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能力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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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能力

经济发展能力范文1

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关注正在从单方面税收优惠转向全面的产业配套能力。国内外区域发展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性产业都不可能孤立发展,相反,在发达的优势产业背后必定有发达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支撑。意大利制鞋业全球闻名,其背后的配套产业更发达,如意大利的鞋机产量世界第一。广东东莞的电脑组装产业规模巨大,其背后是本地区上万家电脑配件生产企业所组成的产业配套体系作支撑。近些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也证明了产业配套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十年前的美资企业希捷公司和康柏公司,还是五年前的施乐公司,选择深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有优越的高新技术产业配套环境。近几年出现的台商台资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迁移现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长三角在制造业整体配套能力方面要优于珠三角地区。因此,引外部资本,仅凭优惠政策已显不够,必须解决产业配套能力等深层次问题。这说明经济实践正在验证产业配套能力对一个地区招商引资的重要作用。

西部产业配套能力现状分析

既然产业配套已成为经济学理论界和政府关注的环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西部开发作为典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优化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就必须注重区域产业配套能力的研究和建设。然而,目前西部产业配套能力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应首先明确。

1.产业体系较完备,但规模偏小

目前,西部部分地区已形成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但产业规模普遍偏小。以云南为例,全省平均每个行业只有1838个产业活动单位,且企业规模小,平均每个单位创造的GDP只有125.41万元。这使很多有投资意向的外来投资者难以找到能够嫁接、合资、合作的企业。产品规模小、品种少,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可供选择的产品很有限,一些投资者由于在省内难以实现产品配套而放弃在云南投资。在云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面临着上游配套产品必须支付较高的运输费用到沿海地区采购的问题,制约了外来投资。食品加工业以农产品为上游配套产品,但云南只有烤烟、甘蔗、茶叶占绝对优势,其他农产品都处于劣势,只能满足农民自身需要,无法供给加工业的需求,上游产品供给不足。从产业配套能力来看,林产品加工业上游产品供给能力较强,但作为天然林重点保护地区,受国家林业政策的影响,林产品加工业在引资开发方面规模仍然很小。

2.产业发展的技术环境差,缺乏高附加值产业

这与西部地区高精尖人才缺乏不无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在西部发展重工业,以致改革以来走在后面也是其中的原因。西部很多省(区)拥有独特资源,但由于相应开发技术不足,只能利用大众化、普遍性技术开发,资源利用效率大打折扣。同时,外来企业也会考虑技术衔接问题,如果外来技术远远高于当地原有基础,当地产业不能提供拥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配套,势必增加企业成本,影响招商引资效果。

3.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不能适应需要

劳动者素质是一个产业发展的灵魂。西部原有劳动力文化水平就偏低,再加上高质量劳动者外流现象严重,难以满足高技术企业对人才的需要。以云南为例,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人口占15.44%,在全国处于第6位;每10万人中拥有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只有2013人,在全国处于第29位,贵州、分别列30、31位;拥有受高中教育程度的人E16563人,处于第29位,贵州、分别列30、31位;拥有受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口21233人,处于第29位,贵州、分别列30、31位;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口25422人,占25.4%,在全国处于第6位。大量的劳动力只有小学以下文化水平,难以适应投资者对劳动力的要求。

4.市场规模小,消费能力弱

市场容量是产业成长的生命力。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有关数据表明,1998年,西部农民占总人口的80%,城市化水平在30%~40%之间的只有内蒙古、宁夏和新疆三地,其余省区城市化水平均在30%以下,农民的收入水平低,购买力弱,决定了西部市场容量相对狭小。如云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00多元,处于全国倒数第5位,而后几位――甘肃、陕西、贵州、――又全部分布在西部地区。可见市场容量低也是产业配套能力弱的表现。

5.市场营销环境较差,因而产业配套能力不强

西部地区市场营销环境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营销投入大,回报低。一是因为消费能力弱;二是因为西部地区很多产业发展缓慢,企业生产规模小,产品的市场营销效果因此较差;三是因为交通条件形成制约,高山深谷的地形延长了运输距离,运输成本较高;四是西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文化差异大,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接受新产品过程缓慢,增加了产品营销的难度。

6.西部配套企业自身也存在问题

一是技术与管理水平问题。由于西部乃至全国大部分产业配套集中在传统行业,配套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虽然有掉头快、机制活的优势,但也同时存在技术水平低、管理粗放落后等不足,很难为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环节进行配套。二是人才与资金问题。“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普遍困扰着配套企业;配套企业融资主要靠自有资金或亲朋好友的借贷,缺少其他的融资渠道。这成为新进西部企业的产业配套跟不上的原因之一。

