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范文1
人口城市化一般来说指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和聚集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口变动，同时也是伴随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变动，涉及到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各领域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出发研究城市化，并取得显著的成果。对城市化研究的新特点可大致归纳为三类：
（一）从研究角度来看，已从前期的以宏观层面为主逐步拓展到更具现实意义的微观层面，从国家或整个经济体角度逐步转向区域、省际或单个城市等微观领域的研究。
（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到普遍使用，学者在研究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及人的发展等之间联系时，更多的采用了更具科学意义的计量分析方法，分析的结果也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参考价值。
（三）从研究内容来看，已从前期的单纯的经济学领域扩展到社会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并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使得城市化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广泛，所取得成果也更具实际意义。
二、人口城市化现状的研究
（一）对于人口城市化内涵的理解和界定
由于城市化本身的复杂性，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城市化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定义：经济学家强调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即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地理学家强调空间的移动，认为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住点向城市居住点转移的过程；社会学家则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研究城市化，强调城市化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而人口学家则从人口数量的角度观察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和变动情况。总的来说他们对城市化的理解都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的，没有对城市化进行全面的界定。
黄宇慧（2006）从实质、表现形式、内容三个方面阐述了人口城市化的内涵。指出人口城市化实际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二）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总体现状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总体现状表现为：一、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的通道之中，城市化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二、城市化模式已由原先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模式过渡到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迁移模式；三、无论从经济指标对比还是统计数字，或者城市化的质量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滞后国际正常水平。
田雪原（2006）将城市化分为乡村城市化、超大城市主导城市化、逆城市化三个阶段，并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总体已步入第二阶段，即超大城市发展主导着城市化的性质和进程。李力行（2010）认为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统计方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其将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工包含在内，但他们没有真正享受城市市民应有的各种权利和社会福利，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因此我国城市化测度主要表现在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而非实际的城市化水平。
（三）中国地区人口城市化现状
当前中国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很不平衡，城市化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基本形成城镇网络体系；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发挥区域经济中心作用的大城市很少；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仅限于省会城市，城市体系很不完善。就城市化进程来说东部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
王亚力，朱翔（2010）通过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四个方面的城市化指标构建了综合的城市化指数，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中部六省的城市化进程及带来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景跃军（2005）分析了城市化水平高起点的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深入阶段城市化速度逐渐放缓，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由于制度因素我国城市化基本停滞，城乡二元社会明显，农村积蓄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制约人口流动的制度开始松动，在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合力作用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短期内大量人口流动以及政府应对措施的滞后及经验的缺乏，致使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刘家强，唐代盛（2003）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体系结构失衡，功能减弱，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关系不协调，二元结构明显三方面问题。李力行（2010）阐述了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城市空间扩张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融入城市的速度，并称之为虚城市化现象。
四、影响人口城市化的因素研究
（一）经济因素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一些经典理论，如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等无不是从研究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着手的。
王金营（2004）利用跨国数据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和模型检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程度。黄宇慧（2006）运用协整理论，通过选取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城乡消费支出、第三产业的比重等指标进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揭示了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台冰，厉有为（2006）对人均工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的数据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两者因果关系进行验证，证明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人均工业增加值增长是城市化水平变化的重要动因。
（二）制度因素
长期以来制度问题是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前由于相关制度制约，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停滞，城乡处于割裂状态，二元化特征明显。改革开放后，一些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开始松动和消亡，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的迁徙，制约着城市化发展。
卢向虎（2005）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和城乡教育制度六个方面阐述了制度因素对我国农村人口城乡迁徙的阻碍作用。
（三）社会发展因素
除了经济、制度因素影响城市化外，社会发展因素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化。
王延中（2010）分析了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适度的社会保障有助于全民共享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利于从整体上促进城市化和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五、人口城市化带来的影响研究
（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既是城市化的动因，也是城市化的结果。城市化会带动经济各方面，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资源配置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转变。
李林杰，申波，李杨（2007）揭示和分析了城市化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并提出应借助人口城市化来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李通屏，成金华（2005）运用改革开放后主要年份的数据对中国城市化的投资效应和消费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健康稳定的城市化伴随着稳定协调的投资和消费关系，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具有“有城无市”或“城与市”不协调的特点，高投资、低消费成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常态。赵显州（2006）以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作了动态分析，证明其两者存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必定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
