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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融资的方式范文1
1、配股：配股则是按照一定的配股比例，向原股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配售一定的股票，从而进行融资的行为。
2、增发：增发即“增加发行”的意思，增发分为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两种方式，公开增发的发行对象是所有投资公众，定向增发的对象则是少数特定的投资者。
3、发行可转债：可转债是可以转换成股票的债券，发行可转债，上市公司获得了融资，但也增加了一笔债务，如果有投资者将可转债转换成股票，则意味着上市公司可以不必偿还对应的资金。
（来源：文章屋网 ）
上市融资的方式范文2
[关键词] 债务融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6-0143-04
[作者简介] 陈 岩，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金融中介、企业债务融资。(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可供企业选择的债务融资方式通常有两种：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根据相关理论，企业在作出债务融资决策时通常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融资成本；(2)再谈判收益；(3)信息收益或者信息成本。这些因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综合作用于企业的融资决策。在本文，我们不考虑融资成本和再谈判收益因素，忽略前者是因为：有足够的文献已经证明，与银行贷款相比较，发行企业债券的融资成本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蒋屏(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发行企业债券规模和利率的限制，在我国发行企业债券的融资成本要低于银行贷款。单纯考虑融资成本，企业应该倾向于选择发行企业债券。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企业在作出债务融资选择的时候，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融资成本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忽略后者则是出于迫不得已：再谈判收益取决于项目产生的现金收益、再投资收益率和企业资产清算价值。陈岩(2007)[1]构造了一个企业债务融资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对两种债务融资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证明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再谈判带来的收益越高。在国外的文献中，衡量资产专用性的变量主要是行业虚拟变量，在我国，由于发行企业债券有明确的行业限制，即行业虚拟变量受到控制，所以，我们无法验证资产专用性对企业债务融资选择的影响。
本文试图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决策提供一些经验性的结论。
二、债务融资方式的比较分析
一般情况下，企业债务融资方式主要有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两种，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问题，我们沿用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2]开创的金融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债务融资的两种方式――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视为两种不同的债务融资契约。所谓金融契约理论，是建立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上的，该理论认为金融交易本质上是交易双方就财产权利所作的契约安排，一方将现有的财产权利有条件地转让给另一方，另一方则承诺在未来以约定的方式给予补偿。鉴于此，每一种融资方式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权利契约，而金融活动则是通过各种金融契约来完成的。由不完全契约理论我们知道，金融契约是不完全契约，存在着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因此，企业控制权如何配置至关重要。金融契约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设计最优融资契约，合理配置企业的控制权，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在格鲁斯曼和哈特(中文版，1996)分析企业纵向一体化问题的不完全契约模型中导入财富约束，分析了企业控制权的不同配置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了债务融资契约是与有效的企业控制权相机配置相对应的最优融资契约的结论。
债务融资契约是一种依存于企业收益状态的控制权相机配置机制，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充分有效的企业破产机制。无论何种形式的债务融资契约本质上都是一种依存于企业收益状态的控制权相机配置机制：当企业投资项目产生的现金收益能够确保债权人获得约定的固定收益时，企业的剩余控制权配置给股东或者管理者；当企业投资项目产生的现金收益无法偿还债权人约定的固定收益时，企业的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债权人，由债权人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清算。尽管如此，两种债务融资契约还是存在着重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当债务到期时，初始债务融资契约是否可以再谈判。一般而言，发行企业债券无法进行再谈判，构成了企业的“硬债务(hard debt)”；而银行贷款可以再谈判，相对而言是企业的“软债务(soft debt)”。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贷款的债权人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所以再谈判的成本小；而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的债权人数量众多且分布分散，再谈判的成本很高，甚至几乎是不可能再进行谈判。
根据哈特――穆尔(Hart and Moore，1998)[3]的研究，再谈判具有帕累托效应，可以避免债权人对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进行非效率清算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再谈判收益取决于项目产生的现金收益、再投资收益率和企业资产清算价值，一般而言，资产专用性越高，清算价值越低，所以资产专用性高的企业应该选择银行贷款。根据利兰和拜尔(Leland and Pyle，1977)[4]以及戴蒙德(Diamond，1984)[5]的研究，相对于发行债券而言，银行贷款能够有效地克服搭便车和重复监督的问题，从而节约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带来信息收益，并减少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的问题。所以，那些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比较严重的企业倾向于选择银行贷款。一般说来，小规模、高风险的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高，所以更倾向于选择银行贷款。同时，银行贷款的缺陷在于较高的监督水平，以及由于信息垄断造成的对某一关系银行的过分依赖，所以对于那些有良好资信水平的大企业而言，只有在企业价值被市场严重低估的时候才会选择银行贷款。那些拥有好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潜力的企业(托宾Q值比较高)，不需要外部监督，所以，企业会选择发行企业债券；财务杠杆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银行贷款，这是因为对财务杠杆高的企业而言，新的借款相对风险比较大，管理者更需要银行监督。
总之，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规模大、绩效好、具有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或者有价值的资产、财务杠杆比例比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发行债券融资；而那些资产专用性强、规模小、企业价值低的企业则可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来筹资。
三、研究设计
1.样本筛选
国外研究企业债务融资选择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多(Hoshi et.，1993、Johnson，1997、Krishnaswami et.，1999)[6][7][8]，在国内这却是一个完全空白的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无法排除制度因素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其次是由于发行企业债券的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少，客观上无法满足最小样本容量的要求。本文在做实证研究时，也遇到了这两个问题。债券发行的制度约束导致了经验性(empirical)问题，我们无法解释那些规模大、有较高市场价值、低杠杆、高盈利的企业公开发行债券是自身的选择，还是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才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样本限制在那些拥有相同融资选择的企业上。限制那些有相同选择的样本是避免伪相关的有效方法，但这种方法也有它的缺点，就是有效样本非常有限，以至于很难得出统计推论。
