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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孝道思想范文1
［关键词］高职院校 儒家 道家 经典阅读课 意义
［作者简介］苗富强（1973- ），男，河北魏县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河北 邯郸 05600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3-0138-02
一、引言
“孔孟”“老庄”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代名词，然而我们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在本土却遭到了冷落。据了解，目前尚没有高职院校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现在很多大学生包括高职生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了解远远多于对儒教和道教的认识。与之相反，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是许多外国人，包括西方和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对儒家和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大学生。在大陆，我们民族自身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已日渐式微，现状令人担忧。
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的应试教育阶段和大学阶段忽视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和人文知识的教育难辞其咎。高职院校片面强调专业技能学习，课程设置上只重视专业课，有的学校甚至连大学语文课程也没有开设，这和不分专业开设公共英语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偏差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视不够，造成高职生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知识的极度贫乏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二、高职院校开设儒家和道家经典阅读课等相关课程的意义
1.传承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儒家和道家是“诸子百家”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个流派，以这两个流派思想发轫形成的儒教和道教是“三教九流”中中国本土的宗教。千百年来，这两个流派的学术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和民族心理的构建及民族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诸多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代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57.1%的人认为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裂。学校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传承是各级各类学校分内之事。对绝大部分高职生来说，高职院校是其在校学习生涯的最后一站。高职院校应开设儒家和道家经典阅读课等相关的课程，不使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在高职院校与学生绝缘，失掉应有的传承；不使传统人文精神在大学生身上缺失。
2.“以文化人”，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高职生都是90后，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注社会现实，只考虑个人的前途命运；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感，唯我独尊，个性极强；亲情观相对淡薄，甚至显得有些孤僻；乐于消费享乐，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心理脆弱，抗挫折力不强。在东、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激烈交织碰撞、大有西风压倒东风的当下，很多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迷茫，缺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危机。
儒家和道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安身立命之学，其中的许多理念对今人仍有积极的意义。通过阅读经典，可以使学生明了民族文化之源，增加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阅读经典的过程，不仅是欣赏与认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受感染受教育的过程。作为生命个体，每一个人包括高职生，都可从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观照和指导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做一个既积极进取又人格高尚的人。（1）树立国家和社会责任意识。儒家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是儒家基于个体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而总结出的至理名言，有助于学生抛弃“小我”，树立“大我”，增强使命感。（2）树立自强不息信念，形成积极进取意识。儒家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体应胸怀“修、齐、治、平”理念，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是儒家对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教育学生要珍惜时光，奋发有为，把自己从沉迷于谈恋爱、上网聊天、打游戏中解脱出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人生的价值。自强不息的信念可以使学生直面现实，经得起失败和挫折，锤炼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3）践行恕道。恕道的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将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推行恕道教育，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部分90后学生不顾别人感受、任性妄为的缺点。（4）建立诚信意识，正确处理义和利。儒家强调：“言必行，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主张“见利思义”。教育学生不能为获得助学金和奖学金、为入党、为获取荣誉而不择手段，跑关系，弄虚作假，考试作弊，不讲诚信，见利忘义。（5）增强孝道意识。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孝”。“孝”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强调儿女对父母的爱。如果大学生深谙此理，心存孝道，就能敬畏生命，以感恩的心态保持身心的健康，不会因感情或学习、生活上的一点问题想不开而走极端。（6）坚守气节。儒家主张“君子固穷”。