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的研究意义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实践性运用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3-0021-0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过回顾、总结、反思和规划，这些可以说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关于研究的研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的学术自觉意识的增强和学术反思意识的提升。然而，“关于研究的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侧重于研究成果的实体性内容，而忽略了研究成果的层次性内容。如果缺少后者，那么“关于研究的研究”就仍然是不完整的，进而也将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从层次性内容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解释性研究，二是规范性研究，三是实践性运用。合理区分研究的不同层次，明确各个层次研究的适用范围，并把握各个层次研究的相关联系，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获得实质性推进的一个必要环节。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性研究
在目前“关于研究的研究”的成果中，最能够体现此类研究特点的是对研究范式的研究，因而我们选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研究来说明问题。众所周知，“范式”一词来自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尽管“范式”是该书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库恩并没有明确界定“范式”的内涵。“范式”的涵义非常广泛，可以是科学家共同体公认的科学理论，也可以是专业教育所规定的思想框架，或者是科学实验活动中某些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系统在内的范例，甚至可以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的信念。一位学者认为，“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涵义多达21种[1]（P77），这自然给后来学者以严格方式使用“范式”概念留下了障碍。比如，按照王南教授的统计，中国学者对“范式”的使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含混性，但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类是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使用，第二类是在研究进路或侧重点的意义上使用，第三类是在笼统的研究风格之类意义上使用，第四类是在以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使用[2]。如果我们同意王南教授的分类的话，那么即便是在这四种分类方式中，每两个之间也缺乏相同之处，如作为第一类的哲学思维方式和作为第四类的研究对象，就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使用着同一概念却表达着完全不相同的涵义，这给我们讨论“范式”问题带来了麻烦，毕竟核心概念的明晰和确定是任何学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条件。不过，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意义上使用“范式”概念的，因此本文也将“范式”概念界定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进路或侧重点的意义上。
以“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进路或侧重点的意义观之，国内学界20多年来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以及“范式转换”异常之多，例如从阶级斗争范式转向主体性范式，从实体性范式转向认识论范式，从本体论范式转向认识论范式再转向人学范式，从教科书范式转向实践论范式，从解释世界的范式转向改造世界的范式，从朴素实在论范式转向实践论思维范式，从体系研究转向问题研究，实践唯物主义解读、实践人道主义解读、人学解读、文本解读、文化解读等。仔细检视以上范式的内容，会发现它们除了都属于“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进路或侧重点这些层面之外，在更宽广的层面上还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性研究。所谓解释性研究，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怎样的（即如何实现了自身）、为什么是这样的（即为什么会这样实现自身），而不去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简要地说，解释性研究是对范式的解释，而不是对范式的实践。例如，关于从实体性范式转向认识论范式的研究只是分析这一转向的过程及其价值，但这些研究本身并不属于作为实践形式的实体性范式，或作为实践形式的认识论范式；关于从朴素实在论范式转向实践论思维范式的研究只是对这一转向的说明和解释，而其本身既不是以朴素实在为论题的研究，也不是以实践为论题的研究。解释性研究不随研究对象或论题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什么，都具有解释性研究揭示出来的那些特征。正是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区别于其他的理论，哪怕它们研究的是相同的问题。
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解释性研究，但解释性研究并不局限于范式研究，还可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结构和体系的研究。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关系的研究，都属于解释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性研究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事后性。解释性研究一定是在对某个现实问题研究之后才能出现，是对问题研究的研究，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后思”或“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候才起飞”的意思。当然，在特定的解释性研究完成之后，它也可以对其后的问题研究或解释性研究发挥作用，不过这与解释性研究的事后性并不冲突。二是反思性。作为对问题研究的研究，解释性研究主要是对问题研究过程中显示出的思维方式、研究进路、侧重点、研究风格、研究倾向等形式化的问题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归纳概括、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这也就决定了解释性研究得出的成果一定是抽象的，是从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研究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而舍弃其非本质的特征，这一点又直接决定了下面的特点。三是普遍性。把握规律的目的决定了解释性研究能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众多主题和领域的研究，例如实践论思维方式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人学研究、价值论研究、实践研究、主体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等众多不同主题的研究中同时地体现出来，这使得解释性研究能够成为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整体的理想中介。四是比较性。解释性研究要抽取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性的共同特征，就必须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无法找到在本质上相同的特征，而所谓相同特征，无非是那些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区分开来的特征，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同特征实质上是在与其他理论（如西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相比较的意义上才成立，即已经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之差异的默认。基于这种区分前提下的相同，我们也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联系与相似。例如，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的时候，便是在默认西方传统哲学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的前提下得出的观点，否则这一观点就缺乏解释性研究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性研究
在我们分析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性研究的时候，已经隐含着对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性研究的界定，实际上这两者也是在相比较的意义上才能分别成立。具体言之，规范性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问题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广义地说问题研究既包括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对商品、货币、资本等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但狭义地说问题研究仅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而不包括对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文在使用“问题研究”一词时，仅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基本都属于解释性的研究，而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终究是两种方枘圆凿的研究，无法轻易混同。
