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论文范文1
一、法治的意义追问 什么是法治？让我们从几个事例说起。 美国的“查尔斯河桥案”。1785年，一家公司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造了座桥，收取过桥费，1828年，另一家公司在查尔斯河上又造了一座桥，做同样的买卖。1831年，前者将后者诉之法院。183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并由此得出一条规则：公司执照的合法性应严格地从是否有利于公众这一点来决定。 德国的“磨坊案”。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1797—1888年）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登高远眺，视线却被紧挨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坊。不料无论“钦差”出多高的价钱，这个磨坊主就是不卖，他认准一个理：这座磨坊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气急败坏的“钦差”就把磨坊拆了。磨坊主不服，要告皇帝，好心的邻居劝他不要告，告也白告。但是这个磨坊主说，我相信我们德国的法律是大于国王的。于是他将威廉一世告上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这状告本国君主的案子。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擅用王权，拆毁由私人拥有的房屋，违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应立即重建一座磨坊，并赔偿损失费150塔勒。”皇帝只好执行，磨坊得以恢复原状。 物是人非。数十年后，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威廉二世，说要将磨坊卖给他。二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应当永远保留。于是便亲笔回信：“可爱的邻人，我怎么忍心让你丢掉这份产业？你应当竭力保住这份产业，并传之子孙，使其世世代代在你家主权之下。这件事与我们国家关系极大，这座磨坊应当长期保留下来，以作为我们国家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纪念。你现在很困难，我十分同情，今赠给你6000塔勒，供你偿还债务。你亲爱的邻人威廉复。”磨坊主的儿子收到威廉二世的信以后，再不提及出售磨坊这件事，并且教育其子孙珍惜这份祖产。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仍然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每年都吸引不少观光者，特别是一些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以观摩磨坊为自己从业的必经程序。 在1950年代的反右中，青海省某国有牧场有党员20多人，按照上面的规定有一个右派名额，于是组织党员讨论谁是右派，讨论了两天没有结果。最后一个老党员挺身而出，他说，现在党很困难，需要一个人去当右派，我去。结果，第二天他就被扫地出门，一切待遇（权利）都没有了。1966年，一个非政府的文件（5？16通知）就结束了所有法律的效力，造反派以暴力取代了大部分合法的国家机构，全国上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依据1954宪法选举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当刘少奇拿出宪法主张自己是合法的国家主席时，红卫兵将宪法扔在了地下。 清咸丰年间，天津附近的海河上历来有二个渡口：窑洼和堤头，二者间相距10里。一个姓崔的混混在两地间新开设一个渡口，与前二者抢生意。三家发生了争执。窑洼和堤头二帮人就在崔混混新设的渡口处架起了一个大油锅，将油烧滚，对姓崔的说，如果你敢跳进油锅，就可以永远开设这个渡口。崔听说后，立即纵向跳进油锅，当场烫死。后来，这个渡口就由崔的子孙永远开了下去。 通过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法治是什么？最直白的说法就是，纠纷最终由法官按照法律说了算，国家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必须在法律之下运作。在西语中，就是Rule of Law，法律的规制。Rule by Law不是法治，那是人治，人用法律来治他人。 二、法治的历史之源 法治观念源于古希腊，是古希腊思想家们关于法律与“哲人”在国家政治运行中的作用问题争论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国家形成初期，人们便遇到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早期的雅典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制。知识界首先反对贵族制，提倡“优秀人”的统治，商人出生的毕达哥拉斯和贵族出身的赫拉克利特都是“优秀人统治”的倡导者。但他们同时都主张法律的统治，即精英们要依法统治。 “优秀人”的统治是针对贵族（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而提出来的，具有合理性，但最后却走向极端，演变为柏拉图的“哲人”统治理论。亚里士多德起而批驳其师的“哲人”统治理论，提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经典的法治理论。他 说：“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说应该有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因素”。 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阐明了法治的核心含义并论述了法治优于人治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主要理由有：（1）法治符合正义，人治不正义，因为人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应当大家互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一个人统治不合正义；（2）众人比一人聪明。亚氏认为，法治是依照法律治理，而法律是众多聪明人制定的，所以法治实为众多聪明人治理，许多聪明人比一个聪明人（哲人）更聪明，他打比方说，众人办的宴席总比一个人办的宴席要丰盛。（3）法无感情。法律无感情，所以不会感情用事，容易达到公正；而再好的人都会有感情，有感情就会出偏差；（4）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哲人说的话前后不一致，而且不如法律明确；（5）个人精力有限。亚氏说，个人日理万机事实上不可能，还是要依靠官僚统治，与其由统治者选择官僚，由官僚进行统治，还不如一开始法律就把一切都规定好了。针对部分人认为现在法律不完备需要人治，亚氏说：问题是由谁去完备，是一个人还是大家？要是众人去完备，这就是法治。亚里士多德这些实行法治的理由自古至今从未遇到有力的反驳。在启蒙运动中，思想界几乎一边倒——提倡法治，极少数提倡人治的人们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像霍布斯这样的舌辩之士，也只能喃喃地说：“法的统治，不可思议”云云。 务实的罗马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就用行动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为了限制执政官的任意权力对人民的侵犯，罗马人要“拟定各种法律来规定执政官的权力，任何高悬于人民头上的法律，都得是他们自己给予执政官的，这些，而且只有这些，才是他可以引用的，绝不许他们把自己的放肆和任性当法律。” 罗马人的实践与斯多噶学派法治观的结合，产生了罗马人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法治观。在实践上，古罗马也是一度实行法治的，服从法律是罗马社会的共识和优良传统。连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一封信中也指出：“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为依据。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 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的一统天下为法治争得一席之地，他认为立法者（皇帝）应当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 近代的自然法学派除少数学者外（例如霍布斯）都是法治论者。他们无不从人民主权的高度为法治立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治权，治权必须依照人民制定的法律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洛克认为公民社会只能依法治理，不依法治理就等于公民都守法而只有君主一人处于自然状态，那是比自然状态更坏的状态，那就违背了社会契约，与人民组成政府的目的不符。孟德斯鸠则在对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以后得出法治的结论：“没有法治，国家便将腐化、堕落。” 孟氏并且提出实行法治的方法：制定好的法律，司法按程序办事，人人守法，君主特别要守法，不得滥用权力，实行分权等等。卢梭则提倡法律至上。为实行法治，他主张司法独立，法律应当以自由为内容。 经过两个世纪的法治启蒙以后，西方人开始组建自己的法治社会。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西方开展大规模立宪和法律改革运动。到20世纪，大部分发达国家先后走上了法治之路，一些非法治的国家却走上了法西斯之路。二次大战中劫后余生的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经过十多年的改造，也逐步实现了法治。1959年，世界法学家在印度德里召开法治讨论会，1961年各国法学家又在尼日利亚首都讨论法治问题。1966年，法治精神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宣示。自此，法治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冷战结束以后，法治观念进一步向东方扩展，成为进步人类的共识。 理解法治这一概念需要正确理解儒法两家的争论。 儒法两家的争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所争论的核心概念：礼（道德）、法的含义是什么；二是他们是在什么层面上发生的争论。对于第一个问题，当时人们所讲的法与今天的不同，当时的法是刑法，甚至是“刑罚”，并不包括我们今天的民法、宪法，这一点在法家的著作中是非常清楚的。而儒家所讲的礼，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宗教礼仪、法律（比如民法）、习惯。就两家关于德与刑发生的争论而言，是发生在帝王工具意义上的：德与法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在这一点上两家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法家主张“缘法而治”，而儒家主张“德主刑辅”。由此可知，儒法两家都是人治论者：他们都主张帝王治天下，只是治理的手段有些差别而已。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儒家与法家等量齐观。儒家思想中的“礼治”与“德政”思想却有某些法治色彩的。因为儒家的礼治与德政有针对帝王的一面，礼治与德政是对统治者的规范性要求。同时许多礼是现代意义的法概念的外延：国家机关相互关系与帝王的行为规范（祭天地之礼、君臣之礼）。德政之“德”是统治者的统治行为中的道德规范，不是今天用来治百姓的道德。所以，法家的法治决非今天的法治，儒家的礼治也并非完全的人治。相比而言，儒家思想更接近于法治。当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臬陶为士，瞽叟（舜的父亲）杀人，则如之何”时，孟子干脆利落地回答：“执之而已矣！”（《尽心》）。这清楚表明儒家不但不否认法的作用，他们甚至主张统治者要遵守、起码是尊重法律。 可惜的是，在中国法律与法观念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法治观念被法家的“法治”、“垂法而治”观念曲解，使法治这一重要的观念法家化而失去意义。始作俑者梁启超。宣统元年（1909年）梁公作《管子评传》，文中将西方法治理解为“以法为治”，用法家之“垂法而治”去诠释西方法治，使西方法治观失去价值内涵。梁公说：“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 梁公认为，即使在专制国，也未有舍法家之精神而为治者也。子产、商君、诸葛武侯、王安石、张江陵、胡文忠等都是法家。梁启超的错误早经同时代的沈家本匡正。早在1911年沈氏就贤明地指出：“抑知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围。两者相衡，判然有别。则以申韩议泰西，亦无究厥宗旨耳。” 所幸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西方之法治已经为法学界共识。 法家之“法治”即“垂法而治”，实为“刑治”、“罚治”，是人治之尤，与今日之法治不可同日而语。其主要区别在于：（1）治理的主体不同。垂法而治的治理主体是君主或不受法律约束的统治者，而法治的主体则是人民。法治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者和被治者的地位不是恒定的，而是依法轮流的；（2）治理的客体不同。垂法而治的治理客体是人民，不包含君主、统治者本身，而法治的客体从广义来说是全体公民，因为人人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从狭义上看，人民是治理主体则政府为治理客体。（3）目的不同。垂法而治追求的是统治者的私利，其最高、最终目标是维持统治秩序；法治的目的则为人民利益和正义。（4）法律的价值内涵不同。“垂法而治”的法处处体现了统治需要，以等级特权、权力至上为特点。法治的法则以人民利益（或全体有政治参与权的人的利益）为最高法律，自由、平等、权利是其核心价值。 当然，话得说回来，法家之“缘法而治”的思想比起那种“无法无天”的、鼓吹任意统治的法西斯思想来说还是要进步得多，他们在强调依照刑法治理刑狱这一意义上，有刑事上的形式法治意义。 三、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法治思想与实践 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一，社会主义思想中有没有法治思想？回答是肯定的。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有法治的萌芽。在公元前18世纪的克里特，就有人民大会，按照人民大会决定治理的社会无疑具有法治色彩。公元前15世纪的迈锡尼王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与其他公民一样，国王也是“人民的佃户”，土地按法律分配，这是明显的法治。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创始人是柏拉图。柏拉图在总体上是个人治论者，这对后世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柏拉图思想中并非没有法治的内容。在他晚年所写的《法律篇》中就贯彻了法治思想。柏拉图终身为寻求政治正义而奋斗，他先是主张“哲人之治”，这当然是人治的，他为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培养哲学家，想让统治者成为哲 学家，但是都不成功。在60多岁的时候，他第三次去西西里岛，试图教育新上台的年轻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但是却被出卖为奴。这次的失败使柏拉图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的“哲人统治者”无法找到，他转而寻求“第二好的统。治”（第一好的仍然是人治）——法治，他将法律比作金子做的最纯洁的“绳子”。在实践中，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的是法治，当然，这是种族奴隶制基础上的法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也有法治思想，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从社会规模到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到纠纷解决方式等都有法治的内容，当然，法治在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有没有法治思想？