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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1
目前全球衡量经济增长的通用指标是GDP。但GDP除了衡量经济产出总量，无法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市场需要一种能够综合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指标体系。本文以美国2012年经济运行为背景，结合美国经济所处经济周期，通过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对美国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性及政策影响进行评估。
建立指标体系
本文在指标体系选取上具有以下特征1：一是采用美国官方的原始数据，涵盖经济活动主体（工商企业、个人）、供给面及需求面，对这些指标进行组合、分解，挖掘其中最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部分，组成新的指标体系。二是这些指标单独出现时通常不具有先导性，经适当组合可具有先导性。三是指标选择注意对应性、平衡性，避免单一、倾向性及可能产生的误导。四是对每组指标建立基准，作为评估其状态的标杆。五是力求指标体系简洁、直观、实用，可为广泛市场人士所理解和采用。六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估标准是资源要素配置和使用的效率、合理性，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评估标准是未来2-3年内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内在驱动力和条件，同时也考虑长期结构性因素。
（一）美国GDP相关指标
1.核心GDP
从美国经济发展来看，包括个人和工商企业的私有部门支出在GDP增长中的占比和贡献度越大，则GDP增长率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越高，增长也越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据此，可将美国的GDP划分为由三个板块构成的三个层次（采用2013年2月28日第二次修正数据，参见图1-2）：
层次1：整体GDP；
层次2：全部私有部门GDP= {整体GDP-政府支出}；
层次3：核心GDP，即全部私有部门最终销售GDP={整体GDP-（政府支出+私有部门新增库存）}。
各GDP指标与美国最近一轮经济周期的状态做如下概述：
一是经济衰退之初，三大GDP指标均大幅加速下降，其中核心GDP降幅领先；但自2008年底开始，三大指标均进入减速下降，其中核心GDP降幅减小速度最快；自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复苏以来，核心GDP季度环比增速始终领先于其他指标。核心GDP/整体GDP在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回升，并在2011年第一季度超过历史平均水平80%，在2012年第二季度回升到衰退前的水平。
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整体GDP增长率为0.1%。但全部私有部门GDP增长了1.5%，而核心GDP增长了3%，并且核心GDP/整体GDP达到了经济衰退以来甚至是历史最高位81.9%。
2.政府支出/GDP
政府支出/GDP及其变动趋势是GDP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历史经验证明，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国防类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挤出效应，会挤占效率更高、更能带来扩大再生产的私人投资支出和资源配置。因此该占比上升往往预示失业率上升、GDP增长减速、劳动生产率下降；反之则相反。自2009年第三季度复苏以来，美国政府支出/GDP大幅下降，在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降到长期平均水平20.25%以下，而2012年第四季度则达到衰退以来最低点19.2%。国退民进，表明美国经济质量和可持续性在改善（见图3）。
3.全部最终销售
全部最终销售=整体GDP（含私有部门和政府支出）-私有部门新增库存，它是反映GDP中最终实现价值的主要指标。在本次周期中，最终销售滞后于整体GDP复苏，在2010年第一季度才开始恢复增长，但随后增长稳定，增幅波动性小于整体GDP，并且在2012年第四季度实现了1.7%的增幅。但其增幅仍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3.17%。
4.人均GDP
就业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带来GDP总量增长，所以GDP增长幅度必须超过总人口和就业人口增长。人均GDP、就业人均GDP持续增长，比GDP总量更能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美国的人均GDP和就业人均GDP增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均滞后于GDP总量，其中就业人均GDP更加滞后。同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包括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都在持续增长，而人均劳动小时数却在减少，这也许可以解释人均GDP和就业人均GDP增长滞后的原因。就本次周期看，人均GDP在衰退期降幅大于GDP总量，而在复苏期增幅却小于GDP总量；就业人均GDP在衰退期降幅没有GDP总量大，但在复苏期增幅却滞后于GDP总量，主要原因可能是制造业劳动时间减少导致了人均产出下降。但不论什么原因，人均GDP和就业人均GDP增长滞后于GDP总量，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应该说是负面因素（见图4-5）。
5.潜在GDP及其缺口
潜在（或自然）GDP是在考虑了资源要素制约条件、生产可能性前沿等因素后，对GDP最大可持续增长幅度的一种定量判断。它由美国国会预算署（CBO）阶段性地评估和公布。美国的GDP在2007-2009年低于潜在水平，2010年以后超过潜在水平，并且预期在未来两年内会更大幅度地超过潜在水平。当然，国会也可能随后上调该潜在水平，但未来两年内美国经济增长超过趋势水平的概率正在上升（见图6）。
（二）美国工商企业及供给面相关指标
1.非金融企业税后利润
本次周期中，企业利润在经济衰退中降幅小于GDP，并且领先GDP复苏增长，处于相对健康状态（见图7）。
2.公司现金流及其与非居住类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
在本次衰退期间，公司为了避险，普遍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持有现金。在复苏阶段，这一状态并未改善，现金余额增速仍高于固定资产投资，表明公司对固定投资前景依然心存疑虑。但值得庆幸的是，公司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软件和设备类的投资明显加速上升，增速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表明许多企业正在为扩大再生产作准备。
3.劳动生产率
克鲁格曼曾指出：生产率不能代表一切，但从长期看它几乎就是一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小时产出）在本次衰退初期曾下滑。随后随着企业大量裁员，工时投入减少，小时产出随之回升。但主要由裁员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不具有可持续性。2010以后美国就业恢复增长，同时劳动生产率也继续增长，这种伴随劳动投入的生产率增长更多是由于软件、设备等技术类投资大幅增长所致，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可持续性。
4.生产能量利用率
美国的生产能量利用率在衰退后曾大幅下滑。自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随着经济复苏，该指标也稳步回升，在2012年12月达到78.8%，但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80%，更低于饱和分界线84%，表明工业产出来自供给方面的制约较低，持续发展空间较大。
（三）美国个人和家庭及需求面相关指标
本次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调整。以下指标集中反映了美国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调整、整体财务状况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可持续性的影响。
1.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
对近40年的数据分析，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和储蓄率之间有0.62的正相关，二者之间的健康关系是储蓄率随收入和财富增长而增长。如果储蓄率上升的同时收入、支出下降，则是一种不健康的储蓄增长，它往往表明个人资产负债表处于修复期，这种状态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衰退初期出现的储蓄率大幅上升但同时收入和支出大幅下降，是消费者普遍修复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的反映。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收入、支出和储蓄率再次一道增长，储蓄和收入、支出的关系恢复了相对健康，开始了良性循环，也表明美国个人资产负债表修复初见成效。
2.家庭净资产/可支配收入
在该比值中，收入通常相对稳定，净资产波动性更大。在这次衰退前，随着美国家庭净资产大幅升值，家庭净资产（存量）/年可支配收入（流量）的值曾上升到6.7的高位，远超过历史平均值4.5。该比值上升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提升了财富效应在家庭消费支出决策中的作用。衰退发生后该比值随着净资产下降而大幅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降到4.6，处于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对历史数据分析，当该比值低于5.5时，家庭通常会减少支出和负债，同时增加储蓄使该比值恢复到5.5以上。家庭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这一过程会导致财富负效应，影响消费支出。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随着家庭去杠杆化和经济复苏缓慢回升，该比值也在2012年第三季度回升到5.4，超过历史平均值5，接近财富效应基准5.5。这表明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调整效果良好，财富效应正在重新发挥作用。
3.家庭负债率
美国家庭每月总负债支出/可支配收入在衰退前大幅上升，达到历史高位18.8%。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随着家庭削减负债，该比值持续大幅下降，在2012年第三季度降到15.7%，已经低于历史平均水平17.4%。这进一步表明了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初见成效。
4.个人/家庭信贷类负债
随着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初见成效，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在储蓄率继续上升的同时，家庭除房贷以外的循环和非循环信贷类负债开始回升，家庭去杠杆化步伐放缓，资产负债表再次出现负债敏感特征。在负债敏感出现后，低利率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更容易通过增加家庭负债支出而传导到实体经济。
美国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恢复健康，财务状况改善，意味着经济增长进入相对健康和可持续的状态。
美国长期经济结构调整情况分析
在本次经济周期中，各国都认知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存在，并开始采取措施向再平衡回归。对美国而言，其最大的失衡在于消费者支出在GDP增量中占比及贡献度过大，而投资和出口占比太小。相应地，降低消费占比，增加投资和出口占比，成为美国后危机时代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但自复苏以来3年多的表现却不尽人意。
（一）消费依然在GDP中独占鳌头，并且有上升趋势
消费支出/GDP在衰退初期曾下降，但在复苏期回升并维持高位，在2012年第四季度达到71%的历史高点，不仅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65%，也超过了衰退前的69.3%。同期私有部门投资支出占比则下降到13.2%的历史低位，不仅低于衰退前的17.8%，也低于历史水平16%。