为了限制那些大致上有相似融资选择的企业，我们把总样本限定在那些2000-2004年每年都满足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发债主体要求(包括规模限制、行业限制、盈利水平限制)的上市公司(共429家)。从总样本中，我们分离出那些在2000-2004年有未偿付企业债券的上市公司(共69家)作为样本一。另外，我们把剩下的360家具有发债资格，但是却没有发行企业债券(包括可转债)的企业作为控制样本二，与样本一进行比较。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天相数据库，初选样本包括沪深两市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选取的数据窗口为2000-2004年。在混合样本中剔除数据缺失和特异的观测值，得到样本一(发债企业)观测值个数为106个，样本二(未发债企业)观测值个数为1643个，样本一和样本二共同构成了总样本，总样本包括上市公司429家，观测值1749个。
2.基本假设和变量定义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下面基本假设：那些规模大、绩效好、具有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或者有价值的资产(有较好的成长性)、财务杠杆比例比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发行债券；而那些规模小、企业价值低、成长性不足、杠杆比例高的企业则可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及其定义如下：
(1)企业的市场价值：本文用托宾Q值(TQ=公司总市值/资产重置成本)作为衡量企业市场价值的指标。企业总市值为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价值与公司负债市值之和，由于用股票价格计算非流通股的价值会存在问题，本文用汪辉(2003)[9]等人的研究方法，用每股净资产代替非流通股价格。负债的市场价值用负债的账面价值代替，资产重置成本用公司总资产的账面价值代替。
(2)资产负债率(LEV)：即年度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
(3)长期负债比率(DRA)：年度长期借款与应付债券之和除以企业总资产。
(4)银行贷款占比(LOAN)：年度长期借款与总负债之比。
(5)企业债券占比(BOND)：年度应付债券与总负债之比，其中BOND?叟0。
(6)其他控制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ROE)：年度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净资产收益率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
公司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
国家股比例(PSE)：国家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成长性( DO)：国外用于衡量公司成长性的变量很多，典型的有资本性支出与销售额的比例、研发费用与销售额的比例、折旧费用与销售额的比例、盈利价格比等。由于资本性支出费用、研发费用等数据难以收集，我们采用折旧费用与销售额的比例。
行业虚拟变量(IND)：用行业代码表示；为了控制行业虚拟变量，我们在筛选数据的时候，仅限于发债企业集中的几个行业。包括采掘业(行业代码1)、房地产(行业代码2)、交通运输、仓储(行业代码3)、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与运输(行业代码4)、制造业(仅仅包括制造业中的石油化工业、金属和非金属业，行业代码5)。
3.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我们令因变量为企业的债务融资选择(debt financing choice，DFC)，当企业应付债券(剔除短期融资券和职工内部集资)余额大于零(即企业发行普通企业债券或者可转换债券)时，DFC的取值为1；当企业应付债券余额为零(即没有发行普通企业债券或者可转债时)，DFC的取值为0。我们对总样本建立logistic模型，即样本一因变量取值为1，样本二因变量取值为0。模型的形式为：
DFC=β0+β1TQ+β2LEV+β3ROE+β4SIZE+β5PSE
+β6DO+ε(模型1)
其中：DFC=1(如果BOND>0)，或者 DFC=0(如果BOND=0)。
四、实证分析
表1是总样本、样本一和样本二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上表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债企业(样本一)的托宾Q值大于控制样本(样本二)的托宾Q值，市净率(MRB)却小于控制样本(样本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计算口径的不同。鉴于此，在后面的回归模型中，我们用托宾Q值来衡量公司价值。
表1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三个样本(总样本、样本一和样本二)中银行贷款占比(银行贷款占总负债的比例)的均值和中位数完全一样。如果小数点后保留四位，则有轻微差别。这说明在我国符合发行债券条件的企业有着大致差不多的银行贷款比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发债企业并不会因为发行企业债券而减少银行贷款的占比，也就是说在我国符合发债条件的上市公司中，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的相互替代作用不明显。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推导出来的因素是否真的会对企业债务融资产生影响，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令因变量为企业的债务融资选择(debt financing choice，DFC)，发债企业(样本一)DFC的取值为1，符合条件但是未发债企业(样本二)DFC的取值为0。我们对总样本建立logistic模型，模型的形式为：
DFC=β0+β1TQ+β2LEV+β3ROE+β4SIZE+β5PSE
+β6DO+ε
该模型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通过样本筛选控制住了行业(IND)虚拟变量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价值(TQ)对企业债务融资选择有显著影响(Wald统计量比较大)，规模越大、企业价值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这与我们的理论模型完全吻合。表2还表明国有股比例与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概率成反比。一般认为，国有股比例越高，所有者缺位等现象就可能越严重，企业的成本就会越高，因此，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银行贷款融资。其他的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比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成长性(DO)与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概率成正比，即杠杆越高、盈利能力越强、成长性越佳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融资。后两个变量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与我们的理论模型一致，但是杠杆比例的影响却与理论模型恰恰相反。根据理论模型，杠杆越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银行贷款，这是因为对财务杠杆高的企业而言，新的借款相对风险比较大，管理者更需要银行监督。但是回归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杠杆比例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发行债券。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受可转换债券的影响，在前面的样本选取中我们已经说明由于最小样本容量的限制，在“应付债券”中没有剔出可转换债券。有很多企业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是由于增发门槛的提高，通过条款设计等措施使可转债在短期之内转换成股票。
五、结论与不足
基于上面的实证，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规模大、企业价值高、盈利能力强、成长性佳的企业倾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这与我们的理论模型完全吻合。
2.国有股比例越高，所有者缺位等现象就可能越严重，企业的成本就会越高，因此倾向于选择银行贷款。
3.在我国，杠杆比例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融资，与理论模型恰恰相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受可转换债券的影响，有很多企业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是由于增发门槛的提高，通过条款设计等措施能使可转债在短期之内转换成股票。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
1.由于最小样本容量的限制，样本一(发债企业)中没有剔除可转债，与实际发债企业总体的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
2.由于发债企业大多为非上市公司，所以样本一的观测值仅为106个。而样本二(控制样本)的观测值为1749个，两个样本观测值相差悬殊，导致了logistic回归的拟合程度不理想，从而影响了实证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
参考文献：
[1]陈岩.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比较分析[J].财贸研究，2007，(6).
[2]Aghion，P.and Bolton，P.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59(1992)，473-494.
[3]Hart，O.and Moore，J.Default and Renegotiation ：A Dynamic Model of Deb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3，No.1，Feb.1998，1-41.
