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纠纷和解协议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纠纷和解协议范文1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审合一制度的再认识
（一）调审合一的内容及优点
我国民诉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50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请求调解”；第85条至91条规定了调解程序；第111条第7项规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第128 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第155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第180 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应当再审。”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制度及其与判决的关系。其基本内容是：（1）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 应当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2）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自愿是指能否进行调解和调解能否达成协议，均须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合法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必须遵守民诉法规定的程序，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民法等实体法的规定；（3）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各个阶段。不论是第一审程序，还是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不论是按普通程序，还是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只要是能够调解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可以进行调解； （4）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调解以判决作后盾，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注：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91页。）
我国民诉法所确立的审判方式相当接近于一种可称为“调解型”的程序构造模式。（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9页。）在这种模式中，法官处理案件既当调解员又当裁判员，一身二任，调审合一。法官把通过当事人的和解、合意来结束案件作为诉讼的首要目标，调解成为处理纠纷的主要方式，只有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才作出判决。因此，对于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来说，调解既是任务又是职权，法官有责任积极主动地进行调解。调解结案，可以简化程序，便利群众，免得原告和被告之间有伤感情，还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即便调解不成，由于法官比较熟悉案情，依法做出判决，也可以避免久调不决，迅速结案。
（二）调审合一的弊端
主要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官的调解偏好，使重调轻判成为必然。从理论上讲，尽管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判决已无轻重之别，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但是，现行法实施以来的民事审判实务表明，调解在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调解结案率虽有所降低，但与判决结案率比较，仍占绝对优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官趋利避害的选择来看，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带来三方面的益处：首先，它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次，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作出困难的判断；最后，调解是一种风险较小的处理案件方式。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多数法官倾向于选择快速、省力、风险小的调解而回避费时、费力、风险大的判决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只要法律仍然把调解与判决共同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并使两者合一，那么，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就不可避免。（注：李浩： 《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58页。）
第二，强制与自愿的矛盾，使自愿原则难以实现。自愿反映了法院调解的本质属性，通过调解解决争议与用判决方式解决争议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前者是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后者是法院的强制性解决。调解是以自愿为根基的，判决是以强制为特征的，它们原本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我国民诉法却把两者相结合，使得自愿原则难以得到落实。因为在这一诉讼模式中，法官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调解者。作为调解者，他只能帮助双方当事人澄清争议事实，进行说服教育，以软化彼此的对立情绪，消解双方的分歧，引导双方就解决争议的方案进行协商或向双方提示解决争议的方案，促使、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另一方面，他又是诉讼的指挥者和案件的裁判者。他在与当事人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指挥者，他可以尽量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即使当事人本来不愿意调解，在法官的不断劝说和要求下，通常也会转变态度。作为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者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者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批准或者拒绝批准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在调解失败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在这双重身份中，法官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裁判者的身份使法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法官的强制调解一般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会采用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如审判实务中的“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等。在强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则不可能得到实现。（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61页。）
第三，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流动性、随意性的矛盾，使合法原则得不到遵守。由于法院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协商过程中法院和双方当事人虽然也都要援引特定的法律规范，但是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则往往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与法院严格依法作出的判决结果几乎总是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法院调解在合法性问题上往往会有所折扣，出现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流动性和随意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同时表现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从程序方面说，为了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各国民诉法都设计了一整套复杂而严密的诉讼程序，依法进行诉讼首先就意味着各诉讼主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各种诉讼活动。然而，法官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程序法便不再具有原先的重要意义了，严格遵循程序规则进行操作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异，即调解具有某种非程序化的特征。从实体法方面说，无论在事实的认定还是在法律的适用上，调解与判决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区别，如果说判决要求的是严格的实体合法性的话，调解则可以是相对宽松的实体合法性。判决结果必须与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相一致，而调解结果则并不一定要完全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相一致，出现一定的偏离是允许的，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63页。）
第四，让步息讼与权利保护的矛盾，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调解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在调解人的斡旋下，通过谅解、让步，平息争执消除纠纷。即便是诉讼中的调解，谅解和让步对于调解协议的达成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每一方当事人都固执于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寸步不让，一定不会成功。因此，为了获得调解的成功，法官一定要做当事人的工作，要求当事人在调解中保持谅解和克制的态度，要求当事人对调解方案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司法实践表明，调解中的让步往往是一种单方面的让步，而且是合法有理的一方向对方的让步。刑威法官在《人民司法》1990年第10期上撰文提出：“凡属调解结案的案件，均属原告作出了或多或少的让步。在某种意义上说，调解就是促成原告让步。”项建新法官则把原告让步称为调解的实质，他认为：“经济纠纷的调解的实质，就是让有理的一方当事人（一般说来是原告）放弃某些权利，作出让步，以求得案件的调解，换言之，就是原告让步。”（注：参见项建新：《浅谈经济纠纷案件的附条件调解》，载《人民司法》1993年第1期。）对此，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大多数法官从工作实践中得出调解中的让步一般由原告单方面作出的结论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单方让步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对于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等有积极意义。然而，法院调解毕竟是诉讼中的调解，从诉讼的角度看，这种作法的合理性是以弱化权利保护为代价的，是不符合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本旨的。（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67页。）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调解与判决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调解的目的是使争议双方在第三方的协助下友好地解决他们的争议。第三方的建议只有在双方当事人予以采纳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而判决的目的则是通过强制性的操作即有拘束力的判定，使争议得到解决。所以，将两者统一规定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必然会引起程序的不和谐，法官的双重身份及其调解偏好又必然使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仍然继续保持着“调解为主”的传统格局，使民事诉讼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诉法确定的目标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调审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调审分立，除可以有效地理顺调审关系，克服调审合一的弊端以外，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一）调审分立是适应社会条件变化的需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适合于“调解型”审判方式的社会条件。
第一，民事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跨地域的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进行这种活动并可能卷入其中纠纷的人彼此间往往既不是熟人，也不一定存在或必须保持长期的关系。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民事案件单一，基本上被限定在婚姻家庭、相邻、少量的借贷、人身伤害赔偿等少数几个领域，以及当事人居住范围小，需要保持长期和睦关系的情况。
