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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范文1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制度及理论基础
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下几个司法解释。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联合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是20__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上五个司法解释即是目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以上几个司法解释明显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1、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司法处理方式。对于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应该"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上述五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从前四个司法解释来看，在强调"先刑后民"的同时，也强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刑民并行"，虽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但在第五个司法解释中，则片面强调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与前四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2．部分条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强。在"先刑后民"时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是驳回、不予受理还是终结诉讼，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这类案件法律文书的体例、格式也都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3．部分规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释架空或否定。
二、"刑事优先"适用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正确理解适用"刑事优先"，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民事案件的顺利审结。但在审判实践当中，如果过分强调"刑事优先"，也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导致被害人权益保护不足，尤其是在当前司法环境不甚理想，司法地方化明显，不分缘由适用"刑事优先"可能适得其反。
（一）立法缺陷：缺位与冲突并存
1、先天理念缺位：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不足
如前所述，"刑事优先"突出国家本位，在程序设计中强调刑事的主导地位，公权优先性，被害人的权益附属于国家利益，可有可无，从而导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严重不足。该制度设计在先天理念上的缺位导致了：1、被害人诉权无法得到保障。有的被害人多次向法院，但法院每次均以不属民事纠纷而具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向有关机关刑事告诉，结果却又被告知系民事纠纷，各单位互相推诿，使被害人无所适从。2、案件被长期搁置。刑事侦查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法院无权干涉侦查机关的侦查进度，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长期不作答复，使民事案件长时间受制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进度。3、民事案件长期被中止。由于刑事案件尚未建立缺席审判制度，一旦被告人没有到庭，那么刑事案件就会被中止，则相关的民事案件，必须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到庭后，才有望审理，从而导致案件长期"悬挂"。
2、现行司法解释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98年《规定》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这个规定明确了刑民交叉案件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处理的原则。但是在适用"刑事优先"的标准问题上，98年《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确立的是"同一法律事实" 标准，而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显然确立的又是"同一法律关系"标准。同一个司法解释，竟然存在两个"刑事优先"适用标准，立法不够严谨，在司法实践中也导致办案人员无所适从。
显然，"同一法律事实"与"同一法律关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同一法律事实"在不同法律规范的评价下，会形成多种法律关系。如一个侵权事实，一般形成侵权法律关系，但放在《合同法》的视野下，亦可能是一个违约法律关系。如司机故意造成乘客受伤案，司机的侵权行为同时也是犯罪行为，乘客以司机侵权为由要求赔偿，则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如果，乘客以违约为由要求赔偿，那么违约行为，与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就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实际上，都是基于司机侵权这"同一法律事实"。而且，严格意义上讲，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刑民交叉案件根本不可能有"同一法律关系"。所以，以是否系"同一法律关系"作为"刑事优先"的适用标准尚值得商榷。
3、审级制度不同造成事实认定冲突
我国 刑事诉讼法跟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同的级别管辖标准，一般情况下由于适用范围不同，两者并不会导致冲突。但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因既涉及刑事案件的审理，也涉及民事案件的审理，这种冲突就比较明显。以我国目前发案率较高的知识产权犯罪为例，民事纠纷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由中级以上法院审理，立法初衷在于知识产权纠纷是一种专业、技术性强的疑难复杂案件，只有知识储备好，审判能力强的较高级别法院法官才能胜任；然而，大量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级别管辖规定，一般都由基层法院审理。
由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比民事案件高，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往往是民事案件中的免证事项，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较高级别法院民事法官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时，必须适用下级法院刑事法官认定的有关事实，这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困境。而且在类似案件审理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一方当事人向中级法院提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另一方因与地方司法机关比较熟悉而同时在地方司法机关提起刑事控告，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作出"违心"的事实认定。