（二）出口增长乏力，难以达到5年翻番目标
2010年初，美国政府制定了在未来5年（2010-2015年初）出口额实现翻一番的计划。然而时间已过半，美国实际出口增长和目标之间的缺口却在扩大。基于这一缺口以及2013-2014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前景，可以预见美国如期实现目标的难度相当大。到2014年12月，实际出口额可能只有2474亿美元，低于2874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就在美国出口减弱的同时进口却未相应减少，结果导致净出口为负值，出口一项在GDP增长中的贡献度或者很小或为负值。总之，美国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举步维艰，长期可持续增长前景不如近期明朗。
美国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性及政策影响评估
（一）总体评估
美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自2010年底以来明显改善，其标志是：
1.核心GDP增长领先于整体GDP，核心GDP占比持续上升，政府支出占比持续下降。国退民进，经济复苏增长的内在动能开始累积。
2.工商企业非居住类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软件和设备类投资回升速度明显领先于其他部分，企业正在为扩大再生产做准备，这有可能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来增加就业和个人收入及支出。
3.个人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调整初见成效，去杠杆化减速，负债率下降，财富正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信贷类负债开始增长，负债敏感重现，这些对消费支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美国整体GDP在2012年第四季度仅增长0.13%，但就上述各项指标看，该季度是复苏以来经济增长质量最好的季度，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历史上最好的季度。美国经济在未来2-3年内具有持续增长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结构性调整难度较大，所以目前看来长期高速增长的根据似乎尚不充足。
（二）政策影响
1.财政政策
美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正在累积，企业现金和利润状态良好，扩大再生产蓄势待发。而最大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已经从私有部门转向政府部门。关于财政支出对美国2013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由于个人税率上升，可能影响消费者支出。但由于个人和家庭负债支出增长，财富效应开始发挥作用，支出的内在动能累积，则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种负面影响。二是政府开支缩减，特别是国防开支缩减。从近期看会对整体GDP造成负面冲击，但由于个人及企业财务状态好转，这种冲击相对有限；从中长期看，由于此举让出了经济资源，有助于提高核心GDP增速及占比，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
2.货币政策
2011年以来，美国财政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下降，直至成为负值，而这一状态在2013及未来几年内可能延续，因此美联储将尽量长时间地维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
（1）利率政策
美联储在2012年12月决定将零利率维持的时间与失业率6.5%及通货膨胀率预期2.5%的域值挂钩。这意味着零利率至少将维持到2015年中旬。评估低利率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基于工商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所处的周期状态。从衰退到2010年底的这段时期，是美国工商企业特别是家庭大幅去杠杆化的资产负债表调整期。其表现为：增加储蓄同时缩减负债。这种结构性调整使得资产和负债对利率十分不敏感：低存款利率无法阻止储蓄增加，低贷款利率难以促使负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低利率，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反而使个人和企业在银行的利息收入减少，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值。2011年以来，工商企业和家庭的信贷负债需求明显增长，同时银行惜贷状况改善，放贷标准松动，低利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凸显。美联储在通货膨胀率低于2.5%的条件下，尽量长时间地维持零利率既有了可能性，也更具必要性。
（2）量化宽松政策（QE）
关于美联储退出QE的时机则是一个更加不确定和有争议的问题。从退出顺序看，QE退出必定在利率上调之前。因为QE计划将长期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提升短期利率会进一步压缩银行息差，甚至造成倒挂。这意味着美联储必定会在2013-2015年中旬的某一时段开始退出QE计划，但具体时机和程序则是未知因素。美联储只指出了退出时机的定性标准：就业增长，但从未给出任何定量指标域值。就2013年来看，关于QE退出时机的分歧较大。而从最近的经济数据看，美国的财政支出缩减，税收增加，同时经济增幅过慢，以至于无法使仍高达7.9%的失业率大幅降低，这些因素都为美联储提供了延续QE的根据；而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改善，财政悬崖等不确定性影响下降，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等正面因素，为缩短或结束QE提供了根据，并使得这一政策的走势更具有戏剧性和不确定性。
从理论根据看，美联储之所以采用QE，是为了延展已触及零底线的利率工具：通过大量购买中长期资产，强压中长期利率下降，直至成为负值；同时采用货币供给工具配合利率手段，加大货币宽松的剂量。在此过程中，美联储逐渐认识到货币供给以及名义GDP作为货币政策松紧基准的作用。根据这种认识，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不仅是利率政策，还有名义GDP水平。在名义GDP低于基准水平5%时，意味着货币政策仍不够宽松。而在利率触及零底线的条件下，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渠道是增加货币供给。QE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应用。而自复苏以来的2010-2012年，美国名义GDP都不到4%。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空间，或者说QE还有继续实施的必要。从货币供给看，2012年M2增幅上升到8.6%，超过了名义GDP；但其流通速度却下降到1.57%，低于历史水平1.8%，同时通货膨胀压力并未随流动性增加而上升，这些则在很大程度上从正面支持了美联储延续QE计划。
然而随着市场关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加速增长的预期上升，长期利率也出现了上升趋势。美联储持续大规模购买长期资产反而可能导致长期利率继续上升。综合这些因素考虑，美联储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终止或减少QE资产购买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时间则取决于未来季度的经济数据；但在2013年中旬以前即终止该计划的可能性则较低。并且在QE计划终止之后，为了避免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很可能主要采取继续持有到期而非市场出售的方式逐渐缩减其资产负债表。
注：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2
【关键词】金融均衡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作用分析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能量，是维持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的关键行业，金融的发展是指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既包括业务形式的变化，也包括企业结构的变化，既有长期的变化，也有短期的变化，金融的均衡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所以一定要保证金融的均衡发展。
1 金融均衡发展的现状
金融的均衡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使我国对金融的管理更加规范、严谨，推动了金融业的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目前我国的金融业以四大国有银行为金融机构的代表，无论是在管理制度上还是在管理能力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促进了金融的均衡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金融业中依然存在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
2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
经济可持续增长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两个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每天投入使用的经济资本不会少于后一天产生的经济效益，保证了当代经济、社会福利的增加的同时不会减少后代的福利。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是指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实现当前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且在实现当代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确保后代的经济效益也能够持续稳定增长。所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意义重大，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衡量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并且经济的稳定增长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足够的社会经济支持是社会取得进步的重要支撑。
第二，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产业布局的优化和升级。实体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的增长是实体企业实现产业结构以及布局的调整和优化的前提条件，实体产业的结构、布局得到调整和优化可以有效促进实体产业的生产运行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经济的持续性增长能够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金融的发展情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够优化金融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
3 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
3.1金融均衡发展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完善
目前我国金融的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均衡的现象，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当前金融领域中银行占主要地位，而保险、证券等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一些新兴金融活动，由于监管力度不够，违法、违规操作的现象经常发生。如很多的投资管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会涉及到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给人们的经济带来重大的损失。强调金融的均衡发展可以使保险、金融以及新兴金融活动等受到足够的发展重视，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优化、完善。
