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范文1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母国环境效应；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3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19
随着“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1]，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引起了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实证研究中，有关“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验结果并无定论[2-3]，这使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学界针对FDI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效应（Host Country Effect），对于母国效应（Home Country Effect）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其中，有关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寥寥可数。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全国与区域的联立方程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已跃居世界前茅，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5位，存量位居全球第17位。与此同时，与开放经济息息相关的中国环境质量好转之势初见端倪，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SO2排放量分别下降12.5%和14.3%，两项主要污染物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的总量减排目标。由此试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引致了母国的环境质量变化？若如此，其传导机制何在？这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新兴议题。就笔者所知，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所进行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应是学界的首次尝试。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而非东道国）的环境影响；第二，以中国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第三，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三大传导机制――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第四，基于区域经济模型，评估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①。
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直接影响母国工业污染，而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对母国环境构成间接影响。基于此，笔者首先构建了废水和废气的决定方程。
cod=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water）（1）
so2=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gas）（2）
（1）式和（2）式分别表示废水方程和废气方程，其中，因变量cod和so2分别表示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t）和工业废气中的SO2排放量（万t）。解释变量中，变量gdp、str、tec分别表示工业规模（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重工业比重）和工业技术（发明专利拥有项）。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假说认为人均收入增长也对环境污染构成影响[4]。本文的实证研究中，鉴于人均收入与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工业技术以及环境政策潜在的共线性，笔者采用了恩格尔系数（engel）及其平方项来作为环境质量内生需求的变量，以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还纳入了环境政策变量环境政策变量的分母为企业个数（而非工业总产值），原因在于，污染收费、治理投资或运行费用往往是依据工业总产值而设定的，且工业总产值是本研究系统模型的内生变量，相对而言，单位企业的相关情况应该可以更好的体现环境规制水平。，其中，charge表示单位企业排污费（万元/个，2010年价格），einvest表示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除以排污单位数（万元/个，2010年价格），mwater和mgas分别表示单位企业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万元/个，2010年价格）。本文假定恩格尔系数与环境政策变量是外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母国工业污染构成影响。
依据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工业规模会受到生产要素投入――劳动与资本（内资与外资）的影响，此外，贸易开放度对工业经济增长也会有相应影响。在此，本文特别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Gao（2005）基于“南北模型”的设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假说[5]。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工业规模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式3），其中，coi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本研究实证分析中，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而非流量），其目的在于考察累积至当前的外资企业规模（而非新增投资）对中国本土工业污染、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亿元，2010年价格），fdi表示三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di表示内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labor表示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万人），open表示贸易开放度（进出总额占GDP的比重，%）。
gdp=f（coi，fdi，di，labor，open）（3）
但在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比如，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往往呈现的互补关系。因此，我们进一步考虑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见式4）：
其次，本文需要在界定产业结构分类之后，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推导。基于研究目标，本文将工业划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需要强调的是，工业结构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多维的，无法简单以正、负效应来总结。一般而言，开放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中国工业内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就“轻、重”工业结构而言，轻工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基于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中国的轻工业由于劳动力价格便宜而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开放经济则应该会促进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促使产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此外，影响工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还应包括国有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等因素。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设定了中国工业结构决定方程（见式5）。除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外资（fdi）、内资（di）、贸易开放度（open）之外，方程中还包含了国有化程度（nation），表示为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城市化率（city），表示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收入差距（gap），表示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之间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third），表示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此外，中国对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本文将同样采取交互项方式处理。
str=f（coi，fdi，di，open，nation，city，gap，third）（5）
最后，本文需要依据逆向技术溢出效应[6]设定工业技术的决定方程，其影响因素从投入要素的角度来看应主要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此外，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且与区域的吸收能力有关。可见，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时，是否考察区域差异与吸收能力往往会导致估计结果差异化，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区域模型以及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来解决此问题。
（6）式中，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方程中，还纳入了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变量，其中，hr表示为工业企业中科技活动人员数（万人）；变量rdnew表示新产品研发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trans表示技术改造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
rdimp表示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buy表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
tec=f（coi，fdi，di，open，hr，rdnew，rdtrans，rdimp，rdbuy）（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含有五个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基本模型），请见表1。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的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吸收能力效应等机制，本文进一步设立了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外生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的拓展模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检验
2.1 基本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3SLS方法估计了基本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从全国范围内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增加2.192%；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化学需氧量的影响不显著（估计参数为-0.012）；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提升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减少1.044%。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SO2会增加1.595%；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SO2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重工业比重每上升1%，工业SO2会排放量增加2.794%；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上升1%，工业SO2会下降0.555%。就全国层面的环境影响而言，消极的规模效应和积极的技术效应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都较为显著，但是，结构效应仅在废气方程中显著，而在废水方程中不显著。
从区域模型来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除了华南地区），其中，工业规模的估计参数在华北和华东模型中较高（分别为2284和1661），在华南、华中模型中较低（分别为0327和0467）；其次，工业结构对化学需氧量的影响方向存有显著差异，其中，重工业比重会显著导致华北和华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5539和6828），却促使西北和西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显著下降（估计参数分别为-11631和-2958），此外，工业结构对华东、华中、东北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可以促使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下降（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与此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却会致使另一些区域的化学需氧量上升，比如，西南、华南和华中地区化学需氧量对工业技术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521、0238和0156，可以认为工业技术革新并不必然伴随着水环境的质量改善（特别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同样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其中，估计参数较高的同样为华北和华东（与废水方程结果相似）；其次，重工业比重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除了西北地区）；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会促使工业SO2下降，但是，在西北和华南地区，工业技术进步却导致了工业SO2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0352和0348）。从区域层面看，工业规模增加、重工业化倾向往往导致工业废气污染上升，此外，工业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伴随着工业污染（废水或废气）的下降。特别对于缺乏有效环境规制的落后地区，工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变迁往往与企业利益相连，却并不必然带来节能减排效应。
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区域层面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将进一步呈现复杂性：
（1）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内资、劳动禀赋、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条件下，规模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估计参数为0050。但是，在区域层面的估计参数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变量log（coi）在华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0042），但是在华东、西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却为负数（分别为-0054和-0034），在其他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看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土工业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效应，但是，区域层面的具体结果却并无定论，相对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华东和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2）在控制了国有化、城市化、收入差距、第三产业发展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本文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估计参数为-0021）。从区域层面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华北及华东地区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而对其他地区工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基于比较优势因素，而促使本土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这一结论在区域间的影响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作用程度不同。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源自华北与华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例如，首钢在秘鲁进行了大量的铁矿项目的投资，用以弥补国内铁矿资源的短缺。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发展时期，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的硬性约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会长期局限于资源密集型行业与轻工业，这符合国际投资的一般发展规律――由资源开发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
（3）在控制了外资、内资、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条件下，技术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全国模型中，变量的log（coi）估计参数为0053，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区域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技术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其中，变量的log（coi）在华南、华北的区域模型中估计参数为正、且显著（分别为1580和0078），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在东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为-03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我们发现，在东北区域模型中，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rdimp）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新产品研发经费（rdnew）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与其他区域模型存在明显差异。笔者认为，东北地区对国外直接引进技术有较高依赖性，自主创新的实力相对较弱，同时，东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更趋向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或产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总体看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但伴随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2.2 拓展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进一步估计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略去了估计结果，拓展模型与基本模型的结果对比由下一节的情景模拟展示）。为了保障拓展模型的稳健性，笔者基于变量共线性、内生性等特征，进行了大量的模型调试；此外，笔者还采用了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同样展示了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内资、FDI、外贸等变量交互项的重要性，且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
