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刘鸿文范文1
煤炭大王
1906年,19岁的刘鸿生经人介绍到上海租界工部局老闸房当教员,教外籍巡捕学上海话,后又当过翻译和律师。1909年,他进了英商控制的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办事处当跑街,为这家煤矿推销煤炭。
这份职务月薪100元,额外还有佣金,提法是每卖出一吨煤,就可以得到8钱4分银子,挣多挣少,就看自己的本事。
进入开平煤矿上海办事处之后,刘鸿生事事留心,处处在意,勤奋用功。一段时间之后,刘鸿生随便拿起一块煤,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产地、成分和特性。他不但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作用,起多大作用,比如重视烧锅炉的师傅,等等。往往在客户刚刚感到需要购煤的时候,刘鸿生的电话就已经来了,并且送货上门。
由于刘鸿生深谙经营之道,几个月之后,本来在上海销路不佳的开平煤销量增加了一倍有余。因为销量激增,1909年秋天,21岁的刘鸿生奉召北赴天津面见了英商、开平矿务总公司的大班司脱诺,并升任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刘鸿生向司脱诺进言:在上海沿江地带购置一块适宜地皮,建造开平码头与堆栈;设立煤炭化验室,将煤炭的各种成分化验成单,交给用户,便于按需订货;设一锅炉实验室,上海现用锅炉普遍陈旧、落后,倘能帮助用户检查、改进,必可招徕大量用户。
刘鸿生头脑灵活,经商有道,一个例子是,他向宜兴陶窑窑主建议烧煤。陶都宜兴陶窑比比皆是,烧窑用柴,几百年来天经地义,但谁也没想到用近几十年才出世的煤。
刘鸿生动员窑主,由他出资建立十几座烧煤的陶窑与石灰窑,供窑主们使用,他派技术人员指导。如果失败了,一切费用由他承担,绝不向窑主们索要一文;如果成功了,窑主们只承担部分费用,但是必须用他的煤,他也凭信用保证用煤质量。这一建议的后果可想而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滦公司的英国籍职员大都回国,所有煤矿业务交由刘鸿生管理。当时国内工业由于洋货输入减少而空前发展,用煤数量逐年扩增,开滦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最多一年销量达250万吨。刘鸿生的年收益在20万元以上。到大战结束时,年龄不满三十岁的刘鸿生已成为名闻遐迩的百万富翁,积累财富达300万元之巨。
从1920年代初开始,刘鸿生一方面继续为开滦矿务局开拓煤炭销路,另一方面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从事自己的投资和经营。他先后投资了柳江煤矿和贾汪煤矿,为了解决煤屑问题开办了中华煤球厂卖给家家户户,这样居民用煤就不用买一大块整煤。他还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销售网络、数个码头堆栈,成立了中华码头公司,成为不折不扣的煤炭大王,也为自己从买办转变为华人企业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作为买办,刘鸿生个人与煤号合伙做生意遭致了开滦方面的猜忌。彼此间产生的巨大罅隙使上海开滦售品处的业务逐渐下降,1939年合同到期,双方便终止了长达15年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刘鸿生自己经营的煤炭事业赢利仍持续增长,直到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导致公司结束。刘鸿生发家和从事二十余年的煤炭经营业便告终结。
火柴大王
1919年夏天,河南、苏北发了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流离失所,愁困于街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救灾活动。31岁已经做了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慷慨解囊捐5万元。
但是捐款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刘鸿生决定办火柴厂。火柴生产工艺简单,对机器设备要求不高,手工操作量大,办起来容易,也足以安置大批难民。
当时中国火柴工业落后,产品质量较差,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市场主要被“洋火”占领,但洋货亦存在不少问题,如瑞典“凤凰”牌,远洋运输,成本高昂;日本的“猴子”牌系列在中国制造,虽成本低,质量好,但产量有限。
1920年初,苏州鸿生火柴厂终于建成投产。在建厂过程中,刘鸿生夜以继日认真钻研火柴生产技术,掌握安全火柴的化学配方等关键问题,亲自赴日本磷村株式会社的火柴厂实地考察,并引进先进设备,以高薪聘请日本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还延聘留学归来的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林天骥博士担任总工程师。工厂开创期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操作工人又不熟练,生产的火柴质量不高,因而销路差,以致亏损。经过两年的改进,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可与进口的瑞典“凤凰”牌火柴、日本“猴子”牌火柴媲美,而价格则略低于进口火柴。这样,鸿生火柴厂的产品销量激增,逐步覆盖上海和苏、浙等地。到1924年,刘鸿生又收购了他的岳父叶世恭所创办的苏州燮昌火柴厂,成立鸿生火柴公司,还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1925年上海爆发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猴子”牌火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国内各地中、小型火柴厂乘机崛起,犹如雨后春笋。这些中、小型火柴厂由于资金少、设备差、技术低,大都生产黄磷火柴,价格比较低廉,因此火柴市场呈混战状态。
然而当时国外火柴工业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生产经验,尤其是瑞典火柴公司吞并了欧洲不少厂家,成了大的托拉斯。它们在1926年想收购包括鸿生在内的多家国内火柴厂家,并且对中国实行倾销。
果然,1929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刘鸿生采取“联华制夷”之策,并于1928年8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力主联合。
1929年11月22日到30日,全国52家火柴厂派出代表,汇集上海,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会长。1930年夏天,鸿生、中华和荧昌三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随后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合并了其他多家火柴公司,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火柴业。
水泥大王
火柴厂创办热潮仍高时,刘鸿生就在思谋另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在煤炭销售中出现的大量次质烟煤与煤屑问题,既占地又费劳务。为此他曾多次试图寻找过处理途径,却多数行不通,唯一可行的是用作制造水泥的燃料与参料。制造水泥用劣等烟煤为燃料是可以的,而煤屑正是水泥的参料之一。可如果单纯地推销给水泥厂,一则,当时国内水泥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二则出售价格不尽如意。
