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范文1
高某欠刘某5万元工程款，该欠款系高某（男方）与李某（女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一年中刘某多次向高某催讨，但高某就是不还。2004年春节过后，刘某又找到高家，高妻李某说已与高离婚，要钱直接去找高本人要；刘某找到高某，而此时高某却出示一份离婚判决书，说法院已将该债务判给了女方，自己已无义务还此债务。但该欠款条系有高某出具的。刘某无奈，于2004年5月将高某与李某原夫妻二人到了法院。
[分歧]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判决书分割债务的效力、被告主体及如何承担债务问题发生了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应为李某个人，该债务应由李某自己承担。理由为：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该规定说明，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中对债权债务的负担问题作出的处理，对原夫妻双方之间有约束力。该案债务虽系由高某出具的，但在刘某向其催要债款时，其已向刘某出示了该债务由李某承担的法院判决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即该债务已由法院判决书的形式确认了由李某承担，实际上已变更了债务人，从债权债务关系上说，债务发生了转移，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此该债务属李某的个人债务。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应为高某与李某两人，该债务应由高某与李某连带承担。理由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属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做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此处的财产从广义上来说也应包括债务。同时法院的裁判文书对夫妻分担债务的这种债务承担，没有征得债权人同意，此仅系法院在原夫妻二人内部间债务分割的一种方式，其效力不及与债权人。故夫妻共同债务不因离婚而免除。
[评析]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本案涉及正确解决离婚案件当事人与案外债权人之间的矛盾，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问题。其关键是如何认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对共同债务的分割效力问题。其实对此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经有所规定，其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首先，我们来分析该案债务的性质问题。该债务系刘某为高某干工程所形成，工程款欠据也系由高某以其个人名义向刘某出具，该债务形成的期间为高某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二条中规定：“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承包、租赁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可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一方或双方的经营收入，都归夫妻共有，从事经营所欠的债务，也理应为共同债务，故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而本案中法院的判决书对该债务的处理也是按共同债务进行认定的。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范文2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家庭共同生活以及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1]夫妻共同债务因其形成时间和作用用途与婚姻家庭紧密联系，而与离婚诉讼密不可分。
在具体的离婚诉讼案件中，如果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一方当事人会提出诉请。为证明和实现该诉请，当事人一般会采取列举的方式提出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构成。对此，法院处理的要点有二，一是查明债务是否客观存在，二是确认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审理查明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之间有无共同举债合意。[3]此问题主要是解决离婚时夫妻双方债务承担责任问题，并不直接涉及债权人权益。因为在离婚诉讼中，不管最终认定该共同债务是否用于共同生活或夫妻之间有无共同举债合意，债权人的债权只要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都可以向夫妻任何一方或双方主张清偿债务的权利。
而债务是否客观真实，不仅直接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存在，而且会因债权人没有参加诉讼而难以查明，因而涉及到债权人的权益。
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如何把握，审判实务中具体承办者在观念、做法上有很大差别，坚持一并处理者有之，主张另案处理者有之，通知债权人后视情况再决定处理者有之。如何客观审视和准确定位离婚诉讼中的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问题，是摆在审判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二、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问题的现行立法解读
（一）《婚姻法》相关规定解读
《婚姻法》第四章对涉及离婚诉讼和一些附带诉请等内容的处理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按此章规定，在离婚诉讼中，法院除了要对婚姻关系是否解除作出决定，还要依据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离婚诉讼中涉及到的子女抚养、抚养费的承担、探望权的行使、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对生活困难一方经济帮助等相关内容一并处理。因此，离婚诉讼属于复合之诉，解除婚姻关系的诉请是前提和基础，其它诉讼请求是从属之诉。在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是现行《婚姻法》的应有之义和原则要求。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解读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涉及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分别涉及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认定问题，并没有规定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具体如何处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六条也规定的是夫妻共同债务责任承担的方式，而且非出现在离婚诉讼中，属于处理债权债务案件范畴。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只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涉及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但该款具体的表述是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即使认为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包含了具体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该款后半部分也直接否认了人民法院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问题上对债权人的约束力，赋予了债权人另行请求的救济权。
基于对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与解读，笔者以为，离婚诉讼中提起的夫妻共同债务诉请，按照法律规定，需要进行处理，但具体怎样处理，应该审理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审判实践中亦难以把握。因此，如果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要符合审判实践要求，有必要对离婚诉讼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视不同情况区别处理。
三、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夫妻共同债务不宜在离婚诉讼中处理
离婚诉讼中，当事人提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诉讼请求时，因情况不同而对债权人有不同影响。如果只是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这属于债务在夫妻双方的内部划分，不影响债权人的权益；但如果涉及债务是否客观真实，则对债权人的权益产生根本影响。笔者认为，后者不宜离婚诉讼中进行处理，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涉及到债权人的权益，如果在离婚案件审理中进行处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不符合离婚诉讼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目的
如前所述，夫妻共同债务因其形成时间和作用用途与婚姻家庭紧密联系，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往往会在起诉的时候，提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诉讼请求。但当事人提出该诉讼请求，追求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偿还在夫妻双方之间的责任分担，而非对具体债务本身的清偿[2]。而具体债务本身的清偿，债权人根本不可能依据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结果申请执行，自然还需要债权人另行主张权利。如果债权人因主张清偿债务的权利而引起诉讼，则属于债权债务类案件，不属于本离婚诉讼案件调整的范畴。所以，从当事人诉讼目的的角度来看，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审理具体夫妻共同债务，已经超越了本诉的范围。
（二）不利于保障债权人权益
离婚诉讼是以离婚为前提和基础的诉讼，其本质是身份关系的诉讼，当事人主体限于夫妻双方。但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不可避免涉及到债权人。在离婚诉讼中，因对当事人主体的特定限制，债权人无法作为当事人加入离婚本诉。特定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但此时其不能参与作证之外的其他庭审环节，也不能以当事人身份向法庭主张权利。因此，离婚诉讼中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如果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作出处理，无疑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4]
（三）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存在的证明标准难以把握
离婚诉讼中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关键在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确认债务是否存在。前者不影响债权人权益。如果涉及后者，则对审判实务中的证据问题提出了巨大挑战。债务是否客观真实存在，举证一方要举证到何种程度，审判实践中很难把握。比如，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出存在具体共同债务，另一方予以否认，举证一方有欠条为证，是否完成举证责任？如果没有，那么举证一方申请债权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完成举证责任？如果也没有，那么排除举证一方与债权人串通情形之后，是否完成举证责任？……如此看来，在离婚诉讼中一方究竟要举证到什么程度，才能证明债务存在，实难把握。
（四）现行立法为债权人另行规定了充分的救济途径
夫妻共同债务，其性质是连带债务。对于 连带责任，无论当事人内部约定责任如何承担，都不影响债权人向任何一方债务人行使清偿债务的权利。《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更是明确了在离婚诉讼结束后，不管在该诉讼中是否处理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债权人仍然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赋予了债权人另行起诉的救济权利。可见，在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共同债务责任分担方式的处理，仅仅约束夫妻双方，而并不对抗债权人。既然债权人合法权益能够通过另诉的方式得到实现和保护，那么，在离婚诉讼中，对一些难以查明的涉及债权人权益时的夫妻共同债务，法院进行处理，意义不大[5]。
四、离婚诉讼中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实务思考
综上所述，离婚诉讼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是相关法律的要求，但如何处理夫妻共同债务，却留给了具体案件承办者非常大的裁量权，以至于不同的审判者认识非常不一致。那么，审判实践中，审判者如何达到认识的相对统一，笔者试图区分不同情况作如下设想。
第一，如果以调解结案，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予以确认。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异议，而且就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偿还已经达成协议，这种双方当事人真实、自愿、合法的意思表示，法院应予保护，并在调解书中进行确认。