在废水与废气方程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相一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此，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就全国层面而言：①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open）的交互项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分别为-0.105和-0.048；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在10% 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为0.028；此外，变量log（coi）与log（labor）的交互项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认为，在保障工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吸引FDI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②在工业结构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fdi）、log（nation）、log（city）、log（gap）交互项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030、0.115、0.131、0.098，可以推论，在国有化率与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轻化的积极影响往往会受到严重抑制。③工业技术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高；在技术引进及消化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较高；但是，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低。可以认为，以人力资本和引进消化吸收经费为表现的吸收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的贡献；但是，以购买国内经费为表现的自主创新能力，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负向作用。
从区域层面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比如，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内资企业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华南、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其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对西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却很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及西南地区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工业就业水平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在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方程中，交互项估计参数的区域性差异同样明显存在，本文不再赘述。
3 情景模拟
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终端影响，本研究采用了样本内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分析。依据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模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上升1%的情景下，工业规模（gdp）、工业结构（str）、工业技术（tec）的相应变化，以及对工业化学需氧量（cod）、工业SO2（so2）的终端影响。其中，笔者进一步将终端影响依据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传导进行了细分，估计结果见表3。
由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每上升1%，会导致全国工业总产量（gdp）上升0.050%，重工业比重（str）下降0021%，工业技术（tec）上升0053；工业化学需氧量（cod）上升0055%（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110%、0000 3%和-0055%）；工业SO2（so2）微量下降0009%（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080%、-0060%和-0029%）。可见，就全国层面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规模增长效应，与此同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工业结构轻化效应并未足以抵消规模效应所引致的消极环境影响，综合上述机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全国层面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上升，工业SO2排放量微量下降。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环境效应是不确定的（参见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华东和华北是受益地区，但其受益机制有所不同：在华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本土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了结构轻化和技术进步；在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拉动了区域工业扩张并导致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但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特别是后者）的综合效应显著超越了工业规模对工业污染的负面影响。可以认为，华北模式更加值得推崇，因为对外直接投资在实现其积极环境效应的同时，并不以牺牲母国工业经济增长为代价；相对而言，华东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倾向于污染产业转移，在实现工业污染下降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本土工业经济规模的缩减。
其次，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是受损地区。情景模拟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的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量将同时上升。我们发现，这四个地区的受损模式也不尽相同：在华南地区，规模效应不显著（对化学需氧量及SO2排放量的规模效应仅为0006和0005），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工业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对华南地区工业污染的影响却是正向的（与预期不符），基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本文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负向、负向；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正向、负向。与上述假定预期方向相反的影响机制，被视为“非期望传导”，比如，若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构成正向影响，则可视为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这导致了华南地区的废水与废气污染同时上升；在华中地区，废水污染上升主要源自规模效应以及非期望传导的技术效应，废气污染增加主要因为消极的规模效应超越了积极的技术效应；在东北地区，虽然规模、结构、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与预期基本相符，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使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并抑制了技术进步，而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值超过了规模效应，这导致了消极的环境结果；在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入了工业规模、轻化了工业结构、促进了工业技术，但是，西北地区的工业结构轻化却往往伴随着工业污染的上升（变量log（str）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估计参数皆显著为负），而且，西北地区的技术进步同样伴随着工业SO2污染的上升，基于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致了对环境不利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相对而言，西南地区是部分受损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西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进了其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了西南地区的技术进步。西南地区废水污染上升，是由于西南地区轻工业的化学污染排放量更加严重，加之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技术进步会促使化学需氧量增加），在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综合影响下，西南地区的废水污染更加严重。我们还发现，西南地区的规模、结构、技术效应都是有利于工业废气污染减少的，该效应主要源自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工业规模缩减、重工业比重下降与工业技术进步。
笔者认为，如果进一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吸收能力、对内资与外资企业的挤入、挤出效应等），拓展模型的模拟结果则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参见拓展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受益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北与华东，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华东与华中。华北由受益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控制了国有化程度、贸易开放度、城市化率、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等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情景下，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显著递减（由基本模型中的-0.029变为至拓展模型中的-0.001），这致使结构效应显著下降，在华北地区的废水方程中，环境友好型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和，未能超越环境损耗型的规模效应。此外，华中地区由受损地区变成了受益地区的原因在于，虽然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中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控制了诸多交互项影响的条件下，华中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结构、技术的影响方向全部由正变负，在拓展模型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会促使华中地区工业规模下降、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工业相对技术水平下降（这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截然相反）。
其次，受损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仅余下拓展模型中的东北。其中，华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微量减少、废气污染上升）的原因在于，尽管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南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效应、就业效应交互影响的条件下，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及结构的影响方向发生了逆转，由基本模型中对规模的正向影响（0.019%）、对结构的负向影响（-0.041%），变为拓展模型中对规模的负向影响（-0.214）、对结构的正向影响（0.023）。此外，西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废气污染减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控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差距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由基本模型中的负向影响（-0.005）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微量正向影响（0.001）。
此外，与基本模型的模拟结果相比，拓展模型中仅有西南地区的估计影响保持一致，仍然表现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增加、废气污染减少）。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估计结果显示：①与基本模型相比，规模、结构与技术对污染的影响方向虽然并未发生系统性改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方向或程度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诸多控制变量的显著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内资替代效应、吸收能力等），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估计结果应优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②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可见，以往关于FDI的实证研究所假定的经济参数在区域间是一致性，必然会导致估计结果可信度下降，本文认为，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必须考察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③总体看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还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技术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应是受损地区需警惕的重要问题，如若“走出去”投资战略所换来的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并未与节能减排挂钩，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所谓的结构优化效应必然会危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认为，中国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将污染产业向国外转移的难度较大，“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此并不成立。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国别与产业分布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投资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香港、欧盟、澳大利亚、美国，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中，香港占56%、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9%、开曼群岛5.1%、卢森堡占4.7%、澳大利亚占2.5%、瑞典2%、美国1.9%、加拿大1.7%、新加坡1.6%，这9个国家（地区）投资流量皆在10亿美元以上，占到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84%；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九成流向非制造业，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44%、金融业占12.5%、批发和零售业占9.8%，采矿业占8.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2%，而制造业仅占6.8%。以中国最大的投资体――香港为例，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2010年投资流量385.05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6%，其行业构成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30.8%，金融占227%，批发零售业占17.9%，采矿业占10.3%，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9.4%，房地产业占3%，制造业仅占2.6%。可见，从投资区位和行业看，我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很难主动转移过去。
本研究还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①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中国所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基于比较优势原则而进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促使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倾斜，而这些行业的工业污染相对较少（特别是废气污染），相应的结构优化效应往往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环境效应。②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研究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部分区域范围内是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种尝试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间接通过提高中国技术进步率，提高能源和原材料利用率，减少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工业污染。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污染产业可能在国内产业梯度内转移，由于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未必能从中受益。从区位视角看，吸收能力、基础设施配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都会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特别重视向发达国家投资可能带来的投资拉动（investingup）效应，因为东道国较高的环境标准会促使母国企业模仿与学习，实践同样证明，投资绿色环保产业与技术，不仅可以促使母国企业国际声誉与财务绩效提升，还可以减少环境事故所带来的企业声誉受损、环境惩罚成本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综上，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型领先技术为导向的对外投资政策，应是中国“赶超战略”下实现企业先发优势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ani M， Wheeler D.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9，（2） ： 23-34.
[2]应瑞瑶，周力. 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 财贸经济，2006，（1）：76-81.[Ying Ruiyao， Zhou L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hina Based Econometric Data Analysis[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06， （1）：76 -81.]
[3]许和连，邓玉萍.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J]. 管理世界，2012，（2）：30-43.[Xu Helian， Deng Yuping. H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ed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J]. Management World， 2012， （2）： 30-43.]