孟子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教育人们要坚守气节，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有助于克服部分学生在吃穿享受上盲目攀比、经不起各种诱惑、不注重品德修养、甚至做有损人格事情的缺点。（7）懂得辩证法，达到心灵的自由。老子的诸多思想如“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足不辱”“少则得，多则惑”等等，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可以使学生辩证看待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庄子“宁生而曳尾于涂中”也不“死为留骨而贵”，表现了鄙弃富贵权势，不为官所累，坚持不受束缚、逍遥自在生活的高尚品质，表现了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有人概括道家思想为“静”字，是说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不为外物所累，达到心灵的自由。这对身处竞争激烈、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的高职生具有极深的教育意义。（8）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于生命个体完整人格的塑造具有互补性。“在中国的士大夫中，纯粹的儒或纯粹的道（也包括佛）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都是儒道相兼，不过各有偏重罢了。中国的士大夫就是伦理人格与自然人格的对立统一。他们就以这两种人格的对立统一，保持着自己生活和心理的平衡，也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悠悠岁月。”①高职生也需要把自身的伦理人格与自然人格统一起来，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保持自然人格的独立和高贵，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心为形役。
3.提高高职生的文学修养、审美素质和汉语应用水平。教育培养的人要具有合理的素质结构，一个不看原典和经典的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很难得到提高。许多高职院校重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一味强调实用性和动手能力，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技能有余而文采不足，表现不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风采。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认为一个人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内在和外在相统一的比较完美的人。
儒家和道家经典中很多都是富有文采的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的美感，给人以艺术享受。如《诗经》的美轮美奂，《庄子》的恣肆，《孟子》的雄辩滔滔。其中的名言警句比比皆是，优美的、诗化的语言辅以深刻的思想，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经典的过程也是欣赏与认识的过程，可以陶冶情操，使情感得到升华；丰富语汇，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素质；改善精神气质，达到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做文质彬彬的高素质大学生。
另外，现在的许多高职生语文功底奇差，小到一封求职信，大到毕业论文，错别字频出、用词不当、语句不通顺等毛病普遍存在。调查显示，为提高国人汉语应用水平，69.1%的人希望推广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开设经典阅读课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高职院校没有大学语文课的缺陷，使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等能力得到提高。
三、开设经典阅读课等相关课程的有利条件
1.学生主体方面。高职生到这一年龄阶段，心理日益成熟，也日益理性。随着阅历的增多和见识的增长，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逐渐增强，对比较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的理解力也大为增强；许多学生对传统思想文化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课上课下愿意听老师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有的还主动通过《百家讲坛》等平台了解了许多东西。
2.客观有利条件。进入大学阶段，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课业负担也轻松了许多，客观上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自由时间；大学图书馆藏书也比较丰富，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阅读更多的课外书籍包括经典著作；网络上的丰富资源及《百家讲坛》等电视专题讲座也为辅助教学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提高学生的重视度，选好时间入口。高职院校可把儒家和道家经典阅读课等相关课程设为公共必修课，并选择合理的时间入口，最好能在大一的时候开设。关口前移，好处是提前占领思想文化的高地，在学生思想尚未受到社会过多的熏染、比较单纯时实施效果会更佳。
2.重在学习领会思想要义，不落言诠。对有些学生来说，学习领会经典著作过程中会存在着文言的障碍。教学中注意不要在古奥难懂的语言上下过多工夫，不因文害义，重在心领神会，把握其中的人文精神精髓；不是死背教条、脱离实际的感性生活，要力避简单的说教，注重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通过大量的实例让学生明白为学、为人之道。
3.正确处理精华和糟粕。儒家和道家等学派思想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本着扬弃的观点加以学习利用。教学中不是简单地剔除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是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分析判断，以古鉴今，帮助学生掌握其思想精髓，为我所用。
4.高职院校要创造各种条件，利用多种形式。学校图书馆要配备足够的《四书》《五经》和《老子》《庄子》等“中国传统社会识字人必读的基本经典”，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学校注意配备和引进相关学科的教师，充实师资力量；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利用网络资源及《百家讲坛》等电视专题讲座辅助教学；组织演讲赛、辩论会及征文大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5.要注意和“三教九流”中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术流派的结合问题。不能独尊两家，罢黜百家。各种流派的思想文化同属于民族思想文化遗产，不同学派的思想文化具有互补性。教学中要以开放的心态注意旁征博引，互相比较，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注释］
①成复旺.神与物游——论中国传统审美方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91.
［参考文献］
［1］刘梦溪.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J］.中国大学教学，2004（3）.
［2］刘晓明.人文教育与高职培养目标［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2）.
