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经济消费报告范文1
关键词：遗产税；必要性；可能性；税收正义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6-0067-06
尽管建国后进行了若干次税收改革，但都没有直接涉及到遗产税的开征，即使2004年讨论了遗产税征收的草案，也仍然没有实际开征。我们认为，即使不立即征收遗产税，也必须认可遗产税在财富分配维度上的公平价值，各种具体的原因――财产登记制度未完全建立、遗产税信息上的不对称以及财产核算制度未建立――并不能成为阻碍遗产税开征的充分理由，完全可以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同步完善相应的制度。故此，当前中国已具备了征收遗产税的环境，并有必要开征遗产税。
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1979―2007年，中国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8%，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 473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32 801亿美元；1978年中国人均GNI只有190美元，2001年突破1 000美元，2007年又迈上新的台阶，达到2 360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1倍。①根据国内学者王祖祥等对国家收入分配的计算，认为在1995年至2004年，农村收入与城镇收入之间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财富被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36上升到2004年的0.44，远远越过了警戒水平0.4。在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中，二者在财富占有上的比例逐年扩大，人口份额5%的高收入层所拥有的总收入的份额由1995年的14.52%上升到2004年的20.37%，人口份额为10%的高收入层所拥有的总收入的份额由1995年的24.78%上升到2004年的32.12%。在2004年，人口份额为20%的高收入阶层拥有近50%的总收入。而这些年中低收入阶层所拥有的收入份额则持续下降，人口份额10%的低收入层所拥有的收入份额由1995年的2.34%下降到2004年的1.68%，人口份额为20%的低收入层所拥有的收入份额由1995年的6.13%下降到2004年的4.66%，2004年中人口份额为50%的低收入阶层只拥有大约20%的总收入。而且，除1996年外的任何年份中，人口份额为50%的低收入层所拥有的收入都没有超过25%。在1995年，高收入端10%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是低收入端10%群体的10.59倍，到2004年时，这一数字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了19.12倍。②
依据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现状，0.4以上就表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合理，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矫正，税收就是一种有效的财富调整手段，诸如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超额累进税在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方面有一定的效果，然而，拥有巨额财富的群体往往不是以流通的货币财富来衡量，而更多地是包括他们拥有的固定资产与流通资产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以流转税的形式抑制这部分人的财富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课征的群体范围很广，并不会对巨富者有特别突出的抑制作用，并且这些税种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缺乏调整财富公平分配的突出价值，从代际关系来说，它们偏向财富在当代群体之间的有序流动，并不关心后代在财富拥有上的起点公平。因此，应当寻找更有效的税种来调整财富的公平分配，遗产税就是一种以调整财富公平分配为目的的税种。
二、现行税制在调节财富分配正义上的不足
正义的税收应当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公平包括两个向度，一是每个人在权利的拥有上都是平等的，任何制度、任何行为都必须保证这种平等的优先性，这是公平的最低含义。二是社会的不平等应当向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倾斜，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助于抽象平等的实现。这是税收正义的实质，在税收征收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在目的上以提供公共利益为旨归，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将税种、税率的确定与个人能力、资源的占有结合起来，既保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又有效抑制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关注弱势群体。从具体的税种来说，不是所有的税收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具有相等的力度，每个税种的价值偏向并不相同，大部分税种的价值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包括增值税、所得税与流转税等，这些税种在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难以有效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更难以实现财富在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我们可以通过对现行税制的考察来作出结论。
首先，个人所得税虽然有助于调整财富的分配，但个人所得税在课征对象、课征税率以及税收收入等方面决定了它在调整财富公平方面的不足。个人所得税是调整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税种，它以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为征收对象，只要满足税法规定的要件，个人就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在课征对象上，公民中的绝大部分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只要具有获得收入能力的人都是潜在的个人所得税课征对象，从工资、报酬、财产转移到个人消费，满足了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个体都会成为纳税人，这就扩大了个人所得税课征的范围，并没有在课征对象层面体现出差异性，当每一个人都是纳税人的时候，税收并没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做到公平上的倾斜，尽管在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上，中国进行了几次调整，2008年3月1日，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从1 600元/月上调至2 000元/月，但如果将物价上涨的指数与人均消费指数考虑在内的话，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对象仍然极为庞大，难以在课征对象上表现出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价值。其次，在课税率上，个人所得税主要采用累进税率，在工资与薪金所获得的财富中，设置了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从5%到45%。个体工商户在经济交往中获得的财富采用5%到35%的超额累进税率。尽管以累进税率可以调整财富在不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税收正义，但还有部分个人收入采用比例税率，包括稿酬、劳务报酬与财产转移等方式获得的财富均采用20%的比例税率，比例税率对于税收的课征来说，虽然简单清晰，也充分尊重了每个人在财富权利上的平等，但无助于体现财富占有与分配过程中的差异性，因此从课征税率来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财富公平分配上的价值并不突出。虽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加有助于财富在每个人中的公平调整，但个人所得税在增加财政收入上的价值远大于调整财富公平的价值，并且从个人来说，收入高的群体往往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嫁高额的税收，这样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就主要集中在收入的中间阶层，以致个人所得税难以做到对财富分配的矫正，由此表现了它在税收公平价值上的局限性。
