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1
关键词：多媒体；传播技术；动画艺术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多媒体影像技术应用于现代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而传统的动画艺术形式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就对传统的动画艺术形式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元的表达方式以及更加多样的美术风格。
一、多媒体影像技术的发展概述
1、传统媒体时代的动画
人类文明的发展除了直接用身体和口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各个方面的需求，总还需要其他的物质载体来记录或传递信息，这种传播信息的物质载体或技术手段就是媒体。“媒体”又称媒介、传媒或传播媒介，是具备承载信息传递功能的物质实体。譬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很大程度上就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加快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以纸质媒介作为依托的报纸、杂志、周刊、书籍，一直演变到现代社会。这一时期手翻书就是一个典型，纸质书作为一种媒介的存在，同时也是最开始的动画雏形的出现，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当连续的画面快速播放起来达到一定的速度时，运动的画面就出现了，这就是视觉暂留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突破性的理论发现给后来的动画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理论参考。纸质媒介作为最传统的媒介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同时也占据了媒体时代相当长的时期。电影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动画艺术的视觉化效果，从开始的无声动画、有声动画、彩色动画、CG动画、iMax大屏幕动画。技术的成熟直接导致了现代动画产业的繁荣。此背景下的动画开始大放异彩，出现各种早期实验性极强的动画短片，到后来慢慢形成生产模式。从温瑟•麦凯的《恐龙葛蒂》到迪斯尼的《汽船威利》、《花与树》、《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我们能够看到媒体技术和制作工艺的进步以及表现手法的多元化。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突破是以制作动画的透明赛璐璐片的发明和运用。他的出现实现了动画制作过程中的背景分层绘制，这就大量减少了动画制作的周期，从而使动画得以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赛璐珞片的应用解决了动画背景的分层问题，成为促进动画长期发展的一项关键性因素。今天的动画制作软件所广泛采用的分层技术也是基于同样的分层原理。随着经济发展，如今的商业动画电影逐步形成模式，它是伴随着动画的制作脱离了个体创作转而以资金为纽带的一种集中、大规模生产的模式。所以这就要求动画制作团队或创作者在开始制作动画之前，必须开展市场调研来推测受众是否能够接受这部动画电影。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迪斯尼的动画长篇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而随后战争等政治性因素使得影院动画开始走下坡路。而电视作为家庭娱乐的媒介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由于影院观众的大量流失，使得好莱坞影院和动画制作商们开始挣扎摆脱日益严重的财务问题，一方面进行内部改革，裁员来减少开支，减少战后的动画电影制作计划，大量资金投资在电视娱乐频道购买、主题公园的建设、连锁经营等领域。这使得迪斯尼在这一时期制作的动画片屈指可数。在媒体时代的转折点，迪斯尼洞悉到了传统影院媒介的衰败和电视媒体的兴起。而这些应对措施，迪斯尼都成功的将动画产业与旅游业、商务出版等其他领域相结合，成功的扩宽了动画的发展路径，为以后的动画发展提供了基础。随着电视媒介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随之而来的电视动画和动画剧集蜂拥而来，以手冢治虫为代表的日系电视动画和以汉纳—巴伯拉工作室为代表的美国电视动画抓住了这一契机成功的将剧集动画的发展推广到电视媒介上，最终促成了以连续剧动画为样本的电视动画的成功发展。
2、桌面电脑时代的动画
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电脑图形技术的形成。多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合成技术以及计算机设备被陆续研发出来，这些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媒体艺术的发展。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应用使动画电影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将电影与生俱来的制造梦幻的天性推到极致，从而使电影产业转危为安，这一革命性的技术使得影院动画重新具有竞争力，成为与电视媒体抗衡所采用的重要商业策略，与此同时传统影院动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和影响。
3、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动画
随着网络的发展，各大视频媒体门户网站的构建，以及微信、微博等各大渠道的完善，直接导致了新视频媒体的流行。“微视频”、“微动画”开始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新宠。网络媒体不仅能够给大众带来随时随地的观看享受，而且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移动互联网端下观看能够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网络动画由于有这样的便利性所以在现代的广告、信息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应用广泛。
二、新媒体技术对动画的反思
无疑，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快捷，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下这些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引发的一些其他问题。随着计算机设备的不断更新进步，数码绘画等其他电脑技术，无论在软件硬件，都提高了制作的效率，但是也使得作品缺失了原始的质朴感和时代感。现代技术难以预料的后果和风险必须被人类社会当作挑战来看待。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零售业、报刊出版业还是娱乐业，所以我们应该正视新媒体给我们的挑战。
三、结语
麦克卢汉说过：“任何新媒体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新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新媒体会将旧媒体边缘化，这自然也包括依附于旧媒体存在的漫画杂志、影视、电视动画。但新媒体同样也要找到适合自己表达的内容。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传承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文明在，动画这个诠释和表达人类思想和观念的最有力的形式会一直存在。
作者:魏婷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燕翔.新媒体艺术[M].科学出版社,2005,06.