7.政府作用不到位加大产业配套难度

首先是政府不同程度上存在重招商引资而轻产业配套的倾向。但国际经验和国内部分地区的实践证明,仅凭政策优惠和财税减免并不能保证大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得好,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视当地配套环境,将产业配套作为营造投资环境的大事来抓。其次,产业配套由于涉及不同企业、不同地域,仅凭企业的力量远远不够,政府作用在此发挥的空间还很大。第三,有关中介组织与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总之,政府作用不到位也增加了西部产业配套难度。

改善西部产业配套能力政策建议

产业配套能力是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的体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坚持,统筹协调发展。因此,改善西部欠发达地区产业配套能力的基本思路是:发挥优势,扬长避短,重点突破,逐步改善。具体而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因地制宜,选择产业配套能力较强的产业重点引资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上游产品配套能力较强,招商引资应以资源开发为重点。故建议西部各地按以下方向选择重点发展产业:青藏高原地区发展现代草

原畜牧业、生态环保业(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特色民族风情旅游业、优势资源开采业(天然气、盐湖资源、有色金属开采等);四川盆地应该重点发展天然气及钒、钛等优势能矿产资源和下游化工产业以及食品工业、特色旅游业,依托“三线”建设的基础,发展电子信息、机械设备工业等;云贵高原和广西应该发展优势生物资源开发和加工、水电建设、有色金属开采冶炼、旅游业等;陕甘宁蒙等黄土高原区应该以畜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对煤矿等资源实行深加工,发展石化产业,加强优势军工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等;新疆地区应该发展绿洲农业、优势种植业、农产品深加工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农业机械工业和民族旅游业。西部各地通过重点对以上领域的引资和产业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力争尽快形成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

2.部分没配套能力的产业实行全产业链招商

一些未来长期持续发展中急需的行业,如信息、软件、现代物流,西部欠发达地区既没有相关配件生产能力,又缺乏技术和人才,但市场需求却很旺盛。应实行全产业链招商引资,不但要引进世界知名企业(集团)来西部发展,而且要以最优质的服务积极将生产相关配套产品的小企业也作为招商重点进行引资,以尽快形成产业规模。只有这样,才能在西部迅速建立成熟的产业链,从而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发展西部急需的产业。

3.加快重点引资领域的配套产业技术改造

目前在西部地区招商引资中,存在产业规模小、企业弱小、技术落后、产品规模小、竞争力弱等问题。在招商引资之前,应先制定相关配套产业振兴计划,加大对这些配套产业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纳入技术改造计划,给予必要的扶持,提升产品质量,适应主体产业招商引资要求。

4.将产业配套能力建设纳入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一直以来,产业配套在产业发展中被人们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思想认识上常常受到轻视或忽视,这是推动产业配套的最大障碍。为此政府要主动地将产业配套建设纳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重点鼓励传统行业基础性产业配套,带动一大批传统行业的改造和提升;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内的配套企业和产品,将它们置于支持和振兴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经济发展能力范文2

中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按照总部经济的内涵、发展规律及发展条件,运用层次分析法归纳设计出一套较为科学、完善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53个三级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主要包括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和开放程度。同时,引入专家评价系统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以我国正式出版的统计资料为主要数据来源①,运用IMD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对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拉萨除外)和计划单列市共35个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和排序。

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综合能力排名

根据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综合发展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见图1。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可划分为四个能级:第Ⅰ能级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共4个城市;第Ⅱ能级包括杭州、南京、天津、成都、武汉、青岛、宁波和厦门共8个城市;第Ⅲ能级包括重庆、大连、沈阳、长沙、西安、郑州、济南共7个城市;第Ⅳ能级包括太原、长春、昆明、合肥、哈尔滨、福州、海口、南昌、石家庄、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南宁、兰州、贵阳、银川和西宁共16个城市(图1)。

总体来看,我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名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2010年,北京、上海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综合得分分别为88.19和85.84,连续六年位居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前两名(表3)。从各分项指标看,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六个分项发展均衡,优势突出。如北京的基础条件、研发能力、专业服务优势显著,均排在第一位;上海的商务设施、政府服务和开放程度3个分项均排在首位,基础条件、专业服务仅次于北京排在第二位。