长期以来人们将马克思恩格斯与人治相联系，似乎他们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莫大误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与解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等都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我们将他们作为手段的东西当作了目的，而将目的遗忘。这是导致斯大林式专制主义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早年的马克思就指出自由是人的本质，社会的发展是人的自由不断实现的过程。他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在描述他们理想的社会的时候，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同样的观点：未来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恩格斯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崇高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谈到人与国家（包括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时候，马克思认为，要使人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就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 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的自由是目的，是他们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社会形态都只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它必须以人的自由即人权为原则。 既然人的自由与人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目的，而社会主义等只是手段，那么，人的自由就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人的自由与人权相悖的任何制度都与有违社会主义的本质，都必须放弃。自由、权利、平等这些概念都是规范性的概念， 人的自由与解放只有在法治中才能存在，一个人统治人的社会不可能有人的自由，只有人人服从法律的社会才可能是自由的，这再清楚不过了。由是观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 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确立 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由于复杂的原因，他们的继承人逐渐将马克思恩格斯达于目的的手段绝对化，而将他们追求的目标逐渐淡忘。从而形成了人治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强制集体化和血腥的“肃反”运动中，随着成千上万正直的共产党人被无情地消灭，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正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法制建设和法观念方面全盘苏化，苏联人治思想与中国千年人治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人治观念。1957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传播和政治运动不断，人治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被信奉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法治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受到抵制与排斥。1957年反右运动中主张法治的人（其实只是主张发挥法的作用而已）大多被打成右派，法治遂成理论禁区。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法制建设带来了春天，鉴于文革中无法无天现象带来的种种罪孽，邓小平等老干部开始提倡法制（不是法治），开始制定法律，这对于为法治正名起到前期准备的作用，但是接受法治观念却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社会阵痛。从1979年开始，人们开始了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1979年在东北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法治与人治结合论。当时的观点主要有四：（1）取消论。此说以为人制定法，人高于法，统治只能是人对人的统治，死的法 不可能统治人，所以法治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表现，与唯物史观对立，不科学，应予取消。（2）结合论，即法治人治应当结合。理由是：法治人治是统治阶级治国的两种方法，“封建统治阶级侧重人治，但也并不轻视法治”，“资产阶级厉行法治，并不能说明他排斥人治”，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法的实施离不开人，所以必须有人治；统治必须以法律为工具，所以要法治，两者不可分离。（3）社会主义人治论，此说以为社会主义需要人治，社会主义人治“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任贤使能。”？（4）法治论。前三种观点实际上都是人治论的不同表现形式。“取消论”取消法治，实质提倡人治；结合论将法治看作发挥法的作用，内中的主张也是人治；社会主义人治论当然是地道的、明白的人治论。从发表的文章的篇数及社会接受程度来看，人治论仍是强势理论，真正的法治论仍然曲高和寡，仍未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命运。后来由于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法治，共产党的权威往那里放？于是，问题又回到了50年代，讲法治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法治讨论以失败告终。1985年后又有少量介绍苏联法治理论的文章，但不久再度沉寂。 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法学界再次掀起了思想解放高潮，法治再次成为热门话题。1996年春天，中共中央领导人听了“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讲座，在该次讲座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1997年，中共中央召开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13条决定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法治取得了宪法规范的效力，法治最终站稳了脚跟，现在，连那些当初将法治打入18层地狱的人也在那里讲法治了。当然，作为现实，法治在中国还有相当的路要走，我们目前仍然缺乏对法律必要尊重的观念与制度。 五、现代法治的主要内容 法治（rule of law，或supremacy of law或rule according to law）的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在德语国家以法治国家（Retchtsstaat）一词表达相同的含义。最早指出法治含义的是亚里士多德。亚氏认为法治有二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普遍守法与良法。 启蒙学者讲法治都与权利、自由、平等相关，但很少明确指出法治含义，英国宪法学家戴雪（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将法治要素归纳为三：（1）人民非依法定程序、并在普通法院前证明其违法，不受处罚；（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宪法为法院保障人权的结果，而非人权之来源。德国人在启蒙运动中虽然接受了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但其早期法治观只强调守法、法律得到严格执行，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到本世纪30年代，德国人转而强调纯实质意义的“法治”，“正义之治”，而正义又由希特勒等权力意志随意解释，结果是不仅没有实质法治，连形式法治也全部丧失，有的只是法治口号下的法西斯专制。战后德国人转向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认识法治。 对法治的形式意义（人人遵守法律或法律的普遍性）大家没有歧义，对于实质意义即什么是良法大家虽有分歧，但是由于希特勒这个老师的教育，人们对良法的基本内容还是很快达成了共识：人权。为了保障人权就必须控制权力。因此，战后法学家们从都人权和限制权力的角度讨论法治。1959年的《德里宣言》将法治归纳为三条：（1）立法机关的职能 在于创设和维护以使每个人保持“人格尊严”的种种条件；（2）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职业自由。1961年1月，各国法学家又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召开“法学家代表大会”，对德里宣言作了修改，称为“拉各斯法则”（Law of lagos）。 进入19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重视程序公正的研究，将程序公正纳入法治，强调良好的法律表达形式。同时将保证上述三层法治含义得以实现的基本制度建构也纳入。这样，法治的内涵或原则就包括四方面的内容：法的普遍遵守、良法的实体（内在）价值、良法的程序（外在）价值和基本制度原则。下面分述之。 1.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法律至上包括法律内部秩序和法律与外部权威的关系两方面。就法律内部秩序言之，指宪法至上和法律位阶制度之维护。宪法处于法律位阶的顶端，一切其他法律违反宪法无效，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规章和命令。宪法至上要求宪法是真正的可以适用的法律，不能是中看不中用的悬置的“最高规范”。就法律与外部权威关系言之，表现有三：法律高于任何权力、法律高于任何其他规范、法律高于任何个人。任何权力（包括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都必须在法律之下。任何国家权力（包括各种实质上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社会权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受法律约束，违法行使权力要承担法律责任。立法权的行使必须遵守宪法、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人类基本价值准则。法律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任何其他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政党的政策、纪律、社会自治规范等）与法律冲突无效。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团体人）的权威都在法律之下，任何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不承认有法上公民或法上团体。 2.良法的实体内容。良法的实体内容指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 3.良法的程序内容。良好的法律不但要求内在价值善，也要求有善的形式。良法的形式通常指：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明确性、公开性、法律的普遍性（不得制定针对具体个人的立法）、不矛盾性（法律不得相互矛盾）、法律的可行性、法律的安定性等等。这些程序内容富勒称为法律的“内在道德”。 4.维护、体现法治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各家表述差异很大，比较一致的有：（1）国家机关分权制衡原则。为了保障国家机关遵守法律，必须建立国家机关间的牵制关系，使这种牵制关系成为保障国家机关遵守法律的力量。（2）司法独立。法治社会里负有维护法律尊严使命的司法机关必须独立才能公正、中立地行使职权，因而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3）司法审查。这包括司法对行政与立法的审查。法律控制权力是法治的真谛，立法权与行政权是法律控制的重点对象。法律控制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制度主要是司法审查制度，所以司法审查刑事就成为法治的第三个基本制度。 六、法治再次成为中国选择的意义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前者是以人（个人或人的群体）为最高权威、以人为正当性最终依据的社会组织原则，而法治是以优良的规范为最高权威的社会组织原则，前者必然保持甚至追求人的不平等，而后者只能追求人的平等与公平。对于古代社会，法治的原则就是所有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而对于现代社会，则是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因此，法治最终必然会带来人的自由与解放，而人治则必然是人的等级与对人权的侵犯。对于我国来说，法治再次成为社会的共识具有重大的意义。择其要者如下： 1、认识论意义：实现对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由于复杂的原因，人们长期以来侧重从经济方面去认识社会主义，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将市场经济让给资本主义独占。结果使社会主义的路越走越窄。邓小平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大胆提出了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于我国人说， 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走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飞跃，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认识的飞跃，是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从人治社会主义到法治社会主义的飞跃是人们对 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这是人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属性认识的飞跃。长期以来，人们将人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将法治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即使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治”仍然是强势理论。在其后的10多年中，人们或是以“法制”取代“法治”，或是侧重法治的姓资姓社的区别反对法治有其普适性内容。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无疑将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如果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将使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最终站稳脚跟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开辟全新的广阔道路。 2、伦理意义：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在规则面前的独立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人的发展的大敌。法治是以人格独立为前提的，只有它才能培养正常的人格：自信、自尊、负责、讲信用。这些都为人的自由与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社会条件。同时，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更不是个人的任意统治，它只是以人民制定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主而没有法治是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和最高指示治国带来的灾难应当永远记取。