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例6篇

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

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体系以及具体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时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时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

诸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毛泽东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毛泽东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毛泽东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毛泽东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2.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这就意味着,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理论结合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适应了时展的需求,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于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提供思想和智慧,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实际研究出发,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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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基础 规范会计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 实证主义 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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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我意识;中国化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已经具有了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而在当代对其所开展的研究中,则往往会存在着一种疑问,即中国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中国的哲学还是中国的西方哲学。对于这种归类的问题,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定的争论。对于该问题来说,其在本质上就是其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是否合法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独立传统的问题。而要想对该类问题进行良好的解决,就需要我们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意识以及中国化建构进行一定的研究与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

之所以近年来存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归类的问题,其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哲学两者间在文化所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体化情况,即存在着一定的疏离感。而要想能够对这种疏离感进行消除,就只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本土文化建构,而在这种自我艺术方面,其所具有的中国化建构也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

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哲学精神就是能够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出人文的关切情况,对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所具有的生命力就在于需要能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时代改革的需要进行逐渐的适应,以此为我国特色主义实践提供更为直接的理论论证以及力量支持,或者为其贡献属于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以此保证这种探索能够始终处于合格、健康的科学发展发展轨道。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具有哲学也因其所具有的时代精华以及宽广的胸怀,并以实际的话语权以及精神感染力对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以及社会发展实现了引领工作。而当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洪流已经成为历史时,马克思主义也会以革命的方式对世界历史的前进理论提供动力,也必须能够以具体实践形式以及社会发展在联系现实的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正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转变的现实方式。此外,如果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是根据世界同一性作为历史基础,那么对于国家的建设则是不同国家在其实践差异性、不平衡性以及具体性基础上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基础与主题。

在生产力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与解放是我国建设与革命的共同落脚点,那么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基础上从革命到建设所发生的转变,是合乎该哲学同新时代要求、以及自身逻辑的发展方向的,这种转变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国家对该哲学进行发展、创新的新的目标与发展方向,是对该精神实质进行集成与创新的重要举措。同时,这种努力方向同西方将马克思主义定位在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种方式很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逻辑转变为纯粹的文化逻辑。对此,中国化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今阶段中在我国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所具有的核心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必须应当以中国化作为其基本立场以及发展方向,因为这将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对时代精神的合理、科学把握,而任何同我国发展主旨产生偏离的文化再造以及象征搭设其在现实中都是毫无积极意义的。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在中国自我放逐以及意识旁落的缺失体现,其根本特征同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以及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都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由此则可以看到,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自我意识的深入反思,并将其更好的纳入到我国未来发展的轨道之上,不仅仅是我国现实以及时展的需要,也是现今哲学界必须解决的一种自我批判意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我意识的构建

在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意识研究也是存在的,一部分学者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但是,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好的效果,则因为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总体上没有形成一种规模以及统一的立场;第二,部分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否定的认识,或者虽然认为其具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重要性以及意义层面还没有产生正确的认识,或者是根本没有产生研究的兴趣;第三,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研究的自我意识方面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对于中国化的研究内涵、路径以及地位在认识与理解的程度方面需要进行提高,或者在中国化的研究意识上经常受到西方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理论的牵制与影响等,进而使其不能够在自身方面产生具有深度的学术研究。这部分情况的存在,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在我国已经具有了十余年的研究历史,但所获得的成果也依然处于部分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研究上,真正能够对学科意义进行代表、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则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自我意识研究的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能够对其进行反复研究与反思的问题,需要我们能够通过该种意识所呈现出的表象来到其内部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建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图着手:

(一)需要在严格立足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文本进行解读,保证文本能够同我国现实情况、文化情况以及实践情况保持直接的联系,并始终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基础性以及前提性问题进行研究。随着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领域中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已经具有着很多种解读的方式,且不同的解读方式都具有着其所独特的合理性以及研究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真正的能够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完整精神,而当我们在对其进行解读时也需要能够首先保证研究路径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并保证其能够从我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时间出发,在对现实情况保持联系、作为立足点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解读,以此将我国所特有的历史逻辑以及现实情况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真正的形成具有辩证性质的联系,尽可能的在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形象进行再现的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当代价值进行体现,进而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所具有的运动规律、历史方位、目标取向以及内外关系等进行体现,在此基础上对其所具有的进步性以及合法性进行论证。可以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果脱离了我国的既有现实,是不可能真正、明确的对我国问题意识进行体现的,很可能最终将研究形成为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失去了我们研究的根本目的。