北京、上海已成为国内外各类总部企业的重要聚集地。北京市依托独特的科技、人才资源和首都功能优势,聚集一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总部经济在首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08年底,北京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在京企业集团总部共784家,其中入选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总部30家,占我国入选企业总数的55.6%,所拥有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仅次于东京。总部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首都经济的竞争力和在区域乃至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上海市较早制定了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政策,颁布了全市总部经济地图,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截至2010年11月底,上海市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1家,批准设立外资投资性公司210家,外资研发中心317家。

2. 广州、深圳各具特色,齐头并进

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和能力较强。2010年,广州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综合得分为76.05分,排在第三位;深圳紧随其后,得分75.64分,排名第四。从各分项指标看,广州、深圳两市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各具优势和特色,广州在商务设施、专业服务方面优势较为突出,均排在全国35个城市的第三名;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和研发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排名第二,金融服务业的优势也较为明显。从近几年广州、深圳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看,两个城市总部经济齐头并进,发展态势良好。同时,广州、深圳在总部经济发展整体实力方面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深圳与广州综合能力得分的差距由2006年5.15分缩小到2010年的仅0.41分。

3. 区域性中心城市优势明显,一批潜力城市迎头赶上

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天津、成都、武汉、青岛等,成为各自所在区域总部企业的重要集聚地。如杭州重点瞄准浙商投资趋势,打造浙商总部经济聚集区;成都坐拥西部广阔的腹地,以吸引国内外企业在蓉设立西南区域性总部为重点,成为西部地区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最强的城市;武汉发展特色总部经济,助推中部地区崛起。此外,宁波、厦门等沿海开放城市,具有良好的总部经济发展潜力,特色优势日益突出,2010年双双跻身总部经济第二能级。宁波总部经济稳步发展,排名由2006、2007年的13位提高到近三年的11位,厦门总部经济发展较快,排名由2005年的第22位,提高到2010年的第12位。

经济发展能力范文3

努力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各位领导,同志们:

公安交警部门作为公安机关的“窗口”单位,担负着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重要职责,交通民警的言行举止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事关经济发展大局。结合近期全市开展的“执政为民,服务发展”学习教育整改活动,我就公安交警部门如何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作如下发言:

一、牢固树立解放思想是第一要务的理念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工作中的不足和差距,要敢于异想天开和反思,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第一要务,牢固树立解放思想是一种观念、一种氛围、一种境界的理念,努力创新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交警部门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结合交警部门的实际,拟在全市交通事故处理中向当事人发放明白卡,即推行明白卡制度。在明白卡上写明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违反法律法规的条款项,让当事人明白自己在交通事故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增强处理交通事故的透明度。

拟在全市划片区上门开展摩托车的年检审业务,变驾驶人员到交警部门办事为交警部门上门服务,减少驾驶人员办事往返次数,提高公安机关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在车管站大厅设立车管业务导办员,负责接受车管业务咨询和引导市民办理车管相关业务,使市民办理车管业务更加方便、快捷和顺利。

二、牢固树立改善环境是第一要素的理念

环境就是生产力。交警部门作为公安机关的“窗口”单位,负有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此,必须牢固树立环境理念、服务理念和法治理念,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用好用足政策,为江津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和较大规模的非公有企业开展年检审业务,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维护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落实重点骨干企业和大型非公有制企业负责的车辆驾驶证检审业务,落实专人预约服务制,为企业负责人排忧解难。

推行警民联系卡制度,加强与企业的交流与沟通,及时上门征求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道路交通管理中遇到的难题,不断改进公安道路交通管理的方式方法,提高为企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对重点企业、较大规模非公有制企业及园区的驾驶人员和车辆管理人员上门组织安全学习教育和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对外地车辆、重点企业、较大规模非公有制企业和园区企业车辆一般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以教育为主,切实为江津经济发展提供宽松的交通安全环境。

三、牢固树立安全至上的理念

认真落实“一校一警”制度,加大全市中小学校周边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的整治,定期安排交通民警到各中小学校开展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知识讲座,从中不学生抓起,向他们灌输安全至上的理念,增强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交通安全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经济发展能力范文4

注重科技成果和经济建设的结合,为地方服务

湖南大学特别注重科技成果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结合,鼓励科技专家走出校门,把社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作为科研攻关重点。科技成果转化率由3年前不到26%提高到目前的57%。优秀的科研团队与成果成为服务地方经济的强大助力器。在机械制造、道路、桥梁、电力、环保等方面尤为突出。