3.2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相互影响
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之间有明确的相互发展关系，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金融发展的均衡程度越高，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的稳定性就会越好，相反的，金融发展的均衡程度越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的稳定性就会越差。通过经济行为可以解释为，金融发展失去平衡则会使部分金融领域处于强势地位，部分领域处于弱势地位，长久下来强势金融领域会形成垄断形势，使得服务、业务等金融活动出现不合理的现象，而同时因为弱势金融领域缺少足够的金融监管力度，使在金融活动中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打乱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加剧金融市场的失衡情况，并使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不良影响，阻乱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想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需要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
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可以提高金融盈利能力，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分析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中的数据可以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时发现当前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所以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可以更加清楚金融企业以及发展模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影响效果，促进金融体系的规范化，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3.3金融均衡发展能够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成果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容易实现，但是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取得的成果则很难。金融均衡发展能够促进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成果。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并且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当实体经济中发生经济危机时金融市场能够借助自身具有的巨大弹性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中危机带来的冲击力。金融的发展相当于一张网，只有在金融均衡发展时才能使网的各处性能的平缓变化，从而具有强大的抗冲击的能力。如果金融发展不均衡则性能的变化会比较快，并且可能会因为实体经济重大的冲击力而被摧毁。所以，金融的均衡发展可以增加抵抗实体经济危机的能力，从而维持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成果。
3.4金融均衡发展可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关注金融的发展状况，很多的资本家开始由金融体制执行者向制造者转变。金融的均衡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能吸引更多人进行交易活动，从而不仅能够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还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4 促进金融均衡发展的方法
为了促进金融的均衡发展，需要加强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完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维持金融的稳定性，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金融市场中参与人员的行为规范，并要加大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以及执法力度，严厉惩治扰乱金融正常运行的个人或单位。
第二，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以便金融机构对个人或单位进行信用考察，并且能够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率，提高投资机构的经营水平，加强金融交易的透明化，维护双方的权益。
第三，建立风险预测以及防范措施，使得在发生金融动乱时能够及时的采取有效措施，有效减低经济损失。
5 结束语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实现金融的均衡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并能有效维护经济持续增长中的成果，对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有很大的影响，深入研究金融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能够我国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3
摘要：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退耦分析通常作为测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重要方法。能值法把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物流、能流和价值流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进行评价分析，从而避免因权重选取的主观性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定量分析准确性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和退耦理论，构建了评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并以资源型城市——唐山市为例,从资源环境压力、经济效率、社会成本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唐山市2006年-2012年可持续发展水平与该地钢铁产量增长率变化趋势对应相反并呈震荡状态，但经济效率得到稳步提高。社会成本方面，每实现一单位退耦可增加当地就业人口并可相对减少环境保护方面财政投入。
关键字：资源型城市；能值法；退耦；可持续性评价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目前，全国共有262个资源型城市。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但长期粗放式的自然资源开采和利用使城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突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国内外学者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探索，多集中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研究，未能将社会成本因素（就业人口、财政投入等）纳入可持续能力分析中，用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评定的指标权重通常为人为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定结果客观性。资源型城市可持续性评定还鲜有学者述及，本文以唐山市为例，基于能值理论和退耦理论，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做出定量分析，避免权重的选取的主观性对评定结果客观性的影响，并对唐山可持续性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试图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唐山市概况
唐山市矿产资源品种多、储量大、质地优良、分布集中、易于采选，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目前已发现并探明储量的矿藏有47种。煤炭保有量62.5亿吨，为全国焦煤主要产区；铁矿保有量57．5 亿吨，是全国三大铁矿区之一。石油、天然气、石灰岩、黄金等储量也十分可观。唐山在2000-2012 年持续保持大于10%的经济增长率。至2012年，全市户籍总人口为741.78万，生产总值达5861.6亿元，其中工业产业占比为55.34%，人均GDP为76643元，居河北省首位。
二、研究方法
1.能值理论
不同能量间存在质和量的差异，能量的不可加性和不可比性给生态经济系统研究带来困难。美国生态学家Odum 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提出能值理论：某种流动的或贮存的能量所包含的另一种能量的数量，称为该能量具有的能值。实际应用中，以太阳能值衡量某一能量的能值。能值能将商品、资源、服务等直接或间接的能源用一个统一的单位（sej）进行分析，这使其能被用于自然环境资源价值与经济活动成果的评估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太阳能值转换率是能值分析的关键，它是指单位某能量（J）或某物质（g）所具有的太阳能值，即单位某能量或某物质相当于多少太阳能焦耳的能值转化而来，单位为sej/J或sej/g。本文将唐山市资源环境压力能值分析体系简化为三部分（见表1）：农业生态系统中不可再生资源（1-6）、工业活动中能源消耗（7-18）以及废物排放（19-20）。（见表1）
2.退耦理论
OECD 环境组织在20世纪末提出退耦概念，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的退耦即指阻断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的过程。退耦研究主要反应驱动力（如GDP 增长）与压力（如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在同一时期增长差异变化情况。当环境压力及资源消耗强度（速率）慢于经济增长强度（速率），就是“退耦”，退耦可分为相对退耦和绝对退耦，当经济增长快于环境压力时称为相对退耦，经济增长而环境压力为零或负时即为绝对退耦，具体用退耦弹性系数D进行测度，公式为：
其中：%GDPi/GDPi-1为为经济增长指标；
%Ti/Ti-1为资源环境压力指标；
TNRi为第i年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为表1条目1-6能值之和；
TEEi为第i年能源消耗量，为表1条目7-18能值之和；
TWEi为人类活动废物排放量，为表1条目19-20能值之和。
依据GDP 与T 之间大小关系以及D取值，退耦分为不同状态（如图1）：
正退耦状态：若为弱正退耦，说明经济增长同时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且经济增长速度稍快于资源环境压力增加速度，D值越大，表示退耦水平越高，环境越趋于稳定且可持续性也趋好；若绝对退耦状态，说明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的压力在不断减小，此时经济发展为强可持续；若为衰退正退耦，说明经济衰退的速度明显慢于资源环境压力减小速度。
负退耦状态：若为明显负退耦，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慢于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加，D值越大，可持续性趋于崩溃状态；若绝对负退耦，说明经济衰退的同时资源环境压力却在不断增加，经济可持续性完全崩溃；若呈弱负退耦，说明经济衰退的速度稍快于资源环境压力的减小。