如同创办火柴厂一样,刘鸿生开始对水泥领域各有关事项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刻苦地钻研有关水泥生产的专业知识,后来又三次东渡日本考察学习,但日商并未让刘鸿生了解到最先进的技术。于是他远赴欧洲,在德国的一家水泥厂学习一月之久。学习期间,他每天都按时到厂细心观摩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与工程师广交朋友,虚心请教,最终不但掌握了水泥生产技术,甚至与对方签订了购买全套生产设备的合同,克服了筹备过程中的许多困难。
1923年,刘鸿生的水泥公司于上海正式建成投产。
当时的水泥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日商在大连设厂生产的“龙牌”水泥较为畅销,而且设在唐山的、国内规模最大的华资启新洋灰公司生产的“马牌”水泥也深受用户喜爱。起初,刘鸿生新建的上海水泥公司遭遇行业内的价格大战,大有两败俱伤之势。为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华资企业一蹶不振,刘鸿生及时提出“联华制夷”的策略,并亲赴天津与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举行多次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划分了各自的主要市场范围,上海水泥公司取得了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和华南市场,当年就扭亏为盈。
1928年,设在南京的中国水泥公司收购了无锡和太湖两家水泥公司,产量迅速增加,呈异军突起之势,也使水泥市场面临新的竞争局面。刘鸿生吸取先前的经验教训,率先提出三家联营方案。经过多方努力,中国水泥公司同意三方进行协商,最后达成了协议。由此三家公司均得到迅速发展,其合计产量占至全国水泥总产量的85%以上,有力地遏制了日本水泥在中国市场的倾销,同时也开创了华资水泥工业发展的新局面。
除了创办煤厂、火柴厂以及水泥厂外,他还创建了中华码头公司,拥有3座码头和10余座仓库,改变了洋商码头的原有垄断优势。1928年下半年,刘鸿生又与他人合股在上海浦东创办华丰搪瓷有限公司,设立华丰搪瓷厂,并于1929年正式投产,第一年的营业额即达到90万元。1929年,刘鸿生创办章华毛线纺织厂,并亲自担任总经理。此外,他还曾创办银行、保险公司等多家企业。在其实业经营的鼎盛时期,总资产高达2000多万元。
衰落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这民族危难关头,住在租界里的刘鸿生毅然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的重任。他还组织了刘氏企业伤员救护队,并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
上海沦陷后,刘氏企业绝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刘鸿生最初放不下自己那么多企业,不愿意离开上海。后来他被威胁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在一个夜晚,刘鸿生脸上遮着羊毛围巾,带着一个小皮箱,悄悄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
当时西南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孔祥熙向推荐了刘鸿生。亲自召见刘鸿生,并请穆藕初作陪,向刘鸿生承诺:“我保证偿还你损失的1000万元,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和专业人才,要钱给钱,要原料给原料。”
刘鸿生立刻行动起来,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他于1938年7月8日亲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考察,准备投资设厂。此外,他还让第四子刘念智负责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布置“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
偷运出来的纺、织、染等相关器材共500余吨,经过装箱,原计划由越南海防转运昆明。后改由香港经仰光转运重庆。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尽管刘鸿生想方设法弄了几张“委员长手谕”,仍是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派刘念智飞往仰光,亲自办理转运。
与此同时,应刘鸿生召唤,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3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但是在大后方,由于拿不出资本,只能用拆来的机器入股,能拿出资本的只有蒋、孔、宋几大家族,刘鸿生不得不仰赖政府及官僚资本的支持,“每一次增资,刘家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各个工厂公司的董事长都由这几家的要人担任,结果“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了他们,我们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这个总经理变成了他们的小伙计了”。
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刘鸿生艰难恢复、重整原有的企业,并有所扩展,但在外货大量倾销、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巧取豪夺中,刘鸿生悲观绝望地看着所属的工业企业陷于停工与减产。
材料力学刘鸿文范文2
【关键词】鸿门宴；人物；分析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讯先生对《史记》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它不朽的艺术魅力，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上，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多种表现手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鸿门宴》这篇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塑造出刘邦、项羽、张良、樊哙、范增等鲜明人物形象。
一、为君者？为将者？
刘邦和项羽是这场会面的主角。若论心思城府，刘邦必然更胜一筹，可要说英勇善战，项羽则是当之无愧的胜者，二人各有所长。
相比项羽，刘邦更适合作为君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刘邦知人善用。刘邦自己晚年也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三人的帮助，刘邦才得以称霸天下。第二，刘邦懂得审时度势，能屈能伸。“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刘邦按地位本应和项羽平起平坐，可是在生死关头，刘邦愿意放弃所谓的尊严，向项羽俯首称臣。第三，刘邦坚决果断，决不手软，这一点他和项羽有着明显不同。“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得知曹无伤是内奸后刘邦毫不心软，立即斩草除根；同为内奸，项羽却对项伯并没有做出什么处罚。