其次，消费税在调节财富分配、促进税收公平方面具有较强的效果，但消费税是一种间接税，容易进行税负转嫁，故消费税的税收公平价值同样具有局限性。我们知道，消费税是在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选择少数消费品进行二次征税，消费税的目的是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它同时具有调节财富公平的价值，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第一，课征对象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档产品，诸如烟、酒及酒精、鞭炮、化妆品、成品油、贵重首饰，以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与游艇等，消费这些产品的主体往往拥有较多的财富，因而消费税在课征范围上是相对狭窄的，有助于通过消费税改变富人群体的财富结构，缩小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第二，在税率的设置上，消费税通过超额累进税率调整财富的分布，设置了从1%到45%的多级税率，其中香烟采用了最高的45%税率，从总体上来说，消费税通过调节消费品价格对高消费者收入具有有效的抑制作用。在整个税收收入格局中，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一样，都只占有较低的比例，2007年消费税收入是2 374.7亿元，与个人所得税相近。因此，消费税通过课征对象与课征税率的确立，将课征对象主要限定在拥有较多财富并消费中高档产品的人群身上，而将大部分低收入者排除在消费税的课征范围之外，有助于调整财富的合理分配。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消费税在税收正义价值上并不够，因为消费税的课征对象虽然很大部分是拥有较多财富的人，但公民的消费方式与消费态度往往影响到消费税的公平价值，一些主张高档消费的群体可能并不拥有较多的财富，那么征收消费税并不会有效改变财富分布的现状，即使这部分人在缴纳消费税的过程中出于心理上的自觉与自愿，但仍然不会在客观上有效地促进财富的分配趋向公平。
三、中国当前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财富在分布上呈现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社会的不公平程度越来越突出，必须对这种现状进行矫正，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必然需要建立一定的机制，否则难以真正实现社会的整个正义，因此在经济领域，需要通过有效的方式来矫正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通过对贫富差距的矫正进一步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虽然具有财富分配功能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财富公平分配的作用，但当前的税制模式主要偏向财政收入的增加，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尽管具有较强的正义价值，但在课征对象与税收的税率等方面的设置上仍体现出较大的局限性，所以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财富分配机制来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实现，遗产税就是一种有效的调节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手段。
首先，遗产税能够弥补所得税与消费上的局限性，更有效地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遗产税在课征对象上，集中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群体，并且课征的是财富的净余额，课征对象的范围比所得税与消费税更加狭窄，有助于发挥遗产税的杠杆调节作用，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遗产税抑制人们不劳而获的心理，追求社会公众的起点平等。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虽然也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工具，但个人所得税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正义的第一个层面，即每个具有纳税能力的人都必须缴纳满足法定要件的个人所得税，相同的人相同对待，而对社会正义的第二层含义，即对纳税能力差的人在税收上的倾斜度不够，个人所得税并没有在最大程度上关注弱势群体。同样，消费税对享受高档消费的人征高税率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部分的财富，但消费税与社会公众的消费方式联系紧密，高收入的人并不一定是享受高档产品的人，低收入的人也往往受自己消费理念的影响消费高档产品，这样，即使对这两部分征收消费税，并不必然缩小二者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来说，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都是转嫁性很强的税种，高收入者与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往往通过理性计算进行避税，从而使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收入负担在中间阶层。而遗产税能够有效防止富人群体的避税行为，因为遗产税的课征。对象大部分是固定资产，这种形式的财富往往难以进行转嫁，当然，其他诸如保险收入、证券收入与利息等收入都有明确的产权性质，只要建立完善的核算制度，遗产税就具有确定的征收数量。此外，可以将遗产税与赠与税结合起来征收，以防止富人在生前以财富赠与的方式避税。可见遗产税在课征对象的范围上与防止避税的功能上有效弥补了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局限性，更有助于调整财富的公正分配。
其次，遗产税扩展了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在调整财富分配方面的范围，有助于实现财富分配的代际正义。从财富公平分配的角度来看，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主要关注的是个人财富在代内的分配，所谓财富的代内分配是指财富拥有者转让出来的财富仍然在自己生命存在的时空中流动，个人以税收的形式转让给政府的财富在进行再分配后，个人还能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因此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是在代内间调整财富的公平分配，它对财富分配的代际正义缺乏足够的关怀。而遗产税能够弥补并扩展了财富分配的时空维度，遗产税的课征对象是财产所有人去世以后遗留的财产，依据遗产税制的类型，包括对被继承人遗留下来的财产进行征税与对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进行征税，无论哪种征收方式，遗产税都关涉到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的代际关系，那么，对财产的代际转让进行课税，就能有效调节财富的分配并抑制财产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的集中化。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个人财产积累的速度超过了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速度，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遗产税的开征有助于从整体上抑制个人财富累积的速度。从时间上说，中国个人财产积累已近30年时间（以改革开放时间为参照），第一代富人群体已开始进入财富的代际转移阶段，在这时期征收遗产税能更有效地发挥遗产税对财富代际分配的矫正功能，通过高额的遗产税征收抑制第一代富人群体的财富在下一代的集中，缩小下一代的财富分配差距，实现下一代的起点正义。
四、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必须通过有效的方式矫正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部分税种在调整财富分配的功能上，在较强的杠杆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开征遗产税就显得极为必要。从遗产税开征的环境来说，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是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条件，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才会在财富的拥有上出现差别，经济学上的马汰效应才会在财富的分配上突显出来，当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时，就有必要开征遗产税来抑制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一定的经济水平又是开征遗产税的可能性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储备更多的财产，才能满足法定的遗产税课征要件，遗产税的征稽才成为可能。可见，经济发展水平既是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条件，又是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基础。此外，一个国家的文化环境、法律制度与政治环境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遗产税的开征，在道德层面，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开始追求的时候，就会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同样，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是遗产税开征并完成征收的条件，在政治维度上，遗产税的开征建立在民主达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
（一）中国遗产税开征具备的经济环境