4、无罪判决中有关事实认定的冲突
"刑事优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纠纷中具有当然的证明力，这样在刑民诉讼中会造成事实认定的冲突，其中也包括无罪判决认定的有关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中的第一、二、三、五、六项都可能涉及到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认定，该事实认定也可能成为今后对其民事纠纷判决不利的依据。
这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罪判决被告人不享有上诉权，但是无罪判决被告人不具有上诉权好象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即使对其民事部分审理不利，被告人也不会上诉，虽被告人内心想要上诉，但出于担心上诉行为可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作出更为不利的判决而放弃上诉，这也就是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然而，根据我国现在法律规定，剥夺被告人上诉权的无罪判决认定的事实，却成为民事判决中免证事项，如果再搀杂前述审级制度造成的事实认定冲突，这就更为不合理。
（二）适用困境：滥用"刑事优先"制度
1、人为制造假案，拖延民事诉讼
在经济纠纷当中，有的民事案件被告，在得知原告向法院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时，故意向有关机关控告，通过"努力"，有关机关也竟然对案件予以立案侦查。被告于是告知法院，称该经济纠纷已经涉及刑事犯罪，有关机关正在侦查，要求法院暂缓审理。而法院可能凭有关机关出具的立案凭证，作出了对原告十分不利的中止审理，客观上导致了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审理。
2、个别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保护地方、部门利益
98年《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条规定虽然赋予法院对案件性质的审查权，但是由于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无法掌握案件的全部材料，在实践中，这种审查经常流于形式，而且也备受批评，主要还是依赖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认定，这就为公安、检察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提供了司法依据。如甲地法院在审理一起被告为乙地某大型企业的经济纠纷时，乙地的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以该经济纠纷涉嫌犯罪为由，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3、导致民商事案件"执行难"
由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普遍适用"刑事优先"，这样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通过及时来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是后也被无限期地中止，相关的民事保全措施因刑事案件审理的需要也不能得到适用。同时，刑事案件的审结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就给债务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最后原告即使胜诉，面对的也将可能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结果。
（三）职能错位：法官先定后审
法官消极中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要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审判权行使的消极性是区别于行政权的主要标志，也是确保法官"在发生争议的各方参与者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瘫的态度和地位，不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98年《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赋予了法院预先审查判断的权力，法院在没有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并最终裁判前已经先入为主为案件定性，直接违反了法官消极中立原则，不利于案件公正审理。
其次，上述规定也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直接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治国家，只有在法院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作出有罪判决之后，国家才能对被告人予以定罪，然而98年《规定》却赋予法官未审先定的权力，直接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在实际运行中，虽然在形式上侦查机关依然需要独立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才能启动侦查程序，然而，由于法官享有案件最终裁决权，他的意见对侦查、机关无疑具有引导作用，对法院已经定性的案件，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容易走过场。假如侦查、检察机关或者最后的刑事法官，严格依法把关，做出了与民事法官不同的认定，一方面可能影响公、检、法三家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法院自身的权威，使自己成为案件当事人批判的对象。
三、从实证主义角度："刑事优先"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很多学者认为"刑事优先"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项原则，但笔者不敢苟同，"刑事优先"固然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但它还不能成为一项原则，只能认为是一项制度。理由很简单，原则应当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领域需要普遍遵守并适用的，而"刑事优先"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因为处理方式除了"刑事优先"，还有"民事优先"与"刑民并行"。但这并不是否认"刑事优先"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刑事优先"不管是理念、还是实际运行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地予以完善。
（一）理念重构：国家、社会利益与被害人利益平衡保护
"刑事优先"从一开始制度设计，理念上就偏重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欠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护。该制度虽有助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社会利益，但被害人的利益却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因"刑事优先"而再次受到损害的可能，因此也成为许多学者批评的对象。