连接状态：扩张连接和衰退连接分别表明经济总量与资源环境压力水平同步增长和同步衰减。
三、唐山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唐山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退耦分析、经济效率分析、社会成本分析入手，并将资源环境状况、资源利用效率水平、社会成本因素相结合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
1.退耦分析资源总消耗
（TRC）表示为支持经济持续增长所投入的资源和能源；总废物排放量（TWE）（由于数据缺失只统计废水和固体废物）代表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压力；
GDP用来表示经济发展状况。唐山市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退耦分析用上述指标来测度，数据如表2所示：
唐山市2006-2012 年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退耦弹性指数计算表明：退耦水平此期间震荡波动。D2006-D2011值依次为0.66，- 0.04，1.16，- 0.29，2.98，0.52；依次表示弱正退耦，绝对正退耦，明显负退耦，绝对正退耦，明显负退耦，弱正退耦。唐山市在丰富的煤矿资源基础上建立起钢铁业、能源业、化工业、建材业、装备制造业五大支柱产业。高污染、高耗能的钢铁业粗钢产量2012年占河北省总产量47%，占唐山市GDP约20%以及唐山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全市经济严重依赖钢铁业。如图2所示，唐山市GDP增长趋势与钢铁生产总值（GSP）增长趋势耦合，而唐山市环境压力在2006-2012年间持续增长至原有的二倍；资源消耗方面，除2010年，但其他年份都呈现增长的趋势。表明唐山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是以钢铁产业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
唐山市2007-2012 年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退耦水平较大幅度的震荡波动与唐山市钢铁产业发展的波动密切相关。如图3所示，由于钢铁市场需求波动，全市钢铁产量增长率Rs对应震荡波动，并与退耦指数Di变化趋势对应相反。表明唐山市钢铁行业对其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负面影响明显，政府应当着重钢铁产业调控，加强对钢铁行业环保问题监督，加大钢铁产业升级力度。
反映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本地资源，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由于主导产业基本处在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低端，且通常为粗犷式发展，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2.效率分析除上述表3的测度退耦水平指标，为进行进一步效率分析，需要引入经济效率（EE）和环境压力（EP）指标，公式为：
其中：EE 表示每消耗1sej 资源和能源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EP表示每增加1sej的GDP，所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如表3，经济效率EE 由2006 年2.65E-01 增加至2012年3.91E-01，表明随着技术进步、政府环保财政投入增加，唐山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唐山在环境压力方面呈波动变化，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唐山经济开发中对环境压力趋于缓和。(表3)
3.成本分析
政府环保政策导向和财政投入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以环保投入（EPI）量衡量。在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退耦中，还应考虑社会成本，以就业人口（EPM）来衡量。从表4看出，唐山市环保财政支出逐年增加，由2006年28700万元增至2012年184000万元，增加了5倍；而就业人口（EPM）则逐年减少。(表4)
为测度退耦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变化，本文引入退耦财政投弹性（IfD）以及退耦就业弹性（JfD）两个指标。为了能够表示经济政策影响的长期性，本文选取2006年和2012年两年的数据表示，公式为
其中：EPI2006-2012 表示2006 与2012年政府环保财政投入差额；
EPM2006-2012 表示2006 与2012年就业人口差额；
IfD2006-2012 表示每实现1 单位退耦所需的环境保护财政投入；
JfD2006-2012 表示每实现1 单位退耦所增加的就业人口。
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2006-2012 年期间完成一单位退耦财政成本相对减少8.54亿，而可相对增加就业1080 万人。无论从财政投入还是就业人口角度，唐山继续加强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退耦力度都是有利的。
四、结论
本文将政府财政投入和就业人口这两个政府实施经济政策主要考虑的因素引入可持续发展程度研究中。对唐山市研究发现：唐山退耦程度呈震荡状态，并与唐山市钢铁产量增长率变化趋势相反，说明该市钢铁行业对本地生态环境影响较大，这与唐山正处于转型发展期吻合，反映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本地资源，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由于主导产业基本处在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且通常为粗犷式发展，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唐山市发展中虽资源和能源消耗绝对增加，但经济效率呈小幅度波动增长趋势，即资源和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得到提高，环境压力趋于缓和。最后，从七年退耦过程中社会成本测度结果看出，唐山退耦过程中增加就业人口并相对减少政府财政投入，初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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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4
安倍经济学由三支“箭”组成。第一支箭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形容该货币政策是“远远超出了理性范围”。第二支箭是财政刺激，增加了总额为13万亿日元（超过14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这两支箭的确在股票价格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但是对实体经济变量的影响还不明确。第三支箭是实施增长战略或结构性改革。5月23日日本股市发生动荡后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需要再增加第四支箭，以恢复市场对日本国债务持续性的信心。
为了弄清楚安倍经济学的性质，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日本的通胀紧缩为何持续了15年之久。我们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克鲁格曼（Krugman）（1998）、埃格特松（Eggertson）和伍德福德（Woodford）（2003）、奥尔巴赫（Auerbach）和奥波斯特菲尔德（Obstfeld）（2005）等经济学家认为，通货紧缩是由需求受到短暂性冲击引起的。但是事实与他们的理论相反，日本通货紧缩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认为，一个非同寻常的货币宽松政策可以有效地避免通货紧缩，前提是该紧缩是暂时的，但事实上，日本的通货紧缩并非暂时性的。这些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在短暂性冲击结束后，如果日本央行致力实行高通胀率，那么经济预期会改变今天的实际变量，即便在流动性陷阱的条件下。这种逻辑严重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不论现在采取何种政策，暂时性冲击总将会在某个时间点消失的。这个假设似乎并不符合日本旷日持久的通货紧缩这一现实。
一些其他的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通货紧缩是一个可以长久持续的平衡现象。但是，这个观点并不符合日本的现实，即日本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一直在持续增长，并且预计在未来还会继续增长。（用经济术语表示，跟不断增长的货币相关的，长久的通货紧缩这一观点违反了横截性条件。）总之，我们并不清楚日本通货紧缩的结构，也不知道摆脱紧缩的具体办法。这是“安倍经济学”之前并没有得以实施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担心实施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不可控，因为考虑到日本公共债务会继续像滚雪球般增长，市场对日本国债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信心会丧失。我们会认为，这种担忧与安倍经济学的前景有很大关系。
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安倍经济学可能会振兴日本经济一年或两年，但是到2015年，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可能会逐渐减弱，并且经济情况会变得不确定。安倍经济学的关键节点在于，安倍政府能否在2013-2014年间展示出日本有坚定的毅力和能力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如果市场丧失了对日本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那么安倍经济学将会以不稳定的利率和不可控的膨胀而告终，导致日本经济严重崩溃。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维持对财政稳定的信心，那么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引发与稳定的膨胀相关的稳定增长。然而，由于若干原因，安倍经济学的效应仍然是不确定的。
第一支箭的不确定性：过度的货币宽松政策“远远超出了理性范围”。
过度的货币宽松政策能否实现2%的通胀目标，目前尚不确定。因为我们不能清楚地理解，在当下紧缩持续、名义利率为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因为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持续了15年之久。日元会继续贬值吗？我认为，安倍经济学的公开秘密是，该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日元贬值。货币汇率的前景也是不明确的，因为汇率主要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包括国内外的投机者。如果日元继续贬值，我们将会有更大的机率成功，即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从短期看，日元贬值会损坏区域经济体发展，因为日本会增加净出口。但是，从长期看，日本的持续增长会扩大日本的国内市场，而区域经济体，比如中国和韩国，将会在日本国内市场发现众多的商业机会。
第二支箭的不确定性：短期内的财政扩张
安倍经济学现在取得的效果是一种宣布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响应了13万亿日元的财政预算刺激方案的宣布，但是支付尚未实现。财政扩张可以暂时性地振兴日本经济，正如它在过去20年里一样，但是我们的经验让我们怀疑，它能否激发日本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第三支箭存在着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实施增长战略，或者结构性改革以增强持续性增长。
自从4月份以来，日本政府已经三次公布了该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女性劳动力、农业和投资方面的管理改革。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案并没有受到市场参与者的欢迎。