再说项羽，项羽失败主要归结于以下几方面：第一，当听到曹无伤密告“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时，立刻勃然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其暴躁、鲁莽的性格显露无遗。第二，项伯泄漏军机被刘邦拉拢后，在项羽面前为刘邦说情：“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人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而善遇之。”项羽立即放弃了消灭刘邦的想法，表现出他的胸无城府和缺少主见。在鸿门宴上，范增曾多次暗示项羽趁机除掉刘邦，“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羽却“默然不应”，表现了他性格中“为人不忍”善良的一面；刘邦不辞而别之后，项羽没有任何责怪之意，更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表明了他缺乏远见和沽名钓誉。
二、为谋者
范增和张良是在这场会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物。范增被项羽成为亚父，在项羽称霸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在这场会面中，范增也有很多失误。一、范增不如项伯精于忖度。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范增很清楚刘邦的野心，可是他还是没有拿出杀死刘邦的有力措施，虽然设计了这场鸿门宴，却并没有很好地抓住机会。二、范增不如张良应变自如在得知项羽鸿门宴的目的后，张良立即安排刘邦与项伯会面，“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可是在鸿门宴上，项庄舞剑被阻，范增却无法拿出方法解决，导致了最后的结局。三、范增不如樊哙敢作敢为。生死关头，“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可是刘邦逃走时范增并没有马上派人追赶，刺杀计划被阻时也没有拿出一个谋士 应有的建议。
张良善于运筹帷幄，是助刘邦打得天下的大功臣。张良的性格可以用足智多谋来概括，鸿门宴之前密会项伯，并促成项伯和刘邦约为儿女亲家，使得项伯在鸿门宴上必须保护刘邦。鸿门宴时看情况为危急，立刻让樊哙送刘邦先走，许久之后孤身一人进去向项羽辞别，体现了张良过人的智慧和胆识。
三、为卫者
每一个君王的身边总有几个得力的大将保护自己的安全，例如项羽的项庄，刘邦的樊哙。
项庄是刺杀刘邦的主要执行者，但是作为执行者，我认为他并没有很好地做到履行自己的职责。“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只因为项伯的阻挠，项庄就无法刺杀刘邦，这只能说他不懂灵活变通。
材料力学刘鸿文范文3
关键词：洋务运动 顽固守旧派 思想认识 合理性
通说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在思想认识上和行动实践上存在相对立的两派群体即洋务派和顽固守旧派。对于顽固守旧派的称谓有顽固派、守旧派、保守派、极端守旧派、封建顽固派等，不管怎样的称谓，其都是指那些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在思想上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在实践中阻碍洋务派进行洋务活动的一群人，典型代表如大学士倭仁（1804―1871）、户部尚书翁同（1830―1904）、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1822／1823―1881？）、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约1825―1884）、大理寺少卿王家璧（1814－1883）等等。对于这一群体，至今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相对于对洋务派群体的研究来说比较少，即使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在对洋务派群体的研究的论著中。更何况，在现有的对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守旧派的研究中多数是从否定、批判的角度去论述的，从而使多数读者形成思维定势：一提及顽固守旧派，几乎都认为他们的思想认识是落后的，是顽固守旧的，应受批判和否定的群体。但是，顽固守旧派作为洋务运动时期另一重要的群体，其人数之多，力量之大，社会影响之强烈，对洋务事业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兴办同文馆、筹议海防、幼童留美、修筑铁路等洋务项目受到严重干扰，甚至遭到失败，如果说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言论和认识都是不合理的、荒诞无稽的，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追随响应而形成一个重要的群体从而对洋务运动产生巨大的阻碍作用。所以笔者认为，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言论和认识中定有其合理的内容，故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以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言论和认识为例来论述一下洋务运动时期顽固守旧派思想、言论和认识合理性的一面，以期使读者对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守旧派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进而对历史人物（包括群体）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这样也许才更符合历史原貌。
顽固守旧派的思想认识、言论以及在实践中的行为总体上说是应该受到批判和否定的，其思想言论多不可取，如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1]反对拜西方人为师的“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2]认为修铁路将导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3]（P77）之类的封建迷信的思想言论更是荒诞无稽。但若仔细全面客观的分析，顽固守旧派的一些言论、思想和认识却有其合理、中肯的一面，具体论述如下：
一、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非所有顽固守旧派都认为是“奇技淫巧”，相反顽固守旧派中的一部分人员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深刻认识，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便利和好处。如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论述火车时称赞道：“夫火车之利于遄行，速者一昼夜三千里，缓亦一千数百里；而且一机器居前，能缀十数车于后，每车上下兼坐，可容百数十人；行不颠簸，亦不晕眩；虽崇山峻岭，巨壑深潭，穴以通车，则悉成平地，而无攀跻过涉之苦。此实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原文系繁体且没有断句，标点符号系便于阅读，笔者加上的，下同）。[3]（P71、72）“今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3]（P99）刘锡鸿通过出使英德乘坐、参观火车的亲身所见所闻，既具体又生动的描述了西方火车当时在速度和运载量方面的优势，应该说是客观和公允的。