隋海燕（2006）认为城市化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重要的一环，对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经济效率、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李林杰（2005）认为导致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市化滞后，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三农之外，加快城市化发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的一系列矛盾。
（三）对环境发展的影响
人口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口聚集及工业化反映出来的，工业化在推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化过程中，同时又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如大气污染、水源污染、森林破坏等。
姚从容（2010）分析了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认为城市化带动人口大规模的空间积聚，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替代，使得城市人口排放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在迅速增加，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热岛效应加剧，局地气候变化显著。董婕（2010）认为城市化同样对水资源影响巨大，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用水量、用水结构、用水效率都发生相应变化，当前我国城市用水的供给矛盾越来越突出，2002年全国660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其中，100多个严重缺水，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
（四）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人是城市化的主体，在城市化过程中必定会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转变。
王金营，董正信，兰学莉（2005）认为城市化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批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农村人口进行培训，不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又可以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和人力资本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何景熙，马红莉（2005）分析了人口聚集对教育发展的推动效应，谏言通过城市化的人口聚集，为教育、公共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取得规模递增效益，实现人力资源与其他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市场化发展，从而形成人口城镇化—人力资本投资集中，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模式。
六、人口城市化的对策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对策，在此做一些阐述。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 城市化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经济增长
一、城市化内涵和现状
城市化是指人类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必然趋势,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主要是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随着人口流动限制的减少及交通的便利,近年来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致使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稳步提高。但衡量城市化水平不应只着眼于城市人口比重的数量指标,还应注重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还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具有很大的差距,城市化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上,虽然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农村人口比重过高,要想达到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目前我国城市化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我国城市化水平低,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有所加快,但仍然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200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5.68%,而发达国家2000年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已达70%,世界平均水平也已达到47%,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发展滞后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城市化率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从城市密度来看,差距更大。地区间长期发展失衡会导致劳动力及资源向少数发达城市和地区转移,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整体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三,我国城市数量不足,平均规模偏小,城市体系尚不健全。与我国人口总规模相比,我国城市数量与城市规模都偏低,导致城市对区域带动能力不足,城市对乡村的拉动力缺乏,会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偏低,影响了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纳能力,造成一系列城市问题,会影响城市化进程。第四,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我国城市大多以单一产业为主,有些城市以重工业为主,但服务业等产业发展滞后,影响城市发展。有些城市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体系相对健全,但缺乏足够实力,徒有其表。城市基础设施如城市教育设施、环境状况、绿化设施及防灾减灾等设施的建设都比较落后,难以适应快速城市化的要求,对乡村人口的流入缺乏足够的承受能力,成为制约城市化的重要问题。
二、模型与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和数据分析
本文的城市化水平通过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衡量,即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全国总人口。利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通过考察城市化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来反映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1978―2008年共31年的城市化率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见表1),通过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为了研究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采用对数模型lnY=β0+β1lnX,其中Y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代表城市化率。采用对数形式符合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对两者增长关系进行考察,去除了绝对量不同的影响,能更好地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
2、计量结果
利用上述数据及公式lnY=β0+β1lnX,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考察lnX对lnY的影响,得到结果见表2。
从计量结果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为lnY=13.61+4.59lnX,相关系数R2为0.96,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t检验说明各项统计值也都通过了检验。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率的关系相当密切,二者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城市化率增长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4.59%,城市化率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推动力。
3、实证分析
从模型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城市化可以促进产业集聚,形成集聚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大量企业可以共享城市的基础设施,节约生产成本,由于在空间上的接近,企业可以减少原料的运输成本和信息费用,可以分享技术和交易信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形成必然促进经济更快的增长。
第二,城市化加速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一方面,为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为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农业人口的转移减少了单位土地人口负荷,有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提高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第三,城市化对社会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便利的交通、快捷的信息、广阔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和教育等必要的条件,大大增加了有效需求,同时,经济活动主体在城市的聚集,还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市场的发展。总之,城市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与提高,带动了城市和城市辐射区域的发展。
