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策划方案范文1
[论文摘要]根据流域综合规划的特点及其环境影响特征，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和重点进行分析，提出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任务和工作要点，为编制工作方案和开展环评工作提供参考。
1流域综合规划环评的目的和重点
流域综合规划一般包括防洪、排涝、灌溉、供水、水电、航运、水土保持、旅游及水资源保护等九项专项规划，规划环评要以涉及水资源时空分配和造成河道阻隔的工程(如供水、水电规划中的水库等水利枢纽工程、输水工程等)为重点评价对象，从流域或区域的宏观角度出发，分析规划实施所引起的区域和流域问累积和协同环境影响问题，处理好上下游及地区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规划环评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具有战略决策意义。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要对规划的布局、规模、结构、方式和开发时序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提出科学调整意见，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的预防、减缓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2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和sl45—2006《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规划内容概述；
②规划实施范围及其周边环境、资源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
③规划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其他相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④规划实施可能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识别、分析、预测，特别是规划实施对环境敏感区、环境功能区目标可达性的影响评估；
⑤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与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⑥公众参与状况以及公众意见不予采纳的说明；
⑦对不良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计划；
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3流域综合规划环评的工作要点
3．1评价范围与环境保护目标
流域综合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般与流域规划范围是一致的，并要根据规划实施可能的影响范围和重要保护对象的分布进行必要扩延。
环境保护目标应以水环境和生态保护为重点，根据国家、地方的“十一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与水环境功能区划以及所在区域的生态功能区划等进行确定，重点保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生物栖息地、生物资源(尤其是国家保护、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
3．2环境现状调查
环境现状调查以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社会环境一般要采用规划基准年的数据；与流域综合规划密切相关的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现状分析，应尽可能采用现有调查资料；对可能受重点工程影响的流域或区域，资料缺乏的，应进行补充监测和现场调查；对于规划中的已建工程，垃注意收集工程实施前、实施后及现有的资料数据，分析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给出近年来流域水资源变化趋势。
环境调查一般包括水温、ss、ph、do、bod5、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水质参数，并根据流域污染源情况选择特征污染因子。
生态环境应重点进行特有鱼类等重要水生生物和陆生珍稀动植物的调查，以及自然保护区、特有人文和自然景观、其他自然生态敏感点等。
3．3规划方案分析
3．3．1流域综合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因素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自然因素：水文、泥沙、水温、水质、环境地质、局地气候；
·生态因素：水生生物、陆生生物、珍稀动物、珍稀植物、水土流失；
·社会因素：移民、土地利用、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人群健康、社会经济。
根据规划方案的不同开发内容和流域的环境特征，进行环境影响要素识别，筛选确定重点评价内容。
3．3．2规划的协调性分析：分析规划与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的符合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及流域各专项规划之间的协调性。重点分析规划与涉及区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其它规划的协调性。
3．4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
3．4．1预测方法
采用定量预测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可参照《关于印发水电水利建设项目水环境与水生生态保护技术政策研讨会会议纪要的函》(环办~[2006]11号)、《水电水利建设项目河道生态用水、低温水和过鱼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水利水电工程》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
3．4．2已建工程的回顾性评价
应重点分析回顾规划中已建水电工程等对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正负面影响，并对所采取的水环境和生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3．4．3规划方案的影响分析
在对已建工程回顾评价的基础上，系统研究规划方案实施对流域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总体的累积影响，对规划的环境合理性进行评价。
3．5公众参与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主要采取专家咨询和对相关部门和社会团体进行意见征询的形式，了解公众对规划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3，6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与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果，提出环境可行的推荐方案。针对规划实施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环境保护对策与减缓措施。
·对已建工程，着重提出补救措施，或予以调整的建议；
·对规划中的其他待建工程，应明确给出是否可行的结论，对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应提出予以调整或替代的方案；
·减缓措施中，着重针对生态用水、低温水影响以及重要生物资源保护等提出预防、减免、恢复、补偿、管理的措施；
·河道生态用水量的计算需开展多方法、多方案的比选。维持水生生态系统稳定所需最小水量一般不应小于河道控制断面多年平均流量的10％(当多年平均流量大于80m／s时可按5％取用)，在生态系统有更多更高需要时应加大流量，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河流、同一河流不同河段的生态用水要求差异较大，应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合适计算方法予以确定；
环境保护策划方案范文2
从1971年的国家计委环境保护办公室，到2008年正式成立环境保护部，37年间中国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也几经调整、震荡。环境保护机构的调整，何尝不是这些变化的一个缩影。
从“三涩部门”到“内阁成员”
步入“十一五”规划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资料显示，中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达到108起。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成为升格后的环境保护部的应有之义。
在此次多方关注的大部制改革中，环境保护部的成立是意料之中。在此前流传的多个大部制改革版本中，环境保护部都被首先提及。
早在2006年，王金南就率先提出了成立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建议。但在当时，这一建议更多的被误读为环保局的“争权”冲动。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解释，国家环保总局并非喜欢“环境部”这个听起来很大气的称谓，而是中国的确非常需要有一个能综合管理“林木水草土”与环保有关的职能部门，来面对当前环境事故的高发事态。
“此前，国际社会经常抨击中国行政力量薄弱，对环境问题重视也不够，环境部的成立，也可以算是对这种指责的回应。”王金南表示，成立环境保护部，既是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内环境形势的需要，某种程度上看，也表明中国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对关系人类命运的环境问题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即将就任的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接受采访时，曾以一句玩笑表达了环保部门地位的尴尬。“环保嘛，就是宣传起家，收费养家；国内说我们是‘三涩部门’，就是地位苦涩，关系青涩，囊中羞涩。”
对于此次升格，王金南笑称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发言权。“要从‘旁听席’坐到‘发言席’了。”曾参与制定“绿色GDP”、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多项环境经济政策的王金南，对此深有感触。
他告诉记者，环保总局近些年的工作正在从环保末端往前端移动。如“绿色风暴”是通过严厉的惩处机制，在末端对企业形成了高压态势。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则从前端卡住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资金源头。而过去环境部门对区域规划等宏观问题都没有发言权，只能审查单个项目。这就造成了某些化工项目从个体上看是合格的，但是从整个区域布局上看，环境风险就凸显了出来。
“升格”仅仅是开始
尽管具体的机构调整方案尚未出台，但是不少人士预测，国家环保总局的人员配置将会增强。
曾考察访问过美国联邦环保总局的环保人士马军告诉记者，光美国环保总局在华盛顿的编制就有8000多人，而我国的国家环保局现在只有300余人，即使加上事业单位，也不过3000人。这显然无法适应当前我国的环境工作现状。
“很多电力、化工项目的施工方往往都财大气粗，可以动辄拍出几千万元做一份非常漂亮的可行性方案。而环保系统，别说花钱请专家论证方案，仅完成书面审阅，就要占用很长时间。”马军说，重大项目必须公布环评报告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法律规定，但由于财力和人力的限制，往往制约了环保部门与地方势力、利益集团的博弈能力。
在中国推进环保项目并进行环境培训的伯尔基金会的喻捷指出，尽管成立了环境保护部，但是相关的职能整合尚未开始，这也会限制今后环境部的工作效率。
对此，王金南也表示，环境保护部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当前，传统污染防治依然是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跨越了这个阶段。所以，社会对环境保护部的职能延伸与完善，也要有充足的耐心。” (杨磊)
55岁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又一次被重新定位。
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以大部制为核心内容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尘埃落定。
根据方案，国家发改委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此间观察人士称，发改委瘦身看似削权，实质上拔高了它的位置，使其能超脱于部门利益之外。
瘦身
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有26个司局，1000多工作人员。在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中，发改委是一个地位独特的“超级大部”。内设司局包括工业、交通、能源、环境资源、社会发展、外资、贸易、就业等国民经济所有领域，职责范畴则包括国民经济规划、产业和投资政策、体制改革、价格等，并参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