这里以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关系。在马克思一生中，耗费其时间最长、精力最大、心血最多的著作当属《资本论》。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P8）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都属于现实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研究对象，必然决定了《资本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不过，《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又意味着《资本论》同时也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即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的分析、对话和批判。从显性的文字层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将《资本论》的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区分开来，这就像区分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通常方式那样，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资本论》确实又将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两者之间从实质上很难截然区分。具体而言，如果不充分地联系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有效地结合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等问题的考察，那么就无法深刻领会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规范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高度融合，抑或现实问题研究和理论问题研究的高度融合，在马克思那里本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里同样如此。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是对工资、地租、利润、异化劳动、共产主义、货币等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及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等理论问题的研究；《神圣家族》既是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也是对物质生产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使命等现实问题的考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既有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人性论、哲学功能等理论问题的分析，也有对真理、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等现实问题的分析。而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其他著作，更是时刻将现实问题研究和理论问题研究结合在一起。
关于马克思的这种研究特点，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融合在一起，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理论整体。经过本文的上述考察，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就应当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理论方式的融合和贯通，而且实现了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的研究，即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融为一体的研究。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绝不仅仅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所提出的要求，从其根源来看，毫无疑问的是现实问题研究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502）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使命是实践地改变世界，而不是理论地解释世界。与解释世界往往只需抽象出事物的某种规定性加以考察不同，改变世界面对的是具体的、浑然一体的事物。具体之为具体，是事物多方面规定性的统一，这就不能只关注事物的某种规定性，而必须对事物的各个方面规定性加以综合考察，这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成为一个整体才能成功地对改变世界发挥指导作用。
到此为止，我们也就可以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谈一谈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关系了。具体而言，这两种研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首先，就两种研究的适用范围来看，它们的边界无疑是清晰的、确定的。规范性研究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解释性研究是关于现实问题研究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研究进路、侧重点、研究风格、研究倾向等问题的说明和分析。其次，就两种研究的地位来看，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任何事物都可分为内容和形式一样，规范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部分，解释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最后，就两种研究的功能来看，它们是相互耦合的。从静态角度看，规范性研究是原始研究，解释性研究是关于原始研究的再研究，而从动态角度看，两者的逻辑次序便不再固定，解释性研究对规范性研究发挥着引导、限制和调节作用，规范性研究则是解释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没有解释性研究的规范性研究是盲的，没有规范性研究的解释性研究是空的。当规范性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在客观上要求解释性研究加以反思，以期把握规律、发挥引导作用；而解释性研究又需要规范性研究作为基础和对象，否则脱离了规范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
看到这一节的标题也许有读者会问：规范性研究不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分析现实问题的研究吗？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吗？为什么还要单独分出一个“实践性运用”的层次？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它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根本异质性。也就是说，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是所有理论都可能具有的理论形态，例如西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理论，都可以区分出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这两个层次，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具有第三个不可取代的重要层次，即实践性运用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就古希腊哲学直至马克思同时代的理论而言）的根本异质性，在于理论的实现方式上。对于其他理论而言，其实现方式是理论地实现，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其实现方式是实践地实现。作为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思维和实践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这一实现方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服务于、服从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基于此，也就会发生以下两件事情：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显性”地消失了，即在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已经看不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哪里了；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隐性”地复活了，即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时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功能、立场性支撑、价值论引导和理想论指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这里仅指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性运用，而不是指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衣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中，由于已经无法“直接”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是“理论地实现”，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时刻融身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了，即“实践地实现”。这种特点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达，便是“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P10），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原文中的“哲学”，可以广义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改变世界”不仅是一个正在实现的现实的事情，更是一个有待实现的遥远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真正服务于“改变世界”的事业，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消灭自身，而“强化自身”无非就是指强化自身的方法论功能、立场性支撑、价值论引导和理想论指引，“消灭自身”无非就是服务于“改变世界”之事业的另一种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有生命力、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之特色、马克思主义维持自我生命线的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与意义如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实践性运用的平台上加以重新审视和评估，一定能获得全新的理解。
若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是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人们还会提出疑问：同样是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那么规范性研究与实践性运用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两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性区分，而不是内容的区分。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规范性研究和实践性运用往往是交错结合的，但这不意味着两者就无法区分。具体而言，规范性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谱系中关注的那些现实问题，如商品问题、货币问题、资本问题、历史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可以说是“抽象的现实问题”或“现实问题的抽象维度”；实践性运用侧重于国家关注以及普通大众关注的那些现实问题，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文化软实力”以及“收入差距”、“房地产调控”、“看病费用”、“素质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明显的具体性，可以说是“具体的现实问题”或“现实问题的具体维度”。其次，规范性研究是理论性的，而实践性运用则是非理论性的，这也是“实践性运用”这一概念中没有出现“研究”这一术语的原因。从上述对现实问题的列举就可以看出，规范性研究终究是理论层次的研究，因为理论总是抽象的、普遍的，例如关于商品问题的理论就普遍地适用于马克思时代和当今时代、中国和国外；实践性运用总是指向特殊、具体，例如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房地产调控”、“看病费用”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主要是体现于当代中国，而不是其他时代、其他地区。
