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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论文范文1
造成上述趋势的原因有：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不断快速增长，不断地提高了高新技术产品的管理经验，增加了高新技术产品的资本以及大型设备等产品的需求。同时，在中国国民收入不断的提高下，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也在不断地增加，提高了中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在国家市场上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如：船舶的进口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上涨了219.74%，而自动化数据处理翻了164.67倍。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工业制品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在出口价格指数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在中国对进口商品需求增强的背景下，由于提高的幅度没有进口价格指数大，中国贸易产品附加值一直处于国际分工低价值的链端。同时，一些出口商品还存在着恶性低价竞销的现象，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不断地恶化。如：在丝绸的出口上，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降价幅度是84%，而在大葱的出口上，中国对日本的价格降低幅度是62%。在恶性价格贸易竞争中，不但丧失了应用的贸易利益，还加重恶化了贸易环境，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其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从1981年到1998年，由105.6上升到了123.1，是在波动中上升的；从1999年到2008年，由118.9下降到了87.7，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是在波动中下降的。
1981年到1998年，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出口价格指数下降了19.87%，同期进口价格指数下降了31.26%，而从1999年到2008年，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进出口几个指数都有所上升，各上涨了204.2%和312.7%。由于恶意低价竞争，导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没有定价权。如：中国在世界上是钨生产和出口最大的国家。但是，由于滥挖滥采和恶性循环竞争，使中国失去了钨定价的话语权。在波动中，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只在1984年和1985年之间有反弹，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81年到2003年，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波动幅度不大，进口价格指数却在增加，而到了2003年以后，攀升的幅度不断地加快。但是，出口价格上升幅度是56.84%，而进口价格指数的曲线上升幅度是119.38%，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和国民收入不断的提高，在国家市场上，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提高了中国对一些先进管理经验、资本以及大型设备的需求，导致中国对这些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显示，在中国一些进口商品中，一些自动化数据处理的进口价格提高了164.67%，而船舶的进口价格提高了219.74%。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中国提高了社会总体福利，提高了国外奢侈品的进口价格。同时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增加了中国对耐消品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进口商品提高了进口价格。第三，随着改革开放不断的加深，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已经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但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一直处于国际分工的低价值链端。降低了中国加工和组装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从而导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价格很难得到增加。第四，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数还比较低，但是随着中国不断加深对外贸易的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产品单位价值的下降。并且随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向制造业部门的流入，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向国外子公司出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方法，没有采用国际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在公司的内部实施了“价格转移”经营策略，从而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不断地上涨。另外，随着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工业制品具有很大的地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从1981年到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有1.15上升到了17.35，受到工业制品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很大，如图5所示（戴勇等，2007）。
（二）中国收入贸易条件变动趋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贸易条件在1981年到2008年期间，收入贸易条件从11.8上升到175.3，是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其中2004年和2008年是下降的趋势，如图6所示。而通过出口数量的扩张，中国改善了收入贸易条件，从1981年到2004年，收入贸易指数上涨了16倍，属于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从表面上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获得了贸易利益，得到了改善，但是从实际上来说，在中国总出口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的比重不断的增加，对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1991年的时候，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17%，而到了2008年的时候，就增加到了55%，已占总出口额的一半。其次，一般情况下，外商投资的形式是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方式中占主导地位，使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受到了限制。同时，一部分跨国公司是由于“价格转移”设立的，实施的是公司内部的转移价格策略，直接导致中国进口价格的虚高。在存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情况下，作为贸易利益的一个绝对量的衡量，收入贸易条件很难真实地反映中国贸易利益的变动。