因此，应积极转变理念，引入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平衡保护的现代司法理念。换言之，在注重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被害人利益。在立法上要进一步完善"刑事优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按一定的标准适用"刑事优先"，杜绝"刑事优先"的滥用。20__年4月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5条规定，对普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被害人享有选择权。该司法解释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命题：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只要不是严重侵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应当由被害人自行决定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突出了被害人民事权益的本位。
（二）制度完善：立法与实务的规范化
1、98年《规定》的立法改进
"刑事优先"的规定主要见于98年《规定》，其中一些规定不符合审判实际，应予以改进。第一，98年《规定》确立了刑民交叉案件适用"刑事优先"的两个标准，应当明确将"同一法律事实"作为唯一的适用标准。第二，98年《规定》 第11条规定"裁定驳回"及第12条"退还案件受理费"均应改为"中止审理"，待刑事诉讼审理结果出来后，民事诉讼再根据刑事诉讼的结果，作出相应的处理，这样更能够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取消人民法院的预先审查判断权。确定一个案件是涉嫌刑事犯罪还是普通民事纠纷案件的权力不应属于人民法院，而应最终取决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具体做法，应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立案，作为启动"刑事优先"的前提，再结合"刑事优先"适用标准予以决定是否对案件中止审理。
2、"刑事优先"适用标准规范化
"同一法律事实"应作为"刑事优先"适用标准，那么如何准确把握"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事实"不能机械理解为法律事实的完全重合，而是指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与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的关联程度紧密性。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具体分为：主体关联、事实关联和标的物关联。
对于主体关联的案件，因其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与原、被告的重合，故可分开审理。事实关联有两种情况：一是事实存在重合（包容），另一种是事实存在交叉。对于事实存在重合的案件，原则上应当"刑事优先"，对于事实存在交叉的案件，不一定属"同一法律事实"，不一定要"刑事优先"，因为交叉事实可能并非案件的关键事实。对于标的物关联的案件，指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财物又成为另一个民事案件所争议的标的物，则原则上应"刑事优先"。如车辆是诈骗所得，又成为买卖纠纷争议的标的物，这时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车辆的所有权确定有赖于诈骗行为的认定结果。
实际上，从关联性的角度分析，是否应一律适用"刑事优先"还存在困难，"同一法律事实"的实质应是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否会对民事案件的关键事实的认定有影响，进而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如果无论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作出何种认定，都不影响民事诉讼对民事要件事实的认定，不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则不属"同一法律事实"，不需要适用"刑事优先"。
3、"刑事优先"适用的例外情形
第一，在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在逃或下落不明时，刑事诉讼只能中止。当有其他应当或愿意为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的情况下，若机械适用"刑事优先"，则可能迫使被害人受到"双重伤害"，即看不到刑事正义，又得不到民事保护。因次，为避免此种情况，可以先行对民事案件缺席判决。同样，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的违约、侵权行为是由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或下落不明，也可以先进行民事诉讼。
第二，适用"刑事优先"的案件，为了防止难执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案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先予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因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扣押有关物品、冻结存款等的规定，但这些手段目的是为了案件侦办的需要，与以保证将来民事判决顺利执行为目的的财产保全有着质的区别，所扣押物品、冻结存款的范围远小于财产保全的范围。
（三）性质分析：法律事实的刑民之辨
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如属"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完全重合（包容），那么应进行法律事实性质分析，是构成刑事案件、亦或是民事案件，还是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以正确适用"刑事优先"。
1、法律事实的基本形态
刑民交叉案件"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重合（包容）有四种基本形态：一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侵权事实交叉。民事侵权事实主要由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组成，这些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基本相一致。二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事实的交叉。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的交叉，要数违反被管理人意思的不适法无因管理与侵占罪构成要件的交叉最为典型。不当得利因其具有开放性，更有可能与刑事法律事实交叉。三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违约事实的交叉。违约行为是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民事违约行为的外征与某些犯罪主、客观方面彼此吻合。四是某些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合法行为的交叉。
2、法律事实的界定
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界定方法主要有三种：民事规范分析法、刑事规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