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2
第一问：全媒体营销的主角是谁？
从中国广告主生态调查课题组2009—2010年的调查数据来看，2009年47%的受访广告主认为广告主为广告市场的主导力量，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4.6个百分点。在广告主的角度来看，企业与媒体在整体营销与广告市场上是旗鼓相当的两大阵营，而广告公司已经逐渐被边缘化。随着我国广告市场的逐渐成熟，广告三角关系开始出现重心的偏移，力量的天平在重新调整平衡点。
被“边缘化了”的广告公司
在全媒体营销趋势席卷而来之时，很多广告主认为媒体的极大丰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重了自身的力量砝码，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和选择空间，面对媒体市场竞争白热化的现状，广告主才是广告关系中的主导，是备受追捧的明星。很多媒体在此时也逐渐将自身定位成广告主营销推广的承载物和平台，在三网融合的利好背景下向更加多元化的渠道和媒体形式上拓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广告与营销产品。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中国本土广告主和媒体方开始有意无意地将广告公司排斥在合作关系之外，传统的广告三角逐渐变成了竞合的双边交易。不少广告公司开始彷徨，对于自身的价值定位也开始出现动摇，不断追赶广告主和媒体的脚步，陷入较为被动的境地。然而全媒体营销中，广告公司真的没有价值吗？如果答案为否的话，那么广告公司的价值究竟何在，又该如何调整和发挥？
广告公司的自省与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广告公司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而这个鼎盛主要由两点构成：第一点在于广告公司对市场需求进行的准确预判与把握；第二点在于广告公司对于媒体的深入了解，能够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体。时代在变，而营销的根本没有变，即利用对消费者需求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从而做出营销决策，制定营销方案。然而在新世纪里，媒体的碎片化和受众的碎片化一同发生，甚至相辅相成，变化了的时代和变化了的营销环境也给广告公司维持自身价值，保持自身的敏锐性带来了新的挑战，由此才产生了关于广告公司价值的讨论。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带来的是极度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与媒体接触，然而这种极端破碎和个性化的需求也就意味利用原有方法无法再实现规模化，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营销成本，无论是广告主还是媒体，这都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状态。“重聚”或者说“聚合”的要求应运而生。那么，面对破碎了的消费者和受众、碎片化的媒体种类，这种重聚或者聚合应该如何实现，如何引导，如何利用？这是摆在广告公司面前的新挑战，也是其重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大命题。
要实现聚合与重聚，第一步就是要重新掌握当下受众已经变化了的、个性化的需求。从过去的调查经验来看，消费者或者受众只是单纯的“样本”，是量化研究方法和科学模型中的某个客观组成。然而在传播方式由线性渠道变成互动性平台之时，受众开始主动参与到传播中来，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受众需求的把握已经不能够只是观察、调查和量化的了，而是需要他们进行主动反馈的，需要进行内心洞察的。这种局面使得广告公司的传统研究方式被宣告出局，而一些洞察性的研究又往往具有极大的经验性和主观性，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复制。于是，营销呼唤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核心营销技能和知识结构，全媒体时代的营销需要基于海量消费者信息数据库之上的策划与方案，需要重新把握消费需求，预判市场需求，做出营销决策。针对这一问题，基于手机以及电视、电脑的个人信息平台和家庭信息平台正在逐步建立，为全媒体时代营销解决低成本的海量信息搜集提供了可能，这是全媒体营销的第一步；下一步需要的是对这些信息进行合适的分析与破解，洞察消费者行为与需求；第三步是真正获取有效的消费者需求回馈，提升市场预判的准确性。
如果广告公司无法实现这三步，重新把握全媒体时代的市场需求与消费者心理，那么广告主将失去左膀右臂，成为瞎子与哑巴，无法做出正确的营销决策；而媒体也将成为没有准心的枪支大炮，找不到信息传播的靶心和目标。广告公司的价值需要自身在这样的反省与思考中重新获取。
广告公司价值证明
反思之后，大部分广告公司开始重新调整自身业务架构和知识体系，更新研究方法。而如何让广告主以及媒体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认可广告公司的新变化，这是广告公司探寻自身价值时的重要障碍。
虽然广告主开始接受新媒体、认可新媒体的营销效果已经成为事实和趋势，但是我们也发现，大部分广告主还没有全媒体营销的详细规划和战略性的布局。对于大部分广告主来说，全媒体时代带来的便利性只是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多的媒体，有更多的媒体渠道和营销方式可供选择。全媒体营销往往被片面地理解为广告内容在不同媒体上的重复播放与曝光。与此同时，媒体方面在不断拓展新的领域和渠道之时，开始尝试将各种媒体进行捆绑打包，试图开发出更多的广告与营销产品套餐销售给广告主，对于这些媒体是否适合捆绑，如何进行捆绑，捆绑效果如何却并不一定了解。从这个方面来说，大多数广告主与媒体的“全媒体营销”是努力的但是盲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部分广告主与媒体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这毕竟还是少数。另一方面，消费者的碎片化和多样化是当今营销效果下降的最重要元素，然而广告主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却日益拉长。正是因为广告主与媒体存在这样的误区与盲区，广告公司才有机会在不断的调整和学习中发挥自身的专业性，重新证明自身的价值。
首先，在这个时候，广告公司的专业价值得以体现。正如笔者在采访群邑中国区媒介购买总经理张海鹰的过程中，对方表示，优秀的广告公司这些年来的不断发展已经为自身积累并形成了一套自我学习的机制和体系，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并且永远紧跟营销趋势的步伐，对于营销和广告永远是专业且严谨的。事实上，广告公司是走在广告主与媒体之前的，他们紧跟消费者，获取最新的营销趋势与营销信息，具备完善的数据库体系和上佳的分析能力，完全可以为广告主提供有效的参考与指导，为媒体出谋划策。全媒体营销的舞台上，广告公司绝不应该是配角。如果真的能够本着广告公司一贯的优势和传统，及时跟进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媒体接触习惯，掌握新的营销趋势与方向，以更加权威、专业的形象出现在广告主与媒体的面前，那么全媒体营销对于广告公司来说正是一场绝佳的反攻机会，重新掌握广告三角关系中的重要主导地位。
第二，在这个时候，广告公司的整合性服务成为优势。全媒体带来了全营销的整合需求，广告公司的业务如果能够及时拓展与升级，势必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全媒体营销的时代，公关、消费者调查、媒体整合与评估都成为广告主营销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和媒体机构都在这样的需求之下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对于部分广告公司来说，业务的拓展和这些功能的整合、对于新媒体领域的把握都成为趋势和必须，是新的生存空间的开拓。谁能够为广告主提供整合性、一站式的服务，解决广告主在面对信息海量化时的茫然和抉择困难，谁就把握了这个时代的制胜法宝。