儒家的孝道思想范文2
关键词民办高校 思想道德教育
1 民办高校学生思想现状及特点
1.1 自信心相对不足，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民办高校学生多为高考失利，分数较低的学生，这就容易造成民办高校学生在进入校园后，总觉得自己和公办学校的学生相比，没有什么优势，因此在心理上容易造成自信心不足，带着这种心理来到学校，学生存在着各种不健康的心态，如：抱着混文凭的态度、向父母交差等不正确的思想，这些心态的存在不仅加剧了自信心的不足，还将会对今后的成才产生不良影响，其次，民办高校大学生重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交往，希望得到尊重，找到心理安慰和归宿。在这一过程中，会使一部分学生在交往中感觉自己的学校名气不大，与公办学校存在很大的差距，自然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情绪，学生带着这种情绪来到学校学习，由于得不到很好的引导和化解，长期性格的压抑导致学生心理产生自卑、失落情绪，造成学生的心理不健康。
1.2 追求标新立异，自我意识较强
分析一下民办高校的学生，我们会发现，他们大多家境比较优越，受到父母的无比溺爱，这些“90”后的新新人类，他们思想活跃，张扬个性，容易形成独断的自我意识，许多学生主张自我审视，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这是有胆识、有魅力、有个性的表现，是现代青年应当具备的品质。这种思想表现在日常行为里，那就是做事一意孤行，听不进老师和家长的意见。
1.3 思想活跃，但对事物的辨别能力较弱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已经受到大学生的关注，但在这样的关注中，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缺乏理性，缺少生活的经验，对一些社会现象还不能正确的判断美与丑、善与恶，他们比较容易轻率地将看到的事物凭自己的感觉判断，但是由于缺乏理性和经验，往往做出的判断又不能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质。同时，大学生本身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遐想，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发展成熟，需要进行引导和指正。由于思想意识的不成熟，他们看待社会，分析问题，注重眼前实际利益和事物表象的对比，看问题还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容易得出简单的结论。
2 对学生思想状况特点的分析
2.1 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成熟决定他们看问题的片面性
刚刚经历了高中时代来到大学校园，思想和身心还处于转型阶段，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对问题的认识容易产生片面性，易偏激，感情波动大。一方面他们渴望社会接纳，对人生充满着热情和希望；另一方面对时下发生的许多社会现象又不能很好的解释，容易产生从众心理，这样造成学生看问题还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能形成正确的主张。
2.2 社会风气对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影响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一系列新的观念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道德、价值标准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波澜，与此同时，社会上广泛蔓延的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等思想不断冲刷着青少年的心灵，这种影响是直接深刻的，使大学生难免对老师所讲的知识产生怀疑，动摇了他们原有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出现理想信念危机。
3 加强民办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对策
3.1 重视“两课”教育，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
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是我国高等院校，（包括民办高校）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如何针对民办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变化的特点开展德育教育，探求新的工作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目前大多数民办院校对思想（下转第171页）（上接第135页）政治理论课教育重视不够，在课时分配上也比较少，因此，作为学校，首先，从思想上要重视政治理论课的作用，重视“两课”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次，对于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教师来说，了解学生、爱护学生，是思想政治工作教师的职责，了解学生们的价值取向，对症下药，及时发现问题，只有这样，思想教育工作才能深入学生心理，引起学生的共鸣，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3.2 多开展体现学生性格特点的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细致入微、深入人心的工作，是春风化细雨，是润物细无声。要使思想道德教育深入人心，成为民办高校学生思想的“航标”，就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艺术性、科学性、趣味性，围绕着德育教育的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大学生时事政治辩论会、针对各种节日开展的演讲比赛、参观考察、假期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有意义的文体活动，参加社团活动、课外活动首先让学生有机会去认识多点朋友，在交往中，学生也学会如何处理好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懂得如何珍惜朋友，如何帮助朋友，同时，朋友之间的关爱使得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积极而又健康的心理品质，与良好的人际关系相联系，对大学生个性品质的形成与发展极为重要，培养大学生的交往能力还可以拓宽大学生的心理空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拥有健康的人格。
3.3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学生的心理自我调试能力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社会要求高，个人成才欲望强烈，但由于心理发展处于尚未成熟阶段，缺乏社会经验，心理比较脆弱，适应能力差，情绪不稳定，心理失衡常常发生，是心理障碍高发群体，但绝大多数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掌握自我调试的方法，从而给自己缓解心理压力，从而找到心理平衡点，因此，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来说，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绝不可放松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将问题杜绝在萌芽状态，给学生的心理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陈临安.民办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初探.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5.5.