法治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需要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遇，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一个处在他人任意之下的人是无法自由发展的；同样，一个对他人有任意处置之权的人也是无法自由发展的：他发展了自己的兽性而压制了理性——对他人的尊重。怎样才能保证人人平等？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遵守共同的良法，这就是法治。 3、功利意义：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古希腊罗马有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人们在其上建立了法治社会；中世纪商品经济衰落，法治也随之衰落；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西方高度发达的法治相一致，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人们可能大多知道英国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想必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也是现代法治的发祥地。正是有了法治，才使英国这个当时只有区区300万人的岛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反观东方小农社会，没有一个能建成法治社会，这足以促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联系。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全国上下就是一个大工厂，这个大工厂的原料分配、产品流通、人员的配备、对外贸易无不由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干预。计划经济内在地要求人治。市场经济则不然。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内在结构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要求主体的地位平等，要求自由、自主地决定经济行为并对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要求权利的充分保障；市场经济要求人们行为的高度规范化、高度可预测性，因此要求规范的权威而不是人的权威、权力的权威。总而言之，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立法，要求法律的至上权威、要求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这一切就是法治。 法治是社会稳定地、正常地发展的需要。社会的稳定、正常发展需要行为的高度规范化，要求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优良的立法，特别要限制统治者的任意对社会的急剧调整，当然还有防止以权谋私。法律一旦对权力失控，即使主观上想做好事的统治者也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我们且不说大跃进、公社化之类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的破坏，就是几年一个周期的盲目发展、大幅整顿这种权力经济模式，使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般需要法治的话，那么现代化社会就更离不开法治。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掌握着高新技术和强大的物质力量，如不依法办事，权力大于法律，则权力对人民权利具有比古代社会更大的侵犯性，因而可能带来的破坏力也更大。现代社会的社会化程度是农业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是脆弱，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问题将很快波及全局。社会化程度高本身意味着对秩序、规范的需求程度高。所以现代社会如不实现法治，不但难以发展，最终连起码的社会稳定也难达到。 社会稳定的另一个大敌无疑是腐败，而法治是防止统治者腐化变质的需要。人治即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其运转的必然结果是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为其原因深深扎根于人性之中。现代法治就 是作为腐败、滥权的直接对立物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法治原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制度是腐败的克星。法治意味着人民选举、罢免官员、任期制，这可以防止私下授受官职、制止买官卖官，减少不称职者入围，及时清除不称职者，防止终身制必然带来的反社会利益集团；法治意味着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人民权利可以成为政府权力的有效牵制力量；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权力行使的规范化、合法化，这样，权力的含金量会降低，权、钱交易难度增大；法治意味着为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竞争的机遇，人们不会依靠权力的恩赐而生活，权力买方市场将萎缩；法治意味着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使司法机关真正成为社会公正的护卫者，避免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本身也加入钱权交易的行列。 七、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按规则生活是人类社会的起码要求，法治的核心意义是平等的人们按照良好的规则生活，即人人生活在以自由为归指的规则下面，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人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最低要求，因此，法治就构成社会主义的底线，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虽然法治在中国还远非现实，但是，法治在中国取得正当性的意义却不能低估，它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的走向与中国人的命运。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2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人类社会治国理政模式，是人类文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文化而存在的一种进步文化形态，是一个社会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和精神风貌，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法治的灵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是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民守法的内在因素。法治文化具有教化和调控的功能，具有软约束力，在精神与思想深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法治文化对于法治中国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要接受文化的指令，法治文化可以使人们在更深层面上把握法律的要求，根据法治的精神推动立法、司法和执法走向更高的水准;法治文化还可以使人们具有判断力，当人们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或出现立法空白和冲突时，就会借助于自己的法治文化理念做出是非或可否判断。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建设缺乏基础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缺乏一定的基础。数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对大多数人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封建“人治”的观念在一部分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法治的概念，只是一种人治型文化，但却蕴含着丰富的类法治文化——它不是法治的，却与法治存在类似之处。类法治文化大都以次文化形态存在，成为主流人治文化的纠偏力量。由于我国古代法治文化存在根本缺陷及其它社会原因，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未能发展成法治文化，相反却逐步萎缩。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还处于稚嫩阶段，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相和谐，甚至相悖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抵消着现代法治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分析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关键在于还未形成与现代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法治文化。
(二)文化传统的影响
法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系统，其本身就是去身份化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但是长期的官本位文化和身份制度，导致了在我国普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的产生。在一些地方，学法成了群众的“专利”。本来应当成为学法先进、守法模范的领导干部的“缺位”，不仅使一些地方领导层法律知识匮乏，法制观念淡薄，依法办事水平低，而且还会产生“上行下效”之效应，对法治文化建设的影响相当严重。重视“言教”，忽视“身教”的效果，行政执法或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相悖，严重打击人们对法律和法治的信心，严重破坏人们的法治观念。任何一次违法执法、枉法裁决，都可能葬送数年来苦心经营的普法成果。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必然与我国传统人治文化遭遇，我国传统人治文化是现代法治文化建设的严重障碍。用托马斯.潘恩的名言概括两者的区别就是：“在人治社会里，国王是法律;而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是国王。”
(三)建设过程中困难重重
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文化的子系统之一——法治文化建设，这是法律制度、法律精神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的程度和人们对法律信仰水平的总和，是与人治文化相对立而存在着，体现着法治精神和理念，原则和制度，运作实践和生活方式的进步文化形态，其实质和核心是一种现代人的法治文化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所以说，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当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程。
我国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相对来说更具社会主导推动性、艰巨性和长远些。一方面，我国没有法治文化传统，不可能通过某些文化载体传递，在自发中孕育出法治文化现象，但是，任何文化又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或创造出来的，人能后天习得。因此必须也可能由倡导法治的社会主导力量推动的自觉行动，逐步形成法治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具有一定的惯性、民族性，当一种新文化出现的时候必然与传统的文化发生碰撞，新文化必须在与之相对立的旧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理由逐步深入人心，最终取而代之，成为某阶段的文化现象，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有以下几个路径
(一)构建法治文化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价值体系包括民主、权利、公平正义、法律至上等。法律只有在实施中体现上述价值，满足了人们的安全，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二)完善法治理论与法治体系建设
由于中国法治文化的缺乏，目前，我国对法治文化内涵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坐标的，所以，在法治理论的探究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夯实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总目标，并把它作为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同时也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理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新形势下，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四)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的重心在于用法律制约权力，政府是执法主体，必须做依法行政的楷模。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是：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使执法司法者明确：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却破坏了水源。
(五)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法治文化的建立不但要以良法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实施为目的，为重点。作为执法司法的公职人员始终处于决定和影响法律实施的主导方向。因此，作为一个必须满足法治要求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实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而建设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好、业务工作能力强、职业道德水准高、忠实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尤为重要。
(六)强化宣传教育力度，营造法治文化氛围