对于广告主来说，全媒体营销是网络时代营销方式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对于媒体来说，这是一种机遇和挑战——传统媒体未必就会失利，新媒体也未必就能稳操胜券；对于广告、公关和媒体机构来说，这是一种发展变革与压力。所有角色在这场较量与考验中都在涅与重生。广告公司并不应该被边缘化，也不应该对自身价值产生茫然和疑惑，反而应该把握机会，重新回归广告三角关系中的主流地位。
第二问：如何理解全媒体之“全”？
所谓全媒体，在营销中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全”的度是业界在全媒体营销面前反复自我追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广告主在面对如此丰富的媒体之时往往有些畏缩与恐惧：一是无法了解全部的媒体特征与属性，二是无法决定究竟该用哪些媒体，三是生怕被时代抛弃所以不得不用新媒体，四是无法知道所谓全媒体的营销方式究竟是否有效。面对这样的困惑，全媒体营销似乎进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今天，我们希望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切忌盲目之“全”
媒体技术和媒体形式的不断丰富给了广告主更大的营销可能与发展空间，但是受到产品和品牌发展需求、周期阶段以及营销策略制定等因素的限制，并非所有媒体都会适用于广告主的营销策略。在保证营销效果的基础上尝试新的媒体形式，并且寻求最合适的承载方式，这才是全媒体营销的本质。而在媒体选择上，也不应该片面求全，有效地选择才是最佳方案。
正如房地产可能永远都需要与平面媒体结盟，快消品可能始终会选择电视媒体作为战友，IT产品可能会是网络媒体的终生拥趸，在此之外，适量的、有选择性的多元化媒体配合和使用对于企业与品牌的宣传推广才是最为有效的。即使是同一产品，在其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中，所适合使用的媒体类型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对于“全媒体”的使用，需要把握一个度的原则，在媒体中找到最适合产品或品牌形象、营销诉求特质的媒体进行使用。
切忌空洞之“全”
在现下的全媒体操作中，很多人将这个概念进行了过分粗放式和简单化的理解，单纯地认为使用所有媒体形式进行广告播放和展示就能够实现全媒体的效果，赶上这一波的营销潮流。这种做法忽视了全媒体营销中对于各种媒体独特性的关照，忽视了营销最为重要的并非形式和事内容这样一个道理。
而在全媒体营销方案的制定和策划上，广告主、广告公司和媒体应该在全媒体营销方式通力协作：广告主提供与自身营销目标相关的资料和主题，确定全媒体营销的目标效果；广告公司通过对市场的把握和了解，对广告主的营销目标进行预判，充分搜集媒体的各种信息，从而与广告主进行有效的沟通，最终确定整体营销策划方案和媒体使用、投放方案；媒体则需要紧紧跟随消费者的媒体接触习惯和广告主的营销需求，利用自身的平台和渠道不断拓展新的媒体与广告产品，同时与广告公司有效配合，为广告主提供最合适的全媒体营销服务。在三者共同的努力之下，全媒体营销才能够得以实施，才会是有内容、有核心、有重点、有效果的，是根据不同的媒体产品、不同的营销目标共同构成的全媒体营销策略，并且有效地执行下去。
第三问：全媒体营销时代，传统媒体怎么办？
近几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越来越多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些新型媒体的广告份额日益庞大，并且呈现几何级的数量增长，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超越平面和报刊媒体，成为电视之外的第二大媒体。虽然目前广告主对于新媒体的信任还不够，投放也还处在谨小慎微的状态，但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主研究所的专项调查中，已经有接近50%的广告主认可了“数字媒体在企业营销推广活动中的地位在上升”这一观点。于是，业界开始怀疑，在全媒体营销中传统媒体的地位是否逐渐被削弱，传统媒体能否有效应对全媒体营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于是，本文的第三问顺势提出，传统媒体是否应该在这场营销战役中用事实为自己正名？
用全媒体营销的眼光重新布局
事实上，传统媒体要在全媒体营销中为自身正名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但是绝对是具有可能性甚至是竞争优势的。
首先，要实现全媒体营销，首先就是要有多样化的媒体渠道，从而为广告主提供多重产品选择空间。对于媒体来说，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向其他媒体领域进行拓展。在这方面，广电等传统媒体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一方面这些媒体具有较为丰富的媒体运营经验和媒体资源，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准入制成为新媒体拓展广电、报刊等媒体形式的天然屏障，这也成为在多媒体拓展方面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先天的不对等条件。
第二，随着三网融合的脚步越来越快，广电、报刊纷纷进入了全媒体拓展的时代。广电机构一方面利用NGB和三网融合的契机大力发展广电数字媒体，如数字电视、CMMB、网络电视、和IPTV，同时也积极拓展至户外媒体以及手机流媒体方面。在广电机构中，上海文广、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都是全媒体布局的典型代表，也是本刊曾经进行过深入采访和剖析的经典案例。而报刊媒体在实现自身数字化的同时，也有诸如人民日报社这样以人民网为基础，拓展至网络、手机和户外等多种媒体领域的榜样。有了更加多样化的渠道，也就为媒体应对全媒体压力，向广告主提供全媒体投放产品的实现做了保障。
全媒体合作与升级
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3
关键词：技术理性；文化工业；媒介文化；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89-02
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就其典型特征而言，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发展着的过程，是人类的一种以有效为目标，采用分解化约、实施定量计算的理性活动，表现为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三个阶段。因此，技术理性化的展现，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本文以此为背景，具体分析技术理性主导下的媒介文化。
媒介文化（ Media 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媒介文化的形成与大众社会的出现、大众媒介的发展和普及密切相关。媒介文化以不同的媒介形态分为电影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媒介文化具有广泛推行社会价值规范与建构社会价值意识的社会功能，是现代社会总体文化系统中由大众媒介所建构的一个亚文化系统，但其发展趋势正在从边缘文化形态进入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系。媒介文化是当代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关切的热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及其文化力量，一直是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媒介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媒介文化这个概念的出现是文化和传播技术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在以文字为主的媒介传播时代，由于符号本身就是稳定不变的，而且在相同的意义空间之中，大部分受众都有着相同的编码和解码的规则，同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会大同小异，所以主观介入的因素会相对少一些。
