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投资分析范文1
1林业集团在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分析
在现行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安排下，商品林业投资效益低下已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事实。而投资效益低下的状强必然会使人们产生获取较大收益的合理预期，对更高收益预期的产生又会导致对现存以及新的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发生改变，从而强化对投融资制度创新的期望。因此，林业集团自然是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对林业经营者而言，新制度的实施，将增强他们对从事林业经营的预期和偏好，激发了他们的投资热情。对潜在投资者而言，新制度为他们提供了直接投资于商品林业的渠道和方式，使林业投资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成为可能，从而成为投资组合多元化、风险分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林业集团是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的最大受益者，由他们发起的需求诱致性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必然能够较好地满足制度的需求。但是，由于林业集团的大集团化、组织化程度低等特点，导致制度供给的速度太慢，组织、协调与谈判的成本太高。
首先，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有一个新制度安排的“发明者”或“创新者”自发组织实施。这个发明者类似于制度创新的熊彼得式的“企业家”(能发现制度不均衡及其潜在的获得机会)，他们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初级行动团体”和“发明创造者”。但是，由于林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加之林农的意识形态落后，难以产生制度创新的发明者与创新者。一方面，较小的私人收益不足以激励林主参与集体行动。林业集团成员规模庞大，即使制度创新的收益可预期，但单个林主荻得的份额可能很小，该利益甚至难以弥补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成本，于是林业经营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自然也不足。另一方面，林农在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中的序位靠后，在社会潜意识和人们思想深处，农民总是与贫穷和愚昧联系在一起，林农自然更不例外，如此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使林业成为一个弱势压力集团。而林农自身的意识形态障碍，也使他们难以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利益所在，认识不到自身对制度变迁可能施加的影响，他们只是受制度的影响，而非积极地去影响制度，这也弱化了林业集团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第二，林业集团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全局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较高。而林业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又进一步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首先，林业集团规模庞大，制约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当许多人组织起来一起行动和捍卫自身利益时，其组织成本远高于少数人做同样事的成本。林业人力资源庞大，仅林农就数以亿计，将林主有效组织起来一致行动的组织协调成本人高。其次，林业经营特点制约了其较低的组织化程度。林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林农生产地点分散，林主生产的地理集中度偏低，从地理位置上讲，林主联合须跨越更大的障碍。再次，林主之间在地区、职业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是林主之间缺乏有效的社会联系，他们对集体行动必要性的认识不足，这使林主聚合起来，建立有效联盟，以强化其共同利益的难度骤增。总之，松散的林业集团高度组织化并非易事，其组织、监督、运行的成本太高，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无法在制度变迁中表达自己的看法，难以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
第三，由林业集团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其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较高，而且面临着普遍的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由于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属于公共产品，具有强外部性，收益将为集体所有成员分享。每个林主的个人行动都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理性的林主更愿意保持沉默，让他人去奋斗，由别人去承担创立成本，自己“搭便车”分享制度创新的利益。越是大集团越是会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林业是名副其实的大集团，集团成员规模庞大。2000年末，仅我国林农人力资源总量就达104万人，2002年退耕还林在全国铺开后，林农人数数以亿计。如此之大的集团规模，又缺乏类似的强大约束以对林主的“搭便车”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故“搭便车”行为在林业集团内很容易发生，这极大地降低了林业集团集体行动的效率。
第四，诱致性制度变迁依据的只是共同利益和经济原则，它要受制于制度环境(如宪法秩序和法律制度)和其他外部条件(如知识、意识形态)，给新制度所留下了空间和边界的制约。如果新的制度安排超出了制度环境所允许的边界，即使是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变迁也不大可能发生，新的制度安排也难以出现。
2政府部门在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分析
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作为垄断者(国家在提供制度产品上具有自然垄断优势)，国家可以比林业集团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一定的制度。国家在制度供给上除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外，在制度实施和组织成本方面也极具优势，可以对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加以保护，这是其他经济和社会主体所不具备的，也是政府提供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度的确立和保障需要强制性的力量。正如诺思所指出的，“虽然我们可以没想资源的组织可以在有限范围内保护所有权，但是很难想象没有政府权威而可以推广这种所有权的实施”。