应积极整合社会资源，走上街头，服务群众，开展专业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工作，营造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应以“宣传法律，弘扬法治，服务民生，促进和谐”为主题，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组织开展法制宣传集中服务活动，因地制宜地组织法律咨询，法制展牌，法制文艺演出，法制灯谜，发放法制宣传资料等形式多样的“送法进万家”活动，宣传普及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便民为民富民的服务，促进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风尚的形成。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3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法治（法制）建设运动，而是与中国新一轮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综合现代化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在其中，中国法律既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自我重建，同时也承担着转型秩序的治理任务。 从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治理已经走了二十八个年头。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效果如何？有人说，中国法律取得了世纪性的进步。有人说，中国遭遇到了空前的法律信仰危机。甚至不只是法律信仰危机，更是法律治理的危机。在如此尖锐的评价分歧面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社会法律治理的评价问题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 一 评价中国法律治理的效果，首先要了解中国社会法律治理面临着哪些主要问题，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同时期的俄罗斯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等所谓“转轨国家”相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治理，至少面临着下面几个独特难题。 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且没有成功的范例。这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远比俄罗斯和东欧转轨国家更为艰难的体制构建任务，使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带有更多的探索性。 从根本上说，俄罗斯社会转轨的体制目标是告别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回归资本主义世界。中国则把所进行的改革定义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从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和历史经验来说，后者肯定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这也注定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构建会遇到许多为俄罗斯等国家所没有的难题与挑战。 目前世界上许多“转轨”或“转型”国家，一般都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都是在私有制社会经济体制内进行。中国的“轨转”或“转型”则不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者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后者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可以说，这个“转轨”或“转型”是在公有制社会的经济体系内进行的。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特征，无论从理论上讲，抑或从经济实践上讲，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在理论上是创新，即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长期一致公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教条，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即在历史上首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如何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如何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把社会主义的性质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的制度设计、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土地制度的完善、社会公共产品的规范提供等方面，走出一条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创新之路，这都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同样，中国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结合起来，在人类法律制度史上，也是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目标。按照西方经典的法治理论，法治国家只能建立在以多党制和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也就是说，法治国家只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法律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着法制，但不可能搞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是史无先例的，没有直接的经验可借鉴，其前景也不被西方国家看好。 对中国来说，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关键在于实现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的结合。必须要找到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结合点”，才能使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在前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逐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体制构架，在实践中逐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并探索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这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确立了总体的体制框架。然而，把这种体制框架变成具体可行且长期有效的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难题。比如，如何处理好执政党领导与其它合作政党的关系？如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执政党如何实现向依法执政的转变？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基本结构？等等。上述问题涉及到中国今后可能制定的政党法问题，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法律管制和国资管理的问题。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难题在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中是不存在的。 第二，与同时期的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相比，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基础更加薄弱。俄罗斯及东欧前 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欧国家地理接近，文化传统相近，自近代以来一直接受着西欧近代法制的影响，与中国相比，近现代法制基础比中国深厚。以俄罗斯为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行体制“转轨”之前，虽然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法制，但撇开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外，其法律文化与西欧等西方国家同属于现代法制的范畴。特别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转轨”之前，前苏联的法制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已经比较发达，法律文化、法律意识、守法精神均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守法意识更多地是服从皇权王法的产物，而不是出于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与信仰。二十世纪的中国，又是一个政治动荡与革命交织的世纪，是一个战乱、权力与变革运动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的世纪，对于法律的尊重与信奉始终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中国，曾经一度对法律（民主法制）寄予了无限希望。官方对法律的重托与社会对法律的向往都似乎预兆着一个良好法治社会的快速降临。然而，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启动所带来的急剧变化与秩序混乱给正处于重新恢复之中的法律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百废待兴的法律运行体系显然无力承担起治理转型秩序的重任。进入九十年代，伴随法律在制度层面的艰难进步的，不是法律治理功能的提升，而是社会腐败向法律治理机构的蔓延。法律制度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现代法治基础的巩固，守法精神的生长，而是秩序的混乱与法律理想的破灭。所以，重建法制的社会基础，依然是中国的一项长远任务。 第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大国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俄罗斯和其它东欧等“转轨”国家中，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转轨”和“转型”过程更显复杂。 以前，大多研究转轨问题的经济学理论都不加批判地假设：转型国家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整体划一地实施某种转型政策，而新建立的制度将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整个国家内部的空间，并获得相同的成效。这种思路忽略了大国内部的不平衡和政策效果的差异，也忽略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与竞争关系。人们似乎应该按照类似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到大国内部的复杂性、内部不同部分在转型过程的非协同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艰难。按照刘金国教授通俗性的“大船调头说”观点， 大国与小国转型在法律治理方略、措施、速度、时间、效果、风险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中国是一艘超大型巨轮；而中小转型国家好比是一艘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中，中小型轮船如果转弯（似转型），其速度、时间、效果、风险等运比超大型巨轮要快，相对风险比较小。而超大型巨轮要转弯，一速度不能快，二措施对头，三时间相对要长，才能防范风险的出现。如果操之过急，巨轮失偏以至倾斜甚至颠覆的危险都可能出现。大国转型，与大船调头具有类似的地方。 第四，中国的社会体制转轨同时还面临着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本身就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故而面临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不稳定”。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过程，它所进行的是单纯的体制转轨任务。相比之下，中国的转型秩序具有更多的复杂性。 上世纪90年代，当俄罗斯进行体制转轨时，经过前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为26%），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苏联农业工人也被纳入国家工资体系，享有社会保障待遇。按经济发展水平看，俄罗斯已经属于人均GDP不低于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行列。如果不考虑前苏联偏重重工业所产生的某些影响，仅就经济发达水平看，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早已告别温饱阶段的中等发达国家。所以，俄罗斯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一个体制转轨问题。 与俄罗斯的情况形成鲜明反差，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初级工业化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超过80%，人均GDP总值不超过250美元，在当时属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所以，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不仅是体制转轨问题，而且还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完成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 我们知道，无论是社会体制转轨，或是社会结构转型，都往往存在着一个社会无序化的过程。中国肩负着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任务，自然就要承受“双重无序化”的挑战。这会在法律秩序方面造成许多严重的压力，而克服这种压力的有效办法并不容易找到。举例说，在中国当 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大致每年要有一千万左右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这本身就会在许多方面给法律秩序造成诸多问题，使法律及管理方无从应对。千千万万个不熟悉法律规则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他们既容易在谋生谋职过程中遭受来自城市雇主方的利益侵害，也容易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时候以非法手段维持生计，甚至酿成犯罪。由于中国还没有完善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城农民的利益保护问题就更显得突出。相比之下，俄罗斯等“转轨”国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过程，为数不多的农业工人也享受国家的正式工资。其在上世纪后期的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会再面临类似中国的问题。 第五，中国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既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又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斗争，其国际环境甚为复杂。这也是俄罗斯等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的法律改革和秩序治理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国内问题，同时也有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因素。 在早期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与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由于世界性的普遍联系尚未建立起来，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走在了其它国家的前面，当时的其它国家很难对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改革实施有效的影响。