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根据民事规范审查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内含的民事要素是否可以成为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如果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能够支撑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两者之间具有印证性。当从民事规范角度看，民事要素与刑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不具有印证性时，可以判断该起刑民交叉案件，纯属民事纠纷。只有具有印证性时，才可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分析具体案件的民事主体、民事内容、民事客体，是否与刑事犯罪主体、客观方面、客体一致。
刑事规范分析法。根据刑事规范，全面地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刑事要素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构成，准确把握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刑事要件，进一步审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构成刑事规范上的罪过，从而认定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是否为犯罪事实。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一般可以解决主体、主体行为以及主体行为侵犯的法益方面的事实问题，但对主观方面，必须借助刑事规范分析法，才能明确行为人有无刑法意义上的主观罪过及其深浅程度。通过民事规范分析法，一旦可以确认民事关系诸要素与犯罪构成诸要件之间具有对应关系时，即可从行为构成要素的"数量"和"顺序"两个方面分析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有无或深浅，当其主观恶性达到刑法规范所规定的程度时，即构成犯罪，反之则仍属民事案件。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数量"规定，主要是指我国刑法规范中数额犯罪和情节犯罪的认定。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顺序"规定，主要是指通过行为构成要素顺序的分析，以准确把握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行为与其他事实相互作用的方式及相互的主次地位等，据此分析认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或主观恶性程度的大小。从司法实践看，要特别审查行为时的附随情状，即要结合行为的背景考察行为的动机与目的。
综合分析法。在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与刑事规范分析法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时，不能单独适用其中一种方法，或运用两种方法但却分开机械考虑问题，而应综合运用，综合分析。不仅要综合运用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还要综合运用刑事理论与民事理论，将刑民交叉案件放在刑民视野下，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四）事实冲突：刑民裁判中法律事实认定的统一
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涉及不同审级法院作出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而且这种认定经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前后两个判决均为民事判决的情形下，最高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是，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当从生效裁判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而不必等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正确认定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有利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
刑民交叉案件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问题，并不像单纯的两个民事案件那么简单，因为刑民两种诉讼的证明标准不一样。刑事诉讼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只要"高度盖然性"即可。有学者认为，无论前一判决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前一判决对于事实的认定，后一判决原则上应当适用，至少应当参考。但笔者认为，刑民交叉案件的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要区别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论之。
1、刑事判决在先，民事判决在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则上应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理由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1）刑事诉讼中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项。但当事人举出相反的证据，如果能够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外。（2）刑事诉讼中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在刑事宣判无罪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把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运用到民事诉讼当中，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刑事责任，不等 于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无罪判决是建立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成立的情况。应当注意的是，无罪判决中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认定，也不能一概成为免证事项，而应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因为无罪判决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2、民事判决在先，刑事判决在后，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援引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但由于民事诉讼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权利"与"义务"而展开，而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罪"与"罚"，两者证明对象的不同，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具有当然的证明效力，"刑事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参考民事判决，但不受民事判决的约束。"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仅具有"书证"意义，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而且要经过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被其后的刑事判决。对这种情况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判决予以纠正。同样，对于前一个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在后一个民事诉讼中确实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错误，也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于审级制度造成的事实认定冲突，可以从统一刑民案件的受理级别予以解决。
