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发展史范文1
论文摘要：侨刊乡讯是侨乡民间创办，主要面向海外公开发行、非营利性的报纸和刊物。它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报道内容和活泼的版面形式，激发海外赤子怀国、思乡、念祖、恋亲的情感，深受他们的欢迎，被赞誉为“集体家书”“沟通海内外联系的桥梁”。侨刊乡讯诞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该类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华侨华人研究尤其是侨乡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侨刊乡讯的收集整理工作，从而大大丰富了华侨华人文献专藏。
1侨刊乡讯的概念、范围、历史与现状
目前，我国侨史学界及侨务界对“侨刊乡讯”并未形成公认的严格定义。一般指为了满足海外的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了解乡情、思念乡亲的感情需要，由侨乡民间编辑出版、专门向海内外发行或赠送的报纸和刊物。在称谓上，有的称“侨刊乡讯”、有的称“乡刊乡讯”“乡讯”“侨刊”。多习称“侨刊乡讯”。
侨刊乡讯的宗旨为传递乡音，宣传政策，联络侨胞，增进乡谊，建设家乡。族刊则强调敦亲睦族，发展族务”。侨刊乡讯深受海内外乡亲的欢迎和支持，有“集体家书”的美誉。
由于侨乡大多分布于广东、福建等省，因而侨刊乡讯首先产生于广东、福建等地的侨乡。最早的侨刊乡讯是广东省新宁县(1914年后改称台山县)的《新宁杂志》，创刊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侨乡台山县也因此被誉为我国侨刊乡讯的发源地。《新宁杂志》创刊后，深受海内外乡亲的欢迎，台山县许多宗族在海内外(以海外为主)乡亲的资助下，纷纷办起乡刊、族刊，并带动了邻近的开平、新会、恩平和鹤山等县，并逐步辐射到广东其他侨乡。于是侨刊乡讯在各地侨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民国初期，其他省市中，如上海、北京、福建省均出现了侨报侨刊，从而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至20世纪40年代在广东省有100种以上的侨刊乡讯，其中以台山、开平最多，仅台山一个县，在抗战之前已有侨刊乡讯63种之多。福建省则成为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拥有侨刊乡讯最多的省份。
近百年来，受国内外时局的影响，侨刊乡讯的发展一波数折，发展很不顺利，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既经历了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经历了两度被迫停刊的低谷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为全国侨刊乡讯的再复刊和蓬勃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和工作环境。
1978年11月，伪示宁杂志》率先复刊，在《新宁杂志》的影响和带动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地侨刊乡讯掀起了复刊、创刊高潮。不仅广东、福建两省，广西、浙江、海南、山东、辽宁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内地省份，甚至云南、宁夏、新疆等边远省、区也办起了侨刊乡讯。全国侨刊乡讯的分布从集中趋向广泛。至1995年，全国侨刊乡讯已有230家，每年发行量约400多万份，其中对外发行约200多万份，覆盖面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侨刊乡讯的工作人员达5000多人。
目前，全国已有逾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了约300份侨刊乡讯，其中广东省就有157份，占了半壁江山，且多为期刊。福建省有92份，浙江省有7份．
侨刊的形式大多为16开本或32开本的杂志或4开小报。广东的期刊多，福建报纸种类多。出版周期一般多为季刊，也有周报(刊)、旬报(刊)、半月报(刊)、月报(刊)、双月报(刊)、年刊及不定期的报刊等。
2侨刊乡讯的价值
侨刊内容报道侨乡的各种事物、社会动态、亲族消息，甚至会针对特定的事件加以评论，是华侨家族、社区联系的重要渠道。因为记载了各种讯息，侨刊成为我们了解侨乡社会生活、经济联系、家族组成、教育启蒙、文化价值观、建筑史等主题的重要史料。
以侨刊作为史料的研究论文出现得比较晚，且不多见，最早注意到这批资料的重要性的是郑德华、吴行赐，他们所撰写的K-一批有价值的华侨史资料—台山解放前出版的杂志、族刊评介》一文中介绍了最早的侨刊《新宁杂志》，考察了旧中国侨乡社会状态，探讨了华侨出国的原因以及华侨经济、生活状况，并强调华侨爱国爱乡精神。此后20多年来，我国宣传、侨务和侨史学界对侨刊乡讯的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学术论文、著述和资料整理三大类研究成果均纷纷出现。侨刊乡讯研究逐步成为专家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性著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2007年，由梅伟强教授编著的集体家书连五洲—五邑侨刊乡讯研究(1978 -2005)》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侨刊乡讯产生发展的概况，是侨刊乡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08年3月10日，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桦侨魂》摄制组来到开平市档案馆，摄制组先后查阅、拍摄了建国前后各类侨刊、地方志、族谱家谱以及南楼七烈士抗日史料等有关华侨文化的各类书籍共77种。
笔者还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参考文献中有某种侨刊的文章进行了简单的统计。以《新宁杂志》为例，仲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9篇文章引用了该刊文章至少一次;《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渤中，有2篇博士论文引用该刊文章至少一次;仲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卿中，有3篇文章至少引用该刊文章一次。虽然相对与其他学术性刊物，引用率显得比较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侨刊乡讯在华侨华人研究、侨乡研究领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以及全面系统收集侨刊乡讯工作的重要意义。