[4]Leland.H.E.and Pyle，D.H..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Financial Structure，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Vol.XXXII，No.2，May 1977，371-387.
[5]Diamond，D.W.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4) LI，393-414.
[6]Hoshi，T.，Kashyap，A.and Scharfstein，D.The Choi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Debt：An Analysis of Post―Deregulation Corporate Financing in Japan[R].NBER working paper No.4421，August，1993.
[7]Johnson，S.A.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Debt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Vol.32，No.1，March 1997，47-69.
[8]Krishnaswami，S.，Spindt，P.A.and Subramaniam，V.Information Asymmetry，Monitoring，and the Placement Structure of Corporate Debt[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51，1999，407-434.
上市融资的方式范文3
论文摘要：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以来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而且我国金融市场在2006年底全面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这将导致传统上由四大商业银行独占市场的格局会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而逐渐被打破。本文利用垄断市场以及斯坦克尔伯格模型来分析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对金融市场开放后商业银行的融资环境进行一些阐述，并主要针对上述影响及融资环境的变化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融资策略方法，以应对日益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
一、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
1不良资产比例过高。200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比率首次达到8.6%，但是不良贷款分类中的损失类贷款却为4806.8亿元，比2005年第三季度大幅增长了1064亿元。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就承担大量的政策性贷款，大多贷给了经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最终难以收回；另一方面则与银行的经营管理有关，银行的管理制度尤其是信贷制度还有很大缺陷，导致商业银行在选择客户方面不能严格按照审批制度进行，关系贷款严重。
2金融创新落后，利润来源单一。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由于受国家控制而在金融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导致其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仍然是以存款、贷款、结汇等传统的业务收入为主，金融产品品种非常少，利润来源单一，使其缺乏应有的核心竞争力。
3资本充足率低。2004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7.3%，2005年中国银行业行业研究报告），这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最低标准相差甚远。
二、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开放前后的均衡分析
1金融开放前商业银行的均衡需求量（或产量）以及利润。金融市场开放前，可以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看作是一家超级国有银行，该银行已经完全符合垄断市场的条件，并可以运用垄断市场的模型进行分析。假设该超级国有银行的需求函数取如下线性形式：P=a-Q（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该曲线的斜率为1），且具有不变单位成本C，利用垄断市场下的均衡分析可知，其在垄断金融市场的最优产量和均衡利润为：maxπ=Q(a-Q-C)，求关于Q一阶倒数，可以得到该银行的最优需求量为，均衡价格为P=a-1/2(a-c)=1/2(a+c) ，均衡利润为这个利润就是国有银行在金融市场垄断条件下获得的均衡利润。由以上推导可以看出，在a>c的情况下，国有银行的利润总是为正的。在这种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是不用担心融资方面问题的，因为每年单居民储蓄存款就达好几万亿。
2金融市场开放后商业银行的均衡需求量以及利润。在金融市场刚刚开放阶段，虽然外资金融机构有资金或是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但毕竟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地缘方面、与政府关系方面或是客户关系方面都面临很大的劣势，尤其是国有银行虽然市场地位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有所增强，但政府的隐含担保支持以及一些优惠政策，或对一些外资银行制定限制性措施，使得国有银行在开放之初的金融市场仍占主导地位。我们利用博弈论中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进行分析。
在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所以其会首先选择市场份额q1>0&，外资银行观测到q1以后才对自己的市场份额q2>0作出选择。因此，这是一种信息动态博弈过程。
三、金融市场开放后商业银行融资环境分析
由以上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开放前后的均衡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虽然国有商业银行仍占有主导地位，但必须是在具备“先动优势”的前提下才获得与垄断时候一样的需求量，而利润会要比金融市场开放前的利润低。面对外资银行的进入，商业银行有必要拓宽其融资渠道以占有应有的市场份额。而金融市场开放后商业银行面临的融资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传统的融资市场不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融资需要。我国商业银行融资市场主要是由存款市场、同业间借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组成。但是这三种融资市场现在的运行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存款市场虽然仍是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融资方式，但是其市场竞争已趋于白热化程度，尤其是随着我国股改的顺利完成以及在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下，很多机构甚至中小储户都把原先的银行储蓄投到了证券市场，这说明目前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居民存款，商业银行现在面临变化着而不再稳定的资金来源；同业拆借市场于1993年1月3日开始运行以后，确实解决了商业银行间短期融资的一些需要，但由于融资成本以及管理成本偏高，并且无法满足银行长期发展的需要，所以商业银行也不能经常在此市场上进行融资；债券市场虽有所发展，但可交易的尤其面向供中小投资者的金融品种较少，导致债券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失衡，远不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融资需要。在这种格局A反映在微观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A就表现为银行负债结构单一、融资渠道偏窄，无法分散其经营风险，一旦出现经营流动性问题，很容易引起市场恐慌甚至发生挤兑风潮。
2外资银行的进入，直接在金融市场与商业银行进行资金的竞争，融资环境相对恶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分支机构的扩张自中国加入WTO以后就明显加速，在上海，截至2005年3月末，外资银行的各项外汇贷款余额首次超过中资银行，如果以总资产而论，则外资银行的资产已占上海银行业的12%，在深圳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说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尤其是在2006年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后，外资银行会利用在外汇业务、中间业务、国际结算等方面的优势，直接与商业银行在资金上进行竞争。同时外资银行信誉好、资金充足、服务和管理相对完善等因素，也使得商业银行在一开始就可能在资金竞争方面处于劣势。加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如果在金融市场资金的竞争上劣于外资银行，那么商业银行很可能面临经营上的困境，严重者还会出现流动性危机。
3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以及利率市场化的顺利实现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是一国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等于拆除了能抵御国际投机的“防火墙”，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国际环境中，很容易引起投机分子的借机炒作。如果我国银行没有多方面的融资渠道，没有很好的抵御外来风险的措施，那么很可能会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覆辙。同时，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利率由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和需求决定。在全面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尤其是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后，谁拥有资金上的优势，谁就可能主导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谁就能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处于优势地位。但资金的来源不能单靠政府提供，因为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这就要求商业银行要拓展其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手段。