在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完全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发动和组织的制度变迁所遇到的阻力，一方面来自其他主体和利益集团，取决于支持变革的主体：阳利益集团与反对变革的主体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关系及其变化；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自身，取决于政府的偏好和政府机构的官僚化程度。这些都可能会对制度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是经济目标，即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二是政治目标，即通过为不同利益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使其自身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收益最大化，以赢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具体到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而言，政府要实现的经济目标就是要努力提高商品林业的投资效益，提高林农经营林业的收益。而政治目标则是实施对林业的控制，实现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经济目标同社会目标常常是会发生冲突的，当经济日标与政治目标冲突时，政府的政治目标通常支配着经济目标，即预期政治收益大于政治成本，是政府实施制度创新，包括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在现行的商品林业投融资制度下，导致商品林业投资交易成本高的多个要素：如林地非流转性、采伐限额限制等，均是由于政府在资产所有制属性的规定和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所造成的，这也正好验证了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发生冲突时优先满足政治目标的结论。
其次，尽管供给主导型商品林业制度创新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节约制度选择和推广的时间，但由于它可能违背一致性同意原则。地方政府为其自身利益会“修正”“曲解”上级意愿的制度供给，或者以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实施新规则，容易出现“改头换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增大制度变迁的“阻滞成本”。这样不仅不能保证法治的统一和政令的畅通，而且会使制度变迁扭曲变形。如改革开放后，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市场放开后导致的滥砍滥伐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在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中，政府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权威显示偏好而实行过度的行政管制性制度供给，导致政府行为的越位和制度供给的“过剩”。例如为了生态安全我国政府觇定了严格的森林采伐管理制度，却没有给予林业经营者应有的经济补偿，使林主蒙受了经济损失。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森林采伐进行约束和限制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对于林业经营者财产权的约束是应有一定限制的，要依照法律规定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无所限制地行使公权而侵犯私权。
第四，由于国家总是通过政府来行政的，而政府则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官员本身也是“经济人”，他们的私人净收益并不等于国家净收益(或社会净收益)，因此社会净收益的存在不一定能导致制度的有效供给，或者他们供给的制度只是为了获得垄断租金的最大化(寻租空间的最大化)，从而导致低效制度供给。例如在森林采伐限额的分配上，政府的操作缺乏某种程度的透明度，这给地方和部门行政权力“寻租”提供了极好的土壤和机会。采伐指标的发放依据的往往不是林木生长、成熟的状况，而是权力大小、人情关系远近等因素。因此，采伐限额制度的实施常常以牺牲山林产权者的利益，特别是当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从而最大程度地遏制了市场主体投资于林业的积极性。
林业投资分析范文2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林产总产值；相关性分析；普洱市
中图分类号：S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5）12-0308-02
1引言
简单来讲，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是指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备相关性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以此判断两个变量因素之间的相关密切程度。用于相关性分析的变量数据之间不一定具备因果关系，但要存在某种联系才能进行分析。不同学科对相关性的界定和分析方法不尽相同。例如，相关性分析在财务会计学、经济学、统计学、数学、几何学、大气科学、生态学和遗传学等领域中的具体方法既有相似的一面又不完全一致。
2普洱市林业建设基本情况
普洱市位于云南省南部，下辖1区9县，是全省土地面积和林业用地面积最大的州市。全市有林业用地面积4 917万亩，占国土面积的73.9%，森林覆盖率68.6%；活立木总蓄积量2.68亿m3；活立木年总生长量1 255.3万m3，年总消耗量506.9万m3，年均增长量727.1万m3；有生态公益林1 390万亩，占28.3%；商品林面积3 527万亩，占71.7%；年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2 110亿元。普洱生态保护良好，有2个部级、5个省级、9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受保护面积总计12.84万hm2。普洱市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有58种国家保护珍稀植物，36种珍稀动物。近年来，普洱市牢固树立“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和“森林普洱”建设，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发展道路，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林业总产值逐年增加。2014年全市实现林业总产值170.11亿元，比上年增长14.5%。
3基于SPSS软件的相关性分析
3.1相关性分析方法
相关分析是数量分析方法，可用于分析客观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两个客观事物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非一一对应的统计关系。这种统计关系普遍存在，但关系强弱程度有较大差异，其程度可用相关系数以数值的方式精确反映。本文以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即SPSS）为基础，先应用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来衡量固定资产投资与林业总产值这两个定距离型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如果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再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描述和反映固定资产投资与林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
3.2具体数据的确定
根据普洱市统计局编制的《普洱统计年鉴》（2008～2013），整理得到2008～2013年普洱市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林业总产值的具体数据（见表1）。
3.3数据分析与相关讨论
首先，计算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来衡量普洱市固定资产投资与林业总产值这两个定距离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见表2）。
从以上相关性计算结果可知，Pearson相关性数据为0.990，显著性（双侧）数据为0.000，由于0.000