鉴于这些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增长和膨胀的前景并不明确。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安倍经济学的退出：到最后，我们能恢复财政可持续性吗？这种对未来的担忧情绪使得今天的市场变得脆弱和不稳定。如果财政的可持续性并没有恢复，那么日本的经济增长将会是自毁型的，正如我们下面描述的情形：如果随着安倍经济学的进行，膨胀率和经济增长不断上升，那么，利率自然也会上升。如果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并没有问题，那么利率的上升不会引发任何问题。但是因为日本有着庞大的公共债务，其债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0%，所以利率的小幅增长会使得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如同滚雪球般增长的债务增加了日本公共债务的信用风险，加快了利率的进一步增长。如此一来，庞大的债务会引发利率增长和债务增加之间的恶性循环。为了阻止这种恶性循环，日本中央银行将会被迫购买数量无限增长的政府债券。换言之，日本央行将被迫无限地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不可能阻止膨胀的加速发展。
最后，日本的最终结果会是利率的上涨，或者不可控的膨胀，而这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恶化。这就是安倍经济学自毁的可能性。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将会快速增长若干年，然后由于公共债务危机，恶化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日本对世界经济构成了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日元的贬值在短期内仍将持续，这导致日本净出口的增长，并且对区域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日元贬值引发的经济增长将会增加国内需求，而这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良好影响，因为日本进口将增加。因此，短期内，安倍经济学的净效应对世界经济而言，是正面的。
但是，日本国债的长期不稳定性必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由于膨胀的不稳定，日元将大幅贬值，也将会引发真正的货币战争，或者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在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中，日本的国内需求将大幅缩减，日元将大幅贬值，这会导致日本对邻国，以及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出口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在出口市场上，日本将会成为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强劲对手。
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为了避免日本经济不稳定对世界产生的不良影响，恢复日本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是重中之重。国际社会应该清楚日本经济前景的“不容忽视的事实”，并且应该要求在未来几年里实施严格的财政稳定和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5
关键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政府违约；研究理论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03108
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公共债务过高引起政府违约甚至导致经济危机的担忧，引发了对适度公共债务水平或合理的公共债务路径的深入研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举发国债，2010年初欧洲债务危机凸显，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更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过程中实施公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公共债务及其可持续性问题更不能忽视。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巨额国债和90年代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早已引发了大量关于公共债务、赤字或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试想通过对国外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文献的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文章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是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定义进行概括评述。第二部分是综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现有的研究循两个思路：（1）展望的视角――探讨适度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以求得一个不致使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2）回顾的视角――根据历史数据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状况进行检验，关注于不引发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路径。第三部分是有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边缘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异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含义但仍然联系到公共债务政策能否延续问题的观点；最后一部分是全文观点总结及研究展望。
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概念
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都将“财政可持续性”、“赤字可持续性”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视为同一个概念[1-3]，在文献中这三种表述似乎是等同的。诚然，从政策的执行来看，由财政政策引起赤字，赤字是由债务融资来支撑；从可持续性来看，公共债务的可持续状况直接影响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一国的财政可持续状况，这三种表述是同一的。但是，本文认为，对政府偿付能力问题的上述表述中，“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更为准确，因为“财政可持续性”的表述没有直接的研究对象，虽然“赤字可持续性”的表述中可以将“赤字”视为研究对象，但仅以赤字作为研究对象却忽视了累积债务这一重要对象。所以，本文将以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作为核心概念。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涉及两个问题：（1）什么样的公共债务政策是可持续的？（2）如何评价实践定政策的可持续性？大多数文献跳过了第一个问题而关注于第二个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中对可持续性蕴含了这样的含义：如果一个公共债务政策的运行轨迹满足预期的未来基本盈余现值等于初始债务，那么它是可持续的。Burnside认为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不断偿付（而不是拖欠）债务的同时能够无限期地保持同样的一套政策[1]。显然，以上定义的出发点都是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这些定义关注于公共债务的时间路径，而不是公共债务本身的规模，也就是说，这种定义存在着不符合直观认识的情况：即使当前的公共债务（或赤字）非常高，只要未来的基本盈余能够保证抵消这些债务（或赤字），它仍然是“可持续的”。Chalk 批评了上述定义中存在的“反直观情况”[2]，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出发定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固有缺陷，于是，他从OGL模型出发对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给出可持续性的定义，但显然他认为可持续性的定义中还应当规定赤字或债务存量规模不能“过大”。同时，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与经济运行情况相联系：（1）经常的预算赤字并不能说明不可持续性，因为在低利率下，有可能在经常的（甚至是永久的）基本赤字下的公共债务仍然是可持续的；（2）一个稳定的债务负担率并不能证明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不可持续政策并不一定有爆发式增长的债务负担率，例如在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于利率时，即使基本盈余为零，（已存在的）债务不断滚动会违反可持续性。
综观上述各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定义，以及下文将提到的非主流的可持续性观点，可以认为公共债务的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偿付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履行它的债务义务而不是拖欠或拒偿债务的能力。因此，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是政府债务清偿能力问题。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公共债务就是可持续的；反之，公共债务就不可持续，政府就要违约或“破产”。可以说，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是指不会造成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或债务路径。
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研究
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是为了回答上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如何评价实践定政策的可持续性？现有研究文献在对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中已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思路：（1）可持续指标研究：依据对当前公共债务水平和财政状况的认识以及对未来财政收支的预期，计算出适当的可持续性指标，这可以视为一种展望的视角；（2）可持续性检验研究：根据历史数据来检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状况，虽然这也会对未来作出预测，但可以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回顾的视角。
（一）可持续性指标研究
1.Domar条件
（二）政府违约阀值
Besancenot、Huynh等研究了在流动性不足假定下的可持续公债的拖欠问题[25]，他们
认为基于可持续性定义所确定的“合理”债务规模，如马约规定的60%的债务负担率，并不是排除债务危机的充分条件，如墨西哥政府1995年被迫发生债务拖欠时，债务负担率远远小于一般的合理标准（30%，1993），这次债务拖欠的根源是投资者拒绝购买延期的政府债务。他们运用博弈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投资者不愿去购买“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建立了一个基于重复博弈的理性预期均衡模型，通过反复迭代，该模型得到一个不断降低的阈值（Threshold）。它将收敛到一个极限，这个极限相当于一部分未来基本盈余的贴现，即为投资者开始拒绝购买新债务的临界值，也即为政府的违约阀值。
违约阀值：
（三）财政政策的非线性调整