第二，如果双方对债务是否存在和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分歧，只是就责任分担方式没有达成一致，则可在判决中列明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组成，并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在夫妻双方之间的具体分担。
第三，如果双方对债务的客观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存在分歧，此时未涉及债权人权益，案件的审本文选自《法制与经济》，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在线客服，本站将第一时间删除，谢谢。理主要是解决夫妻双方对债务的承担。如果查明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依上处理；如果查明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则可在判决中列明债务的具体组成，并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依实际情况进行责任分割。
第四，如果夫妻双方对债务的客观真实性存在分歧，由于此时已涉及到了债权人的权益，则如前所述，审判者不宜在此离婚诉讼中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马荣、刘洋主编：《婚姻家庭纠纷新型典型案例与专题指导》[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2]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张驰：《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与清偿论》[J]，《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4]刘亚林、刘世杰：《离婚诉讼中一并审理夫妻共同债务质疑》[J]，《现代法学》1997年第2期。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范文3
「关键词债权人的代位权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 合同保全制度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这些债权债务关系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清理，最终形成连环债、三角债，则使市场交易各方利益的实现，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大问题。而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又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社会的稳定，正是这个原因，中央政府曾花大力气在全国范围清理“三角债”，试图破解连环债愈演愈烈的怪圈。为了防止这种怪圈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特设立代位权制度，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及时实现，防止三角债的产生。合同法关于债权人代位权规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问题以及优化民商交易环境，但该规定最终能否实现这一立法目的，有赖于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和适用，需要吸收国外判例学说的先进经验，并借助我们的司法实践以充实法律规定。
一、 代位权制度设立的背景及其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发展，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债务纠纷也随着增加，再加上各方面的原因，债务案件的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尤其表现在不少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故意不主张自己的债权，甚至放弃自己的债权，这样不仅使债权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债务案件的判决也难以得到执行，从而对社会经济秩序和商业道德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危害。鉴于上述社会现实，为确保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加强对债权人债权的保护就突显必要，而这一立法空白在我国逐步由司法解释到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因而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这便是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
该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因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而致使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受到不当损害，确保债务得以清偿，责任得以承担。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它的确立使我国民法债的担保在理论上进一步得到完善，填补了法律漏洞。该制度的确立是对债的相对性规则的突破，是债的对外效力的体现，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规则和制度。债的保全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使其与债的担保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保护债权人债权的稳固的三角架。
二、关于代位权的基本理论
（一）债权人代位权的概念和特点：
1 含义
所谓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应当行使却不行使其对第三人（次债务人）享有的到期权利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又称为代位诉权或间接诉权。
2 特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债权人的代位权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代位权是债权人代替债务人向债务人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即债权人的债权的效力不仅及于债务人，而且及于与债务人发生债的关系的第三人。
第二，债权人代位行使的范围应以保全债权的必要为标准，且代位权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债权人通过行使代位权所获得的利益，只有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满足其债权。上述保全的必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债权人的债权具有不能实现的危险，才能行使代位权；另一方面意味着若债权人行使债务人的一项权利已足以保全自己的债权，则不应就债务人的其他权利行使代位权。
第三，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的过程中应以自己的名义而不能以债务人的名义行使，并且不能随意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否则应对由此给债务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二）债权人代位权的性质
1 代位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它具有为强制执行准备的性质。代位权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当事人的约定，它是债权人享有的实体权利，它规定的是债权人在债权债务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它是由法律规定而产生并依附于债权的一种从权利，它随债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债权的转移而转移，随债权的消灭而消灭；从另一个角度看，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弥补了强制执行及一般担保的不足，对债权不能获偿起了预防和补救作用。
2 代位权是债权的一种效力，并非从属于债权人的特别权利。债权人的代位权是债权的法律效力的体现。尽管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法律赋予了债权人直接向次债务人追索的权利，它体现的仍然是债权的法律效力，是债权对外效力的体现。
3 代位权是债权人固有的权利，而非权。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一种法定权利，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而设立的债的履行制度。代位权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的实体权利，它不同于以他人名义行使权利，且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他人的权，也不同于其他程序性权利，如代位申请执行权。
（三）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73条及其解释（一）第12条的规定，代位权的构成要件有：
1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务必须合法且确定。债务人对次债务人必须享有合法确定的债权，且此种债权尚未被处分，如次债务人已将所欠的债务清偿，则不存在代位权。
2 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可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的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3 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已陷于履行迟延，必须是债权人对债务人以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均到期，方可行使代位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和债权人接受债务人履行的时间，未到期的债务一般不能主张代位权，不然将有害债务人的期限利益。
4 债务人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合同法》解释（一）第12条规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抚养关系，扶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四）代位权的效力
1 对债权人而言，其代位权的行使不得超越债务人权利的范围，必须以能够保障债权清偿为限，并且原则是不得擅自处分债务人权利，如抛弃、让与等，否则，该处分无效。
2 对债务人而言，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并不影响其作为第三人的债权人的法律地位。
3 对第三人而言，由于债权人对其主张的是债务人的权利，所以第三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权，得用以对抗债权人。
三、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实务问题的探讨
1、代位权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确定
代位诉讼中，债权人是原告，第三人即次债务人是被告，二者依法行使本诉原被告的权利和履行一定的义务，在目前司法实践是一致的认识。但是关于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地位问题却存在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应属共同被告，理由是从债权人作为原告起诉的地位看，他是债务人，处于被告的地位，虽然债权人告第三人，但他本身属于债务人的位置；第二种观点认为债务人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是债务人与债权人、第三人三者不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有利害关系，即判决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可能解除或抵消一部
分，如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小于债权人对他的债权，则可能抵消一部分，相反则可能是债权债务的消灭，故债务人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种观点认为债务人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代位权诉讼，理由是原告债权人对第三人起诉代位行使的债权本身就是债务人的，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法律关系，原告的起诉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故债务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对此，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首先，债权人代位行使后，债务人即丧失了对第三人诉讼的资格，作原告不合适，债务人不得另行起诉的同时，更不能对本诉当事人的争议有独立的主张；其次，债务人对第三人虽有债权，但两者不存在共同权利义务关系，实践中常出现两者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不能作为共同被告；第三，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丧失了对第三人即次债务人的独立请求权，但是其作为代位权关系中，必不可少的一方当事人，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着密切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债务人在代位诉讼中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第二种观点是比较合理的。