四、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及策略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要想在融资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处于不败之地，首先要拓宽其融资渠道，保持资金上的优势，从而才能更好地发挥地域优势，以适应开放后的激烈竞争。
1国家政策性注资。虽然我国正在积极推行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但四大商业银行在性质上仍归国家所有，所以国家是有责任帮助其进行坏账剥离或资产重组等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融资安排，2005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由2004年底的13.2%降到8.8%，主要原因是国家为其核销了大约7000亿的不良贷款。可是随着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其市场地位正逐步加强，单纯靠国家注资的行为也将越来越少。所以国家政策性注资虽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融资渠道，但商业银行还必须积极寻求其他的融资途径，以摆脱融资渠道太过单一的窘境。
2商业银行要加快股份制改革进程，进行上市融资。这是增强商业银行独立市场地位的最好方法，也是商业银行进行融资很重要的方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号为“0939”）于2005年10月27日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国务院决定实施国有独资银行改革以后，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备受海内外投资人士的关注。建行上市招股面向全球发售264.86亿股H股，发行比例为12%国际配售244.99亿股，发行总金额约为622亿港元。建行的成功上市融资为其他国有银行的上市融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006年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也都分别成功地在香港和内地上市。随后还有一些国有银行将陆续排队上市融资，这说明我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已注意到上市融资的好处，并开始主动采取股份制改革的方法来积极应对新的发展需要，同时享受在市场经济中进行上市融资的机会和好处。
3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国外战略投资者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引入战略投资者，可以优化国内银行业机构的股权结构，改变国家股一股独大的僵化局面，还可以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产品，增强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引入国际知名的股东，还能提升国内银行业在国际上的市场形象，增加国内银行海外上市与融资的能力，提升国有银行本身的价值。建行上市之初，首先完成了与美国银行和淡马锡的股份首次交割，交割完成后，美国银行和淡马锡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建设银行9.0%和5.1%的股份；工商银行上市之初，于2005年的9月份与美国高盛集团牵头的投资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协议投资团将斥资35亿至40亿收购工商银行10%的股份；而在中行上市之初，2005年8月18日，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签署了战略性的投资协议，根据协议规定，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支付16亿美元认购中国银行5.16%的股份，而投资银行美林和香港富豪李嘉诚将共同出资15亿美元认购该行4.84%的股份，同时淡马锡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将投资31亿美元收购其另外10%的股份。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引进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国际有名的投资者，对拓宽我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以及提高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都很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资相结合的方式。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不仅要实行“引进来”的战略，还要积极利用加入WTO的机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到国外的金融市场上去进行融资。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资银行海外资产总额已达到1638.55亿美元。但中资境外金融机构大多设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真正走向欧美日等发达地区的实际并不多，而且没有形成跨国经营的网络，业务品种也比较单一，严重制约了中资金融机构向纵深方向发展。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强海外市场和业务的拓展，增加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的融资力度。在国内市场要加大金融债券的创新，发展适合中小投资者的金融债券品种。中国银行于2004年7月7日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总额为100亿美元的10年期固定利率发行人可赎回债券，这是我国金融市场一项很重要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的此举以及随后发行的数百亿的次级债券为补充附属资本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直接提高了其资本充足率，也为中行上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行国际债券从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西方很多投资机构对我国经济长期看好，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如果商业银行能在国际融资市场上发行国际债券如欧洲债券或是以人民币标价的债券，那么其融资量将是不容忽视的，且其稳定性要远远高于国内的资金市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2年在日本发行了第一笔外国债券，从此我国的金融机构便先后在伦敦、香港、法兰克福等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了以日元、美元、马克为币种的金融债券，但总体融资规模比较小，融资的品种也不多，国际债券市场融资方式还有待完善。如果能很好地完善和发展国际融资市场，那么对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以及对我国利率的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都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5国有商业银行还可以适时吸引民营资本。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已经凸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直接带来了民营资本的壮大，而且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值得国有商业银行学习和借鉴的。吸纳民营企业入股，一方面，银行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通过引入民间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把经营规模做大。另一方面，四大商业银行现有股东以国有背景居多，股权结构不利于其灵活运作，而引入民间资本，可以借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尤其是民营资本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可以利用民营企业家的优势识别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进行信贷，一方面增加了利润来源，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6推出资产证券化品种，变暂时不流动的资产为流动资产，可以满足商业银行的短期融资需要。我国首只资产证券化项目是国家开发银行2005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它是以人民币标价、以长期贷款资产组合为支持的债权资产证券产品，贷款资产合计42亿人民币。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品种的推出在我国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所以商业银行应该根据本机构的特点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设计经验，将那些具有可预见现金流的资产打包，以证券的形式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发售。这一方面增加银行的融资渠道，促进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变，提高了其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可以改善银行的信贷期限结构，分散信用风险，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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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融资的方式范文4
一、DEA模型基本原理及其有效性判定
（一）DEA基本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
nalysis，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mes等（1978）提出，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它把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效率推广到多输入、多输出同类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s，DMU）的有效性评价中，极大地丰富了微观经济中的生产函数理论及其应用技术，同时在避免主观因素、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优越性。从经济学中的生产有效性分析角度看，该模型是用来评价具有多输入特别是多输出的决策单元同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的十分理想且卓有成效的模型和方法。DEA从最有利于决策单元的角度进行评价，注重对每一个决策单元的优化，能够指出有关指标的调整方向。