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媒介的这种生存意义发生了改变，人们不仅意识到媒介作为信息中转站的巨大作用，而且也开始感受到技术手段本身对信息文本的表现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普及之后，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在家观看到电视新闻，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开始加深，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观念开始在电视媒体的出现后得到证实，它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并成为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人们开始纷纷表示如果在家不看电视就像少了点什么似的，即使不看也要开着的心态。这也证明传播媒介不单单是传播信息的工具，媒介特性对信息构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媒体不但传播文化，而且也在创造新的文化文本形态。
“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例如，在看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时，我们总是觉得特别的兴奋，很容易就能融入其中，因为感觉自己是在同时同地亲身参与的。但是在看报纸的时候，很难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一来报纸报道的大多数是昨天的新闻，其次是文字的表现力只是视觉上的冲击，不会调动全身的感官，属于热媒介。而电视媒介则需要调动全身的许多感官是属于冷媒介，而且是眼球经济，二者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贝尔・杰姆逊认为：“电视机的出现给信息带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变化。当你在看电影，或是在读报纸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视觉形象，例如： ……你看到一张关于中欧某地的大屠杀的照片，你依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切仍然发生在外界，仍然是他性的，和你没有直接关系。这样，这一信息就保存了某种客观性，对你来说属于另外一个外部的现实。但是，同样的信息出现在电视机上的时候，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机是你家庭的一部分，就像你的汽车或洗衣机一样，是属于你的，电视是属于家庭的东西而报纸或新闻纪录片仍然是外部的，是关于遥远的另一现实的； ……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由此可见，电视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承载工具，而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富有现代生活气息的产物，也是一种感官经验的再现，虽然也存在虚假，也要依靠后期的制作而产生完美的效果，但是却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感受。
从实际的媒体分析而言，报纸时代寻求的是一种踏实、严谨、单板、统一的生活方式，而到了电子时代人们就开始突出个性，张扬自我，勇于创新和突破，寻求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和生活中的多姿多彩。这就是不同的文化诉求点，也是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二、媒介由技术理性走向文化工业
信息社会，科技依然是第一生产力。媒介的技术理性也是因为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会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分析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进行系统分析的过程中，提出了技术合理性等概念。“所谓技术的合理性就是以技术进步作为一切合理活动的标准与模型，技术的进步及其理性的扩展，成了操纵大众意识，对人实施控制的有效工具。”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无好坏之分，这就要看操作技术的人是怀抱着怎样的心态和目的来利用这种高科技。随着媒介技术的日益发展，媒介产品也开始逐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文化工业是时代的产物，是一系列的媒介产品生产链形成后的结果，它可以降低成本，节约人力，提高效率……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如新闻作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具有隐蔽的欺骗性。
在“文化工业”时代，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都打上了商业操作的烙印。“文化工业”的掌控者通过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并且根据这些需求对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分工，为了使利益最大化，这种分工也就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完善变得更加的细致和精准，这就是文化工业中的管理。正是由于技术理性的认同和发展才使文化工业逐步形成。在文化工业中，文化产品的价值是由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体现的，而不再取决于它们自身的特殊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中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具有相同的特点：商品性、标准性和批发性。这些带有商品性的媒介产品被标上了“文化”的标签开始在受众中贩卖，把握得好就是降低成本的文化产品，没有把握好就是一堆文化垃圾，浪费人力物力还会降低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
媒介技术理性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媒介中的文化生产开始采取了工业化的生产及销售方式，所以人们就称之为“文化工业”。现代技术和大众媒介的兴起，使人们开始消解文化的阶级性和垄断性，广大民众都可以成为媒介的主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然而大批量的文化产品必然关照最多的是利益机制所驱动的文化形态，即大众文化。