2、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的举证责任
由于代位诉讼涉及多方当事人，存在多重法律关系，举证问题相对复杂。但各方当事人仍必须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
（1）债权人即代位诉讼中的原告应就其行使代位权的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主要包括：一是债权人对代位诉讼中存在的两个合法债权债务关系须举证证明，这是代位诉讼的前提和基础，其中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次债务人尤其必须履行诚实协助的义务，不得故意伪造、隐匿证据，妨碍债权人举证；其次，债权人应对其提起代位诉讼，实现其债权的保全的必要性举证证明，特别是按合同法解释规定，要明确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附条件，两项合法债权期限已届满，而债务人对次债务人尚未提起诉讼等等。
（2） 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其行使债权的抗辩事由负举证责任，对其与次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关情况负诚实协助的证明责任；
（3）第三人即次债务人对其抗辩债务人的一切抗辩事由，如不可抗力、诉讼时效等，可以同样对抗债权人，负相应的举证责任。
3、代位权的行使方式
在理论上代位权的行使方式有二种，即诉讼行使方式和直接行使方式。诉讼行使方式是指债权人通过诉讼向第三人及债务人行使代位权；直接行使方式则是债权人不通过诉讼直接向第三人及债务人行使代位权。我国合同法对此明确规定，代位权以诉讼方式行使，这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因为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若规定直接行使方式很可能会出现债权人滥用代位权，甚至出现争抢财产等暴力、违法行为，无法实现合同保全制度的根本目的，采用诉讼方式，通过人民法院的诉讼审理程序，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有利于保障合法利益，减少当事人之间不必要的其他纷争，有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
4、代位权能否优先受偿
《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可消灭。”该规定促使债权人获得了优先受偿权。从而排除了“入库规则”的采用。
其主要理由是：其一，债权人通过代位诉讼取得的财产，所有权虽然归于债务人，但此时债务人对此财产的处分权受到了限制，他不得以拒绝受领方式妨碍债权的实现；其二，债权人可依行使代位诉讼请求权的先后受偿，而不能依照几个债权成立的先后顺序受偿或“共同平等受偿”，这与民法中债权制度的内在精神是协调一致的；其三“谁主张代位权谁受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有利于债权的尽早实现，加速民事流转，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即它使债权人能积极主动地保障，维护自身债权的实现，提高对债权的保护力度；反之按“入库规则”，所有债权人平等受偿，会出现债权人都不会主动积极行使代位权，而是坐享其成，这会严重损伤拿起武器，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建立健康良性的市场经济秩序。
5、代位权诉讼标的的范围
《合同法》第73条的“债权人的债权”是指行使的债权人的债权，还是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曾有不同的意见。《合同法》解释（一）颁布并明确代位权归属后，已可肯定仅限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自身债权；代位权人为数人时，则为数债权之和。该解释第21条进一步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责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亦即，当次债权额高于债权额时，债权人的代位请求权应以债权数额为限。在此规则约束下，债权人可以同时对数个次债权提起代位权诉讼。《合同法》第73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必要费用除应包括行使代位权的必要开销如诉讼费，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等等，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之前对债务人已经催告的情况下，还应当包括代位权诉讼给债权人带来的间接损失如误工费，还应包括一定的报酬。
四、对完善我国代位权制度的几点设想
代位权制度在我国《合同法》中的确立，完善了我国民法制度中债的担保体系，使得我国相关的民法理论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目前的代位权制度在《合同法》中的规定太抽象，太严格，尽管在仅有30条的《合同法解释》中用12条的篇幅对代位制度进行了解释。这一现象既表明了我们对代位权制度的重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有的代位权制度还很不完善，其主要表现有：
1 代位权的权利范围还比较窄
现有的代位权制度规定将代位权行使的范围限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和“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这样的代位权的权利范围过窄，不利于代位权人的债权的保全和实现，不能充分发挥代位权制度的应有效能。依照现有的代位权制度规定，次债务人濒临破产时，债务人预到期的股息和红利等财产，若债务人怠于主张权利，则债权人是否能行使代位权？限于“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规定，同样也不利于代位权的行使。如债务人怠于行使对自己明显不利的合同的撤消权，怠于申请已生效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法院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尽管这些“怠于行使”能显著地给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失，债权人也不能行使代位权。这显然有悖于代位权立法之初衷。故建议将代位权的权利范围应扩大债务人的债权范围如未到期的债权等，当然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除外。
2 在程序上的规范还不够具体
尽管《合同法解释》中对原来的《合同法》有了较大的补充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其可操作性还是不够。如各个有关当事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当出现多个代位权人时如何通过合理的程序处理其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应如何减少对代位权行使的限制等等。建议，可以根据各个债权人主张代位权的行使，增加对第三人异议的审查程序。这样有利于鼓励债权人积极行使代位权，有利于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也是对权利沉睡者的价值否定。
3 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方式单一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方式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行使。我国《合同法》第73条仅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请求。显然，我国代位权只能以诉讼方式行使。至于诉讼方式以外的仲裁方式，直接行使等手段因法律没有规定，显然不予允许。总之，上
述问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研究，更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只有认识理解了债权人代位权的基本原理，立法的原意，才能在实践中更好的运用这一制度，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提供法律保障。
为了更好的贯彻《合同法》关于代位权的立法精神和宗旨，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我们还应当从以下几个发面努力：
（1）适当增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权种
《合同法》第73条规定：代位权行使的内容为债务人的“到期债权”，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可见，《合同法》排除了未到期债权以及债务人的其他权利成为代位权标的的可能性。然而，代位权内容的狭窄导致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功能的减弱。例如，债务人的债权已经法院判决，调解或仲裁机关裁决，但债务人的债务人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按《合同法》第73条的精神，债权人因不能代位行使债务人的申请强制执行权而无法保全债权。因此，适当增加代位权的权种是增强该制度生命力的重要方面。代位权内容主要是财产权利，但还包括诉讼上的权利，如代位起诉，申请强制执行权利，还包括为保全债权人权利的行为。如，中断诉讼时效，请求权利登记等权利。可见，适当增加债务人的代位权权种已成为当代立法的趋势。
结合各国立法及我国的债法实践，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增加以下代位权内容：a物权及物上请求权。如所有物权返还请求权；b形成权。如合同解除权，对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而成立的民事行为的撤消权和变更权；c债权人代位权或撤消权；d诉讼法上的权利或公法上的权利。
（2）运用司法解释增强操作性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特点，且内容远超合同履行本身。仅凭《合同法》的概括性规定，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不足以实现该制度的立法目标。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们对《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实体性内容尚有不同的理解。如，代位权的内容能否作扩大解释；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时应承担何种义务等。其次，程序性内容尚不充分。如前文提及的债务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如何判断代位权有无行使的必要；债权人债权的范围如何确定；代位权行使而取得的财产如何清偿等都是代位权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再次，一些实用主义的法律规定及实践中主观任意的法律理解，导致债权人代位权行使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300条规定了债权人的直接请求权，它的直接受偿效果更让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效仿。相反，尽管该规定第297-299条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债权的平等保护，却被司法实践中“先下手为强”的功利主义行为破坏殆尽，且此观念远非近期可消除。因此，国家有关部门作出严格具体的司法解释无疑是推动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实现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彭万林著《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3次修订版
2.韩松著《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1版
3.崔建远 韩世远著《合同法中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 《中国法学》1999年3月
4.吴清旺著《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范文4
关键词: 抵押权/物保/人保/优先/代位
一、 抵押权效力范围
通说认为,抵押权效力及于抵押物扣押后之孳息,抵押物添附后之补偿金、新物、共有份额,抵押物之附属物、从物、从权利。[1]此处之“及于”是什么意思?
(一)抵押权效力与孳息
《物权法》第197条第1款:“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未通知应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除外。”第197条第2款:“前款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4条:“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致使抵押物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收取的由抵押物分离的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收取孳息的费用; (二)主债权的利息; (三)主债权。”
根据以上规定,发生法定事由后,抵押权人可以抵押物孳息清偿孳息收取费用、主债权利息和主债权。
通说认为,抵押权效力及于抵押物扣押后之孳息。[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63条(抵押权效力及于标的物之范围———天然孳息):“抵押权之效力,及于抵押物扣押后由抵押物分离之天然孳息。”第864条(抵押权效力及于标的物之范围———法定孳息):“抵押权之效力,及于抵押物扣押后抵押人就抵押物得收取之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非以扣押抵押物之事情,通知应清偿法定孳息之义务人,不得与之对抗。”显然,《物权法》和《担保法司法解释》之规定,符合抵押权效力及于抵押物扣押后孳息之通说。那么,此处之“及于”是什么意思呢?