第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原有的价值体系也难以继续维持其稳定和统一，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冲击，新的观念不断出现并引起争议。在今天的形势下，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而委屈求全、息事宁人的狭隘、保守、自缚式的社会观念则逐步退落，开放、竞争、进取的扩展式思维，已成为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主导，人的主体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和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越来越强。
第三，纠纷处理的方式和目的发生了变化。从本质上说，商品交换是一种匿名的、非人格的关系，只要服从其一般规则，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因此处理这种活动中发生的纠纷，重点不在于恢复或维持具体当事人间的“友好关系”，而在于保持一般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以便给参加交换的人提供一种可预测性，或者利于改善交易条件和降低交易成本。这意味着纠纷处理的过程和结果在不得不牺牲某种程序的多样性、灵活性的基础上，尽量追求透明度和一般性，而程序本身的相对固定化和解决纠纷方式的定型化则是这种追求的表现。随着上述变化而发生的纠纷处理目的从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转移到形成和保护新的经济秩序上来。（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17页。）
（二）调审分立是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
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在于程序的变化。从我国民事诉讼方式改革的实际过程看，先是以改革举证责任制度为突破口，接着进行以庭审方式为中心的强化公开审理、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功能的改革，并出现了以设置调解中心为代表的，使调解过程与判决过程相分离的尝试。诉讼程序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对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深刻影响，以至引起整个程序结构的变化。仅就庭审方式改革而论，它的改革就触动了“调解型”审判模式的各个方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当事人举证，意味着调换了程序中判决和调解的位置，从而蕴含着使整个程序构造发生深刻变化的可能。（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9页。）在“调解型”模式中，法官的目的是通过取得当事人的和解、合意来结束诉讼。为此，法官在说服教育当事人的同时，还有必要调查收集证据，以及提供正确的调解方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作出判决。很显然，这样的情况使法官自然而然地成了推动程序发展的主体。这种模式在逻辑上意味着作出决定以最终解决纠纷的不是法官而是当事人，程序的重点不在于当事人提出证据开展辩论，以争取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处理，而是在于法官形成正确的方案并说服当事人作出接受该方案的决定。然而举证责任的导入，使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然后法官当庭认证。这样，法官和当事人在程序上的分工发生了逆转，这里，当事人是推动程序展开的主体，其展开程序的基本动机则是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换言之，举证责任在逻辑上要求判决成为规定程序开展的目标。
第二，弱化庭前准备工作，使试行调解失去基础。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通常包括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等几个必经阶段。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是对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在开庭前先行审查的程序。尽管这一阶段不是专为调解而规定的，然而为了贯彻调解原则，它却保证了调解可以在庭前准备阶段找到契合点，司法中把这个阶段的调解称为试行调解。目前，法学界和司法界大多数同志主张，在改革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时，必须弱化庭前准备工作，除审查程序问题外，不可就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应当突出法庭审理的中心地位，切实实行直接、言辞原则；应当把庭审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审判人员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时间和场所。然而，如果继续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应当立足于调解解决，并可以在庭前进行调解，那么，我国当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就必然要陷于僵局，因为在这里存在着矛盾的死结。（注：王敬藩、张灵：《改革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制度的刍议》，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第72页。 ）如果要进行庭审方式改革，庭前不进行实体审查，那么试行调解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三，强化庭审功能，使再行调解失去意义。根据我国民诉法中普通程序的规定，在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以后，在判决前还可以进行调解，司法上叫作再行调解。由于审判方式改革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在法庭上经过举证-质证-认证等一系列活动，案件事实已经查清，是非已经分明，责任已经清楚，在此基础上法官依法做出判决，快捷、便当，使赢者赢得堂堂正正，使输者输得明明白白，使旁听群众听得清清楚楚，完全实现了判决所追求的正当和效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再去做调解工作，费时费力，不是走过场，就是画蛇添足。因此，再行调解已失去了意义。
（三）调解结案的比例下降和判决结案比例的上升，为调审分立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随着近几年民事审判改革的不断深入，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判决的结案率与调解的结案率已呈此长彼消的趋势。据统计，1990年全国法院民事一审案件共结案1，849，728件，其中调解结案1，194，350件，占结案总数的64.5％，判决结案353，940件， 占结案总数的19.1％； 1997年结案3，242，202件，其中调解结案1，651，996件， 占结案总数的50.9％，判决结案955，530件，占结案总数的29.4％。 1990年一审经济案件共结案598，317件，其中调解结案414，580件，占结案总数的69.3％，判决结案88，296件，占结案总数的14.8％；1997年结案1，478，139件，其中调解结案732，753件，占结案总数的49.5％，判决结案428，509 件，占结案总数的29.0％。可见，全国一审民事案件，1997年与1990年相比，判决结案率增加了10.3％，而调解结案率则减少了13.6；一审经济纠纷案件1997年与1990年相比，判决结案率增加了14.2％，而调解结案率则减少了19.8％。二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也逞下降趋势，例如1992年全国二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15，507件，占当年结案总数129，079件的 12％；而1997年调解结案17，664件，占结案总数177，317件的9.9％，二年相比，调解结案率减少了2.1％，1992 年全国二审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结案5734件，占当年结案总数43，791件的13％，而1997年调解结案7799件，占结案总数86，347件的9％， 二年相比，调解结案减少了4％。再审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历来都不高， 仅占结案总数的5 ％左右。 （注：参见《中国法律年鉴》1990—1998年卷。百分比是作者计算的。）
（四）调解中心的建立和实践为调审分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有的法院还建立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目前有的“中心”已撤销，有的仍在不断改进中发展。这些“中心”的基本特点是：从组织建设上，突破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从案件受理上，突破了民诉法关于管辖的规定；从审理方法上，实行法律咨询、调解、执行“一条龙”服务，实现了快速高效的要求。尽管这一尝试还有诸多不足和争论，但是它的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缓和双方的矛盾、有利于案件实际执行以及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等优越性，还是取得了共识的。
关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的性质，实践证明它具有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的“双重性”。它只进行调解，不适用判决，如果双方经调解达成了协议，所制作的调解书与审判程序中制作的调解书效力等同，该调解书具有诉讼法律文书的性质；如果经“中心”调解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则终结调解程序，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另行提起诉讼，只能按民诉法关于管辖的一般要求，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中心”的调解与将来法院的审判无任何关系，因而这种调解即具有了非诉讼调解的性质。（注：张文香、王红岩：《“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中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马莉莉：《浅谈经济纠纷调解中心》，载《法学前沿的争鸣》，武汉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96—406页。）这一实践，为研究调审分立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三、建立调审分立制度的构想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诉讼调解制度，但笔者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法院调解的规定。台湾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相当重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司法院”1980年的《民事诉讼须知》第15条称：“讼争终凶，古有明训。凡诉讼者，动辄经年累月，不但荒时废业，且耗费金钱，纵幸而获胜，亦往往得不偿失。若其败诉，所受损失更为重大，故于起诉之先，如有可以协商之机会，亦须尽力和解。”台湾的法院调解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起诉前的调解，依调解程序之规定（第403条至426条）；诉讼中的调解，称为和解，依和解之规定（第337条至380条）。就实质而言，调解成立与诉讼上的和解并无不同。但在程序上，二者仍有许多差异：（1 ）调解限于诉讼系属前由第一审法院依声请为之；诉讼上和解系属后由系属法院（不限于第一审）依职权为之。（2）调解成立后， 如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当事人可对之提起宣告无效或者撤销调解之诉；诉讼上和解如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则得请求继续审判。（3 ）和解须当事人完全合意才能成立。而调解时，当事人虽未完全合意，可依法视为调解成立。（注：齐树洁：《台湾法院调解制度评析》，载《法学》1994年第8 期，第46、47页。）根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情况，借鉴台湾地区法院调解制度及其他国家关于和解制度的经验，笔者认为，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内容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正当的诉讼目标
以何种结案方式为诉讼目标对程序模式有很大影响。以往以调解作为目标，便产生了“调解型”诉讼模式，因而改变了调解性质，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种种弊端。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当把判决作为诉讼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程序才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程序比较固定，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受其约束，程序的任意性和选择性较小。在这种程序结构中，以判决为主导，调解只是某些案件的前置程序，只有调解不成的，才转入诉讼程序。法官不再具有“双重身份”，只能或当调解员或当审判员，各司其职。建立一种以审判为主体，包含调解程序，使调审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独具特色的“判决型”诉讼模式。