按照已经公布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国家发改委的工业行业管理、能源行业管理职能将分别划入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此前，发改委工业司主要负责拟订主要工业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还承担盐业行政管理。能源局不仅承担能源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的提出，还实施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以及石油储备的管理。
有专家分析认为，由于新组建的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均与国家发改委职能交叉，发改委交通运输司、就业司等内设机构的职能估计会有一些调整。
在国家发改委的职能中，投资管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权重很大。这次机构改革方案对此有明确的指向。3月11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别提及，今后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继续缩小投资审核范围，下放审核权限，简化审核程序；同时，改进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专项产业政策，除按规定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外，由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国家规划和政策的指导下分别制定。
“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实际上，改革并不是削弱了发改委，而是加强了，把它的位置拔高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告诉记者。
早在上世纪末，就有学者提出“国家计委”不应该承担具体项目审批，可以改革成类似日本企划厅的政府组成机构，它高于各部委，专注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制订。魏加宁认为，如果能解决微观项目审批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就能从部门利益中超脱出来，这样去协调宏观调控，也就更名正言顺了。
惯性
过去20年来，国家发改委的调整均与宏观调控一词相关。
国家计划委员会1952年11月成立。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这个机构一度被看作“计划经济核心堡垒”。1988年，原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被撤，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此时，国家计委被定位为“高层次的宏观管理机构”，“不再承担微观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在1998年3月的机构改革中，它被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当时的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的宏观调控部门还包括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央行。
2003年3月，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名称几经变更，发改委也在寻求职能的转变，而核心目标是完善宏观调控。此次改革，将国家经贸委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经济运行调节、技术改造投资管理、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宏观指导、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等职能，划归发展和改革委。
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管理事务，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也被明确为对发改委的改革要求。
但是也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强化审批的现象实际上有“回潮”迹象。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于一些投资项目实行地方政府审批、发改委备案。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些备案类似于变相审批。
按照规定，3000万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家发改委批，为了避免在部委走审批程序，有些地方政府就分拆项目，一个一亿元的项目就会被拆分成三个以上。“这里面固然有地方政府逃避监管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得思考思考他们为什么要担着风险去逃避。”上述人士表示。
角色
或许正因为如此，2008年的机构改革，对发改委的再定位，对财政部和央行定位的进一步明晰，目标指向了“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正在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中，发改委会做哪些调整，将会成为影响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将决定未来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月12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亮相的第二天，在分组讨论中，国家发改委成了多位政协委员“炮轰”的对象。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讨论中发言称，“把改革机构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的。发改委本身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
李金华所说的“改革”是指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并入发改委的体改委。成立于1980年的体改办后更名为体改委，在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为议事机构。2003年3月，发改委体改司设立，从此，国家计委的名称上多了“改革”二字。
魏加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和发展的利益冲突容易导致发展优先、改革滞后的局面。改革往往看起来事情没有那么急，能缓就缓，发展往往非常紧迫，比如就业情况、物价涨跌、经济增长是高了还是低了都是各级领导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因为发展而耽搁改革。
魏加宁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期，包括改革开放后第一轮经济过热时的经济调整，宏观调控的主角都是发改委。到了1993年经济过热时，宏观调控的重心就转向央行，当时央行行长由朱基副总理兼任。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主要以积极财政为主导。
有学者认为，以往发改委正是通过微观手段实现了宏观调控的目的。那么，在微观管理职能剥离后，国家发改委将如何实现宏观调控呢？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指出，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税、货币政策，形成更加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可以预见的是，财政部、央行亦将在改革完善预算、税政管理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上有新动向。
环境保护策划方案范文3
内容论文摘要：论文分析了中外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现状。阐明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首创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要领，指出其精髓是强调政府行为特别是重大联邦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及其评价和审查；认为健全环境影响评价的机制，特别是公众参与机制、替代方案机制和部门协调机制，是保障环境影响评价效用的关键。论述了国外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趋势。分析了改进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应该坚持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对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文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环境资源法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活动进行预先评估，或者对拟议中的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进行分析，即对于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或环境后果包括对各种环境因素或环境介质的影响、对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有时还涉及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制。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各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是环境法的科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当代决策方法的重大发展，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基础之一，是综合决策的根据和前提。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顺利推广和有效开展，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法律保障作用。 一、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概况 自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以来，经历了一个从单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EIA）──规划计划层次──政策法律层次──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EA）的发展过程，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已通过立法或国际条约采纳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评价对象和范围已经涉及具体的建设项目以及立法、规划计划、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开发区的建设等宏观活动。 1.外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 到1996年初，有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律对环境影响评价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除工业发达国家外，有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转型的国家通过环境立法采用了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有30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已得到广泛应用，环境影响评价已构成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例如，瑞典《自然资源管理法》（1987年第12号法律）第5章对环境影响评价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开发设施或措施的许可申请应当包括环境影响评价”（第5章第1条）、开发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2条）、“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做到对开发计划的整体评价”（第3条）。根据瑞典环境法的规定，一切开发建设项目的行为人，均要申请许可，并在申请许可时，提交环境影响报告（自1991年起）；政府部门在审查许可证时，不但要考虑到资源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当一般的开发建设项目与敏感的生态环境保护或珍稀物种保护矛盾时，保护敏感的生态环境和珍稀物种处于优先地位。赞比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法》（1990年）规定，不仅建设项目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规划和政策也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议会可以“确定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项目类型、计划和政策”。