三、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人文主义”这个口号最早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来的，目的就是反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反对宗教对于人性的奴役和压制，恢复人本身的自然本性。提倡科学技术的发展，希望人类能够借助理性和科学技术取得个性独立和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可见，近代的“人本主义”实际上是“理性主义”。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主要敌人是宗教，是“神”，那么在现在人文精神萎缩的主要根源则是在于人的“物化”，在于技术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引导的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
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让人们身处都市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恐慌和浮躁，人们不再相互相信，处处都布满了陷阱，到处都是潜藏的危险，于是处在危机中的现代人日渐需要一种人文精神主旨的回归，人们正在试图寻求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在媒体报道中也越来越强调人文关怀。
以武汉地区的《楚天都市报》为例，这是一份在全国销量都比较靠前的都市报纸，这份报纸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彰显人文关怀。首先是对读者的关怀，在《楚天都市报》创刊之初，它的首任主编杨卫平，就规定了记者采写稿件的长度上限，并要求写作尽量用本地口语化的语言，以至形成了所谓的“楚报体”的文稿格式。
这种“楚报体”，使得不少业内精英嗅之以鼻。但 “楚报体”真正体现了一份都市报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在业内精英以洋洋洒洒，下笔万言为能的同时，他们也忘了一份都市类报纸如何和市民沟通，更不知道什么是都市类报纸对读者的关怀。
第二是对文章中当事人的关怀。都市类报纸文章中的当事人主体，往往和它的读者是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事人的关怀，其实是对读者关怀的一种延续。都市类报纸必须依主席之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报纸也不应该忽视每一个人的利益。记者在采访民生新闻时，一定要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尽量多帮助他们，楚报还有一些跑腿记者，就是专门为广大民众排忧解难的。这样当事人能很容易就感受到媒体的人文关怀，很快就会到这个媒体产生好感和信任感。
第三，对记者的关怀。记者也同样是普通人，为了让他们更好的工作，也要对他们进行关怀，这是确保报刊能正常有效运转的方法和手段。《楚天都市报》提出“记者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总编全心全意为记者服务”的口号。刚开始办报时，记者的稿酬并不高，但是，如果记者出去劳动，写了稿，报社千方百计使之见报，以此承认记者的劳动。记者之所以当记者，是要养家糊口，但是，决不应仅仅是养家糊口。如果办报者对记者的认识仅仅是按搞取酬，就能调动了记者的积极性的话，永远不能成功。
报纸为社会之公器，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必须通过报社中每一个具体的人来实现。“记者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总编全心全意为记者服务”，这句口号内聚记者，外聚读者。媒体的人文关怀是没有止境的，做得好，报纸兴。人文关怀是一种境界，相信它的人，通过不断的努力，一定能使报业进入一个高的、更高的境界。
在技术理性下更要突出人文关怀，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总有一些人在网络上散布谣言，侵犯他人隐私，给当事人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当事人的确如所披露的那样，那也无可厚非，但的确存在因个人私恨，无故陷害诽谤的情况，这就不可取了，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混乱以及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首先的、根本的在于突破彼此的心理防线：人文文化从科学技术理性那里寻找自信心、理智的意念，科学技术从人文精神中吸取朝向人的情感，价值观念，从而使文化获得不断进取的健康心态。 这种心理上的贯穿是文化融合的起步，而真正使二者相辅相成还在于文化创造的主体――人的不断努力 ，在于人能否负责地对待文化。事实上，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如同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本是不言而喻的技术的发展不能离开人文价值的参照，人的问题的真正解决也离不开技术的相助，它们理应携手共进。
参考文献：
[1]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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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4
牛顿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说我能够看的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媒介亦是如此。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在研究手机媒介和一系列数字媒体时，曾经提出了“媒介达尔文主义”和“补偿性媒介”的观点。他认为，媒介的发展也会遵循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律。媒介的变革与创新，都是继承既往媒介的优点，并弥补其所存在的某些缺陷，而人们选择媒介，也是基于其某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可以假设手机这种备受关注的媒体形态，也是站在既有媒介的“肩膀”上成长的。这样，我们便可以从人类媒介传播的历史脉络中，寻找手机媒体的“时空线索”。
保罗・莱文森指出，人类最基本的两种信息交流方式是说话和走路。原始社会仅仅存在一些简单的语言信号，有形媒介还未诞生，面对面的说话是最常用的交流方式，现在一段幽默中所说的“通信基本靠吼”就是对我们祖先的信息沟通行为的真实写照。而走路是说话的一种延伸，当传递距离超过吼声可以到达的范围时，就必须用走路来缩短这段距离。事实上，这两种沟通方式贯穿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每个时代。诞生于3000年前的《荷马史诗》，最初就是源于人们的口耳相传。公元前490年，在希波战争的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军队大获全胜，一位名叫菲迪庇德斯的希腊士兵奔跑到42公里以外的雅典，向国民传递胜利的消息，这一壮举被后人所称颂。而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用双腿将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东西方物质和文化交流的纽带。