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范文2
论文关键词 刑事立案 侦查监督 立案监督
刑事立案监督是侦查监督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纠正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和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执法不严问题的有力措施。但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和客观条件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行使。使得刑事立案监督职能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实施，在实践中不能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现将我院2010年以来的立案监督案件进行统计，结合工作实际总结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立案监督问题的对策。
一、基本情况统计
2010年元月至2012年6月，我院共办理立案监督案件9件12人，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5件5人，不应立案而立案4件7人。
二、当前在立案监督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立案监督的案件线索来源不畅
目前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的案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群众的控告和申诉；第二是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第三是通过走访公安等单位，调查相关发、破、立案台帐发现；第四是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发现。
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少之又少，从这点上可以看出，目前在法制宣传方面还很不到位，存在死角。公民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比较差。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非常大，这一部分人一般文化程度较底，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农村也是刑事案件高发地区，存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现象。在现实的执法实践中，的确存在被害人在案发后受金钱诱惑，或受胁迫，选择沉默，而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这样就会失去应有的司法保障。
如果在没有案件线索，只是对公安机关进行拉网式调查时，由于该类案件可能被人为的边缘化，所以取得收获的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
（二）相关单位之间沟通机制存在缺陷
根据我国的相关刑事法律规定，目前，我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三者的关系在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很清楚，要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而在现实的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独立执法的“随意性”较大，对公安机关的制约和监督相对较弱。这样，公安机关有事就不会主动将刑事案件立案情况向检察机关立案监督部门备案。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只能通过审查公安立案情况，才能及时掌握刑事案件发案、破案情况，从而发现有案不立的线索，但有罪不究的案件往往有较强的隐蔽性，一般不易被发现，证据调取也相对困难，可操作性较差。
（三）立案后执行没有保障，监督措施难落实
侦查机关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案后，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对案件的侦破不积极，消极应付，甚至采取拖延的办法对抗，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使公民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公安机关立案后不及时侦查如何处理等却无具体规定，这样造成了形式上立了案，但实质上并没有达到立案监督的目的。
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范文3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范文4
关键词：商业秘密；刑事保护；权利人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78-02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商业秘密侵权问题不断出现，涉及商业秘密的纠纷也日益增多。但是由于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起步较晚，和国际立法中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的规定存在显著的差距，另外各个部门法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尽统一。我国商业秘密在处罚力度和操作性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尤其是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制度显得尤其重要。
一、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规定
从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来分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该罪的成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罪的犯罪客体是合法有效存在的商业秘密；第二，该罪的犯罪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未经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许可，实施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并且情节严重，造成秘密权利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第三，该罪的犯罪主观方面以损害商标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依据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根据1997年刑法第219条第1款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第一种情形主要表现为采用利诱、胁迫、盗窃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