IBC的另一层含义，或者说是IBC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共债务的均值回归（债务收敛于未来基本盈余的现值），这个回归能够说明政府在采取正确的措施，也就是在债务规模过大时致力减少赤字。近年来在许多检验IBC的研究中发现了财政政策的非线性调整：政府的政策反应程度取决于财政不平衡的规模，并证实这个反应系数是随着不平衡的规模而增加的。Bohn通过增加高次多项式，以及一个在dt=0.343（这是他得到的dt的样本均值）时的分段线性函数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非线性模型，得到了一个递增的盈余对债务的边际反应，从而提出了它们之间的非线性、凸性关系。
Sarno运用美国1916年以来数据提出了美国债务负担率的非线性均值回归的证据。美国债务负担率呈现一种非线性均值回归，政府在公债特别高时会对财政赤字作出更大的反应[26]。Arghyrou和Luintel在对4个欧元区国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挪威）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中发现了所有国家的财政非线性调整的证据：当财政赤字很高时，向均衡的调整速度就越快[20]。但Bahmani通过对28个国家的赤字-GDP比率运用KSS检验与ADP检验进行对比研究发现[27]，只有4个国家在线性检验中不平稳而在非线性检验中平稳，10个国家在线性和非线性检验中都平稳，另有14个国家在线性和非线性检验中都不平稳。这个发现虽然说明了很多国家满足IBC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线性检验有时对财政的非线性调整是无效的，但似乎也说明了非线性调整效应不够明显，这也许是因为作者检验的是赤字-GDP比率而不是债务负担率。
四、借鉴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关注于不引发财政危机的公共债务水平或路径。前文介绍了近年来国际上有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观点，系统归纳了国际上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含义、可持续性指标和可持续性检验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边缘问题。国外的研究有如下方面值得借鉴与深入研究。
第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政府偿付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履行它的债务义务而不是拖欠或拒偿债务的能力。国外学者的研究提示，在研究政府债务清偿能力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公共债务本身的规模，更应该关注公共债务的时间路径，也就是说，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是指不会造成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或债务路径。
第二，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回顾与展望的研究视角统一起来进行。回顾的视角与展望的视角各有优劣，比如可持续性检验的政策意义模糊不清，可持续性指标的研究过于简化，与现实情况有较大出入；但可持续性检验也有较稳定的一致性，可持续性指标对短期预测更为灵敏，不适于长期预测等。然而，两种研究思路却并不矛盾，通常它们得到的结论是相似的；当出现相悖的结论时，一般以可持续性指标为准，因为指标可以对突发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检验依赖于较大的样本容量，但如果突变后的子样本空间足够大，仍然可以通过结构转变模型得到与可持续性指标相一致的结论。
第三，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一个确定性环境中的可持续政策在不确定条件下不一定仍然可持续。大多数现有研究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进行。虽然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但目前来看，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处理不够精确，显得有些任意武断，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同一样本的基础上，对折现因子的不同处理得到的检验结果大相径庭。所以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纳入随机因素和风险度量后的可持续性研究：包括折现因子的不确定性和主要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
第四，现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对内生性关注不够。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是与经济运行状况紧密联系的。大多数研究看到了经济增长率对公共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影响，但很少考察公共债务及其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效应，现有研究只是将经济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考察其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而反过来，实质上财政政策的运行无疑对经济运行有着显著影响。出于研究需要，当前的公共债务可持续的研究对此鲜有涉及，如Chalk甚至将财政赤字作为消耗性（NonProductive）支出，以此简化模型。所以，
今后的研究应该把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与经济内生因素紧密联系起来进行。
第五，关于可持续性检验的起点――现值预算约束受到质疑：现代财政主义提出的“价格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认为，政府预算等式并不是一个约束，而是一个均衡条件，也就是说，在均衡时，现值预算等式是确定成立的，在FTPL框架下，传统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检验”只是一个统计问题而不具有理论意义。这一批评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检验研究无疑是致命的，理应在实证检验之前对这一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另外，与成熟市场经济体不同，对于财政状况较差及金融市场不完备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一些边缘研究可能更有意义：如能保证财政危机下债务偿还的自然债务警戒线，投资人意愿认购公债水平的政府违约阀值等研究，应当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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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ory and Method of Research on Public Debt Sustainability
DENG Xiaolan1， HUANG Xianlin1， ZHANG Xutao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P. R .China；2.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 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Shenzhen 518026， P. R. China）
Abstract：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范文6
关 键 词：消费；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13-05
一、文献综述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GDP增长率由2007年的14.6%到2008年的9.8%再到2011年的9.2%，下降了5个百分点，出口企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以出口为代表的外需带动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扩大内需将是我国经济转型改革的方向。如今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再加之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仍未明朗。因此，对国内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剑桥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如罗默模型、宇泽弘文-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等），它们主要是对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外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进行深入论证。目前，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消费与经济增长、投资与经济增长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研究。黄赜琳等（2012）基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视角，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分析了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没能量化这种影响的程度。 [1] 任歌（2011）从东、中、西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引入区域基尼系数指标， 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两变量模型分析了东中西部的差异。 [2] 孟昊（2006）建立了GDP与消费、投资的简单计量模型，虽然拟合优度很高，但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并没有解决，结论缺乏信服力。 [3] 李占峰等（2009）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对三大需求及滞后项和经济增长分别加以分析， 虽然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也没有消除自相关问题。 [4] 彭劲松（2004）描述性分析了重庆市最终消费和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消费政策组合等扩大内需的政策。 [5] 王小鲁等（2009）通过对资本、人力资本两要素以及以科技投入、城市化率、消费率等8个衡量生产率贡献的指标建立扩展了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详细论述了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但其DW值却处于无结论区域， 最后指出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重要的两个内在因素。 [6]
目前国内文献大多是将消费或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单独分析， 而综合三大需求分析的大部分文献都没有解决模型的自相关问题，从而使结论不全面、不可靠。本文结合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主要聚焦于国内市场，将出口视为外生变量，根据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现状，建立合理模型，研究如何由目前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 旨在发现问题并提出有效策略建议。
二、我国消费和投资的特征