其次，由于可用线性模型描述和反映固定资产投资与林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为确定两者之间的数量变化规律，以林业总产值为被解释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构建一元线性方程（见表3）。
根据模型汇总b可知，用R2统计量检验拟合优度的数值为0.981，调整后R2统计量的数值为0.976，说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点的拟合集成度较高，固定资产投资与林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该模型来加以解释。
根据Anovab（表4）可知，F统计量数值为206.917，相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0，由于概率P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应拒绝零假设，可认为该模型整体上来看是显著的。
根据系数a（表5）可知，回归系数数值为0.077，标准误差数值为0.005，t统计量数值为14.385，对应的概率数值为0.000，具备显著性。由此可知，普洱市固定资产投资与林业总产值之间的数量变化关系可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数学表达式表达为：林业总产值=12.402+ 0.077×固定资产投资。通过标准化残差直方图（见图1），可以判断为标准化残差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说该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是可以用的。
通过以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即SPSS）为基础，应用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来衡量，普洱市固定资产投资与林业总产值这两个定距离型变量之间的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通过显著性检验，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数学表达式（林业总产值=12.402+ 0.077×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用于描述和反映被解释变量林业总产值与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关系。该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明，每当普洱市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增加1个单位，全市林业总产值就能增加0.077个单位。
参考文献：
[1]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林业投资分析范文3
关键词：要素投入；林业经济增长；增长效应
林业经济增长情况在研究分析阶段，需要选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要素投入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明确林业管理的重点内容。经济增长状况分析离不开数据收集与处理，下面文章将针对工作各流程的技术要点展开探讨，帮助选择有效的分析方法。
1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1.1数据收集和处理。
分析林业经济增长情况时，现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据整理分析来得到准确的结果。要素投入方法对经济情况分析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仍然需要完善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将收集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此来提升结果的可靠性。林业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净化环境的同时，还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全面因素，因此数据分析也比较复杂，需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与额定指标做出比较，再结合投入自己数额来分析，方便判断经营管理期间是否出现亏损现象。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与经济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数据收集工作需要由基层员工完成，在任务开展阶段，要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学习任务流程，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来完成任务，确保数据来源可靠，分析任务才能够高效进行。
1.2林业总产值增长情况。
黑龙江地区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在对产值进行计算时也发现正在呈逐年上涨趋势。林业发展虽然属于环保公益类项目，但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总产值上涨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会逐渐增高。林业产值受环境因素影响严重，同时也与管理情况存在必然连续，加强管理并采用科学的虫害预防方法，能够增大树木的生长效率，死亡数量也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长期以来，林业经济过于依赖国民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正在向独立发展方向转型，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1.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1.3.1劳动力数量变化。
要素投入需要明确管理任务中的要点内容，并结合林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使管理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初期林业工程建设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随着林业逐渐发展进步，管理技术也有所进步，广泛应用信息设备，减少数据传递阶段的误差。人力资源的使用量逐渐焦减少，这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还存在林业单位大量辞退工人，采用买断的方式减少劳动力数量的方法。
1.3.2资本数量和结构变化。
为提升经济增长速率，林业管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涝灾害对林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林业经济损失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经济管理在主要体系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工作开展流程的创新。引入资本理念后，虽然在经济体系上仍然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并不会发生严重的连带影响。林业工程建设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制定科学的目前，这样各个阶段所完成的工作任务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这也是要素投入带来的积极促进作用。
1.3.3造林面积变化。
林业发展需要植树造林，确保林业种植的数量，这样才能够形成森林系统，管理任务开展所面对的主体也更加明确。将要素投入方式应用在林业数据采集分析中，能够帮助管理人员确定造林面积，最大程度的发挥森林对生态环境乃至经济体系的促进作用。开展要素投入后，植树造林的面积发生了很大变化。荒废的土地也得到了重新利用，这种造林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优势。
2模型估计与分析