抵押是以特定财产,在不移转占有的情况下担保债权,抵押后抵押人仍可占有、使用抵押物,取得收益。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或发生法定事由,抵押权人可处分抵押物,但因抵押的性质,不能占有抵押物。因此,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或发生法定事由,如抵押权人不处分抵押物,抵押人可继续占有、使用抵押物。这种状态将导致抵押物价值减少,减少之价值转化为抵押物使用之收益,包括抵押物在此期间之孳息。在法理上,在此期间之孳息应作为抵押物价值减少之补偿。为实现这一目的,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或发生法定事由,抵押权人如因客观原因不能立即处分抵押物,可请求法院扣押抵押物,使孳息与抵押人财产分离。在此期间之孳息可充抵孳息收取费用、主债权利息和主债权;如主债权未能全部清偿,抵押权人可处分抵押物,在全部变价所得中优先受偿债权,不应扣除已收取孳息。这意味着,所谓抵押权效力及于抵押物扣押后之孳息,此处之“及于”,包括对孳息的两种效力:第一,处分效力;第二,次序决定效力。(通称优先受偿效力,不确切。受偿属债权效力,非抵押权效力。抵押权可决定清偿次序,不能受偿。)
(二)抵押权效力与添附物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2条:“抵押物因附合、混合或者加工使抵押物的所有权为第三人所有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补偿金;抵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所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第三人与抵押物所有人为附合物、混合物或者加工物的共有人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人对共有物享有的份额。”
抵押物如因添附为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应向抵押人给付补偿金。抵押权效力及于补偿金,包括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
如抵押人为添附后新物所有人,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抵押权对新物之效力,限于处分效力,不含次序决定效力。法理根据是:抵押人以抵押物担保债权
,主债权优先受偿范围限于抵押物价值。以添附后新物价值为主债权优先受偿范围,违反当事人意志,对抵押人和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不公平。
如抵押人为添附后新物共有人,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抵押权人应有权处分共有份额,不能处分添附物,其优先受偿范围,限于共有份额价值。共有份额实为抵押物之转化形态。
可见,抵押物发生添附,抵押权效力及于补偿金,包括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对添附后新物,有处分效力,无次序决定效力;对抵押人之共有份额,有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效力不同,均用一个“及于”,无法反映其中的区别。
(三)抵押权效力与附属物
民法中之附属物是指建筑物所有人为扩大建筑物之效益,所增建之附属建筑。通说认为:以建筑物为抵押物,抵押权效力及于附属物。[3]如附属物为违章建筑,附属物抵押无效,建筑物抵押生效。[4]然而,抵押权对于抵押后增建之附属物,效力如何?在法理上,为充分实现建筑物价值,抵押权人之处分标的应包括附属物;但附属物非抵押物,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应限于抵押物价值,不包括附属物价值。这意味着,抵押权对附属物有处分效力,无次序决定效力。
(四)抵押权效力与从物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3条:“抵押权设定前为抵押物的从物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物。但是,抵押物与其从物为两个以上的人分别所有时,抵押权的效力不及于抵押物的从物。”此处之“及于”,仅指处分效力还是包括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不明确。按反对解释,抵押权效力不及于抵押人于抵押权设定后取得从物。当然,此处之“不及于”,是仅无处分效力,还是无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也不明确。
为充分实现抵押物价值,抵押权人之处分标的,应包括抵押权设定后新取得之从物,但从物非抵押物,从物价值非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这意味着,抵押权对抵押物之从物应有处分效力,无次序决定效力。
有学者认为: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取得从物之价值,也应属于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即抵押权对抵押权设定后取得之从物效力,包括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理由是:“抵押权人与一般债权人之利益相较,前者对于自己权利应采取保障手段,故法律上自宜优于保护,此亦与强化抵押权效力之社会需求相符也。”[5]此说违反当事人意志,根据不足。
(五)抵押权效力与从权利
通说认为,抵押权效力及于从权利[6],然而,如从权利为抵押人设定抵押权后取得,抵押权效力应包括从权利处分效力,但从权利价值非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设:土地抵押后,如土地所有人取得地役权,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抵押权人可将土地所有权和地役权一起处分,但优先受偿范围限于地役权设定前土地所有权价值。这意味着,抵押权设定后,抵押权对抵押人取得之标的权利之从权利,有处分效力,无次序决定效力。
(六)抵押权效力范围之法理冲突
可见,所谓抵押权效力及于抵押物之孳息、添附后之补偿金、新物、共有份额、附属物、从物、从权利,此处之“及于”,含义不同,有两种情况:第一,包含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第二,仅有处分效力,无次序决定效力。原因在于:抵押物扣押后之孳息,抵押物因添附而发生之补偿金,须补偿抵押物价值之减少,故抵押权效力包含处分效力和次序决定效力;而抵押物之添附物、附属物、从物、从权利,非抵押人设定之担保物,法律为充分实现抵押物价值,赋予抵押权有处分效力,但其处分价值非优先受偿范围,故抵押权对其无次序决定效力。立法、通说未区分“及于”的两种含义。
可以发现,规定抵押权对抵押物之孳息,添附后之补偿金、新物、共有份额,附属物、从物、从权利时,应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充分实现抵押物价值,保障抵押权之实现;第二,尊重当事人意志,实现意思自治。
《担保法》第55条第1款:“城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签订后,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不属于抵押物。需要拍卖该抵押的房地产时,可以依法将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与抵押物一同拍卖,但对拍卖新增房屋所得,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不可分离,必须一起处分。因此,拍卖抵押房地产时,土地上新增房屋必须一起拍卖,但新增房屋非抵押合同约定之抵押物,不能加
入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抵押权人对新增房屋有处分效力,无次序决定效力。《担保法》第55条第1款区分了抵押权的两种效力。
立法、通说关于抵押权对抵押物之孳息,添附后之补偿金、新物、共有份额,附属物、从物、从权利的效力的主张,法律逻辑不一致。
二、 物保应优先于人保
物保、保证并存时,两者关系如何,我国法律的规定前后并不一致。
《担保法》第28条第1款:“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第2款:“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根据《担保法》第28条第1款,既有物保又有保证的“双保债权”,实际上被分成两类:物保债权和保证债权,物保债权即担保物价值内的债权,保证债权是物保债权的剩余债权。债权人必须先行使物保债权,否则,只能行使物保债权的剩余债权,学界称物保优先于人保。《担保法》第28条第2款,体现了物保优先原则。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第1款:“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据此,“双保债权”被分成两种:一是债务人提供担保物,物保优先;二是第三人提供担保物,物保不优先。《担保法司法解释》修改了《担保法》。
《物权法》采用了《担保法司法解释》的上述分类。《物权法》第176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债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平等法律关系,债权人可受领或请求债务人的特定行为,债务人必须为特定行为。此特定行为称给付。给付虽是债务人之义务,但必须债权人以受领配合方能完成,实际上给付和受领同时完成。物保是以特定财产为债权设定担保,债权人享有担保物权,债务人不为清偿时,担保物权人可直接变价担保物,在变价所得范围内优先受偿,无须债务人以特定行为配合。这意味着,物保人设定物保后,债务人虽然没有完成给付———给付只能与受领同时完成,但在担保物的价值内,已履行给付过程中自己的义务。债务人如另为清偿行为,其实是由于债权人尚未受领,债务人以清偿替代(消灭)物保。物保是已履行义务之未受领给付。通常情况下,债权人之未受领(在物保范围内)或因债权未到期,或因未行使担保物权。因此,如物保债权到期,债权人在物保范围内未获清偿,原因在债权人自己。