有的学者主张以判决作为诉讼目标，但仍把调解作为判决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认为在可能调解的条件下进行调解时，两个过程出现暂时的、相对的分离，总体上是以判决为主线进行，调解程序已为判决程序所吸收。然而，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种“暂时分离”的情况下，主持调解的法官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还是以“审判官”的身份出现，当调解不成转而判决的时候，是另换审判官，还是由“调解人”转而成为“审判官”。如果是另换审判官，那么调解就不是“暂时分离”，而是另一种调解程序，如果是“调解人”转而成为“审判官”，那么，这种“暂时分离”仍解决不了法官身份“双重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调解型”诉讼模式中调审合一的问题，就必须解决法官身份“双重性”问题。可见，“调审分立”才是唯一办法。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立法正是把调解作为一审的前置程序而规定的。
（二）明确规定调解程序规则
经济纠纷和解协议范文2
[ 关键词 ] 法院民事调解 调审分离 庭前调解
法院民事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 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一项制度，肇始于时期， 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并与当时计划化、利益单一化、 人口居住固定化、简约化、 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 （1） ，对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进行， 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欲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首先应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一） 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 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 源于计划经济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2） 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权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 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 （3） 第三种观点“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的折衷方案， 认为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 “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4）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这是由于：其一， 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指主持人员意志与当事人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 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力， 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 （5） 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二） 法院调解的地位
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早在时期， 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 1982 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 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1 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因此， 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 即便抛开经济体制转轨、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下降等因素， 如果把经济纠纷也作为民事案件来统计 （6） ，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依然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
（三）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
毫无疑问， 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如此广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 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有的国家称之为诉讼和解）， 无疑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一般认为， 法院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 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可以增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诉讼和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 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尤其在适用于婚姻家庭类、群体性集团诉讼、小额标的争议、 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业务伙伴之间的诉讼等案件时，其作用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当然，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也并非已经完美无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 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 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 对其作用的发挥构成了严重阻碍。
二、法院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
（一）法官的调解偏好极易导致审判权的滥用。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 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其一， 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二， 调解可以使法官就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问题， 轻易地回避作出困难的法律判断；其三，调解结束后， 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 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 （7） 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 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 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 “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因此审判权极易被滥用，表现为背靠背调解， 暗箱操作定案：“和稀泥”式调解，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行调解；办“关系案”、 “人情案”、“金钱案”等等。 从而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利于一个公平、诚信、 规范交易秩序的形成，也有损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由是设立调解制度“有利于及时、 彻底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 （8） 的意义也难以实现。
（二）庭前调解弊大于利。
庭前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在开庭审理前对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 经当事人双方同意， 在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它是当前人民法院广泛采用并被认为是及时、 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途径。 有学者在论及“调审分离”时，就主张地区民事诉讼法， 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 （9） 有学者认为，法院调解不应当以查清事实、 分清是非为前提条件，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形，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 法院没有必要干预。 （10） 笔者认为，“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是法院调解的基础。法院不经过庭审中的质证和认证， 是不可能查明讼争事实、分清是非的， 也就难以优质高效地依法主持调解，审理活动容易背离公正和效益两大司法目标。因此，应当把“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作为调解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如果当事人就纠纷已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属诉讼中和解，可以到法院申请撤诉结束诉讼， 此时法院结案的方式是撤诉而非调解。
（三）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疏漏。
一是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可以反悔，违反民事基本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而调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协商解决纠纷， 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 意思表示真实； （3） 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但必须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 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 这种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相悖，故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因此，对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应加以相应的修改。
二是调解适用的范围不明确。， 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和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事争议案件在各种审理程序中都可以调解方式解决。 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不当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 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 给人一种法院执法不依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 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多方的非法目的。 同时，法院实质上放弃了依职权干预、 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方案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经济纠纷和解协议范文3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的调解，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协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法院所主持的调解活动；二是指调解协议。因此，不能将法院调解片面地理解为调解协议或者调解结案。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活动仍属法院调解。
