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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1
[中图分类号]R69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3（c）-154-01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PNS）的临床表现之一是循环系统处于高凝状态、血栓形成，其严重影响了PNS的治疗效果及预后，因此抗凝治疗为目前PNS治疗的关键之一。我院自2002年以来对48例PNS患者采用茶色素治疗，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2002年4月～2006年11月，我院治疗的PNS患者48例，男32例、女16例，年龄19～62岁，平均32.4岁，病程2个月～6年。患者均符合文献中关于PNS的诊断标准[1]，且临床均表现有血液流变学及血脂异常。
1.2方法
均按标准激素疗程治疗，给予强的松1 mg/（kg・d），早晨顿服及对症治疗。同时予茶色素胶囊(江西绿色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赣卫药准字139-1号)240 mg，3次/d，疗程30 d。服用茶色素期间，停用其他降脂、抗凝及活血化瘀药物。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观察用茶色素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定量）和血脂指标改善情况。
1.3统计分析
采用配对t检验，P
2结果
2.1有效率
本组患者服用茶色素30 d后，全血黏度下降32例(其中全血黏度降至正常7例)，有效率为66.7%；血浆黏度下降38例(其中血浆黏度降至正常10例)，有效率为79.2%；纤维蛋白原下降40例（纤维蛋白原降至正常13例），有效率为83.3%。
2.2血液流变学和血脂的改善情况
茶色素治疗后，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纤维蛋白原有明显降低（P
2.3不良反应
本组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
3讨论
在NS的发病过程中，机体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凝状态，而其程度往往与肾病的严重性和活动性相平行。血液的高凝状态可导致肾小球内毛细血管微血栓形成及纤维蛋白的沉积，促进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病变恶化[1~2]。高凝和血栓形成被认为是PNS严重并发症之一，影响预后。因此，降低PNS患者的高血脂，控制高凝、高黏状态对改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一种以儿茶酚胺为主的多元酚类物质，系经过化学结构的转变形成的茶红素、茶黄素及茶褐素的混合物。文献报道，茶色素具有抗脂质过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拮抗高血脂以及显著的抗凝、促进纤溶、防止血小板黏附聚集、改善微循环等作用[3]。
本组观察结果表明，茶色素对全血黏度、血浆黏度有明显的降低作用（P
茶色素改善血液流变学的机制，与其能降低纤维蛋白原含量，减少血小板黏附与聚集并对已凝固的血小板有解聚合作用以及延长血液凝固时间、凝血酶原时间、抗凝血酶Ⅲ作用时间等多种药理作用有关[4]。茶色素对血液流变学有明显改善作用，可以增加心、脑、肾等组织灌流，改善重要器官的功能，因而对PNS的治疗和预后产生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海燕,郑法雷,刘玉春,等.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分型与治疗诊断标准专题座谈会纪要[J].中华内科杂志,1993,32（2）:131.
[2]王海燕.肾脏病学[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494.
[3]吕虎,华萍,余继红,等.茶色素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05,24(9):745.
[4]覃海成.小剂量茶色素对心脑动脉硬化性疾病病人血脂\血流变学的影响[J].广西医学,2000，22(4):811.