二、并非全部顽固守旧派都认为不能在中国施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人希望中国学习西方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理性地认为：“窃闻近有建议仿造火车铁路者，此等创举，朝廷自必深思博访，确见妥善然后施行，决无徒听数人私言，邃兴大工之理”[3]（P71）“臣虽愚拙，亦乐其便，冀以施诸中华”。[3]（P72）可见，顽固守旧派并不都是盲目的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理性地认为应当三思而后行，在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再进行，不能冒然施行。笔者认为，这种思想和认识是合理和中肯的。
三、即使在顽固守旧派反对学习和实践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时，虽提出了一些荒诞无稽、迷信可笑的理由，如刘锡鸿在反对修建铁路时认为：“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十数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遣为虞；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既久，神斯凭焉。倘（因修铁路）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3]（ P76、77）但这些思想和言论中仍有很多合理的、中肯的内容。如刘锡鸿在反对修建铁路时结合中西方国情之不同，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条件下，修建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认识中仍然有许多理由是合理、中肯的，甚至是很有独见的：
1、指出在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上，西方国家主要靠商业公司筹集，故较为筹集，但中国因无商业公司筹办，当时朝廷、社会商民之财力，均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容易筹集建设铁路的巨额资金。“西洋人于各货总汇行店皆名曰公司，火车铁路特公司为之，无关国帑……每国铁路公司约数家，每家公司所集资本约金钱七八十兆至百余兆，每百兆金钱计值中国银三万五千万两，用能养盈万工匠岁成铁辙数千万丈，火车三四百具以应用而常不穷，所谓众擎易举如此。若中国，商民决无约伙为此者,倘以官领之而招民凑股，则近年百姓受欺于官屡矣……人皆怨悔深以为惩，岂复肯蹈覆辙。况此时民力大困，即网罗天下富室，亦未易集西洋一公司之巨资乎”。[3]（ P73、74）刘锡鸿接着又说：“据西洋匠师言，由广州、潮州、长沙、岳州、汉口沿大江东折至南京，北而淮扬取道临清、天津以达京师为铁路一道，需银七千万两”，[3]（ P75）而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共八千万两左右。[4]对于当时清政府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资金来修铁路的现实困境，就连积极主张修建铁路的洋务派人员刘铭传也是认同的，所以其提出借外债修建铁路的想法：“或者以铁路经费难筹，无力举办为疑，……今欲乘时力办，莫如议借洋债”。[5]
2、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状来看，深刻认识到官吏可能会借修铁路之机进行贪污挪用侵占，于是指出：“西洋铁路既由商民凑股为之，则司事之人莫非自治其事之人，修造车，在在结实，与中国之付诸委员、吏役视为官事而徒存其状貌者不同。溯自军兴以来，法令悉弛矣，在下者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习以自肥其囊；在上者知徇庇不足以获重咎，因相率而见好于属僚。凡百施为，类皆虚伪，工料之给发十每不得五矣，价值之浮销一或竟报三矣，矧火车机器购自外洋道远而无从稽核其不以一报十者几何，苟一切薄料减工更从，以补旧刷新之机器则有其形而亡其实，势不可以久支……岂火车铁路一事独能有实际乎?”[3]（P77、78）。中国官吏借国家工程进行挪用、侵占等贪污现象十分突出，清代亦不例外。在洋务运动期间，许多官吏也借机进行贪污。如驻德公使李凤苞（1834-1887）受李鸿章委托向德国购买军舰就有人指摘说他“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6]
3、看到中国即使修建了铁路，但管理铁路缺乏制度保障，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火车飞行其势最猛，路稍不平，则或激轮而全车皆碎或陷轮而人力难施，故经由之处，每十里置一亭舍为修道者所居，以便随时葺治儿，火车之过咸捧锹挺立伺候道旁，否者责治其人，使终身无复可图差使，西洋之法，人苟失职，有据官绅亲见亲闻者，皆可惩究其罪，不以非所属而远嫌，故耳目多而人不敢犯令。若中国则官各有职，界限划然，苟无管辖其人之责，即不能斥治其人之非……况办理火车委员，初无刑赏之柄，自鲜巡行之时。修道者或贻误覆车，必待送诸地方官，传质纷纭，然后施之薄责，而仍无补于其事。人何所畏而谨守职役?”[3]（P78、79、80）
4、认识到了当时我国存在各地关卡繁琐，十分不利于火车铁路之营运：“西洋各国惟界口设有税关，火车至此仅停一刻，查验即便启行，故无碍其往来之期限。我则各省各属，关卡不一，而人心之贪诈亦不可胜穷。若照寻常关榷之法，逐细严查，则每关停留时刻无定；若虑其行期延误而稍示宽大，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3]（P78、80、81）
5、相对于工商业社会，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就业渠道窄狭，修建铁路将占用农民田土，使农民失去土地，造成失业，影响失地农民生计，这样的认识在当时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来说，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西洋各国之田统归近地富豪雇田以耕，无以贫民而仰给于十亩五亩者。铁路之造惟富者彼此商允让地，即不至纷扰闾阎。我中国则官道而外莫非民田，官道为寻常舆马所经，不得不买取民田以开铁路。无论官中发价获领甚难，即领价无亏，民之失地者究无从遽得可购之地。银一到手，坐食旋空，此后谋生，伤哉奚待?” [3]（P96、97）
6、认识到修建铁路必须涉及到技术人员、铁轨以及与铁路有关的设施设备、辅助材料，而这些相关产业的设备设施，当时中国没有，只能从外国引进，这样将造成利权外溢：“铁路之造，填沙杵土，可以华民为之。若其筑路之法，则非洋匠而莫得平适。至于火车事件，与垫路之铁条，脂轮之油水，中国皆无由制造，一概需诸外洋……故不为则已，为则不能不付诸洋匠者势也。为铁路一道，银之出洋者即数千万；为铁路数道，银之出洋者即数万万……即谓借诸彼人，还以给诸彼人，实于司库无与。然负此巨债，果能脱然无累乎?”[3] （P97、98）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中顽固守旧派的言论和思想仍有其合理、中肯、客观的一面，对其不能一言以概之，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对其思想认识合理的一面，应该给予肯定，才能对顽固守旧派做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总之，对待历史事件、人物、现象一定要坚持全面的观点，不能偏面地看待任何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很遗憾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现象、事件很多，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对这些人物、现象、事件采用更极端的方式手段进行否定、批判。应该说在思想和认识上任何人物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故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研究，方显历史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注释：