[4]Grossman G， Krueger A. Ec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 353-377.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矿床 地球化学 勘查 普查
中图分类号：P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8（a）-0036-02
1 勘查地球化学的理论基础
勘查地球化学的理论基础是成矿物质在成矿过程中，在围岩中留下元素运移轨迹或在成矿以后，通过分散在四周岩石、土壤、水系沉积物、水、植物及气体中形成各种类型的地球化学分散模式，根据这些元素变化轨迹或分散模式去追踪和发现新的矿床。这一理论基础的体系可以从下列经典著作或出版物中得到体现。
1977年前苏联A1Beus和S1V1Grigorian的《矿床地球化学勘查方法》一书系统阐述了原生晕找矿方法和原生晕分带理论以及利用原生晕找盲矿所取得的辉煌成就。1979年谢学锦的《区域化探》一书对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2000年王学求和谢学锦所著《金的勘查地球化学）理论与方法#战略与战术》对金矿地球化学勘查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 1970年国际《地球化学勘查杂志》的创刊，使得勘查地球化学家可以更深入地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广泛地传播勘查地球化学知识。
近几年以来，我国勘查地球化学的专家在地球化学填图、深穿透地球化学与隐伏区矿产勘查、巨量金属聚集与大型矿集区定量识别与评价、难识别类型或难识别矿种勘查、地球化学块体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推动勘查地球化学进入到新的一个理论阶段。
2 勘查地球化学历史回顾与发展形势
勘查地球化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历经70多年的发展，已经从矿产勘查从属地位的一种战术手段上升到能够左右整个矿产勘查全局的战略地位，并且从一门经验或技术，发展成为一门地学分支科学。
近十多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勘查地球化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它也面临如下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全球各种介质中的地球化学基准与全球地球化学填图。（2）隐伏区三维地球化学分散模式、深穿透地球化学与隐伏区矿产勘查。（3）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与推广。随着较大比例尺矿产评价工作的开展和新领域的开拓，现有的方法技术尚存诸多问题，需要分类进行专门研究，以推进化探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例如，难识别矿种或难识别类型的地球化学勘查与评价方法；巨量金属的聚集机理、地球化学块体与大型矿集区或巨型矿床的定量评价。（4）资料的合理利用与开发。（5）知识及观念的更新。（6）管理体制等问题。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针对资料利用、项目管理、人员素质、组织协调等问题，管理工作也要随之进一步改进。
3 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3.1 区域地球化学
我国的区域化探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一套基本工作方法。近几年，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和地球化学基准等区域性研究课题，仍是国际上的热点。专家们普遍认为，我国76种元素地球化学填图的试点已取得初步成果，坚持做下去，其意义将不亚于“门捷耶夫元素周期表”。
3.1.1 区域化探资料利用率偏低
我国自1979年开始/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0（即地球化学填图），采样密度从1个样/km2至1个样/几百km2，覆盖面积从几千至上百万km2。这些巨大的面积以及所提供的巨大信息为新矿床的发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海量”数据及资料没有达到共享机制，不利于广泛的利用和深入研究；资料的利用程度较低，找矿信息未充分发掘，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基础地质、环境地质问题等方面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1）在战略上将全国地质工作的战略部署、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变化放在一块考虑，以1∶500万～1∶1000万比例尺，把区域化探资料与基础地质、构造作用，以及全球尺度的浅表部和深部地质作用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大课题来研究，可为基础地质提供更多新的信息。（2）把化探资料的区域背景与地球块体、不同构造区、大的成矿带联系起来，从地球演化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在地质理论和基础研究中发挥作用。（3）在区域成矿作用研究方面，过去利用的元素少，偏重于研究局部异常，很少从大的成矿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把区域化探资料与地质和物探很好结合起来，从成矿系列的角度反映大的成矿战略区。据资料介绍，近期在/三江0地区所作的勘查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这种做法很好地反映成矿系列的空间分布规律，将成矿作用研究提升到了新的层面。（4）在地质填图中解决地层、构造等问题，这种工作已有了新的开端。（5）在环境、农业、林业、牧业等方面的应用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3.1.2 方法技术的改进是实施各种战略的保证
（1）区域性地球化学资料的采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特别是覆盖、浅覆盖和中覆盖地区的信息采集需要很好的解决。目前，我们已经研制了深穿透方法、活动态、地气法等方法，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研究。（2）测量数据的真实、可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按照目前的规定及规范来执行，取得的成果有时与测区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冲突，甚至严重冲突，这涉及到野外采样的方法技术问题。（3）我国森林沼泽区的工作方法已做过6次研究，总的看来，理论研究程度较低，在如何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填图、找矿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行规范只是从地球化学角度制定的，没有考虑其他方法的综合应用，应该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路子。（4）对于一些特别的地球化学勘查新方法，包括野外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应给予支持，以利其发展；对新方法的研制，在局部试验与面上推广之间，应该设立过渡性研究，以便进行验证和完善。（5）新方法的研制应该做到方便、实用，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在区域和局部工作中开发的一些新方法，如金属活动态、地气法、偏提取等，科研单位尚可使用，到了生产单位和生产实践中，问题就很多。
3.2 矿产地球化学勘查
矿产勘查仍然是我国化探工作的主要任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图1）
3.2.1 开展与区域化探扫面相衔接的大比例尺矿产评价工作
区域化探扫面统计资料显示，自“六五”以来，区域化探完成646万km2，1∶5万化探完成121万km2，更大比例尺化探完成11.8万km2，三者的比例是83∶15.5∶1.5；自调查局成立以后，区域化探完成53.6万km2，1∶5万10万km2，更大比例尺017万km2，三者的比例是83∶16∶1，两个时期的比例大体相同。从矿产勘查的角度说，1∶20万以小比例尺工作是“战略布局”，1∶5万工作是“短兵相接”，更大比例尺工作才是“刺刀见红”。
3.2.2 研制1∶5万矿产快速评价技术
与1：20万工作相比，1∶5万评价有其特殊性。由于工作区缩小，干扰因素和景观特点变化，沿用内地的和区域上的工作方法可能会出现问题。东天山和冈底斯带的试点评价工作表明，在一个成矿带内，景观有差异，工作方法不一，所获资料的真实可靠性难以判定，给1∶5万化探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与区域化探工作和更大比例尺化探工作相比，1∶5万化探工作的难度要更大一些，应该有细致的方法技术研究。此外，1∶20万化探测试了几十种元素，检查了几万个异常，但80%的精力放在了找金矿上，其余信息远远未能充分利用。由此可见对1∶5万矿产快速评价技术还相当薄弱，在今后一段时间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3.2.3 1∶5万化探方法技术研究课题设置
对1∶5万找矿，可以划分三类地区进行研究。
（1）东部中低山丘陵区，工作虽相对容易，但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只依赖于经验模式，漏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2）干旱半干旱荒漠区，主要指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所发现的面积大、含量低的异常应很好评价；（3）西部高寒深切割地区，这里的1∶5万异常评价方法还不很成熟。
建议在三类地区各选3～5个省作试点，把1∶20万评价得出的所有异常都做三级查证，做完以后再做1∶5万工作，逐个进行评价。把1∶5万工作阶段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提高1∶20万资料的利用程度。
3.2.4 隐伏矿勘查和危机矿山深部找矿
寻找隐伏矿是矿产勘查的热点之一。近些年来，国内外正在积极研究深穿透地球化学找矿方法，识别大型和巨型矿的地球化学定量方法。就我国东部而言，虽然工作程度已较高，随着工作深入和观念更新，仍有可能找到新的隐伏矿床。危机矿山的深部找矿，也是一个急迫课题。在这方面，我们以往开发过不少技术，如原生晕、构造地球化学、热释汞、卤素、相态分析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这些研究工作进行得较为零散，缺乏系统和持续的研究和应用，应该采取措施继续给予支持。
3.2.5 难识别矿种或难识别类型的普查评价
勘查地球化学的特点就是它借助于分析技术，可以有效识别肉眼无法识别的矿床类型或矿种，过去在发现难识别矿种或难识别类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现在依然有些新的难识别矿种或难识别类型矿床，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找矿技术的突破。如砂岩型铀矿、黑色岩系中铂族元素矿床、稀有分散元素矿床和油田中伴生金属矿床等。其中黑色岩系区的资源调查，除找铀、钼、钒、稀土外，寻找复合微肥也有很大的生态意义。
3.2.6 境内外矿产对比和勘查
近几年，有些专家指出：应加强境内外矿产对比和勘查的问题研究。如彭齐鸣专家明确指出：我国化探技术位于国际领先水平，应加强境内外的对比研究工作，特别应注重与周边国家，如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东南亚等国家的化探交流和学习，加强与境内外化探工作的对比和方法技术研究。
4 结语