（三）中国工业制成品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趋势
首先，一个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是由贸易利益的分配情况决定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具有主导地位，从1981年到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从1.15飙升到了17.35。在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指数不断的增加，提升了工业制成品的单要素贸易条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从1981年到2008年上涨了23倍，而工业制成品的单要素贸易条件也上涨了8倍。中国工业劳动力在2008年时，创造了1299112亿元的财富。但是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瓶颈是：劳动力由于缺乏对人力资源、设备和技术的投资，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要素比较丰富、廉价。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虽然缓解了中国就业的压力，在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也使中国企业失去了对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率的能力，造成了中国经济严重的劳动力要素依赖症。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年）的数据显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在跟风和模仿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技术密集型企业缺乏发展和生存的空间。中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从1987年到2002年，涨幅达到了204.18%，从38.3上升到了116.5，双要素贸易条件在不断地上升改善，如图7所示。对日本也是如此，从1987年到2002年，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虽然缓解了中国就业的压力。但是也使中国企业失去了对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率的能力，造成了中国经济严重的劳动力要素依赖症。其次，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各不相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年）的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改善对美国双要素贸易的条件。从1987年到2002年，由38.3增长到了116.5，涨幅达到了204.18%，而对日本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从1987年到2002年，由44.6上升到了119.6，涨幅达到了168.16%。从这些数据上看，中国改善了对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如图8所示。
二、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在几种不同涵义的贸易条件中，价格贸易条件最有意义，也最容易根据现有数据进行计算。因此，在此本文仅对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影像因素进行分析。首先，在国际市场中，由于贸易大国也是商品价格的制定者，进出口价格指数会受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导致进出口商品的供求结构发生的变化，增加了出口产品的国内供给数量。同时，在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生产要素的增长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成本降低，从而使贸易条件下降。其次，从技术方面上来说，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分为中性技术、资本节约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价格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是。价格贸易条件会因为进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的改变而变动。由此可见，当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工业制成品占了主导地位，从而，价格贸易条件会受到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农矿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会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但是由于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受到类型和国际分工低价值链端影响，价格贸易条件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这些外商企业按照东道国相关的政策、法规，外商投资在东道国利用现汇、技术等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会对价格贸易条件产生以下几点影响：
第一，FDI的“工资外溢”效应。
一般情况下，外资公司的薪金都要比东道国当地的工资高，会影响该地区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而FDI的集中投入，更增加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幅度，如中国的制造业和卫生体育等，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直接提高了相关产品的劳动成本，从而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而从供给角度上来看，供给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减少，从而使FDI的“工资外溢”效应影响到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
第二，在FDI中，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贸易方式主要采用来料加工贸易，产品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主要依靠进口。
加工好后再销往世界各地。首先，外资企业投入垄断性质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价格很难下降。其次，进口的原材料价格受到了出口国的垄断控制，因此，价格也很难降下来。另外，很多跨国公司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战略下，采用减少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以及逃避风险和管制等“内部转移价格”策略，使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严重恶化。
第三，FDI的部门流向。
