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1
论文摘要：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马克思在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全部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和枢纽，是坚持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环。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0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 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 “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 “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
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著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
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2
关键词：马克思；商品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
理解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需要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关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抓住马克思批判思想的逻辑依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试图从商品这个基础概念入手，探讨商品的内涵及商品何以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既有利于我们走进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境域，也能为理解马克思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性对话提供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的商品内涵、结构及社会语境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商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其的理解事实上是延续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逻辑，更是对早期异化思想的明晰表达和揭示。那么，商品是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认为，商品和财富密切相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P114）而商品作为可以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在界定中有一个直接说明，即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商品之为商品的前提，也就是说，商品具有两重属性，一是使用价值，即有用性；二是价值。商品的内涵，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批判，乃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可以对其做如下阐释。
（一）以物的有用性取代物本身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商品的物，不仅是劳动产品，且以物的有用性为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物品的实效功用是商品概念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成为商品，物必须有功效之用，没有功效之用的物是无法成为商品的。既然商品一定要以物的功效之用为前提，这就在认识论意义上强化了物的单一属性和功能。事实上，在这个层面上，物自身的多重属性和多元价值被简化成单纯的功效之用，导致物的真正属性或物自身被一种单一或量化的认知模式所取代，其结果便是物失去了其自身真正的内涵，沦为一种单纯的、能够量化和计算的符号表征，这就直接导致物的世界价值单一化。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密切相关，在此种意义上，其导致的结果便是真正的物及其价值被具有单一功效之用的价值所取代，多元属性被忽视，世界成为单一维度的世界，即通过数量衡量的单一性的物的世界，原本丰富的世界已然成为单向度的贫乏世界。所以，马克思才说提出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是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统治这个世界，世界成为“单向度的世界”。
（二）商品内在结构中的冲突
理解商品内在结构中的冲突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关键。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分析，揭示商品的结构及其特征，这种内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商品两个因素的统一：一是以物的有用性为前提，二是可以兑换成价值。马克思的这种理解是想凸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其实上是由两种劳动决定的，一个是抽象劳动，另一个是具体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1］（P119）。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层面的因素会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具体劳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较大主观性和随机性，而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必须通过交换将商品卖出去，但是，具体劳动并非总是能及时转化为社会劳动，即转化为被社会上他人所承认的劳动，这中间存在断层，并不是一直具有连续性。这样一来，商品卖不出去，工人失业便不可避免，导致资本增殖所吸纳的人口萎缩，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可以看出，商品结构中的冲突是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因素。
二、商品分析的意义
商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就商品社会而言，当普遍的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生活的现实时，意味着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以商品价值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理论必然。第一，对商品内在结构的分析使马克思从抽象人道主义批判转变为具有实证科学高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凭借对商品的分析，使唯物史观成为一门科学，并使这种科学具有经验科学的实证基础。通过分析商品，揭示其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分析关系何以会进一步扭曲和异化，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存在。马克思对商品背后人与人的关系，乃至对阶级的理解，都具有实证科学的内涵，而且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对商品的理解。斯密认为，商品只是作为财富来呈现的，商品交换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认识仅仅停留在商品和财富关系的理解上，无力看到商品背后社会结构的成因，这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认为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依据所在。在商品及其结构中，马克思开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动摇了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的永恒的资本主义合法性，他认为，无论是商品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历史性，不会永远存在。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其对商品的分析具有实证科学性。第二，通过商品社会语境分析开辟出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商品的语境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条件。在他看来，分析商品这个概念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使商品成立的内在条件更加冲突，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不能被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占有的冲突，而这又会因为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进一步加重社会两大主体，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使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马克思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为避免资本危机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他那里，共产主义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现有社会提供前提。只有深入分析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使扬弃资本主义成为现实。第三，从分析商品到强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虽然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即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商品其实不仅仅是物，也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呈现，商品背后乃是现实个人之间的感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引导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逻辑，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社会分裂的现实，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批判。笔者认为，从商品到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没有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便无从谈起。正是有了对商品和资本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才得以成立，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才能作为一门科学出现。这里，马克思强调的商品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不是黑格尔主义意义的精神或概念的起点，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从‘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2］（P412）。马克思的商品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形态表达，可见，马克思的批判范式与以往的意识哲学具有根本区别。第四，马克思借助对商品的分析，不仅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框架，而且把对商品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理论支撑。商品结构的背后是人，而无产阶级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通过社会革命的道路，实现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在此意义上，异化劳动将被克服，新的社会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294）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性扬弃都是基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生产中分析出劳动的二重性，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劳动支配具体劳动的现实，这是马克思站在存在论高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度批判。”［4］（P123）也就是说，立足商品，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直接服务于人类解放这个主题。
三、结语