泰国的《国家环境质量法》（1992年）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准备和审议程序，包括负责审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机构，审议和批准的最后期限及申诉程序；还制定了专门的管理办法，详细规定哪些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列出了政府批准的有资格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咨询者。《加拿大环境保护法》（1988年）、日本《环境基本法》（1993年）、荷兰的《 环境保护法总则》都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德国于1990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程序做了详细规定，统一了过去各单行法中的有关规定；该法明确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调查、描述、评估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以便政府决定是否许可该工程的进行。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1997年6月）共有8章61条，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适用范围和对象，环境影响评价准备书制作前的程序（包括建设项目的确定、方法书的制作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准备书的制作、内容和提交，环境影响评价书的制作与修改，修改建设项目内容时的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程序，环境影响评价书的公布及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程序的特例（包括城市规划中规定的对象项目，港湾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程序），以及细则等作了详细的规定。韩国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法规主要有：《环境影响评价法》（1993年6月制定，1997年3月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令》（总统令）、《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细则》和《关于环境影响评价书编制的规定》（韩国环境部告示1997年10月）、《关于检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规定》（韩国环境部告示）等。《关于环境影响评价书编制的规定》（韩国环境部告示1997年10月） 第13条（有关编制环境影响评价书的统计）明确规定：“环境影响评价书的编制应根据科学的事实，符合客观性、逻辑性原则，并应在编制过程中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等。” 加拿大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法规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法（CEAA）》（1992年3月通过，1995年修改），《综合研究名录条例》（1994年），《排除评价的名录条例》（1994年），《境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条例》（1996年）、《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和要求中有关联邦机构协调的条例》（1997年）、《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名录条例》（1994年，1998年修改）等。尼日利亚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内容、程序和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清单。阿尔及利亚的《环境影响评价法》（1990年）、捷克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环境影响评价法》（1992年）、匈牙利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办法》（1993年）、印度尼西亚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办法》（1993年）和《环境影响评价法》（1994年）、尼泊尔的《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指南》（1993年）、纳米比亚的《环境影响评价政策》（1994年）等专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均对环境影响评价作了具体的规定。 2.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 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主要是在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完善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年9月）的颁布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86年3月）颁布前，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试验、探索阶段。《环境保护法（试行）》明确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之后，包括《关于基建项目、技措项目要严格执行“三同时”的通知》（1980年11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在内的许多法规性、政策性文件都强调环境影响评价问题。 从颁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86年3月）至颁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的阶段 。1986年3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颁布实行，标志着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初步建立。该《办法》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内容、程序、审批权限、执行主体的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等作了全面规定。之后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大都规定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措施和要求。例如，《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第13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做出评价。”《国家环境保护局“三定”方案》（1994年2月）提到，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对重大经济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1996年8月）规定：“在制订区域和资源开发、城市发展和行业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时，必须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进行环境影响论证”；自1996年8月13日起，“对没有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擅自建设或投产使用的新建项目，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停止建设或停止投产使用”。《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5月修改）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10月）的第13条均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这已成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程序》（1990年6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管理规定》（1994年12月）等行政规章，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适用范围、内容、程序和保障措施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基本建立。 目前我国正在制定《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从提交讨论的法律草案看，该草案已将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从建设项目扩大到有关规划、计划草案等宏观性的、战略性行为，将环境影响评价确定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法律制度，这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正式颁布和施行，必然将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第三个阶段。 二、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要领和发展趋势 1.美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要领 为了说明由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首创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要领，现将美国法典第五章（即《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一节第4332条的规定引述如下：联邦政府的一切机关，“对人类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和其他重大联邦行为，均应由负责官员提供一份包括下列内容的详细说明：（1）拟议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拟议行为付诸实施对环境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不利影响；（3）拟议行为的各种替代方案；（4）地方上对人类环境的短期使用与维持和增强其长期生产能力（productivity）之间的关系；（5）拟议行为付诸实施可能产生的无法恢复和无法补救的资源损失。……”。分析上述规定可知： 第一，《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首创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其精髓是强调政府行为特别是重大联邦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及其评价和审查。实践证明，“环保靠政府”，在各种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行为（简称环境行为）中，以政府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最为明显，因为政府对许多人类环境行为扮演着发起、引导、组织、批准和控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政府行为决定着其他人类环境行为的产生、发展、规模和作用。在各种政府行为中，以对人类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和其他重大联邦行为最关键。这是因为，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的预期产品是法律，而法律所规定的行为（即法律行为）是反复、多次、长期适用的行为，与单个行为相比较，法律行为对环境具有反复、多次、长期的影响和作用，即更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就是《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把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作为重大联邦行为的理由；当然，除了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外，还有制定政策、规划等其他重大联 邦行为。《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强调政府行为，特别是包括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在内的重大联邦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及其评价和审查，可以说是抓住了规范人类环境行为的关键和主要矛盾，因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健全环境影响评价的机制，特别是公众参与机制、替代方案机制和部门协调机制，是保障环境影响评价效用的关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环境影响评价说明书必须“依照美国法典第五章第552条的规定向公众公开”，联邦政府机关“对各州、县、市、机关团体与个人提供关于有益于恢复、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建议与资讯”。