并同时造成商业秘密权利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采用贿赂、欺骗、劝说等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称之为“利诱”；采用威胁手段而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不管这种威胁是现实存在的还是可能发生的，只要使他人发生恐惧的都可以称之为“胁迫”；只要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通过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得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都可以算作“盗窃”；“其他不正当手段”，是指除利诱、胁迫、盗窃以外的其他非法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二）未经商业秘密权利人许可，允许他人使用或者自己披露、使用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19条第2款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第二种情形主要表现为未经商业秘密权利人许可，允许他人使用或者自己披露、使用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并同时造成商业秘密权利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行为人将自己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商业秘密转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使用即为“允许他人使用”；侵权人未经商业秘密权利人许可，采用口头、书面等形式将其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向外界公布的行为即为“自己披露”；侵权人非法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后，根据其中的经营信息自己进行经营或者根据其中的技术信息自己制造相关产品即为“自己使用”。
（三）不遵守保密条款的约定，允许他人使用或者任意披露、使用其所掌握的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19条第3款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第三种情形主要表现为：不遵守保密条款的约定，允许他人使用或者任意披露、使用其所掌握的他人的商业秘密的，并同时造成商业秘密权利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不遵守保密条款的约定”是指商业秘密涉案当事人一方、双方或多方违反自己在技术开发或者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
（四）其他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19条第4款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第四种情形主要表现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而故意获取、披露或者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第三人实际上知道上述的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侵权或违约行为，而故意所为获取、披露或者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即为“明知”；虽然第三人声明其并未明知，但按法律规定或者从事实推断，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三人应当知道，不可能不知道，应当按明知处理的情况，这种情形即为“应知”。
二、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立案难问题
《刑法》第219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定罪处罚。但对重大损失的数额标准却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商业秘密侵权和商业秘密犯罪的标准只有一个50万元的要件，但实务中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民事案件可以有效地使用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倒置以及转移，或者采取举证优势的原则，寻求相对合理。但是刑事案件不是这样，如果权利人认为犯罪嫌疑人窃取、非法使用了他的商业秘密，权利人必须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这个行为，否则不能指控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
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必须涉及管辖，但它的管辖要比民事案件的管辖复杂得多。商业秘密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经过高级人民法院授权的基层法院也可以审理商业秘密案件。但是，由于商业秘密的刑事犯罪案件的刑期多数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少数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这种犯罪对于法院来讲只能在基层法院审理。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都要求在中级法院审理，而商业秘密的犯罪案件却放在了基层法院审理，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倒置现象。
另外，公安机关在涉及商业秘密的力量问题上比较复杂，我国在前期公安机关因为各方面的影响参与到经济经营活动中的情况比较多，比如双方是个合同纠纷，公安机关一介入，成了合同诈骗，使得双方的交易变得畸形。于是公安机关就规定，对于经济案件应当严格立案，轻易不能立案。商业秘密的案件也是经济案件之一，公安机关对于商业秘密的立案极难。
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达到50万元以上，才能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所以公安机关往往要求权利人提供其损失达到50万元以上的证据，这对于权利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退一步说，即使公安机关立了案以后，由于商业秘密案件的复杂，加上办案警官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立了案以后不能有效地结案的情形也是有的。这对于有效打击商业秘密犯罪显然是不利的。
三、商业秘密犯罪管辖问题
司法机关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执法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刑事司法权力极易被滥用，妨碍人才的流动和科技的传播，需进行认真研究和依法规范；另一方面司法机关时常处于两难境地，制约刑事打击商业秘密犯罪工作深入开展。司法实践中，有两个现象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刑事执法手段介入人才流动等一般民事侵权案件的现象不断增加。二是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些公安机关轻易动用刑事手段帮助本地企业打击外地竞争对手，使刑法异化为插手经济纠纷的工具；从理论上分析，员工违约带走公司秘密技术资料的行为，是其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预备行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预备行为地是犯罪地，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其所在地法院有管辖权。