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2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首先，黑格尔无法通过文献挖掘来思考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史，也就无法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上文已说到黑格尔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先秦之后资料缺乏制约黑格尔深入思考和发掘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内容。其次，黑格尔没有发现中国哲学应有的辩证法的内在线索，从辩证法角度思考对中国哲学就显得非常片面。如上所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错误地认为与西方哲学思考对象一样的，所以黑格尔只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辩证地考察中国哲学中蕴藏的辩证法，没有考察中国哲学中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实际上也蕴藏的辩证法，被黑格尔归纳入西方哲学的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观点除了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关系的思考之外，也融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之中。以黑格尔探究的周易之阴阳爻驳为例，黑格尔就没有看到用作占卜的先天八卦经过变化后形成的后天八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标志方位变化的内容，而这种方位变化的描述通过固定的语言形成一整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和建筑中就体现出这种概念体系的思维方式，这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发明的许多仪器中也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无法在概念化的思考后作用于科学技术是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对中国哲学蕴藏的辩证法的失察。再次，黑格尔从辩证法角度编纂中国哲学，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评论的误读。贺麟先生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别阐述了辩证法的发展史。任何一个或一派的哲学家只要其中有丝毫辩证法的因素，都被黑格尔挖掘出来加以着重阐明。”
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3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 м. 苏哈诺夫和в. и. 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 μ. 凯德洛夫、μ. з. 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诺夫、а. д. 乌尔苏尔、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 л. 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4
众所周知，哲学本身是属于政治理论课范畴，那么如何理解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具有哲学思想呢?这主要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教学虽然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考核方式都不同与其它学科，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但哲学是揭示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因而它也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规律。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观点是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具有最高层次、最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遵循哲学理论的指导，这是科学确定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正确地选择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有效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可见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
一、唯物论思想
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世界本质是物质，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是求实，对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说也不例外，具体表现：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包括思想实际、学识水平实际等)制定教学计划，采取教学方法。就拿哲学课来说吧，从内容上看，它大都是理性思维的东西，逻辑性较强，较之于其他学科它更抽象、深刻、概括得多。而且学生在这个年龄阶段抽象思维能力又较弱，因此我们制定的教学计划(包括教学目的要求、教学进度、作业计划等)都要尽可能地符合学生实际。教学方法也应能最大限度的适合并促进学生的学习，可采取多种教法相结合，还可以加强对学生的动手、动脑、动口能力的综合训练等。其次，在物质和意识关系中，由于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又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结果，正确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从而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指导人们采取错误的行动，从而阻碍事物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以哲学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同学们能够用立场、观点正确地对待学习、生活、交往、就业等过程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同时要摒弃其他的错误思想，克服大家在遇到挫折时产生的悲观论，更要消除在重大挫折面前以为生命无法控制、自身不能驾驭的宿命论和唯心主义观点。
二、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内容极其丰富，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纲，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首先是全面联系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过程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任何事物、现象、过程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成分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辩证法强调用全面、联系的观点研究分析事物，这就要求在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坚持全面联系的观点，具体来说就是：一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使命，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分析影响教学对象思想道德形成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在三种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社会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补充和扩展。因此我们要把家庭、社会力量与学校联系起来，调动并凝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这样就可以形成强大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合力。