（一）三大需求总量及构成情况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情况来看，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净出口份额很小。虽然消费和投资份额在逐年递增，但投资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2001年我国的GDP总量为10.9万亿元，2010年增至39.4万亿元，十年间经济总量翻了三番。在此期间，消费增加了2倍，而投资增加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我国投资总量为19.17万亿元，首次超过消费支出成为三大需求中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如4万亿投资计划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与此同时，国内物价水平上涨，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资金短缺，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
从我国的GDP构成比例看（见表1），消费和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95%，净出口率在金融危机后快速下挫， 由2007年的8.8%下降至2010年的4%。一般而言，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成熟市场的消费率均维持在75%～80%之间，世界各国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也维持在60%左右， 而我国仅2001年和2002年可以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之后逐步下降，2010年达到最低值为47.4%， 被投资率48.6%所超过。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非常明显。在增量部分中，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份额中最为强劲的需求，消费需求缺乏活力，国进民退步伐加快，投资主导型增长机制特征显著。
（二）三大需求的贡献分析
总量构成情况不足以描述各要素的短期变化状态， 本文采用国民收入法中的贡献率和贡献度指标来描述消费、投资的变动。其中：
贡献率=ΔC（或ΔI、ΔNX）/ΔGDP×100%
贡献度=贡献率×ΔGDP/GDP0×100%。
其中，ΔC、ΔI和ΔNX分别为投资、 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量，ΔGDP为GDP的变化量，GDP0为GDP基期的数值。
从图1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在2001年的贡献率为50.2%，之后各年依次减少，2008年和2009年虽然表现出逆转趋势但消费贡献增长缺乏后劲，2010年继续维持下降趋势。投资贡献比较平稳，各个年份有涨有跌， 平均维持在50%左右，2009年由于我国4万亿投资计划和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 投资贡献率高达91.3%，我国对投资的控制力度相当平稳。净出口的贡献率波动幅度比较大， 受国外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明显， 并且与GDP增长率的关联度很强。总体来讲， 投资是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因素， 同时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度逐年下降， 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仍未建立起来，消费本应有的份额被投资挤占， 受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
（三）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变化分析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两部分， 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又分为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单从消费支出方面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 还是政府消费支出都呈现稳步增加态势， 三者构成比例分别由2001年的1∶2.1∶1.1到2010年的1∶3.3∶1.7，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幅度最大，政府消费次之，增长最慢的是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占比超过50%成为最终消费支出的第一大主体，这与我国的城市化程度扩张和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背景有关。虽然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 人均GDP或者是人均收入都大幅提高， 但是农村和城市收入水平不断扩大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城乡名义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的1.8～2.3倍， 扩大到21世纪以来的3.3倍左右。我国出台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它使收入扩大的增加趋势日益平缓， 但仍未阻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也可能是受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内部分配结构不平衡的影响。
通过对比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虽然食品类支出分别占城乡居民消费的最大比例，但就2009年来说，农村居民的食品类比重为40.7%，而城镇居民仅为29.4%， 可见农村居民的大部分支出是用来解决温饱问题；（2）居住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信类、文教娱乐类等支出总量都在增加，城镇居民的增速更快，但总体比例比较稳定；（3）金融服务类如银行中介服务和保险服务支出，城镇明显高于农村，金融服务还未在农村广泛推广，在高档次的消费领域中农村表现得相对落后。
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两大部分，近十年来固定资本平均占比为95%； 而存货仅为5%。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部需求锐减，国内企业产品积压，造成存货比重增加，在我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后，存货又回到正常的水平上。这说明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较成功，企业已成为市场的主体，其产品的供给结构基本上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满足了多元化市场的需求，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销售率大幅提高，存货只占很小份额，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在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建筑业和设备制造业是投资支出的主体，占全部投资的90%以上，结构分布不合理且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现象普遍，投资的快速增长超过了资源的负担能力。另外，投资结构失衡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居民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得到改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服务业，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将会是近几年国内改革的重点。
三、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Uzawa（1965）和Lucas（1988）所研究的模型， 即宇泽弘文-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The Uzawa-Lucas Model）。 他们构建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
Y=C+Ik=AKα（uH）β （1）
其中，Y为总产出，C为消费，IK为物质资本投资，H为人力资本，u是生产中人力资本所占的份额，α（0≤α≤1）和β（0≤β≤1）分别为各部分产出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比重。
模型（1）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lnY=c+αlnK+βln（uH） （2）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加入科技研发支出、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指标，参考王小鲁等（2009）人的研究思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将模型（2）进一步扩展为：
lnYt=c+β1lnKt+β2lnHt+β3lnRDt+β4URt+β5ISRt+β6IDRt+β7Ct+β8Ct2+εt （3）
Yt表示GDP总量；Kt是固定资产投资；Ht是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就业人口；RDt（R&D）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URt是城市化率，定义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ISRt是产业结构指标，用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代替；IDRt为城乡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Ct是最终消费率，由于消费率是适度指标， 这里把消费率及其平方作非线性处理；εt是随机误差项，满足E（εt）=0和Var（εt）=σ2的假设。为了直接反映URt、ISRt、IDRt、C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没有将这些变量取对数。
这里选用我国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s6.0对（3）式进行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方程1直接对模型（2）进行回归， 各系数t值和拟合优度很高， 但DW为0.769，存在着正自相关，加入AR（1）项后DW为1.349，处于不确定区域，无法解决自相关带来的偏差。方程2是对模型（3）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比较好，但R&D支出、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变量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通过依次剔除不显著变量，我们得到方程的最终结果，各系数t值非常显著，Adj.R2达到0.999，且F值很大，DW为1.940，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该方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表示如下：
lnYt=-47.118+0.426lnKt+5.615lnHt-0.098IDRt-27.523Ct+22.628Ct2 （4）