林业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会产生大量数据，数据整理与保存也成为了难题。通过建设完善的施工制度体系。借助计算机设备对数据进行分析，更加简单高效，将数据输入到其中后，可以建立出统一的模型，与额定的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判断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趋势，是否存在严重的下滑情况。如果发现经济收益下滑，也要对引发的原因进行分析，避免类此问题再次发生在林区中。数据分析也需要公式的参与，这些公式都是固定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临时更改，分析处理所用时间有明显的减少。要素投入有明确的针对对象，因此能够帮助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建立模型概况，再逐渐对其内容进行完善，实现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目标。其结果可以作为林业发展情况判断的依据，应用在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上也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较低的A值还存在另外一种合理解释:即林业是一个正外部性较强的产业，林业要素投入中以国家为主的部分大多用于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入多转化为林业生态效益和资源储备，并没有计入林业经济产值核算。国家林业投资所占比重的参数估计值β4=0.837，说明国家投资占全部林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这一指标是弱显著性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虽然林业具有正外部性，增加公共投资能够促进林业发展；由于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多用来进行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结果说明林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具有特殊性，需要实行国家投资为主的形式。
3对策与建议
在对林业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收益进行研究时，可以将日常维护中遇到的问题引入其中，促进森林资源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收益增长与森林资源的产值具有很大联系，因此要协调好成本投入与资金收回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应当加强林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林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还需要大力提高；林业投入要素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生态资产，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没有计入经济效益，造成了林业产出被低估的现象；国家投资对林业的支撑十分重要，应不断加强。结合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努力。
3.1增加对林业的资本投入。继续坚持生态林业的建设方针，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对林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开拓林业投融资渠道，对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给予政策优惠，积极引导金融资本参与林业发展，提高林业投资的整体水平。
3.2要提高林业系统工作人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充分保障基层林业工作人员的各项权益，免除基层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加强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的工作环境，丰富林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林业建设的工作。
3.3继续扩大造林面积，做好森林生态价值核算。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积极借鉴林业发达国家的评价制度，评估我国林业的生态价值。建立合理的换算体系，将造林的生态收益转换成经济收益，更全面的反应林业的产出。
4结论
加强林业领域的科研投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财政对农林院校和林业科研机构的资助力度，建立林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机制，强化基层林业科技工作站和推广站的建设，提高林业经营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高岚,张自强.产权管制、要素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林业投资分析范文4
关键词 林业政策;政策模拟模型;经济福利
中图分类号 F310.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198-05
林业政策在对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和利用方面起相当大的作用。合理有效的林业政策是推动资源建设、林业的产业体系和生态体系建设的不竭动力。如何制定合理有效的林业政策，通过政策调节利益，通过利益激励和促进林业建设，最终实现经济和环境相协调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区域林业政策的作用效果，把森林资源的培育、采伐利用第一产业环节与以森林资源为原料的第二产业发展的整个林业产业链整合，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设立林业经济福利为目标，构建林业的政策模拟模型。利用该模拟模型，对林业政策的影响展开分析，为合理的林业政策设计和选择提供参考。
1 政策模拟模型
本文将价格变动率、税费引起边际成本变动率、利率引起的边际成本变动率、采伐限额政策引起的采伐限额的变动率作为四个政策调节变量Z1、Z2、Z3、Z4，通过该政策调节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资源培育、木材采运和林产工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的经济福利的变化作为政策目标变量，来认识政策作用的效果，以经济福利作为政策工具的目标变量国外有类似的研究［1］。如果木材收获的经济福利为EW1，林产工业的经济福利为EW2，因木材收益所激励的投资于林业新增林地收益为EW3，那么，全部政策的作用效果及其优化：
Max EW=EW(Z1)+EW(Z2)+EW(Z3)+EW(Z4)
＝(EW1(Z1)+EW2(Z1)+EW3(Z1))+(EW1(Z2)+EW2(Z2)+EW3(Z2))+(EW1(Z3)+EW2(Z3)
+EW3(Z3))+(EW1(Z4)+EW2(Z4)+EW3(Z4))(1)
其中：
EW1＝PQC(1+z1)(1+z2)(1+z4)-∫QC（1＋Z4）0（e+fQ)(1+z3)dQ（2）
等式（2）为木材生产的生产者剩余计算公式［1］，其中的z1、z2、z3、z4分别表示为政策变量,即价格变动率、税费率、利率、采伐限额的变动率；P-木材价格，QC－采伐限额；区域市场木材供给函数MC(P)＝e+fQ。木材价格由开放市场形成与决定：
Q'=(1/εS+1/εD)/(1/(εS(1+α))+1/(εD(1+β))Q0(3)
P=P0(1-1/εS)+P0/(εS(1+α)*Q0)Q',(4)
or P=P0(1+1/εD)-P0/(εD(1+β)*Q0)Q'(5)
εS、εD分别为供给和需求价格弹性，假定供求函数为线性函数。P0、Q0分别为木材供给和需求量在没有发生变化之前的均衡交易量和均衡价格。α、β分别是木材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增长率。
EW2＝∑3i=1(PiSi-∫Si0(ai(1+ρz1)Sbi)dS)（6）