第四,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转变,加速第三产业、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虽不能直接生产出物质产品,但第三产业为物质生产创造条件,促进生产领域的发展。另外,服务业又是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有利于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是对城市化“质”的提高。而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是新型产业,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逐渐有城市中心向城市外迁移,而那些需要大量信息和彼此频繁接触、交流和联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城市中心聚集。这种分散和聚集的趋势有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政策建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启示
推进城市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是需要在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中,同时完善各项城市化的配套设施,只有相关配套同时完善,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进而通过城市化实现经济增长;否则,在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不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危害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合理推进城市化,才能实现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譬如,城市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落后等,这些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就成为当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推进城市化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制度创新,建立与城市化相配套的制度环境
(1)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进城务工人员也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这种现状严重阻碍了城乡间劳动力的正常转移,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因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并允许有稳定职业和居住条件的农民进城落户,赋予全国公民平等择业和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可以消除对农民工大的歧视现象,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归属感,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
(2)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适时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流转,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转让权,农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难以将土地转让,不能从土地转让的中获益,进城后缺乏长期稳定生活的保障,妨碍了农民从农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因此,要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在现有土地使用制度基础上,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使农民可以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中获得一部分进城后的生活保障费用,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加快城市化进程。
(3)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狭窄,其对象限制为城镇职工,进城就业的农民却被排斥在外,享受不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农民工一方面工作报酬较低,另一方面又缺乏社会保障,造成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底层,缺乏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也限制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动机。要实施城市化战略就应尽快建立适应农村人口城市化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进城农民工基本生活有所保障,使农民工进城后可以真正脱离土地的束缚,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2、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合理推进小城镇建设,建立多元化城市发展战略
(1)利用城市各种优越的要素条件,改变城市产业布局,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着力发展城市服务业,减少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数量。服务业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占地少,污染小,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同时利用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城市化发展。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效率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信息化产业能改变传统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
(2)建立多层次的城市化体系。首先,城市化过程中应重点培育国际化大都市,面向世界吸引资金、技术等,通过国际化城市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国际化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远远强于中小规模城市,通过特大城市的发展还能带动新的城市群的发展。其次,合理推进小城镇建设。我国目前小城镇大都规模小,辐射带动能力差,难以形成吸引力,导致人口大量向大城市发展,造成城市人口负担过重,引发一系列城市问题,影响城市健康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应注意小城镇的建设,完善其功能,改变小城镇分散式的数量扩张和布局方式,不断提高其在聚集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质量,同时为大城市分担人口负担,提高中小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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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范文3
西北区域风险集中
从东部沿海到内陆风险趋向强化，形成西北风险集中圈。全局而言，东部沿海地区风险较小，中部部分人口外流，城市风险偏大，西部地区风险偏大，形成西北风险集中圈。东部平原往西，地形起伏变大，房地产市场风险亦随之扩大。其主要规律是自然地理格局决定人口聚集、经济发展，从而影响房地产开发。
从区域视角来看，城市群具有的网络化与规模化效应，使得人口与经济形成多中心布局，中心地带房地产风险较低，典型如东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四个城市群，房地产市场风险均相对较小；中部部分城市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人口的大量流失令市场购买力弱化，从而使当地房地产风险放大，如人口向合肥转移的安徽亳州，向长沙转移的张家界、怀化等市均是如此；西北地区形成风险集中圈，一类是由于过度炒作，泡沫化明显的城市如鄂尔多斯等，另一类是陇南庆阳、固原等较为贫穷的干旱缺水地区；西南地区山地地形制约了人口和经济集聚，房地产发展亦较为落后，秦巴山区广元、巴中、云贵山地临沧、昭通等均位于风险前20名。
就轴线视角而言，黑河-腾冲线与中国400mm等降水量线相吻合，以西地区较为干旱，地形较为复杂，人口集聚能力弱，城市数量少，房地产风险较为集中；沿海、沿江T字形发展轴线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轴线，城市经济以及人口规模较大，从而降低了房地产发展风险，沿线并无房地产发展风险前20城市；此外高铁布局对沿线城市有明显提升作用，房地产市场发展也更为稳健，如京沪、沪宁、沪杭、杭甬等高铁沿线城市经济实力较强，房地产发展风险大多较小。
三线城市供求失衡，风险多发
从供求角度来衡量，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供求风险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而拥有资源优势的鄂尔多斯等城市风险已经浮现。在经济发展与财富聚集的双方面作用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无疑拥有更强的市场去化能力，其供求风险也往往更低。
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进而对人口的吸附能力较强，较大的人口规模带来广阔的市场容量。从市场供应角度来看，由于一线城市较高的人口密度，导致土地相对稀缺，人均占有土地居住面积在全国的排名普遍靠后，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难以打破。从房价角度来看，一线城市房价增速相对更快，房价收入比偏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交仍位于全国前列。考虑到一线城市发达的经济水平、激烈的市场供求矛盾，高房价所带来的风险仍然可控，市场风险总体依然较小。
二线城市相对较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政建设，亦吸引了充足的常住人口，因而长期来看，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大，房地产市场比较稳定，未来前景可期，市场风险较小。但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城市建成区建设力度的加大，以及标杆房企的投资热衷，尤其是商业地产的兴起，使其商品房市场供应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放量现象，而当下逼近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更是进一步使得市场短期供求风险显现。