这是美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是否成功地涉入。目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特别是通过鼓励公众提起司法诉讼（主要是行政诉讼）来推动和发展环境影响评价，已经成为美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重要途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重视对替代项目方案的分析、评价和筛选，明确规定环境影响评价说明必须有“拟议行为的各种替代方案”，目的是通过环境影响评价，选择对环境不利影响最少的方案。为了建立健全内部部门间的协调机制，《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在制作环境影响评价详细说明书之前，“联邦负责官员应当与依法享有管辖权或者具有特殊专门知识的联邦机构进行磋商，并取得他们对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所作的评价。该评价说明应当与负责制定和执行环境标准所相应的联邦、州以及地方机构所做的评价和意见书一起提交总统与环境质量委员会，并依照美国法典第五章第552条的规定向公众公开。这些文件应当与提案一道依现行机构审查办法的规定审查通过”（第4332条）；总统府设立的环境质量委员会按照所规定的政策“对联邦政府的各种规划和活动进行审查和评价，以确定这些规划和活动有助于该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度，并就此向总统提出建议”（第4344条）。由总统和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进行审查和评价，为对人类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和其他重大联邦行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组织保证。 2.国外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 作为环境法和可持续发展法的重要法律制度，国外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不断完善对具体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强调对政策法律等宏观性、战略性行为的评价，使环境影响评价真正成为影响重大决策的重要工具。诚如《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指出的，“范围扩大了的环境影响评价不仅仅应用于产品和项目，而且也应用于政策和规划，尤其是那些对环境影响重大的宏观经济、金融和部门性政策”。[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外的环境影响评价通常是对具体建设项目进行评价；《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早在1969年就规定对包括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在内的宏观行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能不承认其先进性、预见性。实践证明，虽然具体建设项目也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具体建设项目进行评价较之对宏观行为进行评价 ，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简便易行，并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环境的全面、长期、重大影响主要是由政府宏观行为所引起的，对政府宏观行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往往能够起到提纲挈领、抓一带百、事半功倍的效益。 第三，强调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一体化评价，使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协调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重要手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与机构项目活动中心的官员佩吉？威尔逊等人认为：“进一步采纳、执行和发展环境影响评价立法，是各国国家环境立法的最重要的一个趋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良好迹象”，“全世界都普遍把环境影响评价看作是将环境与发展纳入政府决策的主要手段，因而有助于各国进行可持续发展”。 第四，强调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例如美国、韩国等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非常重视“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的方法”。 第五，不断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效。国外环境影响评价的实践证明，有效的环境影响评价取决于三个基本机制：公众参与，内部部门间的协调和对可选方案的考虑。通过这些机制，环境影响评价在发展政策和计划上可逐渐起到综合性的预防作用。例如，在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方面，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并对评价项目发表评论，公众参与已成为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特点。为了给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保护管理创造条件，一些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了解、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以及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讨论权、建议权等具体权利。德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已做到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化、具体化。各国法律规定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向公众公开或公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或说明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使公众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意见；举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听证会或审议会，吸收公众参加，听取并如实记录公众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允许公众提出质询和异议；在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审议意见中应有公众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尼泊尔的《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指南》（1993年）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草稿必须公布，得到公众的审议和评论；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草稿的审议、评论情况应该得到项目提议者、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公众的审议。尼日利亚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不仅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内容、程序和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清单，还就审议小组、听取公众意见等问题作了规定。在韩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997年3月7日修改）第9条（听取居民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令》（总统令）第4条（评价书草案的提出及公告、公览）、第6条（说明会的召开等）、第7条（听证会的召开等）、第8条（评价书的内容等）和第10条（听取意见的专家等）等详细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程序。《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细则》和《关于环境影响评价书编制的规定》（韩国环境部告示1997年10月25日）、《关于检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规定》（韩国环境部告示）对公众参与作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环境影响评价书编制的规定》（韩国环境部告示1997年10月25日）第12条（评价书的组成）明确规定，评价书的正文应有“听取居民意见”的内容；第16条（有关听取居民意见的事项）明确规定应为居民举办展览、说明会和听证会，听取居民意见，有关“听取居民意见的结果，应分为评价书草案展览（包括有关行政机关的意见及说明会的举办）和听证会的举办，按不同的评价项目分别编制，但要包括提出者的人事档案（姓名、职业、住址）、意见要旨及意见反映的内容（未反映时其理由）。” 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1997年6月）第16条、17条对公众参与作了具体规定。 三、对改进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建议 1.坚持正确的改革和发展方向 建立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不但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需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即使在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后，也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第一，在环境影响评价对象和范围方面，应该坚持从具体项目评价到宏观活动评价（如区域开发性活动评价、政策法律评价、规划计划评价）、从具体行政行为评价到抽象行政行为评价的转变的方向。 第二，在环境监督管理思想方面，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应该逐步实现从末端控制到源头控制和全过程管理、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综合利用“三废”到清洁生产、从适应计划经济的监督管理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监督管理的转变。 第三，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监督管理手段方面，应该实现从着重行政手段到全面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科学技术手段等手段的转变，加强公众参与管理和对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追究与惩罚。 第四，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监督管理机构方面，坚持政府审批监督管理与专家审查相结合、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专门性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④]相结合的改革方向。 2.对制定和进一步改进《环境影响评论法》的建议 为了建立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制度，必须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法》。由于该法的制定涉及到国家的决策制度、决策程序、部门职责、公民权利和传统习惯等方方面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笔者仅就该法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原则应该包括：预防原则（prevention）；防备原则（precaution，又译为风险防范原则）；综合（一体化）原则；多学科方法原则（科学性原则）；公开原则；公正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民主原则）；责任原则（即谁从事对环境有不良影响的活动谁承担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责任并对其造成的不良环境后果负责）。目前各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规定的原则主要有预防原则，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科学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将风险防范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综合决策原则作为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原则。