等式（6）为林产工业的生产者剩余计算公式［1］，Pi、Si（i=1,2,3）为木材加工、家具制造和造纸业的综合平均价格和交易量。林产工业的供给函数为Pi＝ai(1+ρz1)Sbii，ρ－木材原材料在林产工业成本中的比重。ai、bi－分别为供给函数参数。
EW3=EW1/QC*QA*dA=EW1/QC*QA*α*dr(7)
r=净收益/投资额＝
（PQC（1＋z1)(1+z2)(1+z4)-∫QC(1+z4)0(e+fQ)(1+z3)dQQR÷QA)/(IAn)(8)
等式(7)为新增造林面积经济福利。在等式(8)［2］中：r＝投资收益率，QC=采伐限额，QR＝一定的投资造林面积下的资源总量，QA＝单位面积的产材量，IA＝单位面积的投资额，n＝年限。
dA=α*dr,其中dr为投资收益率的变化量,α为收益率变化引起的投资经营林地面积的变化参数。dr=drz2+drδ。
税费率变化引起投资收益的变化存在双重性，一方面直接引起收益率变化drz2=dr/dz2，另一方面税费率变化引起公共收入和公共服务投入的变化，进而引起林业经营的风险变化，影响收益率drδ=dr/dδ。
δ=δ0*eμ/(T+P*Q*z2)(9)
公式(9)为经验公式，其中：δ-风险变量，δ0-最低风险值，T-财政转移支付，P-木材价格，Q-木材交易量，z2-林业税费率,μ-参数。
dδ/dz2=-δ*(μ*P*Q/(T+P*Q*z2)2)（10）
因税收变化导致的风险变化，进而引起的收益率变化，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drδ=(r-r0)/δ*dδ=
-(r-r0)*(μ*P*Q/(T+P*Q*z2)2)(11)
2 政策模型运算与分析
2.1 初始状态下的林业经济福利估算
本文把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的状态作为初始状态。在没有实行新政策之前、保持初始状态下的有关模型参数的情况如下表1。
表1中的参数z1、z2、z3、z4为设定的初始状态的数值。
P、Qc、e、f、QR、QA、IA参见已有的研究成果［3］，PSi、Si、ai、bi(i=1,2,3)参见有关的研究成果［4］，δ＝44%参见已有的研究成果［5］，r0＝0，n＝20，δ0＝10%；α＝6.29是根据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前后减税增加了投资收益率36.3%激励，江西新增造林面积228.4万亩，进行比较计算得到；μ＝33.43是根据以下依据计算得到：公式δ=δ0*eμ/(T+P*Q*Z2)。2004年江西的财政林业支出为16.34亿元，以及不合理的收费6.24亿元，这些收费主要是乡村基层机构收取，假定也用于了林业的公共事业管理。计算得到：μ=ln(δ/δ0)*(T+P*Q*Z2)=ln(44%/10%)*(6.24+16.34)=33.43。
本文以江西为例，利用上述参数和公式（1）～（11），在不考虑动态因素作用的情况下，计算得到初始状态下的包括林产工业在内的林业经济福利，森林培育利用的经济福利为-2.54亿元，政策对造林激励的效果为零，林产工业的林业经济福利为6.98亿元。
显然，在林业的税费高达收入56%的情况下，林业经营者的经济福利是负值，缺乏对造林的投资激励。江西省实行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明晰和大幅度降低税费由原来的56%降低到现在的20%，可使得林业经营者的经济福利EW1达到7.24亿元，EW3达到1.99亿元，如果有转移支付至少保持经营风险不提高，可以极大激励投资于森林的培育使EW3达到26.9亿元。
2.2 林业政策变化的影响分析
2.2.1 价格变化的影响分析
在其他因素和政策保持初始状态以及仅税费率改变到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后保持20%税费率的情况下，仅木材价格发生变化，根据公式（2）、（6）和（7）～（11），计算分析价格变化将引起EW1、EW2、EW3的变化，结果见表2。
从上表的结果中可以知道，木材价格的降低和较大的提高，都将增加整体林业经济的福利。降价减少EW1时可以提高EW2，价格每变动10％，EW1同方向变动1.2亿元，EW2反方向变动1.76亿元，降价可以带来福利的净增长，但是降价不会激励资源培育的投入，从而提高经济福利，当降价时，投资收益率降低，对资源培育无激励作用，EW3为零。高幅度提价对资源培育的EW3部分的影响很大，但是在现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达到40％的价格增长率将使得林产工业出于经济福利负值的状态，对第二产业的发展不利。当税费率在20%的水平时，木材价格提高对资源培育的激励作用很大，可增加林业经济福利。
2.2.2 税费变化的影响分析
林业工作者的直观经验和大量的研究资料显示林业的税费政策对林业发展的影响很大，国内学者对税费有过较深入的研究［6～7］，多年以来的高税费明显妨碍林业的发展，在其他因素和政策保持初始状态的情况下，根据公式（2）、（6）和（7）～（11），计算分析仅税费率发生变化，将引起EW1、EW2、EW3的变化，结果见表3。
从表3的计算结果中可以知道，税费率对木材的培育和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当税费率变化时，降低税费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但税费的减少在没有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提高经营风险，进而降低投资收益率，所以在税费率减少到20%的情况下，风险的增加不会激励投资于资源的培育。同样地，税费率的提高，可以增加公共的收入并用于森林资源的公共服务，降低经营风险，但同时提高税费率将使得投资收益率降低，在现有56%的水平上的经济福利为负，高于该水平的税费率使投资于资源培育的激励为零。在无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降低税率的资源培育激励不明显。从EW3的有无转移支付的经济福利比较看，在有完全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降低税费率的资源培育激励作用大。有转移支付是指至少将保持原来的公共服务的投入水平，不至于增加林业经营风险。总的来说，税费的降低将增加林业的经济福利。
江西的林改和降税，调动了社会从事林业经营的积极性，林业经营的风险降低，投资收益率达到36.3％，根据江西“十五”期间年均造林面积297万 hm2，江西在2005年冬和2006 年春的人工造林面积达到222万 hm2相比较，江西林改实施了大幅度降低林业税费的政策，激 励社会新增造林面积达到1523万 hm2，相当于提高1%的投资收益率将激励林业投资新增造林面 积042万 hm2。
当转移支付额度不同的情况下，随着税费率的变化，林业的经营风险将会改变，使得林业经济福利发生变化。具体见表4。
显然，高于50％的税费率，林业经济福利为负值，降低税费率林业经济福利增加，但低于一定的标准以后，经济福利因公共服务的投入减少而减少。无支付转移的情况下，25％的税费率是最优的。税费率越低，需要的转移支付额度越大，才能保证风险不会增加。如果有一定的转移支付，最优的税费率还要比25%更低。
2.2.3 林业的贷款利率变化的影响分析
林业的贷款利率主要是影响成本，根据公式（2）、（6）和（7）～（11），计算分析随利率变化的林业经济福利EW1、EW2、EW3的变化，计算见表5。在税费率高达56%的情况下，利率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当税费率降低到20%的水平时，利率变化对EW1和EW3产生明显的影响。当然，如果考虑动态时间因素的作用，利率的影响作用将更加明显。
2.2.4 采伐限额变化对经济福利影响的分析
采伐限额大的变化对林业的经济福利产生影响，根据公式（2）、（6）和（7）～（11），计算分析采伐限额变化将引起EW1、EW2、EW3的变化。在56%的税费率情况下，林业木材生产的经济福利是负值，采伐限额的减少可以减少损失。相对于原来的投资收益率，减少采伐限额反而增加收益，尽管相对投资收益率有所提高，但收益的投资激励作用不明显。当税费率降至20%的水平时，随采伐限额的增加，林业经济福利增加，同时对投资于资源培育的激励作用也在增加，见表6。上述分析如果进一步考虑投资激励用于资源的培育，所增加的资源数量会影响每五年的采伐限额调整，那么经济福利的影响将会有所不同。
3 研究结论与思考
本文分析的研究结果如下：
（1）以整合林业产业链的林业经济福利为目标函数构建的政策模拟模型，可以作为分析林业政策效果的一个工具，林业经济福利会随着林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当林业经济福利为最大时所对应的林业政策就是最优的林业政策。
（2）林业的木材价格降低和较大的提高，都将增加整体林业经济的福利。在高税费的条件下，价格变动对林产工业的影响要大于对第一产业的影响，降价可以带来福利的净增长，但是降价不会激励资源培育的投入，高税费时的低幅度提价的资源培育激励作用不明显，20%税费率水平时木材价格提高对资源培育的激励作用很大。木材价格的提高达到40％的价格增长率将使得林产工业出于经济福利负值的状态，对第二产业的发展不利。
