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入门学范文1
【作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问题。与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谓“大宗产品”（Staple）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谓大宗产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新发现，常常导致国内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据加拿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一般认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有启发价值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一个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的领先部门。当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时，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先部门。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把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面向市场，易于接受变革。传统的农业部门技术落后，生产仅能糊口，没有什么产品流向市场，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运用再生产资本，雇佣工资劳动力，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受制度和组织形式及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产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劳动力供给因而具有“无限”的特点。现代工业部门的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吸收劳动力以扩张工业生产的积极性。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利润。借助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得以不断扩张，吸收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超过传统部门，整个经济就可以从劳动力转移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展无疑将有助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观点，再联系到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观点便应运而生。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是D．H．罗卜特逊在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50年代R．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
（1）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
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
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易经入门学范文2
关键词：投入产出分析；二氧化碳排放；进出口贸易；
1引言
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碳排放”问题也随之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我国在会议上宣布，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据海外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07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在二十年内翻番甚至更多，因此中国在兑现二氧化碳减排诺言的实践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国际贸易是影响一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各国国际分工、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技术条件以及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出现碳排放转移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的贸易碳污染。因此从外贸结构角度来探讨我国节能减排的新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客观评估和定量分析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本文在目前国内外关于能源消耗问题已有的研究结果上，将通过分析外贸商品在本国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定量测算外贸商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而分析外贸商品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找到对外贸易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
2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投入产出表明确直观的从产业角度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各种分配和消耗关系，因此要全面评价一个部门基于国际贸易的完全碳排放量，本文采用了投入产出方法。
根据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本文将采用2007年42×42部门的全国投入产出表。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能源消耗重点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工业部门，而第三产业各产品部门能源消费量少，污染排放小。因此为了便于计算和讨论，本文把投入产出表中第三产业的16个部门合并成能源平衡表中第三产业的3个行业部门。合并后的投入产出表是29×29个部门。[1]
我国贸易出口中的内涵二氧化碳量是别国综合评估在享用我国出口商品时而避免在本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由于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产品的生产不仅会直接导致最终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还会通过消费各种原材料及辅助材料进而间接引起其他部门的生产与能源消耗，而能源的消耗量通过某些技术参数换算即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国贸易出口中内涵的二氧化碳量是不同的贸易商品从生产到出口形成最终产品等环节累计二氧化碳量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之和。即完全排放。同样，进口产品隐含别国为了出口而在其国内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进口产品也包含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口产品是在国外生产，由于国内外在生产技术、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产品生产所消耗能源量也会出现不同。因此不能把在国外生产的进口产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国内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必须从进口产品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度来考虑，即假定在本国生产条件下，这些进口产品作为国内最终产品生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完全排放量。
3对外贸易的二氧化碳排放实证
分析根据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各部门2CO排放数据，计算得出各部门产品的2CO直接和完全排放系数，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直接排放系数大的部门其完全排放系数也相对较大，如部门2“煤炭开采和细选业”、部门12“化学工业”、部门1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部门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等，其2CO直接排放和完全排放系数都位于29部门的前列，值得重点关注。由于它们的进出口比重也比较大，会对出口排放强度和进口减排强度产生较大影响。此外有些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较小的部门，其完全排放系数可以扩大很多。如第18个部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直接排放系数仅为0.14，完全排放系数则扩大了近17倍，达到2.37，充分说明了产品生产过程中2CO间接排放的重要影响。
各部门产品2CO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吨/万元）部门编号部门直接排放系数完全排放系数kf出口比重进口比重列出了根据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进出口额计算所得结果。由表可见，2CO出口排放强度小于2CO进口减排强度，这就意味着,单位出口产品内含的能源消耗低于单位进口产品带来的能源节省,也即对外贸易有助于节约能源消费,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值能耗。但是从我国对外贸易的二氧化碳转移总量上看，由于进出口贸易量之间的差异，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导致我国2007年对外贸易2CO排放量大于2CO减排量，分别为192401.01万吨和149177.35万吨。处于2CO净进口状态，为贸易碳污染转入国。超级秘书网
4结论和政策