此时西方各国的法律改革问题多表现为一国内部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秩序已经建立，世界性的交往成为现实。一国想在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条件下谋求发展已经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接受外部强势因素影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往往会改变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堀起中的大国容易受到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警惕与遏制。在九十年代的“转轨”国家中，中国是仅存不多的保持社会主义旗号不变的新兴大家，在世界冷战格局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风靡全球的背景下，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的疑虑与敌视，更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遏制。使此种局面更为复杂的因素是，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台海分割的状况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政策空间，也制约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强国的政治与法律关系。这使得中国几乎不可能进行任何带有过度“冒险性”的法律改革措施，只能在确保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稳步推进社会改革与治理。就具体方面而言，在中国的人权立法、劳工权利和农民利益保护立法、行政法和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在国际贸易规则、军事交往限制及周边国际政治军事秩序等方面，国际因素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与独特的体制转型目标，决定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八年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进程中，始终以提高经济实力、保持国家稳定为优先目标，走的是一条“先立再破”、“渐立渐破”的谨慎道路，这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先破再立”、在体制方面完全推倒重来的道路。与此相关，中国在转型秩序的法律治理方面表现出了如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秩序稳定的意义，突出法律秩序在社会转型中的意义，这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只注重转型目标、忽视转型过程稳定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俄罗斯的体制转轨，是一个政治目标导向极强的过程。俄罗斯体制转轨的实质是根本放弃原先的社会主义制度，复归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生产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其体制转轨的核心。俄罗斯的改革深受萨克斯和沙塔林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迅速推行自由市场化加私有化。萨克斯强调“长痛不如短痛”，“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沙塔林坚信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保证最出色地协调所有经济实体的活动，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布尼奇以“文明世界的市场都是可调节的”为由，反对在“市场经济”概念上加“可调节的”的限定词。俄罗斯主要执政者强调“不迅速确认土地私有制，农业的振兴就没有希望”。他们均主张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私有化越快越好。 按照此种逻辑，一种合理的制度能够自动迅速地创造出它所需要的秩序，短暂的秩序混乱是可以承受的，也会随着制度的到位而迅速消除。 中国改革设计者的思考显然不同。中国刚刚经历过社会动乱时代，政治领导人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让中国重新陷入一场由改革引发的新的动乱之中。在经历过八十年代初的短暂的政治改革热情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由经济和社会改革引发的某种秩序混乱（其主 要体现为社会犯罪和官员腐败的增长）和思想混乱，是他们用以往经验难以应付的。虽然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1982年）提出了实现社会风气三年好转的目标。但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显然需要比这多得多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如此，由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不仅没有伴随秩序治理的努力而得到根本好转，反而向着恶化的方向演变。为此，大致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稳定成为中国转型秩序治理的核心任务。在1989年前后，社会稳定在“政治稳定”这一富有特定含义的提法中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强化。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稳定”一词依然是最能够体现中国秩序治理目标的词汇。总的看来，中国在保持转型秩序的总体稳定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第二个特点，中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服务于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表现出明显的“政府推进”特征。 新时期中国法律的重建最初被视为防止再度发生政治动乱的必要措施，后来又被看成是服务和推进“四个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力手段。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探索时期，法律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是秩序治理的特点。此时的法律角色是服务性的和辅助性的，学界为此一直抱怨法律的作用过于消极和滞后。从九十年代起，法律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法律体制的任务，人们希望以新体制催生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在这中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法律运行被赋予的一项突出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社会稳定。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律又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就前后比较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对法律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前期保持社会稳定的消极性角色，因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显然不是简单地维护秩序就能够实现的，它要求法律更多地描准和解决那些根源性的社会矛盾，而这种要求在此前“保持社会稳定”的口号下，却经常是被压制下来。 无论前后期目标的变化如何，法律的独特价值并没有特别地受到尊重，人们（主要是官方）更多地看到的是法律的社会意义。因此，与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能见到的情形一样，法制的恢复与法治化方向的改革很少被视为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的一部分。 通过这些阶段性的对法律及秩序治理的要求来看，中国秩序治理表现出了很强的次序性，体现了努力把握秩序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关系的某种实践智慧和对整个社会转型进程的总体把握。法律的作用及法律改革被看成社会改革进程的有机部分，它们必须与社会总体改革进程相配合。当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如合理的行为预期迟迟无法有效地建立，在渐进式改革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平缺失和效率损失，政府自身改革的迟迟不到位，特别是支持社会长久平稳发展的政治制度框架尚待建立等等。 第三个特点，中国转型的秩序治理与大规模的法律知识普及运动相结合，是一场以国家党政力量普及法律知识、催生法律秩序、治理社会问题，以法律驾驭转型社会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这在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秩序治理中是鲜见的情况。 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初期，从1985年起，中国启动了一场为古今中外罕见的、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有亿万人接受教育的普法运动。发起这场运动的基本动机，是为了改变中国民众千百年形成的法律意识淡薄，守法意识不强的习惯，以期形成一个为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法治秩序。具体说，普法运动的动机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一种现实的动机和眼前的考虑，即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好转，在农村地区则是要克服八十年代初开始出现的相当一批村级党政组织严重瘫涣的现象，形成一个大多数群众和多数党政干部自觉守法的局面。只有这样，中国的农村经济现代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恶化的局面才有望得到扭转。另一个动机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和长远的信念，即只有人民知法懂法，才有能力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事务的权力，中国的民主法制才能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在这两方面动机与考虑中，前者肯定是更迫切和更重要的，它规定着普法运动的初始目标。 截止到2009年，中国已经实施了第四个5年普法计划。从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角度说，成效是应该肯定的。 如果不考虑社会转型秩序的复杂性，仅看法律知 识普及与秩序治理的结合，中国的普法经验是成功的，也是宝贵的。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很少听说法律的。短短二十年时间，法律知识、法律词汇、法律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得到了空前传播，法律已经大踏步地进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日常词汇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虽然中国在法律实施效果方面依然十分不理想，但已经逐步普及的法律知识正在为中国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注入新的因素，并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 三 中国在法律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大致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总体平稳，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法律治理困境。人们很难举出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为起点，但大致可以判定，这种困境以法律治理的腐败为其显著特征，在九十年中后期突出显现出来，并开始向社会各方面蔓延。 对于中国法律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可以用各种语言来描述，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法律意识不高”、“权大于法”，等等。然而，这些用语已经流行二十多年了，早已失去了其应有的警示效果。我以为，可以换一种角度，用一种量化的思路，把反映法律治理绩效的各种相关因素概括为“四个背离”。 第一、法律制度建设的加强趋势与法律绩效的低下或绩效下降趋势之间呈现出长期背离的倾向。如果借鉴经济学中的图表分析方法，人们可以把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描述成为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既有量的增长，也有水平的提升，是一种质与量共同增长的趋势。与之同时，人们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绩效评价多不乐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台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其中有许多是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如全国人大通过的严厉打击犯罪的决定，严厉打击走私的决定，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定等等。这些法律虽然在短期内收到过一些效果，但长期效果不理想。诸如此类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更严重了。“上有政策（法律），下有对策（规避法律）”以及秩序状况的起伏反复，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治理中的一个常态现象。为此，中国官方已经开始思考法律治理的所谓长效机制问题，但还没有看出明显的成效。所以，凭简单的经验判断，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加强趋势与法律绩效的低下与下降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长期背离的倾向。 第二、为建立公正有序秩序而付出的高昂社会投入与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局部性的秩序恶化之间呈现严重背离。二十八年来，中国在秩序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与同时期的其它“转轨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明显的滑坡期，经济在持续增长。这为不断增加秩序治理方面的投入提供了物质保障。法院队伍的扩张，公安机构的加强，行政执法机构的组建与强化，法律教育的快速普及，方方面面的法律治理投入得到了全面加强。然而，这些社会投入的效果是不乐观的，在一些局部领域，如经济生活秩序、公民权益维护、打击社会邪恶势力，社会秩序的局面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人们都记得，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就提出要在三年内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实现共产党党风的根本好转。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却是更为恶化的局面。