3侨刊乡讯的收集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自建立之初，大学就非常重视华侨华人研究，作为大学的三大支柱之一的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十分注意突出“侨”字特色，针对侨校性质和侨生、境外生众多的特点，重点建设华侨华人文献特色馆藏，并将其列为“完备级”文献收藏。1995年，图书馆成立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以为华侨华人研究服务、为侨务工作服务为宗旨，重点收集国内外出版的中外文华侨华人研究书刊资料，现已初具规模。同时，还建设了华侨华人专题网站，开发了8个华侨华人专题数据库。在文献的收集过程中，不仅注重正式出版物的收集，对于非正式出版但具有重要价值的侨刊乡讯也重点进行了收集。
我们的搜集方式主要是接受赠送(个人或团体)和交换。首先通过网络，通常是重点侨乡的侨务网站，了解某地区侨刊的出版情况以及其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按图索骥发函要求赠送所出版的侨刊。其次通过联系各地侨务部门，了解侨刊的出版情况。通常情况下，各地的侨刊乡讯均乐意赠送给我们，大部分侨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到的。另外我们中心编印有一种内部文摘刊物《侨情简报》，通过交换的方式我们也获得了一部分侨刊。通过以上几种方式，侨刊的收集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除此之外，借全校院系资料室回收之机，整合本校华侨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资料室的侨刊。通过整合，补充了侨刊乡讯30余种，700余册。
经过近10年的努力，侨刊乡讯的收藏已初具规模:目前本中心共收集侨刊200多种，其中广东侨刊乡讯147种，达到总数的94%，福建侨刊乡讯46种，达到总数的近58%，另外还有湖北、湖南、四川、山东、浙江、广西、海南等地的侨刊10余种。
4侨刊乡讯的整理
对侨刊乡讯进行系统的整理是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的另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方便读者利用资料，维护馆藏和促进资源共享。日常整理工作主要是侨刊分类编目、装订、建设专题数据库等。
4.1分类编目
多年来，由于是赠送期刊，加上本中心人员紧张等原因，并没有对侨刊乡讯进行系统的分类编目，只是用excel表进行简单的记到，现刊按照刊名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过刊进行装订后，也按照同一方法排列。读者无法通过图书馆目录将它们检索出来，从而大大降低了利用率，只有少数对本中心比较熟悉的老师和学生知道并常来阅览。
从2007年9月开始，本中心组织人力对馆藏侨刊进行了系统的回溯编目，到2008年7月已基本完成。编制书目数据时，除严格按照图书馆的著录规则、力争与图书馆保持一致外，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变动。
如分类方面，本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较大的改动，没有按照学科分类，而只是将侨刊出版地(省级)的简称首字母与字母Q组合进行区分，如广东侨刊即为YQ，福建侨刊即为MQ，依此类推。种次号则延续了原来的方法，采取了刊名拼音首字母加流水号的方式，如惭宁杂都的索取号即为YQ/X08。
在进行主题标引时，则统一用侨乡一刊物一地理复分(如广东一台山)，这样一来，可以让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这一部综合性的文献标引工具，变得具有侨乡特色，满足标引侨乡地方文献的需要。使得这批具有侨乡特色的刊物，分别以“侨乡”与“地理位置”，进行集中，给读者检索带来了方便。
在此基础上，每到一期刊物即在系统中登记，这样读者就可以及时了解侨刊的到刊情况。现刊与过刊的排架号是统一的，侨刊过刊装订回馆，在系统中添加馆藏后即可上架，因而缩短了过刊的编目时间。我们把侨刊与其他刊物分开，设专架放置，开架服务，大大方便了专门阅读这方面文献的读者。
4.2侨刊的开发利用
侨刊乡讯也是我中心数据库建设的重要信息来源。我中心自建有华侨华人研究综合数据库(包括学术论文库、报纸库、研究书目库、图表库等)、华侨华人人物、图片、政策法规、政策咨询问答等专题数据库，而且有专门的主页(hqhr.jnu.edu.cn)，设有侨情速递、华人荣誉、社团活动、侨务信息、华文教育、侨乡风采、侨务信息、侨务政策、华人研究等栏目，还编辑了桥情简报》内部刊物，从而达到了多途径、全方位对涉侨信息进行宣传报道。
每到一期侨刊，在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中记到后，有专人对其内容进行浏览，将与各数据库相关的资料，如论文、图片、图表、侨乡相关报道等，通过摘录、扫描或识别等方式，进行数字化转换，再进行标引后，追加到数据库或刊登到情简锄上，从而扩大了并丰富了各专题数据库的资料来源。
近10年来，暨南大学图书馆不仅对全国各地的侨刊乡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收集，还培训了一支专业的人员队伍支持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建立了一个深入侨乡各地的与研究学者的关系网，使各侨刊乡讯的出版单位认同该馆工作的重要性并予以实际支持，从而保障了文献采集工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通讯的发展史范文2
红中社参考刊物的历史回顾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当晚，红中社成立并对外播发新闻。同时，红中社还抄收中央社播发的电讯，编印出来，供给大会代表们参阅。这就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参考消息”。
在中央苏区诞生的红中社，与不久后创刊的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从一些曾在红中社工作过的同志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参考报道的发展情况。
1933年春参加红中社工作的韩进同志回忆：当时编委会的成员，除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外，每天都有一个人分出一部分时间处理红中社的工作，主要是选择材料，编写成“红中社电”或“红中社讯”。这些材料来源，关于红军战报的，由军委参谋部供给；关于苏区建设的，由中央政府各部供给；关于白区斗争的，由中央局秘书处供给。此外，中央局还有电台收中央社的电讯，有的可供给参考。每天只能从这些材料中选出最重要的东西，编写成“红中社电”或“红中社讯”约一两千字，交由中央局的电台发出去。这些电讯，有时候也油印成《红中社通讯稿》发给中央苏区一些机关供内部参考，但并未自始至终逐日油印分发，所以《红中社通讯稿》似乎没有编号，没有期数，印发的数量也很小。
1933年夏到红中社工作的任质斌同志回忆：编印“参考消息”是红中社当时的工作内容之一。“参考消息”当时名称为“每日电讯”，主要登载新闻台抄收的中外电讯，油印，每天一到二张蜡纸，一张蜡纸刻成两面，每期四、六、八面不等，印四五十份，送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阅。