中国是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从而造成了国家市场均衡价格的下降，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如果FDI流入中国进口部门，增加了竞争部门的产出。从而随着需求曲线向内移动，使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第四，汇率的影响。汇率是调节一国贸易收支的手段，汇率的变动会引起以本币或者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当一国货币贬值后，外币会下降。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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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在商品出口贸易中，商品价格和进口国的需求量是影响商品出口贸易量的主要因素。在假定货币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商品价格主要由该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以及进口国进口关税决定，即生产和运输成本、关税是价格因素的影响因子。为简化分析，本文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假定汇率和其他市场条件不变，将苹果价格和进口国的苹果需求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非线性计量模型对中国苹果出口贸易进行分析：(1)Et表示一国某商品的出口数量；Pt是一国该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dt表示该国对该商品的总进口需求量；eλ为常数项，t为年份。对式(1)等式两边取对数，得到方程如下：(2)其中α为出口价格弹性系数；β为出口需求弹性系数。本文选取了1981～2011年FAO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运用Excel和Eviews6.0软件，采用OLS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根据FAO国际贸易统计，将苹果分为鲜苹果和苹果汁两类，分别从国际市场整体角度和中国主要出口国国别角度衡量价格和进口国需求对中国苹果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其中，出口国国别的选取是根据FAO数据库中2011年中国鲜苹果和苹果汁出口贸易国别数据，2011年中国鲜苹果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苹果汁的主要出口国美国和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分析经回归分析所得方程和相关参数如下。式(3)为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整体回归结果，其中R2=0.913，SE=0.361，DW=0.989，SE=0.361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即在影响中国鲜苹果出口数量的众多因素中，91.3%可以由中国鲜苹果出口价格以及世界鲜苹果需求量来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都显著。利用所得方程可以估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鲜苹果价格保持不变时，总需求每增加1%将会带动中国出口增加4.553%；若世界总需求保持不变，价格每提高1%将会使中国出口减少1.150%。可见，世界鲜苹果的需求量变化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出口价格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影响。式(4)为中国鲜苹果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回归结果，由于回归方程中常数项的t值不显著，因此取消常数项重新进行计算，回归结果显示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的t值都显著。由此可以估测，作为中国鲜苹果的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鲜苹果的价格及其进口需求量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较高，并且中国鲜苹果出口量受价格因素的影响更大。式(5)为中国鲜苹果出口俄罗斯的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β与常数项λ的t值显著，但价格弹性系数α估计值的t值不显著，并且α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鲜苹果的价格与进口数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俄罗斯的进口需求量是中国鲜苹果出口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但需求弹性系数β只有0.803，表明俄罗斯鲜苹果的进口需求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拉动作用很小。
2.2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分析经回归分析所得方程如下：式(6)为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整体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均显著。因而可以估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世界进口需求量每增加1%将使得中国出口量增加5.166%；价格每增加1%则将使得中国出口量减少2.319%。可见，世界苹果汁的进口需求量对中国出口影响更大。式(7)为中国苹果汁出口美国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β、λ的t值显著，而α的t值不显著，因而可以估测，中国向美国的苹果汁出口量基本不受价格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对中国出口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式(8)为中国苹果汁出口俄罗斯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均显著。但价格弹性系数α为正，表明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平均价格的上升并没有抑制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数量，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价格与数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结果与中国对俄罗斯的鲜苹果出口贸易分析结论相吻合。从需求弹性系数β值来看，俄罗斯苹果汁进口需求量增加1%将使得中国对俄罗斯苹果汁出口量增长1.862%，这一数值远远低于5.165%的国际市场平均进口需求弹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俄罗斯是世界苹果汁进口大国，也是波兰、美国等国的主要目标市场，在俄罗斯市场上，中国苹果汁的贸易竞争力较弱，欧美国家的消费理念与膳食结构不同于中国，国内本身地质及肥料成分因素致使高酸度果品原料供应不足，无法迎合欧美国家市场需求。
3结论及政策启示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各方程的拟合度均较高，说明价格和各国的进口需求量是影响中国苹果出口贸易量的主要因素；第二，从类别来看，世界市场上中国苹果汁的价格弹性系数和进口需求弹性系数均高于鲜苹果，说明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的发展空间大于鲜苹果；第三，从中国苹果主要出口国的国别数据来看，除印度尼西亚之外，其他国家的进口价格对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所实行的低价竞争策略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不大。结合模型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应积极促进中国苹果汁加工产业发展。目前，世界苹果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特征，并正由低层次的直接消费向高层次的苹果加工品消费发展，消费者对苹果汁的偏好性消费需求稳步增长，苹果汁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增大，果汁加工业发展空间较大。中国苹果加工业正处在加速增长期，出口是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通过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财政手段以及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等金融手段，促进苹果汁加工产业发展，是实现中国苹果出口战略的重要途径。