二是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施加相互联系的教育内容。人的思想与心理素质、审美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等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时，不能割裂这些联系，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审美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有机结合，使思想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其次是变化发展的观点。哲学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绝对静止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贯彻变化发展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一是由于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因此要顺应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进行动态分析，不仅要看到他们的思想现状，而且要了解他们的思想过去，预见他们思想发展的趋势，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去把握他们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教学工作的前瞻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政治理论课教学。二是要如实地把教学对象的学习思想状况看作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既要看到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条件下学生表现出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又要看到他们是一个绝对运动的过程，是变化、发展的，因此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推动起其思想道德认识朝着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
三、认识论思想
哲学认识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辨证过程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主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遵循这一认识辨证发展的规律，具体地说就是：一是教学工作要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首先政治理论课各科知识的结构都有严密的逻辑系统;同时，学生的认识也是有顺序的，是由已知认识未知，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做到既符合科学知识本身的“序”，也要符合学生年龄和认识发展的“序”。我们可以通过例证、演示等具体方法让学生了解感知基本概念、原理，然后再通过比较、分析、综合引导学生把握它们之间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这样由浅入深从而实现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当然以上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真正认知应要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二是要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就是在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认真对教育对象个体的学习、思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积累资料，总结提炼，从个别研究中总结一般规律，找出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再从一般规律研究个别情况，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结合。
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5
所有政治科Ⅱ卷试题，从形式上逻辑角度分类不外乎两种：一是归纳法，即答题顺序是先答相关材料，再答相关材料体现的道理；二是演绎法，即用相关道理对材料进行分析说明，答题顺序是先答相关道理，再分析说明材料。
所有政治科Ⅱ卷试题，从解题、答题的角度来讲，一定要严格遵循审题的先后顺序和答案要点的“三来”原则：第一，从问题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对问题必须字斟句酌；第二，从材料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对材料必须条分缕析；第三，从与问题、与材料相关的书本知识、社会热点、方针政策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对书本知识、社会热点、方针政策要烂熟于胸。
所有政治科Ⅱ卷试题，从解题、答题的要求和规范的角度来讲，要特别注意五点：①审题要“准”（前提）。弄清题意，关键在于一个“准”字，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②要点要“全”（基础）。组织要点，关键在于一个“全”字，否则，丢点必丢分。③详略要“当”（关键）。详略适宜，关键在于一个“当”字，否则，要么在应详处丢分，要么在应略处多事。④分析要“透”（能力）。扣题分析，关键在于一个“透”字，否则就体现不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⑤总结要“明”（觉悟）。总结表态，关键在于一个“明”字，否则就体现不出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正确的政治方向。
哲学部分例举
由于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而世界观又是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鉴于此，对哲学高考命题的总结和预测不应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时事热点，而是要更重宏观、重方向、重规律、重趋势。
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哲学类试题，一般不能这样答：整个的原理整个的方法论整个的扣题分析，而应该这样答：一小点原理一小点方法论一小点扣题分析（每一个答题要点中都要有这三个要素）。
（一）辩证唯物论部分
从大范围来讲，要关注这类题：材料体现了唯物论的什么或者哪些道理（归纳）？或请用唯物论的有关道理对上述材料进行分析说明（演绎）。其解题关键就是要明确唯物论的主干知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及其具体内容，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及其具体内容。
从小切口来说，要关注两类题：
（1）材料是如何体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归纳）？或请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道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说明（演绎）。
（2）材料是如何体现实事求是的（归纳）？或请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对材料进行分析说明（演绎）。
（二）唯物辩证法部分
从大范围来讲，要关注这类题：材料体现了辩证法的什么或哪些道理（归纳）？或请用辩证法的有关道理对上述材料进行分析说明（演绎）。其解题关键是要明确辩证法概念的内涵和其主要内容：一个根本的观点――矛盾，两个基本的特征――联系和发展，三大重要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
从小切口来讲，要关注这些题：
（1）关于联系观点的题。
（2）关于发展观点的题。
（3）关于矛盾观点的题。
（4）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题。
（5）关于对立统一的题。
（三）认识论部分
从大范围来讲，要关注这类题、材料体现了认识论的什么或哪些道理？或请用认识论的有关道理对材料加以分析说明。其解题关键是要明确认识论的主干知识：（1）实践和认识（理论）的辩证关系。（2）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3）科学理论对实践的预见、指导、促进作用。（4）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扩展、推进认识。（5）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从小切口来讲，要关注这些题：