保证可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在一般保证,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债务人不清偿债务,且财产强制执行后不足以清偿债务,保证人清偿债务。在连带保证,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债务人不清偿债务,保证人清偿债务。此处“债务人不清偿债务”,指债务人不为特定行为———给付。如债务人已提供物保,无论物保人是债务人还是第三人,均应视为债务人已履行物保范围内之给付义务,债务到期,债权人未获物保范围内之清偿,是由于债权人未行使担保物权,非债务人不清偿债务,债权人只能请求保证人承担物保范围以外之债务。可见,物保和保证并存时,无论物保人是债务人还是第三人,均应物保优先。
物保优先与担保人地位平等是否冲突呢?所谓担保人地位平等,指担保人设定担保时意思自治,设定后均须履行自己的担保义务。各担保人设定的担保义务价值可能有大小,顺位可能有先后,性质也可能有区别,如:保证人的义务是特定行为,物保人的义务是不作为。债权人要求各担保人按其允诺承担各自义务,并非担保人地位不平等,相反,恰恰是担保人地位平等的表现。在法理上,物保优先是债权人、物保人和保证人的共同选择,不仅反映了担保人地位平等,也反映了担保合同双方地位平等。否定物保优先,其实并非主张担保人地位平等,而是主张物保人和保证人清偿资格平等,违反民法意思自治原则。
设债务人是物保人,如一般保证,自然物保优先;如连带保证,物保优先是否否定了保证人与债务人的连带责任关系?否。物保优先仅
指先实现物保债权,后实现保证债权,不要求先执行债务人全部可执行财产。一般保证人履行债务的前提是债务人无财产清偿债务,连带保证人履行债务的前提是债务人不清偿债务。前文指出,债务人提供担保物,应视为债务人清偿担保物价值内之债务。债权人实现物保债权,未必实现全部债权。债务人除担保财产外,可能还有其他可执行财产。债权人实现物保债权后,不请求法院执行债务人其他可执行财产,而直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其根据正是保证人与债务人的连带保证关系。
债权人可同时享有担保物权和保证债权,但担保物权由物保人设定,保证债权由保证人设定。物保债权和保证债权各有顺位和内容。所谓“双保”债权人可任意选择行使物保债权或保证债权,没有法理根据。法律应尊重担保人和保证人的意志,确定物保债权和保证债权的顺位和内容,明确规定物保优先:在物保和保证并存时,无论物保人是债务人还是第三人,债权人均应先行使物保债权;如债权人先行使保证债权,保证人在物保范围内免除债务;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后,可向债务人追偿。
三、 关于担保人代位债权
通说认为:第三人清偿,无利害关系者不以赠与为目的,可向债务人追偿,不得代位债权人;有利害关系者可代位债权人,即取得从权利。[7]《日本民法典》第500条【清偿人的法定代位】:“就清偿有正当利益者,因其清偿当然代位债权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312条【第三人清偿之代位权】:“就债之履行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为清偿者,得按其限度就债权人之权利,以自己之名义,代位行使。但不得有害于债权人之利益。”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第1款:“……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物权法》对利害关系人清偿后可否代位债权人未作规定。《物权法》立法机关持反对意见,理由是:第一,违反担保人意志;第二,程序不经济;第三,不公平;第四,难以操作。设为1000万元债权担保,a以600万元房屋抵押, b以200万元设备抵押, c提供保证。债权人要求c履行保证债务。c清偿后,可向a、追偿之数额难以确定。[8]
通说认为,无利害关系人清偿债务,可视为无因管理。[9]此说根据不足。无因管理目的是减少本人损害,无利害关系人清偿债务无此目的。
第三人可通过债权转让代位债权人,故第三人清偿区分无利害关系和有利害关系,规定前者不可代位债权人,后者可代位债权人,实无必要。
前引反对利害关系人清偿取得债权人地位诸理由:第1条,因第三人可通过债权转让取得从权利,根据不足。第2~3条属价值观念不同,根据不足。第4条,可按比例追偿,即:c承担总债权之5/9,a承担总债权之3/9,b承担总债权之1/9。
通说认为,无利害关系第三人清偿债务,如债务人异议,债权人拒绝受领,不构成受领迟延;而有利害关系第三人清偿债务,如债务人异议,债权人拒绝受领,构成受领迟延。[10]前一句不难理解,后一句应作说明:
第一,保证人清偿:债务人异议,债权人拒绝受领,债权人就保证债务对保证人构成受领迟延,在法理上,应导致保证债务消灭。因债务人异议,债权人就主债务对债务人不构成受领迟延。
第二,物上保证人清偿:债务人异议,债权人拒绝受领,债权人就担保债务对物上保证人构成受领迟延,在法理上,质押人应可请求质押权人(债权人)返还质物,抵押人应可主张消灭抵押权,包括请求登记机关涂消抵押登记。因债务人异议,债权人就主债务对债务人不构成受领迟延。
注释: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581-604.
[2]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1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着.担保法新释与适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693
[4]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着.担保法新释与适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693
[5]谢在全.民法物权论〔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584.
[6]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17-318.
[7]史尚宽.债法总论〔m〕.台湾:荣泰印书馆, 1978. 741.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655.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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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尚宽.债法总论〔m〕.台湾:荣泰印书馆, 1978. 741.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范文5
关键词：债权质权，第三债务人，保护，通知
一、分析的前提——债权质权之性质的确定
关于权利质权的性质，有权利让与说和权利标的说两种理论。前者沿袭传统民法对质权标的的认识，认为质权标的只能是有体物，质权仅就物上质而言，权利之上不能再设权利，故权利质是以担保为目的而让与债权或其他权利；权利标的说认为质权的标的不限于有体物，有可转让性且具有交换价值的财产权，应与可交易的物一样，也可作为质权的标的，故权利质实为以债权或其他权利为标的物的质权。[1]
对权利质权之性质的争论，不仅仅是一种学理探讨，更关系到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若采权利让与说，则出质人的出质行为为债权转让，而根据债权让与理论，债权人一旦让与了债权，就丧失了其债权人身份，对该债权不再享有处分权，其随后的行为不能对债务人与受让人的关系有任何影响。此时若出现权利瑕疵问题，则依照债权让与的规则处理。若采权利标的说，则出质人始终是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债权出质仅仅是限制了出质人对债权的处分权，出质人并没有退出原法律关系。于是，和一般动产质权相比，由于第三债务人的存在，质权人行使质权时必然要受第三债务人的牵制，第三债务人的债务履行行为也受质权人和出质人的影响。因此，对债权质权性质理解的不同，第三债务人与出质人、质权人之间表现为不同的法律关系。
就债权质权性质的两种观点而言，权利让与说难以自圆其理之处有三：首先，权利转让说承认权利可以让与，即权利人可以处分权利。可见，权利转让说并不否认权利可以作为处分权的客体。其机理暗含了对权利之上可以存在权利的肯定。其次，权利转让说仅仅以标的的外在表现形式断定权利不能成为质权的标的，而不考虑质权的价值权本质，实难有说服力。第三，该观点不能很好解释转让行为如何产生出质行为的法律效果。
此外，虽然债权的让与和债权出质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债权让与中许多规定可适用于债权出质的情形，而且债权让与所生之法律变动，较诸债权设定质权者为甚，是以债权设定质权与债权让与下第三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自可作同样的考虑。[2]但是，由于所涉法律关系不同，两者实属不同法律行为，其所生法律效果难免有所差别。因此，即使是在权利让与说中，关于法律的构成意见，也有附停止条件的权利让与说、权利之创设的让与说、并存的让与说等三种理论，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并存让与说，也认为该权利让与，为担保的目的而受限制，在此目的必要的限度内，质权人取得出质人的权利，且得行使之，但出质人的权利并不因此而全失。[3]
当然，对权利让与说的质疑，并不能逻辑地证成权利标的说。我们认为，权利标的说之所以更为合理，主要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首先，债权之所以能够出质，其前提之一是债权的财产化。罗马古代法认为债的关系存在于特定人之间，不能与主体分离，因此债的当事人不可更改，债权不能让与他人，债务也不得由他人承担。 [4]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人视债发生在当事人身体之间的关系，该种关系具有极强的人身性，从整体来看未脱离人身责任的范围，其经济关系的性质甚微。后由于债权不能转移有很大弊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于是在罗马法上出现了各种救济措施，使债权的转移得以出现。罗马法上的这种变迁使债权债务关系脱离了人身性，债权上所负载的经济财产价值得以初现。由于任意处置人身的自然法则在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失效，债的经济色彩逐渐浓重，它在近代法中逐步取得了完全的流通性，失去了人的色彩而实现了独立财产化。债权财产化独立的结果，一方面是债权非人格化倾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全部财产担保化的倾向①。非人格化债权需要的无限提高和从全部财产引出尽可能确实的、便宜的、多额的担保价值，正像表里相连。其结果，是债权与担保权融合为一体。[5]融合的表现即为债权质权的出现。