第二，改变低价竞争策略，实施进口国消费偏好为导向的出口策略。在我国苹果出口市场上，价格对苹果出口的影响较低，盲目实行低价竞争策略只会降低出口企业利润水平和导致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对提高主要出口国的市场占有率意义不大。而且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对苹果的口感、农药残留量和加工程度等品质要求较高，中国的出口产品较难满足其需求，表现在美、俄的进口需求弹性均小于国际市场平均进口需求弹性。为此，要提高在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应改变低价竞争策略，以进口国消费偏好为导向，鼓励优质苹果种植，提高苹果汁的加工水平。
中国贸易论文范文3
1.1买卖双方拥有的运输实力是选择贸易术语的先决条件对于买方来说，若在卖方国家设有办事处，办事处可以妥善处理运输事宜，并可以找到价格合理、有信誉、有保障的运输公司负责运输，则可以选择EXW术语进行物资采购；反之，则不要选择EXW方式采购物资；对于卖方来说，若对于买方国家运输条件、运输渠道比较熟悉和了解，或在买方国家设有办事处，可以选用DDP方式交货，并且这种交货方式对于买方更具吸引力和投标竞争力，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运输实力，选择其他运输方式，如FOB、CIF、CIP等贸易术语。在实际操作中，FOB和CIF是对买卖双方都比较适合经济、可操作的术语，运用也最多。
1.2货物需求时间是选择贸易术语的又一决定因素货物的需求时间即交货时间是物资价格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选择贸易术语时，应全面考虑。货物的需求时间紧急，则运输价格变动风险较小，选择贸易术语时，根据买方具备的其他条件，进行选择；货物的需求时间较长，运输价格变动风险较大，当处于运输价格上涨时，可以选择由对方承担运输费用的贸易术语成交。如采用CIF、CIP等C组贸易术语采购进口物资；采用FOB等F组贸易术语采购出口物资。若采用买方负责运输的贸易术语采购某种物资时，则一定要将运输费用及运费可能上涨的因素考虑到物资成交价格中去。
1.3有利于规避风险是选择贸易术语的根本原则除了考虑成本因素外，还需考虑风险。如果承担海运，出现风险之后虽然有保险赔付，但对贸易双方都会产生影响。这样的损失虽然会有保险补偿，但采购方因为不能按时收到货物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比得到的保险补偿还大，所以在选择贸易术语时注意规避风险显得格外重要。在国际贸易中，供方交货一般都要经过长途运输，而且运输方式复杂，遇到各种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的可能性也较大，特别是出口国遇到战争或人为障碍或破坏的地区，则运输途中风险更大。因此买卖双方在选择交易术语时，必须根据不用时期、地区及运输线路和方式所能预测的风险情况，对贸易术语进行合理选择。
1.4实现采购目标，是选择贸易术语的最终原则在不违背招投标有关法律和规章的前提下，节约采购资金，采购性价比最优的产品，并保质、保量、及时供货，是采购人的采购目标，也是物资采购部门永恒的话题。在实际业务中，选用贸易术语时对各因素的选择应遵从如下准则：第一，在保障货物、货款安全的前提下选择贸易术语；第二，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政策，以及最大限度实现采购目标的前提下选择贸易术语；第三，采购人不能只看眼前，还要把眼光放开，注重长远发展和社会效益，如力求在本国办理运输、保险业务，以促进本国的运输业、保险业的发展；第四，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并对现实状况作出分析、预测，科学合理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2贸易术语选择的案例分析
某出口公司，向美国纽约州布法罗某进口商出口600吨山核桃仁，合同规定采购价格为5000美元/吨，为CIF纽约州布法罗，货物装船时间不得晚于当年的10月15日，货物不得分批和转运，需一次性直达到货，并规定货物应于11月30日前到达目的地，否则进口商有权拒收。出口商于10月7日装船完毕，但船到美国纽约州西部伊利湖口岸时已是11月26日，此时港口已开始结冰。承运人担心船舶驶往伊利湖东岸后出不来，便指示船长将货物全部卸在西海岸港口，然后从该港改装火车运往纽约州布法罗。待这批核桃仁运到布法罗时已是12月2日。于是进口商以货物晚到为由拒绝提货，提出除非降价15%以弥补其损失。几经交涉，最终以出口方降价10%结案，该公司共损失30万美元。
2.1案例分析本案例中合同签订的是CIF合同，但合同条款却不是CIF条款，如规定卖方须承担货物不能按期到达目的港的风险。CIF合同是装运合同，卖方只负责按合同规定将货物在装运港装上船舶，越过船舷之后的一切风险、责任和费用均由买方承担。本案在合同中规定了货物到达目的港的时限条款，改变了合同的性质，使装运合同变成了到达合同，即由签订的“CIF”——C组贸易术语变成了D组贸易术语。
2.2教训及借鉴(1)进口方和出口方对于贸易术语没有进行合理的选择，双方对于贸易术语的选择也没有真正达成一致和共识。(2)我国出口商对贸易术语CIF合同的相关规定还不了解，否则，就不会在合同中添加到货期等限制性条款改变合同性质，以至于白白地将货物送达目的地，还承受被对方降价10%的损失。(3)像核桃仁等季节性很强的商品，进口方往往要求限定到货时间，卖方应采取措施减少风险，并将各种风险因素考虑到订货价格中去。(4)对有些运输情况和细节(如货轮在途时间等)估算不足，对当地的自然气候(如冰冻期等)信息掌握不够。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的物资采购，对于贸易术语的熟练掌握和合理选择相当重要，它关系到物资采购效益和采购结果的成败。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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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和谐发展观;再议动物福利;中国农产品贸易
Abstract：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s only harmonious environment can help human being，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animal welfare” is based on a concentration on the feelings and the behaviors animals themselves have. But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use animal welfare to restrict import， which greatly affects trade development of our agricultural products， especially of livestock products. In line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seek for appropriate contermesure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expression of interests of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in foreign trade， and finn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Review on Animal Welfare;Foreign Trade of China'
一、动物福利的起源与动物福利法