从以上这几份回忆材料可以看出：红中社从创立之始，就承担了抄收国内外电讯，为有关负责同志提供参考报道的职能；当时的“参考消息”为油印，发行份数很少。其实，最早提到红中社参考刊物的，是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出版100期纪念特刊上刊登的署名氓（即李一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文章指出：“现在苏区，可以说无所谓通讯工作，从前的《无线电材料》和后来改的《每日电讯》，这都不是通讯工作。有了一些向外的广播工作，都还是由红色中华兼差代办的，这些工作做得十分不够。我们真需要一个通讯社，来供给全苏区的报纸、杂志（定期和不定期的），以国外、国内和苏区的群众斗争的消息，来负责文字的记述和无线电的广播苏维埃伟大斗争的整个或片断的消息”。“《每日电讯》的工作，只能作为我们的通讯工作之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部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此时红中社编印的参考刊物名称应为《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可能只是当时口头上的简称。
长征开始后，红中社停止了广播，人员有的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有的则随同红军长征。1935年11月，红中社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广播和出版“参考消息”（《无线电日讯》）。1937年1月，红中社跟随党中央到延安并更名为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名称是新华社到延安以后，几经变化才正式确定下来的。
现存最早的新华社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
2002年，新华社社史考察小组的同志在赣州市委党史办看到并经允许复印了部分他们保存的《无线电日讯》复印件。这是迄今为止新华社找到的最早的参考类刊物复印件。据赣州市委党史办的同志介绍，他们保存的这部分《无线电日讯》也是从中央党校档案室复印来的，这批材料的原件保存在台湾原元老陈诚的个人档案室，即“石叟资料室”。
“石叟”是陈诚的号。1931年到1934年间陈诚曾率部参加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深得信任。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中，陈诚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部队占领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到瑞金后，陈诚下令将中央红军长征时来不及带走的所有文件、报刊、杂志、档案、材料、书籍，甚至包括苏区小学使用的课本，均装箱带走。后又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保存在他的个人档案室里。陈诚1965年在台湾去世。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知台湾藏有大量中共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文献后，经允许，将这些资料拍摄成缩微胶卷，并将复制品提供给美国、西欧与日本的研究性图书馆。据悉，陈诚家属已于近年将陈诚的个人文物捐赠给了台湾的国史馆。
新华社从赣州复印回来的《无线电日讯》封面页上刻有石叟资料室的书签，标明其分类号为008・1051，著者号为8021，登录号为0643。其中包括1933年7月第169期至176期、178期至193期、195期、196期，以及10月的232期至248期。这些《无线电日讯》的出版日期，正好与李一氓同志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专刊上发表文章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据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李一氓同志文章中提到的《每日电讯》，当时正式的名称就是《无线电日讯》，是由原来的《无线电材料》改名而来的，根据《无线电日讯》当时每日出刊的情况来推断，更名的时间大概在1933年初。
二、李一氓同志文章中说，《每日电讯》是当时通讯工作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对外广播的工作，这些都说明当时红中社除出版报纸外，还担负着通讯社的职能。曾有人根据李一氓同志文章中提到“现在苏区，可以说无所谓通讯工作”“我们真需要一个通讯社”等，认为当时只有《红色中华》报社而没有红色中华通讯社，但根据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及保存下来的不少史料都证明“红中社”的真实存在。如1933年5月2日《红色中华》第75期刊登《告通讯员同志》信，末尾署名为“红中通讯社”，在湘赣、川陕、闽浙等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上均曾刊有“红色中华社电”或“红中社电”的电讯。而目前发现的这些《无线电日讯》每期末尾都注明了“红色中华社印”或“红中社印”，这是证明红中社作为通讯社的客观存在的又一有力物证。
《无线电日讯》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这些《无线电日讯》的复印件，虽然只是当时红中社编印的这份参考材料的一部分，并且还不是很完整，但从中也可以大概了解到这份刊物的编辑风格和主要内容、特点。
《无线电日讯》为油印32开，每期4-8页不等。刊头及文字皆竖排，刊头下面是刊号及说明“只供参考之用”或“供参考用”。刊头为美术字，四周时常配上一些简单的花纹装饰，用得最多的是镰刀锤头与五角星的图案。由于是用蜡纸手刻并油印，版面四周一般均有清晰的格线，电讯标题多用格线或曲线框住，甚至每列文字旁的竖线有的也依稀可见。字号大小和清晰程度或因刻写人员的变化而变化，前后有所不同。
《无线电日讯》上所刊消息一般都简明扼要，每条新闻少则三四十字，多则二三百字，稿件按重要程度排列，不分国际国内、不分栏目，头条有时是国际新闻，也有时是国内消息。其来源国内主要有红中社抄收到的北平、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电讯，其中不少消息标明来自情报司；国外主要有塔斯社、美联社、电通社、哈瓦斯社、外洋社等。国内消息内容主要包括：准备进攻红军，军阀混战，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苏区和红军发展情况等等。国际消息内容主要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日本内阁重要会议及国内政经动向，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重要政策及对华、对苏、对日的态度和反映，世界经济会议、国际反战大会等的召开。
通讯的发展史范文3