例如，目前各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和国际环境条约中，经常同时提到预防和防备原则，其中预防（prevention）是一个比较老的概念，而防备（precautionary）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该原则具有不同于预防原则的含义。原则不仅对于具体行动具有指导、诱导作用，还可以弥补具体法律规范的不足或缺陷。吸收各国立法中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原则的规定，可以使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更加全面、完整和先进。 第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评价对象”应该包括：法规（这里的法规包括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草案和政策文件草案（简称法规政策草案）；规划草案和计划草案（简称规划计划草案）；开发建设活动（包括区域开发建设活动和具体建设项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政府行为和其他活动。立法中的评价对象可以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法，例如《俄罗斯联邦生态鉴定法》就列举了12项应该进行评价的对象；在有条件时应该尽可能详细周到，甚至可以制定专门的环境影响评价对象清单。笔者主张将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扩大到政策法规草案、规划计划草案和区域发展等宏观活动，其理由如下：其一，与 具体建设项目相比，宏观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更大、更广泛、更复杂、更深远，一项宏观活动或战略行为往往引起众多的具体建设项目，如果要抓影响环境的主要矛盾或关键因素，应该将宏观活动纳入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另外，对宏观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总体评价比对由该项宏观活动所引起的各种具体建设项目进行逐项评价，更加节约评价费用和成本。其二，对宏观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将环境影响纳入决策程序、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的最佳方式，是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环境影响评价法不能仅仅制约行政机关，还应促进立法机关的自律。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立法机关不仅是制定法规的机关，也是制定政策的机关；当今世界各国，凡是重要的国家政策只有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制定。立法的周期一般长于制定其他政策文件的周期，法律的制定过程也比制定非法律性政策文件更为规范，既然可以将非法律政策文件草案列为评价对象，法规草案更应该列为评 价对象。有些有关经济和开发活动的立法有可能引起很大的不利环境影响，应当抓住主要矛盾或重要因素，将这些立法活动纳入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其三，对宏观活动或战略行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当代环境影响评价的经验总结和发展趋势。美国早在30年前已经通过《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将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立法建议或立法议案和其他重大联邦行为等宏观活动列入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我们在30年后还不能对上述宏观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很难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先进性。在中国加入WTO后，应该更加重视通过立法制定政策，而不是仍然像计划经济时期、闭关锁国时期那样主要依靠大量的低级别的政策文件或内部文件；外商重视、关注的主要是国家法律法规所确立的政策。如果将政策仅仅局限于“区域开发、产业发展、自然资源开发的政府规范性文件”，无法适应中国加入WTO的要求，无法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近年来不少国家（例如俄罗斯、乌克兰等）纷纷通过立法将宏观活动列为环境影响评价对象，从中国环境法与外国环境法的协调、中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接轨这一立场出发，应该尽快将宏观活动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 第三，应该明确规定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机构及其职责和程序，为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组织保障、程序保障。建议国家成立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或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央各政府部门提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组织领导工作。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的办法和程序；对中央政府各部门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组织和实施审查；制定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的技术规范文件；为进行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提供信息、资金方面的保障；采取措施保障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执行统一的政策；指导、协调、监督地方性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处理地方性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在审查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产生的分歧和争论；与外国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机构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合作。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下应该设立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央各政府部门提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的主要内容是：所拟议开展的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和要求，是否与国家有关环境法律的规定相矛盾或相抵触；实施该拟议的活动将会引起的生态后果或环境问题。 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的程序应该包括如下几步：先由有关活动主体向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委员会提交审查报告及有关材料（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委员会办公室先进行资格审查；经资格审查合格后，由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委员会从专家委员会中任命一专家为审查组长，组成一专家审查小组；由专家审查小组负责进行具体审查；专家审查小组的审查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同意见应该附上；专家审查小组的审查意见经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确认和批准后，成为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委员会的正式审查意见。 关于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可设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或其他综合性的机构内）的组成及具体职责、权利和义务，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委员会及专家审查小组的组成及具体职责、权利和义务，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的程序、规则和费用等问题，应由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具体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该成立地方性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所辖地区环境影响评价的组织领导工作。 第四，进一步改进、完善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相对于宏观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而言，我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如果与国外先进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相比，我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也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笔者建议，在新的环境影响评价立法中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加强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组织管理。应该通过立法成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小组，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审查意见对拟议中的建设项目必须作出 肯定性或否定性的结论，以此作为该项目是否上马（建设）的决策依据。目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工作主要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没有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且容易产生行政审批权过大而造成的腐败问题。只有建立审（由专家小组审查）、批（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专家小组的审查意见批复）分离制度，才能确保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顺利进行。其二，必须重视建设项目的替代方案和多种选择。为了真正发挥环境影响评价优化建设项目方案的预防作用，保障建设项目真正符合环境法规的要求，在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时，应该提供两个以上的建设项目方案，以便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确定对环境影响最少的最优方案，如果没有可以选择的替代方案，只对一个方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很容易流于形式。其三，应该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具体化，通过立法规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权、参与权、监督权。建议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法人和公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部门应当为相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条件和服务”：“公众参与的座谈会、咨询会、辩论会等举行的时间、地点和公众参与的条件和程序应当提前15天在相当级别的官方报纸上公布”：“应该将公众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记录在案，对公众的意见所作处理的说明，不仅要报送环评审查组织，还应向公众公开”。只有这样，才能以保障公众参与不流于形式。 注释： [①] 本文是初稿，后以《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及建议》为题发表在《上海环境科学》（中文核心期刊）第21期（创刊20周年特刊，2002年增刊）。 [②] 蔡守秋，湖南大学、福州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西部开发法律研究会副会长。 [③] 同上，第288页。 [④] 笔者注：在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时，不少专家提议成立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或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委员会。
环境保护策划方案范文4