四、小 结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解释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和实践性运用这三个层次的区分，并不是要在“关于研究的研究”中再增加一种新的标准。实际上，上述三个层次早已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只是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揭示出来而已，因此本文所做的只不过是一种“显现”和“澄明”的工作。笔者尤其想指出的是，“显现”和“澄明”主要适用于解释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而实践性运用的价值和意义尚未被广大学者所认同，这其中也许包含着学者对于非学术工作的不屑。然而，对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大众和被大众所理解和掌握，是一个绝对无法绕过并且需要秉承历史自觉和担当责任的重大任务，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应当有所作为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王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J].学术研究，2011，（1）.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范文2
与此相比，在美国，却有另外一批心理学力量，致力于将现象学落实到具体的心理学研究中。他们将现象学“落到实处”，或者借用胡塞尔的话说，将“大钞票”兑换成“小零钱”。他们以杜奎森大学为中心,形成了现象学心理学，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吉奥吉（Gi0rgi,A)获得美国心理学会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颁发的1996年的夏洛特彪勒奖。近年来，现象学心理学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正如安德森（Anderson,R)所指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更适宜、更鼓舞人心的学术氛围中，现象学方法已经走到研究方法的话语前沿，并倡导一种拓展了的科学观。”
一、现象学方法、生活世界与心理学
“现象学”这一概念具有多种指称。但究其核心，大多数研究者同意在于它的方法。美国心理学史家米西亚克（Misaiak，H)和塞克斯顿（SexUm，V.S)指出，现象学的“这个共同的核心,或者说是它共同的特性,就是各部分的共同点——现象学方法,将不同的体系整合起来，并揭示了现象学所指明的东西”^P_3)。斯皮格伯格在考察了现象学运动之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13hp^。因此，将现象学应用到心理学中，重要的是将其方法“落到实处”。
关于现象学的方法，我国学者张祥龙曾指出：“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以人的直接体验（直观、想象、语言行为、生存领会）为一切知识的源头，只以这种体验构成者、所牵涉者为真实。”因此,现象学方法揭示了现象学一个根本的思想，那就是，它指出了人根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原始性、根本性，所有其他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胡塞尔用“生活世界”概念来表达这个思想。美国现象学心理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吉林大学青年学者伍麟博士指出：“现象学心理学极其重视把心理学研究定位在‘生活世界’之中，主张在生活情境或者‘还原’为生活情境中研究人的心理经验，人真实经验到的现实生活是心理学研究的可靠起点。
现象学心理学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实证主义坚持所研究的必须是直接或者通过逻辑间接观察到的事实,受其影响的科学心理学关注人的客观、外在的方面，如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的驱力等。但这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验的丰富性与原始性。而且,这种研究将经验客观化,很容易使心理现象失去本来面目。而现象学恰恰重视经验的原本面目，经验的丰富性与意义。吉奥吉认为生活世界对心理学取向的意义来说是，心理学必须按照心理现象如何显现、如何被经验到，而不是按照它们应该如何的观念来说明它们。另外,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客观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可操作的变量,并假定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研究的任务于是转化为确证或否定先在的因果假设。但在现象学心理学研究中，却不承认任何先在的因果假设，研究者致力于发现现象本质的结构或现象对于研究者所蕴涵的意义。
迄今为止,现象学心理学已形成了两种研究取向: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和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经验的研究取向致力于发现现象本质的结构，而解释的研究取向则致力于发掘现象对于研究者而言所蕴涵的意义。在现象学心理学中，经验的研究取向处于主流地位,但解释的研究取向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下文试从现象学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出发,就其对现象学的“落到实处”进行具体的探讨。
二、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家们坚持将现象学方法“落到实处”，应用到心理学的具体研究中。他们尤其借鉴现象学开山宗师胡塞尔的思想,发展出独特的研究程序,形成现象学心理学的主流,被称作经验的现象学研究取向。
胡塞尔孜孜以求的，是试图通过现象学独特的方法，达到对事物本质（胡塞尔反对现象后面存在本质,他认为本质就在现象之中）的揭示、洞察。这种现象学方法，正如张祥龙所指出的,是通过对经验的各种分析、还原达到的。斯皮格伯格对现象学方法进行归纳,得出了广为人知的七个步骤:理解特殊现象;理解一般本质;理解诸本质之间的关系；观察显现的方式;观察现象在意识中的构成;将对于现象存在的信念悬搁起来;解释现象的意义[5KpMU。我们下面就来具体考察经验的研究取向对现象学方法的“落实”。需要指出的是,最后一步已经跨人我们将要论及的解释的研究取向的研究领域。
在胡塞尔的启示下,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家们秉承“面向实事本身”这一原则，试图通过对意识经验的研究,发现经验的本质结构。埃卡茨伯格(Ech-artsberg.R.V)指出，这种“心理学研究有一种结构取向，它的目的是揭示所给予现象的本质的普遍意义结构，以回答引导研究的潜在问题,即在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
在胡塞尔那里，对意识的考察主要通过个人的直观、还原等活动进行,而现象学心理学家则将考察转到对合作者（co-researcher)的经验描述上。合作者这个称呼意味着,研究是由研究者的反思和合作者的经验描述共同构成的。这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通常由研究者操纵进行，研究对象屈从于研究者’因此容易失去本来面目，而现象学的研究恰恰让研究的对象自行呈现,以忠于现象本身。
具体研究中，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大致是按这样的思路进行的:研究者首先从合作者那里得到原始记录（protocol),即合作者以文字将经验描述出来,从而得到研究材料;研究者在充分悬置自己的先在观念后’分析研究材料,发现其中的意义单元,将意义单元组合成为经验的结构;最后形成文本,进行交流。在考察研究材料时，胡塞尔通常使用的意义变更（meaningvariation),在心理学研究中变成了对经验的各种形式进行研究，通过考察多个研究者完成。心理学研究中力求穷尽经验的各种形式，而无须满足科学心理学的统计原则。胡塞尔对意识的直观，则在心理学研究中转换为对描述意识的语言材料的直观。另外,研究者还要进行语言的转换，以便于交流。
具体而言，我们将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的步骤划分如下：
1.问题的形成与材料的收集。研究者首先澄清自己所要研究的现象，形成问题。经验的研究取向的代表吉奥吉在1975年关于学习经验的研究中，提出如下的问题最根本的想法是，力图发现日常活动中普通人身上的学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学习是怎样完成的。在此基础上，研究给现象赋予名称。这种赋名是通过日常语言进行的，以便同他人交流。研究者通过这一步骤得出胡塞尔所谓的本质寓于其中的“现象”。
研究者在收集材料时,将所研究的现象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如吉奥吉在澄清现象后，提出：“获得经验材料的引导问题是，请你尽可能详尽地描述某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学习在你身上发生
研究者通常通过调查或访谈的形式得到原始记录,也有研究者结合使用这两种形式。总之，研究者要尽可能详尽、完整地获得对各种形式的经验的描述，以保持现象的完整性。
2. 将材料分成意义单元。获得研究材料后，研究者要澄清并悬置自己先在的假设，确保经验的原始性与完整性。接下来，研究者不断地阅读研究材料,直到发现一个个不同的情境（scenes)。这些情境自行出现，并不是研究者按照既定框架规划出来的，也即是说，现象学的研究要求由材料开始，自下而上地进行，而不同于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由既定框架出发，自上而下地进行。研究者抽取出情境的基本主题,从而获得意义单元。这是一个研究者经过信念的悬置后，对材料进行直观的过程。
3. 从情境结构到普遍结构。研究者将合作者的意义单元进行加工，就得到情境结构（situatedstructure)0这是在特定情境下得出的结构，研究者需要结合其他合作者的材料进行考察，并在不断地对原材料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得到普遍结构（generalstructure)0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日常语言转换为心理学语言。有的研究者是在得出情境结构的过程中完成的，有的研究者则是在得出普遍结构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种转换中，研究者还要悬置已有的观念，以防止意义的流失或变更。
4. 结果的形成与交流。研究者将普遍结构描述出来，并进行交流。研究者首先要同合作者交流，进行反馈，并根据合作者的意见进行适当的修正。最后形成文本，同其他专家进行交流。
应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步骤，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还存在着差异，而且对于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存在争议。例如，研究者真的能够完全悬置—88—自己的观念吗？这一根本的问题，在解释的研究取向那里得到了更有力的解答：
三、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现象学自胡塞尔起，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从胡塞尔经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发展出解释学哲学。我们可以通过三部著作勾勒出这条路线的发展。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1901)中，提出通过对意识的直观、描述以达到对本质的洞察。海德格尔则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提出本质是某种区域性的视域,是存在本身，是先行于认识的。哲学要关注区域内的现象，即人独特的存在。作为存在着的人，是意义的赋予者,是自我解释的存在。这样，人的根本活动便不再是对象性的认识活动，而是解释性的理解活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I960)中，则将理解的对象扩展到与人有关的一切现象,理解是最根本的人类活动，而利科从方法论上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对解释学加以ytsp=to