其次，如果说债权的财产化为债权成为质权的标的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那么现代民法对权利客体②的重新解释就使权利标的说在法理证成上成为可能。一般来说，权利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从本体论来讲，权利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可以理解为获得法律上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这时，与它相对应的概念是义务。当我们跳出法律关系之内容这一范畴时，权利又可以作为权利客体而存在。权利客体使用于两种意义：第一种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这是狭义的权利客体，拉伦茨把它称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种是指权利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拉伦茨称之为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则是一个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6]即第一层面的客体，就是我们通常指的物，它是支配权或使用权意义上的客体，而处分行为的客体必须是权利或其他。通常意义上对物的处分都是对物上权利的处分。就一般动产质权而言，有体物以其本身具有的物质性和可流通性为前提而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物上既可以存在对物进行用益的使用权，又可以存在对物的交换价值进行处分的权利，动产所有人处分的不仅仅是这个物的本身，同时还处分了这个物的所有权。[7]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动产质权形式上虽系以动产为标的物，实质上亦系以动产之所有权为标的物，此与权利质权以权利为标的物并无以异”。而就债权质权而言，由于权利为法律拟制的产物，不具有使用价值，因而当其作为法律关系客体时，其上不能存在以用益为内容的权利，但由于债权的可流通性，其上可以存在担保性的权利是无庸质疑的，因为，担保性权利是以客体的交换价值为担保，我妻荣由此认为：“在近代经济组织中，担保权逐渐由强制手段过渡到纯粹的担保价值为目的，换句话说，是由使用价值为目的过渡到以交换价值为目的。”[8]因此，我们认为，权利质实为以债权或其他权利（实际上是权利的交换价值）为处分标的的权利。
二、分析的基础——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利益的存在
虽然债权可以成为质权的标的，但因为债权不具有物质性，在债权质权中的确存在与传统动产质权相异之处，这些是我们在适用债权让与的规定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1.关于转移占有的方式。
动产质权以转移质物的占有为其成立条件，其目的有二：留置效力与公示。留置效力赋予了质权人留置标的物的权利，剥夺了债务人之占有，造成债务人心理上之忧虑或生活上之不便，以压迫其从速清偿债务，从而保证债权的实现。但同时，质权的该作用也剥夺了出质人对质物的利用，而债权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存在任何使用价值的，于是质物的使用价值无从实现，从而造成资源浪费。然而，以权利为标的设质并不存在上述缺点，同时还可实现质权的作用。况且，现代社会主要财产有日渐权利化之趋势，权利质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然凸现。
就公示目的而言，因质权合同仅存在于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如无公示方式，其存在与否不为第三人所知。因此，转移质物的占有可起到公示作用，为质权的效力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但当质权的标的为权利时，转移占有的公示效力就受到阻碍，这不仅不利于质权人权利的实现，也会害及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因为权利为法律上拟制之概念，不能通过物质载体而为人感知，因此不能通过占有的转移来完成出质的公示。为解决该问题，立法者针对不同的权利设计了不同的变通措施，如对一般债权采移转债权凭证和通知第三债务人为权利质权的生效或对抗要件；对证券债权出质，以证券的交付、证券设定的通知或其他方法作为公示方式。
2.关于债权质权的安全性。
正如前文所述，依拉伦茨的权利客体理论，在一般的动产质权中，出质人实现其对物的支配权的同时，还对物的所有权进行了处分。而在债权质权中，出质人是对物上债权的处分。债权与物权的区别之一就是物权具有对世性，债权具有对人性。物权是法律调整物之所有人与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之间关系的产物，而债权是法律调整特定的债权人和特定的债务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即物权的两端分别为特定民事主体与不特定民事主体，而债的两端都是特定的民事主体。这种区别在质权中的表现就是，债权质权中质权的实现要受第三债务人履行行为的影响。因为债权是一种请求权，其实现需要依赖债务人在一定时期后的给付行为，也就是说，债权质权不能仅依质权人意思而得以实现。显然，这必然导致债权质权的风险大于动产质权的风险，其担保功能也弱于动产质权。我妻荣认为，从经济角度观察，对于债权是否容易转让，债权转让是否有法律障碍并非其决定因素，保障受让人安全地位的法律规定才是决定因素。[9]其论断对债权质权之功能的发挥同样有效。因此，在债权质权中多注重对质权人安全的保障。但也正由于此种原因，学理及立法也容易忽略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给予关注。
由上可知，债权质权的设定、行使及实现，无不关涉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因此，如何对第三债务人利益进行保护，为债权质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具体立法之比较分析
债权出质后，由于质权人在原债权债务关系外的存在，第三债务人与出质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受到很大影响。如上所述，为保证债权的流通性，使债权质权可以顺利实现，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均过多地强调对质权人的保护，有时甚至矫枉过正。对此，我们将围绕如何保护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的利益进行分析。
债权质权关涉第三债务人，其制度设计必然存在与动产质权的不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债权质权的制度设计需平衡第三债务人与质权人之间的利益，这必然涉及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而保护的关键是如何在保障债权的流通性的同时，避免因债权出质可能给第三债务人带来的不利后果。
首先，我们以债权出质是否要经第三债务人同意为标准，可将债权质权的设定模式分为同意出质和自由出质两种。在同意出质模式下，出质人必须经第三债务人同意，才可以将债权出质。这种立法模式虽然将第三债务人置于较高地位，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其利益，但债权可以出质的基础既然是债权人身性的减弱和财产性的增加，目的是为了实现债权的交换价值，以促成交易，促进经济繁荣，那么，要求质权的设定必须以同意为成立要件，就有违现代权利担保的要求和债权质权的创设目的，不足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在当今立法中也仅仅是某些特殊的债权出质将经得第三债务人的同意作为其成立要件，如承租人之租赁权，雇佣人之劳务请求权或委任人之委任事物请求权，在设定质权时必须经出租人、受雇人或受任人之同意。在自由出质模式下，出质人不经第三债务人同意即可在债权上设定质权。
其次，由于第三债务人是否知悉债权已经出质亦将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制度设计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根据出质是否需通知第三债务人，又可把自由出质划分为不需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和需要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
（一）不需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
在此模式下，出质人可不向第三债务人为任何意思表示，而将债权出质给质权人。这就意味着第三债务人可能因不知债权已经出质而不得不承担两次清偿的危险，从而遭受重大不利益。依学理言之，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通过区分第三债务人在清偿时主观态度为善意还是恶意来进行救济。首先，如果第三债务人在向出质人清偿债务时不知债权已经出质，则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的质押合同对其不生效力，第三债务人的清偿行为为有效，其结果必然导致债权的消灭。而依担保法理论，担保标的灭失（在此表现为债权的消灭）的后果是权利质权的消灭，这将导致质权人优先地位不保。其次，如果第三债务人在清偿时已知债权设质之事实，仍径行向出质人为清偿，则可认定第三债务人的行为为恶意清偿，质押合同效力亦约束第三债务人。
由上可知，此种模式的关键是确定第三债务人在清偿时的主观态度，然无论采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对主观态度的确认均非易事。而且当第三债务人为善意时，质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最终将削弱债权的流动性。因此，从实务角度而言，以主观的善恶作为判断是否应对第三债务人进行保护的标准并非最佳选择。
（二）需要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
在此模式下，出质人或质权人有义务通知债务第三人债权出质情形的存在，但不需征得第三债务人同意。此为各国主要采用的立法例。其中“通知”对第三债务人利益的影响有四点需要指出。