商品的概念、内在结构及其社会语境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也为马克思的批判提供了实证依据，从而使马克思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关联。可以说，没有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层次和整体架构就没有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商品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3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版权所有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4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其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局限性，但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特征，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同时深化对其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
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深人研究，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在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即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农业物质生产为主，非物质生产比重很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中体力劳动占绝对优势。所以，马克思以考察产业资本为主，着重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强劲，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深切表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在增加，已不局限于产业劳动者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领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 }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生产要素”论的创始人让·萨伊，以斯密的“伟大继承者”自居，但却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基础，抹煞了斯密的主要贡献，主张物品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有效用。他以生产三要素论来说明效用的产生，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并且偷梁换柱，在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代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后，把参加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具体劳动、生产资料、土地概括为价值的源泉。很明显，萨伊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更是混淆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妄图用一般生产来偷换资本主义生产，用一般劳动来顶替雇佣劳动，用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用土地代替地产，以此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剥削的本来面目。萨伊还否定了斯密分配理论中的科学成份，主张既然价值(效用)是生产过程三要素共同创造的，那末，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收人的源泉就应该是:劳动—工资的源泉;资本—利息的源泉;土地—地租的源泉。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讥讽的“三位一体公式”。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5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运行；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 A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由此可知，本质高于现象，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应高于对事物现象的研究。对现象进行研究的目的偏重于即时实用性，而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事物运行的长远时期的本质规律。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试图揭示经济运行中各种现象的数量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对经济运行本质的研究，揭示了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而不是停留在对经济现象和数量关系的分析上。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高级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分析可明确地说明这一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摆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 人民出版社. 1971，4--8.]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是社会的生产，而不是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是脱离社会的个人的生产。其次，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隔离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生产也就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 人民出版社. 1971，9--22
]] 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经济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第189页]] 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研究物，但与物相联系。
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商品和货币，及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资本运动即资本循环与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理论，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与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与地租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共同点表现在：都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起点和出发点；都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研究商品经济中价值、价格和交换的行为；都研究货币，金融和信用；都研究生产中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或者说研究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了经济学研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体构成的；而西方经济学则着重于物的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接涉及经济的性质问题，着重于定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以经济运行的技术问题，数量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
第三，马克思经济学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研究物质生产中的规律和人与人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则从人的欲望的满足出发，来研究人们的满足程度和资源配置问题。
第四，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割离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上
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方面
㈠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
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内在联系的真正本质，重商主义者只是描述各种现象的表面的和偶然的联系。斯密和李嘉图曾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但他们常常把这种内在联系与外部现象混淆或等同起来。马克思认识到，一切社会，如果要为其人口的生存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执行四种基本的经济职能：生产、消费、交换、分配。马克思把它们规定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在四个环节中，生产是最基本的，只有物即生产的成果才能满足人的需要，才能实现消费、交换和分配。一个社会就是一群人选择在其中生产的一种形态，但又不存在普遍的生产形态。虽然一切社会都在生产，他们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如何制约着它的经济过程的？马克思认为所有权是关键，所有权是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拥有生产条件的权利。通过这种权利，人才能占有和生产，社会经济生活才能够进行。以生产所处的所有权条件为界限，劳动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形态。劳动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说劳动本身转化为一种商品。
㈡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一个发展过程
只有考虑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客观联系及其运动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认识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的运动揭示出来。价值是“自行运动的实体”纯粹属于“历史概念”，价值规律以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为中介表现为不同方式。它只是在历史发展的特定尺度上，才产生出资本主义关系。即使是在一个社会形态范围内，价值规律也经历着质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竞争和垄断的相互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客观对象发展的阶段特点与它所固有的规律起作用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积累的劳动才能成为资本，因为在劳动中并不包含着某种压缩形式的资本主义，只是包含着产生它的可能性，只有产生它的那种条件成为现实时才有这种可能性。商品经济的作用和职能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着质的变化。马克思否定一种社会结构的趋势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结构，他断言：“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达到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人民出版社，1972.]。
㈢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程中量变与质变