三线城市人口外出务工占比较高，城市常住人口普遍低于户籍人口，使得市内对新增住房的需求相对冷淡。而经济总量的相对有限，以及中心区域土地供应的充裕，更使得三线城市供应过量的市场现象雪上加霜。而大多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待售存量一直处于增长之中，整体供求风险较高。
沿海城市优势明显
于城市聚集角度，可见市场发展前景较优的城市，大多沿江、沿海、沿铁路网、公路网分布。具体而言，黑河-腾冲线以东，T字形轴线，高铁沿线城市前景优势更显。其规律与主要经济方向论一致，城市微观角度沿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发展，房地产发展热点也沿着交通轴线分布。
受地理环境因素的重大影响，“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区域经济及房地产开发的客观现状，黑河-腾冲沿线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4%的人口，集中了发展前景前20强城市。在此区域内，沿江、沿海T字形发展轴线是中国对外开发开放的重心，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轴线，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生命线，前景前20强城市中只有西安、郑州、沈阳不在这条轴线之上。而伴随着高铁网络的建设，高铁沿线枢纽的城市腹地大大拓展，高铁新城建设也促成了岛状区域房地产容量扩大，西安、郑州、沈阳等高铁枢纽城市也因之受益，跃升为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前20强。
就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来看，东部多个城市群连片成面，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网络化、多中心化，而中西部省份房地产区域发展大多为单中心化分布。城市群功能集聚与扩散，是区域经济以及房地产发展的重要推手。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是中国区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房地产发展前景看好，集中了12个前景20强城市，其中长三角沪宁、沪杭、杭甬Z字形轴线更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战略要地。
东北地区是中国工业重镇，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沿线城市集群化态势，成为东北地区经济重心，城市房地产开发也较为活跃，沈阳位列前景第8名。中西部地区是产业转移重镇，后发优势逐步发挥，核心城市成都、重庆、郑州、武汉、合肥、长沙、西安等率先发展，形成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以及房地产发展的发动机，吸引周边地区人口大规模向这些城市集聚，但目前仍然处于单中心化发展阶段，尚处于孤岛状发展格局。
人口导入催生一线城市需求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范文4
［摘要］通过对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特点的研究，揭示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机制，提出了具有资源、边境、寒地特色的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目标和对策。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部，全省土地面积45.39万平方公里，人口3628.5万人（1997年），是我国重要石油工业、煤炭工业、森林工业、重型机械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以其寒地、资源和边境的省情特色在国内独树一帜。在我国5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黑龙江省，在世纪之交面临着“二次创业”的重任，面临着既有对资源进入开发后期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也有边境开放、寒地开发良好前景的发展格局。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机制转型和优化调整。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剖析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规律，选择合理的城市化道路是黑龙江省跨世纪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 1.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与现状特点 1.1 城市化发展历史 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古代城市化萌芽期、近代城市化雏形期和现代城市化发展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不同，城市发展特征各异（表1）。总的来讲，地处边境寒冷地带、基于资源开发的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大部分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其突出的特点是近代城市化的突发性和现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建国后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①较快发展时期（1949－1957年）。这一时期黑龙江省完成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建成了全国重点项目22项，其间人口非农化水平由24.9％提高到38.8％，城市数量也由5个增加到8个。②大起大落时期（1958－1962年）。受“大跃进”的影响，1960年人口非农化水平高达48.1％，国家调整政策后又降至1962年的38.5％。③停顿时期（1963－1979年），由于“文革” 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等因素，全省城市化发展出现停滞态势，1979年人口非农化水平较1963年下降2.0个百分点，城市也仅增加2个。④稳步发展时期（1980年至今）。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村城市化取代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1997年人口非农化水平达到45.02％，城市数量也提高到31个。 1.2 城市化现状发育特点 1.2.1 1997年，黑龙江省31个设市城市（不含辖县）占有全省31％的土地面积、74.94％的人口76.35％的国内生产总值，84.98％的工业总产值，73.52％的农业产值，城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全国平均高出1倍以上。 1.2.2 人口城市化的高水平与基础设施城市化的低水平共存。至1997年初，黑龙江省非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5.02％，其中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8.42％。黑龙江省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居全国第5位。但由于长期受“重生产、轻生活”思想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欠帐多，城市设施指标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3全省城市化资源、边境、寒地特色鲜明。丰富的自然资源、边境省份和中国最北的地理位置是省情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全省形成了资源型、重型的经济结构、厚重朴实的寒地人居特点及资源型城市、边境口岸城市等城市类型。同时全省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城市产业结构偏重、综合效益较差、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需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1.2.4 受到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布、区域开发时序、宏观产业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全省城市化发展地域分异与城镇分布密度反向相关。全省城镇分布密度明显呈现出西部高于东部、南部高于北部、平原高于山区等特点；而区域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正与此相反，全省三大经济区松嫩经济区、三江经济区、兴安经济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3.9％、43.6％、52.0％。 1.2.5城市现代化、资源型城市 黑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黑龙江省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调控研究》阶段性成果。 结构转型、农村城市化是全省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三大问题。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与全国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是城市现代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共同发展，特殊性问题是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转型，这是未来全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表1 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历史简表 发展阶段 城市化发展特征 城市化机制 城市发育特点 主要城市 古代城市化萌芽期（1898年前） 城市发展的不连续性 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 城市规模小且职能单一，多为军政要冲和驿站 金上京会宁府（今阿城），卜奎（今齐齐哈尔市）等 近代城市化萌芽期（1899－1945年） 近代城市产生的突发性 铁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及帝国主义的资源掠夺 城市规模增大；职能多样化，主要为帝国主义军政统治中心，商品倾销中心，工业生产基地与掠夺资源的物资集散地；城市沿铁路分布。 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 现代城市化发展期（1946年至今） 城市化发展的持续性 工业化和产业层次高级化 城市数量、规模增长迅速，城市职能类型多样化，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网络式城市布局体系。 