这样，研究便不再是对现象的本质的描述，而是对一切与人有关的现象的理解、解释。在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取向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卡茨伯格看来，这种研究“强调理解，或者是这样一种模式或范型，它坚持人类的所有活动和交往都可以被设想为有待解释的文本”_文本是解释的研究的一个-要概念，用来指代解释的研究对象。人类所有的活动及活动的产物，如经验过程、文学作品、艺术品、仪式、制度、神话等都可以看作文本。这样，解释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材料上的范围要远远超过经验研究取向。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它在研究思路h也与经验的研究取向大相径庭。
根据文本的范围，埃卡茨伯格区分出r两种解释的研究取向的心理学研究。-种是对具体生活文本的分析，包括对经验的及时报告的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等。它着重研究通过录音得到的原始经验过程的材料。另一类则是对回忆内容以及文学作品等的文本分析,包括对文学作品中某个主题的分析、历史情境中某个主题的分析等。
美国的现象学心理学家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解释的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在1979年出版的杜奎森大学的《杜奎森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第m卷）中，就有对解释学在心理学中的具体应用的专题探讨。正是在这本书中，蒂特尔曼(Titelman,P.)通过探讨利科的解释学在现象学中的应用，指出解释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四个特点[6]。他认为，首先,研究中要存在着独立的文本，不管它来自文学作品，还是个人的经验的记录。其次，文本一旦形成，就独立于作者，在理解过程中产生新的意义。再次，在对文本的理解中，文本展现的是其内在的有关联的意义，它透射出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无关联的句子的意义。最后，文本是开放的，对文本的理解、与文本的对话是无穷尽的。我们看到,解释的研究取向承认人的先在的观念，并将其作为研究必要的开端。它所致力的，是研究者在理解现象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出现新的意义世界。而经验的研究取向却力图悬置人的先在的观念，致力于发现寓于现象中的本质结构。
应该说，与经验的研究相比，解释的心理学研究还未形成它较固定的研究程序。我们以埃卡茨伯格的一个研究为例，来具体说明解释的研究取向是怎样进行心理学研究的。
埃卡茨伯格在《杜奎森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第IV卷）中，认为解释的研究是一个多水平、牵涉到对话与反思等活动的复杂的研究过程。他提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分析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研究者要不断地阅读，将自己融入作品之中。在不断的阅读中，研究者肯定会接触到作者本人对作品的构造、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者会接受作者的构思，发现作者构思的不同主题,并按此进行主题的抽取。当然，研究者肯定也有自己的观点。
第二阶段，研究者尽量突破作者的构造，创造性地阅读。研究者以自己的语言对作品中的小事件进行命名，并赋予自己的意义。原作者有其自己的构思，而研究者在阅读中并不以其为中心，而是通过不断地阅读(与文本的对话)得出新的理解。
第三阶段，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理解做出新的发展。研究者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如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罗杰斯、马斯洛、罗洛梅等人的理论进行解读。在不同的理论差异间会达到对文本更深的理解。
第四阶段，研究者接下来需要研究别人对作品进行的评论。一部小说，有很多不同领域做过评论。研究者仔细阅读这些评论，就会发现，不同的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如作品的语言、叙事、核心主题等。这样，在研究者面前就会出现新的世界，从而出现更多对话的可能性。
解释的研究取向，可以针对同一材料进行，从不同的理解中得出自己的观点。而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却是通过不同的材料进行的，并竭力寻求最终的客观答案。解释的研究取向的研究目的在于从研究者的研究中，发现新的意义世界，而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则试图从研究中抽取已经存在的客观知识。因此，从解释的研究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日常生活的蕴含。换句话说，解释的心理学研究会给我们以新的视角，从而为我们打开新的意义世界。
四、结语
经验的和解释的两种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取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思路去关注生活世界。一种侧重描述，试图发现经验的本质;另一种试图通过理解，探求研究者在理解文本中产生的新的意义。两种取向是朝向相反的方向进行研究的，即在个别-普遍维度上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埃卡茨伯格认为，解释的取向关注个别，而经验的取向关注普遍。他用一个阴阳图表示其间的具体关联，二者处于永远的相互转换中。他还指出，两种取向研究的载体——语言具有两种不同的特性。⑴(pp|5_16>语言可以抽象也可以隐喻地表达，从而与经验的和解释的研究取向相对应。
从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到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研究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经验的研究中，研究者要尽;力悬置自己的一切观念;在解释的研究中，却承认®?究者先在观念的存在，而且正是这种前理解使得研究（对话丨理解）永久地、时时更新地延续下去。研究本身并不存在确定的逢论。
因此，从经验的到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隐含着知识观的变化。海德格尔曾区分出两种知识，一种是在手的知识，另一种是上手的知识。前者是已定的，而后者则是在个体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力图得到意识的本质结构，这就意味着，关于意识结构的知识是已定的;而解释的研究取向得到的知识却是研究者自身在研究中的具体实践过程。更进一步说，这种知识观的变化隐含着研究向实践发展的趋势。研究本身就是研究者的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而不是远离我们的生活实践。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取向在这方面强调研究本身的生活实践性质，力图将研究融人到生活实践中，对于心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范文3
关键词：研究生；党性教育；思想政治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担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的重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一环，目的是让研究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研究生党性教育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的有效举措。从总体上看，当前广大研究生群体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在一些研究生身上反映出的理想信念模糊、集体意识淡薄、价值取向消极、伦理道德失范等问题也不容小觑。特别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趋势，研究生扩招后的数量规模也越来越大，如何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研究生党性教育的有效性，让研究生成为思想觉悟深刻、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扎实的高层次有用人才，是当前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使命。
90多年以来，党始终坚持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坚持走群众工作路线，积极发挥党员的先进导向作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回顾90多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在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总结出了真正适合中国实际并持续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这些都对我们当前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研究生党性教育的有效性，都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引导研究生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价值导向、动机激发、路径依赖的功能，对一个民族具有凝聚人心、聚集力量、激发斗志的功能。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结构和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形形的追求和奋斗表象令人眼花缭乱，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百折不挠，有的人灰心丧气，其经验教训令人深思。什么样的理想和追求才是科学的、正确的，什么样的信念才是伟大的、崇高的，身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当代研究生群体，应当如何选择和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科学的理想信念是指引研究生健康成才的精神向导。具体地讲，就是要求在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性教育的过程中，引导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正像邓小平所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指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研究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更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真正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研究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做到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做到知荣明耻。