[关键词] 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建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开始实施后，我国原来只单纯针对建设项目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扩大到对发展规划等战略性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将由此向全局性的战略环评方向逐步展开。然而，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而言，该法的实施还只是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现实、具体的平台，因而我们还完全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含义，借鉴发达国家的比较成功的做法，以促进并保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的有效实施。
一、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EIA)的基本含义
战略环境评价这一术语在国内外学术界出现是在本世纪90年代以后。众多不同领域内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展开了对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含义的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trateg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即SEIA)是指对政策、计划或规划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正式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评价过程。
有的学者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战略环境影响评价(SEIA)是指对政策(policy)、计划(plan)、规划(program)(简称3P)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系统的和综合的评价过程。
有的学者认为，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是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累积评价、总体环境评价等概念所进行的高度概括。
根据我国权威的环境法学学者的观点，战略环境评价，也叫宏观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是指进行某项重大活动(如经济发展政策、规划，重大经济开发计划等)之前，事先对该活动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价，由法定评价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计划等战略活动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正式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评价，查明或判定该拟议进行的活动是否符合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该活动是否可以实施的建议或结论，或者在诸替代方案中选出经济上可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最小的实施方案，并对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提供或设计可行的预防、补救措施。
二、国外发达国家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
1.美国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
美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及其后的修正案和美国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CEQ）制定的《关于实施国家环境政策法程序的条例》即《CEQ条例》。
战后，根源于片面、局部的调整保护方法不能制止环境质量继续恶化，必须寻找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方法对待环境问题的缘故，产生了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产生了贯彻“预防为主”原则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到1970年代末美国绝大多数州相继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美国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在1978 年指出，所谓的政府行为包括了政府政策、规划、计划。此后，联邦政府许多部门（如能源部）开始考虑将环境评价结合到部门的发展规划中，尤其是房屋与城市开发部在1981年编制了《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指南》，旨在帮助评价在大城市范围内的开发或再开发及其可选方案的环境影响；加利福尼亚州在1986年通过了《加利福尼亚环境质量法》（CEQA），要求将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从项目拓展到政府的决策、规划和计划。1997年纽约州还制定了专门的《环境质量评价法》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包括：(1)拟议行动的环境影响；(2)实施该拟议行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3)拟议行动的替代方案；(4)对人类环境的短期利用的地方利益与维持和提高其长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5)实施该行为所可能引起的任何无法恢复和无法补救的耗损等。
CEQ条例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应以比较的形式陈述拟议行动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从而清楚地阐明问题的含意并为决策者和公众的选择提供明确的依据。替代方案又分为基本替代方案(Primary Alernative)、二等替代方案(Secondary Alternative)和推迟行动，对替代方案的特别重视和对补救措施的要求是美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2.国外其他国家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认识到单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不足，开始将环境影响评价的应用扩展到政策层次；战略环境评价应运而生，并开始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接受，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实施导则。
荷兰在1987年建立了法定的SEA制度，要求对废弃物管理、饮水供应、能源与电力供应、土地利用规划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1989年，荷兰修改了《国家环境政策规划》，规定了荷兰到20世纪末的环境战略，这个《规划》的宗旨就是要求对所有可能引起环境变化的政策、规划和计划作SEA。
新西兰1991年制定的《资源管理法》规定了两类环境评价，一是政策和规划的环境评价，另一是资源开发许可的环境评价。作为环境评价对象的政策和规划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中央政府制定的不同领域的国家政策报告；二是各地区政府制定的地区政策报告；三是各地方政府，包括区和市制定的区域规划。
1995年，加拿大颁布了《环境评价法》，对环境评价做出了全面的规定，其中也包括战略环境影响评价。1999年，加拿大还了《政策、规划和计划提案环境评价内阁指令》，它适用于提交各个部长和内阁批准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显著影响（包括有利和不利）的政策、规划和计划提案，该指令明确将政策、规划和计划提案的环境评价称为“战略环境评价”。
俄罗斯总统1995年11月23日公布的 《俄罗斯联邦生态鉴定法》，将生态鉴定的对象规定得十分广泛：将实施后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俄罗斯联邦各种规范和非规范性法律草案，须经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核准的，作为预测俄罗斯联邦生产力发展和布局依据的各种材料等，都必须进行生态鉴定。
欧盟1996年提出《特定规划和计划环境评价指令》的议案，要求成员国在批准或采纳一项规划和计划之前应对其潜在的环境影响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和评价，并提交公众审议，而且该指令对哪些规划和计划应当进行评价以及评价的内容和程序都作了规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4月欧盟（EC）了战略环境评价导则（草稿）《Draft Directive on SEA》，并要求其成员国最迟在1999年底以前执行。
三、完善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建议
1.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国家进行环境管理和监督，必须依靠广泛的社会支持，依靠公民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公众参与在美国战略环评的各个阶段中是十分普遍的，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公众参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
(1)环境知情权是公众行使环境决策参与权的基础，所以应该建立信息适度公开制度。依法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国家机关，应当通过适当的形式向公民、其他社会团体以及国家机关、企业和组织与该环境影响评价活动有关的信息，满足公众“知情”的需要。
(2)应该将评价者和决策者对公众意见的反馈措施具体化。如美国CEQ条例中对公众参与意见的反馈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即主办机关在准备最后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时应考虑来自个人或集体的意见，并且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手段予以积极回应：第一，修正可选择方案，包括原方案；第二，制定和评估原先未加认真考虑的方案；第三，补充、改进和修正原先的分析；第四，作出事实资料上的修正；第五，解释所提意见因何不加采用。我国可以借鉴这种制度，建立具体的公众意见反馈制度，细化跟踪评价制度，这样才利于公众对于他们意见的处理、采纳、实施情况的监督，从而确立一种良性互动的环境保护机制。
(3)逐步扩大依法可以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数量和范围，一方面，应该逐渐赋予广大的环境保护群众性组织，和虽然未组织起来但十分热心公益性环保事业的民众的参与主体地位和相应的权利；另一方面，逐步扩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对各级各类政策的适用范围，使公众参与的对象范围渐次达到满足其行使环境民利，维护自身环境利益的需要。
2.渐次扩展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
参考国外多数国家在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对政府相应的具体或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了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之列。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战略性活动则只包括规划，行政立法和政策未列入评价范围；并且还有一部分规划被排除了，如国务院的规划，市级、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编制的规划；还有一部分规划的战略环评从其编制和审批来看，也有可能事实上会被轻视了。由以上可以看出，现行《环境影响法》规定的范围明显过窄。笔者认为应将地方性法规、规章及相关政策也纳入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并渐次扩展到行政法规，以彻底扭转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小范围有序，大范围无序”的被动局面。可以由经权力机关专门授权的环境保护专业机关对国家政策、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3.在战略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增加替代方案
环境影响评价所寻求的不是那些没有环境影响的发展项目，而是旨在找出任何情况下在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都是最佳的项目选择方案。因此，战略环评项目的替代方案及其环境影响分析应是战略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重点内容。我国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应该增加替代方案的有关规定，以便于通过各种方案的权衡与综合作出最佳决策。同时，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如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设定替代方案。在战略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拟定主体应该尽量充分地提供各种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并对其环境影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4.完善评审体制