笔者认为，在商业秘密犯罪管辖的问题上，需要对以下内容进一步明确。第一，根据刑诉法中规定的属地管辖原则，应该由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地的公安机关对商业秘密犯罪案件进行管辖。第二，应当由地市级及以上公安机关对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进行管辖；当然，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也可以指定下级公安机关管辖。第三，采用盗窃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和披露、使用采用以上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的实施地即为犯罪行为地。
四、商业秘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问题
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引出来一个问题，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是否可以附带民事赔偿？这个问题很有异议，因为商业秘密会多次出现二次泄密，每泄一次密，权利人的损失就会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下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如果分开审，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审，民事案件由中级法院审，由不同的法院去审，可不可以给予民事赔偿？通过对国内多起典型案例研究来看，多数法院不支持商业秘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款，“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这一条规定来看，严格意义上说，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没有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应当允许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赔偿。因为，二次泄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商业秘密案件在保密方面有其特殊性，期望能够引起重视。2009年最高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的实施意见》（简称《三审合一意见》）。笔者认为《三审合一意见》的实施，将使得商业秘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需求更为迫切，也更具有可操作性。据此笔者建议适时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完善商业秘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以更进一步地完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和有效地防止“二次泄密”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戴永盛.商业秘密法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倪才龙.商业秘密保护法[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范文5
认知脑电测谎的技术优势
(一)直接记录大脑对刺激材料认知加工过程的脑电位特征，提高了准确性
传统的心理测试工具是多道生理记录仪，通过提问一些问题让被测人作出回答，记录与外周神经系统相关联的呼吸、心血管活动、皮肤电变化等生理指标，通过比对分析被测者对不同问题的反应图谱，对被测者作出与案件是否相关的判断。认知脑电测谎不是对被测人外周神经系统控制的各种生理指标的记录，而是直接记录被测者大脑对所呈现的案件相关或无关的刺激信息认知加工的脑电特征，通过比对被测者对不同性质刺激的脑电位在潜伏期、波幅以及波面积的差异从而作出判断。人类具有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的能力，对所受到的刺激首先是识别，然后确定做出反应，这一识别———判断过程主要是在人的大脑中通过发放生物电并在神经细胞之间彼此传递、综合，最后给效应器官发出指令使其执行才得以实现的。认知脑电测谎就是直接记录大脑认知加工所引起的大脑电位的变化，是对人的认知活动的直接监控，能有效提高测试准确率，降低假阳性。
(二)同步记录大脑对刺激材料加工过程的脑电变化，具有锁时性
认知脑电测谎是同步记录大脑对刺激材料的认知加工过程，将大脑呈现的脑电位变化记录下来，然后通过与行为数据的融合达到反应时间和脑电位的匹配，然后进行分析作出判断。在认知脑电测谎中分析的是刺激呈现后1000ms以内脑电位变化，能直接反映大脑对所呈现的刺激材料的认知加工，是对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反应指标的锁时性记录。传统的生理多导仪是通过向被试提问，同时用多导仪记录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皮电、血压、呼吸的改变。在此过程中由于受提问时间和个体的差异被测人在听到问题到生理反应之间会有一定的延迟，这些额外的因素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与传统多导仪相比较，认知脑电测谎不需要对被试进行任何的询问，也不需要被试口头回答什么，只是通过呈现一些不同性质的刺激材料，让被测人对所呈现的内容做“是”“否”的按键反应，与此同时通过被测人头上所戴的电极帽及时地记录被测人对不同内容认知加工的脑电。通过比对脑电特征的差异来作出判断。
(三)不受生计数、声音等反测试手段的影响，难以伪装
认知脑电测谎中反映的是人在对刺激信息进行加工时脑活动的电生理变化。在显示不同刺激所诱发出的不同脑电变化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读取案件相关的脑电位变化，即得到无法伪装和隐藏的脑电位的波幅、波的正负极性、潜伏期等参数变化，然后把这些不同变化作为检测是否与案件相关的依据。这些参数的变化具有不易伪装的特性，其原因在于人的大脑当辨认出重要信息时，如嫌疑人所看见或听见的刺激与存储在其大脑中的犯罪细节部分相吻合时，大脑就会产生一种称为“编码与记忆相关的犯罪行为多参数脑电图反应(memoryandencoding-relatedmultifacetedelectroencephalographicresponse:MERMER)”。［3］在民事纠纷案中只有真实发生过的事实才能引发出特异性的脑电特征，而未发生的编造的事实则不能引发特异性的脑电特征。同时相关研究发现ERP欺骗检测的效果不受“计数”［4］、声音［5］等反测试方法的影响，该技术具有较高的抵御反测谎手段的能力。
(四)测试在基本无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结果更客观
在认知脑电的测试中，不问任何问题，只是让被试看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言语或图像信息，并对其做反应，而同时同步记录的脑电反应是无创无异样感觉的。测试的整个过程基本是在无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测前的谈话是非常客观的，所有测试人员在情绪表现上都是中性的，无论被试是否具有所要调查的特定信息，测前谈话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被测人的身心状况，测试的意愿，案件的关键点等相关内容。这与传统心理测试的测前谈话有较大区别，不需要强化测试中对控制问题的反应。从测试之前到测试的中间环节，测试人员在基本无压力的条件下进行，这就减少了压力对情绪产生的影响，保证结果更客观地反映被测人记忆的真实情况。
认知脑电测谎在民事纠纷案中的可行性分析