诉讼中的调解与诉讼外的调解有所不同，其主要区别有：第一，诉讼外的调解是指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机关、团体或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性的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的调解，它们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不同于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诉讼中的调解是诉讼上的一项制度，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的内容包括调解的原则、调解的程序、调解书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是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审结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制度。第二，诉讼外的调解，不论是民间调解还是行政调解，调解的主持者只是进行调解活动，不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而诉讼中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行为。诉讼开始后，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进行协商活动，是人民法院的审理活动和当事人协商活动的结合。第三，诉讼外的调解协议不论是否制作调解书，都不是诉讼文书，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过法院确认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般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确认其效力，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由法院记笔录，确认其效力。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适用法院调解。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概述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以下除标题外统称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自愿协调，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又称诉讼中的调解。
上述调解制度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双方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即使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也应属于调解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这一初衷，只是为了顺利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活动则不属于调解。
其次，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可以运用判决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外，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说理讲法，进行劝导，多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互谅互让，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纠纷。
所以，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法院调解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要服从审判人员的指挥。调解活动既可以在合议庭也可以在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下，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2、法院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的全过程
一方面，在各个审判程序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在某一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进行调解。如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可以在开庭前，开庭审理中，法庭辩论结束后随时进行调解。
二、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与诉讼外调解及和解的关系
法院调解是一种重要的调解方式，除此之外，调解还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统称诉讼外调解，它们与法院调解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矛盾，这对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和搞好工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如下：
1、调解的性质不同
法院调解是诉讼中的调解，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调解，它们虽然都有相应的调解方式和程序，并形成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这些调解活动应分别依照人民调解法律规范，仲裁法律规范或行政法律规范进行。
2、调解的主持者不同
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的，而诉讼外调解的主持者则是人民法院以外的民间调解组织，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
3、调解的效力不同
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并送达当事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有权强制执行。在诉讼外调解中除仲裁调解协议与仲裁裁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外，人民调解协议、行政调解协议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和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经过自愿协商，互谅互让从而化解矛盾，终结诉讼的活动，它既包括诉讼中的和解，又包括执行和解两种。当事人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属于诉讼制度，都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具有不伤感情，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当事人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优点，但两者具有明显差异：
1、性质不同。和解是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意活动；而法院调解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但它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司法行为。
2、参加的人员不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动行为，不需要任何组织或第三者参加；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和当事人在一起进行的诉讼行为。在调解中，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居于主持者的地位，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缓和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以使双方公平合理地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3、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和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完全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法院调解协议生效后，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重新或执行的可能性不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又的应当应允。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再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也就不存在重新的可能性。
三、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意义
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和运用调解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提高办案效率
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因而有助于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彻底解决纠纷；这种调解协议送达后即刻生效，不存在上诉问题，这就减少了诉讼程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
（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促进经济建设
民事纠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事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如果纠纷发生后不及时加以解决，也可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通过调解，人民法院向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使人们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生产和工作中去，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砖添瓦。
（三）有利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纠纷
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的过程，以便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从而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达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
四、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守这些准则，才能使调解工作顺利进行，从而及时合法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第88条之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可见，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调解不得违反自愿原则。
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自愿和达成调解协议自愿两方面内容，参加调解活动自愿，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运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达成调解协议自愿，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是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人民法院不得采取强迫或变相强迫的方式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坚持自愿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表现。违背这一原则，往往达不成调解协议，即使勉强达成了调解协议，也难以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的义务内容。因此，人民法院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自愿原则。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活动和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首先，调解在程序上要合法，审判人员主持调解活动，应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其次，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调解协议是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确认或处分，从这一点上讲，调解书和判决书都是对民事争议的一种实体裁断，只有严格遵守实体法的规定，才能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严格审查，对违反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调解协议，不得以调解书予以确认。
合法原则与当事人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始终应坚持的原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自愿是调解的前提，合法是调解成立的基础和调解有效的保证，因此，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搞强制调解，也不能为迁就当事人而违反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进行违法调解。
（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法院调解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进行调解。
所谓查明事实，就是要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双方争执的焦点等内容。所谓分清是非是指帮助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全面公正地划分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应负的民事责任。查明事实是分清是非，划分责任的前提；分清是非是查明事实的继续。在调解中坚持这一原则，既是调解的基础，又可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上述三原则，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当事人双方出自自愿，并由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才能保证调解活动和调解协议合法有效。
