业的孵化基地。对一些符合由综合型转向专业型的孵化器，要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总体来说，ST战略通过深化服务创新，构筑服务网络、发挥地区特色，实现孵化器协同效应等战略发挥了优势，克服了威胁。
3．3 WO战略一机遇战略
3．3．1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建立人才战略对孵化器引进人才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各级人才交流中心要为孵化器及在孵企业提供人才招聘、推荐和人事等服务，孵化器及在孵企业所急需的外地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帮助办理引进手续。另外，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全省孵化器负责人及其管理骨干的组织培训，提高孵化器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3．2．2加强地区之间孵化器的交流和沟通地区之间孵化器的发展存在着一定差异，有的孵化器效益突出，有的孵化器经营不善。因此，共同的主管部门――国家和省市科技管理部门应加强协调，同一地区的各类孵化器自身也应加强交流，实现信息和知识共享，发挥规模效益。
总体来说，WO战略通过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建立人才战略、加强地区之间孵化器的交流和沟通等战略充分利用机遇，克服劣势。
3．4 WT战略一威胁战略
要提高人员素质，引进专业人才。具体战略对策和WO战略中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建立人才战略是相似的，因此，可以参照以上具体战略来实施，通过WT战略的实施规避威胁，减轻劣势。
家政服务的劣势范文6
[关键词] 业务流程外包(BPO) 金融服务业 SWOT模型
金融BPO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稳固经营取得竞争优势,需要正确的战略作保证。这种战略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要根据企业的使命和目标来分析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确定存在的经营机会和威胁，评估自身的内部条件，认清企业经营的优势和劣势。这个步骤可以通过SWOT分析模型来完成。
一、SWOT分析法
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SW（内部条件）和OT（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内外环境所形成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四方面情况结合起来分析，以寻找制订适合实际情况的对策，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金融BPO企业的SWOT分析
1.优势
(1)政府支持优势。商务部联合信息产业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已经正式启动了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业加快发展的“千百十”工程。
(2)基础商业环境优势。金融BPO业务具体实施期限长，这要求相当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既能够提供并接受金融BPO业务。
(3)成本优势。我国具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中国的交通、通信等现代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创造了廉价的运输传递等成本。
(4)区位优势。中国地理位置上临近韩日两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韩日长期以来是中国的贸易合作伙伴，加上地理和文化上的接近，使三国在在金融BPO上能更好的合作。
2.劣势
(1)处于价值链的底端，企业规模普遍过小。国内多数BPO企业规模小、无法支持大规模的业务。这使得中国承接海外离岸BPO业务的企业大都从事简单的数据录入。
(2)缺乏行业专长、创新能力差。我国金融机构摊子大、网点多、效益低，在一些非业务管理上成本高。同时还承担了较多的社会功能，创新动力不足。
(3)人才紧缺与滥用并存。目前国内的大都BPO企业都无力承担BPO职业经理人的工资，造成了人才难求、高级人才难以发挥优势，人才滥用严重的困境。
(4)法律等其他障碍。作为知识型服务的金融BPO在我国的保护一直很欠缺。另外，由于我国的监控制度不完善我国至今没有有效地建构起规范的金融BPO监控制度。
(5)信用环境劣势。我国社会整体信用环境还未确立，一直存在着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
3.市场机会
国际金融巨头为进一步加强竞争力，势必将金融BPO业务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为此，跨国公司就必须在中国建立起客户群。这将为中国获得外包业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4.威胁
金融BPO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具有极大风险。其中包括如运营风险、信息风险以及战略风险等。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印度等国家金融BPO发展的挑战。
三、对SWOT模型定量求解
SWOT分析法用在金融企业外包决策时，主要分析企业在承接商务流程外包时，所具有的优劣势，所处竞争环境的机会与威胁。
设我国金融BPO行业有：优势因素：S1--政府支持、S2--基础环境优势、S3--成本优势、S4--区位优势;劣势因素:W1--处于价值链底端、W2--缺乏行业专长、创新能力、W3--人才紧缺、滥用、W4--法律障碍、W5--信用环境劣势；机遇因素:O1--全球金融BPO前景广阔、O2--新一轮产业结构转移、O3--全球金融创新提供机会；威胁因素:T1--风险、T2--印度等国的挑战。
决策者发挥优势因素所能带来的满意程度为Us1、Us1、Us3、Us4，且依大小顺序Us1>Us2>Us3>Us4>0。决策者克服劣势因素的主观愿望程度为Uw1>Uw2>Uw3>0，其余类推。如果我们提出了方案S11，决策者感到实际利用S1的程度为U's1，利用O1的程度为U'o1，那么决策者应努力使得∑U'（=U's1+ U'o1）接近于∑U（=Us1+Uo1）。这样就能够使决策者在利用SWOT模型分析问题时实现的主观效用最大化。
决策者需要充分发挥优势因素来利用机遇因素，有∑Usi的“发挥优势因素”的主观效用需要输出，∑Uoi的“利用机遇因素”的主观效用需要满足，这就构成了一个“产销平衡”的运输问题。子因素Si和Oi的相关性越大，提出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解决效用实现最大化的一个子路径就有可能是Si-Oi。因此Si和Oi交叉的“运费”就可以用Fsioi表示：Fsioi=1/ρsioi（ρsioi为si和oi的相关系数）。
当ρsioi越低，提出针对因素Si和Oi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小，Fsioi也就越高，解决问题的一个子路径就越不可能是Si-Oi。由此就可以实现了SWOT模型和运输问题的对应。我们就可以在产量为Us1，销量为Uo1，各路径运费为1/ρsioi的情况下求解SWOT模型的最优解。其余依次类推，得到SWOT模型的“运输问题矩阵”。在Si-Oi矩阵中，决策效用Us和Uo可以由决策参考实际情况给定，而S因素和O因素的相关系数建议通过德尔非法等专家决策方法测定。可以利用最小位势法等方法对初始解进行调整，从而得到最优解。最后形成的最优解矩阵。
在矩阵中，有数字的方格表示在这些方格中可以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方格数字的大小表明了方案的相对重要程度。通过比较，我们可以使方案之间形成主次分明，轻重有序的逻辑关系，组成优先分明的方案群，同时也就得到了实现决策者主观效用最大化的初步方案解。
参考文献:
[1]许小苍焦勇兵:我国发展金融业务流程外包的SWOT分析.对外经济关系与贸易实践.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