2018年9月3日下午，通讯员培训班组织此次培训的各二级单位基层通讯员40余人，在大庆油田人才开发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传统教育基地——大庆油田供水公司西水源参观学习。
西水源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水源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伊始，供水人紧跟油田开发建设步伐，麓战荒原钻凿了第一口水井，创下了油田供水非凡的基业。几十年来，西水源党支部坚持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强化“三老四严”思想教育不放松，从职工入厂第一天抓起，从细节抓起，从解决一人一事的思想问题抓起，不断提高职工思想素质，锤炼队伍过硬作风，成为全国石油系统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通讯员们在西水源依次参观了展厅、干打垒、生产基地。在展厅里，油田会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再现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上世纪60年代至今，珍贵的原始水源指标、运行记录、地质资料，以及迄今为止大庆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栋干打垒，还原了当年油田会战的生活原貌，记录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通讯员们一边倾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重温会战传统，追思先辈伟绩。在现场切身感受了油田先辈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当前公司发展的形势，大家纷纷表示，在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信心，认真学习西水源先进工作经验和党建工作方法，继承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在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开拓进取，不断提升通讯稿的质量，做合格的通讯员。
通讯的发展史范文4
古代破案手段形式简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成为破案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如果犯罪嫌疑人亲口承认自己所犯罪刑，那么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若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说”，政府为了索取“口供”，审讯时采用残酷手段如打板子、掌嘴、跪练、测立等刑具严刑逼供，成为审判案件过程中的重要手段。而在古代没有现代中所拥有的高科技去辨别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真假。在这种审讯方式下，发生的冤假错案也就屡见不鲜。
刑讯逼供历经战国时期的发展至秦朝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断狱手段。《尚书・周书・吕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审判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索受贿赂、谒请说情。”
历代统治者，一方面支持刑讯逼供的合法化；一方面又要做得恰如其分，以表现他们“泣辜慎罚”的精神。因而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巩固自己的政权，逐渐通过法律抑制刑讯逼供。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缜密分析判断，对一些冤假错案给予昭雪。
刑讯制度初入秦朝律法
早在西周时期，刑讯制度就已存在。据《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三月……毋肆掠，止狱讼。”西周规定，一年之中除在春季为保证农业生产而限制使用刑讯拷打获取口供，在其他季节审理案件均可以刑讯当事人。
秦朝时期，刑讯制度纳入秦朝律法。《秦律》规定：“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大意是说，官员审理案件时，能够根据犯人的口供进行追查的，不用实施拷打就能察得实情，是上策。而通过施行拷打来取得真情的，是下策。
又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其，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极而数地，更服其律当答掠者，乃笞掠。治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在审问案件时，必须先听完嫌疑人的口供并且记录下来。审判官可以对供词中没有交代清楚的地方进行讯问，再把新的供词记录下来，直到犯人词穷。但如果当事人数次更改供词，无从辩解，拒不服罪的，就可以根据法律实施刑讯，并以“爰书”记录刑讯理由。
据《史记・ 李斯列传》记载，赵高在制造李斯父子反叛假案时，就对李斯“榜掠千余”，李斯“不胜痛，自诬服”。上层官吏都被酷刑诬服，对一般百姓的残酷刑讯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秦朝更以“繁刑严诛”闻名于世。
虽然秦朝时期的刑讯逼供已公开化，但还是设立了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
皇帝公开反对“刑讯逼供”
汉承秦制，而且刑讯成风。《汉书・杜周传》记载：“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鉴于当时刑讯用什么刑具，用刑用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当时的执法官吏大都以苛刑为能。西汉路温舒曾感慨地说：“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
刑讯逼供在汉代一直被视为治狱的基本方法，广泛地使用。但到了东汉时期，还是有一位奇葩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点燃了古代反刑讯逼供的第一缕光亮。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后邓绥，在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近16年，临朝期间，连下诏令，6次大赦天下。执政期间赦免了建武（光武帝刘秀年号）以来因罪囚禁者，并且通过亲自审问囚徒，了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免去死罪的有36人，其他罪过的80人，并严惩了16名为泄私愤而搞刑讯逼供的官吏。