五、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程序
调解的程序，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步骤方式。法院调解的过程，既是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的过程，也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因此，调解与其他诉讼程序不可能完全分开，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程序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程序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解开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申请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但调解开始还必须以人民法院接受申请为前提，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调解要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解开始的时间可以是判决前诉讼的各个阶段。
调解活动既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进行，也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进行，并尽可能就地进行调解，这样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不影响当事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能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通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特别授权，可由人参加调解。但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除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外，仍应出庭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应当出具本人的书面意见。
在调解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要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帮助双方解决矛盾，消除争执，早日达成协议。
（二）调解进行
法院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调解程序开始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出示必要的证据，允许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质证，并结合事先收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由审判人员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他们提高认识，消除对立情绪，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为纠纷的解决奠定思想基础。然后，由审判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具体协商，协商的方式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庭外进行。当事人协商时，审判员一般应参加，进行正确引导，必要时可以提出调解意见，供当事人参考。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调解时，也应当一起参加协调。
（三）调解结束
调解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并经法院审查批准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成立；一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虽达成调解协议，但未被法院批准，或者送达前当事人反悔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不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继续对案件的审理。
调解成立应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但有的案件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只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有：
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4、其它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但必须明确，依第二审程序调解成立达成调解协议的必须制作调解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六、调解书的制作
调解书应由首部、内容、尾部组成。
首部，是指调解书的开头部分。首部应依次写明：人民法院的名称、法律文书的名称和案件编号，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当事人应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顺序排列，诉讼人应分别列入各个当事人之后，案由，既案件成立的理由。案由应另起一行，单独列出。
内容，是调解书的核心部分。内容部分应记明：争议的主要事实、调解理由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上有哪些争议以及争执的焦点和各自的主张。调解理由，即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和政策，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公正、合理地作出评判。一般来讲，案情简单，调解协议顺利达成的可以不写调解理由，或者把调解理由与案件事实写在一起。但案件复杂重大的、当事人坚持人民法院明辩是非的，则应写明调解理由。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达成的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是案件的调解结果。协议内容必须明确具体，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尾部，是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尾部应写明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该项的右上方，由审判人员署名，写明签收调解书的年、月、日；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最后由书记员签名。
七、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效力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经法院审查批准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便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诉讼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标志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调解达成协议在实体上的后果。同样，调解成立后，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消灭，诉讼程序宣告结束，人民法院不再对案件继续审理和判决。
（二）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
调解一经成立，表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经彻底解决。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有排他的权威性，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当事人不得上诉
进行调解和达成协议，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调解书送达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当事人不得对调解成立的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调解书有异议的，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四）可以强制执行
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送达后，与生效的判决书一样，要求义务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八、结束语
笔者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民事审判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对认识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民事审判实践中，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要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认识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具有特殊作用。目前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加以纠正。正确认识调解的地位作用，把调解工作贯彻民事诉讼全过程，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防治片面化、机械化、理解和执行自愿、合法原则，从而把调解简单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可能调解结案的，不轻易下判；对不能调解结案的，也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以利于裁判的履行。笔者认为实践中，充分发挥当事人亲友和诉讼人的作用，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初期，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资料
1.刘家兴著《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潘剑峰著《诉讼法与律师》，2001年版
3.柴发邦著《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主编：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主编，第十章
经济纠纷和解协议范文4
关键词：财务管理 合同管理
一、前言
目前不少企业聘请律师对本单位签订的合同进行审核把关，目的是降低企业风险，避免纠纷的发生。而律师对合同审核把关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合同条款的用词规范、严谨，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方面考虑，而基于企业的内部管理、财务核算方面的要求，考虑的相对少一些，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很少参与合同的谈判、审核、监控、存档备查等项工作，造成企业合同管理与财务管理脱节，对销售部门转来的单据被动的事后接受，凭借自己对业务内容的理解进行记账、核算，出现财务人员“死记账、记死账”的尴尬局面，使财务核算内容不全面、不准确，不能很好的用财务数据揭示企业发展的态势，不能为经营者、决策者提供高质量的决策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经营顺畅发展。
二、财务管理与合同管理的联系
在当今经济社会，签订合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平常百姓装修房屋要与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有富余房屋的房主将房屋出租要签订出租合同。在企业中，签订合同更是平常的事情，采购货物要签订采购合同，出租资产要签订租赁合同，工程施工要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并购企业要签订并购协议等等。国有企业对合同管理工作更是严格，一些国资管理部门对监管企业下发关于加强合同管理的文件，明确规定对合同的标的、期限、事项达到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需要事先申请、报批并备案，且作为对监管企业的量化考核内容之一，由此可见，订立合同是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方式，加强合同管理，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合同管理工作的好与坏，影响着企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果。
合同管理管理工作是动态的工作，从寻求合同的一方主体、拟定合同文本、磋商合同条款、签订正式合同，到履行合同、合同变更、终止、出现合同纠纷等等事项，都是企业经济运行的环节。财务管理工作渗透于企业经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财务管理与合同管理紧密相连，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增加对合同的监督、管理工作，不但能够促进财务人员了解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准确核算经济业务，形成真实、全面的经营成果，更是企业从财务管理角度实现对经济业务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扎实的财务管理是合同管理工作的有力保障，有效的合同管理工作，可以促进企业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
三、财务工作中加强合同管理的几方面作用
（一）赋予财务管理人员对合同管理的职责和权限，是保证合同管理工作良好运行、提高财务监督效果的有效途径