（1）应该把勘查地球化学数据共享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80年代以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化探数据，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难题之一就是没有共享机制。建议划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地调项目内部使用、国家使用、商业使用等，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使用办法，形成一个机制或制度。（2）规划课题设立和成果评审应强调前瞻性、创新性，对那些“成果已经装在口袋里”的项目，不应再予立项。（3）在化探的各个应用领域中，应从立项开始，鼓励和引导化探与地质、物探、遥感及其它相关学科开展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砂岩；软弱夹层；成因；措施建议
中图分类号：F470.1 文献标识码：A
1 绪论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发展，高、重、深建筑物不断增多，因此对拟建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越来越趋向于“精”、“准”、“细”。在鹰潭市信江区公租房拟建19#楼岩土勘察中，在强风化岩层中，钻探取芯出带有灰黑色条纹的棕红色全风化砂岩，岩芯呈土柱状，埋深20~35m，厚度2~19m不等。全风化砂岩分布范围较小，形状呈椭球状。在鹰潭市军民路公租房拟建1#楼岩土勘察中，在中风化岩层中，钻探揭露紫红色全（强）风化山岩，岩芯呈土柱状、砂土状、碎块状，埋深,10.8~24.3m，厚度1.9~26.7m。分布范围较大，形状呈条带状。软弱夹层的存在导致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变差，尤其对高层建筑的基础方案的设计明显不利，导致工程费用显著提供。
2 软弱夹层的工程地质研究
2.1 软弱夹层的成因类型与分类
软弱夹层是地质历史的产物，与成岩条件、构造作用和地下水活动等密切相关。按其成因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原生型、次生型和构造型。具体成因说明详见软弱夹层成因分类表（表1）
软弱夹层成因分类表 表1
2.2 软弱夹层不同成因的区别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2.2.1 不同成因的相互区别
原生型（包括原生构造型）与构造型软弱夹层的区别在于：①原生型厚度软薄而构造型厚度变化很大；②原生型一般只限定一种岩性而构造型可通过几种岩性；③原生型大都产状变化小，一般不相交，而构造型倾角变化大，有时各层彼此相交。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软弱夹层，不少属于综合作用成因。
2.2.2软弱夹层对工程的影响
通过多个工程软弱夹层的成因分析，积累了较多经验。在鹰潭市信江区公租房拟建19#楼岩土勘察中，在强风化岩层中，有5个孔钻探取芯出带有灰黑色条纹的棕红色全风化砂岩，与其他钻孔揭露的全风化砂岩仔细对比，地质特征明显不同，可断定软弱夹层。主要区别详见鹰潭市信江区保障房软弱夹层工程地质特征对比表（表2）。结合2008年本工程附近的杭长高铁补勘揭露的软弱夹层的分布特征，可断定本工程的软弱夹层成因属次生型。
在鹰潭市军民路公租房拟建1#楼岩土勘察中，在中风化砂岩中，有三个钻孔钻探揭露紫红色全（强）风化砂岩，与其他钻孔揭露的中风化砂岩地质特征明显不同，可断定为软弱夹层。主要区别详见鹰潭市军民路公租房软弱夹层工程地质特征对比表（表3），分布宽度较窄，形状呈条带状。结合贵溪幅工程地质图，场地有北偏西530正断层，断层倾角450。综合确定鹰潭市军民路公租房拟建1#楼的软弱夹层成因属构造型。
鹰潭市信江区保障房软弱夹层工程地质特征对比表表2
鹰潭市军民路公租房软弱夹层工程地质特征对比表表3
3 工程勘察措施与建议
3.1工程勘察措施
软弱夹层，尤其是连续性强，倾角小于30°的软弱夹层，对工程基础的抗滑稳定影响严重。陡倾角的软弱夹层对工程基础的影响较小，但数量多，累计厚度大，对变形也是不利的。此外，对高层建筑、深基坑边坡、地下洞室的稳定，影响也很大。
为了保证勘察的精准，针对不同的软弱夹层成因、发育范围及强烈程度，采取不同的勘察措施。发育范围较小、发育不强烈的软弱夹层，可以依照勘察程序，通过初勘、详勘逐渐掌握情况。如地质情况仍达不到的工程精度，可结合具体设计基础要求，扩大勘察范围或加密钻孔，如根据设计桩位，进行逐桩勘察。发育范围较大、发育程度强烈的软弱夹层，可以通过增加勘察程序，多种勘测方法综合利用，查明地质情况。如增加地质调绘了解初步情况，指导勘察方向；增加施工补勘阶段，详细查明特殊部位岩土特征。采用物探、钻探、原位测试、工程试验等多种方案综合利用，精准查明工程软弱夹层的地质特征和工程力学特性。
3.2 工程措施建议
针对软弱夹层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工程方案。发育范围较小、发育不强烈的软弱夹层，可通过多种设计方案优选后，经工程测试后确定。发育范围较大、发育程度强烈的软弱夹层，将会造成工程造价高昂，首选科学合理地避让方案。在无法避让的情况下，可通过适当降低设计高度或经济合理的基础处理方案改善工程岩土力学性能，设计方案应经充分论证后选用。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水工环;图件类别;编制方法
cartography of hydrological-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geology maps
dong hua,zhang fa-wang,cheng yan-pei,gao yun
(the institute of hydr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cag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abstract:it′s a good means to trac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address cross-border regional hydrological-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geology issues and find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systems by intercontinental and cross-border mapping with small scales.the study of groundwater resource,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for one nation or major economic areas (zones) is also the truth.in order to provide the straightforward hydrological-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geology information with 4-d to the readers, the classification,main contents of hydrological-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geology maps have been elaborat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ulti-level,multi-objective,multi-fact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p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jor geological survey form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key words: hydrological-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geology；map classifications;cartography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简称：水工环）系列图件，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服务领域十分广泛，是一个庞大的多目标、多层次、多因素叠置的多维研究体系。高俊院士把地图定义为：地图是用符号表示的地面的概化了的图形，它必须经过数学变换来建立在平面上。地图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客观存在的结果，可以反映各种自然、社会现象的空间分布，也当作人们认识和研究客观存在的工具，去获得新知识［1］。地图不仅是地学、生物和环境科学等区域性学科调查研究的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且是各学科、各部门总结规律、分析评价、预测预报、区划规划和决策管理的重要手段［2］。地图表达的时空跨度大，既有全球性、区域性和局部性层次区别，也有古地史与现代时域上的差异；从服务对象上又可分为科普性、管理与规划性和应用性；图件有大、中、小比例尺的区分，其表现形式上，既有纸介质的平面图、剖面图、统计图，又有电子数字图、可视化图等种类繁多。由于水工环图件种类繁杂，服务层次有别、对象不同，编图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同。地图学专家廖克指出：地图学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学科，容易忽视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地图学的理论与方法往往来源于地图编制实践，但必须从大量的地图编制实践中，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经过系统总结和概括提炼，形成一定的原则和规则，又用其指导地图编制实践［3］。因此，有必要探讨水工环图件的类别划分、编图主题与内容，图层要素的逻辑关系，文字报告与附图、插图以及图件与说明书的匹配关系。阐述大区域、大尺度与大系统小比例尺水工环系列图的编制的意义，提升重大地质调查成果的集成表现形式，对于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行业的需求和促进学科发展是十分必要。
1 水工环图件的类别划分
按地图内容可分为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地形图和普通地理图。后者分为自然地图和社会经济地图（人文地图），必要时还可分出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环境地图。环境地图包括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疾病与医疗地理等部门专题地图。水工环图件在地图大类中属于专题地图。由于水工环工作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中非常重要，随着水工环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各学科间交叉渗透，对水工环图件用途和内容提出多方面要求，成果图件名目在增多，水平要求更高，服务的领域也在扩展，长期以来，缺乏系统分类，编者感到迷茫与困惑，用图者来至于不同方面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因而，图件类别的划分对编图选题与应用效果都会有帮助。
1.1 分类原则
水工环图件的科学性，是以图形表征水工环学科内涵与外延，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创新与发展；其实用性主要是针对用户的需求而言，按服务对象，读者层次给予区别，提出下列分类原则。
①科学性与实用性目标明确的原则。
②基础性与专题性有别的原则。
③用途与内容一致系统分明的原则。
④图面层次有序逻辑性强的原则。
1.2 水工环图件的类别划分
面对大量的水工环图件，按照上述分类原则、编图内容和服务性质与层次，做出如下5种分类。
①基础性图件。是以传统地学为基础，编制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基本内容为主的图件，阐述各自主题条件类型，分布规律及主要特征，包括：岩相古地理图、第四纪地质地貌图、岩土体类型图、可溶岩类型图、水文地质图、工程地质图、环境地质图、岩溶环境地质图［4-7］…等。