在汽车车身设计制造方面,钟志华院士领导课题组经过近20年的攻关,薄板冲压技术和汽车碰撞安全技术两项成果分别获得了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成果为我国汽车制造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薄板冲压技术成果仅在柳州五菱等3家企业应用就新增销售额159.74亿元,新增利润5.17亿元。汽车碰撞安全技术在上汽通用五菱等5家典型企业应用新增产值135.55亿元,新增利税9.73亿元。此外,该校针对汽车、发动机行业开发的15个系列高效数控磨床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产品覆盖20多个省市,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达60%,经济效益达数十亿元。

在电气技术方面,学校开发的“阻抗匹配平衡变压器”获得国家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颁的“中国专利发明创造金奖”和第三届“爱迪生”世界发明博览会“国际最高金奖”,成果在云南、长沙投产,产品在宝成、京郑、广深等十多条电器化铁路线路中得到应用,成为国内铁路电气化改造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每年减少费用4亿多元。

在化学化工方面,获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复杂体系成分分析及波谱结构解析的化学计量学”成果已应用到中草药成分分析和药材产地辨析上,为中药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郭灿城教授为首开发的烃类仿生催化氧化生物技术被中石化总公司称为“开辟了烃类催化氧化新领域”,闵恩泽院士评价该技术为近年来中国绿色化学领域3项具有跨越式进步成果之一。以罗胜联教授为首开发的“氯化石蜡催化合成新技术”获得国家专利优秀奖,比与国外现行方法提高生产效率12~15倍,在全国15家企业实现产业化,累计新增产值20亿元,新增利税6亿多元。

在土木工程方面,由赵明华教授为首开发的“南方山区特殊土公路路基处置关键技术”成果在全国8省6市国道及数条省道线中应用,确保了工程建设快速安全,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

在环境工程方面,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堆肥环境生物与控制关键技术”成果能使得城市生活垃圾得到完全资源化处理。

经济发展能力范文5

以山西省119个县(区、市)2010-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层,包含3个系统层以及8个指标层,共26个基础指标。结果表明:山西省内部各个县域之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差较为悬殊,山西省自我发展能力排名前十的县(区、市)大部分集中在太原市和主要的资源型地区,而自我发展能力排名靠后的县(区、市)大部分是地理位置远离中心城市、缺乏资源的、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县(区、市)。

关键词:

山西省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因子分析

一、引言

在我国,县域是社会经济功能的基本单位,是较为完善和相对独立的系统。如何全面、准确地评价县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对于促进我国县域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源于对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国外对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较早,而在国内,首先研究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是学者林毅夫。林毅夫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他认为自身能力是在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中,如果企业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和扶持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该行业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或者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同时,林毅夫也指出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自身能力对于行业或者企业至关重要,一个行业或者企业缺乏自身能力则是由于要素禀赋或者结构不合理造成的[1]。此后,国内学者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从理论上探讨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厉以宁认为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同时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支柱和协调城乡关系的重要环节,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李建波认为县域作为基本单位,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很大部分源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上的差异,因此,他认为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是中部地区落后东部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崛起的主要障碍因素,因此应该大力发展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3]。二是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杨香合等为了分析和评价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设置了25个基础指标,包括综合经济实力、自然优势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竞争力等方面[4]。刘洁等设计了29个具体指标定量分析和评价了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5]。此外,长德[6],李晓红、郭蓉[7],李豫新、张争妍[8]等都从各个角度对县域经济的概念、意义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做了详细的研究。本文以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为例,运用山西省相关统计数据,建立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标评价体系,并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

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分析、评价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前提是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由于内容丰富,包含的要素众多,使得设计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复杂,本文试图在前文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一套能够合理、准确反映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以利于进一步的政策分析。

(一)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内涵丰富、因素众多、动态性强等特点,因此构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测指标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不同领域和不同维度出发,综合考虑影响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鉴于以上原因,构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指的是在构建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要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深刻理解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及其外延,使得所设计出来的综合评价指标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内部结构、特征以及动态演化趋势等有客观、全面、准确的反映,进而准确把握县域经济的核心特征、内在规律以及演变路径。2.完备性原则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不仅内涵复杂丰富,而且其内在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在设计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需要系统地、全面地考虑影响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使用较少的、又能充分体现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对其进行完整、全面的度量。3.可行性原则在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到可计量性和可操作性,这是可行性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可计量性主要体现在选取的指标是否可以进行定量描述,即选取的指标是否可以进行定量分析,并最终对综合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可操作性则主要体现在选取指标时不仅仅要考虑到该指标是否可以充分反映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和是否可以进行定量描述,同时还要考虑到现实情况,即所选取的指标是否可以通过统计年鉴、政府报告以及统计公报等获取。4.动态性原则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仅涉及到县域层面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情况,更重要的还涉及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在选择反映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时要考虑影响县域经济过去和现在的指标,即现实指标,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影响县域经济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指标,即潜在指标。5.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即所构建的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不能仅仅对某个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必须可以与其他县域进行比较。因此,在县域层面经济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过程中要考虑指标的统计口径是否一致等,从而保证综合评价指标可以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以便了解和把握不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实际水平和变化趋势。