财务管理部门，作为企业运行的重要机构，赋予对合同管理的审批、会签职责和权限，势必有助于合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财务管理人员，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主要参与者，应主动参与合同管理，并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财务管理人员掌握企业经济信息比较准确，有助于合同签订前的因素对比分析。比如主要从事资产租赁经营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掌握企业租赁资产的具体面积、租金价位、相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幅度等因素，在租赁合同签订之前，由财务人员对拟定的租金价位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意见，有助于制定合理的租金价位与招商厂家进行洽谈，使企业经济效益尽可能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财务人员对合同条款中涉及账务处理的内容会更加关注，从账务处理的角度提出意见，有助于企业在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的严谨规范。再有，由财务管理人员参与合同的签订，有利于企业财务的公开、透明，防止“一言堂”以及随意变更合同内容、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出现。因此说，赋予财务人员对合同管理的职责和权限，是保证合同管理工作良好运行、提高财务监督效果的有效途径。
（二）财务人员参与对合同履行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可以提高合同管理的效率，降低成本
1、参与合同条款的拟定工作，有助于加强资信审查，明确条款的约束性
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的拟定、洽谈工作，有助于审查合同另一方主体的经济履行能力，考察企业资信、经营范围；有助于从本企业财务实际操作的角度拟订合同文本，使账务处理严谨、规范。比如说在租赁业务中，明确约定收取租金的具体日期，以及在收取租金的同时开具租金发票，以此明确财务业务的操作流程，防止拖欠收入、先行纳税的情况出现。
2、负责签订合同的存档备案工作，有助于合同管理资料齐备、信息全面
一份经济合同可能持续履行几年或更长时间，财务工作会贯穿合同履行的全过程，在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合同补充、合同变更的情况，由财务人员负责合同的保管工作，一方面使合同资料齐备，经济业务信息连续、有效；另一方面财务人员及时掌握合同变更、解除等信息，有助于调整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使财务管理事项更加及时、准确。在出现纠纷时，财务人员会提供齐全的财务手续来佐证合同的履行情况，有助于纠纷的化解和处理。
3、参与合同履行过程的管理工作，有助于规避企业经营风险
首先，在目前的经济行为中，存在不少的随意性。比如说工程施工合同，存在“黑白合同”，还有工程挂靠的行为，这些现实情况造成领受（给付）工程款可能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现实中因这类情况出现不少经济纠纷。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管理工作，在财务凭证的取得上注重合法、合规的审查，加强账务手续的完善工作，在遵守财务制度的同时，也能规避企业经营中面临的风险。比如在审核工程发票时，与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进行核实，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对发票不予接收入账；涉及领取款项时，要求领款人有合同主体一方的盖章委托书，由此确保资金往来的安全。
其次，对合同加强管理，有助于杜绝超规模筹集资金和计划外资金支出，使资金支出成本更具合理。比如工程施工合同，财务人员对给付工程款的时间、方式、支付额度、保证金的支付等内容充分掌握，在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合同内容，有计划的筹集安排使用资金，既节约资金成本开支为企业增加效益，又规避可能面临的合同违约风险。
再有，对合同加强管理，有助于发挥财务管理的监督作用。财务人员对合同履行情况密切关注，针对不同主体、经济类型建立风险防控办法。比如租赁合同，对租赁面积体量大、租期较长的租赁商户，关注租赁商户的经营状况，充分掌握商户进货、出货的流量，利润高低状况，有助于租金收入的及时收取，在商户经营出现异常或屡次出现拖欠租金时，要及时与业务部门反映问题，防止出现商户违约撤租，企业暂时不能及时补招新商户而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形。
4、参与合同管理工作，有助于在企业集团内部降低税负
规模较大的集团公司，存在跨行业经营的现实状况。由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管理工作，有助于利用集团内部企业经营领域的不同，利用税法知识合理避税，降低企业税负。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经营投资时，土地增值税是一项不可避免的税负。而如果有财务人员参与合同的制定、洽谈、协商工作，财务人员能够根据掌握的税法知识，利用集团控股的优势，以其他非房地产开发的名义进行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土地增值税的问题，使集团利益最大化。
四、进一步提升财务人员在合同管理中作用的途径
（一）加强财务人员合同知识的学习和培训
财务人员对合同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签订合同的质量。为了更好的提升企业经营运行质量，实际工作中部分企业自己外聘专业教授或律师，结合本企业经营范围、工作出现的问题情况，“量体裁衣”，有针对性的传授合同、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解决企业实际经营管理遇到的疑难问题，使得财务人员能够将学习的合同管理知识，很好的与财务知识相结合，促进提高签订合同的质量。
合同管理不是阶段性工作，是企业运行发展中的一项长期重要工作内容，加强对财务人员在合同管理知识的考核和培训工作势在必行，并且应当建立培训、考核和奖励的长效机制，与财务人员的升职、评优选先挂钩。通过财务人员长期、循序渐进的加强合同知识培训、学习，增强财务管理对合同签订、履行、变更的审核、监督、评价作用，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财务人员主动参与经济纠纷的处理解决
在现实工作中，财务人员少有参与企业经济纠纷处理解决事务的。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设有法务部门，专门负责处理企业经营管理运行中出现的经济纠纷、劳资纠纷，财务人员虽然学习一些合同或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由于没有机会领会法庭或仲裁庭对企业经济合同履行事务的审判，对合同管理往往局限在存档备查的形式上，造成在合同的谈判签订时、经济业务的履行中，不能主动提出有针对性的实质意见供领导层决策。而刻意锻炼财务人员参与纠纷的处理工作，可以增加财务人员的实践经验，知晓纠纷的关键节点与账务处理的联系，提高财务人员在今后实际工作中辨别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将合同管理流畅的蕴含到财务管理工作的深层次。加强合同管理对财务管理的积极作用必将得到企业的重视和认同。
参考文献：
[1]吴云.试论财务管理中如何加强合同管理[J].中国外资，2012（10下）
[2]刘丽坤，毕雪梅.加强财务监控 提升企业合同管理水平[J].中国集体经济，2010（08上）
经济纠纷和解协议范文5
以及集团和解等制度的优势，建立有效的消费者纠纷解决途径，为解决消费者纠纷提供有力的程序保障。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团体诉讼;制度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纠纷中的格式条款侵权，不当经营行为以及产品质量纠纷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这一现象的出现，仅靠单个消费者的努力并不能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
，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诉讼框架就迫在眉睫。下文我们将就“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概要问题进行分析，着重从荷兰的相关模式进行借鉴，以期为我国解决消费者
维权提供帮助。
一、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基本理论
（一） 消费者团体诉讼的界定
消费者团体诉讼是指由消费者保护团体等公益性社会团体为保护其成员利益或者按照团体成立宗旨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诉讼。其最早起源于德国，由1908
年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制止不正当竞争为目的而制定的诉讼制度。①其具有以下特征：1.提讼的原告具有严格的资格限制，一般是有权利能力的消费者公益团体；2.
团体诉讼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和一定条件的损害赔偿之诉；3.具有严格的法定性，有法律明确进行规定。
（二） 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意义
消费者团体诉讼是消费者团体与不法经营者的抗衡，是一种为社会公益而进行的经济监督行为，因此，在市场化经济速猛发展的今天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积极诉讼带动消极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整体利益。消费主体个人的权利意识、法律素质均有不同，因此由消费者团体充当相关的原告资格，更具有专业性，对于消费者
权利的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发挥消费者团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规制作用。由于市场经济日益复杂，消费者与经营者、生产者之间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消费者在调查、取证等方面的弱势让诉讼
变得举步维艰，而消费者团体则在这些条件上具有便利，可与经营者、生产者均衡的对抗。
二、我国构建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必要性
(一）完善现行诉讼机制的需要
1.现存的诉讼程序上使广大消费者不敢诉讼或是“不能诉讼”
（1）诉讼费用超过赔偿额。消费的小额性使其在诉讼中可能遭遇以下情况：其一、交易的标的额较小，法院往往采取不予立案；其二、诉讼的费用要求较高，往往在交易标
的额之上；其三、诉讼中证据收集成本较高。（2）信息的掌控处于劣势地位。产品的多样化以及产品的高科技化，使消费者不能了解其工艺水品的优劣，作为信息的占有量的弱者
，其不仅在商业交易的经历中容易受到欺骗，而且在维护自身权利上取证困难。（3）诉讼效率较低，时间耗用较长。我国没有专门的小额诉讼的法庭，造成按照一般的诉讼进行时
，所消耗的时间长，使消费者自动放弃诉讼。
2.民诉中“公益”诉讼的目的没有发挥
现行民事诉讼对于社会整体利益调整的并不到位，其必须确立一项体制，使消费者为了“公益”的发展而进行“私益”的诉请，以规制市场的不法行为，从而起到交易行为的
“试金石”作用，来确立起对市场的规制作用。不仅维护现阶段受害人的利益，而且规制不法行为，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潜在性受害一并进行维护，以体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
（二） 解决现行经济纠纷的需要
《反垄断法》对于基于垄断行为的消费者损失关注不够，其原因也是基于这种损失是一种整体的损失，分割在个体消费者中，其数额是较小的，而且如果每一位个体消费者基
于此项对实施垄断行为的企业进行诉讼，其是不具备经济法所要求的“经济性”与“效率性”的，而且其所面临的可能也是“诉讼程序上的繁琐性与取证困难”。因而，需要构建
消费者团体诉讼，借助消费者团体的力量，以实现消费者自身维权与“社会利益维护”的双重之举。②
三、我国消费者团体诉讼机制的构建
（一） 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的介绍
1.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建立的立法演进。
荷兰是典型的市民社会国家，依赖社会团体以民事诉讼的模式来代替行政手段的强化是其当时的主要选择，因而荷兰对于消费者纠纷的解决也主要通过团体诉讼进行。但是其
团体诉讼制度的建立却比德国晚了半个世纪，1980年荷兰在当时的《民法典》第1416c条规定了针对欺骗性广告的团体诉讼，1992年又通过《民法典》第6：240—6：243条将团体诉
讼进一步扩展到了一般商业条款法领域。
2.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的主体
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的主体与德国和日本相比，限制较少且不需要进行事前诉讼资格登记，仅需满足以下条件：（1）提起团体诉讼的消费者团体必须具有法人资格；（2）
必须在诉讼之前与被告进行交涉，尽量达成一致的意见，只有在被告收到原告记载有详细请求内容的协议书之日起两周后，才可以提讼。这样的规定使诉讼的主体具有完全的
民事责任能力，而且宽松的准入制度有利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而事先协商的制度安排更是鼓励不法企业能够比较积极地与团体协商解决纠纷，以减少诉讼负担，促进纠纷的快速
有效解决。
3.消费者团体诉讼的请求权内容
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一般是针对侵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经营者不当格式条款的适用或者不当经营行为而提起的，是不作为之诉。一般其不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这是因为团
体诉讼中的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计算，但是法律规定合格的团体可以基于他人债权的回收授权，以个别消费者的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4.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受诉行为
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的禁令之诉的受诉行为有以下两方面：1.根据签约种类，契约成立经过，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其他情况，可以认定格式条款给一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2.