[2]彭彬战.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及对策.新西部,2009.8.
儒家的孝道思想范文3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作用
所谓价值思维，是以创造价值作为决策依据和评价标准的思维方式，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竞争力，更加注重长期、可持续地发展。所谓效益导向，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以企业效益为中心展开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权衡利弊，促进效益最大化。
价值和效率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一个企业成功的标志是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树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明析效益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保证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保证企业经济持续发展，使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这是基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今年的管理效率提升年乃至今后的工作中的核心任务。笔者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对如何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在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 正确认识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的内涵
首先，正确看待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不仅只是为提高经济收入，其根本目的是使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不断扩大，使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最大化，进一步提高资金利用率、资本运作率，促使企业经济技术不断进步，在社会经济活动扮演重要角色的发展方式。
其次，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企业发展以创造价值与效益为基础，通过科学调整发展结构，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提升，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强调全面统筹，协调好整体与局部，实现企业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有效统一，使价值最大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和核心内容。
第三，在新形势下，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内外部形势不断变化，由于国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内部缺乏负债制约机制等因素，使企业资产负债率逐渐增高，这对企业发展造成阻碍作用。虽然企业发展具有诸多难处，盈利基础不够牢固，发展能力不足，企业管理机制尚不完善，便要求企业必须以先进的思维方式，利用好有利条件，发掘新的经营理念，捕捉机遇，有效提高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进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2 企业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体现
人力资源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具有特殊性，被称作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是人类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有效结合，可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提高。
相对于领导层，人、财、物是企业管理的主要方面，人又是最为重要的第一资源，只有管理好了这一资源，才算抓住了管理的要义。对一般管理者而言，更多的应该是扮演一个引导、协调下属工作的角色。他不仅仅需要有效地完成管理工作，更需要培训下属，开发员工潜能，建立良好的团队。对一个普通员工而言，任何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自己适合做什么、企业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念是什么、岗位职责是什么、自己如何有效地融入组织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等，这是每个员工十分关心，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在这些方面为每位员工提供有效的帮助。
对于企业外部而言，企业所有员工的工作价值，主要以企业效益表现。对于企业内部而言，全体员工的工作价值表现为企业效率。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人”为主体的工作价值，构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内容。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有效整合、凝聚全体员工的创造行为，这是建立人力资源管理的条件与基础。
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制度建设，确定岗位职责、价值贡献度，将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基础。企业每位员工均是价值创造者，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对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差异的。
员工从事某项工作，可获取成就感与参与感，作为企业发展、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缺的因素。通过实践证明，企业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转向人性化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管理机制，注重团队合作，使每位员工得到自我发展，重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鼓励和指导员工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为员工创造更多参与决策、管理的平台，有效提高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重要性与地位。
企业必须按照市场变化，树立符合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要按照市场变化情况，制定长远的人力资源供需方案。按照员工期望，建立与时代步伐同步的激励机制。使用更为科学与先进的管理方法，有效降低人力资源在招聘、培训、配置等环节的成本。按照科学技术要求，强化人力资源技术培训，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业务素质，与技术发展要求相符合，为企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价值。
3 提高人力资源在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中的策略
首先，注重人力资源规划。企业在制定经营战略时，必须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对企业内外人力资源实行综合协调，清晰管理核心，充分利用有限资金。例如，企业制定成本战略时，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必须考虑薪酬数量，招聘高素质员工。企业制定差别化战略，考虑对员工进行持续投资，培养员工的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时，必须从长远角度，考虑到各环节的人员管理激励、宏观配置等方面的工作，有效激活人员效能。