方程（4）表明：（1）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GDP增加5.615个百分点。（2） 资本形成对GDP的长期影响为正， 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将带动GDP增加0.426个百分点。（3）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着共线性问题，这些指标集中反映在IDRt的系数上，该系数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收入差距增大1个百分点， 将会使GDP减少0.098个百分点。（4）R&D经费支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可见R&D投入在我国总量低且结构不合理， 激励机制不健全， 创新意识不足， 和发达国家R&D投入3%的产出弹性相比相差甚远。（5） 消费率及其平方项系数显示，消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一条U型曲线， 存在最低值60.8%， 即消费率在我国越接近60.8%，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越差。例如2010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7.4%， 当消费率增加到60.8%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但如果继续增加将会推动GDP的快速增长。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又选取我国1990～2010年的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CPI四项指标数据，分别用Y1、Y2、Y3、Y4表示，然后取自然对数建立四变量的VAR（4）模型。AR根图显示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VAR（4）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下面分别给各变量一个正标准差单位信息冲击，得到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图3、图4。
从图2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 脉冲值在第3期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达到最大响应值0.061，之后开始慢慢变小，直到第6期以后才趋向平稳。 表明经济增长受到自身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变动，并且该冲击具有明显的持续增长效应。 在本期给最终消费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经济增长立刻反向变动，在第5期达到最低值-0.057，从第6期开始反向趋势逐渐减弱，但依然稳定在横轴以下。 这说明当期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从第2期开始就一直对经济增长起着抑制作用， 消费的增加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反而效果更差。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产出开始逐渐增长，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为0.033，之后基本上趋于平稳。投资具有滞后效应，虽然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产出，但其长期的经济增长支撑效用则相当明显，可见投资确实在长期内稳定地拉动着经济增长。当产出受到CPI的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其反应基本上与消费冲击相同，基本上是完全负相关，即CPI的上升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阻碍作用。
如图3所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消费开始迅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0.047，从第4期开始呈缓慢递减趋势。表明最终消费受到经济增长冲击后，产生了同向反应，而且短期内效果明显，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当给消费自身一个正的单位冲击后，当期达到最大值0.014，之后开始变小，从第3期开始效果变差，之后一直保持着负向反应。可见消费对自身的脉冲值反应短期内有效，在长期中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期消费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未来消费。在本期给投资一个标准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消费开始逐渐同步增加，直到第9期达到最大值0.03，之后表现也比较平稳。投资冲击给消费带来正向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有效，在长期内具有显著的可持续效果。 给CPI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最终消费迅速表现为反向效果，直到第8期达到最低值-0.08， 之后反向作用慢慢变小，CPI对消费增加将产生持续的削弱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产出一个正标准单位冲击后， 投资迅速增加， 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0.079，从第3期开始递减，在第6期以后保持平稳水平。表明经济增长对投资具有正向反应，短期内效果显著，长期中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投资受到消费一个标准单位的信息冲击后，第1期反向效果就很显著，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073，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依旧维持着反向变动态势。可见，消费对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具有阻碍作用，消费的增加将引起投资的持续减少。当投资受到自身的正标准冲击后，产生的是正向效果，脉冲值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0.041，之后小范围震荡并保持平稳。投资对未来投资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长期中也具有可持续性。给CPI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投资迅速反向作用，在第6期达到最低值-0.128，随后抑制作用变弱，但仍然是负面影响。CPI上升对投资产生持续的阻碍作用。
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最终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增加， 投资的增加从长期也能带动消费和产出水平的上升。但反过来，本期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而且在长期中具有阻碍作用。CPI上升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 将CPI控制在较低水平对整个经济系统会更加有力。 经济增长和消费受到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较为类似， 说明两者的变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变动轨迹也趋于一致，这与现实状况相符合。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消费、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实证分析，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在三大需求构成中，消费和投资占据主体地位， 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 投资是最活跃的因素，而消费缺乏活力；（2）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 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拉动作用， 消费率存在临界值60.8%，且越偏离此临界值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3）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产出和投资增加无论对自身还是其他两者都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持续增长效应， 但消费的增加却不利于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同时，CPI上升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完全是负面影响。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了更好地处理好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1. 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我国由投资主导型国家向消费主导型国家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目前状况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未来几年我国仍然会呈现投资主导的特征，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消费更具有中长期特征。 虽然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大，但其结构并不合理，建筑业和制造业占据着90%以上的份额。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私人投资，让市场成为经济调节的主体，减小政府大规模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从产业结构角度，应减少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向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在现阶段缺乏活力主要是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我国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排名还很靠后。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降低企业和个人纳税，这样既能提高劳动者工作热情以推动经济增长，又能稳定消费预期并保持消费持续增加态势。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努力推进住房、医疗、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城乡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应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加快农村保险体系的构建。推进税制改革，对低收入者免税或减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重，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4. 加快人力资本形成，增加就业。人力资本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加就业岗位，吸收潜在劳动者创造价值，并加强对劳动者技能培训和知识教育，可以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同时，政府和企业应提高R&D投入水平， 将科研成果真正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培养创新意识，有效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
5.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物价上涨对消费、投资和产出水平的提高均具有负面影响。稳定物价就可以稳定消费者预期，在收入水平提高时消费必然会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效应不明显，很可能是由当期消费不足和当期消费挤占未来消费的原因所致，但是当消费能保持平稳增加，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当消费率提升至60%以上时， 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才会显现，而且会呈现出加速增长效应。
6. 加快金融业发展步伐，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了融资支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分散了经济危机带来的风险。金融业是服务类行业，它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金融业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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