秩序治理的高昂社会投入与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局部性的秩序恶化之间的背离趋势，说明法制建设和法律治理的低效率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良性的守法机制远未有效建立。 第三、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低下与制度运作的高昂社会成本之间呈现严重背离。这里所说的社会成本，是指社会公民或组织为使用法律所耗费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早在八十年代，人们说的比较多的是“无法可依”的问题。那时的法院仍按职权主义模式运行，单位体系的控制能力也未受到太大削弱，人们为解决社会矛盾或纠纷，常可相对便捷地诉诸行政的（找政府、找单位领导）或是法律的手段。九十年代以来，“单位控制”的体系削弱了，行政部门的许多职能取消了。所有问题似乎全部涌向了法院，法院诉讼方式也改革了（举证责任转移）。其结果是，中国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空前加剧。政府部门对众多的个体性社会纠纷几乎不再过问，法院管辖程序及证据规则繁琐，无力应对复杂的各种社会纠纷。这才有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所谓“法律白条”现象， 有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王斌余案件。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9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法律运行成本之高，法律维权之艰难，其严重程度已经无可复加。 第四、法律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普及趋势与法律公信力的弱化衰退趋势之间呈现严重背离。自198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的公民普法运动，从规模上说，可谓是史无前例。从农村到城市，从社会到校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阵地全面展开，常年不懈。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对违法犯罪现象打击不力，官员有法不依、野蛮执法、暴力执法，以及法律与公众道德的分裂，都使得法律的公众形象受到严重破坏。新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恐为世界各国罕见的现象，中国不少地方（包括首都北京）都出现过出售法院判决书的现象，且都是因为当事人赢了官司却拿不到赔偿，无奈中希望以公开叫卖出售判决书的方式，引起社会及有关部门的关注。更有甚者，2009年，中国湖北武汉一位五旬老汉为给受工伤致残的儿子讨回60万工伤赔偿费，不惜做出“裸奔”的举动，新闻媒体说，裸奔讨公道是继跳楼、“绑架”工头、开新闻会和持刀杀人之后的又一“创举”。 中国法律的公信力已经下降到了十分令人担忧的地步。这与中国法律知识普及的表面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法院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愈演愈烈。1986年以前，当事人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自觉履行率为70%，到了1996年，10年间债权人的申请执行率已上升到70%以上。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1999年6月份，全国法院共积存未执行案件85万件，标的金额总计2590亿元。又后来，仅2009年一年，全国各级法院未执行案件就达36万件。 1999年，中国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最高政治机构“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处理“判决执行难”这样一个具体司法问题。2009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又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上述政治动向似乎使人们看到了某种希望，然而，彻底解决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仍然需要具体有力的措施。 当然，法院判决执行难，只是中国法律公信力的缺失的一个局部缩影。在提高法律公信力方面，中国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四 如何分析中国法律制度的绩效，如何评价法律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大、也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法律制度的绩效评价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凭着个人的经验体会加以简单定性并不难，难的是用一套客观精确的方法，得出某种可验证的结论。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说，后种方法显然被认为要更可靠、更可信。 按照法律治理的量化分析思路，系统地评价法律治理绩效，甚至构建一套全面的法律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在中国仍是一项有待开拓的工作。在这方面，法学界以前所做不多，基础很弱。这类工作又不同于一般经验性的（或是规范性的）理论研究，它需要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数据采集，没有相当的经费支持、有关部门的协作及学术团队的集体努力，仅凭学者个人力量是很难完成的。 近年来，我的同事王称心副教授，一直致力于法律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并主持过《北京市依法治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项目。本书体现了她对相关理论问题的初步思考，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本书在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方面起到带动作用。 【注释】 本文是为王称心《依法治理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所做的序。王称心：《依法治理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Herrmann-Pillath《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陈凌译，www.sanhaowu.com 2008-5-21。 刘金国（主编）《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序言，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程恩富、李新、B·梁赞诺夫等:《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显然，中国最初提出普法五年计划时对于这场运动的前景是十分乐观和雄心勃勃的。1985年，中国司法行政机关曾经提出了一个《为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而奋斗》的报告，当时的国家党政重要领导人乔石在一年以后谈及这场伟大实践壮 举时仍然充满着一种自信和喜悦豪迈之情。他说：“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体人民中基本普及法律知识，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下决心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普及法律常识，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然而，第一个5年普法工作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接下来，中国又提出要用两个5年以至10个5年，长期不懈地抓下去。参见蒋立山：“中国农村地区的法治现状与前景分析”，载黄芝英主编《中国法治之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09年8月1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节目，播报了一件拖欠农民工工程款的案件。讨债的农民工工程队来自铁力市，欠债方是哈尔滨市道外区某街道办事处，迄今为止，以刘静波为首的讨债人历经11年的艰难讨要，仍然没有结果。2009年10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何鲁丽副委员长曾专门对此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法院尽快依法强制执行”，可该街道办事处就是目空一切，故意隐匿财产，人为设置障碍。不少讨债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此案件在中国许多新闻媒体上均有披露。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6月13日第13版《执行屡屡受阻 重走上访之路》及新华网《关注执行难：人为因素阻挠是主要原因》文章。参见《儿子工伤致残拿不到赔偿 老父裸奔讨公道》，来源：人民网。《工资规定、总理讨薪和王斌余案件》，资料来源：http://science.mblogger.cn/yuyu001/posts/10263.aspx。 《讨公道，只剩“裸奔”一条路？》，资料来源：人民网。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4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先进法治理念。在检察机关内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促使检察干警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去指导自己的司法实践，是当前检察机关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文章从在检察机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必要性和应该树立的十大法治理念两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工作教育活动必要性辨证关系十大理念
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提出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先进法治理念。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工作、审判工作、公安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是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适应现阶段形势的需要，是确保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需要，也是切实提高政法干警维护社会主义法治能力的需要。（1）为此，笔者针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工作中应提倡的理念就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谈点粗浅的看法，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一、在检察机关内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必要性
在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全国政法机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是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对政法队伍保持永远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和社会主义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措施，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政法机关司法工作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在法治建设和检察机关司法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前提和根基是将司法为民、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等符合和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法治理念信仰化，成为指导司法行为的自觉意识，保证司法工作正确发展方向。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实质上是用科学发展观统一司法思想的过程，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工作的必然要求。
（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法治文明是观念形态、制度形态、实践形态文明的复合体，因此，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既需要在建立法律制度、推动法律实施上着力，又要从树立法治理念上着手，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促进法治思想的普及和深入。首先，法治理念教育是法律创制和实施的先决条件。只有把人民、保障权利、制约权力、法制统一、公正司法、依法办事等社会主义微观法治理念贯穿到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全过程，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次，法治理念教育是法治现代化进程的牵引动力。只有首先推进法治理念的现代化，培植和构筑先进法治的社会根基，才能推动法律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进程。（2）
（三）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实践司法为民思想，推动检察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开放，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检察机关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我们依法维护国家及公共利益，而且要求我们依法维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求我们司法严格、公正，而且还要求我们必须司法规范、文明。因此，检察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司法思想、更新司法观念，自觉树立和落实崇尚法治、平等保护、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司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司法工作健康深入发展。
（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检察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必然要求
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在利益面前，检察干警思想上分不清私利与大义的界限，以手中的司法权力谋取私利，忘记司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的重要使命，就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3）因此，我们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检察干警的司法思想，保证我国检察工作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质。