②专题性图件。是强调突出与深入地反映某种或多种要素和现象，以专门性水工环研究为出发点，体现水工环调查评价结果为主，选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更注重于资源与功能的针对性，在应用方面更侧重于工程开发、建设与区划的专项论证，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主要有：地下水资源图、地下水富水程度图、水文地质参数分区图、地下水供水适宜性图、地下水等水位线及埋深分区图、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图、地下水潜力图、地下水应急供水水源地、土壤包气带埋深分区图、地下含水系统调蓄能力图、地下水水质评价图、水文地球化学图、地下水化学类型图、地热资源图、热矿水分布图，工程地质分区图，岩土体结构图、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及保护图、建筑地基地质环境适宜性图、建材资源图、特殊类土分布图、矿山环境地质图，地质旅游景观资源图［4-8］…等。
③特殊性（问题）图件。是指与人类工程活动有关的环境地质负面效应的图件,具有警示作用，具体反映地质灾害、环境地质问题等的分布、成因、发育发生规律及其评价，预警与防治措施等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地下水诱发危害图、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图、土地荒漠化图、土壤盐渍化图、地下咸水分布图、原生特殊化学元素（氟、碘、铁锰、砷、酚、氰、铬、亚硝酸盐、氡等）分布图，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等）易发性分区图、地质灾害分布图［7］…等。
④资源与环境安全保障性图件。评估反映地质环境质量优劣、资源数量多少，对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为国土规划与整治、生态建设、功能区划、区位经济发展功能定位提供决策依据。包括：地下水保障程度图、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图、地下水防污性能图、地下水供水安全保障图、地质灾害危险性图、地质灾害评估图、地质灾害预测预报图、土地利用地质环境风险预测图、地质旅游景观资源开发与保护图、地质环境功能区划图…等。
⑤政府宏观决策性图。是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及行业部门服务的图件,大致包括：国土规划与地质环境和谐建议图、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建议图、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恢复建议图、经济区（带）与地质环境功能和谐建议图、社会经济发展与地质环境管理建议图、环境地质远景工作建议图、水工环（阶段）工作部署图［11］…等。2 编图主题与内容及图层要素的关系
根据上述水工环图件的类别，传统的基础性图件编图主题明确，表示内容及方法规范；而专题性、特殊性图件选题存在多元化问题，应该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目标，表达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资源与环境安全保障性图和政府宏观决策性图，是在专题性图件基础上，经过对问题的归纳分析综合概括，提升到为更高层次服务为目的，要具有前瞻性。针对专题性、特殊性图件及其编图主题与内容及图层要素的关系，作出以下分析与探讨，以便提高用图效果。2.1 选题方法
水工环系列图的选题应本着问题为导向，目的优先，服务对象层次有别，即：找准问题、科学评价、用户对口、警示未来、保障持续为选题原则。编制水工环系列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容了不同内容、不同功能、不同设计阶段、不同部门所需要的水工环资料、评价结论和决策建议图件,其数量多少和选择的图件种类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原则上以能回答和解决规划和设计方面提出的问题为准。其编图选题内容也不尽一致，有围绕全球水循环与地下水形成与演化为目的，研究水-岩相互作用、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地下水环境演化…等；有围绕地下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与保护为目的，研究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防污性能、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的污染、地下水诱发危害…等；还有围绕国家和地方各类工程建设，开展岩土工程地质适宜性评价，地质环境质量评价，地质环境监测，地质灾害预测预报…等。
2.2 编图主题与内容
水工环系列图是由系统的专业数据资料，通过水工环专业内容与测绘信息、数据库系统的转换与连接，基于各类空间数据的地图编辑，来丰富其内涵与外延，拓展系统功能和图面表现形式，反映出资料数据化，平台多元化，形式多样化，从中提取命题所涵盖的各层次的内容，实现主题突出，内容鲜明的图件，才会有所创新。例如:地下水环境系列图，大致可以归纳为:地下水的环境优劣、质量的好坏与利用适宜程度评价,地下水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引发的负面效应,地下水环境时空演变等综合研究结论。不同编图主题目标可以编制出不同内容、尺度和形式的地下水环境图件，往往出现主题与内容不符，容易混淆不清，仅就一下几种图作出简要提示，如：地下水化学环境图，是在不同的水文地球化学作用条件下，所形成的水化学类型及其水中化学组分总量空间分布特征和规律；地下水水质图，是以《饮用水水质准则》或《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出地下水质量级别，衡量水的质量优劣；地下水污染图，是水质现状与背景值比较，评价地下水遭受污染的程度，与地下水水质图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地下水防污性能（脆弱性）图，所强调的应该是浅表层岩性的阻隔污染物质进入含水层的能力，还有地下水的自净能力为主要内容；地下水供水质量适宜性图，则是参照我国不同供水目的所对应对的质量标准，从适宜性与安全性及利用方式作出评价。
2.3 图面形式与图层要素的关系
水工环专题图件必须在明确主题及专题内容的前提下，以专题内容提取成图信息，了解用图者的需求，研究不同层次读者对图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与视觉效果，经过归纳整理转化成图形语言，设计图例系统，确定图层要素主次关系，图层属性与图面表达形式在逻辑关系上要一致，并且有系统完整的数据库作为数据支撑，才能满足不同层次用图者的需求，图面内容既简捷、易读、易懂、感染力强，又有属性明晰和数字内涵丰富的数据库支撑系统，更便于信息的提取，重组生成新的图件，实现动态管理的效果。
3 小比例尺水工环系列图编制展望
3.1 洲际与跨界水工环系列图编制
李廷栋院士在归纳国际地质编图特点和发展趋势时指出:一是由专业性图件向实用性图件发展；二是由单一地质类图件向多学科系列图件发展；三是由地区性、部级图件向洲际及全球性图件发展［8］。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对全球变化所指的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地荒漠化、生态环境恶化与灾害事件频发的记录，水资源严重短缺。亚洲存在许多重大地质环境问题，急需开展洲际地质环境问题研究，编制地质环境系列图件，如：周边国家水资源开发造成咸海严重萎缩，中东为水而战；水污染事件频发，引起各国普遍关注，水、土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不和谐现象，已经构成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需要从地质环境功能做出科学判断；研究气候变化对亚洲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影响；周边国家人类工程活动矿业开发的环境地质问题；跨界水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效应，需要作出战略性对策研究。因此，探索水工环学科新的学科增长点和结合点，拓宽研究领域，编制多维的现代水工环系列图,都存在跨界综合编图的问题。即：从地域上有全球、洲际、国际跨境流域、国家、地区、大流域、城市群到经济功能区…等的跨界；从构造地貌，地质结构而言，又存在不同地层单元，乃至地下含水层的跨界；时间系列上又有地质时期、古代、现代的跨界等。同时，还有学科之间跨界的横断科学。
跨边界含水层作为全球地下水资源中的重要部分，自20世纪末提出以后，国际水文地质界开始重视和研究［10］。国际跨边界含水层资源管理计划（isarm）在执行计划的5年中，将跨界含水层的研究归纳为5个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水文地质学、法律、社会经济、制度和环境5个方面［3］。韩再生教授在跨界含水层研究中指出:自然科学—水文地质学方面的研究内容包括:跨界含水层的特征，水文地质参数的空间分布和与地下水水力学相关的问题［10］。因此，相应的跨界含水层编图问题就值得研究，这类图件主题明确，涉及领域与服务对象广范，需要兼顾社会属性，应编制跨界含水层分布图、跨界地下水资源图，跨界水环境安全保障图，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建议图等系列图等［12］。
3.2 展望水工环系列图的编制
展望水工环系列图的编制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趋势。
①水工环系列图件不同于文字报告，是提升重大地质调查成果集成的重要表现形式，简捷明了，概括地反映水工环时空特征规律，是评价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状况的重要依据，是制定国土总体规划的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开展洲际与跨界水工环系列图编制,具有很好的现时和深远意义。
②水工环系列图件服务领域扩展，表现形式多样，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编图信息多元化，为数字编图开辟出新河，对于科学利用地质资源、减轻和防治地质灾害、保护环境、警示人们合理利用与保护资源,反演过去，科学预测未来，编图研究领域与应用服务前景非常广阔。
③信息传输媒介不仅仅局限于平面二维纸介质图，基于计算机gis系统，存储的数据量大，信息查询检索、复杂的量算和空间分析、多为可视化、地图制图等更加精准便捷。多维电子图形图像技术更显示出更强的优势，动漫可视化发展趋势明显，吸引公众科普意识的视觉。
参考文献: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范文5
程国栋其人其事
近日，在葡萄牙埃武拉召开的第四届欧洲冻土大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获国际冻土协会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在冻土科学及工程研究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在颁奖仪式上，由现任国际冻土协会主席加拿大渥太华大学Antoni Lewkowicz（安东尼・莱夫科维奇）教授宣读了颁奖词。他说，程国栋的科研兴趣和出版物涵盖了一系列与冻土相关的领域，包括冰缘过程、山地多年冻土、地下冰形成机制等，尤其在冻土工程研究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他创建的地下冰重复分凝机制（即现在所称的过渡层的形成过程方面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并被称为“程氏假说”。程国栋先生在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方面的成就是广大中国学子的突出楷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领导中国冻土科学及冻土工程研究达到国际领先地位的重要人物。
程国栋，中国著名冻土学家。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西部资源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客座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名誉院长，是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并荣获“甘肃优秀专家”及200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称号。曾任国际冻土协会主席。