（3）高税费明显妨碍林业的发展，降低税费的呼声已经转变到现在的实际行动，如江西林改后的税费率降到20%的水平，调动了社会从事林业经营的积极性，林业经营的风险降低，投资收益率达到36.3％，且提高1%的投资收益率将激励林业投资新增造林面积042万 hm 2。
税费的降低将增加林业的经济福利。林业税费率有双面性影响。降低税费率可提高林业经营者的收益率，但减少用于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风险而导致降低林业经营者的收益率。无支付转移的情况下，25％的税费率是最优的。税费率越低，需要的转移支付额度越大，才能保证风险不会增加。如果有一定的转移支付，最优的税费率还要比25%更低。
（4）林业的贷款利率与林业经济福利是呈反方向变化，贷款利率主要是影响林业的经营成本，在认定自有资金也存在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全部资金的使用成本按贷款利率计算，利率越高经营成本越大，经济福利越小。但在高税费的条件下利率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在20%的税费率水平上，利率降低对资源的培育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5）如果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竞争性市场中高税费下的木材供给与价格综合作用，将使得供求均衡的木材交易量低于采伐限额的水平，可以使采伐限额的作用失效。在当前的采伐限额之所以存在的经济理由就是可以控制对不计成本的资源采伐以及天然林的采伐。
还要关注的是：森林资源的培育、利用将对生态环境、采伐限额调整等产生影响 ，利率长期影响将更显著，如何认识林业政策间接作用，另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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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Policy Simulation Model of
Forest Resource Economic Utilization
CAO Jianhua1 WANG Hongying1 YAN Cheng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2．Forestry Bureau of Jiangxi Province, Nanchang Jiangxi 330001, China）
Abstract Forestry polic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ultiva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Forestry policy, firstly, adjusts the price information of foestry production and factor by the market mechanism, further influencing the benefit and cost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producers according to the price information, at last influencing effect of cultivation,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forestry policy on fore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market mechanism,this article uses a policy simulation model which is integrated of forest industry and forest cultivation and timber production, takes forestry economic welfare as a goal and discusses the model and parameters.Applying the model,the article analyzes these policies quantititively
林业投资分析范文5
关键词：柳杉；人工林；经济效益；最佳轮伐期
中图分类号：F32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1-0269-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1.067
柳杉（Cryptomeria japonica）属杉科（Taxodiaceae）柳杉属（Cryptomeria），主要分布于温带、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常绿针叶性乔木，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至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少量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等地，属于中国南方主要用材树种之一[1]。该柳杉幼龄能稍耐阴，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土壤酸性、肥厚而排水良好的山地生长较快。柳杉树干通直，树姿秀丽，纤枝略垂，树形整体呈塔形，对二氧化硫、氯气、氟化氢等有较好的抗性，为主要园林绿化树种。木材纹理直，材质轻软，可供建筑、桥梁、造船使用，在广西、广东等地木材需求量较大。在桂北高海拔地区广泛栽培柳杉，其人工林面积已达3.4万hm2[2]。柳杉人工林推广种植发展前景巨大。
目前，国内外对柳杉的研究主要在林分的生长特性、林分碳储量、木材特性等方面。其中，林宁等[3]在对柳杉生长规律研究中得出，柳杉生长初期旺盛，在31年的过程中保持较快的生长速度，连年生长量随着树龄的增加大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樊吉尤等[4]对柳杉人工林生产力进行研究，得出柳杉林分的年净生产力达7.89 t/hm2；蒋林等[5]研究了柳杉木材物理性质，得出柳杉木材抗弯系数较差，但木材综合品质系数为3 221×105 Pa，品质系数较高，属高等级材。但就柳杉人工林经济效益评价分析的研究至今未见有报道。本研究基于柳杉林分生长调查数据，采用不同年份动态经营序列指标和静态不同经营影响指标的经济分析方法[6]，对广西六万林场31年生柳杉人工林展开经济效益评价，并进行各敏感因子分析，总结该林分最佳轮伐期，以期为广西乡土树种种植营林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北纬22°46′-22°47′、东经109°51′-109°54′广西六万林场莲花山分场内，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1.5 ℃，年均降水量1 462.0～1 847.7 mm，全年无霜期344 d。试验地海拔高度800～1 000 m，平均坡度27°，土壤以赤红壤、红壤，土层平均厚度80～110 cm。试验地前茬为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纯林，林分保存密度1774株/hm2，平均树高10.3 m，平均胸径25.7 cm，郁闭度0.7。
1.2 试验方法
1.2.1 单位面积木材产量计算 在试验地中设置3个标准样地，面积为400 m2（20m×20 m），在标准样地中进行每木检尺标准地调查，每个标准样地选6株共18株平均标准木，根据《测量学》（1997.08）年轮分析方法进行树干解析，将样木以2 m为一个分区段、2年为一个龄阶展开分析，结合柳杉人工林密度1 774株/hm2，并取平均值计算单位面积木材产量[7]。按照各解析木的计算方法，获得各树龄段的区分段数、径级、出材量等，林分综合出材率、薪材率等参考森林调查手册（1989.06）杉木出材量表（表1）。
1.2.2 营林投资成本 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和用工水平展开营林成本核算，结合广西玉林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市场行情和税收状况分析投资成本构成。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统计生产林木产品的基础费用（投资初期使用费为主要经营成本），视为不变成本。31年生柳杉人工林各项营林成本见表2。