(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根据大量学者对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一个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表现在4个方面:创新能力、对各种资源的集聚能力和利用能力,以及发展的协调能力。按照科学性、完备性、可行性、动态性和可比性原则,本文在借鉴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实际情况和数据是否可得,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建立一套四级指标构成的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1.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即总指标层或者目标性指标层,是衡量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最终指标或者目标,是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总结,全面反映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状况。2.二级指标为了评价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本文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可得性,从资源的利用能力、要素的集聚能力以及发展的协调能力三个方面设置了二级指标,从而组成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框架。3.三级指标由于二级指标过于宽泛,无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因此,需要设立若干个可进行操作的三级指标,本文根据山西省县域经济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置了9个三级指标(见表1)。4.四级指标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仅仅有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是不够的,在三级指标层下还必须设置能够反映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性指标,即四级指标。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基础上设置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目标层,即一级指标1个,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数;系统层,即二级指标3个,分别为资源利用能力、要素集聚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指标层,即三级指标9个;基础指标层,即四级指标26个。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三)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说明与解释1.资源利用能力依据资源利用能力的基本内涵,我们知道一个地区的资源利用表现在效率水平和产出水平两个方面,这里的效率水平不仅指生产效率,也指资本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在资源利用能力的二级指标下面设立效率水平和产出水平2个三级指标。对于效率水平和产出水平指标,采用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4个基础性指标来表示山西省各县域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实现能力;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4个基础性指标来表示山西省县域的产出能力。劳动生产率指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本文中劳动生产率水平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表示。计算公式为:劳动生产率=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2.要素集聚能力本文在要素集聚能力二级指标下设置了资本集聚度、人口集聚度、资源集聚度和经济集聚度4个三级指标。其中,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全省占比、乡镇企业总产值全省占比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全省占比3个基础性指标表示山西省县域的资本要素集聚能力;用县域人口密度来表示山西省县域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全省占比来表示山西省县域在资源方面的集聚能力;用经济密度这一基础性指标来表示山西省县域经济集聚度。计算公式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全省占比=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100%农业机械总动力全省占比=县域农业机械总动力/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100%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全省占比=县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0%经济密度=县域生产总值/县域辖区面积3.协调发展能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和谐发展水平,因此我们从“三化”水平、政府职能和社会管理三方面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三化”指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经济实践和学者们也都证实了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引擎,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提升城镇化和工业化质量是关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再一次强化了“四化”同步发展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理,“四化”同步对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县域信息化数据不可得,因此本文仅用“三化”水平代表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其中,城镇化采用城镇化率和农村就业人数中工业就业人数比重衡量,工业化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乡镇企业年末职工人数占从业人数比重衡量。农业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即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是农业是否完成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因此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决定了农业是否能够走向产业化、市场化和组织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农村现代化使用农村用电量、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表。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指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活动,但不包括各种农业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服务活动。政府职能用人均财政支出和财政自给率来衡量。财政自给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能力。计算公式为:财政自给率=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额/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额社会管理采用农村从业人员占农村人口比重、城乡收入比以及女性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地区城乡收入比的计算公式为:地区城乡收入比=地区城镇可支配收入/地区农村纯收入

(四)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方法特尔斐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的主要定量方法。其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较为主观,其评价结果是否可靠、合理主要依赖于对模型设计是否可靠、合理以及打分过程中打分人的主观以及专业水平。而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其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则依赖于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可以看出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较为客观。因此,本文主要使用因子分析法来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指标体系。1.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是通过研究众多变量的内在关系,找出其中内在关联,使用降维手段,在众多变量中找出包含信息最多的综合指标来代表原始数据结构的多元统计方法。因子分析方法的目的是简化数据。这些被选择出来的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又称为公因子,反映了大部分和主要的原始数据信息和结构。在区域经济研究中,描述一个地区综合特征的统计指标很多,而且这些综合统计指标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从而使研究工作复杂化。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从综合指标中提取几个主要的公因子,不仅可以分析出不可观测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减少了信息含量少的数据,剔除了无关紧要的信息,简化了数据结构,并基于公因子给出了综合评价模型的权重,为得到可靠、合理和可信的评价指标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聚类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又称为集群分析法,是根据“物以类聚”原则分类事物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根据样本的多个指标和数据,定量地找到指标与数据之间的相似性或者相关性,从而将指标和样本归类为大小类群。聚类方法不需要指定分类的标准,也不需要把指定数据分成几类,而是较为客观地从数据自身出发进行分类。