（二）DEA模型有效性判定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简称DMU），每个决策单元都有m种类型“输入”（表示该决策单元对“资源”的耗费）以及s种类型“输出”（表示该决策单元在消耗了“资源”之后表明“成效”的指标）。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输入的投入量；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输出的产出量；VI表示第I种输入的权重；UR表示对第R种输出的权重，其中，I=1，2，3，…，m；r=1，2，3，…，S。记投入可以表示为：XJ=（X1J，X2J，XMJ）T，（J=1，2，…，n）；记产出可以表示为：YJ=（Y1J，Y2J，YSJ）T，（J=l，2，…，n）；设投入、产出指标的权向量分别为：V=（V1，V2，Vm）T，U=U1，U2，US）T。第j0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优化评价模型为：
有效性判定：（1）若θ*=1，则决策单元为J0弱DEA有效；（2）若θ*=1，且松驰变量s-=0，剩余变量s+=0，则决策单J0元为DEA有效；（3）若θ*≠1，则为DEA无效。
二、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效率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的样本是2010年沪深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榜排名前20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即1万科、2保利地产、3金地集团、4招商地产、5金融街、6嘉凯城、7首开股份、8新城地产、9陆家嘴、10新湖中宝、11北辰实业、12中华企业、13滨江集团、14华发股份、15荣盛发展、16浙江广夏、17北京城建、18信达地产、19苏宁环球、20亿城股份。因为2010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排行榜的资料来源于沪深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大陆在港房地产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半年报和各季季报，所以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2009年的以上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年报。
（二）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是从筹资效率和资金配置效率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从各主要影响因素选取其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投入指标：（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2）企业的负债率，即财务杠杆系数，反映企业的相对规模；（3）主营业务成本，它反映的是房地产企业资产运用与配置的能力。产出指标：（1）总资产周转率，即企业在一定时期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同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它反映的是企业营运能力；（2）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反映的企业的偿债能力；（3）营业利润率，即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率，反映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
（三）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选取的指标数据中，有的数据为负值，并且存在着不同量纲，无法用DEA模型直接求解，，所以首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令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DEAP2.1版本进行运算，得到融资效率结果如表1所示；2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情况如表2所示；2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情况如表3所示。
（五）研究结论 根据运算结果可知，在这2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中，技术效率达到DEA有效的公司有9个，所占比率为45%，但达到纯技术效率DEA有效的公司有11个，所占比率为55%，说明我国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纯技术效率相对高，而技术效率相对低。同时根据这2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来看，9家公司规模报酬不变，为DEA有效，而11家公司为非有效，其中10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苏宁环宇这1家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这也表明我国大多数房地产公司规模偏大，资源和资金的运用都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这也是困扰我国房地产公司的一大难题。
由结果处理分析得知，这2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43，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94，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0.934，即技术效率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冗余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融资效率影响大小。负债率是影响我国房地产公司融资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效率为DEA无效，融资效率低。融资效率为DEA无效表明我国有很多房地产上市公司不能有效的筹集到资金或者资金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这不仅造成了资金的浪费，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而且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高低不能代表公司的融资效率高低。综合实力排名前三的的公司融资效率不高，未能达到DEA有效，而排名4、5、6和相对靠后的16、17、18、20的公司却达到DEA有效，说明了公司的综合实力高低不能代表公司的融资效率高低。我国的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偏高，是导致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2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其中有9家是因为负债率偏高导致了房地产企业融资效率的DEA无效。
（二）建议 在宏观方面，国家应该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当前由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为了控制房价，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导致当前的融资环境尤为紧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融资成本增加。因此从房地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国家应该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其融资效率；在微观方面，房地产企业应该把负债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上市融资的方式范文5
关键词：新疆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股权再融资；债权再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18日
一、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定义
一般将上市公司再融资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再融资是指上市公司在其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再着眼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不确定的投资机会，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筹集所需资金的行为。广义的再融资是指企业成立之后所有可以筹集所需资金的手段，包括企业内部留存收益融资、银行贷款融资、首次上市发行股票和增发、配股融资、发行可转换债券及企业债券融资等。
本文所涉及的再融资是特指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再融资，是相对于首次公开股票发行而言的。除了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首次公开发行新股融资，其他的从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行为都成为再融资，一般包括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可转债券和发行公司债券。因此，再融资实际上包含了股权再融资和债权再融资两类。股权再融资包括配股和增发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双重特征，本文将其归入股权再融资；债权融资主要包括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交换债以及可分离可转债等。
二、新疆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特征表现
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强劲势头的带动下，新疆上市公司规模正逐渐扩大，截至2013年12月31日数量已增至39家。总体上看，新疆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比较广泛，农林毛纺、食品饮料、商贸、建材及房地产、能源化工等不同行业都有新疆上市公司分布；从资产规模来看，新疆上市公司资产的总体规模较大，总体经营业绩攀升、盈利质量稳步提高。自1996年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78）通过配股进行筹资之后，新疆各家上市公司通过不同再融资方式，加快项目实施进度，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不同的资产规模下，新疆上市公司选择的再融资的方式也不同。