遗产税的开征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之上，并且整个社会的储蓄达到相应的程度，遗产税的开征才能获得积极的效果。虽然古罗马与古埃及时曾开征遗产税，但与现在的遗产税开征的目的并不相同，当时开征遗产税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并且当时遗产税开征的环境不是建立在贫富差距很大的前提下，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没有较高的财富储蓄，也就不存在通过遗产税来调整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当前中国早已具备了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条件，贫富差距扩大，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然而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每一个人在财富的积累上并不一致，很多人发现身边的人财富获得增长的时候，自己仍停留在原地。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在结果上促进了一小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这部分人在财富增长的速度相当快，美林集团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富裕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凯捷咨询公司在上海的“2006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高资产净值人士”达到了32万人，并且数量正在迅速增长中；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最新报告称，到2005年末，全球有720万人百万富翁，中国有25万人，中国的富翁年增11%。③富人群体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可能性，对于个人来说，财富增长的同时增长了个人的储蓄能力与实际储蓄水平，为此提高了遗产税开征的财富水平。
从遗产税的课征性质来说，它是对被继承人财产的净余额予以课税，这就规定了富人群体不仅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并且这些财富在与所有债务相抵后，净资产仍为巨额数字，这种境况才是遗产税得以课征的必要条件。美林与凯捷集团在2008年的《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名富裕人士――财富报告所称的富裕人士是指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这些资产并不包括自住的房地产――较2006年增加了20.3%；2007年中国富裕人士拥有的财富总值达2.12万亿美元，财富总值增加了22.5%。从亚太地区来看，中国富裕人士平均资产值增长至510万美元。报告还显示，中国共有6 038位超富裕人士，其拥有的资产超过3 000万美元。④此外，中国目前拥有巨额资产的个人数量已相当庞大。2009年4月2日，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北京一份调研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富裕家庭数量为160万人（富裕家庭是指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人民币的城市家庭），且未来五到七年将以每年15.9%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440万；而同期美国、日本富裕家庭数量年均增速只有201%和1.7%。报告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拥有400多万个富裕家庭，成为数量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全球富裕家庭位居世界第四的国家。⑤所以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当前中国的财富分布与贫富差距的现状使遗产税的开征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
（二）中国遗产税开征具备的政治条件
对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来说，政治的民主化虽然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有较大差异，但仍在近几十年来表现出了积极的发展趋势，正如周光辉教授所总结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有以下特点⑥：（1）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角色有所改变，改革前的国家权力无限膨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权力在整个政治权力体系中比重越来越大。（2）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正在向着合理化和法制化方向调整并取得一定进展。（3）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渐超越政治人格的权威作用。（4）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以法律控制为主。（5）对权力主体从强调道德自律转向注重制度约束。（6）政治参与从动员型转向自主型，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在提高。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机会与参与的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政治环境的宽容促进了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积极性，同时，随着西方民主程序的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决策程序在尊重民意方面有所发展，通过听证会的形式与民众进行交流，获取民众的意见。
俞可平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公民政治文化逐步形成，人们已经用现代民主价值观为标准来评判国家的政治决策；公民社会开始出现；直接选举和自治的范围在扩大。政治生活中公民的理性自觉与正义的社会制度是现代政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中国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形态，但当前的政治环境孕育了市民社会的土壤，并且必然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邓正来先生说中国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应当是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国家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并为市民社会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同时，国家对市民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包括立法与仲裁；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同时，市民社会在经济领域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⑦邓正来先生认为虽然中国市民社会的最终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当前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使市民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在经济生活领域自主程度的加强必然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而国家在听取民意、进行基层选举方面的政治改革使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成为现实，正是政治方面诸如此类的发展，使遗产税具备了开征的政治环境。
（三）中国遗产税开征的道德环境
遗产税的开征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与其他税种一样，在政治层面关涉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同样在道德层面关涉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人们的道德认知与对社会公平渴求的程度则是遗产税开征的道德环境。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政府向人民征税一方面要基于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政府征税的目的必须是正当的，他站在自然法的立场上，认为政府的行为必须出于由自然法限定的法律目的，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有其他目的。”⑧那么，政府征税的动机就只能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利，而非其他。而人民福利的增加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整体福利提升，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对于所有税种来说，不同税种在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并不相同，增值税可视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典型税种，再通过税收收入提供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的福利水平。