(二)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切实、自觉的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同哲学进行相互的比较,并最终在发现两者共同点的同时能够将两者更好地融为一体。通过这种方式,则能够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在实质方面还是哲学的形式方面都能够具有属于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风格,并以此在形成文化归属、思维习惯等方面融合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存在的文化隔阂进行消除。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要想使其在我国具有更好的作用,就需要通过我国所特有的语言进行描述,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完全本土化,进而使其成为我国未来文化以及转型的重要构成。而要想达到此种要求,就需要能够保证能够对两种文化所具有的隔阂进行突破,保证其不存在先进或者落后的区别,以此实现其同我国哲学的视域融合。

(三)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保证以中国为立场、基点,并以历史维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以及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进行审视,以马克思主义为实践,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图景进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地是以当今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人类历史背景的,是立足于在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处于低潮和劣势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成功的历史性拓展和深化,以中国为谋世界和平与发展、探索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切合实际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和理论世界性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也是其民族化的发展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是中华民族为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目标,但她值得信赖的历史性成就和未来的可期待的美好前景都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

在上文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及其中国化建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在对中国化自我意识明确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的研究具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以此在我国的新社会发展中更好的对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体现。

【参考文献】

[1]张琳.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05):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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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现状,中国哲学史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论文借鉴现代教育改革中影响很大的建构主义理论,仅仅对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目的、意义问题作一点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要把握中国哲学史教育的发展方向,必须先要了解中国哲学史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历史并不长,但是从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看,中国哲学史的教育很早就开始了。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史教育的滥觞。孔子从对古代文献的注解出发,将自己的思考注入其中,形成了儒家的哲学体系。之后的汉儒、唐儒、宋明儒等则把这种以述为作的思想模式发展为以“注疏”为主要形式的学科范式。这种诠释学的学习和研究方式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流。在现代中国哲学史教育开始之前,中国哲学史教育始终是以塑造“行道”之人为根本目的的进圣之阶。

在西学东渐之后,受到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冲击,在借鉴西方学科体系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开始向西方哲学的学科构建方式转化,中国哲学史教育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以胡适、冯友兰、萧萐父等人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为代表,中国哲学史开始走向学科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形成了比较分析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史解读方式。中国哲学史教育也脱离了“行道”的教育目标,转为类似于西方哲学的纯思辨式思维训练教育。20 世纪学人在重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时候,只是参照西方哲学的范式对中国哲学的材料进行分析和整合。以胡适编写的中国哲学教材为例,他并未认识到中国哲学史教育的这种意义建构的倾向,而是简单地套用实用主义的理论,试图用实用主义引导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史料分析方法无疑是中肯的,但是在这种分析基础上构建的中国哲学史必然是破碎的,不能反映出中国哲学史本质的内涵与价值。而当今的学者依然痴迷于建立某种研究方式,将中国哲学史放置于特定文本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其实同胡适的做法是同类的。在中国哲学的学科建构中,借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借鉴演化成照搬,则结果必然是邯郸学步,得不偿失。新的中国哲学发展应该回归到中国哲学史教育意义构建的道路上来。

二、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与中国哲学史终极价值的建构

建构主义是深刻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潮。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有: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建构主义的学习方法;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和情景学习。意义建构作为建构主义的教学目标在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中居于首要地位,是最能体现建构主义实践性与主体性的观点,而中国哲学教育的本身也包含着这种意义建构的倾向。

建构主义的意义构建是基于其知识观的学习目标设定。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新知识时,借助外部环境和原有的知识认知结构,在使用工具、教材及与同学、教师交流的基础上,探究所学新知识与原有的认知结构之间的联系并形成对新知识的个体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并非首要的,如何在此过程中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更新,取得驾驭新知识的能力才是第一位的。用认识论的观点剖析,建构主义的意义建构将知识理解为主体性的知识,否定传统教育所倡导的固有的知识体系,认为所有固有的体系性知识是非实有的、未经检验的。只有在个体建构意义中形成的认知才是现实性的知识。

与此类似,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目标并非是对某种具体哲学知识的掌握,而是在思维训练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学科的教材进行分析,进而构建学习者对哲学、自我及世界的认知。以中国哲学的“道”范畴为例,庄子在与惠子的“五石之瓠”的辩论中,庄子提出的对于“五石之瓠”的用途不同于常识的认知———瓠可以为瓢,而是创造性地将其作用表述为“虑以为大樽,浮乎江湖”。这种认知方式超越了经验知识和实用目标,将把握事物的自由本性作为目的。这种认识论决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是建构生活实践的终极价值。这一方面使中国哲学保有了其形而上的超越性,是其之所以为哲学的原因;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实践性,是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根本。