建议采取两级评审体制，即中央级和省级。中央级主要负责中央政府政策、规划、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及跨省区的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评审。剩余的环境影响评价由省级负责，包括本省的政策、规划、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及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的评审。同样，省政府的政策、规划、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应由省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批。立法还应加强对审批部门的法律约束，以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立法目的的实现。
5.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责任制度
健全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的权威与尊严的根本所在，我国当前主要是采用行政处罚的手段来追究环境影响活动中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单纯用行政处罚不足以对那些可造成环境破坏、危害公众健康的严重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和有效打击。因此，对于未按法律要求举行有公众参与的听证会、论证会的专项规划编制机关，应该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宽严适度的法律制裁措施，参与各方才会增强责任感，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才能得到切实遵守。
环境执法是一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综合性、多元性的执法活动。由于环境影响的潜在性、累积性和灾害放大性，使得环境影响评价的后评价不仅周期长，而且责任主体不易明确，因而要强化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不仅针对管理相对人，而且对执法主体本身的法律责任、违法决策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都应加以明确；要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监督机制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保障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方能得以有效地运行。
参考文献：
[1]刘娟于庆东: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环境评价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06,（5）
[2]李峰左建安: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及其规范化初探[J]. 能源环境保护，2006,（2）
[3]袁志华夏维陈凌李玉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解析[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6，25,（增刊）
环境保护策划方案范文5
以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全力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精神，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天山慧谷、产业新城”的发展理念，以建设生态文明为主线，以污染减排为核心，以“蓝天行动计划”为抓手，以建立科学规范的环保工作体系，加快推进重点难点环保工作，扎实整改各类环境违法问题为重点。根据区总规环评及总体规划，结合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工作目标
严格按照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原则，重点对园区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整改，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推动园区环保工作再上新台阶。到2016年底，综合督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三、整改任务
（一）进一步深化区环境保护工作
1.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主动作为意识。完成《区“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并纳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责任单位：环境保护局
2.利用环境政策倒逼经济转型发展。按照《关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昌州党发〔2016〕4号)，严格执行《自治州主体功能区规划》，合理布局工业企业和重点项目，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环保要求、选址不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项目，一律不予立项、核准或备案。
责任单位：产业发展科技局
（二）进一步强化环保责任和考核问责
3.加大绩效考评中环保指标权重。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在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年度责任考核中增加环保指标分值。
责任单位：综合办公室
4.建立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按照《自治州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昌州政办发〔2016〕37号），建立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做到监管区域全覆盖。明确各企业的网格化监管任务、责任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环境保护局
（三）以“蓝天行动”计划为统领，落实国家环保计划（规划）目标任务，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5.继续全力推进“蓝天行动计划”。按照《区落实州“蓝天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各部门加强协作，明确责任，全面完成2016年“蓝天行动计划”目标任务。
责任单位：产业发展科技局、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市政中心
6.全面完成“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任务。完成列入目标责任书中的园区“十二五”减排项目、2016年自治州下达的减排项目建设。对已建成的减排项目，强化运行管理要求，确保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达标运行，全面完成“十二五”总量减排指标任务。
责任单位：环境保护局
7.加大建筑工地和道路施工工地的扬尘管控力度。根据《自治州大气污染防治城市扬尘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大力推行绿色施工，施工工地主要道路全部采取硬化处理措施；堆放土方全部采取覆盖、固化或绿化措施；土方作业全部采取洒水降尘措施；推行道路机械化清扫，加大环卫清扫车辆配备力度，提高城市道路机扫率。
责任单位：建设局、市政中心
8.严格控制道路运输车辆扬尘。依据管理规范，渣土运输车辆全部实施密闭管理，防止尘土泄露、抛撒、飞扬现象发生。
责任单位：市政中心
9.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完成“蓝天行动”计划中淘汰落后产能项目。
责任单位：产业发展科技局、环境保护局
（四）加快推进重点行业和区域环境问题整治
10.确保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根据《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开展园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划定工作。
责任单位：市政中心、环境保护局
11.推进中水调蓄及输配工程PPP项目。将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理及提升中水回用率等工作列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积极争取和自筹资金，确保按计划建成投运。
责任单位：产业发展科技局、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市政中心
（五）加强环保能力及工业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12.加强工业园区环保能力建设。进一步健全区环保机构，明确其定岗、定编、定责方案，合理增加环保专业人员，并保障工作经费。
责任单位：综合办公室、财政局
13.严格项目准入，规范园区企业布局。逐步改善园区企业布局过于分散的现状，并按照园区总体规划严格项目准入，对于不符合园区规划的项目今后一律不在园区落户。
责任单位：规划局、产业发展科技局
14.强化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将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全州“十三五”工业规划，多措并举，依照《污水厂环保竣工验收整改实施方案》，《污水厂环保竣工验收倒排工期表》推进污水厂通过环保验收，并确保完成2016年度列入“蓝天行动计划”的园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责任单位：产业发展科技局、规划局、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市政中心
（六）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坚决推进环境守法新常态
15.完善司法联动机制。按照《州关于建立实施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的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案卷移送、联合调查、信息共享和奖惩机制。
责任单位：环境保护局、派出所
16.加大执法力度。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依据《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辖区内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督促问题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并组织开展环境大排查后督察。
责任单位：环境保护局、市政中心
17.开展餐饮业环境治理专项行动。严格源头监管，根据《州城区餐饮业油烟和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开展餐饮业环境治理专项行动。
责任单位：环境保护局
18.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州危险废物管理办法》，明确企业的主体责任，规范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及执法程序，增加现场检查频次，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责任单位：环境保护局
（七）强化督查
19.严格落实督查通报制度。对照本方案任务清单，适时开展督查，形成处理意见，并予以通报。
责任单位：综合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园区成立区环境保护综合督查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责任领导，安排骨干力量负责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二）细化任务，靠实责任。要按照自治州统一部署，对照整改清单，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将总体目标和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具体措施、完成时限，在政策、资金、人员方面做好保障。
环境保护策划方案范文6
关键词 农村环保合作社；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支付；荷兰
文 郭鸿鹏 刘春霞