1.通知的时间和作用
通知不限于必须在质权设定时为之，在第三债务人为清偿或为清偿做准备前做出即可，这是由通知的作用决定的。对于质押合同而言，通知的作用在于决定出质人与质权人之间的质押合同是否成立、生效或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通知没有在质权设定时进行而产生不利后果的，受损害一方往往是怠于通知的质权人，对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影响不大。因此，法律一般不对通知的时间设定强制性要求。此外，对第三债务人而言，通知的作用是使第三债务人知悉债权出质之情形的存在，而对于票据、公司债券等一些具有完全流通性的无因债权，在经过原债权人背书或登记即可对抗第三债务人，此时通知亦为不必。因此以下有关通知的讨论仅仅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债权出质而进行。
2.通知的性质
通知的性质究为债权质权的生效要件抑或对抗要件，各国立法不同。《德国民法典》第1280条规定：出质有转让合同即可移转的债权的，仅在债权人将质权的设定通知债务人时始为有效。显然，该立法例认为通知为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我们认为，虽然债权出质对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产生一定影响，但质押合同存在于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合同的生效并不意味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没有必要因出质未通知第三债务人而否定该合同在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的效力。
《法国民法典》第2074条规定，动产质权必须“有合法登记的公证文书或私暑文书……，始对第三人发生效力”。而债权质权的设定除要求上述书面文书外，《法国民法典》第2075条还要求：在以无形动产设立质权时，例如以动产债权设立质权时，合法登记的公证文书或私署文书应送达用于设立质权的债权的债务人，或者应由该债务人以公证文书接受之。该规定表明，《法国民法典》将书面通知视为债权质押合同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但不排除“债务人以公证文书接受”的方式自受约束。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对于债权出质，在采用通知对抗主义的同时，亦当然承认同意出质的效力。这种通过立法设定两种模式供当事人选择的做法，在保护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同时，又不会对债权的流通产生太大影响。
日本民法典的规定与法国民法典基本相同，在《日本民法典》第364条第1款对指名债权的出质规定为：以指名债权为债权标的时，非依第467条的规定将质权的设定通知第三债务人或经第三债务人承诺，不得以之对抗第三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即，是否通知第三债务人，不影响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质押合同的效力，通知或第三债务人的承诺只是该质押合同能否对抗第三债务人和其他第三人的要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97条也规定：未为通知的，仅系对债务人③不生效力。显然，通知债务人乃为债权设质之对抗债务人的要件，而非成立或生效要件。[10]我们认为，与德国民法相比，通知对抗主义很好地平衡了第三债务人和质权人之间的利益，在保护第三债务人的权利的同时，也保障了质权人权利的实现。而且，将通知的效力仅限定为可以对抗第三人，使其不影响质押合同在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的效力，能更好地体现合同自由，使债权的流通性大大加强。
相比之下，《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更加强调债权的流通性。其第900条第2款规定，对于无契约证书或仅有债务证书的债权出质的，“质权人及出质人可将质权的设定通知债务人”，但它不要求必须通知第三债务人，对通知的效力也没有做任何规定。而其第906条第1款则规定：“出于妥善管理上的考虑，需要收取或催告出质债权时，债权人有行为的权利，而质权人仅有请求行为的权利”。即，质权人无法以质押合同的约定而直接向第三债务人请求实现质权。该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第900条的补充，以弥补对第三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不周。
我国立法中没有关于通知的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06条规定：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没有肯定通知在债权质权中的地位，而是过分保护了质权人的利益，在债权质成立后，第三债务人无法以未获债权出质的通知为由来对抗质权人，这对第三债务人来说极不公平。
3.通知时如果存在可能使债权消灭的事由，第三债务人是否有义务向质权人说明？
因为债权为请求权，在债务人将自己享有的债权设质时，如果存在一些可能使债权消灭的事由，如债务人与第三债务人之间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或该出质债权不成立，而且债务人知道该情形的存在时，债务人有责任向质权人说明。民事主体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为他人创设权利，而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出质人可以为担保债务而将债权出质，但该出质行为不得给任何他人增加义务，因此该义务应有出质人承担。即使是第三债务人知道这种情况的存在，从法律上讲，它对之也不负说明义务。如果债务人没有履行该义务，在债权质权成立后实现前，债权消灭即意味着出质的标的消灭，出质人有义务提供新的担保。
4.通知的效力
从上述其他国家的立法可以看出在债权出质后，质押合同都将对第三债务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实践中这些影响大多通过第三债务人的履行效果和抗辩权来体现。由于这些影响主要通过通知行为而产生，因此我们将之称为通知的效力。
（1）对第三债务人履行行为的影响
在债权让与的情形，依通知主义的立法例，通知的效力在于使让与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此时，债务人只有向受让人为清偿，始免其义务。盖债权让与一旦有效成立， 即发生受让人取得债权人之地位的效果。而在债权出质的情形，质权虽有效设定，其标的之债权主体却仍为出质人，不生债权移转的效力；质权人只是在质权所担保的债权不能实现时，方可实现其质权。因此，通知只是使第三债务人受到质权的约束，并非要求其必须向质权人为清偿。至于第三债务人在得到通知后应如何清偿债务，各国立法不一。对于在清偿期届满④前给付的，《德国民法典》第1281条规定：债务人只能向质权人和债权人共同清偿。质权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要求向其共同清偿；质权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要求为其提存债务的标的物，或者在债务的标的物不宜提存时，可以要求将标的物提交法院指定的保管人，以代替给付。清偿期届满后给付的，《德国民法典》第1282条规定：在第1128条规定的条件成就时⑤，质权人有权催收债权，而债务人只能向质权人清偿。仅在质权人求偿所必要的限度内，质权人始享有催收金钱债务的权利。在质权人有权催收的范围内，债权人也可以要求以向其让与金钱债权代替支付。从德国法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质押合同的存在，无论是清偿期届满前或后，第三债务人均可直接向质权人为清偿行为，清偿期履行是否届满，只对出质人的受偿权产生影响。在清偿期届满前，第三债务人可以向出质人清偿，清偿的结果必然导致债权的消灭。依担保法理论，担保标的灭失（在此即表现为债权的消灭）的后果是权利质权的消灭。依法理，应认为原债权质权此时转化为一般动产质权，质权人于作为清偿而所受的物上享有质权。在清偿期届满后，出质人不能要求实现其对第三债务人的债权，只能是将其债权让与给质权人，使质权人取得被出质债权债权人的地位，从而使债权得以实现。从该条关于债权质权实现方式的规定我们亦可得出，债权出质和债权让与虽然相似，但为两个不同的制度。
日本将债权质权的实现规定在其民法典的第367条第2、3、4款中：质权的标的物为金钱时，债权人以对自己的债权额部分为限，可以收取；上述债权的清偿期，先于质权人的债权清偿期届至时，质权人可以使第三债务人提存其清偿金额。于此情形，质权存在于提存金上；债权标的物不是金钱时，质权人于作为清偿而所受的物上有质权。即一般情况下，质权人可以在自己的债权额范围内可以收取第三债务人的履行，但是不排除第三债务人向出质人清偿的权利。与德国民法典相比，这种规定赋予了第三债务人较大的选择权，但对于质权人和出质人对第三债务人清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如何保护第三债务人的利益，没有作出规定。
《瑞士民法典》没有区分清偿期是否届满，而是在第906条第2款直接规定：债务人得知出质时，须得到一方承诺后，始向另一方清偿债务，无前款承诺时，债务人应提存债务额。比较可知，《瑞士民法典》的规定简洁明了，而且可以避免质权人和出质人在清偿问题上产生纠纷，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07条与瑞士民法典规定相同。
关于债权出质对第三债务人履行行为的影响，我国《担保法》第77 条规定：“……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第三人提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2条规定：“……或者提货日期后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或者提取货物。”我们认为，我国的规定虽然没有限制第三债务人应该向质权人或者出质人履行，但未对向其中一方履行是否需经另一方同意进行规定，因此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纠纷，在此应加以完善。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可以出质的债权的债务人的清偿行为的效力均适用于这些规定，对于有价证券等“有凭证即有权利”的标的而言，无论是否已向第三债务人为通知，第三债务人仅负有向证券持有人为给付的义务。当然，履行对象的变更有可能使预定的履行费用发生变化，如果是履行费用增加，在由第三债务人承担原履行费用时，原债权人应承担增加的履行费用。