（五）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机关司法能力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通过持续开展教育整顿活动，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司法能力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不断增强，但有的检察干警司法不规范、 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廉洁的问题仍有发生。剖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都与司法思想不端正、司法观念落后密切相关。如有的干警“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重配合轻制约”、“重司法秘密轻司法公开”、“重就案办案轻司法服务”、“重法律效果轻社会效果”等一些错误观念根深蒂固，习惯于老办法、老套路，结果导致司法不严格、不公正甚至刑讯逼供等问题和冤假错案的发生。（4）推进检察队伍建设，提高司法能力，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促进广大干警自觉端正司法思想、更新司法观念、巩固法律信念，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司法问题的发生，做到为民司法、严格司法、公正司法、文明司法、廉洁司法。
二、检察机关应着重提倡十大微观法治理念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工作中应提倡的微观法治理念之间的辨证关系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要求、本质特征和原则之间的辨证关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思想、理想、信念、观念和价值的集合体，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本规律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思想有机统一的方针和原则的总称。既然是“思想、理想、信念、观念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总称”，那么，就说明这五个方面是宏观的综合性地概括，是宏观总原则。因此，它并不排斥与它类似、近似或者相关联的其他微观原则的存在。
宏观原则，体现在一系列的微观原则之中，微观原则是宏观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宏观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是宏观原则在微观领域中的具体显现。二者之间辨证统一、相辅相成。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检察机关的广大干警应该在树立社会主义五大宏观法治理念的基础上，更应该树立以下十大微观理念：
（二）检察机关应着重提倡的十大微观法治理念
一要树立司法为民理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不仅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源头。司法为民，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对政法工作上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就是要求广大检察干警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在思想上解决“为谁司法、靠谁司法、怎样司法”的重大问题，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意识，把司法岗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平台，把司法活动作为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途径，真正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司法，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去办案。通过司法，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要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使命。具体到检察机关，就是需要全体干警树立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干警既要全面履行司法职责，依法惩治各种犯罪，监督纠正司法不公；又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不枉不纵，切实做到有罪追究、无罪保护，严格依法、客观公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三要树立崇尚法律理念。崇尚法律理念，就是要求检察干警要增强对法律精神的感悟和体认，自觉遵守法律规则，充实法律知识，认同法律价值，保护法律秩序，维护法律权威，捍卫法律尊严，追求法律理想，严格执行法律，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四要树立保障人权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人权是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5）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树立保障人权理念，就是要求检察干警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坚持打击、保护、监督、服务并重，既依法履行司法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又依法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家属、证人、申诉人、被申诉人等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五要树立法律平等理念。树立法律平等理念，就是要求检察干警要不分贫富、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国有民营、不分内资外资，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平等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视同仁地提供法律服务。（6）依法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平等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促进人们和谐相处、社会和谐发展。
六要树立法制统一理念。树立法制统一理念，就是要求检察干警在检察业务实践中要正确理解和适用国家法律，坚决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防止和纠正因地方、部门利益而破坏法治统一实施的问题。要强化司法权也要接受监督、接受制约的观念，保证司法权依法、正确、严格、规范行使。
七要树立司法效率理念。公正与效率都是法治社会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体。效率是实现法律公正的重要条件，公正是评价法律效率的基本尺度。（7）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应努力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而不应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自觉消除司法中的、拖拉作风，努力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严守办案时限，杜绝超期羁押，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涉案单位正常秩序。强化司法管理意识，运用先进理论、科学方法、规范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质量管理、过程控制和动态监督，提高司法效率。
八要树立程序正义理念。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结合，既重视实体公正，又保证程序公正，是检察工作中应当着重把握的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原则，自觉破除程序法只是为实体法服务的、程序规定碍手碍脚、按程序办事麻烦的思想，自觉防止和纠正法外程序、省略程序、违反程序等诉讼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知情权、辩护权、申诉权等诉讼权利，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
九要树立司法公开理念。检察机关应当认真落实和严格执行司法公开的规定，继续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丰富司法公开的手段和形式，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实现司法和谐。不断深化检察工作公开的形式、载体、内容，要通过便捷的最容易为社会公众所知晓的方式和途径，将公开的内容公之于众，扩大公开审查案件的范围和种类，认真落实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接受人民群众和诉讼参与人的监督。（8）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5
从人治到法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然尚未全面形成，但其中一些内容与要求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并且已经在我国政治制度的建设中有所体现。主要原则包括：1.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必然要求确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法治的主体决定的。2.法治同民主相结合。实行法治需要实行和扩大民主来保障。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同民主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就是法律制度的民主化。包括立法过程民主化、法律公开化、法律评论合法化和法律实施公正化。3.反对特权和消灭一切特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反对特权和消灭一切特权。所以这一原则是所有制度建设的最终落脚点。
二、社会主义法治一般条件与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法治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条件与要求主要包括：1.应当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从制度和程序上切实保障法律的实施。依法治国，首先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做到依宪治国。2.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一些具体法律宽泛、空洞，应该细化。还要加强立法解释，完善立法监督，及时修改或废止不恰当的法律，使之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3.应当做到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通过依法行政，正确解决政府与人民、行政权与法律的关系，确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通过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确保对行政管理的监督制约统一有效。
三、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历史作用
依法治国可以认为就是治国的大道理。社会主义法治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作用是重要地无以复加的。（一）对社会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尊重和保障个体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制度正是构建多元主体间和谐关系的基础。它消除社会主体相互之间因身份地位等人为因素带来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充分保留主体个性的基础上，使不同主体因差异而互补，因多样而丰富，实现互相以遵守法律而交往的合情合理的和谐状况。这就是法治化的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二）对精神文明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把人的自由作为基础，其核心价值理念就是遵循社会规范和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无疑对培养个体自律和公民意识、观念和习惯具有重大意义，公民的社会意识和参与精神又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法治对责任的明确认定与教育科学文化中求真的精神契合，规范教育和科学文化各步骤和各方面。（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主体的权利责任明晰化，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法律对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基础上，自由、平等参与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合同关系、信用关系的承认，是市场交换行为大范围有序进行的基础。法治保证各主体间地位和机会的平等、竞争手段公平正当，才能实现优胜劣汰，使资源合理配置，使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法治的法律化和统一化特性可以为经济打破地区、国家间的封锁，使各种商品能在统一市场上自由流动、自由结合。法律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弥补市场内在调节机制缺陷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法治社会论文范文6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治；法律体系
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在我国，“和谐社会”理念的提炼是一个逐步丰富的过程。在党的十六大上，社会和谐作为小康社会的一个内容而提出。而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五个“统筹”，贯穿其中的就是要努力实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更加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并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但是究竟什么是和谐社会，对此，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
可见，和谐社会的内涵非常丰富。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构建或实现和谐社会？我们以为，法治的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主要方式，文章的目的就在于阐明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法治体系自身的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架构作用。
二、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
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历史的资源为资治之鉴，可以知利弊得失，兴衰存亡之道。和谐社会理念的正式提出和全面阐释虽然是时代话题，但实际上，追求安宁有序、富足安康，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却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追求的梦想。