建议总体上看，由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承担了大量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导致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出口二氧化碳耗能高于进口二氧化碳省能。由于国家贸易碳排放的变化，不仅受进出口规模、进出口结构的影响，更受部门能源利用结构和能源强度等生产技术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国家现阶段经济发展及能源结构特点，中国在未来的对外贸易中，不仅适当控制高能耗、高碳排的部门出口规模，鼓励低耗能产品的出口；更要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门槛。同时应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能耗强度。优化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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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本勇，方修琦，王媛，杨会民，张迪.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8):413-419.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4]沈利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J].管理世界，2007，(10):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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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互联网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的准入制度。任何单位在互联网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应当具有工商营业执照、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证明等资质材料；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
二、认真审查拟接入互联网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拟在互联网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的网站主办者，应当向网站接入服务商提交销售单位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备案证明副本复印件，并在网站上公布销售单位名称及其许可证或备案证明编号。对发现无许可证或备案证明擅自在互联网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的网站，网站接入服务商应当暂停接入，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监管等部门报告。
三、认真清理互联网上的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公安机关将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依法清理互联网上的易制毒化学品违法销售信息；网站接入服务商如发现网站含有属明显违规的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删除清理、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网站主办者应当加强对网上虚拟社区、论坛的管理，认真审查发帖内容，如发现信息含有属明显违规的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应当及时删除，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报告。
四、加强对互联网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服务的监督检查。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通信管理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的监督检查，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在互联网上违法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信息的生产经营单位、网站主办者，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对网上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案件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从事走私贩卖易制毒化学品的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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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3-0157-0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建成7年来， 双边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投资与产业合作进一步密切。2013年10月，我国领导人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倡议，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由“黄金十年”跨入“钻石十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经历更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更迅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结合这些新变化、新内容、新特点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满足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国际贸易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需要，成为本文思考和解决的重点问题。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概述及其特点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概述
广西财经学院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前沿地带，同时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博览会常驻地。为了能让学生及时掌握最新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知识和动态，拓宽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范围，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前景有更深入的认识，广西财经学院的经济与贸易学院自2007年起即为本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开设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有：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过程、动因及其意义；重点学习中国与东盟在自贸区背景下签署的货物协议、服务协议以及投资协议；深入掌握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给中国和东盟国家带来的经济效应等。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的特点
1.教学内容时效性强
首先，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建立到建成10年中签署了众多协议，如2002年11月4日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底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9年8月15日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201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黄金十年”跨入“钻石十年”，在自贸区内又相继出现中国与东盟各国间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产业合作等诸多领域的优惠政策和协议。其次，课程教学内容涉及中国与东盟10个成员国的双边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内容，每年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相应的经贸数据均需要更新。
2.授课教师需具备复合型专业知识体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属于专业性较强的贸易类综合性课程，但本门课程对授课老师掌握的知识体系有着较高的要求，授课老师除了具备经贸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具备有较为深厚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关理论知识和|盟国家经济贸易的相关知识，甚至还需要掌握东盟经济外交史内容。此外，还要对10个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并需要掌握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往来情况、投资情况以及产业合作情况。
3.对学生前期专业知识准备有较高要求
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属于贸易类综合性课程，因此在开设这门课程前学生应该具备较好的国贸专业相关知识基础，掌握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海关实务、国际金融、国际结算和报关报检等专业理论知识。此外，还需要提前开设东南亚经济与贸易课程，充分了解和掌握东盟经贸情况以及东盟内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贸易发展现状。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内容缺乏实效性
由于这门课程是广西财经学院创新开设的专业课程，目前在全国本科高校中尚未有开设先例，因此缺乏全国统一的专业教材。2011年本校经贸学院自行组织教师团队编写了第一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课程教材，但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每年都有新内容和新变化，特别是2013年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后，教材内容缺乏实效性的问题更为突出。在学生学习方面，由于经贸数据过于陈旧，东盟成员国经贸概况过时，无法准确掌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最新情况。在授课教师方面，授课内容已无法按照教材内容进行安排，必须补充大量最新的各类经贸数据、自贸区进展情况以及东盟成员国的发展进程才能顺利展开课堂教学。