三、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测评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山西省119个县(区、市)2010-2012年的横截面数据。本文中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测算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2011)》、《山西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3)》。同时,由于城乡收入比为逆指标,与自我发展能力方向相反,为了所有指标对区域发展能力综合指标的作用方向趋同,本文对各个县域的城乡收入比指标采取倒数形式。另外,由于单位和量纲不同会给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利用下式对原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以消除不同单位和量纲对结果造成的影响。

(二)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从众多的要素中提取、综合出具有代表性的少数公因子,达到简化问题是因子分析方法的最主要目的。而在使用因子分析方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原有变量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只有当原有变量之间具有明显和较强的相关性时才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因此,在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前需要先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使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方法和KMO检验方法对山西省119个县(区、市)的26个评价指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2,从而拒绝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原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KMO检验结果均值为0.769,说明原变量相关性较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荷载结果进一步对山西省各县域对应的主成分进行打分,同时,为了更好地反映山西省各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对各因子进行了加权求和,得到山西省各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总分,按得分高低排序,即对各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行排名(见表2)。鉴于篇幅,本文给出2012年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前10位和后10位排名。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排名前10位的县(区、市)大部分集中在太原和主要的资源型地区,而排名后10位的县(区、市)大部分是地理位置远离中心城市、缺乏资源的、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县(区、市)。山西省内部各个县域之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差较为悬殊,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小店区、万柏林区、孝义市、杏花岭区、尖草坪区、平鲁区、襄垣县、尧都区、柳林县、朔城区、尧都区、河津市等,这些县域在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协调能力以及综合指标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指标评价中表现良好。第二个层次包括太谷县、曲沃县、汾阳市、古县、永济市、左云县、蒲县、祁县、侯马市、交城县、应县、交城县、闻喜县、平遥县、稷山县、交口县、古交市、万荣县、榆社县、文水县、和顺县等,这些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指数虽然小于1,但均大于0,说明这些县域具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发展后劲不足,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大部分要素集聚能力指标较高,但是协调发展能力指标并不高。因此,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虽然自我发展能力高于第三个层次的地区,但是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一部分为资源型县域,即以某种资源为主导型的地区,资源型地区由于有资源的支撑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地区的要素集聚能力一般较强,但是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使得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资源依赖性,自我发展能力受限;另一部分为无煤或者煤炭产量较小的县域,但是这些县域依托自然资源或者文化资源而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些县域的要素集聚能力比资源型县域差,但是比处于第三层次的县域好。对于资源型县域而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不等于拥有良好的后续发展能力,产业结构的单一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生态破坏严重等都会对资源性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对于初始条件相似的资源型县域,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尽快完成外生比较优势向内生比较优势的转型,促进县域“三化”的发展与县域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加强县域的协调发展能力,从而摆脱“资源诅咒”。而对于无煤或者煤炭产量较小的县域,则需进一步加强对外生比较优势的挖掘和利用,加强县域的要素集聚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第三个层次是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较差的县域,包括永和县、大宁县、石楼县、隰县、岢岚县、神池县、阳高县、临县、天镇县、岚县等,这些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指数为负值,并且资源利用能力、要素集聚能力以及协调发展能力等指标都非常低,这些县域急需制定和实施自我发展战略,逐步培育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山西省119个县(区、市)2010-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做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山西省内部各个县域之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差较为悬殊,从总体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于第一个层次的县域主要有小店区、万柏林区、孝义市、杏花岭区、尖草坪区、平鲁区、襄垣县、尧都区、柳林县、朔城区、尧都区、河津市等;处于第二个层次的县域主要有太谷县、曲沃县、汾阳市、古县、永济市、左云县、蒲县、祁县、侯马市、交城县、应县、交城县、闻喜县、平遥县、稷山县、交口县、古交市、万荣县、榆社县、文水县、和顺县等;处于第三个层次的县域主要有永和县、大宁县、石楼县、隰县、岢岚县、神池县、阳高县、临县、天镇县、岚县等。