其次，实行全方位激励机制。企业对员工进行绩效激励，除满足物质需求外，还需采用多样化激励方法，提升激励效果。通过职位晋升激励，设置多重职业发展通道，满足员工晋升欲望。同时，加强精神激励，为员工创造一个认可、信任、尊重的组织氛围，满足员工精神需求，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强化授权激励。针对组织内部，上级适度授权于上级，提高下级工作积极性与自主性，提高员工责任感与工作动力。
第三，在做好激励的同时也要加强人力资源的成本控制与预算。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而言，主要是在招聘、奖励与培训环节的成本花费较大。从招聘角度来说，企业必须通过不同渠道，分析人才数量、质量，通过开发测评方法，测评招聘岗位说明书，最大化企业收益成本率。对于企业预算而言，企业需实行有效控制，对成本效益给予及时评估，按照评估结果，实行周期管理预算。对于企业薪酬预算，实行弹性化管理，切实保证员工利益，有效提高可变薪酬比重，防止增加成本负担。
第四，加强员工的适度流动。要想提高人力资源效益，发挥人力资源活力，与部门与部门、岗位与岗位的适度流动分不开，企业通过岗位、部门之间的差异性、共同性，安排工作轮换，实现工作多样性，提高工作挑战性，使员工工作活力、兴趣得到有效提高。但如果优秀人才频繁向外流动，管理层必须提高警觉，寻找员工流失原因，并认真分析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员工。
第五，重视员工开发与培养。对于员工岗位需求、知识技能要求，若在变化中逐渐脱节，必然导致人力资源闲置，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管理层必须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对员工绩效低下原因进行及时分析，通过培训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对培训需求进行认真分析，确定培训着力点，提升培训效果。培训时重视开发员工的潜力，若没有充分发挥员工潜力，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源闲置。企业通过员工素质测评，针对性的发展有潜力的人才，开发一些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高层次项目，有效盘活宝贵的人才，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企业要想发展，离不开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价值思维能力，强化效益导向，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人力资源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激励机制，重视员工开发与培养，通过多样化的措施，提高企业人力资源使用率，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郑琴琴.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思维[C]//第一届中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280-283.
[2]张华强.人力资源管理：“减负思维”何时休[J].人力资源，2012（2）：43-45.
儒家的孝道思想范文4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儒家的孝道思想范文5
关键词：儒家；孔子；孝道
一、养亲敬亲的血缘孝道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这可以说是生物间的一种本能行为，但在人这里，孝则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它上升为一种德性，被世人所称颂。“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而孔子在《论语》中将孝摆到了德性的高度，认为这是人从偶然的人成为德性之人的根本标准之一。父母无微不至地关爱自己的子女，为子女付出而无怨无悔，自然而然的对父母产生敬爱的心，对父母自然怀有报养的愿望，向父母行孝尽孝，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①孝道，最基本的伦理含义就是指“善事父母”。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表明了在古代“孝”是做人应该具备的起码德行。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无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乎？”②（《论语·学而》）孝，乃善事父母；弟，乃善事兄长。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基础。孝敬父母兄长的人不会做出犯上的事情，更不会兴风作浪危害社会，如果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顺此本性，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不能孝敬父母的人自然更加不会去与他人为善。因此中国传统的文化，孔子将它构建在孝的理念上，从人类自然的爱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开章明义》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二、“几谏”的尽孝之道
古有“三纲五常”之说，而“父为子纲”则是儒家孝道伦理在现代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误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但“父为子纲”的说法实际上是在后期法家思想的渗入后逐渐被君王利用而产生的。孔子有“无违”的说法，“无违”之说出现于《论语·为政》篇。③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子问孝，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待父母的孝道是指按照应有的礼仪来对待父母，而不是无论父母对错与否都严格的服从。
那么，如果父母有过，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④“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微义。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父母有过时当微婉而谏，把自己的志意表见了，若父母不听从，还当照常恭敬，不能违逆，且看机会再谏，如此反复操劳，心里不能有怨恨。孔子主张以这样的礼仪对待父母，并在父母有过错时也不失礼仪的全谏，而并不是“父为子纲”似的惟命是从。
三、“孝即为政”的孝道观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主张“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在孔子那里是什么样的思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这很可能是当时普遍的思想观念与现象。⑤《论语·为政》说：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意思是说：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序，这也是从政了，如何才是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齐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一体，家国的概念深入人心，治理天下与治理家庭道理是一样的。而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出来。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孔子孝道思想中的一个倾向。“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父母生不生病子女并不能控制，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而担忧自己做不义之事，这（下转72页）
（上接55页）样才能称为孝。推而广之，每一个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所以中国历代政治的第一要务是在“正人伦”，⑥“教育的第一要务在明人伦，伦理存，则人人具有集体生活的要件，有团结互助的基础，国家社会始有平之安宁之日，否则，伦常即失，人各为私，国家社会遂成一盘散沙了。”⑥《礼记·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也就是所谓的“泛孝主义”，从这可以看出，孔子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同时又走向了范孝主义的极端。