（1）关于主观能动性的题。
（2）关于实践观的题。
（3）关于培养创新思维的题。
（四）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一般来讲，要关注这类题：材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什么或哪些道理（归纳）？或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道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说明（演绎）。其解题关键主要是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范围：价值观、人生观部分，也包括实践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还包括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它要求我们从社会存在的客观实际出发，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
（五）辩证唯物主义部分
一般来讲，要关注这类题：材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什么或哪些道理（归纳）？或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有关道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说明（演绎）。其解题关键主要是要明确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范围：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三个部分。
（六）哲学部分
[JP+3]这是哲学部分范围最大的题，即材料体现了哲学的什么或哪些道理（归纳）？或请用哲学的有关道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说明（演绎）。其解题关键主要是要明确哲学的知识范围：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主要是价值观、人生观）。
另外，由于哲学的各个部分是有机统一、相互渗透、水融的，因此不能机械地理解和划分各个板块。比如规律，不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可以用：唯物论可以用，辩证法可以用，认识论可以用，价值观可以用，人生观也可以用。
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6
老子曾经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赫拉克利特出生在伊奥尼亚地区的爱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里,可以说两人都处于当时社会的上层,都有充分的物质保障来进行其研究和思想活动。从历史上看,老子生活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时代,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古希腊城邦时代,那个时代关于各种思想和事件的辩论几乎无处不在。可以说两人都生活在一个大辩论的时代。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和思想,使得他最终隐居,老子则相传骑青牛西出函谷,隐居无踪,再无消息。老子给后人留下了五千余言的《道德经》(又称《老子》),赫拉克利特写了《论自然》,不幸的是赫拉克利特的作品没能完整保存下来,只留下了130多个残篇,而且有些残篇只有几个字的只言片语,其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只有几十个,总的来讲两人留给我们的文字并不是太多。
东西方两大哲学家的生活背景虽然在形式上相差甚远,但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不难发现二者的具体生活或思考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总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这种发展和变化所体现出的规律性都比以往更加清晰的在人类的意识中反应出来了。老子和赫拉克利特是各自那片土地上思维能力非常强的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对这些思维反应进行了总结。如果人们不用现代哲学的刀去切割他们的着作或思想,人们会被二者的相似性所震撼。如果用现代哲学的刀去切割他们,人们也会被他们思想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千年之后中西方哲学的遥远距离所感慨。就哲学学科建立的两个基础性问题——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而言,虽然赫拉克利特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是在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上,赫拉克利特的针对性更强,甚至从历史顺序上讲,赫拉克利特是这两个问题的设计者之一。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和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基本是一个过程。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虽然也对这两个基础性问题作了很多思考,但是却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单独化、系统化。在此不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对第一个基础性问题——世界是什么(本体论)的观点进行过多的讨论,这个题目太大,各方观点分歧也很大,很难做全面的分析和解答。在此,只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以及他们所表述的形式进行一下简单的对比。由于哲学在当时没有独立出来形成学术体系,物质领域的生产、精神领域的祭祀与神、国家领域的政策与战争这三个方面几乎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两个人的论述也没有脱离当时的时代去单独论述哲学,两个人的作品还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从两人的作品出发,在辩证法方面对两人的作品和思想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比较。 一、两个人的作品都不是专门描述辩证法的。相比之下,老子的辩证思想在其作品的贯穿性上更强
赫拉克利特的一百三十余个残篇中,表述或猜测表述关于辩证法的片段大概有三十个左右。而且因为是残篇,所以这些关于辩证法的表述并不连贯,有些是有重复性的。比如“(猪)在污泥中取乐”和猪在污泥中洗澡,家禽在尘土和灰烬中洗澡。还有“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和“驴子宁愿要草料不要黄金。”老子所着的《道德经》(又称《老子》)保存的比较完整,其关于辩证法的表述是贯穿其作品始终的,虽然有些章节看似不涉及辩证法的内容,但其章节其实是后人划分的,《道德经》本身是非常连贯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辩证法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当然,这个比较不是说老子的辩证法就比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层级高,只是基于传世作品来分析其二者在辩证法思想表述形式方面的差异。
两个人在表述辩证法观点的同时都掺杂了本体论,赫拉克利特的本体论更明确一些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分歧很大。对于赫拉克利特在辩证法的表述中对火的本体论描述是没有争议的,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赫拉克利特在表述火本体论的时候顺便表述了他的辩证法。在老子的《道德经》(又称《老子》)里是否有本体论的表述争议很大,阅读这部作品之后最大的感觉是世界是真实的,《老子》中所提及的“道”、抽象的“有”、抽象的“无”以及“万物”、“人”、“国”等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组成了真实的世界。当然在哲学论文中进行这样的表述显得有些随意,但就本体论表述来说,老子在客观上表述了一个世界,就世界是什么这个问题,老子没有把他当成单独的问题,就对客观世界的抽象理解来说,老子没有把这种抽象表述为一个概念,比如火或水——是思维的落后。反而老子用这个思路来表述客观和马克思最后对物质世界的定义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种异曲同工只是集中在思路上,其层级相差甚远。
二、两个人所表述的辩证法内容侧重点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