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一般”，只存在着特定历史时代的质上不同的生产类型。资本主义生产也被看成是特殊的、质上变化着的过程。在分析商品这一基本经济范畴时，马克思就开始寻找商品彼此在量上相当的质的基础，并且在对立物――没有质的差别的抽象劳动中找到了。所有以后的范畴，都有一定特殊性，它们按照质量互变规律发生变化。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有在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达到一定量的水平上，才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时一种落入剥削关系的商品――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进入市场。质的联系和量的联系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买卖行为中，阶级的质的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买主所支配的或多或少的货币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又形成质的差别。这样就有了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分”[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反过来，对象的量的属性和质的属性的相互作用包含有质对量的反作用，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与资本的质的区别中，工资和剩余价值的作用质的区别中，产生了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分割，这种量的分割反过来又导致质的区别的后果。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对质变的直接影响是暂时地支持该对象（《资本论》中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 存在的度的保持，然后又动摇和突破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发生着已与资本主义质的规定性发生剧烈冲突的那些现象的量的积累，这种量的变化加速着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历史性的质的飞跃。这就是《资本论》显示出的深刻革命内容。
㈣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程中矛盾的辨证运动
事物通过它内部所固有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实现事物的发展的规律构成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资本论》是研究现实对象――资本主义形态中对立面的统一斗争的经典式范例。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当作“处于过程中的矛盾”来认识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具特征、最基本、最一般的矛盾，彻底阐明了这一矛盾运动的完全过程。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整个矛盾链条的起始环节，在商品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就如同在胚胎中一样，蕴涵着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发展阶段上变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部可能性，即这种经济的社会性质与它所固有的所有制关系的私人性质之间的矛盾。建立在这一基本矛盾基础上的现实经济运动的直接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对抗，因为商品的二重性变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方面之间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同时发生的是劳动和商品的矛盾转变为社会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为这个矛盾的两极。所有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解决表现为一病态的过程：经济危机用破坏性的方式去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从而导致在更大规模上恢复同样的障碍。以此表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质，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预言，资本主义按其本质所固有的一切矛盾，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人类生活的价值与它的异化之间的矛盾―― 所有这些矛盾都将由共产主义来解决。《资本论》为这个观点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元培. 经济学比较[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2] 吕卫东. 《资本论》研究方法体系的哲学基础――行动中的唯物辩证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3.
[3]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 人民出版社. 197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72.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6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经济危机经济过剩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理论阐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探索,最后在《资本论》中完成。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爆发原因和后果的预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这两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使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形式。迄今为止,经济危机有古典和现代两种表现形式。古典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销毁财富、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1929年的大危机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即政府干预投资和刺激个人消费,实质是推动政府和个人共同消费,以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当下应对“次贷危机”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有化等措施与凯恩斯时期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甚至成效还有下降。这一切显示,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透支消费”,都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都不可能根除生产相对过剩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列宁也曾指出:“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可见,经济危机是一种市场销售危机,一种生产全面过剩的危机。当然,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其实质是一种相对过剩,即相对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的过剩,而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有关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两点结论。
(1)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生产与市场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危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供求规律。”在这里,生产即为供给,市场即为需求。恩格斯也曾说:“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恩格斯作过这样的精辟论述:“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极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对此,斯大林有过一个经典表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经济危机是个历史范畴。根据他的分析,经济危机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历史现象。
(1)在货币产生之前的物物交换的条件下,买和卖的行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同步的,因此,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平衡的,没有什么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货币的产生,经济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也就随之产生。因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使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成两次过程,从而产生买与卖脱节,商品有卖不出去的可能。同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一旦有债务人到期不能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关系不能实现,影响整个信用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然而,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会很快成为现实。原因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所占比重小,即使发生买卖脱节和信用关系破坏,也只波及小商品生产,影响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简单商品经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生产规模小,商品数量有限,供求关系比较稳定,因此不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危机。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生产过剩危机实际上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2)在马克思看来,当人类社会进入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间接的物与物交换阶段(W-等价物-W)时,特别是当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充当一般等价物(W-G-W)之后,情况就发生了质变。这种以G为媒介而进行的商品流通过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不同于直接的产品交换。在这种商品流通过程中,由于G的介入与交换时间和空间的不断扩展,交换内部原有的统一被分裂成买(G-W)和卖(W-G)这两种行为。这两种行为促成使用价值与价值、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这四对商品本身内在矛盾的不断运动、发展甚至激化。这些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商品流通过程中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在空间与时间上出现双重断层,预示着商品流通中可能出现需求与供给的失衡,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国现阶段影响的分析
来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泛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时下已转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影响到我国。我国现在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生产过剩,且有时来势汹汹,人们一时很难理解。那么,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出现的经济过剩现象呢?
1.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述:“生产过剩危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又进一步加大了危机发生的概率。”这就是说,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就存在着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市场疲软现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一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提高,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受到需求的约束,并且这种需求约束力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加剧。
3.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危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还存在较多缺陷,生产过剩危机的可有性不同程度地转化为现实性是完全可能的。对此,我们无需改变社会制度,只要在社会内部通过发展经济、改革体制、完善政策并加强宏观调控等途径就可以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思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VOL3.
[2]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VO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