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是1976年休斯(Hughes)提出的，它是指饲养农场中的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现在其含义扩展为人类在考虑动物感受痛苦能力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对其造成伤害，反对和防止对动物的虐待。但实际上早在1789年，英国人边沁(J.Benthan)就提出了“保护动物权利”的理念。他在其所著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提出“动物具有免遭无端折磨的权利”，并要求结束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在此后的100年中，动物保护运动在西方不断壮大。19世纪20年代，动物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动物保护运动者的不懈努力，1822年由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会通过了人类历史上首部以保护动物权利为目的的《禁止虐待家畜法案》，即《马丁法案》。根据该法案，在全国范围内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都将被视为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马丁法案”虽然只适用于大型家畜，但这是在动物保护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保护运动浪潮在西方全面兴起，并波及到世界其他地区，有关思想已深入人心，其保护的内容也不断丰富。
① 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动物福利法都有类似的主旨：尊重动物权利，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合理保护利用动物资源，发展经济。动物福利的提出是基于保护动物的尊严及其内在价值的考虑，笔者认为，这种内在价值首先表现为自然界和谐发展意义上与人同等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子，而且对动物福利的关注即是维护人类自身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情感，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动物福利的关注本身就体现了和谐这一思想;同时，它也是基于人类健康的考虑。
②当然，在国际贸易中也明显体现出基于本国贸易利益的考虑。 所以，自马丁法案后，欧美大部分国家陆续基本完成了防止虐待动物法的立法，
③而且这些国家对动物福利的立法随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的补充和改进中，并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于是还出现了一 些国际性动物保护公约，要求各国的法规必须与国际公约相匹配。国际上各种动物保护协会也十分活跃。这些组织通过扶持世界各地的本土成员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改善动物福利的状况，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制定动物福利的统一标准。
④ 总之，笔者认为，“动物福利”理念的起源，是建立在环境和谐才能造就人类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对动物本身也具有的情感与行为的一种关注。国外动物福利的发展也越来越表现出法制化、高标准化、贸易的壁垒趋势等特点。从国家发达程度以及立法的角度审视和关注动物福利的起源和发展，对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应该大有帮助。
二、动物福利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关税的大幅削减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进口许可证的逐渐拆除，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的余地已经很小，于是各种新的贸易壁垒应运而生。西方国家认为以动物福利为理由来限制国际贸易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们不断向国际社会施加影响，要求把动物福利问题纳入到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中。他们在进体动物时，利用已有的动物福利的优势，将动物福利作为进口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判断是否准予进口。他们不但在动物饲养、运输和屠宰过程中，要求执行动物福利标准，而且对于进口的动物产品也要求符合动物福利法规方面的技术指标。
欧盟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活跃。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动物福利已经影响着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2003年2月，WTO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已吸收了某些国家的意见，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动物福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作为WTO成员，这必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受动物疫病“技术壁垒”及部分国家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和禽类产品禁运的影响，“十五”期间我国畜产品出口整体不如市场预期，出口增速低于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增长。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6.5%下降到2005年的13.1%，下降3.4个百分点。尽管在贸易壁垒有增无减、检测标准越发苛刻的情况下，国家对促进农产品出口推出了相关政策措施使得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在2005年达到55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7%，但畜产品贸易逆差却从2000年的6 814万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62 555万美元。② 究其原因，在当今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明显看出不同国家之间因动物福利引发的矛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企业也毫无例外。
2002年，某欧盟国家的一家进口贸易商准备从我国一个饲养5 000万只肉鸡的公司购买大量的活体肉鸡，但是由于进口商认为鸡舍“不够宽敞舒适”，未达到欧盟规定的一些动物福利标准而取消了交易。欧盟是我国传统的禽肉产品出口市场，由于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对我国禽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已经封关多年。近几年来，为了使我国禽肉产品重返欧盟市场，我国曾多次邀请欧盟来我国进行检查。每次检查都对肉鸡屠宰、运输的动物福利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1997年7月欧盟曾禁止进口我国养殖扇贝(当时我国产量占世界产量80%);我国鳗鱼因恶喹酸事件遭日本进口商拒绝;2001年9月，欧盟因氯霉素残留问题将我国的冻虾产品纳入快速预警机制;2002年1月，欧盟正式通过决议，全面暂停从我国进口水产品(包括动物源性产品);由于我国水产品的氯霉素含量超标，2003年，在食人鲳事件中，国际动物福利组织发表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声明：如不尽可能退运食人鲳，就应对食人鲳进行安乐死，否则将呼吁各国抵制中国的水产品贸易;2005年，来自国际上的一系列有关于“中国虐杀动物取皮”、“中国没有动物福利”的指责，以及“封杀中国皮衣”的呼声，正在将这个行业卷入一场风暴中心。 动物福利问题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动物福利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动物和动物产品出口，日益明显地成为动物源性食品国际贸易的一个新的壁垒。我国是农产品贸易大国，动物源性产品出口一旦受阻，不但损失会十分巨大，其他与动物密切相关的产业，如医药业、服装业、食品加工业等等也很难置身度外，其带来的损失将无法估计。而且更应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涉及在发达国家看来都值得补贴的农业，在开放经济和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条件下，它也影响着我国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民利益的获取。