研究生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对于自身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培养研究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实事求是是我党一贯提倡和始终遵循的思想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实质就是要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要尊重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首创精神，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汲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在实践中使认识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这是认识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也是把握客观规律的必由之路。在具体的学习和生活中，对研究生进行党性教育，就是要培养研究生立党为公的高尚品格、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研究实际的科学态度。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在不断推进和继续深化，各种思想冲突和利益矛盾涌现，在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形势下，作为社会主义高素质人才的研究生群体，一定要自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积极认同主流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鼓励研究生进行社会实践，走群众路线。研究生要努力把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社会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研究生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原理和观点去客观地分析现实，科学理性地思考未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但创造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研究生要做到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就必须认真思考和积极贯彻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研究生不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和请教，获得有益的社会实践经验和人生道理，帮助自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栋梁之材。
研究生党员要自觉发挥先进导向作用。我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和先进导向作用，这是党对党员的明确要求，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在入党时立下的光辉誓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和工作重点不同，对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要求也不同。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党员要在六个方面保持先进性：要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要坚持勤奋学习，扎扎实实地提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本领；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要遵守党的纪律，身体力行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研究生党员坚持先进性标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发挥在研究生群体中的先进带头作用。首先，要强化先进性思想基础，增强学习责任心。共产党人的价值在为人民、为社会、为集体做贡献中体现出来，研究生党员要从思想上把奉献做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断增强牺牲精神和大局意识，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彰显榜样的力量。其次，提升学习力，掌握真实本领。增强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本领，是成为党员的自我要求。研究生党员要在研究生群体中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必须努力掌握所学知识，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师生，贡献社会。再次，提高创新意识，增强学习的创新性。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人类进入现代化阶段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最主要特征。研究生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必须要立足于学习实际，创新研究思路，扩展自身的眼界，从政治的高度和整体的角度着眼，从具体的学习和琐屑的生活入手，创新学习方法，在创新中提高学习和研究的效率和质量。最后，要弘扬公平正义，增强纪律观念。研究生党员要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增强大局意识和团队意识，开阔胸襟、待人以诚，加强团结、互相配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经得起考验、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要严以律己，切实提高法律意识、制度意识、程序意识，在危急时刻敢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紧要关头能够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急、难、险、重面前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方便和安全让给他人，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研究生群体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和先进导向作用。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范文4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问题化/问题意识
从一种学术比较的视角考察，以1978年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而1978年以来，则明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的批判和反思逐渐成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
毋庸讳言，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繁荣显然是必然和必要的。它既是对过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矫正，也为我们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并进而深化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而这些理论资源正是哲学家们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时，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一股若明若暗的“反问题化”学术思潮。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唯“学术”是“瞻”，强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在研究选题上，强调“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重“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重科学性轻实践性，回避现实，主张作“不持成见和客观公允”的纯学术研究，认为“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在研究路径上，倚重文本，重文献分析轻实证分析。这种“反问题化”学术研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而且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
之所以会有“反问题化”这种极端化的学术倾向，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片面性理解。
一、把“问题意识”混同于“问题范式”，仅仅把“问题意识”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研究路径，而不把它同时看成是一种共性（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
根据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经典解释，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对同一事物，通常会有多种解释方式。范式就构成了这些不同的解释或者理论的基础，它是我们用来组织我们的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问题范式”的特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思维向度。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哲学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价值取向的“问题意识”，它要求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式”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意识”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取向，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①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共性的思维向度，“问题意识”一方面涉及“问题”本身即研究对象的确立。如果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无疑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泛问题化”。另一方面，“问题意识”还涉及提问的方式，即如何提出、如何着手解决问题，而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治学时的一种意识——“学术意识”。与第一个方面不同，“问题意识”在这里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状况、贡献及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等。
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不仅有利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也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学术共识”，也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共识”。
二、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和言说方式。所谓“问题域”，也就是问题提出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不同的问题域，解决之道也不相同，而同一问题域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反问题化倾向”纷呈，根源性症结就在于研究者多是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么是生吞活剥西方各派理论的所谓“纯学术创新”，要么演变为著者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域的厘定，不仅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也有悖于应然形态的哲学内在诉求。