①笔者对20多年来关于顽固守旧派的研究状况的粗略统计：喻盘庚.对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性质的再认识[J].求索,1989(3).方尔庄.论清末封建顽固派的政治表现[J].河北学刊,1989(4).李忠兴.近代化进程中的防范性抵拒――刘锡鸿个案剖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8).曾永玲.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1)总第72期.公一兵.走近洋务运动中的保守派――全面看待倭仁[J].内蒙古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版）,2002(12).第28卷第6期.张宇权.晚晴保守思想的成因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总第159期.张宇权.晚清士人刘锡鸿保守思想的基本特点[J].广西社会科学，2003(10).总第100期.张立胜.一个务实的守旧派官僚――刚毅[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第2期总第60期.张宇权.试论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以刘锡鸿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04(4).彭南生.论洋务活动中“风水”观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04(6).江中孝.论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及其影响[J].广东社会科学,2005(2).张立胜.论刘锡鸿的守旧思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第27卷第1期.胡波.浅谈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J].甘肃农业,2006(7).总第240期.邹海英.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及其启示[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第8卷第4期.任云兰,熊亚平.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J].学术研究,2009(9).笔者认为此文是目前对顽固守旧派思想认识给予一个较为全面公允的评价的论文。李细珠.倭仁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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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刘鸿文范文4
文化价值观，通俗来说就是一群人认为正确的、有益和有价值的信条与观点。文化价值观随着不同的年展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人所处的环境和经历不同，文化价值观也存在差异。文化价值观弥漫于文化中，具备不同的文化背景滋生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换句话说，文化价值观的发展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发展的。
文化发展是不断地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文学艺术是促进文化发展变化的载体，在文学艺术中不断地对文化质疑、解构甚至颠覆，从而促进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康定斯基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一种消费文化，更应贴近时代的潮流。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作品应该担当时下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责任和导向，其中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建构和导向是其内涵。在当代的新语境下，电影艺术势必要在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和产业化等方面进行转化，并把大众需求的娱乐、消费与价值取向以及电影市场进行有效的接轨，从而唤起观众尘封已久的文化渴望，从而促进电影向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何创作出更加切合当下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电影作品，能更加人性化地去阐释历史文化，让历史之树生长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奇葩，是电影人应该深度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香港导演李仁港指导的《鸿门宴传奇》是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历史题材商业片，自2011年末上映以来，反响不俗，是近年难得受到观众肯定的商业片之一，其无论从叙事手法还是情节处理上都有着以往历史题材电影所没有的创新和大胆本文由收集整理尝试，尤其是对历史题材中的文化价值的重新定义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一、创新的叙事类型，拉近观众距离，足显亲和力 该影片通过倒叙的方法，依靠有趣的叙述形式和戏剧冲突来吸引观众眼球，拉近观众距离，避免了历史题材枯燥无味的弊端，吸引了不同层次的观众，足显亲民的文化理念。例如：影片开始处，太傅带着学生祭拜汉高祖，却搞错了方位，张良出场，纠正了朝向，从而引出故事，让观众充满好奇。在叙事上还进行了糅合，让复杂冗长的历史故事与商业故事叙事有机结合，通过悬疑把平铺直叙的情节营造出紧张氛围，环环紧扣，引人入胜，例如：在片中刘邦率众赴鸿门宴情节，之前张良派人前去刺杀范增，范增已然知晓有刺客，其结果如何，片中埋下伏笔；张良与范增对弈前，樊哙与项羽手下比试，不曾想导演在此处增添了樊哙咬下手指的博人眼球之桥段，既营造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又增加了戏剧性，刺激观众感官，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这种环环紧扣的叙事方式，烘托出鸿门宴上刀光剑影的紧张气氛。在人物塑造的情节交代上则处理细腻和叙事多样，实现了历史故事剧情戏剧化和看点的最大化。
二、巧妙嵌入当下文化价值观于历史故事中 在该片中难能可贵的是克服了近年来商业大片的通病，即为迎合普通大众的感官需求，过度注重形式的华丽，缺乏电影文化内核和人文精神的考量。例如：《鸿门宴传奇》中自始至终都试图通过对白表达当下的新观点和看法。例如：开篇刘邦驾崩12年后，太傅带领学生参观鸿门殿，祭拜汉高祖，以错误地确定汉高祖的牌位方向为引子，引出历史事件经历时代的变迁，已物是人非，当张良出现讲出楚汉相争故事后，用太傅的一席话：“网网天数，早有安排”“我们还需有什么执著”来暗示现代人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凡事皆有定数，过度执著则会偏执的中庸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当下和平年代，大众的普遍精神诉求和观点，即求同存异，共发展的和合观念。同时此处的暗示也是对该片为何要这样演绎历史典故的一个注释。又如：在篇尾结束之时，张良的对白“我要再去寻一高手，好好下一盘棋，看能否都赢”，这种寻求双赢的观点，与传统意义上的“一山不能容二虎”是相悖的，而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世界观契合，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人口的暴涨，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人类面临的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危机，这样的状态促使人们站到更高的视野来思索社会的问题，历史上“冷兵器时代”的相互争斗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而众多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则是牵一发而动全球的问题，因而迫使人们更渴望双赢的局面，来避免两败俱伤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也许导演在设计这样的对白时没有这么深的考虑，但身处时代之中，潜意识地流露出这样的观点。