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冻土研究，解决工程问题。完成青藏铁路东线工程地质调查。在热水煤矿论证富冰高温冻土路段应采用保护冻土原则修筑路堤，并提出有效措施。结合青藏公路改建，提出高含冰量冻土分布规律和识别标志。创造性地提出近地面厚层地下冰形成的重复分凝机制（程氏假说）和冻土三向地带性理论。前者解决了冻土学界长期悬念，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多种冰缘和寒区水文现象。后者指明冻土随纬度、海拔和干燥度变化。近年来从事冰冻圈与全球变化、西北水资源形成、变化及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有人说“给我足够的金子，我能把铁路修到月球背面”。这句看似张狂的豪言壮语彰显了经济投入在大型工程中的决定作用。凡事总有例外，冻土区筑路便是其一。
冻土区筑路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我国的青藏铁路、青藏公路，从美国贯穿阿拉斯加州的原油管道到我国东北的林区铁路，由于科学研究水平的不同与技术路线的差别，这些穿越冻土区的大型工程在防控冻土安全威胁方面或成功避害或饱受折磨，很多问题远非“砸钱”就能解决。
我国青藏公路通车运营60年，其间几经修复，仍难逃冻土区病害侵扰，主要原因在于工程设计开工时，人们对高原冻土区知之甚少。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家对高原冻土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科学认识与有效的工程技术为“天路”青藏铁路筑起坚实的路基――列车可以以平均100多公里的最高时速穿越550公里范围的冻土区。
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形势的加剧，冻土区已有工程与未来规划工程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一场延缓甚至阻止冻土退化、为大型工程保驾护航的科技“阻击战”已由中国科学家打响。
里程碑式杰作
全长近2000公里的青藏铁路穿行在苍茫的雪域高原，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穿越550公里的冻土区，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冻土工程。
青藏铁路新线路安全运营近10年，成功克服了高原冻土区的退化威胁，其筑路技术更是成为冻土区筑路的“样板”，被许多国家借鉴、引进。
谈起青藏铁路修建时的技术攻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寒旱所）研究员程国栋至今仍感慨良多。
“在冻土区筑路很难，在青藏高原上修铁路更难，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 程国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本来技术问题就没有完善解决，相对于高纬度的冻土区而言，青藏高原的平均气温又偏高，现在又碰上了全球气候变暖。”
冻土、生态和高海拔是青藏铁路修建时科学界关注的三大问题，其中冻土问题最为棘手。冻土是一种特殊土壤，低温冻胀、高温融沉，处于中低纬度的青藏高原冻土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融沉导致的路基变形给铁路的运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据程国栋介绍，青藏铁路修建时，全球冻土区交通线路的病害率高达30%。
“三难”推动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攻关。在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下，程国栋带领科研团队提出了“冷却路基”的思路。
“就像过去夏天用棉被保存冰棍儿，通过被动保护来减缓融化速度，现在也主要是用这种‘冰箱制冷式’的思路来给路基主动降温。”中科院寒旱所所长马巍向记者解释“冷却路基”的概念。
由于路基主要由块状碎石组成，冬天时外界冷空气能够将底部的热能释放出去，夏天温度升高时又能减少热量输入。“这个技术利用自然界的冷量与块状碎石，将路基铺设成了一个‘热半导体’。”为了证实块石可以控制温度，科研团队前期做了大量实验，并通过数学模拟摸清了碎石降温的机理，为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强大保障。
“这项技术非常有效，保证了列车在整条线路上可以以平均每小时100至120公里的速度运行，达到了世界冻土区铁路运行的最高速。”马巍介绍，整条线路中100多公里没有采用这项技术的普通路，则出现路基变形量较大的情况。
冻土退化的威胁解决了，公众对于铁路等工程建设将对高原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影响的担忧，也受到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青藏铁路建设时，有很多人担心会破坏‘最后一块净土’，因此在建设时我们很注意环保问题。整条线路为藏羚羊等物种迁徙留出走廊，线路采取全封闭，修建所需土方也是取自别处。”程国栋说。
当时，有不少国外同行提出质疑，青藏铁路建成运营后，列车运行本身会不会加速冻土消融呢？程国栋表示，列车震动确实会产生部分热量，但中国科学家通过反复实验，发现这种震动产生的影响对于路基而言并未形成威胁。也就是说，火车经过时产生的热量基本上可以通过“冷却路基”的技术进行消解。
“青藏铁路在防治冻土融沉或冻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保证了路基下冻土基础的长期稳定性和路基工程的安全可靠性。”中科院寒旱所研究员金会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测结果表明，有些地方的冻土上限甚至在上升，说明保护冻土或冷却技术的有效性。”
“冷却路基”思路在青藏铁路上的应用受到国际学术界与工程界的广泛认可，多个国家引进该技术用于冻土区交通线路的建设。国际冻土学家Jerry Brown博士曾表示：“青藏铁路是冻土工程里程碑式的杰作，值得各国效仿。”
科研支撑尤为重要
程国栋曾经同国内科学家一同体验过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那条在沙皇时期修建的铁路，曾经是俄罗斯帝国雄厚统治力的象征。然而经过百年考验，这条铁路正在饱受冻土区的病害困扰。
“运行速度特别慢，而且很不稳定，这是路基与线路发生严重变形的表现。”程国栋告诉记者，这与当时人们对于冻土的认识不足有关，“那时候也没有规避冻土冻胀与融沉的技术”。
尽管面临诸多问题，积累了百年运行经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依然为俄罗斯科学家研究冻土以及冻土区的工程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俄罗斯位于高纬度地区，冻土区辽阔，其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基地。同时，俄罗斯在冻土领域的科学研究已经坚持了上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和工程技术经验。与俄罗斯在冻土研究方面遥遥领先相对应的是，近些年，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美与北欧等国科学家在冻土与气候变化的响应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进展。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的冻土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中科院寒旱所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满足国家需求，投入了大量的自主科研经费积极开展研究，为冻土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强支撑。
“我国在工程施工方面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国外都在学习我们的技术，青藏铁路已经成为一个样本。”程国栋自豪地说。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冻土作为一个小学科同时也是一个交叉学科，仍然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与支持。”马巍强调。
“很多工程建设不理想，都缘于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对冻土学和寒区工程了解不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等问题发现得到教训后再来补救，往往事倍功半，或者已经来不及了。”金会军强调，要想让工程有质量保障，必须有坚实的科学研究作为基础，而这一点在青藏高原冻土区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青藏公路60年，青藏铁路10年，加上青康公路40年，东北的林区铁路、中俄原油管道、漠河机场等国家重大工程，近些年，铁路、公路、石油、电网等相关部门对于冻土研究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提高，但冻土研究和工程技术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会军说。
工程建设仍有很大空间
尽管在青藏铁路的冻土问题上取得很大成功，受访专家在谈到未来冻土区工程建设与冻土相关研究时仍然显得十分低调与谨慎。
在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永无止境，技术与工程永远都有提升与改进的空间，“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
这种探索之一，就是对路基下冻土变化和路基变形问题的长期监测。通过这两方面的综合分析，预测未来青藏铁路的运营态势，进而给运营管理单位提出新的强化治理措施建议。
在“冷却路基”思路的指引下，一系列相关技术相继问世。
“青藏高原辐射很厉害，如果能阻挡住太阳辐射，路基周边的温度将大大降低。我们设计了遮阳板，放置在路基旁边阻挡太阳辐射，降温幅度很大。”程国栋介绍，试验虽然很成功，但该技术仍然处于推广阶段。“沿线的风太大，遮阳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损坏，不过改进后可以用在未来的青藏高原高速公路上。”
“我们的工程实施还有提高的空间，需要科学研究给予更大的支持。”程国栋强调。
除了青藏高原的冻土问题，有关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都提到了对于东北地区冻土的忧虑。
“东北地区冻土退化的情况更不乐观，那里属于高温冻土区，多是沼泽富含冰多年，温度高，降雨和降雪量大，区域内的冻土也不连续。”马巍解释说，科学家与工程人员在设计交通线路时要特别区分是融土还是冻土，以及土质含冰量和排水条件。
“融土需要防冻胀，冻土需要防融沉，这是不同的技术路线，这样不同类型的冻土交织在一起，‘冷却路基’的技术就不能连续使用，这给工程设计施工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马巍说。
据介绍，东北地区冻土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东北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快，过多的人为活动无疑加速了冻土退化，致使东北铁路病害很严重，这里就曾因冻土退化造成路基塌陷，最终导致火车事故。
在工程设计及施工过程中，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和运行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成为影响冻土区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边工程”，即“边设计，边施工，边治理”，这种运行模式导致工程的服役功能和经济技术合理性均难以得到保证。