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黑河、绥芬河等 2、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机制 当前，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主要在于产业优化和体制转型，即“两个根本转变”在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中的体现将决定未来黑龙江省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 2.1 产业结构优化 黑龙江省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其工业化进程略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业化仍将是全省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全省工业结构进入稳定调整时期，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有所下降，但工业仍将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资源型、重型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小城镇的工业增长将是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第三产业以高就业容量和较强的发展潜力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对于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的黑龙江省其作用将更加明显。 农业现代化将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解放农村劳动力，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这对于相对人少地多、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黑龙江省影响略小。 2.2 经济体制转型 黑龙江省现有城市化发展格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自然资源的开发形成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与省情密切相关的资源、边境、寒地三大要素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不再是单一的促进或限制作用，而是随着市场和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表2）。 可见，全省城市化机制已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化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多要素、多途径、多类型发展机制，只有立足自身的社会经济系统进一步协调，提高城市化质量，才能使全省城市化进程得以健康、协调、有序地发展。 3.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目标 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发展，应体现省情特点并顺应城市化机制，遵循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以保证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良好协调，促进全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全省城市化发展总体目标是：加强城市和区域基础设施、社会设施的建设，积极优化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寻求一条具有黑龙江特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速度适中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逐步实现资源、边境、寒地型城市化发展空间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3.1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应从目前单纯依靠资源开发的重数量的外延型发展模式逐步向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在适度城市化速度之下，建设与资源、边境、寒地特色相谐调的城市发展空间，逐步优化省域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功能分工，强化省域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2 人口城市化目标 适当放慢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步调整黑龙江省人口城市化内部结构，以高质量的农村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取代原有资源开发型的城市人口增长。在现有户藉制度之下，预计至2010年，黑龙江省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6.7％，至2020年达到55.6％，至2050年全省进入城市化发展后期，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0％以上。 3.3 城市现代化目标 建立黑龙江省城市现代化目标体系（表3），逐步实现黑龙江省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形成具有黑龙江省特色的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社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完善、科技文化繁荣、资源可持续利用、高质量生态环境、管理体系高效的城市化空间。 表2 体制转型与黑龙江省城市机制对比 体制 丰富的自然资源 边境区位 寒地因素 计划经济 主要促进因素。全省城市化的发展主要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主要限制因素。作为边防地区，边境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 限制因素之一 。寒冷的气候增加城市的运营成本，降低城市吸引力。 市场经济 不定的因素。资源的开发受市场的调节，部分资源型城市限入困境，部分前景好的资源成为促进城市化的因素。 不定因素。边境区位利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改革开发促进了边境城市的繁荣，但随国际政治气候变化。 待开发因素。仍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寒地已逐渐成为黑龙江省参与市场竞争新的视点和经济增长点。 4.黑龙江省城市化主要对策 表3 黑龙江省城市现代化目标体系 指 标 单位 标准 (一)经济总体发展 1.人均GDP 2.第三产业占GDP 美元 ％ >5000 >40 (二)社会发展 3.恩格尔系数 4.每万人商服网点 5.人口自然增长率 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7.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8.每十万人刑事案件数 9.每十万人交通死亡数 ％ 个 ％ 岁 人 件 人 <20 <400 <1 <70 <50 <1000 <7 (三)文化教育科技发展 10.文化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比重 11.成人识字率 12.青年人口受高等教育比重 13.GDP科技贡献率 ％ ％ ％ ％ >20 >90 >10 >50 (四)基础设施 14.人均居住面积 15.人均生活用水量 16.人均生活用电量 17.电话普及率 平方米 升/日 千瓦时/年 ％ >12 >300 >1400 >40 (五)生态环境 18.城市绿地率 1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20.TSP(大气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 21.二氧化硫年日均值 22.城市三废处理率 23.城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4.城市环境噪声平均值 ％ 平方米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 ％ 分贝 >35 >9 <0.09 <0.02 >90 >70 <55 (六)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化 25.拥有健全的信息管理系统 26.民主监督公开化 27.法制保障制度健全 28.公民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4.1 城市发展战略对策 (1)加快全省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进程，建设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性城市，为黑龙江省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接轨创建良好的发展机遇。将哈尔滨市建设成为寒地国际性城市；借鉴国外边境国际化都市的发展模式，将黑河、绥芬河等边境口岸城市与其所对应俄方城市建设成为跨国合作的边境国际性城市；将五大连池市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旅游城市。 （2）注重城市发展质量，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建设档次。完善城市住宅、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防灾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城市商业、医疗、卫生、教育、体育等社会设施 的配套发展，建设方便、舒适、安全、优美的可持续的城市人居环境。 （3）创造城市风貌特色，促进城市文化发展。根据各城市不同的自然、人文、经济等要素，创造 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优美景观风貌、高水准建筑艺术、特别是体现资源、边境、寒地省情特点的景观风貌特色体系。 （4）制定合理宽松的政策，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合理流动。逐步改变二元户藉结构，放宽农民常住地户口迁移政策，准许农民在一定条件下迁移到小城镇落户；同时加强小城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的管理，建立起适应新体制的小城镇户藉管理制度。4.2 城镇体系结构优化 逐步完善以哈尔滨为中心的 (1)城镇体系“点轴”开发系统。其中由绥（芬河）、满（洲里）及哈大铁路黑龙江省域的“T”型一级点轴系统和哈尔滨－绥化（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富裕（嫩江、北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东方红）三个“Y”型系统是近期内全省城镇体系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重点。 (2)正确处理城市综合发展与专门化的关系，促进城镇体系职能结构优化。中心城市应重点完善城市的中心地职能；小城市应逐步提高专业化水平，改变产业结构趋同、低水平竞争的状况，有效组织小城市间的协作；资源型城市应着重改变产业结构单一、层次偏低的状况，强化城市综合职能，加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应变力。 （3）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加快若干城市群的建设。重点建设哈、齐、牡、佳、大庆等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以高标准、高效率、辐射力强的中心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增长。