事实上，不论哪一种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问题中的哲学）”。人们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比如关于现代性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学术话语。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找到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理论契合点，使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分析范式时，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中合理的思想资源。这种研究视野，显然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论域，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顺利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
显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就必须“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出问题”，从而跳出学术冷落现实的误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仅仅界定为“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的认识，恰恰忽略了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审视，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文化的同质性，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但两者无论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抑或在发展形态、社会作用上都有实质性差别和原则性分歧。在于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的哲学”，怎样关注“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如何回答“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变革现实资本主义”问题，是“人类解放”问题，是“创立新的世界”问题。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因而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三、仅仅把“问题意识”理解为一种学术主体意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
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形式，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哲学研究也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都不是一般地谈论哲学观，而始终是就某一位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来探讨哲学观问题。他们这样做固然是因为与论敌论战的需要，但更主要的则是哲学研究的主体性特点使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首先是“时代的”哲学家，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哲学家并不象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③马克思对那种脱离实践、躲进书斋去建构“哲学体系”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纵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关于“哲学家”这个概念往往是在一种贬义的语境下使用的。马克思经常把那些脱离时代的理论家称为“哲学家”。相反，对于那些面向时代的哲学家，马克思则常常使用“真正的理论家”、“时代的哲学家”、“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这些充满感彩的概念。能否面向时代，是否具有时代的视野，是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诉求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哲学的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文化形态，是“现世的智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作为关于现实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这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应有的主体自觉。其二，就其功能而言，哲学不仅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立场是鲜明的。不能面向“人民”、不能为“人民”说话办事的哲学，其理论是空洞的和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⑥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单纯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意旨的哲学家，而应该是以自己的哲学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如果说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那么哲学家则是联结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哲学家惟有通过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对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观察透视，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升华，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活动过程深受其个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知识阅历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但这些个性因素一般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个哲学家走得与现实愈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愈密切、参与社会实践愈深入，其哲学思想愈能反映现实、指导实践。
四、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反问题化”倾向的盛行，还有一个认识论根源，就是人们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哲学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实际上，问题并非仅仅标示着一个人思想的成熟状况，它尤其标示着人们对这一时代的认识与把握所能达至的深度。只要人们善于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排除迷障，把握要领，正确地提出了问题，那么距离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已经不再遥远了。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⑦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固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⑧因为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意味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深层次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为此，就必须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整体，通过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层次的内容和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征。在理论上，它要求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实践问题上，它要求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树立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的新理念？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6、220、220、9、214、203页。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范文5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作为质的研究方法而进人教育领域并为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厘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特点，认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合理地选择教育研究方法。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莱布里奇等人认为，叙事研究指的是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叙事材料可以是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叙事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其他问题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群体，了解某一社会现象或一段历史时期，或探索个人发展史。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专指教师叙事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说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化的教育“问题解决”和“经验事实”，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教育叙事研究去研究教师。而教师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者也很乐意接纳这种研究方法，这使得教师叙事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现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而且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教育叙事研究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国家及地区间教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等都可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问题。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即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并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凡是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材料的分析研究都可以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要寻找故事背后的意义。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大致分化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叙事的教育行动研究”；另一条是“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前者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己展开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中小学教师在校外研究者指导下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后者主要是大学研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以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想法”或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文本为“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要看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能像规范性的量化研究那样，对其可靠性、有效性及普适性抱以过高的期望，至于具体表述，则各有侧重，这里仅概括其突出的特点。