格式条款提供者未给与对方当事人认知条款内容的充分机会。而且消费者团体在提讼的时候，并不要求该格式条款对消费者造成实质的损害，仅需要其实际已经适用了格式条
款就可以诉讼。这样不仅减轻了消费者团体的举证压力，而且对于潜在的消费者受损具有事前预防作用。
5.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判决效力
在判决适用方面，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效力仅及于当事人，并不禁止其他消费者个人基于新的证据和事实提起相同的。而且其允许个人排除诉讼结果。在经营者违法后
果方面，若经营者不履行法院的判决，法院可以命令经营者停止所有的业务活动或者冻结账户，以促进经营者执行判决。在判决经营者败诉之后，经营者往往需要通过报纸公告不
当格式条款，在涉及公共利益之时，法院需要在报纸上公布法院的判决。
6.荷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1）损害赔偿权的补充实现方式
尽管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的资格较为宽松，但在实践中仍存不愿诉讼，消费者团体少，对诉讼无利益性推动等缺点。因此其创设了集团和解与个人诉讼相结合，以解决事后
的损害赔偿问题。集团和解是指当经营者的行为造成群体性消费者的损害，符合民法规定的社团可以代表全体消费者与经营者进行谈判而达成损害赔偿的合意，对于成立的和解协
议，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法律效力。③在法院宣告后，效力及于所有的受害集团成员，其后消费者可依据和解协议申请损害赔偿。但是相关的消费者也可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出
脱离申请，不受和解协议书内容的约束而单独提讼。这样集团和解在事后赔偿机制上补充消费者团体诉讼的不足，以促进消费纠纷的解决。
（2）公权力介入的消费者团体诉讼
2007年荷兰生效的《执行消费者保护法》中创设了一个新的执法机关：消费者管理局，其性质是兼顾公法和私法上的管理机关。作为公法上的执行主体，它可以根据有关立法
手里消费者投诉，对违法企业进行调整，而私法上则可以根据《民法典》305d条规定，向海牙高等法院申请针对违反消费者保护行为的不作为判决。其只有在违法行为涉及大量消
费者，或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不能有效处理违法行为时才进行介入。④因此，团体依然是消费者纠纷解决的主体，消费者管理局只是用公权力的角色填补消费者团体诉讼中的诉讼能
力较弱，缺少利益推动等缺陷，以公权力的模式促进消费者权利的切实实现。
（二） 我国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的构建
虽然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中出现其诉讼的利益推动力少，较大的依赖于国家财政对团体的支持，对于损害赔偿的保护较弱等种种缺陷。但是不可否认其事前预防作用以及对
社会公益的保护。而且荷兰通过相关的措施进行多角度的配合，促进了消费者纠纷的切实解决，因而我们在构建我国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中，也需要通过多样的途径对消费者团体
诉讼的进行构建。
1.予以消费者协会提起禁令之诉的身份，且对其诉讼建立鼓励机制。
（1）予以消费者协会提起禁令之诉的资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社会团体，消费者协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然而，在当今社会，消费者协会的主要作用发挥的并不明显，
职能比较柔弱。因此，对于众多生产者与参与者，它的职能并不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想尽快颠覆这种现状，就要让权力逐渐移植到消费者协会上，让它能够对其中的参与者发
挥应有的作用。于此同时，我国现存的代表人诉讼只是事后的补偿消费者的现实损害，没有形成预防机制，对于潜在的受害者进行了忽视，因此，我国要予以消费者团体团体诉讼
的资格，对于那些明显侵害消费者利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设置前置性的制度预防，这也是契合消费者团体的相关宗旨，为弥补行政执法漏洞发挥作用。
（2）消费者团体诉讼的鼓励机制。由于消费者协会其是消费者的松散的结合体，其财力不能像一般的社会团体通过会员缴纳会费的模式进行相关的财力补充，因此，面对消
费者诉讼中的相关费用，许多消费者团体不愿意进行诉讼。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等建立消费者团体的公益金，用于垫付诉讼费用，并可以为其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机构及其人员进
行专业性的证据取证，以达到鼓励消费团体发挥自身的主动监督的作用，有效的规制市场主体的合法，健康化运行。
（3）消费者团体之诉的效力范围。我国构建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效力范围问题，也需要借鉴荷兰模式，对于其消费者否认制度予以承认，允许其就该问题重新单独提出诉讼。
2.对于损害赔偿之诉，仍以消费者个体之诉为基础，由相关的消费者团体构建集团和解。
损害赔偿之诉中由于赔偿额度的难以计算，消费者团体可能的“寻租”行为，使其作为团体诉讼较为困难。但我国可以通过改变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利用消费者协会的专业指
导，以消费者的个体之诉为基础，以集团和解为补充来实现消费者损害的事后补偿。也可以通过建立“害赔偿调节机制”通过消费者协会的信息采集，对于涉众的消费纠纷赔偿案
件，由消费者协会进行损害赔偿的集体调解协议，由司法机构确认其效力后当然的汲于所有的的受害者。（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李秀芬：《论我国团体诉讼制度构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② 董瑜《论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5月刊，65页。
③ 陶建国：《荷兰群体性消费者纠纷解决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专题研究》，2011年3月，41页。
④ 吴泽勇：《论荷兰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9月第5期，42页。
参考文献：
［1］ 汤维建,光.论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建立［Z］.北大法律信息网，2009.