个人所得税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调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然而，在调节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方面最有效的则是遗产税，它的主要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对公平的追求并不只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它本身就具有很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道德视阈中，重义轻利一直是指导个人行为的重要标尺，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⑨为儒家伦理设定了个人在经济利益与道德品格上的基本要求，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道义与利益的排序进行了定位，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对社会公平的态度，但道德对利益的优先性暗示了儒家伦理对社会公平的表达。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若干次革命就明确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反抗社会的极度不公正。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理论中，公平就是平均，但现在对公平的理解已扩展了传统的公平概念，公平一方面要求人人平等，一方面又要体现出差异，但这种差异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诸如衡量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就是对公平的一种限定。到今天，虽然中国政治与经济均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贫富差距的扩大使社会的不公正越来越突出，而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只是社会整体不公正的范畴之一，诸如环境的非正义、教育资源的不公正。从总体上说，中国在一段时期内以经济的发展为首要目标，过份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的调节，以致各种不公正现状频频突显，在经济不公正视阈下，每个人在财富的分配上不一致，并且这种不一致已远远超出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同时，经济不公正还表现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上，包括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内陆与沿海发展的差距，此外，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也是经济不公正的重要方面，因此，中国社会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使整个社会对公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在道德层面对公平的理解程度就成了追求社会公平的重要坐标，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每个人获取财富的能力，多劳多得，又要合理抑制财富在少数个体中的扩大，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四）中国遗产税开征的法律准备
现代财政国家的税收必须处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权利是税收正义的前提，公共利益是税收正义的目的，因此对个人权利予以认可并在法律上得到承认是税收行为得以进行的前提，而对个人权利的部分占有也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故中国遗产税的开征不只需要经济、政治与道德的准备，还需要在法律层面获得相应的条件准备，其一以财产表现出来的个人权利是否构成了遗产税开征的先在性价值，其二是这种先在性价值在怎样的语境下可以被让渡，其三是在中国的法律背景下个人权利的先在性价值与被出让的行为是否获得了法律的承认。
笔者认为在中国法律语境下个人权利的先在性价值已得到法律的承认，已具备了遗产税开征的法律环境。遗产税是对个人财产予以课征的税种，它必须建立在个人财产得到承认的基础之上，遗产属于物权之一种，如果在法律层面缺乏对个人财产的有效规定，就必然导致个人在所有权上的虚假权利，并且会进一步导致国家政府对个人权利的随意侵犯，因此，中国遗产税的开征必须建立在个人财产权得到法律承认的基础之上，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现了对个人权利的法律界定，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就在法律层面承认了个人对自己财产享有的各种权利，由此满足了税收开征的前提。但物权法同时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⑩当然，即使出于公共利益的名义，也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关注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与基本需要，并对此进行合理的补偿。可见，物权法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个人在财产支配方面的权利，这是遗产税开征的基础，与此相一致，中国在遗产税的开征方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虽然至今仍未实际地开征遗产税，但《草案》对遗产税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设定，包括遗产税的税率、课征对象、免征额以及财产的核算方法等，并且遗产税草案是在借鉴了其他西方国家遗产税征收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中国在法律层面已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条件。
所以，从整个遗产税开征的环境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民主的程度，或是道德认知的水平都已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条件，而法律上的准备对遗产税的开征则具有直接的影响，它规定着个人在财产权上的地位，以及遗产税开征的具体程序，这些显然都已具备。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已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条件。
注释：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报告：2008年1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②王祖祥，张奎，孟勇：《中国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③转引自禹奎著：《中国遗产税研究：效应分析和政策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④省略/aboutchina/txt/2008_09/27/content_16544028.htm.
⑤news.省略/c/2009_04__02/163517536412.shtml.
⑥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29-42页。
⑦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⑧【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0页。
⑨《论语・述而》。
⑩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On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Inheritance Tax System in China at Present
Yang Shengjun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非遗经济消费报告范文2
关键词：旅顺口；区域特色；旅游；广告设计
旅游广告是通过特定的媒体形式，由政府部门或旅游企业公开而广泛地向旅游消费者宣传旅游形象、推介旅游产品、扩大旅游品牌知名度的一种营销活动。经过对旅游广告进行合理策划，可以有效地宣传和推广旅游产品，从而增大旅游产品销量，进而提高旅游企业的品牌价值，拉动旅游经济增长。
一、旅顺口旅游广告发展概况
旅顺口地理位置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西分临黄海、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对，北接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陆地南北纵距26.1公里，东西横距31.2公里，总面积512.1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69.7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旅顺口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多年以来一直是东北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升级，曾经的军港城市，正在转变为生态宜居城市。旅顺口在发展与升级过程中，整体旅游活动的策划和宣传活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受众不清