(一)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性需求，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变得具体可感。教育叙事的视域基是指向过去的。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二)主观性
教育叙事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听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包括对细节的取舍、现场气氛的描述、心理状态的分析等，这本身也反映着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而这些“弦外之音”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对主观性的调控也是最难的，由于过分受到研究意图的影响而出现的“讨好效应”或“完美效应”必须加以克服。
(三)实践性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叙事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研究者的“文化主位”的方式以外，研究者还需要与被研究者不断地接触、沟通，这样才能做到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建构文本的意义。
(四)情境性
首先，叙事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叙事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
(五)重视意义理解与建构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叙事探究并不停留在展示存在者的层面，与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寻求普适性结论的研究不同，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做出解释。
(六)真实性
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叙事研究也尊崇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叙事研究强调对研究者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同时，对叙事研究的评价不追求客观性和有效性，它强调标准的运用必须适用于情境。叙事关键是看叙事者是否清晰、真实地描述了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叙事本身是否注意到经济性和熟悉性。叙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经验的意义重构和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并期望通过其激发共鸣，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
(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推演
从研究的基本思路看，叙事研究主要采纳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的归纳过程通常由如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分析资料与收资资料同时进行，以便在研究现场及时收集需要的资料。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走的也是归纳的路线，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
三、对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叙事研究招致不少批评。如，过于关注自我经验反省的研究旨趣，容易使研究陷入自我中心或唯我论；由于受到研究的规约而在叙事中出现“好莱坞情节”，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为所谈及事件中的矛盾设计一个完满结局：由倡导情境意义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招致工具合理性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批判等。
就目前的观点来看，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样本往往只有一个到几个参与者，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代表性经常被人质疑，也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二是时间长。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富资料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当教师事务繁忙或精力不足时参与比较困难。三是评定难。对一叙事研究的相对主观性标准目前还在探讨中，借鉴的典型研究较少。此外，教师相对封闭的专业生活习惯和缺乏自觉反思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研究的开展。四是叙事研究对研究者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叙事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个教育实践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与此同时，“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以及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即对材料所作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贴近”“身处”教育实践这一前提性条件之外，还应有必要的教育理论作为内隐的支撑，否则。教师叙事难以避免“叙事越叙越贫庸”的结局。
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不过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叙事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正是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教育叙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第一，教育叙事内涵理解褊狭。国内很多学者简单地把教育叙事等同于教师叙事，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仅仅适用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而且，无论是教师叙事行动研究，还是合作研究，对叙事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要么取消研究者指导，要么无视教师自主性。
第二，对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如前所述，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很厚重而广泛的，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囿于所谓的学科独立意识，就教育论教育，叙事便很容易成为教育琐事、经验体会甚至牢骚的代名词。
第三，忽视教育叙事的本体价值考察。一方面，很多学者在运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了解叙事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基于怎样的研究假设等，造成了叙事一定程度的泛滥；另一方面，更多情况下，学者仅仅把叙事作为研究资料收集的过程与方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叙事其实是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叙事本身也有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影响了叙事研究的开展。长久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所以觉得叙事缺乏科学性与推广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叙事脱离了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加重了教育科研的虚假之风等。对于这些评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们姑且不论学者对叙事研究的质疑是来源于我国教育研究对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的推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质的研究存在有某种抵触情绪，单就说叙事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忽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学者对叙事研究缺乏足够了解的前提下而得出的结论。
地质学的研究意义范文6
关键词：外部研究;理论实质；决定性结构
雷纳·韦勒克吸纳了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理论观点，从质料和结构的维度提出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理论，试图以系统的整体艺术理念关照文学研究。历来研究者们都聚焦于他的内部研究，认同了韦勒克“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对外部研究诸问题的质疑或批判也同样从逆向视角肯定了内部研究理论。以下笔者将从外部研究的问题和理论实质进行透视，旨在阐明韦勒克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本体的认同，其理论基石乃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一、外部研究问题的提出
韦勒克认为从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维度对文学的研究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提出了外部研究的诸种问题，以下对其内容作以分析：