借鉴国内外“城市群”、 “都市圈”等发展模式，加强对已具雏形的哈－大－齐城市群及其进一步拓展形成的南部城市带和若干中小城市群内部的有机联系。 （4）促进资源型城市过于分散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聚集。适应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化的趋势，加强资源型城市中心区的发展，完善其各项城市功能，逐步实现城市空间的优化聚集。 4.3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策 （1）逐步调整以资源初加工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立足于资源优势，加大产业关联度，培育既符合本省实际，又与全国生产力布局有良好协调并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群体。在巩固石油、石化、煤炭、森工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及食品、饲料工业、医药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门类。 （2）充分利用沿边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加大“南联北开”的力度，充分利用中俄经济的互补性，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立强大的面向国际的企业集团，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外向型农业等外向型经济类型。 （3）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体制，培育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良性的投入发展机制，缓解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瓶颈”。 （4）逐步理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条块关系”，建立政府“大服务”的观念，促进使城乡发展统一部署和良好协调。 （5）加强与城市化和人居环境发展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的建设，促进全省城市化进程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宏观控制，特别是重点加强对全省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保护、边境开放、寒地开发等方面的立法。 4.4 技术对策 （1）加强对省情、市场以及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研究，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黑龙江省特色的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之路。应进一步挖掘资源、边境、寒地省情之下的各种发展模式，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省城市和区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2）编制城市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规划，为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操作的依据，科学指导城市发展的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和综合开发，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建设省域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利用GIS等信息技术，充分利用有的城市和区域信息资源，为全省宏观管理、决策提供现代化手段，促进省域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2、陈颐.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南京出版社. 1998 3、张泉源、姚士谋 . 江苏城市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4、俞滨洋 .寒地边境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初探.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范文5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轴心（注：周振华.经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1）。世纪之交，国家提出的“十五”发展计划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被列为基本的发展战略之一。因此，城市化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者分析和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力陈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主张克服制度障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进行中外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固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参考，但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而翻来覆去论证城市化的滞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说，仅仅分析城市化发展滞后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分析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如何通过我国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低度？适度？过度？标准的迷失与误导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领域。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见仁见智，是滞后（低度）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亦或是过度（超前）发展？各种意见都曾出现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仅仅是笔者所见各种文献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众多研究者的主流倾向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是滞后的，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发展超前论”者所持的理由，其实在滞后论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统计口径问题，隐性城市化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等。对同一现象，之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迷团之中。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在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问题上，有如下几点不应该忽视：
表1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的不同意见
研究者时间分析依据基本结论
一发展滞后论
辜胜阻1991IU比、NU比，亚洲模型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10多个
百分点
杜辉1992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余立新1994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5个
百分点
俞德鹏1994城市化发展经验数据的“大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0个
国模型”百分点
付晨1995114个国家人均GNP水平与城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7个百分点
孙立平1996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镇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国际比较同等发达程度国家13至33个
百分点
叶裕民1999中、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1997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比较化水平与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发展的差距为38.2个
百分点
周一星1999人均GDP与世界下中等国家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较个百分点
孙永正1999中国城镇化率、农村人口与城镇化至少滞后于工业化水
农业劳动力比重差异与世界平10个百分点以上
中低收入国家组的比较
2001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较均率低12个百分点
王茂林2000工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比重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应
国际比较该达到43%左右，滞后约17
个百分点
二、基本适度论
刘连银1997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国
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后
刘勇1999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
均模式”相比较展基本相符，仅稍显滞后
郭克莎4001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的国际比较、城市化与非农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
就业关系比较和非农就业比重基本相适应
三、发展超前论
陈阿江1997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统计进城市人口
董黎明199990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
”发展发展现实、城市发展过快
邓宇鹏1999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1997年中国的隐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加上公开的城市化，实际水