1.2.3 木材运输成本 采运成本指人工林木材转化为经济价值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费用，包括伐区设计、生产准备、砍伐、装卸、运输等，这部分费用因林木的出材量、树种、地理地形、运输距离、林分构成等的差异而有区别。本研究参考玉林市六万林场近3年采伐运输成本价格，采运成本费用以115元/m3计算，其中采伐费70元/m3，运输费35元/m3，其他费用10元/m3。
1.2.4 木材销售价格 木材销售价格参考中国木业网和广西河池市当地木材销售价格，木材销售价格：木材销售价格径阶≥20为1 200 元/m3，低于20径阶的按1 000 元/m3（参考2012年广西同类树种价格）。
1.2.5 木材销售税费 木材销售税费是砍伐树木国家收取的税额，包括有“育林基金”和“更改基金”，由于近年来广西自治区政府对林业企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目前人工林种植林只征收“育林基金”、“更改基金”两项税费，共同按收入的10%收取，其他税费全免。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营林投资收益率按12%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1 财务分析
造林投资项目一般都会采用静态经济效益分析、项目财务序列收益分析法进行效益评价。从项目启动第1年起，对31年柳杉人工林投资经营期进行财务分析。项目期内“现金流出”由三部分构成，即营林成本、采伐费用、税费（两金），其中营林成本包括苗木、肥料、抚育、炼山整地等费用，共计18 575 元/hm2，占项目期内全部现金流出量的23.69%；采伐费用达29 276.14 元/hm2，占37.34%；上缴“两金税费”30 549.02 元/hm2，占38.97%。可以看出，柳杉造林投资项目所产生的最大部分费用是在“两金”税费上，但是随着民工劳动力的日益短缺和税费征收力度的提高，广西林业经营需走多元化建设路线，开展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并进一步挖掘盈利空间。
31年生柳杉人工林造林投资项目总利润为78 400.15元/hm2，项目投资利润率为39.44%，财务净现值为832.72元/hm2，财务内部收益率12.47%，高于行业基准投资收益率（12%）0.47个百分点。结合经济净现值评价理论，在广西玉林地区种植柳杉，在同行业中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就目前的市场来看，虽然投资柳杉人工林项目的经济效益比投资桉树速生丰产林要低很多，但柳杉可种植于高海拔、纬度较高地区，更充分利用了高山、偏寒地区资源，并且也可以改善种植区域的生态环境，加之木材市场伴随着区域特色木材建设规划，柳杉等乡土木材的价格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投资利润率也将大幅度提高。不过柳杉投资回收期时间较长，31年生柳杉造林项目的动态投资收益将远低于静态的投资收益，所以投资者应对此进行充分地考虑。
2.2 盈亏分析
根据盈亏平衡分析法，探索柳杉人工林木材价格临界点，盈亏临界点计算公式[8]：
盈亏临界点价格=（营林成本+采伐成本+税费）/单位出材量
由上述分析知，31年生柳杉人工林造林项目的营林成本为18 575元/hm2，采伐成本为115元/hm2，折算为单位木材产量的成本为29 276.14元/hm2，上缴“两金税费” 30 549.02元/hm2，单位出材量254.58 m3/hm2。
经计算，当柳杉木材平均价格≥307.96元/m3时，造林项目即可实现盈利，而近3年来柳杉的木材价格远在此价位之上（参照本土同类乡土树种）。可见，单从静态角度考虑，投资柳杉造林的盈利空间还是很大的。
2.3 序列收益分析
柳杉作为南方重要用材树种，在广西种植面积仍较少，且还没有确定主伐的年龄，但从林木的生物学特性及当地树种种植情况，结合31年生柳杉人工林出材量变化状况，从第18年开始以2年为一个龄阶评价各主伐年龄的各项经济指标，在第18～31年期间，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均逐步提高，具有巨大经济价值。随着主伐年龄的延长，项目的总收入、总支出、利润、投资利润率等静态经济指标均随着主伐年龄的延长而增加，而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动态经济指标则表现出先增长后下降正态分布，内部收益率两项动态指标在第26年分别达到峰值13.55%，考虑项目动态回收期，柳杉造林投资项目的最适合的经济轮伐期应该在第26年，伴随着投资项目时间的增加，项目的动态投资回收期持续增加，不可预见性增加，投资风险增大。
2.4 敏感性分析
通过对柳杉项目的总分析，确定了使用单因素分析法，以营林成本、单位出材量和木材价格作为敏感因素，选择变动幅度为±20%，分别考察对利润、投资利润率、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的变化程度[9]。
序列分析选取的3项经济技术指标中，以木材价格最为敏感，其次是木材的单位出材量，最后才是营林成本。由此可以得出，在提高柳杉人工林出材量、改善木材品质的情况下，可有效提高柳杉人工林经济效益，可见提高木材价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各项敏感因素在±20%的幅度范围内变化时，整个投资的各项静态、动态经济指标中，内部收益率在营林投入、单位出材和木材价格变动时出现了低于行业标准（12%），说明了柳杉投资项目31年主伐时具有一定的风险，同时也说明柳杉不适合31年主伐[10]。
因此，本文再进行26年砍伐的敏感因素分析（表7）。由表7可知，柳杉26年主伐时，当各项敏感因素在±20%的幅度范围内变化时，木材价格对整个项目的投资收益较为敏感，并且各项静态、动态经济指标中内部收益率在营林投入、单位出材和木材价格的变动时，都普遍高于行业标准（12%），说明了柳杉投资项目26年主伐时具有很大的盈利空间，也有较强的抗风险的能力。
3 小结
本研究对31年柳杉人工林展开了动态项目投资回报率和静态多因素财务分析，得出了木材收入305 496.01 元/hm2，利润为227 094.70 元/hm2，内部收益率为12.47%，大于内部行业收益率12.00%。在第26年柳杉人工林投资内部收益率达到峰值，为13.55%，因此，确定26年为柳杉最佳主伐年龄。另外，31年柳杉人工林总出材量高达254.58 m3/hm2，高出当地乡土种植树种40年马尾松人工林和30年杉木人工林[11]，表明柳杉可于当地推广种植。
柳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第26年达到峰值，柳杉人工林造林项目总投资利润率为39.44%，均高于当地种植的27年火力楠[12]、山白兰[13]、米老排[14]人工项目投资总利润，但小于当地种植8年生桉树人工林内部收益率（41.45%）[15]。因此认为，柳杉人工林作为广西地区乡土树种人工林种植推广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伴随广西林业大力发展乡土树种的趋势，柳杉经济效益比各类乡土树种具有巨大优势，并且随着柳杉木材市场需求量的增加，该树种木材价格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该树种推广价值巨大。但总体来讲，柳杉的投资回收期较长，高达26年，从集约经济学角度考虑，投资风险随着投资年限的增加而增大，因此，在柳杉种植推广过程中，仍需要对该树种合理经营，找出其适应生长的立地条件，选育出优良品种，并参考各地区木材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对柳杉进行区域性种植，提升柳杉人工林经济价值，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以便更好地推广种植该树种。
4 讨论
本研究表明，柳杉人工林是一个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低的经济投资项目。由于柳杉可栽培于800～1 000 m的较高山地，可有效改善广西种植树种单一性问题。另外，该树种最佳轮伐期为26年，可对柳杉人工进行合理经营规划，划分当地木材市场，集约化管理木材销售，使得柳杉人工林经济最大化，推动广西林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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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投资分析范文6