四、孔子孝道观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对于孔子孝的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孝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的地位，可以说，孝的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根基与基石。在孔子看来，孝悌之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孔子的孝道观念对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是人类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从这一时期孝文化的诞生，不仅完成了人从动物实质转变为社会的人的基本特征，也成就了作为偶然人向应然人的转变。教化的功效更是得以体现。孔子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孝为基础，在家国同构的思想下实现对社会的完善与对国家的治理。在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大力提倡回归儒学经典来实现中国崛起的今天，孝更应该被深刻的认识，使得家庭作为国家的小细胞得以正常健康的运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孝的思想中含有范孝主义的观念，如果不加以适当限制和积极的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这一点是应当给予注意的。
参考文献：
①李四芬，李上文：《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238页。
②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③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④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⑤钱穆：《论语新解》，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儒家的孝道思想范文6
关键词：孝文化；儒家；合理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3
绪论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文化曾经实现了道德教育、稳定社会，凝聚民族等积极的社会功能。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中，孝也具备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以儒家思想为显学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孝成为了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它植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因而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孝文化的内涵
通过许慎《说文解字》中提供孝字的小篆写法，我们可以看出：字的上部结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儿子的下部是一个年轻人，伸出双手，作出服侍的样子。《说文解字》对孝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这是比较经典的解释，认为“孝”即是要做到善事父母，即对父母的侍奉。《尔雅・释训》中也具备相同的解释：“善父母为孝。”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为畜。”段玉裁的解释是赡养，合乎道义，不违背人伦就称之为养，这是在社会道德的层面的解释。
此外，更为广义的孝文化还将包括“孝丧”、“孝祭”、“守孝”、“孝继”和“孝行”。其中“孝丧”、“孝祭”和“守孝”针对的是祖先崇拜意识。“孝继”要求后代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行”被认为是治国之本，“出则忠，入则孝。” [2]孝的概念由此从推家及国，“忠于君，孝于亲。” [3]从对父母、祖先的善事，进一步延伸到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不忠被认为是不孝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孝的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思想的发端和原点精神。孟子提出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一级人之幼”[4]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6]，认为必须通过维持一种和睦的家庭关系与家族关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孔子曾经也表示过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推行孝德即是所谓“为政”。因为子女孝顺父母会导致臣民对国君的忠诚，即“孝慈即忠”。
纵观中国古代，“孝”并非仅仅在家庭与家族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国家与统治阶级同样重视对“孝”的发扬光大。历朝历代都存在一定的制度对老年人给予物质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抚慰。具体措施包括免征租税，颁赐物资，封赐爵位、官衔和垂询存问等。[7]
二、孝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一）孝文化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见，老年人在古代既享有家庭养老，同时还享有国家养老，其社会地位可见一斑。那么，孝文化是如何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产生的呢？
1.符合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需要。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农耕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具备丰富的知识，越能提供有效的农业生产生活经验，也越能引起后辈对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的崇敬之情。因此，老年人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2.符合家庭与家族的情感需要。《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8]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劳动人民生养子女是十分辛苦的。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为人子女所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家庭与家族内部情感的交流与循环。父母抚养子女成人，成年的子女反过来赡养父母，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报本返祖”思想的来源。《荀子》：“先祖者，类之本也。”[9]
3.符合国家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小农经济生产率和剩余财富均相对不足，封建社会难以建立起一种由社会主导的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保障体系，通过倡导孝文化，设立“三纲五常”规则，不断巩固家庭养老保障，有利于维持当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0]
（二）孝文化的产生
关于孝道，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周初。
《诗经・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11]认为只有“永言孝思”，才能“受天之祜”。