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产生于距今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一重大发现，说明人类很早就进入了原始的书写时代，诸如图画和文字这种文明记录符号出现了。较之纯粹的口耳相传，书写性传递更容易将信息保存，首次取得了信息交流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文字不断演变后，形成了当时的象形文字。而人们也意识到信息载体的重要性，除了在墙上涂鸦以外，开始使用石板、兽骨、金属器皿、竹简等，这就是最初的平面媒介形态。传说摩西就是将《十诫》刻在石板上，旅途中随身携带，才最终传向世界的。媒介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可搬运性，但是摩西的事迹并不能掩盖这些载体笨重的本质，对于信息的空间传播来说，这些媒介显然太不方便了。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想方设法使文字媒介变得更为轻便。布帛，丝绸固然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其高昂的价格注定只能成为王公贵族的奢侈品。相比之下，纸张的成本则低很多。早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人开始使用莎草纸，这种纸张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对古埃及文明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欧洲人用羊皮纸代替莎草纸，13世纪英国著名的《大》就是用羊皮纸呈递给约翰国王的，“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在英国民众中得到传播。公元206年，真正意义上的造纸术在中国诞生。《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筒；其用缣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纸的出现，为人类信息传播的大众化开启了第一扇窗。公元14世纪，造纸术传入意大利，成为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开启光明的天使。
造纸术发明后，推动了手抄书籍的发展。纸质媒介延展了信息传播的空间性，但是人工抄写复制的成本依旧很高。而纸张本身又是脆弱的，在历经战争或浩劫之后，往往损毁严重。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亚历山大城所经历的两次焚书事件，都使大量的孤本被毁，许多宝贵的人类文明成果就在那一刻彻底消失。曾经使用过5000年的莎草纸，其制造技术也已失传，这种失传正昭示着纸质媒介的脆弱。而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求可以进行大量信息复制的技术。
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正因为其首次解决了信息的大量复制问题。造纸和印刷两项技术使平面媒体大规模出现，这些媒体基本实现了长期保存信息和远距离传递信息的功能。同一时期，欧洲渐渐进入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书籍、报纸等媒体为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广泛传播提供了绝好的条件。英国的绅士常常坐在马车上津津有味地读当天的《泰晤士报》，而法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会聚集在咖啡馆里，对一本启蒙思想著作展开激烈的评论。
然而，由于纸质媒体自身的局限，信息传播的滞后性无法避免。进入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变，人们对信息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广播可以说是第一种电波媒介，电波媒介首次解决了信息在远距离空间传播中所产生的时间滞后性。1909年，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利用广播成功地转播文艺演出，几乎就是现代“直播”的概念。1916年，在纽约于第一时间向民众广播了总统竞选的得票数字。更应值得关注的是，广播是第一种允许接收者在移动状态接受实时信息的媒体。早在1906年，美国科学家费森堡从实验室用无线电波进行了首次广播，他播送的一些圣经朗诵节目被行驶在大西洋上的轮船报务员接收到。而进入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车载收音机大量普及，广播成为旅途中不可缺少的媒介伙伴。
电视媒体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现场直播”概念得到发展，使视频传播与事件发生同时进行，无论距离事件发生地点有多远，都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实况。新闻报道和体育赛事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受到信息传播者时间表的制约。但是在模拟电视时代，信息传播是单向的，观众必须在同一时间而且必须在有电视的地方才可以观看到内容。数字媒体出现后，在先进的网络和数据库技术支持下，出现了VOD视频点播，定时下载录像等新的功能和业务。这些新功能和业务使传统的电波媒体在信息传递上变得非线性化。用户可以定制业务，或将节目事先录制，或在时间允许的时候点播观看。
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5
关键词 新媒介 公共舆论 时间 空间
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向我们展示了新媒介在形成公共舆论和组织社会运动方面的强大力量，比如2004年反对日本教科书事件的民众游行示威；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全国的抗震救灾活动。这些活动(运动)发生的速度之快、力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以及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考察这些公共事件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许多与传统舆论所不同的现象，本文即对新媒介条件下公共舆论的形成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新媒介与法理社会的契合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腾尼斯在研究社会组织的早期形成和19世纪晚期欧洲社会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的原因时，提出了礼俗社会(民间社区)和法理社会(现代工业社会)的概念。礼俗社会由较小的封闭的村庄里主要建立血缘关系和直接面对接触基础之上的密集的人际关系网组成。而在法理社会中，人们由相对较弱的风俗习惯连结在一起，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而不是传统的基础上。
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公共决策思维。中国现在正处于礼俗社会急剧向法理社会转变的时期。由古自今，中国仍然是一个礼俗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要依赖道德。情感、权威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重、大的公共事务决策，这个论点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有清楚的解释。而在中、国逐渐走，向法理社会的过程中，更多地是依靠法律、理性、事实进行公共决策。因为在法理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分工、相互依赖，没有情感上的过多联系，一切都是以个体的利益为纽带。因此，公共决策上也必然是建立在无数个体的利益博弈基础之上的。虽然中国公众思想仍比较保守，但由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尺度已经逐渐放宽。