三、未来我国应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对策
如何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顺应国际社会重视动物福利问题大趋势的前提下，减少 和避免动物福利问题影响我国禽肉产品出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无论从国内外，还是从经济、社会角度都应积极应对国际社会呼声日强的动物福利问题。 首先，立法是和谐之根本。作为农业或者农民利益的维护在对外贸易中更需要立法保护。要加快和完善立法与执法工作，并通过立法改变国际社会对我国动物福利重视程度不真实和片面的认识，从而创造动物福利客观的和谐环境，有计划地使我国相关的动物产业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会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保护和提高动物福利，其核心与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状况和水平。
目前，即使像《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单行法也只是重在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价值的野生动物”，受保护的动物要么是珍稀种类，要么对人有用，普通的野生动物并不在保护之列，其他更只是散见于《森林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若干零散条文中，并无一部专门的、完整的动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存在着明显缺陷。立法是一方面，让法律真正发挥作用却更加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值得欣慰的是，动物福利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法律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11年5月，我国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修订稿)进行了修改，新增了“福利”一章，明确规定了实验动物所应享有的福利。这是我国首次将动物福利列入法律条文中。
另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正在修改，部分条款将体现动物福利的理念。 第二，要加强我国的质量控制体系建设。近年来，在我国出口的动物产品中遭国外退货或销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的原因之一就与我国在执行动物福利标准不足方面有关，如随便在饲料中添加违禁药物、饲养管理条件差，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的过程中，不能按照动物福利的标准执行，导致动物产品质量下降，达不到出口标准。为了改变农产品生产中片面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做法和执行动物福利标准不足，建立产品加工质量控制体系。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施的“从农场到餐桌”战略——食品加工业在管理上实行“良好生产操作规程(GMP)”，在安全控制上普遍实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和ISO9000族标准体系。 第三，要加大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宣传力度，要从和谐发展观提高社会各阶层提高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的意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动物福利意识和动物福利工作比较落后，特别是食用畜禽动物主要饲养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动物福利问题十分突出。
因此，从动物福利角度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发展的意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这可以在农村从大力推广绿色畜产品生产技术，改革传统的宰杀方式入手，并建立农村公共信息平台，及时向他们传达最新农业政策和动态，让他们及时了解国外对进口家禽和禽类产品的动物福利要求，逐步改变不符合动物福利要求的做法。要充分发挥我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企业的共同作用，采取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直接交流、实证说明、现场考察等方式来改变企业的认识。 第四，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动物福利研究。动物福利的改善是有条件的，不论是改善所需的投入，改善过程本身，还是改善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它都需要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先决条件。
国外动物福利条款、标准的制定是建立在科学的实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的。在资金与设备允许的条件下，我国应当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动物福利方面的科学研究，形成我国自己的标准体系。一方面，作为具有国家顶尖科研实力的高校、科研机构应当对动物福利这类新兴课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度，及早地加入到对该课题的研究中，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鼓励，推动我国在动物福利问题上形成自主的科学认识。 第五，要积极同他国进行谈判，争取有利的贸易条款。由于历史、文化、经济上的原因，各国对动物是否存在权利以及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仍存在争议。发达国家没有权利单方面将动物福利标准强加于他国。而我国短期之内也难以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与消费理念。对于不合理的道德壁垒我国有必要据理力争。为了给国内企业创造一定的适应期，也为了争取合理的利益，我国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中应积极加强与他国的谈判，争取对我国有利的条款。 总之，动物福利是一个复杂、多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
虽然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动物福利法都有类似的主旨。当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作用已见端倪，说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为应对利用“动物福利”名义设置贸易壁垒，我国在很多方面做了努力，但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动物福利问题的提出、重视与解决，将十分有力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从而推动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赵书华，张瑞东.动物福利壁垒，离我们还有多远[J].经济问题探索， 2005，(4):50-53.
