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范文1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部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范文2
关键词 考古学 学术规范 公众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北宋时出现的“金石学”，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铜礼器）和石刻为研究对象。中国考古学经过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与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采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如C14测年、热释光、卫星遥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学、材料、计算机等方面的成果，充分应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水下考古等多个专门考古分类。在教育体系中，中国的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我国的学科体系进行调整，考古学正式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宣传，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都向公众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识，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热潮。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尤为必要。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 正确处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虽然与狭义的历史学都是为了研究古代人类历史，但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即处理的材料不同。历史学主要是处理来自过去的文献，而考古学主要处理过去的实物遗存。所谓“文献”和“实物遗存”，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有的场合，两者却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所有的“文献”总有一定的载体，不管是金文、石刻还是简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物遗存，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区别。历史学家往往寻求并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记录，然后加以比较和辨伪。将它们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对事件进行解释。考古学则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①通过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代人类更广泛领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类活动发展变化的轨迹。
科学的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在于超脱文献而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但是考古学现在的主要理论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发掘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历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读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个器物的特征时，常出现“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词语，除了报告的撰写人外，读者很难领悟到器物的具体形态特征。这也导致许多历史研究人员无法读懂考古报告，这种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难以契合。②多数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于“正经补史”的阶段，还停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从而忽视了考古学的本质就是超越历史文献，通过实物遗存反馈历史信息。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各种演变，从而探寻影响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③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导、引导，更要杜绝“先入为主”式的考古发掘，而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④通过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在谈论文献和考古的关系时，认为文献的甄别和与考古结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学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把物质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结果报告成历史等学科的专家能够使用的方式，然后让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并立而存在，两者结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当然两者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⑤这种观点也是西方考古学界所共有的，也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考古热潮与田野发掘规范
在商品经济的“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一些专门宣传考古与文物收藏的栏目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如《探索发现》、《鉴宝》、《寻宝》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体的宣传作用不容小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热潮。中国传统考古学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快速的发展，从而带来许多的被动和质疑。但是，中国考古学应该在自身学术规范健全的基础上，去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并借机宣传自己，一举两得。而如何向大众展示规范的考古学，让他们能接受考古的新发现，减少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这是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
首先，在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规范考古发掘的流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⑥进行，杜绝挖宝式的考古和唯经费至上的抢救性发掘。
其次，尽量避免破坏性的发掘，做好发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给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遗存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保护意识应贯穿着发掘工作的始终过程。发掘的遗迹是现场保护还是迁移保护，是现场展示还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问题，需要妥善处理考古发掘与保护文物原状的关系，还涉及到可移动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问题，也包括不可移动遗迹的长期保护相关问题。
为解决上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过程中，邀请文物保护和科技相关人员参与到考古发掘中。《科技日报》提及的“文物保护航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产物，由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是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现在山西、陕西、山东和湖北等地的考古发掘现场，为考古工作提供比较系统的技术，并且及时地处理和保护了出土文物。⑦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3 公众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也称为“公共考古学”，主要研究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及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等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⑨这不仅是因为曹操是中国大众心目中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热潮关系密切，还出现了很多“质疑”曹操墓造假的声音，迎合了民众的猎奇心理。
中国传统考古学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纪辩论中，甚至有考古人员提出“非专业人士不能质疑”的说法，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考古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还牵涉到共同的学术规范，而这些学术规范适用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⑩这也就要求相关专家和部分在向公众公布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全面、严肃，尤其是考古的结论，应避免学术的浮躁，经多方面考证确认为定论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国考古学家特里格认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业价值，有学者估算出每年能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Z这就不免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争夺名人效应的现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性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对树立考古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每一名考古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都有义务维护其学术规范，从而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快速地发展。诚然，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道德规范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学术操守，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同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积极开展健康的学术争鸣，不为学术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学文章成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报告和简报等，避免因转引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和争端。
注释
①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3（5）.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陈淳.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让材料牵着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J].考古与文物，2012（1）.
⑥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刘莉.“文物保护航母”开进考古现场[N].科技日报，2012-5-5（3）.
⑧ 李韵.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报，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0-1-26（3）.
⑩ 柳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任何人都有质疑考古结论的权力[N].光明日报，2010-1-5（3）.
Z 杨雪梅.考古不再“纯学术”？[N].人民日报，2010-1-24（12）.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7.
[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
[3] 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范文3
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着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着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着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着。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着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着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着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
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着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
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着(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 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
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着。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着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着。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着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着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
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
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着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结语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范文4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范文5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范文6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国际关系史》（上，下）王绳祖、何春超著，法律出版社；《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国际关系评论》朱瀛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5、6辑《国际关系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5方向）招生5名；B组（06方向-12方向）招生19名。 02 美国对外关系 03 亚太国际关系 04 当代国际问题研究 05 国际关系理论 06 英国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64 德语 或 265 法语③647 世界史基础 复试科目:1013 世界史（含专业英语）；1014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世界史》（6卷本）吴于瑾，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或《世界史纲》（上、下）马世力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或《世界通史教程》（3卷本）齐涛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5方向）招生5名；B组（06方向-12方向）招生19名。 07 美国史 08 欧洲学 09 现代化比较研究 10 英联邦发展研究 11 欧洲文化史 12 犹太文化史 13 南海周边国家研究 060200中国史 34 01 先秦社会与历史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3 中国古代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5 中国古代史；1006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中国通史教程》，姜义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新编中国通史》第一、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9方向）招生11名；B组（10方向）由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3名，联系电话：83592758；C组（11方向-17方向）招生21名。 02 秦汉史 03 魏晋南北朝史 05 宋元史 06 明清史 07 历史地理与地名学 08 中外关系史 09 海洋史与海图史 10 中国思想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4 中国思想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7 中国思想史；1008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中国思想史》张岂之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9方向）招生11名；B组（10方向）由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3名，联系电话：83592758；C组（11方向-17方向）招生21名。 11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45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 复试科目:1009 中国近现代史；1010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01方向-09方向）招生11名；B组（10方向）由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3名，联系电话：83592758；C组（11方向-17方向）招生21名。 12 中华民国史 13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4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 15 中国现代化研究 16 当代中国研究 17 台港澳事务 060100考古学 12 01 古文字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63 考古学基础 复试科目:1001 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1002 综合面试
初试参考书和复试参考书相同。复试参考书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1949-1999）》文物出版社。《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