和帝当年的宠臣吉成被人告发行巫蛊之术。吉成被押往掖庭拷讯后，供认不讳，案定待决。邓绥感觉事情可疑，吉成乃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先帝作古，吉成怎会行此法术？看起来不合情理，其中必有缘故。于是，邓绥亲自复审。同时下令没有足够的证据时不能抓人，也不得严刑拷打，即使定罪后也要适当处罚，不能一律死刑。最后还吉成一个清白。
邓绥皇后公开反对刑讯逼供的制度，被隋炀帝发扬广大。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将讯囚开始纳入了比较严格的规范当中，《隋书・刑法志》等史料记载：“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不断减轻刑罚，宣布：“尽除苛惨之法”，然后颁布《开皇律》，不仅从法律上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宫刑、鞭刑等酷刑，还禁止在审讯阶段，对囚犯实施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为了有效防止地方官刑讯逼供、草菅人命，还规定“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复核”。
刑讯逼供制度的矛盾体
到了唐代，刑讯逼供制度有了全新的变化，不光对受刑对象制定了规定，连受刑部位、拷囚次数、拷囚工具、拷讯违律者的责任等都形成制度性规定。
唐代仍坚持传统的先情讯后刑讯的做法。《唐律疏议・断狱律》中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里，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对于受刑对象和情形，《唐律》规定：“赃罪如果赃物和罪状已查获证实，杀人罪的证据，事实已经查清，又在事理上没有可疑之处；犯罪情事，本刑已经赦免，虽然还须再追查究问者，不应拷刑；享有议、请、减法律特权的贵族、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和废疾者，‘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怀孕妇女和囚犯有‘疮病’在身者应暂缓刑讯。”
对刑讯次数、间隔时间的规定。《唐律》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在两次拷囚之中要相隔二十天。如果超此限而拷囚至死者，司法官徒二年。拷讯刑具为杖，受刑部位为“背、腿、臀分受”。
反拷被告，“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
这些规定可谓极其详尽，对酷吏滥施刑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鉴于当时还是以口供为重，刑讯制度仍然规定为审判的合法手段，法律条文无法束缚住酷吏们对外刑讯的滥用。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之流，所施刑罚惨不忍睹。诸如：用醋灌鼻子或盛于瓮中用火炙之，成语“请君入瓮”即由此而来。
唐朝刑讯逼供是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用法律来抑制和惩办酷吏的非法刑讯，另一方面法外用刑则呈恶性膨胀。但无论如何，能在法典中作出对刑讯逼供限制的规定，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
对非法刑讯者施以相等之刑
宋朝时期刑讯出现了新的特点，宋朝初期对刑讯有过严格限制的尝试。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
宋太祖令：“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不得治掠，若司擅掠囚者，论为私罪。”宋太宗、真宗乃至徽宗都有禁止非法刑讯的诏救。《宋刑统・ 断狱律》对刑讯制度的规定，其实就是《唐律疏议》的翻版。
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太祖、太宗每年亲自对在押人犯审查，纠正冤假错案，实施法律监督。曾下令：“审判案件官吏发现和纠正错案有成就的给予奖励，反之，则依法追究责任。”
按宋神宗年间的立法，如将无罪者拷打致死，如误决三人，则负首要责任的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如误决二人，首要责任法官押赴“远恶处编管”；如误决一人，则送“千里外编管”；其他负有责任的法官，也要受撤职、降职等处罚；如果犯人未处决，则法官的责任可减轻一等。如果故意挟私情违法刑讯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杀论，处斩。
此外，宋代的法律又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宋仁宗曾下诏贬办错案的陇州知府孙济为雷州参军，其余同案犯革除官职，流放岭南。宋神宗曾下令治罪大理寺详断官窦萍、周孝恭、御史中丞邓润甫、监察御史上官、宰相吴充等犯有“入人罪”的大小官吏数十人。
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适应检验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检验学方面的著作。著名的法医著作《洗冤集录》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科学技术的发展保证了司法审判的公正，对刑讯逼供的限制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尽管宋朝对刑讯诸多限制，仍然制止不了司法官吏滥施酷刑。《宋史・刑法志》记载了开封府王元吉施以“鼠弹筝”毒刑屈招的案例，这也证明了皇权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制止非法刑讯的。
刑讯逼供就像瘟疫
元朝统治者对刑讯制度亦作了若干限制，规定非强盗不加酷刑，囚徒重事须加拷讯者，由长贰僚佐会议立案，然后施行。但是在军事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元朝，加之蒙古上层官僚的野蛮与落后，法律虽对刑讯作些限制，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执法官舍法而随意滋施酷刑，杀戮无辜者比比皆是。《元史・刑法志》记载：刑部侍郎王仪，用一种绳索绑人的刑讯方法，称之为“王侍郎绳”，十分残酷。