文学和传记：韦勒克认为传记作为文献记录创作者个性和生平事迹，有助于揭示诗歌的生产过程；并通过柯勒律治的观点肯定了传记只要是真实的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机遇，对研究都将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传记和作品之间平行研究的价值，韦勒克则认为，文本作为一种面具或戏剧化的传统表现，当传记具有“诗人本身的经验、本身生活的传统表现”时，便具备一定的价值。毋庸置疑，韦勒克从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还是认可传记研究意义的。
文学和心理学：韦勒克首先分析现实主义在创造人物时心理的“移情行为”和浪漫主义作家的“投射行为”；接着，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角度肯定了“心理学明显地可以阐述创作的过程”，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维特等等，说明了小说家自我潜在于作品中的形象；而且，还认为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心理学上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总之，韦勒克承认“心理学可能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使他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或让他们得到一种未曾发现的写作方式。”[1]91从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层面肯定了心理学研究对文学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和文学：韦勒克从人类社会起源问题关注文学，认为文学的产生与某些社会实践有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大可能把诗与宗教仪式、巫术、劳动或游戏等划分开来。”[2]。并将这一实践关系上升到理论：“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比如传统和通例，准则和类型，象征和神话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1]96这些社会研究为文学提供了实证。同时，他从作家的社会学角度强调作家应该“研究文学产生的经济基础，作家的社会出身和地位及其社会意识的整个问题”[1]92；从作品的价值上强调“把文学作品当做社会文献，当做社会现实的写照来研究。”[1]94从作家的成就上强调“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1]102韦勒克分析了社会学研究法，强调它对文学提供的重要原始资料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思想和文学：韦勒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他认为“文学可以看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他从寓语学层面比较了英国文学和哲学：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中蕴涵着文艺复兴精神；马娄作品中蕴涵着无神论和怀疑论精神等等。他肯定了文学作品在直接或间接的暗喻中，具有哲学的思想见地。可以说，韦勒克强调思想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使作品呈现出其复杂性和连贯性；作品中的思想见解有时甚至“可以增加艺术家理解认识的深度和范围”。
从以上韦勒克外部研究的内容看，他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文学和传记、社会、心理学、思想等之间交叉互渗的关系，这些外部研究方式对读者接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体现了他对外部研究理论的认可。
二、外部研究的实质透视
韦勒克虽然认可了外部研究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但却又对其内容提出质疑和批判，层层剥离，最终将其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韦勒克这种前后迥异的理论态度究竟意图何在？以下分别从他所质疑或批判的内容透视其理论实质。
对传记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以传记真实性和作用为出发点质疑了“传记家以诗人的作品为根据来撰写传记，这里有多大的程度的可靠性？文学传记的成果对理解作品本身有多大关系和重要性？”[1]75在他看来，传记仅仅“将文学的决定因素置于传统和惯例”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法；而且认为作家创作时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认识的影响，其创作经验已经发生了变异，他的经验真实和生活真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断言：任何传记研究“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
对心理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聚焦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学真理”问题上。首先他列举了心理学手法在多数作品融合中的瑕疵，认为文学作品中心理学的表现手法并非作者实际的意识变化过程，不具有“心理学的真理”。即使作家成功实现了这一心理学的真理也未必具有艺术上的价值。甚至认为“心理学对艺术不是必要的，心理学本身也没有艺术上的价值。”[1]69其次，他批判了艺术家违反心理学准则的艺术创作，因为心理学上的“真理”缺乏一种普遍有效的自然主义标准和尺度。韦勒克将心理研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材料，其艺术价值唯有增强作品的连贯性和复杂性时才能够体现，而真正的价值标准则在于作品本身。
对社会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从价值的角度批判了研究者将艺术真实当做艺术真实，将文学研究的核心转移到语言特点和审美风格上。他认为“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1]90他强调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以文学的功利性为例质疑了文学的载道作用，否定社会式研究的价值，把社会性置于研究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其理由和目的则在于文本的审美层面，而不是外在的社会学因素。
对思想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批判了“把文学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思想史的记录和图解”，认为这种研究忽略了文学的整体性，甚至断言“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1]112同时，他从文学审美视角批判了诗歌中的哲理思想，否定了诗歌审美价值和哲理思想的必然联系，提倡文学研究“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1]114。韦勒克对这种从思想上研究文学的方式是反对的，认为它不具有整体性，影响了诗的审美接受效果，真正能够体现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则是文学内部要素。
通过透视外部研究实质不难发现，韦勒克之所以前后观点迥异其根本在于他对文本自身的强调，将研究的核心定位于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上。因此，他所论及的外部研究问题并非真正的肯定或认可，指归在于消解外部研究的理论价值。
三、思想寓居的坚定基石
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实质乃是反对用外部研究方法来比附文本，强调以文本自身为核心研究。那么，文本又何以能够决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呢？其理论基石则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存在，它是客观的和稳定的，而读者阅读经验却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它相对于不同程度的接受者来说具有某种确定性。但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须有主体经验的参与才能获得其现实存在。据此，韦勒克以文本为中心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划分为：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本体存在是文本自身的客观存在，经验存在则是文本在读者审美接受后的现实存在。作为接受对象的任何艺术品都是一种本体存在，它是由文本自身的语音、意义、所表现的事物等审美层面构成的整体，它决定着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因此，韦勒克称之为“决定性结构”。
首先，韦勒克用类比分析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特征。他认为，文本的“决定性结构”如同“语言”一样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而读者的阅读经验则如同“言语”一样具有某种差异性和多变性。犹如人们无法穷尽任何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言语”一样，任何读者也不可能凭个人的经验把握一部作品的“决定性结构”。读者的每次阅读经验都是对“结构”一次触及和展示，都是决定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实现。其次，韦勒克认为决定性结构作为一种标准或尺度决定作品的价值，并且“在标准和价值之外任何标准都不存在”，读者对“决定性结构”的认识程度就意味着对作品价值的判断水平。同时，接受者对“决定性结构”的问询和把握，都仅仅是部分触及了文本的本质。文本的价值客观地蕴涵在结构之中并与之密不可分的：“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164可见，决定性结构的决定性是在于文本价值，其核心地位奠定了文学的理论基石。
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文本自身，文本的价值唯有通过决定性结构才能实现。相反，作为外部研究的经验存在是变化不定的，并不具有决定性，其中的诸种因素也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标准和尺度，导致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的僭越，陷入了相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泥淖，又何谈价值问题呢？
总之，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虽然提出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论题，但却认为外部研究作为一种经验存在，并没有触及文学本身，亦不能体现文本的审美价值，甚至“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向题”，所以，将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消解为服务内部研究的材料。相反，他认为文学本质问题应是文本自身，因为它作为本体存在决定了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并将这一结构寓居在了文本自身的研究——内部研究，认为唯其内部研究方可揭示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外部研究不过是从逆向角度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价值，即提出外部研究问题的实质乃是为了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外部研究理论和内部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文本自身为核心的内部研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