［2］ 张明华.亟需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J］.南方论坛，2003,5-6.
［3］ 梁慧星.中国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立法［M］.北京，法学出版社，2000.
［4］ 张雪菲.浅谈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8.
［5］ 李秀芬.论我国团体诉讼的构建［D］.南京师范大学，2006，5.
经济纠纷和解协议范文6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调解制度 调解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Mediation of Civil Action
ZHANG Zhan
(Law Schoo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AbstractAlong with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legal system perfection,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civil, economic disputes settlement, to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and we seek mutual benefit. Using the means of mediation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social harmony, improvement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in the plurality of adjustment mechanism, is the current need to study the mode.
Key wordscivil action; mediation system; mediation mechanism
1 确立民事诉讼调解作为基本方针的价值
诉讼调解制度是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综合效用、有机结合：一方面，当事人经过双方合意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另一方面，法官以其特殊身份作为中立第三人介入到调解过程中来，使得该调解协议带有一定的强制力。因而，与审判相比，调解有其独特的司法救济价值。
从世界范围内看，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是为解决诉讼程序繁杂、费用高昂等难题，从而采取调解这一机制解决民事纠纷。无论在大陆法系或是英美法系、立法或是司法层面，对调解或和解的重视程度均达到相当高度，都致力于不断完善该机制。以美国为例，在法院内设立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代替性纠纷解决程序可以解决掉该国95%的民事纠纷，进入审理的案件少之又少。在日本，过半数的案件经过调停就可以解决，而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同样可以有1/3的案件经过和解解决。
虽然各国对和解、调解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各国设立调解制度的本意是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和减少对司法资源的占用。与此同时，诉讼调解制度是诉讼外和解与审判优势的有机结合，力求找到司法公正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从而最大限度满足个体的需求。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的转变，单纯的诉讼外和解与单纯的民事诉讼已无法满足社会对司法救济制度多样化的要求。另外，由于个人对效率、自由等理念的认识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希望通过在诉讼过程中积极参与纠纷的解决。诉讼过程中的调解是诉讼外和解与民事诉讼审判的有机结合，人们对调解与审判优势进行融合的需要可以同时得到满足。
2 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2.1 在立法上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2.1.1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重新认识
调解创设之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缓解有限的司法资源与繁多的纠纷之间的压力，要求法院把一切案件的事实都予以查明违背了这项制度的创立初衷，起不到其应当发挥的作用。况且调解的外延应当包括对某些界限不太明晰的事实或责任不予追究。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解，彼此妥协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在手段、程序及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均是不同的，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如果所有的案件都要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能调解结案，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因此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实际上会剥夺当事人的处分权，也可能对当事人法律权利行程一种侵害。
2.1.2 明确合法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合法原则的规定并不是很具体，调解遵循的合法性要求与作出判决所遵循的应是不相同的，调解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并不是说调解协议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而应当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该调解方案的认同，调解中的合意主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遵照民事法中“法不禁止即允许”处理即可。因此，判决与调解各自遵循的合法原则是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只要调解的结果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便是合法的，鉴于民事诉讼法对合法原则的规定不够明确，可以将合法原则解释为“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
2.2 司法适用中有针对性地改善
2.2.1 认真贯彻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私法自治在公法领域的直接延伸。在法院调解中当事人是否真正享有处分权关系重大，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是处分原则未能很好地贯彻，双方当事人就不能真正成为合意的决定因素，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的情形时有发生，使何以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很好地发挥。为此，应充分贯彻处分原则，做到如下几点：首先，要将程序选择权给予双方当事人，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应当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选择调解还是审判；其次，保障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合意在大多数场合时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妥协的公正性主要以当事人各方地位平等为前提；最后，发挥法官的中介和促进作用，让当事人自己思考，权衡利弊，适时地为各方当事人的协商、对话创造条件，合意的达成应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主决定。
2.2.2 建立相应监督机制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于当事人不可以凭调解书上诉，二审监督不能发挥作用，为了确保诉讼调解活动的公平与效率，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是必要的。首先，应加大对调解程序的监督，原则上应当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对调解过程做笔录；其次，注重对实体法上的监督，调解人违反当事人的合法意愿、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应予以纠正，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的、利用调解向双方寻租的以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进行制裁；再次，应当对调解人公正廉明方面进行监督，一般而言，除了些特别简单的、标的额小的纠纷，其余的都应当由多名调解人员组成调解委员会，防止法官利用其特殊身份赋予的权力收受贿赂，并在调解中不能采取中立态度，偏向某一方，导致调解结果并不是公正的。通过诸如上述的几种机制对诉讼调解进行监督，推动诉讼调解向公正、文明、高效的方向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获得的到公正、透明、及时的司法救济。
2.2.3 建立调审分流机制
从现阶段来看，调审分流机制不应将调解与审判二者完全分离，而是应当采取适当分离，即诉讼内的调审分流机制――将调解保留在诉讼制度之内，又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审前的程序。诉讼内调审分离，除程序上的分离之外，还包括审判法官与调解法官的分离，改由法官助理组织、协调包括调解在内的审前阶段的各种诉讼活动。实施这一方案的理由如下：第一，法院调解制度在化解纠纷、简化诉讼程序和降低诉讼成本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若将其从诉讼程序中彻底分离出来，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第二，调解制度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与合意，而强制调解是威胁这一核心的主要危险，通过调审程序与调解主体的双重分离即可消除这一威胁；第三，可以有效避免某些法官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以判压调，导致调审不分；第四，保障当事人实现程序选择权。
参考文献
[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法学会编.纠纷调解――多元调解的方法与策略.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高洪宾著.民事调解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