三、颠覆传统，寻求历史与时代的对接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事物是不断地变化的，我们不能固定不变地去看待世界和思维，应该采用开放性和多元性来看待社会，在经历了冰冷的工业时代后，人类跨入后工业时代，艺术的严肃外衣被逐渐剥离，消遣主义与娱乐至上等思想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早些年国内影片的政治思想教化较浓厚，尤其是反映主流思想的主流影片，承载着过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政治训导，以致形成了模式化。过渡地渲染教化，让观众产生厌烦的情绪。历史题材的电影往往会作为主流思想宣传的载体，成为被政治化的主流电影类型，要不就作为过于执著还原历史、死抠细节的历史剧来演绎，这样的结果犹如钻牛角尖式的固执和一成不变，不但不能把优秀的历史精髓演绎出来，还弄得不合时宜，得不到观众的认同。例如：在前些年某位导演所拍摄的《大汉风系列》，其中涵盖了秦末至大汉初的历史故事，尽管此系列影片罗列不少历史典故，但故事叙事单一，片中人物塑造呆板流于形式，看演员如看标签，感觉不到人物鲜明个性特征和内心活动，在情节交代上显得过于平铺直叙，缺乏新意和美感，无法打动观众。《鸿门宴传奇》在如何处理楚汉历史故事上做了一些大胆突破，尽管在忠于历史层面上受到一些观众的质疑，但从整体故事情节上来说是可圈可点的。首先在电影名称的定位上加上“传奇”已然告之观众，制片方在对历史的态度上是尊重的，但同时也不拘泥于历史的桎梏，大胆创新，尤其是张良在回忆完鸿门宴故事后，说道“今日我还得为虞姬执著一件事”，然后捧起虞姬的灵位摆放到项羽的灵位旁，同时出现了项羽与虞姬在漫天飘花的场景中相会，有些观众甚是不解，感觉这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桥段不应该出现在历史剧中，笔者则认为这恰恰是笔不错的亮色，轻柔地温暖观众的心，当体验了铁马金戈、刀光剑影的冷酷血腥场面后，一股对人间温情的渴望恰到好处地借张良之口传达给观众，既是对千古绝唱爱情的致敬，也是对当下民众内心真、善、美诉求的呼应。导演能在这样气势宏大的历史题材中增添此情节，不难看出其对影片情节拿捏得非常到位，张弛有度，节奏恰当，手法细腻。记得康德曾说过艺术的审美是无功利性的，美和艺术的最大特点是精神上的审美体验与利益无关。电影艺术不是历史的复印机，不能毫无取舍地照搬历史，借古喻今，为电影创作设置不确定性与多元性，折射现代的意识观念才是电影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选。
四、深入情节，人物大胆创新 人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的人物是抽象不确定的，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不同的形象定义，历来屏幕对汉高祖定位都为没有文化的街头小混混，所以在角色塑造上均为狂放不羁、江湖气很重的屏幕形象，或者是沉闷老气横秋的做派，鲜有导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重新定位该形象，挑战观众底线。这样的历史在《鸿门宴传奇》中得到改写，在该片中刘邦被塑造成一个城府极深，善于伪善，文质彬彬，但也晓风月的领头大哥形象，不曾想这样的挑战超乎预料的成功，得到不少观众的认可，尤其刘邦的“三笑”被誉为角色演绎得最出彩的地方，这种大相径庭的反响说明了一个事实，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随着时代变迁，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人们对文化的包容度较以前更加宽泛，对文化的认识更有深度和见解。究其原因，为何在颠覆传统人物形象的情况下，还能得到观众认可，这跟人物定位契合现代认知理念和演员出色表演密不可分。例如，前边所提到的“三笑”，分别暗示了刘邦在楚汉相争中，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第一笑是项羽与刘邦结识之初，刘邦势力尚不能与项羽抗衡，所以当项羽问刘邦是否想当霸主，刘邦则一笑而过，不置可否。第二笑则是刘邦伪善获得张良信任，刘邦为得到一帅才而转身露出胜算之笑；第三笑则是登基称帝，看到玉玺的满怀心事之笑。这三次分别诠释了刘邦不同境遇的心理写照，深入刻画了刘邦的性格特征，让刘邦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富有情感，更符合现代人思维认知程度，而不是浮于表象的刻画。再例如：在对刘邦如何能获取信任，博得众多英雄、能人的追随细节表现上，片中有这样的桥段，刘邦抢占咸阳，项羽兵临城下，眼看两军恶战即将挑起，在刘邦实力尚浅，不足与项羽抗衡之时，张良建议刘邦退出咸阳，向项羽以表忠心，直率的樊哙没有领会其中玄机，冲撞张良之时，刘邦大义凛然地扇了樊哙一耳光，尔后递上手绢，关切地看着樊哙，樊哙虽恼，却已被刘邦软硬兼施般拿捏得服服帖帖，就此作罢，不敢造次。刘邦这种一边抡大棒一边递胡萝卜的笼络人心的伎俩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令观众信服，难怪观众对该形象的认同和褒杨。这也为今后的历史人物的屏幕形象定位提供了借鉴，历史人物创新是必要的，关键是如何去创新，如何寻找恰当的切入点值得电影人思考和探讨。
材料力学刘鸿文范文5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215021）
教学《鸿门宴》时，教师往往会在“杀不杀刘邦”这个问题上，引导学生分析出如下结论：项羽刚愎自用，不听范增劝告，从而失去大好机会。似乎项羽是昏聩的，而范增是个智者。项羽是不是犯昏，暂且不论，就范增而言，他是不是个真正的谋略家呢？其实从已知的历史材料来看，众多的述评（尤其是宋代文人的述评）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范增名不副实。如张耒说他“君王不解据南阳，亚父徒夸计策长”；徐钧说他“项王暴不减强秦，一语箴规总未闻”；周昙说他“平生心力为谁尽？一事无成空背疽”；王安石说他“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如此多的评论，促使我们去全面地分析范增的形象。
一、区区犹劝立怀王
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秦末战争时，应不应该立楚怀王。“立怀王”的策略是范增提出的，所以，立怀王的策略正确与否也直接涉及我们对范增的评价，非辨不可。
为什么范增会建议立怀王？其时，大秦帝国只有十几年的历史。那些六国宗室贵族、“龙子龙孙”仍然活跃着。所以陈涉起义后，魏咎、魏豹是“故魏诸公子也”；韩信是“韩襄王孽孙”；韩成是“韩诸公子”；田儋、田荣、田横是“故齐王田氏族”……他们都拥兵自重，谁都有当老大的资格。如果项梁（项羽的叔父）不立个楚怀王出来，打完秦王朝，还有他老项家什么事呢？