平超过60%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历史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用此时的收入水平来套用彼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图说明某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学者虽然考虑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实际购买力评价(PPP)方法来进行论证，但也存在同样的缺陷，更不用说PPP方法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搜刮，获取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通过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和NU比（N＝非农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作为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大国，印度与我国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再次，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确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混乱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依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此标准进行计算，9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基本吻合。
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为抑制城市发展的现象，如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朝鲜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有别的特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异的结果。过多地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发展、适度发展亦或是超前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我们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改善着手，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3城市化偏差还是非农化偏差？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把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归咎于城乡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认为城市化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这种思路，只有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废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矫正。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所谓“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人口流动从而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如吸收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落户、实施蓝印户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来步伐趋缓。如1979～1988年，我国市镇人口年均增加1140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1989～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只增加92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个百分点。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又明显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3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而后半期的1994～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1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个百分点。（注：课题组.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0;3）应该说，十多年来，乡城之间的壁垒是在逐步松动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到城镇，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融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城门大开，户籍制度名存实亡。过去政治经济制度下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消失殆尽，客观上并不构成继续阻碍城市化发展的重大障碍。户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补课”完毕。时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现“偏差”，且城市化从绝对人口增加到相对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实，说明把城市化滞后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实际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户籍制度政治经济利益的幻觉所遗留下的剩余影响，试图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卖户口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城镇建设。其结果难尽人意，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户籍制度已经不构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199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回归方程拟合度(R[2])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U1=-17.8+0.56N1…………(1)0.7970.895
1952～1979U2=2.49+0.23N2…………(2)0.6040.787
1980～1999U3=-22.04+0.64N3…………(3)0.901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U4=8.11+0.42N4…………(4)0.8220.909
1952～1979U5=14.28+0.12N5…………(5)0.1470.423
1980～1999U6=3.85+0.54N6…………(6)0.951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andReal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都市主导北部南部西部全美
产业类型19701980197019801970198019701980
～80～90～80～90～80～90～80～90
制造业0.90.613.55.7----2.91.5
商业、金融业-0.24.426.122.920.423.310.914.5
政府、军事部门8.26.916.116.428.120.020.017.5
医疗、教育部门8.37.124.117.443.122.916.612.2
娱乐、休闲17.815.660.948.566.551.757.646.6
石油、矿产0.6-9.419.42.940.2-14.812.6-2.4
其它1.93.716.29.629.026.714.110.6
合计0.83.022.017.422.723.910.011.6
资料来源：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States:AnAssessmentofFi-ndingsfromthe1990Censu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8,No.1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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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WilliamH,Freg,AldenSpeare,Jr,.TheRevivalofMetropolitanPopulationintheUnited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范文6
1.1北京人口增长的特点和态势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一个资源集聚型城市，它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吸引力都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目前，北京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人口增长主要是外来人口的迁入造成的。当前，北京人口增长呈现以下特点：
1.1.1户籍人口自然增长慢，增长主要来自机械增长从2004年到2009年，北京户籍人口从1162.9万人增长到1245.8万人，5年时间仅增长了82.9万人，年均增长16.6万人，与流动人口的增长相比非常小，即使是这个增幅，也主要是由人口迁入而带来的机械增长。从图1可以看出，在户籍人口的增长中，自然增长的幅度远小于机械增长的幅度。特别是在2003年，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负增长，当年人口自然减少12973人，2004年以后，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才缓慢提高。户籍人口的增长主要是人口迁入而增长的，2004年到2009年，人口迁入而带来的人口增长年均达13万多人。
1.1.2外来暂住人口增长快根据北京统计年鉴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的统计，2004年以来，北京的户籍人口增长幅度不大，暂住人口的增长幅度则较大，从2004年的341.5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874.9万人，年均增长106.7万人（图2）。
1.1.3常住人口增长中90%以上来自外来人口增长由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慢，户籍人口的增长也主要来自机械增长，所以从实质上来说，北京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外来人口迁入，包括工作调入（户籍迁入）和外来人口流入。这两者占北京人口增长的90%以上，下表是2005年以来北京常住人口增长中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所占比重以及外地户籍迁入和非户籍迁入所占比重，2005年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只占常住人口增长的1%，见表1。北京常住人口的变动态势见图3，可以看出，北京常住人口1990年代以来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户籍人口的增幅却比较小。