游客旅游需求是旅游广告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其最终目的是引导游客消费。因此，旅游广告需要针对特定的客户群体定制宣传方案，从消费群体的需求出发，对旅游地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尊重消费者、培育消费者、服务消费者。就旅顺口地区的旅游现状而言，来旅顺口的游客多为一日游的短期游，在当地的停留时间较短，来去匆忙不能深入地感受城市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广告传播很难定位到某一具体景点进行大力宣传，多是笼统地介绍军港城市或宜居海滨等总体印象。由于停留时间所限，不能分类游客群体，细化游客需求，做出有针对性的策划方案。
（二）不易记识
成功的旅游广告能够迅速定位消费人群，具有明确的广告诉求点，作为广告中重点强调的内容，要个性鲜明、容易记识。旅顺城市旅游广告宣传往往采取复合式的表述方式，同时阐释山水、建筑、民俗、服务等众多特色，力求把优质的旅游资源都表达出来。这种多重诉求的结果往往会造成旅游消费者在接收众多的旅游信息后，无法记住本次广告宣传的重点。没有给旅游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广告，其宣传是失效的。
（三）缺乏互动
在移动互联时代，借助智能手机和旅游APP能够实现实时的查询、订阅、购票等多种交互活动。良好的旅游交互平台能够整合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以旅游资源带动相关产业和公共服务的共同发展。目前旅顺旅游互动宣传媒介相对较少，仅有的几款软件，多为向用户介绍基础的旅游内容，而不能进行个性化查找和提供定制服务，互动体验效果并不理想。
二、旅游广告与旅顺口文化的契合
旅游形象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对旅游地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公共服务等状况所形成的综合印象。受游客个体文化背景、旅游信息的获取程度和旅游偏好等诸多要素影响，会对同一旅游目的地产生差异化的感性认识，构成各自的形象。但对旅游广告设计来说，诸多个体形象所形成的类型化形象更具有应用价值，因此塑造良好的旅游形象值得重视。旅顺口作为辽宁省历史文化名城和部级重点风景名胜区，需要进一步完善旅游形象的塑造，扩大旅游地的美誉度，从而推进旅顺口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
（一）军港城市
旅顺军港位于辽东半岛西南端，黄海北岸。港口面向东南，东临黄金山，西接老虎尾半岛，西南相对老铁山，周围环守成为易守难攻的军用港，因其天然形成被誉为“天下奇观”。旅顺军港始建清代，为增强旅顺口海上防务，从1880年至1890年间，清政府在旅顺口当地征集民工疏通港湾、填海建港池、修建炮台，使旅顺口一度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五大军港之一。1894年至1955年间分别由日俄侵占，从1955年4月16日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掌管旅顺军港的防务。闻名中外的旅顺军港，门户天成、易守难攻，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战火重创，是近代以来重大军事战争的发生地，在中国近代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成为名副其实的露天“中国半部近代史博物馆”。
（二）生态宜居城
柔美的自然风景，优良的四季气候，使旅顺口成为大连的“后花园”。旅顺口区境内群山林立，地属长白山余脉的丘陵地带，主要有老铁山、白玉山、黄金山等292座山丘。其森林覆盖率高达52.8%，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4.1%，人均公共绿地18.8平方米，位居辽宁省第一，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旅顺口日照充足，空气质量优良，年平均气温10.3摄氏度，创造了舒适的人居环境。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以保护为前提的谨慎适度开发，旅顺口已成为“部级风景名胜区”“部级自然保护区”“部级生态示范区”和“部级森林公园”。旅顺口区坚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加快旅游发展的重要前提，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建设最适宜休闲、生活的“生态宜居城”，并以此作为旅顺口城市旅游的着力宣传点。作为“最适合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地方之一”，旅顺口以“天然氧吧、绿色之城、生态之城”等著称国内外，并先后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达标区”等荣誉称号。
（三）历史遗迹
旅顺现有历史文物和以近代战争遗迹为主的人文景观上百处，其中有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64处。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代表近代战争史的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为其增添了凝重和悲壮的战争文化色彩。现存古迹主要表现为史前遗址、战争遗迹、近代建筑群和博物馆馆藏文物四大类文物所形成的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旅游景观。史前文化遗址，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于家村和羊头洼青铜时代遗址及古墓群、刁家村西汉海防古城堡。战争遗迹，如东鸡冠山堡垒、望台山炮台、203高地、旅顺“万忠墓”和日俄监狱等。近代建筑群，集中表现为沙俄、日本统治时期和苏联红军驻守时期建造的欧式、日式行政、民宅建筑，以及同时期留存的大量形式多样的纪念塔、纪念碑等建筑。旅顺博物馆2006年被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大连市唯一一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藏品文物丰富，共有文物藏品6万余件，其中收藏有一级文物200余件。大连地区考古出土文物是旅顺博物馆的藏品主体之一，能够较完整地体现旅顺口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概况。
（四）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是在特定时期举办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大型文化活动，它是国家、民族或区域历史、经济以及文化现象的综合体现。大多数节庆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特征。如今旅顺口地区主要开展的节庆活动有渔人节、樱花节、樱桃节等。渔人节拥有百年历史，在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旅顺口当地渔民们身着传统服饰举行祭海祈福、为龙王爷庆生、牛岛放生等传统活动。经过旅顺口区政府多年来的精心打造，2010年12月旅顺口渔人节正式成为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列入大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的渔人节已逐渐成为一个集传统民俗、海洋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节庆活动品牌。每年4、5月份的春夏之交，当旅顺口203景区迎来樱花绽放的佳期，大连市政府和旅顺口区政府都会组织一系列精彩的“樱花节”活动。园内铺设了浪漫、温馨的木栈道，设有多个景观带和休闲区，让游客在花的海洋里流连忘返。每年6、7月份是旅顺口樱桃丰产期，旅顺大樱桃口味甘甜、色泽艳丽、营养丰富，深受游客喜爱，作为大连市优质农产品，曾被农业部授予“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称号。旅顺口区人民政府在此期间多次举办“大连旅顺大樱桃节”吸引四方游客前来采摘和休闲娱乐。
三、旅顺口旅游广告设计策略
旅游广告设计是指由广告主付费，运用各种媒体把经过科学提炼和艺术加工的旅游地信息传达给目标受众，达到改变或强化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大众信息传播活动[1]。旅游地在旅游者心中的良好形象是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旅游地形象的营造，需要深入挖掘旅游地地域文化内涵，运用图形化语言，交互式表达方式，整合多种传媒手段，把旅游地的主要形象特征、特色传达给大众。
（一）细化受众
旅游广告的最终目的是使游客了解和接受广告所宣传的内容并付诸行动。随着时代变化，旅游者的消费观念从共性消费逐渐向个性消费转化，要求旅游产品也要有个性，这就要求策划广告宣传方案时，准确把握各类游客的消费心理。在旅游产品的推广与宣传过程中，要反复推敲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尽量使旅游产品最大化吸引旅游者，在满足消费者物质需求的同时满足他们的感性消费、审美消费和环保消费的新观念。旅顺口旅游广告在宣传策略上需要进一步细化消费群体，避免大众化的旅游宣传。如寒暑假可以针对中小学生推出以班级为单位的感受沧桑旅顺口的爱国教育旅游专线活动；针对樱花节、樱桃节推出以家庭为单元的休闲度假旅游专线活动。
（二）互动体验
传统旅游广告通过报纸广告或电视、广播面对大众进行单向传播，潜在客户即使对广告推介的旅游产品产生旅游意愿，却可能因为时间、空间等元素构成的不便，无法立刻采取行动。随着时空的转变，消费者的旅游意愿逐渐降低，广告将失去促销的功能。互动广告应用先进的互动传播新技术，在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上远超传统广告，由此形成相对于传统广告的诸多优势。互动广告全新构建的传受双方关系，突破时间限制，提升了消费者接收或传播广告信息的便利性和时效性，同时增强了潜在游客参与广告的热情，激发了他们传播广告的欲望。互动广告以精巧的构思与计算机技术完美融合，来获得感官想象的展示效果，使广告内容深入人心。通过交互媒体，互动式旅游广告不但能够生动展现旅游产品的特征，配合互动旅游平台，一旦消费者的旅游意愿被唤醒并激发，就能够立刻进行订购，能迅速将广告效果直接转化为销售额。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在旅顺旅游广告推广过程中，智慧旅游平台的搭建显得尤为重要，潜在的旅游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APP获得查阅旅游景点、制定旅游路线和在线订票等系列化服务。通过这种交互体验，增强游客参与并传播本次旅游活动的积极性。