（2）对第三债务人抗辩权的影响
第三债务人基于与出质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出质人的请求权享有抗辩权，但在债权出质后，这些抗辩权是否能对抗质权人，各国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债权的财产化，使债权获得了流通性，为保证债权流通的畅通无阻，确保质权人的安全地位，在第三债务人接到通知后，各国立法往往赋予质权人对抗第三债务人的权利，而很少考虑第三债务人是否应对质权人享有抗辩权，我们认为，在保证受让人安全地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第三债务人抗辩权的保护。诚如学者所言，“以债权为标的之质权，无异于以债权为母权之子权。债权让与，因处分而生完全移转占有之效力。而质权之设定，其标的之债权主体仍属于设定人，不生移转之效力，于此情况下，该债权之债务人，可得对抗债权人之事由，如限为于债权让与时可得对抗，而于质权设定时不得对抗显非本法真意。”[11]
我们认为，并非第三债务人享有的对出质人的所有抗辩权都可以用来对抗质权人，债务人仅得以受通知时所能对抗出质人的事由对抗质权人，对于通知后所产生的可以对抗出质人的抗辩事由而使债权消灭或有瑕疵的风险，不应由质权人承担。但对于不以通知作为对抗要件无因证券，则第三债务人可以质押合同生效前的抗辩事由对抗质权人。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立法在保证债权流通性的前提下，如何平衡债权出质中第三债务人与质权人的利益上规定极为简陋，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情况，在司法上造成很大不便。因此，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权利质权中的规定加以完善补充，使之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首先，应明确通知在债权质权中的地位，将之性质确定为对抗要件；通知时如果存在可能使债权消灭的事由，说明义务由出质人承担。其次，就债权质权的清偿而言，应借鉴瑞士立法，加强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最后，应赋予第三债务人对抗质权人的抗辩权，保证第三债务人与质权人之间权利的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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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债权的清偿能力首先是以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来保障的。但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其他个人因素或意外出现的其他债权人可能对债务人的财产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往往要求债务人在特定的财产上设立担保权，逐渐产生全部财产担保化的趋势。全部财产担保化的倾向的产生基础是债权的人身性，但其对债权脱离人身性，成为可让与的财产提供了条件。
② 本文对客体与标的作相同理解。
③ 即第三债务人。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范文6
当前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常有部分大宗夫妻债务的确定存在现实与规定上的冲突,法律规定的不完全,使得处理此类纠纷时存在法官论证结论与现行规定相悖的状况,往往不得已作出显然是不公正而却合法的判决,此类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下,笔者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适用和理解,提出以下认识,供参考、讨论。
《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的决定,夫妻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条规定将是否属于日常生活需要,作为处理财产是否必要得到夫妻一致同意的判断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条司法解释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是防止夫妻一方非因生活需要任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生活需要,通常是指一般的衣食住行医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不应当包括经商、娱乐等非日常生活需要的其他活动。如果夫或妻一方以经商、娱乐等非日常生活需要处分财产,应当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处分行为可否对抗第三人,司法解释规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规定的关键问题如何认定“他人有理由”。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夫或妻一方在离婚前甚至离婚后,与他人合谋制造伪证侵害另一方的情况已不鲜见,而且难以判断真伪,因此,判断“他人有理由”与否应当严格审查第三人在与夫或妻一方发生非日常生活需要的财产关系时,是否已经尽了注意义务了,而不能将这种债权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变换成可能是毫不知情的、没有参与债权债务关系的夫或妻的另一方举证责任。比如,第三人与夫或妻一方发生一宗明显不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大宗财产交易时,他有义务征得未参加交易活动的夫或妻另一方当事人的确认,否则,应视为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个人行为;再比如,夫或妻一方与第三人建立超过一般日常需要的借贷关系(大额借贷关系)时,第三人有义务了解借贷目的、有义务征询夫或妻另一方的意见,否则,应当视为借贷关系人之间的个人行为,因为这种注意义务的履行必要的、也是可行和不存在客观障碍的,也是符合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要求的。确定夫妻非日常生活需要的财产处理是否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是参加该项财产处理关系的债权人应尽的义务,不尽该义务的当事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不参加该项财产处分的夫或妻有权拒绝承担该项财产处分行为的后果。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债权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该条规定先设定夫或妻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均为共同债务,它没有将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或日常共同生活所需加以区别。在该条的规定下,只要不能证明实际债务人与债权人作书面的特别约定,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债务就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见到离婚的当事人的一方与第三方合谋,制造假债务,让另一方因无法举证而无辜蒙冤承担债务,此类事例正是借助《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得以实现的。不假定条件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或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一律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有很大缺陷的,这正是不符合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规定的立法精神。同时,要求不知情的、未参与债权债务关系的夫或妻的一方来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实际债务人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纯属个人债权债务,从客观上和诉讼原理上都是行不通的,都是苛求。在与他人建立一项合同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时候,债权人有义务注意到该项民事关系的关系人主体资格、合同相对人处分权范围等,婚姻法没有规定夫或妻可以代表对方为超出正常生活需要以外的财产处分行为,这是任何公民都应当知道的,此类债权人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尽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在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时候取得债务人配偶的确认,否则,应视为与行为人建立债权债务关系。而《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推定夫或妻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方债务为共同债务,然后由没有参与债权债务关系的夫或妻另一方承担无法承担的免责举证责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是在不公平地免除债权人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给客观存在的恶意串通创造法律条件,是错误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