(二)政策建议第一,立足山西省各县域的具体实际状况,根据不同县域的资源禀赋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主导产业,通过主导产业在县域层面的集聚形成增长点,从而有力带动县域经济增长,同时通过主导产业的选择,合理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最终实现县域经济的自我发展。第二,积极吸引各方面的资金,加快发展各县域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资本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产业的发展和升级需要资金支持。山西省各县域应充分依托资本市场的载体作用,快速实现资本的流通和聚集,使资本积聚在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竞争优势。第三,加快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打破旧有的、单一的管理体制,有效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合理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加强市场在资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山西省各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第四,进一步推动山西省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山西省各县域应该在国家和山西省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和工业、农业发展情况,努力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使外生比较优势向内生比较优势转化,真正形成自我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2(1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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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晓红,郭蓉.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经济学界定及经验含义[J].经济问题,2013(7):14-18.

经济发展能力范文6

[关键词]合同能源管理循环经济中介组织融资模式

*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课题“基于能值分析的福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JA07045S)的研究成果之一。

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是我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然而发展循环经济在我国仅是刚刚迈开步伐,仍然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薄弱、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而分散)、风险承担能力弱等问题。由此导致我国大量中小企业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难以自觉地实施循环经济战略。一种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节能管理模式――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对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战略具有现实可行的借鉴意义。

1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时,一种基于市场的节能新机制――“合同能源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渐兴起,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完善,这一新机制在北美、欧洲、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基于这种“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运作的、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国外称ESCO,国内称EMC),并且其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国,EMC已发展成为新兴的节能服务产业。

所谓“合同能源管理”,就是通过与愿意进行节能技术改造的企业签订服务合同,为用户的节能项目进行投资或融资,向用户提供能源效率审计、项目设计、采购、施工、管理节能量检测等一条龙服务,以与用户分享项目运行后产生的节能效益方式收回投资和取得合理的利润。根据合同规定,在合同结束后,设备的所有权和节能效益全部归企业所有。节能服务公司(EMC)是一种基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运作的、以赢利为直接目的的专业化公司,在实施节能项目上具有资金、专业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的优势,而对于用户(企业)来说则具有“零投入”、“零风险”和“7个保证环节”特点,因此这种管理模式又被成为“007”模式。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实质是一种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这种节能投资方式允许用户使用未来的节能收益为工厂和设备升级,以及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节能服务合同在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用户)与专门的节能服务公司之间签订,它有助于推动节能项目的开展。作为一种新兴的节能服务产业,同以往的节能方式相比,它销售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产品或技术,而是一系列的节能“服务”,是一种基于市场化运作的节能新机制。

1997年,我国政府(财政部和原国家经贸委)与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 (GEF)共同实施了“世行/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该项目运作以来,在国际专家的帮助指导下,按照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经营业务,已在众多的行业为客户成功地实施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不仅客户(企业)得到节能降耗,示范EMC也获得盈利和稳定的发展。实践说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在我国是可行的,并为广大企业所乐意接受。

2基于市场的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特点

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市场化的节能服务模式和节能投资机制,以市场行为推动企业进行节能改选,在节能增效方面减少政府的行为,在运行模式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2.1 节能服务公司是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运行主体。基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运作的EMC,是纯商业性的经济实体,不具备任何政府色彩,与我国现有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节能(技术)服务中心有本质区别。EMC通过为客户企业实施节能项目并分享项目实施后的节能效益来赢利和滚动发展,如果节能投资项目失败或不能取得合同中预期的经济效益,则EMC的回报将大大减少,甚至不能获得任何回报乃至于亏损。

2.2 技术优势是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运行前提。由于EMC公司须向EMC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又一般只是通过分享节能项目的效益获得回报,因此EMC帮助客户开展的节能项目所采用的技术是成熟的,设备是规范的,并具有足够的成功案例。EMC公司对人才要求很高,需要节能技术、投资项目管理、经济和财务分析、金融等各方面的专家,并且EMC以承诺保证不影响生产情况下实现节能效益为前提,如项目不能实现预期的节能量,EMC将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因此,对客户来说,项目的技术风险趋于零。

2.3 多赢局面是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追求目标。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为涉及该业务的各方(EMC、客户企业、银行、节能设备提供商、工程施工单位等)创造了一种多赢的局面,介入的各方形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成功实现节能量成为相关各方共同的目标和努力方向。借助一个节能项目的成功实施,EMC可以实现它的利润,客户也可通过EMC获得部分或全部项目融资,以克服资金障碍。