（三）整合传播
整合传播是以既定传播目标，用任务分工方式来集体达成传播目标的信息传播方式。其传播的任务要求广告主将需要传播的所有信息在相同的策略指导下以同样的声音传达给广告受众。整合传播需要运用多种传播工具，如广告、促销活动及公关等。作为传播信息的手段和工具，广告媒体的作用是巨大的。广告媒体种类繁多各具特点和优势，所以旅游广告设计时需要根据产品自身的特点来整合和定位适合的广告媒体，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结合当下广告传播发展需求，旅顺口旅游广告设计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媒体形式完成整合传播。如电视广告宣传与旅游景点海报结合，线上、线下广告同步更新，旅游广告与节庆文化活动结合，旅游广告搭配旅游纪念品同期发售等形式。通过以上多种手段和途径来增强旅游广告的传播效率，延伸旅游广告在游客中的传播时空。
四、旅顺口旅游广告设计的发展途径
旅游广告设计的目标是要塑造旅游品牌形象，逐渐形成品牌知名度，促进旅游产品销售。旅游地的独特文化内涵受到大众认可之后,便会使旅游目的地在该类市场形成品牌形象识别度。旅游品牌形象具有相对的定性，旅游地的广告宣传形象一旦建立，便会在游客心目中产生长期印象。
（一）旅游广告设计与旅顺口品牌形象的融合
“一山担两海，一港写春秋，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2]是旅顺口的历史写照。现在的旅顺口已成为大连的“后花园”，是辽宁省唯一一个集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生态环境于一身的天然旅游资源城区。得天独厚的历史和自然条件在旅游地形象策划和旅游广告宣传中辨识度较高，为旅顺口旅游品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融合旅游品牌形象特征，充分利用现有旅游资源是旅游口旅游广告宣传与策划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旅游广告设计与城市经济布局结合
全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能够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旅顺口具有沧桑的历史文化沉积和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现已纳入辽宁沿海经济带重点支持区域。多年来，旅顺口区政府一直致力于旅游产业的投入，加速精品旅游项目建设，整合能充分体现旅顺口区域特色的旅游精品线路，全力打造近郊游、生态游、历史文化游等品牌。在旅游广告设计与策划上，旅顺口应不仅停留在旅游人次的增长上，而是重在旅游质量的提高，追求旅游对消费者生活品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陆林，章锦河.旅游形象设计[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非遗经济消费报告范文3
关键词 新常态 黔东南 民族村寨 旅游发展 SWOT分析
一、新常态思维模式下，旅游行业呈现新的变化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速度更快、层次更高、转型升级态势更明显的新常态，旅游行业呈现新的变化趋势：
（一）旅游机遇涌现
随着“中国时代”的来临，以往的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已经即将被新的旅游六要素：“商、养、学、闲、情、奇”取代。
（二）旅游趋势在变化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文化交流、假日经济等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国内旅游需求开始呈现多极化的特征，观光旅游的比重日益下降；休闲度假、运动等旅游需求升级。游客更加注重旅游体验与品质，旅行形式散客化和自助游日益普遍。
（三）旅游理论在创新
厉新建[1]提出，新常态下的全域旅游发展需要形成旅游产品生态圈层，在这个生态圈层中，不仅包括差异化的景观，也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空气质量等以往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因素；鄢光哲[2]指出，新常态是旅游业主要的发展机遇。
二、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经济的发展的SWOT分析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以少数民族村寨为旅游目的地，以民族村寨景观和民族风情为吸引物，是集乡村旅游与民族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型旅游。 结合新常态经济背景，利用SWOT矩阵分析法，可以对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和条件进行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的分析研究，以便理顺思路，找到对策，走出困境。
（一）优势（Strength）
第一，贵州黔东南地区各民族村寨具有自身的优势，突出的乡村田园风光和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第二，黔东南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至今共计16项，涉及7个县，9项为黔东南独有，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第三，贵州黔东南地区各民族村寨原生的民族文化、原始的自然生态和原貌的历史遗存已经融合成绚丽多姿、神秘独特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圈，成为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授予的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第四，黔东南民族村寨，不仅具有差异化的景观，原生态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空气质量等也非常优越，能够形成新常态下的全域旅游发展需要的旅游生态圈层。
（二）劣势（Weakness）
第一，黔东南地处贵州、湖南、广西交界处，离中心城市远，对于发展城市消费推动型“农家乐”等旅游形式不利，使黔东南的旅游产品藏于深山之中，也影响其旅游发展进度。第二，黔东南民族村寨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贫困现象较普遍。“以旅扶贫”任重道远。第三，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产品结构和模式单一，高水平、高质量的休闲度假类产品奇缺。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也制约了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第四，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族村寨居民自发式小投资的旅游形式难以获得旅游发展初期效果，资本和技术要素越来越重要。
（三）机会（Opportunity）
第一，新常态下就需要创新供给、引导消费。随着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缩小，农村消费能力、中西部消费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消费模式，未来经济应注意到个性化消费的趋势。第二，当前，我国旅游需求开始呈现多极化的特征，国内旅游，从传统的低端观光游需求，向休闲度假、生态体验、运动体育、文化会展等高端旅游需求升级，观光游的比重下降。第三，在民航业和旅游业发展的融合趋势下，空中连通对旅游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黔东南面向西南出海门户广西、广东，邻近柳州、桂林、南宁等旅游热点城市，容易吸引较多的国内外游客，大交通区位优势为开发民族旅游业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四，循环低碳绿色经济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环境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属于这样的环保绿色产业，这一方面有很大优势可供发展。
（四）威胁（Threat）
第一，黔东南民族村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利用已处于紧迫状态。由于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加之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加上受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原已自发形成的文化体系受到削弱和冲击。第二，由于缺乏开发资金，保护条件差，开发水平低，旅游产品艺术表现形式单一，缺乏多样性，民族村寨一些独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个性化内涵难以表现出来，核心竞争力难以形成。
通过SWOT矩阵分析法，对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资源和条件进行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的分析研究，在新常态思维引导下，利用新常态带来的机遇，以及“一带一路”和贵广高铁经济带建设契机，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应该直面威胁，紧抓机遇，规避劣势，发挥优势，从而在新思维的发展契机中发展创新。
（作者单位为凯里学院）
[作者简介：崔艳萍（1971―），女，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基金项目：本文系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参考文献
[1] 厉新建.新常态下的旅游业新发展[N].中国青年报，2014-11-07（11）.