肖群忠在《孝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孝在初始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周人将“孝”这一道德伦理观念寄托在最普遍的宗庙祭祀仪式上，即“孝”这一伦理观念是以祖的宗教祭祀形式存在的。《国语・周语上》：“夫祀，所以昭孝也。”《鲁语上》：“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这些文献都是佐证。周人对孝的规定是奉养、恭敬父母和祭祀先祖。[12]
而“孝”真正作为儒家的观念出现是在春秋时期。
为什么会这一时期出现呢？其原因有二：
1.春秋末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逐渐成型的时期。面临大变革的社会必然发生剧烈变动，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已经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产生了严重的动摇，不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迫切需要重建能够适应新生的社会结构的孝道。
2.从哲学观点来看，孔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仁”是一个普遍性原则。那么在具体的行为上，必然存在一个特殊性原则去实践“仁”。“孝”这个观念，即是“仁”在道德实践上的表现，是一个特殊原则。
（三）儒家对孝文化的发展
儒家对于孝道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儒家认为“敬”是实现“孝”的基础。《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3]认为只是“善事”父母之人已不足以被称为孝，因为犬马是同样能够被人饲养的。如果在父母跟前不存有敬畏之心，那么赡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单纯在物质条件上去满足父母的需求来实践孝道是不可取的。
2.儒家将“孝”与“礼”有机结合。《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4]认为如果父母健在，应按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则应按礼节安葬他们、祭奠他们。这就是行孝。因为既然“敬”是实现“孝”的基础，那么“敬”就需要“礼”来保障。
3.儒家将“孝”与“悌”逐渐融合。《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5]认为身为后辈理应首先做到“孝”与“悌”。悌即是指“兄友弟恭”式的亲情。孟子将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敬兄即是敬长。
魏晋隋唐时期，随着玄学与佛教的一度盛行，儒家文化受到了冲击，出现了“援道入儒”，即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并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是由于少数民族政权故不十分重视孝道外，元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
然而在近代，特别是中日以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出现了激烈的非孝思潮。
三、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孝文化作为儒家伦理道德重要的内容之一，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存在，自然因为其具备符合当时中国现实的积极因素。同时，孝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思想却成为与时期的重点批判对象，又证明其具备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所以，只有把孝文化放置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
（一）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从孝文化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赡养父母。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善事父母是孝之所以为孝的血缘基础。
2.爱亲敬亲。这就不仅仅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家庭内部关系的要求，而且是任何一种文化所普遍追求的永恒价值。《圣经》中摩西十诫第四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和“荣耀”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父母所说的任何话对孩子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这条诫命的前提是父母有对孩子的权柄，所以给他们一个责任，要他们一生供应孩子、引导孩子、责备孩子、也保护、装备孩子。在实际生活中，这也是说父母有时候需要强迫孩子去做某些事。
3.谏诤即孝。《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16]，《孝经・谏诤章》：“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17]当孔子提出这样的主张后，曾子、子思、孟子各有侧重地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谏诤”思想。曾子侧重于“谏亲”，提出了“以义辅亲”（《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和“微谏不倦”（《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的谏亲原则。子思和孟子则侧重于“谏君”，前者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出土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后者则阐发了“反复谏”的观点。荀子综合了孔、曾、思、孟的“谏亲”、“谏君”思想，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18]（《荀子・子道篇》）的主张，把先秦儒家的“谏诤”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4.尊老爱老。前面已经提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具备丰富的知识，越能提供有效的农业生产生活经验，也越能引起后辈对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的崇敬之情。因此，老年人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5.光宗耀祖。这是符合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的。为能更好地善事父母，为能给父母提供更多物质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抚慰，修身齐家以不丢父母、长辈的颜面，治国平天下以光耀门楣，进而引导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孝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卓越贡献。
（二）孝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从孝文化的封建时代局限性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
1.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孝文化已经由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道德伦理力量，转化成维护封建落后思想的意识形态武器，与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诉求相违背。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指出：“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19]
2.宣扬“以孝感天”、“不孝被雷劈”等封建迷信观念，虽然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孝文化与封建统治者的权威，却与现代社会所珍视的科学精神是相违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