中国哲学本身包含的终极价值的实践性的指向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史教育中被削弱了,而运用建构主义,中国哲学史教学的实践性指向则可以得到保证。

建构主义是以认知进程为对象的实践性理论,中国哲学则是关于道德实践的实践性哲学。而如今的中国哲学史与建构主义的理论的发展好像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建构主义倡导的学习观等理论,在实践中因为需要较强的操作能力和掌控能力,导致在多数情况下它在教育实践中都是作为传统教育模式的补充应用的,其自身所包含的实践性被严重削弱了。而中国哲学的处境也是难兄难弟,在参照西方哲学范式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环境下,中国哲学的道德实践性指向往往被忽视,无法为中国人提供明确的价值观,至多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和符号而存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建构主义的实践性的指向与中国哲学史教学目标非常契合;而在建构主义指导下,中国哲学的实践性指向也可以得到保证。首先,建构主义对于作为学习主体的学习者的基本要求就是在自我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而以终极价值为主要教育目的的中国哲学史教育,其主体也是学习者而非教育者。建构主义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基本的学习框架和学习方法,而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目标则能保证学习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建构主义将认知的实践作为手段,认知的意义构建作为学习目的。而中国哲学史学习则是以认知的意义建构为起点,认知的实践为目的,两者正好是相辅相成的。这样,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以建构主义来指导中国哲学史教学的实践,不仅在中国哲学史教育上可以获得新的突破,更可以在时代背景下,为中国哲学史发展提出新的问题,进而使中国哲学具有新的内涵和发展。三、中国哲学史终极价值的构建及实现中国哲学史教学不能绕开终极价值的构建。一方面,价值观问题作为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它对每一个人进行诘问,迫使人从整体的、超越的角度来思考宇宙人生;另一方面,终极价值也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足点,是人对自我生活进行评判的根本标准。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应该将构建终极价值,以及将每一个学习者都引导成为自觉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个体作为教育的起点,这也应当是建构主义学习方式和中国哲学史教学的终极目的。当然,终极价值的构建要立足于认知和实践的基础。建构主义下的中国哲学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要提供这种环境和材料,以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及意义。建构主义环境下的中国哲学的终极价值必须也必然是超越工具价值观的,对人的主体性及创造性的充分肯定。也只有这种定位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及教学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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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行为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回顾历史,如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算,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要成就。2012年,党的十吹响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号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意义重大。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发展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萌芽阶段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萌芽于其学生时代和青年时期,并且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和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在早年时期,由于加入黑格尔派,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不同,人类能够主动地去面对自然、改造自然,改变自身命运。当时的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类的自由,认为人类不能被自然所束缚。不久,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转向唯物主义,反对人与自然背道而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马克思不同,青年时期的恩格斯主要是通过揭露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抨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表达其初步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形成阶段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等著作中辩证分析了生态保护等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正式形成。在上述著作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重要关系,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强调要时刻注重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要体现在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发展阶段

在晚年时期,随着对人类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也逐渐走向了成熟定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内容全面、意蕴丰富、逻辑缜密、系统科学,具体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内容。这一思想为我们重新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

(一)对人与自然定位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人与自然定位的深刻反思。恩格斯在其所著《反社林论》一书中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此外还要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不是毫不相关的独立体,二者有着共生共荣的联系。人类要发挥主动能动性去改造自然,这样才能改造自己。但是,这种改造的过程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类无权支配自然界、掠夺自然界。

(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产生以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高度推崇“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理念,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类才是宇宙的主宰。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理念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最终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主张人类要节制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永续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当代价值

(一)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理论指导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指明的全面建设生态文明道路上阔步前行。站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在全社会树立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价值理念,从而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此,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等行为的惩罚力度,把保护环境的各项举措纳入到法治轨道上来。

(二)为人类的永恒持续发展提供哲学基础

人类共用一个地球,共有一个家园。显而易见,没有哪个人喜欢自然灾害,没有哪个人不畏惧恐怖和死亡,人类追求的是永恒持续发展。为此,人类就要达成共识、统一行动,彻底抛弃原初的“人类中心主义”落后理念,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念,主动维护生态平衡,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是人类实现永恒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参考文献

[1] 韩哲.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4(34).

[2] 李小倩.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探讨[J].金田,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