(一)认知加工过程的不同可作为民事纠纷案分析的基础在认知脑电测谎中所依赖的是不同被测人对不同属性的刺激内容的认知加工过程存在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不同被测人在进行认知脑电测谎过程中的认知预备—状态—过程—结果选择上存在差异。［1］认知预备的不同表现在不同的应激水平会影响在对不同问题的认知加工敏感程度上，这反映在生理上的感官反应能力提高，对文字、图片等视觉识别速度加快，按键反应的速度提高等;认知状态的不同是指不同的被测人具有经历实施后的具有行为体验性的再认、通过媒体或他人等第三方获知感官性再认、以及陌认三种认知状态的不同;认知过程的不同表现在相同的认知作业下，不同被测人由于测谎动机、认知目的、以及对自己的主观要求的差异所导致的对问题的监控和做出反应的差异;认知结果的选择方面则是对于相同的一个问题，不同的被测人所与自己识别出的事实一致或是不一致判断。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中，双方所争议的焦点必然有一方所坚持的观点是真实存在或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而另一方则是虚构的或是未曾发生的，属于主观臆造的事情。某一争论的焦点对不同的被测人其认知加工的过程会不同。相对于诚实被测人，他对所呈现的刺激是做正确的识别诚实的回答，而对于欺骗者来说则是做正确的识别错误的回答。在这个认知加工过程中就会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差异，最终反映在脑电特征上。
(二)虚假记忆与真实记忆脑电位特征的不同可作为区分不同被测人的依据与大多刑事案件的认知脑电测谎不同，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测试中，不仅需要鉴别被试或者嫌疑人是否拥有某些记忆，还需要进一步分辨这些记忆的获得来源。对双方争执已久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双方所争议的焦点可能对方也熟悉，只是性质上一方所持观点是事实发生的，而另一方是自己虚构杜撰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区分这些记忆的来源，从而作出合理的判断。建立在CIT理论基础上的大多数脑电测谎的解释比较适合于未被信息污染的刑事案件，但对于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可能并不适用。在测试中让被测人对每个信息点的两种观点进行判断，其心理意义有三种:亲身经历的记忆、自己强调的虚假观点、对方的虚假观点。其中，亲身经历的记忆可以解释为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记忆是关于个人生活的记忆。Conway(2003)做过一项关于回忆真实事件与想象事件的脑电研究，发现对真实事件和想象事件的回忆都激活了左前额叶，但想象事件的激活强度比真实事件要低。牟诹静［6］的实验研究表明，左侧额区在刺激后450ms～750ms时间内平均波幅和晚期负波波峰波幅能够区分真实与虚假信息，真实信息诱发的晚期负波比虚假信息更大，差异显著。韩志伟［7］的实验结果表明，左侧额区在刺激后550ms～800ms时间内的平均波幅和晚期负波波峰波幅能够区分自我信息与他信息，自我信息诱发的晚期负波比他人信息的更大，波形更为负向。这些研究提示，左侧额区的晚期负波可以区分事实与虚假信息。
认知脑电测谎在民事纠纷案中具体应用的思考
在对民事经济纠纷进行认知脑电测谎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编题的准确性
认知脑电测谎的刺激题目的编制是诱发特异性脑电特征的基础，通过刺激材料的编制可有效区分事实与虚假的信息。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中双方所争议的可能是关于合同的签订，钱的数目、还钱的次数以及是否还过钱等各方面问题，通过对争议点的确定可明确事实发生与否，有效区分不同类别的被测人。第一，案件相关信息的选取。每个案子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作为测试人员如果不熟悉案情，就不可能编制出合适的题目，心理测试就不可能成功。所以，测试人员一定要熟悉案情，与民事纠纷案件的原被告双方进行深入的测前谈话，并与办案人员多交流、多沟通，必要时还要看卷宗，从而确定双方真正的争议点以及事情经过的具体细节。测试题目编好后，要与办案人员一起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测试中使用的关键案件情节要认真审查，做到客观准确。总的目标是在选取问题的质上能够反映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信息，在量上尽可能多地搜集与案件相关的关键信息，从而有效减小测试结果的假阳性概率。第二，案件陪衬信息的选取。认知脑电测谎中的案件相关信息的呈现需与陪衬信息混合，通过随机呈现，被测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是”或“否”的按键反应。案件陪衬信息应与案件相关信息相似，但性质不同。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中对于一方来说的陪衬信息可能就是另一方的案件相关信息，这就需要在测前认真深入地分析案情，编制好合适的陪衬信息，从而为测试后期数据的处理分析提供依据。
(二)测试过程的严格控制
认知脑电心理测试和其他物证检验一样，有一定的条件和标准，不符合条件的测试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应严格按照认知脑电测谎的程序进行测试。在测试前，测试人员一定要了解被测人的精神、身体状况，有无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有无脑部损伤史，视力或经矫正视力情况，判断其是否符合认知脑电心理测试的条件。如果不符合，应当坚决不测。测前还要给以正确的指导语，打消被测人的怀疑和恐慌心理，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按键反应。正式测试前还要让被测人进行练习，从而克服由于测试按键的熟练度造成的影响。在测试中应尽可能保持测试环境的安静，测试过程不被打扰。在测试后应该及时将测试结果进行分类保存，为下一步的数据分析做好准备。
(三)测试结果的分析
民事纠纷案件与刑事案件的认知脑电测谎在数据上会存在差异，因其所呈现的内容不是知与不知，而是判断哪些是事实。在按照被测人自己的观点和对方的观点将EEG数据进行分类叠加，共获得两类ERP波形，即自己的和对方的观点的波形。随后，根据前人研究的结果，选取有代表性的左侧额区电极记录到的ERP数据用于分析，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对不同类别的ERP数据进行分类比较。如果双方被测人两类刺激均诱发明显的晚期负波，则重点比较两类脑电成分在500ms～800ms间平均波幅的大小。比较自己所持观点与对方观点在这段时间内的脑电特征差异，如一方被测人两类间差异较小，另外一方被测人两类间差异较大，则为典型的A欺骗、B诚实的情况，反之亦然。如果差异不典型，则需参考其他脑电特征。在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认知脑电测试技术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测试结果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我们要客观地对待认知脑电技术所得出的结论。
(四)测试相关人员的专业要求
关于传统的心理测试人员的专业要求各国已经形成了较明确的要求，美国的测试中心要求测试人员必须接受三年的全日制学习，研究50个庭审案例;墨西哥法院要求测试人员至少有五年从事测谎的工作经历或接受过同等程度的训练并在测谎结果将作为证据在法庭提出的前一年时间里至少接受20小时的连续测谎教育。但关于认知脑电测谎人员的专业要求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明确的、系统的规范要求。作为一名测谎人员以上要求应该也是认知脑电测谎人员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具有相关的生理、心理、犯罪学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测谎工作经历或测谎专业训练，能够熟练地实施整个测谎过程，有效地分析脑电数据并根据以往的实验及实案数据对测试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
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范文6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