“冻土工程本身非常复杂，而且我国很多地方的冻土条件缺乏详细的调查数据。工程项目一旦决定上马，往往都是时间紧、任务重，很难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经费和人力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金会军表示。
据了解，美国阿拉斯加原油管道同样要穿过大面积的冻土区，在1974年工程开工之前的25年间，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其他大约上千人的研究和技术开发队伍，陆续对沿线的冻土、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论证，工程也经历了“世界和历史上最严酷的环保法律的审核”。最终，该工程取得巨大的工程、社会和经济效益，经历了诸如2012年特强地震等诸多重大劫难的考验。
相比之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保证设计、施工和运行的质量缺乏足够的规定，执法和监督力度也有所欠缺，这导致很多工程单位对保障冻土区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特别是环境要求积极性不足。
“气候、冻土和环境之间达成了一个极限平衡状态，气候变暖或环境扰动会打破这种数万年形成的平衡，导致冻土不断退化。”金会军强调，这就需要在设计之前详细作好冻土测绘、冻土工程地质和冻土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评价，然后采取针对性的冻土保护措施，这样才能很好地实现经济合理、技术可行同时也是环境友好的多重目标。
远景蕴含挑战
如今，青藏高原高速公路、输油气管道工程、输变电工程……更多的大工程已经或将在青藏高原拔地而起，科学家也正在以这些工程为预想背景，进行前期的研究和技术储备。
2011年5月，青海共和至玉树高速公路正式开工。对于这条已纳入我国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第一条高速公路，中科院于2010年开展了高速公路试验段的研究。其中，对8种复合工程技术措施的关于冻土保护作用的观测研究，已在此前连续进行了4年，并在施工过程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工程效果。
“通过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的研究以及提出的一些新的复合工程技术措施，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有了较好的科技储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是这些工程建设的安全保障。”中科院寒旱所研究员、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吴青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吴青柏介绍，该实验室目前正在积极开展冷却路基新技术的研究，提高这些技术措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如重力式热管与保温材料、通风管与空心块石等复合路基结构等，未来将推广应用于冻土区的其他工程建设中。”
为了尽量减少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干预与影响，未来青藏高原冻土区进行的大型工程都将沿着一条“青藏走廊”进行施工建设。这条特殊的工程走廊，正是以马巍为首席科学家的“973”项目――“青藏高原重大冻土工程的基础研究”的重点内容。
化工与化学工程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去工业化；关系；同步发展
一、引言
很多西部欠发达省区都在大力倡导和实施工业强省或强区战略，但去工业化现象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应该去工业化吗？
要回答此问题，应在厘清去工业化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欠发达省区的实情，因地制宜地深入研究。本文第二部分对去工业化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总结了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情况；最后，对西部欠发达省区能否去工业化得出明确结论。
二、“去工业化”的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学术界通常从地理学视角和宏观经济视角来探讨去工业化概念。前者与产业空洞化紧密关联，后者强调工业就业及产值的绝对和相对数值的下降。
从地理学视角看，去工业化其实是生产过程的地理转移和资源的全球重新配置，即发达国家和地区把产品生产转移至低成本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空洞化与去工业化紧密相连，而FDI与产业空洞化强相关。产业空洞化有广狭义之分。前者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国内或区内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现象。后者指FDI导致生产向区域外转移，区域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经济现象。所以，Rowthorn&Coutts（2004）这样阐述去工业化：在某个确定的点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在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回落，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狭义的去工业化特指工业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与产出在绝对和相对数上的降低的不断衰落的过程。Barry Bluestone等（1982）认为，去工业化是广泛而系统的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生产能力上撤资，从而导致制造业就业大幅减少以及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的现象。Knoxt等（1996）指出，去工业化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或者是长期转变，在工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工业产出与就业的单一或双双的绝对与相对的下降。
狭义的去工业化主要从产值与就业界定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拘泥于此略显偏狭，应从更开阔的视角予以界定。Nicholas Abercrombie等（1994）认为去工业化体现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或多或少伴随着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Donald（1999）认为，去工业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人文现象。Cowie&Heathcott（2003）认为去工业化是一个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结构及就业和产值等多方面的转型过程。综上，学界一般将制造业地位与作用的下降过程视为去工业化的进程。
（二）去工业化的类型
一分为二地看，去工业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前者指劳动生产率及产出和收入真实的增长，工业就业占比下降，但缺口被服务业所弥补，实现了充分就业。这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正常”的结构性特征和经济成功的标志（Clark，1957）。后者指工业的不健康发展，表现为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工业就业绝对下降，服务业就业虽然增加但不能弥补缺口，就业不充分（Kassem，2010）。Rowthorn等（1987）认为消极的去工业化是阻止经济达到潜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一个结构性失衡的病态状况。
常见情形其实是消极和积极的去工业化并存。正如Alderson（1997）指出的那样，去工业化的进程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只以某种形式出现，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积极与消极因素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决定了去工业化的“好”与“坏”。从经济史视角来看，时至今日发生的去工业化都不是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高级化，而是“消极的”，“不好”的去工业化。原因显而易见的。首先，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应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产业的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等指标。但现实是即便美国也不是这种健康积极的“好”的去工业化的案例。其次，去工业化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遗憾的是，部分甚至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这不能不说，到今天为止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大都是消极的去工业化。
除了从积极和消极视角区分去工业化外，还可将其归类为彻底的去工业化，早熟的去工业化和适度的去工业化。
相较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远未完成，人均经济指标较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诸多元素尚未发育成熟，还不适合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就出现的去工业化叫做“早熟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这标志着这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停滞抑或是逆转。虽然都意味着工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及相关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但早熟的去工业化同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在广度与深度上所蕴含的意义不能相提并论。
（三）去工业化对经济的影响
学界认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持去工业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观点的学者，要么论证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要么干脆将此结果作为一种事实来看待。很多学者认为去工业化是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必然正向影响经济增长。Crafts（1996）认为，以创新回报的专用性和经济自由化的提升为基础，去工业化导致就业减少是提高经济增长率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Rowthorn&Ramaswamy（1997）强调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外部效应有重要作用，去工业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Du（2005）指出去工业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两种，首先，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动到服务业时会带来效率损失；其次，服务业较低的资本―劳动比意味着劳动力流向服务业使资本需求减少，因此影响了经济的最终投入和增长。制造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中间投入品进行扩张，对其他行业的关联性很强，拉动作用明显，无论在哪方面，认为去工业化有消极影响的观点都值得商榷。