[2] 鄢光哲.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机遇[N].中国青年报，2015-02-12.
[3] 2015年黔东南州政府工作报告[R].
[4] 李金早.开辟新常态下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天地――2015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R].
[5] 北京集奥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2015在线旅游行业洞察报告[R].
[6] 张广瑞.中国旅游发展新常态的发展理念与战略选择[J].旅游学刊，2015（04）.
[7] 郝康理.新常态下旅游规划理念创新[J].旅游学刊，2015（04）.
[8] 李亚娟.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J].旅游地理，2013（10）.
非遗经济消费报告范文4
由于此调查的指导单位为“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学术支持为J.D.POWER亚太公司，并且有大量的媒体支持，所以其影响应该比较大。
文中的几个结论，笔者看了感觉和实际情况出入比较大，而且有些数据前后不一致。
仔细翻阅其问卷，包括南方周末上的纸面问卷和南方周末网站上的电子问卷，发现这2份问卷还不太一致。不过由于报告中提及纸面问卷没有纳入数据分析，因此不考虑报纸问卷的情况。此次分析，作为学术支持的J.D.POWER亚太公司没有采用笔者曾经批评过的该公司原有的给定权重法计算满意度，而是注明调研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采用PLS方法执行计算，这样倒是有利于笔者对其数据进行一些进一步的解剖。文中没有提及其PLS算法用的是哪一家的软件，也没有对结构方程模型二级变量的构成进行说明。不过基于其问卷，应该可以大概判断其二级变量的分布。
问题1：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存在问题
报告中显示，产品质量这一结构变量对应了11个下级变量，包括：发动机/变速系统（性能）、发动机/变速系统（质量）、视野与行车安全、耗油量、车身外观、内饰、置物和空间、音响/娱乐设备/导航设备、座椅、空调系统、驾驶性能。
上述11个方面有的属于驾驶操控性，有的属于舒适方便性，有的属于经济性，还有的属于外形外观等。其层次不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此外，作为结构方程模型，一个结构变量下属的下级变量比较合适的为3－8个变量，低于3个或者超过8个一般都会影响模型的有效性。11个实际上不处于同一层级的变量下属于产品质量这一个结构变量，是不严谨的。
报告数据显示，通过上述结构方程模型计算出来的11个变量对上一级变量“产品质量”的路径系数（报告中语）相差不大，都在0.13左右。最大的驾驶性能0.143，最小的耗油量0.112。这个结果和笔者长期对汽车实物质量满意度研究的结果差异很大。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其采用的PLS算法用的是反映型关系，而非构成型关系，否则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基本雷同的系数。如果说模型构成没有问题（实际上这次的模型存在问题），那么计算出来的系数非常重要。南方周末这份报告基于这次计算的产品质量指标之间的系数相差不大，得出下述结论：“从这11个指标对‘产品质量感知’的路径系数来看，虽然体现汽车产品关键性能，如发动机/变速箱的性能与质量、视野与行车安全以及驾驶性能等指标相对交大些，但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可以认为，现在汽车消费者对除此之外的一些非关键品质指标，如内饰、座椅、音响/导航等副设，给予了同等的对待”。这个结论很可怕，因为它会误导企业对消费者感知的认识。笔者对轿车满意度和消费行为的研究结果是：汽车产品关键性能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他们是必要条件，必须达到消费者心目中一定的要求和水平。而非关键品质指标，往往是不同产品型号之间差异化的地方，在关键性能指标差别不大的情况下，非关键指标的有无和表现对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更大。
问题2：对数据的解读出现了重大问题
报告中提及到：“质量感知”对“顾客满意”的路径系数较大，而“价值感知”对“顾客满意”的路径系数较小，则说明消费者为质量偏好型，因为质量可以较大直接影响到顾客满意度。本次汽车顾客满意调查中，“质量感知”对“顾客满意”的直接影响为0.272，“价值感知”对“顾客满意”的直接影响为0.487，从而说明汽车消费还属于质量偏好型。并且文中把“汽车消费属于质量偏好型”作为题头的4点结论之一。但是读者仔细看一下上文，就会发现，按照上述引用的数据，得到的结果是汽车消费应该属于价值偏好型，而非质量偏好型。
问题3：对服务的分析遗漏了重要指标
笔者仔细浏览了本次调查问卷，在网上调查问卷中，与服务质量相关的有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售后跟踪、维修服务、24小时救援服务。上述3个方面，24小时救援服务大部分受访者可能感受不到，无法评价，缺省率很高，维修服务同样很多新车车主也不会体验得到。其实汽车售后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养服务，因此本份问卷缺失了保养服务这一关键指标。此外，对汽车服务的满意度分析，不应该不把维修保养价格和零配件价格这2个成本因素考虑进去。遗漏了上述重要的服务满意度原因指标，这个模型就不完善。因此，由这个模型计算出来的期望对满意的路径系数为负值这一结论就值得商榷。报告中基于这一负值得出的“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汽车企业或者经销商给顾客过高的服务期望，导致对顾客满意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存疑。实际上从报告中的数据来看，图四显示汽车服务期望用户评价为71.8分，该分值和服务满意度分值69.9分差异不大，根据笔者经验，这不是一个过高期望应该有的分值。
问题4：对形象与期望的解读有误
报告中提及到，形象与期望对顾客满意的路径系数一般为负数，并把它作为一种常规的结论。这与满意度理论与实践也不相符。对具体的某一个人而言，可能存在预期越高，落差越大。但是对不同的人而言，其预期高，通常是因为他认同的地方多，所以其最终的满意度高的几率大。实际上，预期低的话，消费者压根就不会把某个品牌纳入考虑范围。
非遗经济消费报告范文5
随着开征遗产税列入中国税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舆论分歧似乎只剩下何时开征了。此次北师大的报告认为，“无论从社会公平政策、转变增长方式，还是缩小贫富差距，开始征收遗产税时机已成熟，条件也已基本具备”。那么，征收遗产税真的就“只欠东风”了吗？
必须看到，报告所提出的这些依然停留在必要性的层面，即“该不该征”，并没有触及可行性分析，即“能不能征”。可以预见的是，在财富缺乏透明度、资产没有全面实名制的环境下，遗产税一旦开征，必然面临征税对象、征税基数的不确定性，削富济贫等作用也将面临诸多变数。