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延七年（公元1320年）专门制定了冤假错案的《通例》。规定，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官员，如能重刑3名以上的，升官一等；流配5名者，比上一类降一级升官一等；名数不够的，从优定夺。有冤狱不实案件，追究负责勘验、复查官府的罪责。《通例》的施行，对于防止和纠正冤狱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初也在法律上有禁止非法刑讯的规定。据《明会典》引洪武元年令说：“凡鞫问罪囚必须依法详情推理，毋得非法苦楚，锻炼成狱，违者究治。”这不过是封建王朝为了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已。实际上，明朝的刑讯逼供与前朝相比毫不逊色。据明律引《问刑条例》说：“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犯，须用严刑拷讯，其余只用鞭扑常刑。”仍然允许“严刑拷讯”，至于“只用鞭扑”则仅是一句空话。明朝的宦官专权，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掌握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动辄滥施酷刑，州郡官吏，仿而行之，名目繁多，其方法计有：“梃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信、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等法外用刑，威逼犯人招供。
通讯的发展史范文5
与电话说分手你敢吗
和情人分手在眼泪中度日，和朋友分于在思念中度日，和亲人分手在遗憾中度日。但是和电话分手你将在在恐慌中度日。多种精神病接踵而至。1、幻听：时常幻听到手机在响。2、焦虑症：总觉得有人会联系你。3、强迫症：不停的打开包检查手机是否还任。4、自闭症：无法与人联系只能自己和自己玩。5、狂躁症：前面多种病症下的产物。总结：电话！你才是主宰我的上帝。
你有试过用飞信传同一封情书给你的A、B、C、D号异性朋友吗？你有试过背着爱人用默默和情人联系吗？你有试过把老板的电话号码设置到黑名单里吗？你有试过在微信摇一摇上准确找到妹子的位置吗？你有试过在微博里痛骂过某个与你实际距离很远的明星吗？你有试过跟QQ网友视频吗？你有试过与远在国外的好友用FACETIME吗？以上这些你要说没听说过或没见过那是绝不可能的，某一两条你还一定尝试过。当然你要觉得以上罗列的还不够细致那也是必需的。因为当下的通讯工具早已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相信要是少了这些通讯工具，你的生活也会随之起很大的变化，如果哪位仁兄要是敢一星期不使用任何通讯工具，想必你的家人朋友就该赶你家看看你老是否健在了。
讲到这里，不知你有没有在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之时，脑子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不小心穿越回古代，在那个通讯业不发达的时代你将如果生活呢。当然，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不发达不代表没有。没有文字的通讯时代最早。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们没有文字，可是很早就使用特殊的通信的方法来互相联系了。当时人们通信，大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比如云南省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中的个别部落，在解放前还停滞在原始公社阶段。他们没有文字，也没有交通工具，可是却有原始的通信方法：例如景颇族有些部落，人们吧辣椒送给朋友，表示自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载瓦族的青年人把一片叫做“得郎”的树叶送给他的女朋友，表示请她去赴约会；在佤族中，如果送的是火药或铅弹，是表示要打仗了，如果送的是一块结晶的力盐，中间钻个小孔，那就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意思。从这门个例子里，我们不难想象古代人们是怎样用以物示意的方法来互相通信的。但是，没有文字始终是只能表示大意不能表达细节的，在传递消息时，会存在很多不便。这个时候，文字也应运而生了。虽然古人没有现代方便迅捷的通讯设备，但也正是如此，他们为表达自己的感情创造出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其中包涵了古人丰富真切的感情，让后^传颂，让我们细细品味。
“信”生活垄断海陆空
以物传意的时代渐渐被文字和书信所代替，人们终于可以从小范围的近亲恋爱发展到远距离的异地恋，小舅子和嫂子乱伦这样的事情也渐渐得到了改善。通信让兔子有了不吃窝边草的机会，让找“三”有了走出家门的机会，让孩子有了不成为近亲产物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让后代有了向优良品种发展的机会，所以有了“信”生活就有了新生活。
有了文字，对通讯的发展到了推动作用。人们开始使用动物来做传递工具，这样就有了鸿雁传书、青鸟传书、飞鸽传书，紧接着就是用马、驴、骆驼等牲畜作为传递工具，成为了最早的通讯链。当然，传统的通讯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古人发展的速度，很多人觉得信鸽在送信途中难免会被—些不靠谱的猎人射杀作为烧烤的原料，马、驴、骆驼偶尔发个小脾气说罢工就罢工，信件的运送也就随之停下来了。为了让一系列“意外”的发生率降低，一些古代的奇葩们开始设计另外的运送工具，同时这些工具也慢慢地被用在军事作战上。比如说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传说制造它的那位奇葩巧匠就是是鲁国公输盘（即鲁班）。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同时，军事上利用风筝的例子，史书上多有记载。汉初楚汉相争时，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韩信向汉王刘邦建议用绢帛竹木制作大型风筝，在上面装上竹哨，于晚间放到楚营上空，发出呜呜的声响，同时汉军在地面上高唱楚歌，引发楚军的思乡之情，从而瓦解了楚军的士气，赢得了战事的胜利。不仅如此，最早的水路信件运输也应运而生。故事还得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说起，那年十一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杨素一鼓作气，率领主力部队追踪叛军，一直追到了海边。面对绵延的山脉和茫茫的大海，杨素一面命令大部队就地驻扎，一面指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干人，翻山越岭穿插到叛军的背后发动进攻。史万岁率部猛进，转战于山林溪流之间，前后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大片的失地。当他想把胜利的战况向上级汇报时，却因交通的阻绝和信息的不畅而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一日，他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几天后，有—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这个竹简，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史万岁—去无音讯，不知生死，为此杨素正焦急不安，忽见乡人送来报告，大喜过望，立即把史万岁部队接连取得胜利的战况向朝廷作了报告。隋文帝听到喜报，龙颜大悦，立即提拔史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清散兵，没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