安徽是农业大省，全省国土总面积13.9万平方公里中有耕地422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30.3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表明，全省总人口5950.1万人中有3391.0万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56.99%.但安徽还不是农业强省，2000至2009年，安徽省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06%，低于14.36%的全国平均增长.安徽省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2000年为第七位，2009年降至全国第十位.安徽省农业增长低于全国水平，这与各种农业投入的结构及其比重息息相关.安徽省农业投入要素及其比重与农业发达省份相比，尤其是在农业科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本文就科技资源对安徽农业发展的贡献进行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
2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0-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为面板数据（表1）[2].选定安徽GDP、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等指标.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衡量农业的总产出，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能准确的反映农业的生产状况，在统计数据中它包括了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生产总值；二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容易查找，有利于研究.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为相应年份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相应年份的农业资本投入；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来代替科技资源投入.为剔除价格波动因素，以2000的价格作为不变价对表1进行处理.以2000年安徽省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4]和2010年安徽省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4]为面板数据（表2）进行安徽农业科技资源投入分析.
3数据分析
3.1文献回顾
吴海民的《基于新C-D生产函数的广东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在原有C-D生产函数基础上，加进了制度因子θ,把资本、劳动力、科技、制度作为决定产出的投入要素.并以广东的经济发展数据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化的转变，就必须进行制度的革新[5].龙海亮的《基于DEA回归的C-D生产函数分析》，把DEA回归和C-D生产函数结合起来，分析了2001-2006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本和劳动产出效率.分析结果表明建立在DEA基础上的回归模型对经济现象的释义比一般的生产函数要优秀得多[6].韩静舒在《安徽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贡献率测算分析》一文中运用C-D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表明科技进步对安徽农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文章分析的各要素贡献率如表3[7].
3.2数据分析
由上表可以看出2000-2010年，农林牧渔总值占安徽GDP的比重逐年降低，且降幅趋于平缓.随着安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二、三产业已成为安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这是促使安徽农林牧渔总值与安徽GDP比值下降的关键，而2000-2010年安徽的农林牧渔从业人数逐年减少.但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在全社会的从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高，2000年为58%，2010年仍然占39.1%.这说明在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投入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资本投入强度的加大导致劳动力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有所弱化.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从表1可以看出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数逐年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产出比从2000年的11.5%上升到2009年的59.07%.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如：农业机械、农田水利设施等提高了农业耕作的机械化、自动化，替代了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导致农业从业人数逐年下降.表一显示相对于资本、劳动力的投入，安徽的农业科技的投入较低.2000—2004年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增长缓慢，2005-2010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开始出现较快的增长.上表显示2001-2005年间对安徽的农业增长贡献中，物质消耗增长亦即资本的贡献率为74.67%；劳动力的贡献率为-4%；科技进步贡献率为2.94%.而改革开放到2005年间，对安徽的农业增长贡献中，物质消耗增长亦即资本的贡献率为51.32%；劳动力的贡献率为4.78%；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8.20%.在科技贡献率中科技资源的投入占据绝大部分，因此科技资源投入是安徽农业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2000年安徽农林牧渔R&D经费支出为0.34亿元，占同期全省R&D经费总支出比重的1.7%，高于同期0.9%的全国水平，此年安徽农业总值全国排名第七位；2009年安徽农林牧渔R&D经费支出仅为0.18亿元，占同期全省R&D经费总支出比重的0.13%.低于同期7%的全国水平，此年安徽农林牧渔总值全国排名第十位.安徽农林牧渔R%D经费支出与安徽农林牧渔总值全国排名呈现出了高度的相关性.安徽农林牧渔R&D经费的低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安徽农业的低产出.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安徽农业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农业科技资源的投入.当前安徽农业科技资源投入力度不够，成为制约安徽农业由大变强的根本因素.为实现安徽农业跨越式发展，提高安徽农业科技资源投入的强度是必要的.
4.2政策建议
4.2.1加强安徽农业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强化农业科技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在职培训，制定农业技术人员轮训、跨岗、跨地区交流计划；对有志于从事农业科技研究的工作者，提供政策上、财政上的支持；加大农村的基础教育投资，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农民夜校、农技培训辅导班，对有意愿参加培训的农民给予财政补贴、减免培训费用.
4.2.2加强安徽农业科技财力资源投入.提高安徽在农林牧渔R&D经费支出方面的投入强度，赶超国家投入的平均水平.积极地把企业资本、私人资本引入农业科技研究领域.让企业参研到有关农业科技的项目，实现农业科技研究与企业需求、社会需求的有机衔接.对于农业科技领域投入研发资本的企业，政府应该运用税收政策给予特别支持，减免其企业所得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