（一）再融资启动时间较迟。无论是股权再融资还是债权再融资，新疆上市公司均迟于内地其他上市公司。从股权再融资的各种方式来看新疆上市公司均迟于内地其他上市公司。新疆最早实施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是友好集团（600778），其在1996年才开始启动实施配股，而深市的万科公司（000002）于1991年最早实施配股，新疆迟启动5年。新疆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是在2009年启动于中葡股份（600084），而沪市的飞乐音响（600651）于1991年8月就实施公开增发新股进行再融资，新疆的上市公司迟启动18年。新疆上市公司实施定向增发在2003年启动于冠农股份（600251），而沪市的东软集团（600718）于1999年12月16日向证券投资基金定向增发 1，500万股股票，新疆的启动时间迟了4年。
从债权再融资的方式来看新疆上市公司也迟于其他上市公司。我国2007年8月启动公司债权再融资方式，新疆上市公司在2009年开始启用公司债券方式，最早是广汇能源（600256）在2009年才开始发行公司债券，在最近三年才开始发行公司债券，与沪深市场相比晚2年实施。
（二）多采用股权再融资方式。截至2012年12月31日，新疆上市公司中使用债权再融资方式的公司仅有8家，占新疆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约20%，其余30多家上市公司从没使用任何债权再融资方式。实施股权再融资的有26家上市公司，共实施39次股权再融资，其中，实施配股共14次，公开增发股票4次，定向增发股票21次。在39次的股权再融资活动中，特变电工共实施过4次股权再融资；美克股份和天山股份分别实施过3次股权再融资；有6家上市公司实施过2次股权再融资；有17家上市公司实施过1次股权再融资。到2012年12月份，新疆上市公司选择配股方式、增发方式共增发股票约42亿股，再融资的到账资金总额达到625.46亿元。其中，配股股票 6，755.19万股，配股融资总额为653，173.98万元；公开增发股票71，651.95万股，融资总额为713，854.08万元；定向增发股票279，791.35万股，融资总额为4，887，580.91万元。
（三）定向增发新股是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截至2012年底，新疆上市公司采用三种股权再融资方式的融资规模差异很大。采用公开增发再融资仅有北路新桥（002307）、中葡股份（600084）、美克股份（600337）、特变电工（600089）四家公司，融资总额为71.39亿元。新疆上市公司中有11家进行配股，筹到的资金为65.32亿元，与公开增发新股的再融资规模相当。这两种方式的融资总额远远低于定向增发所筹集的488.76亿元，其融资次数也低于定向增发新股，显然定向增发已经成为新疆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权再融资方式。
三、新疆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新疆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上述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疆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1、启用时间严重滞后。无论是股权再融资方式还是债权再融资方式，启用时间严重滞后。比较典型的表现是新疆上市公司公开增发再融资方式比沪市其他公司启动滞后了18年的时间，配股再融资方式比深市启动延后了5年的时间。
2、实施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过度集中。实施过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过分集中，部分上市公司没有运用过再融资方式。比较典型的表现是截至2012年12月，新疆39家上市公司中有30家上市公司从未使用过任何形式的债权再融资，有12家从没有实施过任何形式的股权再融资。新疆上市公司中有约1/3的上市公司，即12家从未实施过任何形式的股权再融资，没有一家进行可转换债券进行再融资。
3、对债权再融资方式利用不充分。上市公司一直以来偏重股权再融资方式的使用，而忽视采用债权再融资方式。比较典型的表现是截至2012年底，新疆所有上市公司都没有发行过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以及可分离可转债等。
（二）原因分析
1、对再融资方式的使用存在认识偏差。我国上市公司本就有重股权轻债权再融资方式的现象，2005年《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颁布，以及2006年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之后，在我国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2007年《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使上市公司的债券发行环境更为宽松，上市公司可以用市场化方式通过发行各种债券募集所需债券资金。但是新疆大多数上市公司对债权融资在认识上有所不足，在此背景下，1991年至2009年期间，新疆上市公司没有任何公司采用过债权再融资方式，2009年之后，新疆上市公司采用债权再融资方式的公司才开始增多。重股权再融资轻债权再融资，可交换债以及可分离可转债发行的空白现状，都与此有一定关系。
2、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制度环境，对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金融资源的稀缺性无形中又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这又进一步制约了新疆上市公司的融资环境。而受地缘的不利影响，资本市场发展迟缓，融资方式不丰富，能够指导上市公司成功运用新的融资方式的中介服务机构及相关专业人士匮乏，缺乏高水准财务管理人才，创新意识淡薄，阻碍了新疆上市公司对各种再融资方式的灵活应用。
3、再融资方式条件的制约。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权再融资与债权再融资方式其发行的条件存在差别，而这些差别成为了上市公司选择再融资方式的主要依据。上市公司若要实施配股，必须满足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并且要求近三年有现金分红；实施增发新股的条件是要求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且最近1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也需要符合近三年有现金分红；实施可转换公司债权的条件是：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且最近3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并且对于现金分红的要求比配股、增发要严格，即最近三年特别是近一年必须有现金分红，否则不能发行可转债；发行公司债券则要求更加严格：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够发行公司债券，公司债券的发行必须经过信用评级，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需要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正是由于再融资方式的严格制约，新疆上市公司采用的再融资方式较为单一。
4、新疆上市公司自身实力不强。我国对再融资方式的募资条件规定比较严格，尤其是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达到6%的硬性规定，限制了没有达到这一指标要求的新疆上市公司对公开增发再融资方式的使用。新疆上市公司启用再融资方式时间严重滞后以及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运用过再融资方式，大多与此有关。
四、完善新疆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建议
（一）统一认识，梳理政策法规，把握上市公司再融资发展方向。应当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对扩大企业再融资规模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再融资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为企业扩大融资规模、改善融资结构、分散融资风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以及满足新疆上市公司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等方面，同时还体现在上市公司再融资能促进企业发展，进而增加新疆地方税收以及就业等方面。新疆上市公司再融资是在国家现行法律制度、政策框架下进行的，宏观政策环境是影响新疆上市公司股权和债券再融资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及时梳理政策法规，把握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债券等等再融资的发展方向。
（二）提高新疆上市公司经营水平，提高效益。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条件之一是企业不断创造的利润。盈利能力差的公司会受到再融资的限制。目前，新疆上市公司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建议有关部门认真分析研究，督促各公司审视自身的优劣势，不断提高经营水平。只要新疆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国家援疆的优惠政策、依托新疆的资源优势、凭借其良好的质地，抢抓机遇，加速发展，努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公司业绩就会得到提升，从而为内源融资其再融资提供资金及条件上的保证。
（三）各公司量体选择适合自身的融资方式。新疆上市公司有不同的行业分布，不同类型的公司需要的资金是不一样的，要引导各公司根据市场变化，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再融资方式。那些高风险的公司需要资本性的资金投入，针对这种情况，公司可以选择配股和增发新股等股权再融资的方式。已经处于稳定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企业最多只能得到稳定的收益，可选择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交换债以及可分离可转债等债权再融资方式。目前，还应注意由于短期融资券对上市公司的信用等级有较高要求，而且审批、承销环节非常严格，一般只适合于大型上市公司的大额融资，无法满足中型上市公司的融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吕萍.上市公司再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决策建议初探[J].企业导报，2013.4.
[2]曹洪香等.河南省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现状及特征分析[J].区域经济，2013.15.