东汉学者应劭曰：“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所以，立楚怀王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占住了名义上的制高点，陈涉的军队可以被项梁接管（陈涉立号为“楚”）；第二，楚国的大姓贵族无法另起炉灶，只能听从项梁号令；第三，借楚国当时已经成形的强大军事实力，号令诸侯，形成同盟军，以怀王为尊。范增立怀王这个建议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至少不能称之为错误的）谋略。
但是，这个谋略能不能算奇计呢？其实建议立楚王的想法，并不是范增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当时那些楚臣、楚人，都有一种光复大业的愿望。在范增之前的葛婴，就立了原楚国贵族襄强为楚王，后来得知陈涉捷足先登，就又杀了襄强，投奔陈涉。《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而这个计策实在是算不了奇计，所以后人就作诗讽刺，比如陈孚《题范增墓》诗曰：“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平生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
非常遗憾的是，作为军事与政治双重策略的“立怀王”，却没有一个善终，怀王被封为“义帝”，然后被项羽放杀于郴县。“杀义帝”一事，对于项羽可是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丧失道义，失去了民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楚汉战争的结局。故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评道：“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二、只劝鸿门杀汉王
刘邦的“封府库、籍吏民、约法三章、驻守关隘”一系列动作，可以说，虽然表现出一副“以待大王”的模样，但何尝不是视关中为己物的表现。曹无伤告密，范增一语中的“此其志不在小”，足可显示出作为谋臣的眼光；“急击勿失”以消灭潜在危险为目的的建议也无可非议。
但是，杀刘邦能算奇计吗？也算不了，因为这也只是个策略而已。
最关键的是，刘邦可以杀吗？项羽虽然带了40万大军，但真正属于他的嫡系，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各路军阀的盟军，有些还是号称楚怀王的部队；“先入关为王”的约定可是人人都听见的；天下这么大，项羽真正牢牢掌握的又有几个郡？这会儿杀了刘邦，盟军的人心一散，他就深陷危局了。所以，刘邦杀不得。何况，刘邦手上还有10万军队，那可是实打实扎成了团的“刘家军”。
但范增说杀刘邦的话说错了吗？也没错。苏轼在《论项羽范增》中说过：“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什么叫“人臣之分”？就是指作为谋臣的本分。看出刘邦的威胁并欲除之而保主公，这就是范增的本分。那么，刘邦有什么威胁？刘邦一路西进，收拢部队，达到10万之众，这是威胁一；刘邦本来手下并无大将，但张良此时正在刘邦营中，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刘邦的幕僚，这是威胁二；进入关中后，收买人心、稳定关中的一系列行为使刘邦在关中声望甚高，不利以后项羽在关中的稳定，这是威胁三；刘邦是楚国人，羽翼日趋丰满，一山难容二虎，这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范增才会鼓动项羽不顾一切地杀了刘邦。
非常遗憾的是，范增对劝谏之辞实在不太擅长。范增是这样说的：“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气运一说只是古代帝王们为了维护自家统治而流传的愚民学说，对于项羽来说，什么“天子气”是不值一哂的。如果范增能从政治层面上来规劝，比如 “天下已定，借机削弱各诸侯兵权，当以天子之怒，杀刘邦以儆效尤”；“刘邦新得张良，譬如猛虎添翼，不除之，定成后患”等等，效果应该会更好。
杀刘邦之决心已经定下，以后便是如何杀刘邦。《鸿门宴》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范增如何出谋划策，但从范增“举玉玦示之者三”的动作可见，大概是帐后五十刀斧手之类的埋伏罢了。可是范增没料到项羽一夜之间就想通了，不杀了；更没料到项伯反水了，“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再没料到樊哙那通虚假得不得了的话竟然能骂得项王无话可说，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刘邦跑了。从这些“没料到”，就能知道范增谋划并不严密，以为项王答应杀刘邦就万事大吉，毫无应急计划，只能临时拉人救急。况且，鸿门宴前项王内部看起来并没有统一意见，还得临时在帐外做项庄的思想工作。
实际上，范增犯了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三国时期，鲁肃对孙权说：“臣能降魏，主公不能降魏。”同样的道理，不能杀刘邦，那是作为主帅的项羽杀不得；但作为军中“亚父”的范增何以杀不得？项羽不想杀刘邦吗？项羽在范增连连举玉玦时不做声，不做声不见得是反对，也可以是默认，从范增让项庄舞剑时也不做声就可看出。你亚父完全可以发号施令，也许最后对亚父的惩罚只是“头颅暂寄颈上”或“削发代首”罢。当然，也许范增早已有牺牲精神，但稍作犹豫，准备让项庄先做个替死鬼，但刘邦见机得快，看形势不对，立刻溜之大吉。范增后面的生气，很难说一定是对项羽生气，估计也有自悔的成份。
总之，鸿门宴上的范增，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有眼光而无谋略，有谋臣本分而无牺牲决心。
三、直须推让外黄儿
纵观项羽从崛起到灭亡的过程，作为谋臣的范增有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疏于对项羽的谏诤。当我们审视项羽在巨鹿之战前后的行为时，就会发现他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坑秦降卒，屠咸阳，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烹杀韩生，后又在齐地烧杀淫掠等。这些强盗行为违背了民心，致使项羽在失去民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被百姓所抛弃。范增既有亚父的身份，又见多识广，理应劝阻项羽少开杀戒，收拢民心。但是，遍观史书，却不见他一句谏诤之言。后人对此颇有非议，如宋人徐均作诗《范增》曰：“项王暴不减强秦，一语箴规总未闻。白首尚嫌君不忍，料知增更忍于君。”
正是范增在谏诤方面的无所作为，使项羽偏执、残暴的心态泛滥，妒贤嫉能，不肯重用有才之士，韩信、陈平、英布一个个相继离去，后又听信谗言，怀疑钟离昧，就连范增本人也遭受猜忌，被剥夺了一些权力。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范增还是没有谏诤，也许此时谏诤为时已晚。
后人责备范增疏于诤谏，不是没有道理。有人断言项羽不愿纳谏，是因为谏言都关中的韩生被项羽烹杀了，但必须看到，外黄小儿劝说“勿坑百姓”的建议却被采纳，这说明项羽还是能纳谏的。韩生被杀，主要是因为他说话时的嘲弄语气太重，如果他当时能好好说，项羽想必也不会那么残暴。所以王安石诗曰：“巢人七十漫多奇，为驱汉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直接点出范增作为臣子的不合格之处。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关于范增的言论只有两次是带有语气的。一次是《鸿门宴》拔剑撞破玉斗后，骂项庄时连同项羽一起骂：“竖子不足与谋。”竖子，就是无知的小子。他如此倚老卖老，难怪会引起项羽的反感。还有一次是项羽中了离间计后，剥夺范增部分权力，范增的反应是“大怒”。这次的离间计，乾隆是这样评价的：“陈平此计，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以为奇，而世传之可发一笑！”也就是说，这实在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离间，很容易解释清楚。然而范增偏偏没有作出解释，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范增的性格里就有不擅解释、不擅规劝的成份？还是没有摆正自己作为臣子的位置，过分倚老卖老，受不得半点委屈？无论从哪方面说，只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擅长策略但并不擅长政治的谋士。