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到前500年）就提出了和谐的学说，他从数学研究出发，认为世界的统一就是万物之间数量关系的和谐比例，并且认为和谐的内涵包含着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是对立之间的和谐。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到前480年）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和谐问题上，他批评性地继承了毕氏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辨证和谐观。在他看来，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现象，并且“对立造成和谐”，和谐并不是对立面的消除，恰恰相反，和谐正是以承认对立并保持对立面为基础的，是对立的产物。“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即通过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就产生了矛盾的各种因素或者说各方力量的均衡，从而诞生了统一而又稳定的和谐。
同样，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大治，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无论是商周以前禅让制的王道之治，还是《礼运》篇“大同”的理想世界，以至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共和理想，都没有放弃建构和谐社会的追求。然而，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与西方同样有着数千年和谐追求的传统文明为什么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的近代突然变得步履蹒跚、江河日下？个中原因，固然不胜枚举，但就社会治理角度而言，统治者“德主刑辅”，“重礼轻法”的“人治”和“德治”之举实乃问题的根源所在。
其实，法治社会不等于和谐社会，法治社会本身并不等于已经建成了和谐社会。至近代，西方各国虽然普遍建立起了以法律为主要形式进行统治的社会秩序，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秩序就已经达到了和谐社会的要求。比如，困扰人类数千年之久的贫富差别问题，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涉及健康人与残疾人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问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问题，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等等，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仅仅依靠法治也无法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其中，道德和宗教等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整体先进的西方文明，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规律：法治乃是大治之本，即，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正是在此意义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突出了法律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形成中的极端重要性，把法律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与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绝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的和确实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2
三、和谐社会之法治构建何以可能——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同质性3
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协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和谐稳定的，要求社会发展是全面而又可持续的，从本质上说，它与法治社会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规则约束下的状态。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具体表现为，在政治领域中，要求权力的授受和运行代表人民的意愿，符合民主程序，权力监督制约完备有效；在经济领域中，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正确，运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要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个人自由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其形成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规则，不同类型的规则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但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法律规则。法治之所以不同于法制，就在于它不仅强调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它表征的是这样一种现代意义的秩序。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的社会，是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法律有好坏良恶之分，法治国家的法律不仅是“法律之治”，而且更是“良法之治”。而公平正义则是“良法”的灵魂，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另外，社会正义离不开司法正义，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失去了司法正义，社会正义也最终无法实现。在现代法治中，司法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而且司法裁判乃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司法的公正而具体体现。因此，司法正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在法律上就是指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使其享有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祉，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当前，在法律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方面，需要在立法上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以有利于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另一方面，要协调好个人和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尽可能地赋予个人行为自由的前提下，又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尽可能地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要维护集体的利益。对于私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原则上不进行干预。只有在当事人出现纠纷之后，国家才以裁判者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解决纠纷。在正确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保护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最后，法治保障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法治环境。充满活力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只有让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法治就是为社会营造利益受尊重、权利可诉求、竞争有秩序、成果得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四、法治框架自身的完善才能更好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法治自身框架的设计将直接关涉到和谐社会的架构，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体系内容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1、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主导法律部门，它是我国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等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基本原则，而且确立了各项法律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的规范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还包括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行为方面的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法律，特别行政区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和规范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以及有关国家领域国家国家象征国籍等方面的法律。
2、民商法。我国采用民商合一法原则。恩格斯指出民法乃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愿、平等、等价有偿、自负盈亏、诚实信用等属性的内在要求。我国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但尚不完善，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去做，比如《物权法》就有待进一步制订好。《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证券法》等在内的重要单行商事法律。其任务在于规范市场主体，规定交易活动的支付融资手段，确立减少风险的途径，制定海上运输的规则，规范资本市场等。
3、行政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需要政府的组织与推动，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管理水平，改变旧的管理方法。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对经济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由经营性的具体管理到宏观的管理，从行政隶属管理到依法定职能管理的转变，势必对政府的工作从客观上提出更多更高的新要求。因此，进一步健全行政法律制度以促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
4、经济法。经济法是指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是经济管理法。经济法是利用国家强制干预来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保障其沿着有利于全社会的方向发展。经济法大体可以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创造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我国已制定了《预算法》、《审计法》、《中央银行法》、《物价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重要法律。三是国家对重要产业和新兴产业促进的法律。这方面我们已经制定了《农业法》、《电力法》等法律。现在有必要制定诸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法》、《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法》等重要法律。
5、社会法。社会法也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主要是保障劳动者、老人、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之权益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保护劳动者，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市场健康发展。主要包含了三类法律。一类是《劳动法》、《劳动就业法职业培训法》等。二类是社会保险法，即社会强制(义务)保险法如《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失业保险法》、《事故保险法》等。三类是社会救济法。我国颁布了《劳动法》，但还有一些有关配套法律需要草拟，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因此，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势必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6.刑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还离不开刑法的保障。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和消极作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犯罪的出现。诸如违反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内幕交易罪，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罪，金融诈欺罪，商业贿赂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违反税收征管罪，洗钱罪等等。过去闻所未闻的新的犯罪层出不穷。因此，我国1997年修改了刑法，新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几十种犯罪。如不对这些犯罪严惩不贷，让贪污横行，犯罪猖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绝不可能建立起来，也绝不可能健康发展下去的。
7、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调整因诉讼活动和非诉讼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仲裁等方面的法律。市场经济运作中引起的民事纠纷，要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发生的行政争议要凭借行政诉讼了结;产生犯罪，则要通过刑事诉讼处罚。这方面的法律不仅是实体法的实现形式和内部生命力的表现，而且也是人民权利实现的最重要保障，其目的在于保证实体法的公正实施。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己臻完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同时避免太多企业破产。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包括私人企业和自然人)》、《公司和解法》、《公司重整法》等等。
［参考书目］
1、《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