专业化“信”生活准备上市
发现通信的优点，人们开始疯狂利用，看惯了小巧身材的南方人开始想换个北方种马，瘦不拉几的中原人想换个带膻味的草原粗犷血统，五官立体的新疆人想换个五官普通平面的中土人士，于是通婚开始流行起来，通信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和交流。
通讯的发展史范文6
叙事聚焦的内涵
所谓“聚焦”，是指“描绘叙事情境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映这些情境和事件的感性和观念立场”。①叙事聚焦在叙事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不同的学派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关于叙事聚焦的理论被广泛地接受，他将聚焦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零聚焦”或“无聚焦”，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它的特点是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多；二是“内聚焦”，其特点是叙述者说出来某个人知道的情况；三是“外聚焦”，其特点是叙述者知道的比人物所知道的要少。②
这三种叙事聚焦实际上解决的就是谁在什么角度上看某个事件的问题。不同的叙事聚焦在通讯中的运用，实际上反映了记者不同的观察角度和对新闻事件或者人物的不同立场态度。
通讯叙事聚焦呈现的三个维度
上文所述，热奈特把叙事聚焦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这三种叙事聚焦在通讯中的运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零聚焦的充分使用，二是零聚焦与内聚焦的交替使用，三是外聚焦的大量使用。
第一，零聚焦的充分使用。就聚焦的几种类型来看，使用得最普遍、发展得最成熟的是零聚焦。零聚焦是没有固定点的对事件进行观察的一种聚焦方式，它可以随意地移动，可以管窥事件的全貌，甚至纵观古今；也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人物内心细微的心理变化，所以零聚焦又被称为“上帝的眼睛”。零聚焦的使用能够增强通讯叙事的深度和广度，使叙事全面、深入，有立体感。一般情况下，在通讯中，记者既是观察者，又是文章的作者和主要的讲述者。零聚焦是记者运用最多的聚焦形式，记者从各个不同的观察点对事件进行观察、了解，全面、深入地记录事件的不同方面。
零聚焦的充分使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移动，一是聚焦深入。
在通讯中，零聚焦处于移动状态，从不同的观察点全面、立体地报道事件。《中国青年报》1982年10月7日的通讯《金杯之光――中国女排夺魁的曲折道路》，记录的是中国女排1982年在利马夺得世界冠军的艰难历程。叙事聚焦从奇克拉约、特鲁奇略到利马，记录女排在不同地点的比赛情况，从女排队员移动到教练袁伟民身上，讲述他们的不同感受和想法，同时又写到国内不同人士的意见。读者可以跟随叙事聚焦的变化，看到不同地点、不同人物身上发生的情况，真切地了解到女排取得冠军的艰辛。
比如，文章中《奇克拉约：痛苦的夜》这一部分，聚焦从美国体育馆里中国队惨败的场面写起：“体育馆里，美国队欣喜若狂，她们为自己以3∶0战胜去年的世界冠军中国队而欢呼、跳跃。在比赛中为中国队鼓掌加油的观众长时间地伫立在看台上，他们摇头叹息，大失所望。中国女排的大多数姑娘们，眼里满含着痛苦的泪水……”③接着视角移到女排下榻的旅馆，记录姑娘们的表现，“姑娘们还没有去洗浴，她们都穿着汗湿的球衣静静地坐在教练的房间里。作为教练，袁伟民、邓若曾此时只能好言劝慰大家，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姑娘们最后走进各自的房间”。④接着记者又将聚焦点落在教练袁伟民的身上，展示他内心的种种想法，“天快亮了，袁伟民仍然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是指导思想不对头吗?……”⑤聚焦在不同的地点和人物身上移动，可以使读者看到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了解他们不同的想法，使整个通讯呈现立体感。
零聚焦被充分使用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聚焦深入。叙事聚焦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纵贯古今。一般情况下，通讯记录的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或者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通过零聚焦的这种深入，读者可以更深地了解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或者了解人物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使整个报道在深度上有所扩展。比如，新华社的通讯《历史的审判》记录的是“”被宣判这一历史事件，能够体现叙事聚焦深入的特点。记者从1981年1月25日的宣判开始写：“1981年1月25日北京时间9时18分。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以后，对、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⑥接着叙事聚焦穿越时空，回到“”的时代，列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在那些日子里……农民在锄地以前要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到处可以看到‘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无神论者做‘弥撒’的情景。”⑦中间穿插了不少历史事件，用这些古代的历史事件反衬“”的种种恶行。通讯最后又回到现实当中，整篇通讯的聚焦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不断地穿梭，引导读者进行回忆和思考。
《人民日报》的通讯《为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中有大量吴吉昌内心感受的描写。比如，“他想，不让明搞，我就暗搞；不让在大田里搞，我就在自家院里搞”。⑧记者通过零聚焦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展示他一定要将实验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将他最真切的感受展露在读者的面前。
总之，零聚焦是纵览天下的慧眼。通过零聚焦的运用，记者可以全方位、立体式地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整个报道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强。