说到财富不透明，公众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胡润百富榜等榜单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开创十四年来，胡润百富榜每次发榜，都会不乏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富豪一夜成名。最典型的，当数2006年张茵以二百七十亿元的身家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首富后，不但普通公众充满好奇，就连许多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专家学者都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
这种不透明，一方面在于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占据相当比重。201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超富阶层隐瞒了三分之一的真实收入，约九万两千六百亿元为“隐性收入”，其中有五万四千亿元是“灰色收入”。前不久，国务院在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坦言，当前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专家指出，权力寻租实现的聚敛财富、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人为流失以及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巨额分红，都是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开征遗产税非但不能缩小贫富差距、鼓励自立，反而令富人担心灰色收入见光而加速移民、转移财富的步伐，给制度监管带来新的问题。
同时，现行机制不配套也是导致财富透明度不够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没有建立全面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尽管储蓄、证券、房产等陆续实名制，但对于未存入银行的现金、金银珠宝等缺乏有效监控手段。生活中大量的现金交易，以及无记名的购物卡、消费卡，更让我们无法掌握一个人的真实资产状况。另一方面，产权认定评估体系也不够完善，除房产外，古董、字画、珠宝等一般都不需要产权登记，市场上也缺乏专门、权威和公正的资产评估机构，导致很难对遗产价值及应纳税额进行认定评估。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主任陈晓说过，“中国税务部门到现在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富人是谁”。连向谁征税都搞不清楚，围绕遗产税的一切推演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目前个人所得税已然面临“工薪阶层纳税、富人群体逃税”的质疑，开征遗产税很可能制造新的不公，不能对隐蔽的富人精确征收，反倒会误伤曾经身为房奴、车奴一族的中产阶级。
非遗经济消费报告范文6
第一，突出强调了“稳”字。稳是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提出的工作总基调。这些年这个稳字没变，但是稳的内容在变。他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不是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是发展质量的问题。
质量在哪？一是我们遗留的问题太多，现在还没有全部解决，有些甚至还捂着，没有捅破。这个“破”需要实践的改革，目前进行得并不是特别顺利，力度也不是很大。二是在技术领域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在技术的更新换代、管理创新上都还没开始发力，新动能、新业态、新技术、新领域基本上还没启动。三是金融、房地产领域，企业杠杆高企，风险和泡沫非常大，还没有真正得到释放，要通过改革、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把这块抓紧往上提。
稳中有进，稳是大局。这个大局是什么？傅成玉认为是经济社会的稳定，经济稳了社会才能稳，才能保就业、防风险。“中央一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改革就要马上出GDP，见效益，这是需要时间的，技术升级换代需要时间，环境治理需要时间，提高质量也需要时间，不能急，要把心放平，用三五年槲蠢捶⒄棺鲎急福否则后面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第二，突出了“实”。目标定了以后，措施很实。“三去一降一补”，给企业降成本，既能把实体经济做实，又能解决当前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在减税降费方面，报告提出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傅成玉表示，去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力度非常大，但是政协委员讨论时，有的企业说降了，有的说没有感觉到降。他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什么样的税能抵，什么样的税不能抵，没有规定得那么细；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行业、企业的确存在不规范现象，导致税款无法抵扣，未来应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总的来看，5700亿元摆在那，是落实到了全国的企业上。”在这个基础上，报告提出，今年要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收费项目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推动降低金融、铁路货运等领域涉企经营性收费；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在他看来，这就是实，实现的目标和实现的措施都很实，企业界对此也特别关心。
除此之外，还要实干。报告提出，要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干，不能简单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不能纸上谈兵、光说不练。傅成玉认为，这段话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人文生态有非常强的针对性。“有很多东西落不到地上，这是什么原因？执行问题。中央说干，就要一级一级去落实，把中央精神变成实际行动，把任务领到自己身上，上面加油门，中间别挂空档，底下别踩刹车，各级干部、各级组织、员工公民要齐心协力，有干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