（四）去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
去工业化除了对经济有影响外，对社会福利、收入不平等、性别工资差异、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言，Spilimbergo（1998）认为若技术进步外生，去工业化就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若技术进步内生，去工业化就有可能降低经济福利。Doussard等（2009）的研究结论显示，去工业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还与工资降低、贫困率上升以及收入不平等有密切关系。Sorokina（2007）则提出了去工业化将形成更多的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势必增加再培训需求。Ostry等（2001）认为，去工业化对制造业就业和工作条件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并已持续影响了很多工人。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结构特征显示，从收入上看，部分工业企业的蓝领工人可划分为中产阶级。因此，去工业化减少了工业蓝领工人就业数量，改变着中产阶级的结构。
三、贵州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绩效
贵州省自2010年启动工业强省战略以来，就工业企业数而言，贵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仅为2049户，到2014年，已经发展到3895户，2015年，更是增长到了4145户。就其他经济指标而言，2014年资产总额突破1万亿元；2015年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达到1.10万亿元，工业销售产值也突破万亿，达1.06万亿元。201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稳步提升，为66.4%。此外，贵州特色民族制药与节能环保产业技术有突破性进展，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2015年贵州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4.0%和22.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7.8%和5.5%，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15.6%和10.4%。2015年全省医药、电子产业工业增加值分别突破100亿元和5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9%和102%，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9%和1.5%，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2和0.8个百分点；对全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分别为2.0%和6.7%。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1.4%，居全国第2位（首位为，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到100个），全国平均增速仅为0.8%；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10.7%，居全国第3位，全国平均增速为-2.3%，19个省份增速下降；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7.8%。
四、西部欠发达省区不应去工业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业和服务业增速相差无几，但服务业开始呈现超越工业之势。目前，发达地区大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速缓慢，服务业强劲增长在情理之中。2013年，服务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在此背景下，很多人强调服务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支柱产业，要求加快其发展（何德旭、姚战琪，2008）。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改变相互影响。就经济增长而言，产业结构变动表现在技术要求和吸纳能力的不同导致各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总产值增速不同，从而引发了产业结构的调整（Baumol，1967），此外，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政策将诱致主导产业的变更，进而对配套行业的生产与消费产生影响，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库兹涅茨，1971）。一般来说，传统产业结构学派认为，产业结构演化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部门演化的过程（罗斯托，1962），产业结构将遵从农业-工业-服务业路径，在此过程中，生产要素将逐步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由此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Peneder，2002）。因而，钱纳里（1989）建议优先发展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并借此促进经济增长。受此影响，部分学者持工业的重要性低于服务业的观点。比如，随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庞瑞芝等（2014）就认为，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显而易见，此类观点一般都假设产业部门之间相互独立，并未考虑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和外部效应，在产业或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跨界整合流行的当下，这种观点有待实证检验。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再工业化，诱因显而易见：制造业对服务业及总体经济的外部效应与拉动作用明显而不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很大。制造业所具有的很强的正外部性对区域的创新和竞争力颇为关键。工业具有服务业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研发、创新收益、引致新的实体经济需求、为生产业提供岗位。所以，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并未降低反而凸显了工业的重要性。服务业受到工业正外部性的影响，与之融合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极为重要。黄永春等（2013）指出，“去工业化”不仅阻碍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更进一步还迟滞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主要考虑。袁志刚、高虹（2015）算出，我国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将促进0.435%的服务业就业。
工业技术对经济增长正外部性影响的持续时间比服务业更长，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比服务业对工业的正外部性影响时间更长。服务业所占GDP比重越大，工业技术创新对GDP的拉动作用越小，GDP增长将主要依托服务业技术创新，但服务业技术创新的持续时间较短，要持续创新技术，难度较大，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压力较大。杨勇（2008）的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渐趋平稳。欠发达省区不应偏重服务业，应齐头并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
从产业融合视角看，提高服务业占比有助于降低GDP的波动率，稳定经济，但代价是工业技术创新拉动GDP增长的效果会减弱，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技术创新对GDP增长的影响变化不大。必须看到，工业技术创新很高的外部性决定了它影响经济增长的时间大大长于服务业。可以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潜力有一定影响，虽然具备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对潜在经济增速的释放作用不大甚至有阻碍。欠发达省区当然应该发展服务业尤应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业，但并不意味着应“去工业化”。
制造业比服务业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更复杂，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从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角度来说，牺牲工业的发展质量换取服务业的发展非明智之举。美国实施“再工业化”的战略显示，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工业有维持潜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过度发展服务业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空心化和经济发展泡沫化。虽然制造业的增速低于服务业，但它们互为投入产出，要准确研判服务业比制造业更为重要尚缺有力证据。
本文认为，长期来讲，欠发达省区应均衡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应在守住生态底线及基本保持工业和服务业均衡发展的前提下略微优先发展工业，依托工业的发展促进创新，依靠服务业的发展稳定经济。
参考文献
[1]乔晓楠，杨成林.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与经济绩效：一个分类比较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6：5-17.
[2]Spilimbergo Antonio.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6（3）：450-460.
[3]黄永春，郑江淮，杨以文，祝吕静.中国“去工业化”与美国“再工业化”冲突之谜解析――来自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外部性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3，3：7-19.
[4]渠慎宁，吕铁.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服务业更重要吗――论工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财贸经济，2016，3：138-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