李克杰.动物福利全球大会及应采取的对策[J].世界农业， 2005，(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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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论文范文5
关键词：服务贸易区域贸易合作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一）总量不够
我国的服务贸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从1982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4亿美元到2008年的3044.5亿元，增长了几十倍，而且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也由0.6%增长到2008年的4.2%。但总的来说，尽管增长的倍数很多，由于基数太小，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还是不够。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7%，远落后于排名第一、占世界出口额的14%的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4.4%，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0.5%。不仅如此，我国服务贸易还呈现出连年逆差且逆差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结构失衡
我国的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新兴服务贸易的比重较小。长期以来，旅游和运输占据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大半壁江山。直到2008年，我国运输和旅游这两个传统服务贸易行业进出口额为1657.5亿美元，仍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4.4%。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近年来增速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三）管理落后
我国对服务贸易管理落后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完善，很多服务部门的立法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例如《电信法》历经多年的讨论还是没有出台；还未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服务贸易促进协调机制和工作体系，也没有制订完善的服务贸易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存在出入，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落后。
针对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发展对策。但这些对策大多从国内经济发展角度提出，极少从区域贸易、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提出。笔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而且中国也在积极参与、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贸易不仅促进了地区货物贸易发展，对促进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我国参与区域贸易合作的动因
扩大市场半径。美国经济学家杰夫•马德里克在《经济为什么增长》一书中，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创新，但科技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由贸易发展、殖民地化、国内市场膨胀所导致的市场成长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在目前WTO谈判受挫，全球经济一体化受挫的情况下，发展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是最佳的替代方案，可以有效的扩大市场半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国内政策推动。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扩大服务出口”；商务部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台了《商务部关于做好2008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关于做好2009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都提到：利用多边和区域渠道加强对重大问题的谈判和磋商。紧密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实力，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推动建立平等、自由的国际服务贸易体系。将服务贸易纳入双边经贸重点促进工作的范畴。深化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
我国参与的主要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组织概况
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2003年6月和10月，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均于2004年1月1日起实施。此后，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分别签署了六个补充协议。CEPA中关于服务贸易制度的内容有5条：市场准入、服务提供者、金融合作、旅游合作、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程。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已于当年7月顺利实施。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我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开放市场；东盟10国也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我国开放市场。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是2006年11月签署，2007年1月1日生效的。2009年2月，中巴两国签署了《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全部12个主要服务部门中，巴方将在11个主要服务部门的102个分部门对中国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包括建筑、电信、金融、分销、环境、医疗、旅游、运输、快递、研发、计算机教育、娱乐文化和体育等众多服务部门。我国将在6个主要服务部门的28个分部门对巴基斯坦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开放，具体包括采矿、研发、环保、医院、旅游、体育、交通、翻译、房地产、计算机、市场调研、管理咨询、印刷出版、建筑物清洁、人员提供和安排服务等。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2005年11月，中智两国签署《中智自由贸易协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2008年4月两国签署《中智自贸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根据协定，我方在计算机、管理咨询、采矿、环境、体育、空运等23个部门和分部门，以及智方的法律、建筑设计、工程、计算机、研发、房地产、广告、管理咨询、采矿、制造业、租赁、分销、教育、环境、旅游、体育、空运等37个部门和分部门将在各自WTO承诺基础上向对方进一步开放。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4月，中新两国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已于2008年10月1日开始生效。目前，新西兰在商务、建筑、教育、环境等4大部门的16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中国在商务、环境、体育娱乐、运输等4大部门的15个分部门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于2006年8月，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谈判，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4月28日，中秘两国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自贸协定。
在服务贸易方面，在各自对WTO承诺的基础上，秘方将在采矿、研发、中文教育、中医、武术等部门进一步对中方开放，中方则在采矿、咨询、翻译、体育、旅游等部门对秘方进一步开放。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
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侧重的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各有不同的合作领域与侧重点。例如中新（新加坡）自贸区，双方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可以在此区域着重发展我国的医疗、教育业的服务贸易。
不同的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所涉及的制度有待完善。例如关于服务的原产地制度，CEPA对自然人提供的服务，采取了国籍和永久居留权标准，对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采用了业务执行本地化标准。随着近年来服务外包的飞速发展，将服务的来源等同于服务提供者的来源是不恰当的，剥夺了成员通过合理的原产地规则来追溯服务正是提供者的权利。
继续推进新兴服务在自贸区的合作。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结构失衡，新兴服务贸易比重较小，新兴服务业发展落后。若适度开放这些行业，是可以促进发展的。而在自贸区内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适度开放新兴服务行业，例如电信、金融业，负面影响较小，开放度可控。