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改变了公共舆论的形成范围。在礼俗社会，公共舆论的形成空问是有限的，公意只能限制在特定的群体范围内，例如村庄、宗亲、家庭、社团。而在法理社会，这种群体的消解，必然要求有新的公意传送的纽带将个体的言论汇集在一起，在前工业社会，这条纽带是现代电子和报业传媒，而在新媒介时代，这个纽带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电子民主中，人们能够直接和他们的领袖交流。很多公共事件在发展过程中，都专门建立了类似电子市政厅的东西，来收集民意。因此，新媒体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以及较少信息审查的“过滤”等强大特点。都极大的满足了公众对于公共纽带的需求。
二、观点自由市场开始挑战精英主见
传统的新闻与舆论是由报业和传媒精英把控和主导的。实质上20世纪的新闻和舆论模型是建立在李普曼的处方之上的。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而言，报纸和电子媒介是“局内人。”而读者则是“局外人”。这就是精英作。为信息和舆论中间人的最本质反映。在《绝版：美国报纸的生与死》一文中，约翰·杜威并不否认李普曼对新闻和人性缺陷的论断。但他认为李普曼开出的药方只会让一切更糟。因为在他看来，民主的基础不在信息，而在对话。而且，他批评李普曼对精英的过分信任。实质上的民意反映的渠道并不通畅，舆论信息往往是被扭曲的，没有真正的公意。
在互相网和新媒介时代，通信和信息渠道十分发达，被称为精英阶层的媒介编辑记者，作为把关人的权利已经受到极大的挑战。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使信息的和社群的组织变得简单、迅速，的成本也十分低廉。人们由此绕开大众媒体的机制，自由的发表言论，通过文本的博客，超文本的视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形成了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真正能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观点通过广泛和持久的辩论，得以沉淀，最终形成一股力量。
由于互联网的纽带作用，空前的将平民阶层的观点纳入到自由表达的通道上来，人们不再需要中间人的话语传达，人们可以直接通过键盘在公共空间，BBS、BLOG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很多事件的发展蔓延完全是依靠新媒介传播做到的。在事件的萌芽阶段，往往是由言论开始积聚能量，人们针对一些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发表各种评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那些得到绝大多数人响应的观点开始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脱颖而出，赢得公众的支持。当有人开始出面组织将表达的方式转移到现实中来的时候、汇聚起来的能量于是开始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比如全国反对日本教科书事件，事实上最早是由强国论坛的议论引发的，然后通过QQ、MSN、短信等方式传播汇聚起能量，随即民众开始走上街头，从而演变为全国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现在，几乎所有报纸，已经向新技术靠拢了。数字报的出现就是例证。这些报纸或者电子媒介都在力图使自己适应这个被技术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他们试图理解和利用这，些技术，构建社群，让记者都去写博客，做视频报道，给读者提供与编辑对话的机会。《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裁减平面人员，增加网络上的投入和报道深度。但对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要从李普曼式的“局内一人”情绪中走出来，却并不容易。但他们必须有这种改变的精神。因为毕竟精英绝对统治时代已经受到挑战。草根的力量已经开始从个人BLOG和网络视频中散发出来。
在监督社会、揭露丑闻上，博客甚至比专业记者做得更出色。《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丑闻、CBS主播丹·拉瑟丑闻、美国参议院前多党派领袖特伦特的垮台都不是被专业记者发现的，而是博客。美国司法部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因窃听丑闻下台，不是由《华盛顿邮报》揭发的，而是被一个自由调查者的博客群Talking Points Memo首先曝光的。今天的很多深喉事件，越来越多的是由新媒介来揭露。
观点的自由市场是自由精神在思想领域的一次巨大成就，是从物质的自由市场向思想的市场的一次转移，在物质时代人们用货币投票，而在思想领域，人们用理性投票。
三、把关人逐渐消亡、现场多方位再现
在传统媒介时代，把关人或者中间人在控制舆论的力量上已经开始减弱。因为一在旧，媒介时代。人们只要控制信息的源头就能控制公共舆论。一但是在新媒介时代，因为信息的发、布量庞大，而且速度极快，这都让把关人无法有效阻挡。在新媒介时代，民众而非精英掌握了信息的主导权。根据李普曼的公共舆论理论，把关人是必须存在的，必须由精英控制这个理论在旧媒介时代是成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普通民众根本就没有发表意见的畅通渠道，信息的渠道掌握在那些了解社会动态变化的记者精英们的手里，只有他们才比普通人更了解真相。事实上，李普曼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这些精英也是人，他们的视野和智力水平也都是有限的，都会有人性的弱点，并不总是正确的，并不总能真正的代表公意。
在新媒介时代。无数的关于某个事件的信息真实而快速得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已经超越了中间人的有限观察。中间人的过滤作用已经开始消释，信息变得更真实，更全面。这也得益于网络的无限空间和开放精神。网络让现场直接呈现在公众的面前，而不是掩盖着人为的面纱。即使部分信息在表达过程中出现了扭曲，但是有更多信息的补充，不至于偏差太大。现场让人们对事件有着更客观和更真实的评判，为人们的行为决策提供更有利的信息支持。人们的行为决策也更加的理性和坚定。因此，一旦某种信念的形成，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今天的很多事件都非常真实地通过新媒介呈现在公众眼前。人们对真相的了解，更多的是依靠互联网获得。
四、技术手段不断强化着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
在新媒介时代，比特以光的，速度在流转，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媒介发展史实质就是一个人类与时空抗衡的历史。人类媒介从早期的口语传播、再到书面语、再到电子媒介，都在不断的突破着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媒介让人们打破了空间殖民，早在电子媒介时代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地球村”。新媒介时代突破了时间可的限制，使得公共舆论的思想更成熟，但这种意见和观点的市场仍然存在于横向的传播之中，而在新媒介时代，互联网的超强储藏能力已经打破了同时代之间的较量，观点的斗争舞台开始穿越了时间，变得更有纵深感。由于互联网文本的可快速搜索性，人们可以从网络上通过Googlc、百度等途径，获得关于同一议题的相关知识、思想等内容，使得思想经历更多的思想的碰撞。而在旧媒介时代，由于缺乏搜索的便利性，文本的呈现方式并不利于人们对知识和思想的查询。
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6