日益严峻的农业生态环境成为我国环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由于信息不对称、产权界定困难等原因，以政府强制力为基础的“命令一控制”治理方案和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方案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尴尬局面。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生态环境自主治理模式中，其中，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组织载体的自治模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尽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成长，但专注于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的农村环保合作社数量极少，且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荷兰农村环保合作社在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中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荷兰农民参与农业环境政策制定的桥梁，重塑了当地农场、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增收的双赢。其实践经验为我国农村环保合作社的发展及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补偿支付：环保合作社的政策依据
荷兰政府为了保护农场草地鸟类和草地植物物种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农业环境方案——与环境产出相关的补偿支付，充分调动了农场周围农民参与农业环境管理规划的积极性。该方案主要依据农民参与农业环境管理的结果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偿支付，即保护物种越稀缺，产出水平越高，农民得到的补偿支付也就越高；相反，如果申请农业环境管理规划的农民在六年内未达到合同规定的目标，其相应的补偿支付将会减少30%。农民申请农业环境管理规划补贴项目具有严格的要求，比如，申请范围至少覆盖100公顷土地。荷兰农民平均农场规模大约为18公顷，因此，申请此项目的农民大多选择和邻近者联合提交申请。与环境管理产出相关的补偿支付方案对荷兰农民并不陌生，该方案最初应用于荷兰矿物系统环境管理中，即通过分配农民污染配额及未使用配额交易制度，根据每个农场污染水平赋予市场价值。与可交易配额制相比，与环境管理产出相关的补偿支付方案应用于农场生物物种的保护存在一些潜在困难。荷兰农业部仍把该方案融合于环境管理政策中，部分原因是农村环保合作社发挥的关键作用。
首先，农村环保合作社在组织社员联合申请和协调社员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环保合作社通过影响和改变农民的态度，提供明确可信的选择信息，详细解释农业环境管理规划条款，帮助社员联合申请农业环境管理规划，克服了个人申请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以此提高了农业环境管理规划中农民的参与率，并且一定程度上给未参与者施加了压力。其次，除了联合申请活动，农村环保合作社在帮助社员接收和重新分配补偿支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政府引入了农业环境管理中的组织补贴支付，该补偿支付由环保合作社直接接收，且该支付项目中包含了环保合作社的管理成本，从而保障了支付信息公开透明。同时，为了支持组织发展，环保合作社还可以得到额外的补贴。为了保障补偿支付在参与农民之间的重新分配公平进行，环保合作社建立了内部重新分配系统比例池，根据参与农民签订的环境管理合同，环境管理输出结果较大的农民将获得较高比例的支付资金池。另外，参与农民如果未完成合同规定的环境管理目标，其补偿支付将会减少。因此，农民非常注重对环境管理结果的实时监控。环保合作社通过直接参与或邀请感兴趣的群体参与的方式帮助合作社成员进行监测。为了保障监测结果的准确性，荷兰环保监测机构每年以5%的比例从联合申请合同中随机抽查。
农业部：环保合作社的政府支持
荷兰农业部并没有直接参与农村环保合作社的微观管理。正是由于缺乏中央政府机构的直接参与，才使得荷兰农村环保合作社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农业部为环保合作社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用于合作社初期筹建和开展活动，并承认合作社的管理地位。此外，为了保障农村环保合作社在政府环境政策委员会中的话语权，农业部协助环保合作社成立了一个中间保护组织——荷兰乡村生态协会(Natuurli jk PlattelandNeder land，NPN)，并给予财政支持。NPN通过介绍需要环境合作社参与的农业环保创新方案提高环保合作社地位，赋予环保合作社联合申请优先权。环保合作社提出了农业环境政策改革方面的诸多意见，推动了农村发展和农业环境保护，提高了农民参与农业环境管理的积极性，这些积极效应推动了农业部对环保合作社的进一步支持。一方面，合作社参与农业环境管理行政成本较低，从而节约了农业部参与环境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农业部支持发展环保合作社可以更积极有效地传达农业环境政策，进而影响农民参与环境管理行为。
环保合作社代替农业部角色成为农业环境政策的推行者，为合作社成员提供建议，建立信息获取渠道，重新定义农民在农业环境管理中的角色，为改善农业环境出谋划策。农业部为环保合作社发展提供资源支持，成立服务支持部门NPN，吸收合作社实践经验，并将其用于农业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中。农业部赋予合作社更多的环保任务和环保政策建议权，展示出其对环保合作社的高度信任。
多个参与主体：环保合作社合作伙伴
当前，环保合作社在荷兰农业环境保护领域享有重要的话语权和组织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离不开合作社社员的知识和实际能力，同时也与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响应密切相关。这些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传统农业利益组织、农业企业、自然环境机构以及科研院校。
最初，传统农业利益组织在响应环保合作社提议方面是犹豫的，它们担心自己的农业地位遭到威胁。同时，环保合作社也担心被卷入专门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主的行为模式中。然而事实上，环保合作社直接受益于传统农业利益组织已经建立的沟通渠道；而传统农业组织的利益实现与环保合作社鼓励农民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传统农业组织乐意把这项环保任务交给环保合作社，并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农业企业不仅为环保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知识服务，这些信息有助于环境友好型农产品准确找到合适市场。农业的再定位对农业企业无疑很重要，如服务于农业的牲畜饲料制造商已经认识到农业未来规划的重要性，并对从事这项活动的环保合作社提供资助。事实上，环保合作社已经收到约20家农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合作社与环境管理机构的关系因地而异，但寻求与环境机构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目的是一样的。以德皮尔环保合作社(Milieu CooperatieDe Peel，MCP)为例，多年来，当地农民与地方环境机构的关系充满了矛盾。MCP实施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环境保护政策得到了农业部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迫使当地环境机构必须沿着环保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计划，由以前的矛盾关系转为合作关系。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为环保合作社提供可靠的专业意见，比如，在制定农业环境规划方面，瓦格宁根大学与多个环保合作社建立了合作关系。
环境和经济双赢：环保合作社的运营结果
农村环保合作社参与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了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既保护了农业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减轻了政府监管成本。以伊斯特玛兰斯协会(VerenigingEastermar’s Lansdouwe, VEL)和阿赫特卡斯佩伦农业自然和景观管理协会(Vereniging AgrarischNatuur en LandschapbeheerAchtkarspelen，VANLA）合作社为例，与环境效益有关的两项主要活动是“环境记录”和“自然追踪”。“环境记录”涉及一系列合作社社员减少环境污染方面的活动，主要包括农业外部投入减少和内部资源有效利用策略。“自然追踪”项目主要包括合作社社员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景观管理方面的活动。“环境记录”项目显示，与地区平均水平相比，VEL和VANLA合作社社员土地氮流失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环保合作社可以有效管理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并与当地生态承载力相适应。“自然追踪”项目显示，当地自然景观管理项目参与率明显提高，保护边界明显延伸。当前，在保护农场草地鸟类和草地植物物种项目中，农场社员把保护边界延伸到了270公顷，事实上，达到80公顷的保护规模就可得到相应的补偿支付。毫无疑问，环保合作社已对农业生态环境管理项目的范围和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
交易成本低和额外收益是农民加入环保合作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荷兰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给予环境保护质量较好的合作社社员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同时该政策也鼓励了非合作社社员的积极加入。此外，环保合作社的组织机构便于社员采取新的农村发展方案，从而实现新的农业收入，这方面在自然景观管理方案中最为明显。VEL和VANLA合作社社员，关于自然景观管理的补偿支付平均为5500欧元。有些合作社社员通过发展有机农业和农业旅游项目增加收入。另外，合作社帮助社员简化项目操作中不必要的程序，减少社员了解官方环境规划方面的支出，降低了交易成本。与一般政策框架相比，基于农民和政府信任关系组建的环保合作社还减少了政府监控成本。环保合作社联合其他参与主体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低外部投入方案，既减轻了环境负荷，又增加了农业收入。研究表明，相关成本减少约为每公顷135欧元，一个30公顷的农场意味着每年额外收益达4000欧元。
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启示
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不能将单一的政府或者市场视为治理农村环境的灵丹妙药，需要特殊力量或者制度来解决。随着奥斯特罗姆自治理论与制度分析框架的出现，不少学者纷纷提出需要实行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环境问题。荷兰的农村环保合作社正是这样一种农业环境自治组织，它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我国要积极借鉴荷兰成功经验，从以下方面努力，充分调动农村环保合作社解决农村内源性污染的积极性。
实施补偿激励措施调动环保合作社积极性
随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不断深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村环境问题，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但未能调动农民的环保积极性，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有效的补偿激励措施。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分布广、来源分散的特点决定了实施污染治理补偿措施的困难。因此，我国要借鉴荷兰补偿支付经验，实施与环境管理产出相关的补偿支付方案，调动农民的环保积极性。以环保合作社为监管主体，对实施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和环境管理输出结果较大的合作社成员给予补偿奖励；对未完成合同规定的环境管理目标的成员，减少其补偿支付。环保合作社要积极帮助社员联合申请环保项目，设立补偿支付重新分配比例池，确保重新分配公平合理。此外，对于合作社中环境保护质量较好的社员给予贷款利率优惠政策，鼓励非合作社农户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转变政府环保角色发挥环保合作社主要作用
一直以来，在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实践中较多地强调了政府的主体作用，实施的是“自上而下”的环保政策，尽管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环保效果甚微。以农作物秸秆燃烧为例，每年秋收季节政府都高度重视农村秸秆燃烧问题，派遣基层人员驻村蹲点，但仍然避免不了秸秆燃烧的局面。因此，政府要转变“一手抓”的环保角色，借鉴荷兰经验，赋予合作社更多的环保任务和环保政策建议权，充分发挥环保合作社的主体作用，为环保合作社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并保障农村环保合作社在政府环境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此外，政府环保部门应以一定的比例对环保合作社的环保效果进行抽样检测，避免农村环保监管“真空”出现。
调动多方参与主体激发环保合作社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