上市融资的方式范文6
关键词：投资；内部融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股权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 08-0038-06
一、引言
自从信息经济学产生以后，新古典派的投资理论以理论为依据，阐明了内部资金与外部资金成本的差异。而Myers and Majluf(1984)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此后，许多学者开始以投资理论和融资顺序理论为依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企业投资和融资的关系。Bernanke and Gertler(1989)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外部资金的获得相对于企业内部资金而言具有更高的成本，而外部资金与内部资金成本的差异被认为是外部融资的成本。外部融资的成本与融资企业的净财富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如果企业的净财富水平提高，则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就会下降，从而企业投资水平将会提高；相反，企业的投资支出则会减少。
Fazzari，Hubbard and Petersen(1988)利用美国制造业的财务数据，对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资金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验证了投资支出受到企业内部资金的约束。Hoshi，Kashyap and Scharfstein(1991)、Chapman，Junor and Stegman(1996)、冯巍(2002)等利用不同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了检验，其结果都表明企业投资受到融资约束。这些研究都将现金流量作为内部资金的变量，通过分析现金流量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来检验企业投资受资金约束的程度。尽管现金流量可以被看作是内部资金，然而该变量也可作为企业投资机会或者企业收益的变量。用因此，内部资金对投资支出的显著影响也可能反映了投资机会或企业收益引起的投资变动，并不能说明一定存在融资约束问题。
鉴于上述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Gilchrist andHimmelberg(1995)、郭丽虹(2004)等从现金流量反映企业预期收益这一角度，分析了投资支出与内部资金的关系，并且验证了两者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可以认为企业的投资机会或企业收益越高，其内部资金量就越丰富，企业投资水平就越高。
然而，现有的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投资与内部资金的关系，很少涉及到其他融资方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Kalecki(1937)在其投资理论中不仅考虑到实物因素，还考虑到金融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即企业的投资支出不仅依赖于内部资金量，还依赖于外部融资能力。但他强调，内部资金和外部资金作为投资资金来源并不是无差别的。具体地说，外部资金成本高于内部资金成本，而且资本成本随负债的增加而增大。同时，企业的自有资金越多，越有可能从外部筹集资金，因此内部融资比外部融资更具有优先性。那么在中国，内部资金和外部资金等不同融资方式的利用是否会对企业投资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特殊股权结构特征，在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各种融资方式与投资的关系是否又会不同?造成它们之间关系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将内部融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以及股权融资等不同融资方式引人到投资模型，以检验各种融资方式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并据此分析中国企业的融资选择偏好以及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条件对其投资行为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同时，由于股权结构与企业的财务决策和融资方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还根据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性质，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两类，以检验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两种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所选择的融资方式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是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并揭示出不同的股权结构是否成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选择融资渠道的制度性因素。
二、样本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1998年至2003年深沪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样本中并不包括金融类公司。另外，由于部分数据缺乏而剔除一些样本，最后剩下1078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天相数据库和wind资讯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企业的融资方式引进投资模型，以检验融资方式是否对企业的投资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运用横截面分析和面板(panel)分析两种方法，分别考察内部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以及股权融资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如果能够确认融资变量对企业投资的显著性，那么就可以验证融资方式与企业投资支出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而且可以解释在资本市场中，企业融资条件的变化，通过企业投资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当企业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时，企业净财富水平的增加将减少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降低外部融资的资金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投资水平的提高。因此，企业内部融资相对于外部融资而言可能给投资水平带来更大的影响。根据Kalecki的投资理论，我们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其中：Iit用i公司在t期的固定资产增加额与折旧之和表示；k为资本存量，用期初固定资产余额表示；CFit,是i公司在t期的内部资金，用留存收益与折旧之和表示；SDEBTit用i公司在t期的短期借款的增加额表示；LDEBTit用i公司在t期的长期借款的增加额表示：SHAREit为i公司在t期的新股发行融资额。为了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利用资本存量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另外，内部资金既是企业未来还本付息和支付股利的保证，又可以用来反映企业的投资机会或者企业的预期收益，因此在本文的投资模型中并没有引进代表企业投资机会的Q变量。
下面我们将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检验融资方式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融资结构上各有不同的特征，尤其在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中，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的融资方式可能会对企业投资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不只是分析融资方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还分析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各种融资方式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横截面分析
关于企业投资与融资的关系，利用横截面分析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内部融资与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2002年外，其余样本期间的内部融资参数的显著性水平都是5％或1％，大部分的估计值都大于外部融资的参数估计值。这表明与外部融资相比，内部融资对企业投资支出产生的影响更大。
内部融资主要来源于企业留存收益，即企业利润中支付股利后的剩余部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由原来优质的国有企业演变而来，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因而有能力积累内部资金来提高投资水平。另一方面，我国投资者普遍存在投机心理，从而产生对资本利得的偏好；而内部人也具有强烈的圈钱动机，使得上市公司即使有盈利也要打着“长远发展”的幌子，将利润留在企业。同时，2001年以前的法规没有对支付现金股利进行明确规定，这使得上市公司只支付较少的现金股利或不支付现金股利，而将绝大部分利润留存在企业内部用于再投资。尽管自2001年起，现金股利的支付已成为上市公司获得新股发行的条件，实施现金股利支付政策的公司有所增加，但由于未对现金股利支付率作出明确规定，实际上分红派现的比例和绝对额都较低，上市公司的大部分留存收益仍被留作自由现金流量，以增加其内部资金量。因此，低成本的内部资金的积累就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
在外部融资方式中，除1999年外，其余年份的短期借款的参数都是显著性的正值；长期借款的参数都具有显著性，但部分符号与预期的相反；股权融资的参数在2000年、2002年以及2003年都出现显著性的正值。从各种外部融资的参数估计值可以判断，短期借款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最后才是长期借款。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外部融资关系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企业筹资的目的是为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当企业自身的积累资金难以达到目的时，企业必须进行外部融资。由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具有企业规模大、固定资产多等特点；企业规模越大，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越低，因而更容易获得贷款。同时，可用于担保的资产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负债。但由于长期贷款风险较高，使得金融机构并不偏好长期贷款。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的功能尚未完善，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资金运用并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而且长期贷款的资金成本也高于短期贷款，因而中国企业可能会借新债还旧债，或者利用短期借款进行长期项目投资，达到以低成本的短期借款替代高成本的长期借款的目的，从而摆脱长期债务资金的“硬约束”。
(2)上市公司在利用长期资金来满足投资需求时，主要是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证券发行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在中国特殊的证券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委托关系。由于大股东实际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运营，中小股东投入上市公司的资金实际上也就交给了大股东经营，中小股东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同时，公司对股东没有还本付息的义务，没有支付股利的“硬约束”，而股票的发行成本也低于长期借款。因此在不考虑支付股利的情况下，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相反，进行债务融资到期必须还本付息，这种“硬约束”就导致企业经营者宁可放弃享受债务融资的税减好处。