但我国目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合作领域以传统的服务贸易为主，新兴服务贸易的合作较少。我国和新西兰、新加坡签署的自贸协定，都几乎未涉及新兴服务贸易领域。服务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中新加坡在商业服务、交通通讯、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行业优势较明显。而双方合作的主要领域是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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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新格局中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发展与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及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我国的众多产品远赴欧美，畅销全世界，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随之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欧美经济危机与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下降，相反，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持续提升，国际贸易也由此迎来了全新的格局。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推行TPP等新型贸易协定，目的就是为了要打破原有的在WTO贸易协定框架下稳定的格局与利益分配体制，从而为自身的国际合作加大谈判的筹码和主导力量。这种形势长期持续下去会让原本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并被美国人给架空。为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各种自由贸易区，通过区域性的贸易创新，打破美国人制定的规则，绕过欧美发达国家在产品检疫，知识产权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壁垒，从事各种自由贸易活动，并同时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家内部，还可以起到促进外商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上海自贸区的基础与背景
1.保税区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
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自贸区，这是我国新一届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对我国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自贸区是建立在原有的上海保税区多年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在人员、经验、硬件设备方面上海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转型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和储备，这就为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自贸区建设能够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在原来的上海保税区内，绝大部分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进入区内的一些外国商品可以通过保税仓储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综合保税区以出口加工、仓储、商业展览、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航运服务等为主要职能。随着自贸区的成立，以上方面的工作还会得以保留，并通过一定程序的转移，从而整体过渡到自贸区阶段，这也就加快了自贸区的建设步伐。
2、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和定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自贸区种类多样，其定位也大有不同，但总体而言自由贸易区都秉承贸易自由、金融流通便利的规范，并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时代。从狭义上来说，各国的自由贸易区主要分为单纯贸易型、加工贸易型和港口物流型。随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类型贸易区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在此背景下，各国的自贸区也就越发的同质化，其竞争程度也变得异常的激烈。因此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上海自贸区想要脱颖而出，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在功能上找准自身的定位。
从上海自贸区近一段时间的运行情况来看，依托于货物配送、贸易加工、商品出口方面，以金融和服务为核心，做大做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更有利于发挥上海自贸区先天资源优势的做法。未来，我们将要以自贸区的发展为指引，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向控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将全力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与产业链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应该作为上海自贸区坚定不移的重要功能定位。自贸区还应保持其出口加工优势，发展区内出口导向型企业，不断完善出口贸易。自贸区因此，在转型的过程中，应该给予自贸区新的内涵，把它定位成在金融，航运，商贸，文化，服务领域全面、协调、创新发展的并且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的自由贸易区。
三、做大做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具体措施与对策
1.加快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管理体制创新
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就是立足于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不能遵循旧的思路，指望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资金倾斜来发展。相反，灵活而贴近市场需求的服务体制，科学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深刻理解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建立上述在制度的框架下，将来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统一发展，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管理原则。大力引进国际上知名的管理服务机构与第三方物流公司，以此加快自贸区内服务贸易的发展步伐，同时要大力完善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配套服务的建设步伐，加快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改进他们的工作方法，以优质的服务吸引广大外商的注意。全面放开区内外汇结汇政策，建立人民币外汇业务一体化系统，拓展了人民币结算、外汇收付汇及结售汇业务并完善了央行、外汇局则事后监测管理体系，以此来吸引大量国内外的金融资金的涌入带动区域内经贸的发展。
2、推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升级与转型
上个世纪，我国的整体经济基础薄弱，各行业生产普遍缺乏资金支持，因此以三来一补方式参与到世界贸易的进程当中去，便成为当时加工贸易行业的无奈之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3年底我国进出口总值达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2013年外汇储备攀升至3.79万亿美元，连续多年居世界各国之首。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工贸易的范围持续扩大，依托劳动力的充沛供给与价格优势，我国已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纺织品制造大国，然而与其他纺织品强国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多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行业却始终缺乏实质性的提升，业内大部分企业依然从事含金量较低的来料加工业务。为此，自贸区要通过设立行业技术改造专项经费等财政扶持政策，加快企业技术装备与生产工艺的革新;通过鼓励入驻企业设立行业技术研究中心，进而完善产业研发体系以提升自贸区内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3、借上海自贸区发展契机，推进我国出口商品品牌建设
我国进出口行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加工层次偏低，产品利润较薄，近年来伴随着原物料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行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推动行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因此，政府要鼓励业内企业努力向国际纺织品产业链上游延伸，从而有效延长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增值率进一步提高;通过强化技术投入，提升产品设计能力从而创立自有独立品牌，由原来的贴牌企业(OEM)转型为设计生产商(ODM)和品牌生产商(OBM);同时深入海外市场，设立产品分销渠道，建立与国外用户直接接触的途径，推动我国纺织品加工贸易行业实现由订单模式向市场模式的升级与转换。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我国内销市场已悄然启动，渐成规模，这就为纺织品行业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片新蓝海。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为世界和我们国家之间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不仅要把产品输出去，也要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来，用于指导国内市场的开拓。具体而言，在自贸区内，我们要着力引导加工贸易行业由原本的单一外销型向内外销并举方向转变，加大对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尝试;推动企业商业模式与经营观念的更新，竭力打造广为消费者接受的知名品牌;立足国内，放眼全球，通过整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一改以往被动生产的局面，以海外订单反向定制的创新型模式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角色互换，推动企业实现从低端制造商到高档品牌运营商的本质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