1.2北京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人口规模达到多少才能停止增长。这个问题准确预测非常难，但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北京作为一个资源集聚型的城市，在就业机会、生活环境等各方面来说都是个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进入。北京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是吸引人口不断涌入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人口迁移是基于个体理性而做出的选择，对于个人来说，只要这里有就业机会，纵向比较略有改善，哪怕条件再艰苦，人们还是愿意来，这是劳动力市场化条件下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如果说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是高度相关的话，根据前述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一看北京的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关系。数据见表2：下面是根据表2计算的1978年以来北京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散点图（图4）。从图4来看，北京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与北京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基本上是同方向变动的，即随着GDP比重的增加，人口比重也在增加。对二者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是R=0.810，相关性很强，二者也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二者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城市经济比重=-0.598+3.461×城市人口比重（R2=0.656）从二者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当人口比重变动1个单位时，GDP比重变动达到3.46个单位。从这一点来说，北京单位人口增长带动的GDP增长是高于OECD国家78个城市的平均水平的。
考虑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人口迁移政策还非常严格，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我国人口迁移政策逐渐宽松，1990年以来人口流动速度加快。我们以1992年为界，进一步分析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关系，散点图见图5。对二者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是R=0.862，相关性增强，二者也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二者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城市经济比重=-1.504+4.239×城市人口比重（R2=0.744）从二者的回归分析结果看，二者的相关性更强了，但是，当人口比重变动1个单位时，GDP比重变动的幅度更大了，达到4.46个单位。因此，从北京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关系看，其关系不如OECD国家城市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强，北京每单位人口增长带来的GDP增长比OECD国家的城市要更多，或者说，单位GDP增长吸纳的人口要少一些。这说明北京人口控制还是颇有成效的。如果按照OECD城市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规律来测算，北京的GDP比重应该容纳的人口将达到3000万多人。这也说明了我国区域之间、特别是大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当然，由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城市化率还比较低，所以还不能简单地与OECD国家相比，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已经过了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为我国还处于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还有大量的人口要进城，将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向城市聚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发达国家城市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这种规律性很可能也将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规律。
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从以上分析看，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规模，更进一步说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在全国经济规模中的比重，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有多少。这里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城市的经济规模将有多大；二是其经济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大城市对人口的拉力大小。我国大城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发展仍将继续，但是，如果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他二三四线城市的经济能够更快地增长，区域均衡发展，就能够疏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具体来说：
2.1.1大城市人口膨胀与经济规模庞大有直接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及其不平等，农业的产值只占GDP的13%左右，所以农村落后，将近50%的人口分享着这部分GDP，而GDP在80%以上的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主要还是由于其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规模扩大了，就业机会增多了，必然吸引人口流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律。既想发展经济，又想限制人口流入，这种忽视城市发展必然规律的政策很难实现。
2.1.2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继续扩大，人口增长是个必然趋势，行政手段很难达到人口控制的目的如果大城市一枝独秀，城乡、区域不能均衡发展，那么大城市人口流入的压力大是必然的。如北京，其经济还在迅速发展，从现在各区县十二五经济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看，发展前景很广阔，但是，产业的发展必然意味着人口增加。按照北京各区县产业发展规划，可以预见，在北京与周边发展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人口流入还将继续。
2.1.3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建设是造成严重城市病的重要根源当前，大城市各种公共资源紧张，交通拥挤、教育、医疗资源不足、住房困难等。这些问题当然与人口快速膨胀有最直接的关系。但是其背后的根源却是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建设的结果。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经济建设，而社会建设严重不足，学校、医院以及其他各种公共服务都欠账太多。而且，城市政府在发展经济时，一直试图排斥人口流入、在城市发展规划上较少考虑外来人口的需求。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公共设施都是按照户籍人口和计划达到的常住人口设计的，人口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就意味着各种设施的短缺。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等各种说法，每一个名词背后的含义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除了户籍人口，其他人口都无法完全平等地享受城市市民的正常待遇。因此，忽视外来人口的社会需求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病。
2.1.4大城市人口问题背后是一个利益问题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人口是资源还是负担？外来人口问题为什么成为大城市这么头痛的问题？当谈及经济增长时，人口肯定是资源，没有劳动力，也就没有财富创造的可能性，但是当谈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时，人口则变成了负担，这是很多城市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的普遍问题。从各地方政府来说，经济发展意味着GDP、税收和财政收入，所以发展经济是有很强的内在动力的。大城市有各种其他得天独厚的条件，吸纳资源的力量强，所以在区域发展中，大城市是有竞争优势的，这也决定了大城市的人口优势。经济发展需要人口，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很难的。人不单纯是个劳动力，还是一个需要履行家庭和社会责任的社会性动物，所以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需求也是需要满足的。否则，人来了，问题也就来了。因此，归根结底，大城市人口问题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要控制人口，就必须合理发展，建立共享式发展的机制。
2.2建议
2.2.1大城市要有明确的发展定位,不能追求大而全的发展模式人口的聚集和产业发展、就业机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是产业中心，不仅发展要高端服务业，还要发展制造业。产业发展带来GDP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吸引更多的人口。因此，要控制人口，必须要给城市发展进行准确定位。
2.2.2要建立大城市发展的区域分享机制，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大城市与周边区域要互惠发展，注重区域合作，建立利益分享机制，改变大城市和周边发展差距过大、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过大的不均衡的状况，增加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这是改变大城市人口压力过大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