【摘要】本文主要以恩施州建始县为例，结合其现代传媒的使用情况，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及应用状况，分析了现代传媒在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发展中扮演的消解与重构的角色，同时解读了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嬗变中所发挥的推动器与加速器的功能。
关键词 现代传媒 民族文化 消解 现代建构
一、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现代传播媒介发展现状以及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1、建始县媒介发展现状
恩施州地处我国中部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建构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困难。但随着恩施州自身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扶持，如今的恩施州已构建了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在内的多层次、多种类、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多样化信息生态环境。以建始县为例，目前已经有《恩施晚报》、《建始新闻周刊》、建始电视台、中国·建始网、建始手机报、建始网络电视等。
然而，尽管目前建始县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媒介系统，但是发展中还存在不足。首先，传统纸媒的覆盖率相对较低，不足以体现其影响力。以《建始新闻周刊》为例，它是依托建始网面向州级有关部门、建始县事业单位的赠刊，不公开发行，影响力有限。其次，由于特殊地形，一些传播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如整个建始县有400个村，但目前有线电视只覆盖了138 个村，大多数农村家庭无法收看建始县电视台的节目。再次，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虽然有所发展，但更多的是作为官方的话语机构呈现，缺乏专业性。以《中国·建始网》为例，本地新闻数量偏少，更多的是转载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而且互动不足。此外，网站缺乏专业的媒体人才，交叉任职、岗位职责不明现象较普遍。
2、被访者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1）传统媒体（ 报纸、广播、电视）。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的报纸、电视仍是当地使用率最高的媒体。目前仍喜欢或者看报纸、电视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4.9%和97.1%。电视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而且，利用电视来打发时间、消遣娱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如图1）
（2）新媒体（手机、网络等）。调查发现，手机和电脑在当地的使用率分别达到了96.1%和66.2%。从上网的内容选择上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地人们获取国内外新闻、学习、社交、休闲娱乐的重要阵地（如图2）。至于手机，已经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在使用手机以前，75.4%的受访者都是以打座机电话以及写信等方式与人联系，而使用手机以后，62.9%的受访者表示手机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如下图3、4）。
因此，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当地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普及,对当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但是，在媒介接触频次和媒介接触内容方面，城乡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代传媒对农村的影响不如城区明显。
二、现代传媒对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消解与现代化建构
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会得到更新发展。”①所以，民族要发展、文化要进步，就必须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以信息化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
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指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被全面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其民族传统文化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所发生的再造与重构。它以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社区为基本场域，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外显形式和内在功能为建构对象，在多元力量相互交织的文化网络中有机展开。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建构着新的少数民族文化。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结语
总之，湖北武陵山片区的民族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山区现代传媒生态的平衡发展也不是一夜就能达成的。如何加快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发展，克服山区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历史等各方面的困难，实现整个少数民族地区传媒生态与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整个社会、政府值得关注的话题，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武陵山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与现代传媒生态的发展研究，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传承和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本文是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传播对湖北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影响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李勤,《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J]《. 当代传播》，2005（5）
③竹内郁郎著，张国良译：《大众传播社会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