2.4 全方位服务是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运行保障。合同能源管理可解决客户开展节能项目所缺的资金、技术、人员及时间等问题,让客户以更多的精力集中于主营业务的发展。EMC不仅提供常规的节能技术服务和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而且更主要的是,还可根据客户情况,直接投资于其节能项目,或通过能源管理合同抵押、资产证券化、BOT和融资租赁等项目融资方式,为其提供融资服务,形成节能项目的效益保障机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产业化、充分体现了全新的社会化服务理念。

3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启示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来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资金、技术、运行机制及制度等软硬环境的强力支撑才有可能实现。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对能源系统改造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为客户服务,克服了我国企业目前在节能工作上面临的诸如节能投资意识不强,节能投资资金不足,节能项目系统效率不高以及节能投资服务跟不上等一系列障碍,以促进全社会各种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项目能普遍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对于循环经济市场化,促进企业践行循环经济的理念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3.1 借鉴EMC运行模式,建立循环经济服务中介。合同能源管理之所以受到各国政府和企业的青睐,是因为合同能源管理的实施能够同时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方面的效益,可谓一举三得。EMC公司在企业的节能改造实际上起到一种中介服务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企业来说,特别是对高能耗的企业来说,引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不仅可以使企业的生产设备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且可以降低能耗,把浪费的资源重新“找”了回来,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对于发展循环经济来说,也存在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兼顾的潜力。然而目前,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专门的中介服务组织机构还很少,并且这些中介服务组织在资金、人才方面还十分欠缺,使得发展受到了限制。因此,一是要加快建立专门的情报服务机构,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并为政府制定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二是积极扶持一些在资金和技术上有优势的企业成立循环经济服务公司,这类公司的建立基于全新的工作运行管理机制――类似“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以市场经济管理机制作为循环经济服务公司的运作机制,其发展资本取之于各企业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潜力挖掘,以营利为激励,以市场为动力,以经济为标尺,促进企业自觉发展循环经济。当然这类公司的成立和运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因而政府应从政策上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促进其发展。

3.2 借鉴EMC融资模式,吸引发展循环经济资本。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EMC,具有资金整合的能力。“合同能源管理”回报率一般可达到30%左右,这不能不吸引众多国内企业开始积极投身其中,而世界银行和我国行业主管机构目前也在努力建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贷款担保机制,为新节能服务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信贷和担保支持。再加上一些节能领域的国际巨头对我国这一市场的跃跃欲试,形成了巨大的节能市场。

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政府、银行、企业、民间资本可以借鉴EMC的融资模式,精心培育市场,吸引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具有资金和技术上优势的企业前来谋求发财之道,进行减量化技术改造,使企业产生的各类废弃物朝着生产与利用的链环流动,转变为再生资源。政府作为主导,利用财政资源来推动,并且在政策上倾斜,使众多的投资者融入循环经济圈中,银行和保险积极参与到循环经济圈中,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资金保证。企业通过能源管理合同抵押、资产证券化、BOT和融资租赁等项目融资方式,积极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循环经济发展。

3.3 借鉴EMC技术整合,加快循环经济技术攻关。EMC具有技术整合的能力,对于节能设备制造商、销售商,以及节能技术拥有者来说,一方面,可自行建立、运作这样的企业,将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作为营销自身产品、技术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与这类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遍布全国的企业网络推广自己的产品、技术,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互惠互利,共同开发节能市场。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是发展循环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个链环。没有技术上的可行性,或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循环利用资源的成本很高,则循环经济就没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循环经济发展中延长产业链相关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可回收利用材料及其回收处理技术,特别是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这些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的攻关,可以借鉴EMC的技术整合模式,专业攻关,优势互补,产生规格效益。积极建立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节能技术服务中心、清洁生产中心的作用,及时向社会有关循环经济的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

3.4 借鉴EMC服务模式,创新循环经济服务机制。EMC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可以形成节能项目的效益保障机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产业化、充分体现了全新的社会化服务理念。在发展循环经济中,企业携手联动,构织循环经济链环,共同实现双赢。对产生固体废弃物的企业来说,把更多的废弃物投入到这个链环之中,就意味着企业要支付更多的处置费用。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减量化的目的出发,积极引进先进的工艺和技术,推行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使废弃物降低到最少程度。而对于消化废弃物的企业来说,通过循环经济链环运转,使各类废弃物转变成具有丰厚利润的新产品,也给企业赢得可观效益。在这双赢的局面下,建立以企业的“3R”目标的全新的社会化服务机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企业自觉实践循环经济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 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