纵观范增70岁出山后的表现，作为谋士的他，立怀王、杀刘邦、攻荥阳，有眼光、有远见、有策略，把得准大方向，可以算得上一流的战略家；鸿门宴上杀刘邦，无具体计谋，无通盘计划，无壮士断腕之决心，最多算是三流的军事家；（项羽）杀子婴、焚宫室、都彭城、他对主公毫无劝谏，让主公放任自流，从而失民心、失地利，可见是末流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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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刘鸿文范文6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中学教学
随着信息化的日益发展，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新科技革命浪潮下，古籍的数字化也在所难免。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关于古籍数字化这一学术性问题，学界已经有大量的论文、专著问世。而专门从中学教学角度来探讨古籍数字化的文章还不多，研究层面尚比较浅薄。本文试从多个方面来阐释古籍数字化在中学语文、历史科目的教学中所起的作用。
一、为教师解决备课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参考资料
许多中学语文、历史教师在备课时，经常会遇到各种疑难问题，此时，如能善加利用古籍数字化产品，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例如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一中便有取材于《史记》的鸿门宴一文。在这一课的备课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诸如：项羽为什么要设鸿门宴款待刘邦？项羽为什么没有在鸿门宴杀掉刘邦？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这跟项羽本人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而探究项羽的性格则需要了解更多的关于项羽的原始资料。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字化产品，输入“项羽”一词即可以搜索出2579条相关条目，输入“项籍”一词可搜索出1223条相关条目，输入“西楚霸王”一词也可搜索出150条相关条目。老师们凭借着快捷地查询方式和浩如烟海的数字化资料，既有助于全面了解项羽这个历史人物以及对《鸿门宴》一课的理解也对接下来的课堂教学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
二、为课堂教学提供一手的教学资料
在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学中，经常会使用材料来进行教学，起到创设历史情境，激发学生兴趣，引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材料分析能力等作用。在文言文或中国古代史教学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之一便是原始史料难以寻找，以致使用的多为转述的二手材料或反复使用没有新意的材料，如能利用古籍数字化产品庞大的古籍数据内容，则这一问题将得到很好的解决。
例如中学历史老师在讲授大象版高中历史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王安石变法一章中，需要拿出大量的材料来说明说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过程与效果。没有详实的史料是不能让学生们更好的了解王安石变法，而探讨王安石变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正确还是错误更是建立在深入研究史料的基础之上。通过数字化产品提供的大量第一手教学资料，活跃了课堂氛围，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也加深了学生们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为出考试出题提供材料
无论是中学语文还是历史科目的教学不可避免要进行考试，出题就成为了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师面临的一个难题。古籍数字化产品中拥有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从而为出好语文试卷中的文言文试题以及历史试卷中的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试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例如2016年高考全国卷语文（III）文言文阅读一题中的文言文便节选自《明史・傅传》。题型包括对文中内容的概况与分析以及翻译等，来考察当代中学生的古代汉语阅读与理解能力。又如2012年全国高考新课标卷文综（历史篇）其中一选择题中引用明后期松江人何良俊记述：“（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谋生）者又十之二三也。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去农。”据此可知
A.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的衰退B.工商业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C.财富分配不均引起贫富分化加剧D.无业游民增加促成了工商业的发展
这道题涉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知识点，解题关键在于读懂史料。如此种种，史料在中学语文和历史试卷中的运用不胜枚举。这些史料大多取自中国古籍，而数字化时代，老师们对古籍方便快捷地利用，更是提高了出题效率。
四、结语
古籍数字化这一信息技术与文献学的结合体，拥有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资料和便捷的查询技术，可以为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学提供大量有用的资料，从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好中学语文和历史的教学。而且，对于广大中学生来说古籍的数字化使得他们在互联网上更加方便快捷地阅读电子文献，补充了课外知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对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可以说，古籍数字化在中学语文和历史的教学中的应用，是信息技术在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学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对于我们开展信息技术与中学语文和历史学科课程的整合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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