(3)上市公司还可能变更权益资金投向，即利用权益资金偿还债务资金，或者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从而导致股权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小于短期借款产生的影响。
(二)不同股权模式下企业投资支出与融资方式的关系：横截面分析
从中国上市公司总体融资行为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来看，内部融资与企业投资水平的相关关系最显著，短期借款次之，其后是股权融资，最后才是长期借款。然而，由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的融资方式和财务决策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根据第一大股东持股性质将所有的样本企业划分为751家国有上市公司和327家民营上市公司，以验证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两种不同的股权结构是否会导致其融资选择出现差异性，以及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否会对企业投资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两种不同股权模式下，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与融资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2、表3所示。从表2和表3的实证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1)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内部融资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而且在国有上市公司，内部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相对于外部融资带来的影响更大；而在民营上市公司，外部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更大一些。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国有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历史上沉淀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同时，由于享受国家的政策扶持，利润比较稳定，有足够的内部融资来源――折旧和留存收益，而内部资金的积累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的增加。然而，民营上市公司受限于原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折旧所占比例很低，因而缺乏足够的内部资金量来保证投资的进行。
另外，现金股利的支付也会影响内部资金的积累。在国有上市公司，由于“所有者缺位”产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而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缺乏相互制约，使得超额的特权消费现象较严重，因而具有决策权的国有股大股东并未通过股利分配政策来实现其合理的收人。也就是说，国有上市公司很少支付现金股利，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留存收益。然而在民营上市公司，持有非流通股的大股东却偏爱现金股利收入，从而减少了民营上市公司内部资金的积累。而且，民营上市公司主要是“买壳上市”，那么在上市之后其积累的资金可能会被耗尽，因而导致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更多地依赖于外部融资。
(2)在外部融资方式中，短期借款对投资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次之，然后是长期借款。尤其在民营上市公司，这种倾向非常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所选的样本期间正值民营企业享受政策优惠大量获准上市，故而大量的股权融资缓解了民营上市公司投资资金的压力，从而增加了其投资支出。相反，国有上市公司可能随意变更权益资金用途，即将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用于偿还长期借款，或者将权益资金存入银行以及购买有价证券，或者将资金借给其他关联企业等等，因而导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甚小。此外，在样本期间，国有上市公司新发或增发股票相对较少，尤其是2001年更少，这也可能影响了实证结果。
(3)在债务融资方式中，短期借款对投资的影响大于长期借款，这表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不喜欢长期债务的硬约束。而且，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在民营上市公司，短期借款对投资产生的影响更
大。这是因为民营上市公司大多处于发展初期，投资机会较多，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资金约束，使得其发展受到限制。随着融资限制的缓和，民营上市公司开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外部资源以求尽快发展。然而，资本市场上融资规模的限制使得其资金需求依然得不到满足，那么，短期债务融资自然也成为其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因此，短期借款的增加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
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债务融资会带来财务风险，到期必须还本付息也增加了经营者的压力，特别是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因此，为了避免长期借款所带来的经营和还贷压力，即使进行债务融资，也会尽量选择短期债务融资。
(三)对企业投资与融资关系的面板(panel)分析
以上是对全体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进行的横截面分析。虽然横截面分析可以反映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行为的逐年变化，但其检验结果存在不稳定问题。实际上，以上各年的检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对问题的解释力也就有所下降。为此，我们再利用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投资支出与各种融资方式的关系进行检验。
从表4的面板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全体上市公司而言，内部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最大，股权融资和短期借款产生的影响次之，而长期借款对投资的影响却是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实证结果与前面的横截面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内部融资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大于外部融资，同时，企业内部资金的增加可以促进投资项目的进行。为此，中国企业应该努力增强盈利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为好的项目提供良好的融资条件，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与全体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大致相同。不过，内部融资的影响更显著，同时股权融资的影响稍大于短期借款。而在民营上市公司，外部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大于内部融资；短期借款的影响要大于长期借款，但是长期借款对投资的影响却大于股权融资。总体来看，面板分析的结果验证了横截面分析的稳健性。由此我们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资金积累能力远远超过了民营上市公司。但是，资金积累能力是受固定资产的影响还是现金股利支付的影响这一问题，有待于我们下面的检验。另外，就外部融资产生的影响而言，国有上市公司似乎在逃避债务资金，尤其是长期债务资金的硬约束；而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民营上市公司，由于资金的大量需求，再加上缺少内部资金积累，所以仍然利用了大量的短期和长期债务资金来进行项目的投资。
(四)企业收益对投资支出的影响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利润稳定，且很少支付现金股利，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留存收益可用于扩大投资支出。而民营上市公司通过“买壳上市”，耗费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又由于控股股东偏爱现金股利收入，从而大大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在投资时对内部资金的依赖性。为了确认以上观点，我们还将内部资金划分为留存收益和折旧两部分，分别检验它们对投资支出的影响。通过利用面板数据和横截面数据进行的两种实证分析表明，在国有上市公司，留存收益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大于折旧的影响，这说明稳定的利润和较少的现金股利支付，使得国有上市公司形成了大量的留存收益，从而对促进投资支出起到了很大作用。相反，在民营上市公司，留存收益和折旧对投资的影响虽然得到了确认，但很难断定哪个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因而不能绝对地认为民营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和“买壳上市”减少了其自有资金的积累，从而减少了其投资支出。
(五)融资方式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
在对固定资产投资与融资关系的分析中，我们提出了一种解释，即中国的上市公司可能会随意变更权益资金投向。为了检验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并增强前面实证结果的解释能力，我们还将金融资产投资(即对现金、存款、有价证券的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内部融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以及股权融资作为解释变量，对金融资产投资与各种融资方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主要目的是检验股权融资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是否大于其他的融资方式，并据此判断中国上市公司是否改变了权益资金的投向。实证结果表明，在全体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中，股权融资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明显大于其他的融资方式，而且在国有上市公司，这种影响最为显著；而在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影响最小。这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确实存在随意变更权益资金用途的问题，所以导致其股权融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非常小。
四、结论
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Kalecki的投资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与融资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在利用融资方式时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还比较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之间融资方式对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内部资金量对投资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其中，在国有上市公司，内部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相对于外部融资产生的影响更大；而在民营上市公司，外部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更大一些。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多的固定资产，而且，国有上市公司具有不支付现金股利或支付很少现金股利的倾向，从而保证了稳定的内部资金来源，因而内部融资对扩大企业投资支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