第二，零聚焦与内聚焦的交替使用。内聚焦的聚焦者是通讯中的人物，他或者是事件的主要人物，或者是事件的目击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想法、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人或事。内聚焦的运用，可以增强通讯的真实感和文章的感染力。在通讯中完全采用内聚焦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情况下是零聚焦与内聚焦的交替使用。
通常是记者首先采用零聚焦引出事件或者人物，在文章展开的过程中，零聚焦与内聚焦交替出现，由零聚焦者进行讲述或评价。一般在衔接处、关键处或者开头、结尾处使用零聚焦较多，零聚焦者作出分析，或发表议论，或提出思考。事件的主要人物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抒发自己的感受，形成了在零聚焦基础上的叙事聚焦的交替变化。
《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通讯《孤儿院不是我家》讲的是杭州一些家庭认养孤儿的事。文章开头采用零聚焦，一开始就告诉读者，“春节没有过完，我们来到了杭州城”。⑨提醒读者这是一个记者进行采访的真实故事，中间发生的种种情况都是记者看到的。中间部分由认养人讲述认养的酸甜苦辣，孤儿院里孩子们讲述自己被认养的经过和种种感受。每个人物讲述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经历，采用的是人物聚焦，即内聚焦。其中《认养人之一：王宁宁的故事》是非常典型的交替聚焦。
记者首先采用零聚焦介绍王宁宁的情况，“王宁宁和她的丈夫属于标准的工薪阶层。她是一家水电五金商店的负责人，丈夫是一个司机，两人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⑩接着，认养孤儿王宁的经过和种种感受是王宁宁自己讲的，是典型的内聚焦。“我觉得认养孩子是件很严肃的事，不是给她点钱、带她玩玩就行了，那首先是一种责任，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认一个健康的孩子。”[11]在这一小节结束的时候，记者才作出评价，用零聚焦看待这件事，“在儿童福利院所有被认养的孩子们当中，王宁是最幸福的。她真正融入了一个家庭，并得到了这个家庭所能给予她的全部的爱。其他的孩子和他们的认养人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12]显然，王宁宁是不可能知道其他孩子以及家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只有记者才全面地了解整个情况。
总之，使用内聚焦，能增强事件的真实感，而零聚焦的使用使整个事件显得完整、全面。
第三，外聚焦的大量使用。一般情况下，在通讯中外聚焦的聚焦者是记者。记者就像一部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事件发生的场景，而没有对事件的其他方面进行讲述，它是增强现场感的有效手段。在外聚焦中，叙述者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以及客观环境等，而不告诉人物的目的以及思想、感情。
《报》的通讯《华阳礁上补给忙》采用的是外聚焦，再现了南海舰队155号拖船在风浪中给南海华阳礁运送补给物资的场面。
海上补给战斗开始在落日时分。华阳礁从海面升起，礁沿处风急浪大，拖船靠近随时有撞礁的危险，船长命令放小艇实施补给。
……
20时20分。对讲机里传来了2号艇遇险的声音：“船舵被浪打掉!船摇得厉害!王副艇长和电机长跳水推船。”30分钟后，2号艇被6名水兵推靠礁堡，艇上大米和面粉安然无恙。
……
海上补给战斗持续到次日4时5分。当20吨主副食和淡水、燃料一两不少全部补给齐时，12名又饿又累的军工瘫坐在礁堡上，成为真正的“水兵”。[13]
通过外聚焦的观察，海上补给的惊险场面被记录下来，读者可以根据描述，想象当时的惊险场面和忙碌而又紧张的战斗场面。
通讯叙事聚焦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在通讯中记者是事件的主要聚焦者。通讯的叙事聚焦有这样的特点：
首先，在通讯中，叙事聚焦的使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不同的聚焦与不同的叙事效果相联系。在通讯中叙事聚焦的使用非常灵活，不同的叙事聚焦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应，其目的就是能够尽量详细地报道事件和人物。
零聚焦的充分使用使整个报道全面，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内聚焦的运用增强的是报道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而外聚焦则是增强通讯现场感的有效手段。在通讯《四百壮士战洪魔》中记者采用外聚焦，再现了400名官兵在湖北战胜洪水的场面。记者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官兵一边与洪水战斗，一边救助群众的感人场面，表现出当时异常危急、千钧一发的现场气氛。比如，“……戴应忠发现事态严重，命令部队撕开篷布和伪装网准备弃车，不料话没说完，一排几层楼高的巨浪就呼啸着打来，把他乘坐的延安牌重型牵引车打得连翻几个跟头，一车人全部身陷洪流漩涡……”[14]这一段就把当时洪水的可怕和当时情况的紧急再现出来了。
其次，通讯的叙事聚焦增强了通讯的时空感。通讯的题材一般都具有典型性，并且容量巨大，有较强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通讯的聚焦与时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零聚焦的移动、外聚焦的使用，使通讯的空间感增强，而零聚焦的深入则强化了时间的纵深感。比如，《横锁长江之战――葛洲坝截流纪实》采用零聚焦记录了36小时零23分横锁长江的过程，零聚焦在截流的现场移动，并且追溯长江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影响。整个截流的过程非常壮观，体现出时空的纵深感。
注 释：
①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75页。
②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③④⑤[13]辛华：《新时期中国优秀通讯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4页、第419～420页。
⑥⑦⑧[14]郭超人：《国内通讯选(1949～1999)》，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第285页、第398页、第62l页。
⑨⑩[11][12]李大同：《冰点――中国青年报专题报道精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第245页、第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