（二）教学方法缺乏改革和创新，课堂气氛不够活跃
由于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涉及较多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框架政策和谈判通过的经济贸易协定，因而在课堂教学中授课教师多是运用讲授法和课堂问答法这些传统教学方法来开展教学，造成学生学习兴趣较弱、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不高，整体课堂气氛不够活跃，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课程模式设计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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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 人民币实际汇率 “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 可计算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6-027-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对于一个日益开放环境下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本币实际汇率是体现该国整体经济基本面变动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对内外部经济关系加以调整的关键价格杆杠。2005 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应当与实际汇率的升值相联系;而这也是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相关联,它认为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会引起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从而使实际汇率升值。另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巨额贸易顺差所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压力。
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角度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展开研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肯定者有:俞萌(2001)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部分成员的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得出了在经济高增长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汇率的上升;王维(2003)采用ADF和Johansen检验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中国贸易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三个变量线性组合中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向量,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弹性较大。否定者有:胡援成,曾超(2004)在估计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模型中对“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能最终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远未实现充分就业;杨长江(2002)采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作为理论假设,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贸易品部门购买力平价不成立的情况下,本国的价格水平将因为贸易品价格的降低而降低,意味着实际汇率的贬值。在分析方法上绝大多数是理论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而较为少见的是Rod & Dai(2007)使用一个三部门改进的1-2-3(CGE)模型研究了中国实际汇率问题。Rod认为,对于实际汇率影响最强的力量是中国总储蓄相对于它的投资的增长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在资本帐户上的流出的扩大。鉴于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研究较少,我们将从这一新的视角,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进行剖析。
二、“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与中国实际汇率
(一)“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
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认为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它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我们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制的情景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品(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也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升值。
如果名义汇率E被定义为由一定数量的单位外国货币表示的单位本国货币。eR表示为国内一篮子商品与国外一篮子商品的交换率。那么一国与它的贸易伙伴国i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可以近似地表示为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价格指数的比率,PY (pN , pT )和PiY(piN , piT)/E,这里pN 和 pT的上标分别表示非贸易与贸易品及其服务。
(1)
以上是实际与名义汇率之间的基本关系。考虑这样的例子:假设国内与国外价格以共同币值单位表示(Ei=1),在GDP中非贸易品份额为q,在国内国外相同,价格近似地使用C-D函数形式,所有贸易品满足一价定律,意味着贸易是非扭曲的,即pT= piT。在这些条件下,实际汇率为:
(2)
非贸易品价格的关键作用是清楚的。当价格以一个共同货币度量,相对于一个共同计量单位,国内与国外非贸易品价格比率对实际汇率起决定作用。为说明对生产率所依赖的关联性,假设劳动是唯一投入,工资是唯一生产成本,国内贸易与非贸易部门每工人产出率为AT和AN。在贸易伙伴国,相应产出率是AiT和AiN。在贸易与非贸易部门中的工资率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在两个部门遵循均等价格,即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相等:W=AT pT =AN pN ,Wi=AiT piT =AiN piN,那么,贸易伙伴国的工资率差距只依赖于它们的贸易品生产率:W/Wi=AT/AiT。如果非贸易生产率水平在所有贸易伙伴中是相同的(AN=AiN),那么就有:,则:。
根据“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如果某国具有较高的贸易品生产率增长,,它的实际汇率必须升值。综上所述:假设贸易品部门遵循一价定律,那么非贸易品部门两国间的相对价格决定双边实际汇率;假设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相等,且唯一的要素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在两部门相等,并也假设贸易品部门遵循一价定律,那么贸易品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非贸易品部门相对价格;所以贸易品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实际汇率。
进一步的简要总结“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就是:当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它抬高了全国的工资水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全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它只有通过提高价格来提高工资,这就引起了实际汇率升值。从式(1)看出:固定汇率制下,“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表现为通货膨胀,在浮动汇率制下表现为名义汇率升值,如图1所示:
(二)“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考察
假说的两个关键性假设是:首先,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其次,由于联动的工资压力,非贸易的服务价格会相对上涨。我们先考察第一个假设。
Rod Tyers的计算与Cai和Wang(2006)相似。表1表示每年的索罗剩余的变化,它显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生产率有着强劲表现,这与第一个假设一致。
本文计算了分部门的价格指数以考察第二个假设,如图2所示。建筑业和其它服务部门行业的价格自1990年以来比GDP价格上升的更快,但仍然没有贸易品部门为主的工业部门的价格指数上升得快,农业(第一产业)产业价格指数落后于其它部门。在假定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高于它的贸易伙伴的条件下,它强烈支持一个同时发生的升值。
然而,如图3、图4所示,没有这样一个升值出现,中国对世界的实际汇率自1990年以来是下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几乎是平的,后者是由于为稳定汇率而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7月中国政府启动了汇率改革,名义上允许货币在每天3‰的范围内浮动,到2007年5月双边汇率累计升值6%;2007年5月21日起,浮动幅度从3‰扩大到5‰,所以如图所示2007年升值的趋势显现。这是要试图解释的难题,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非贸易品部门价格上升了,而实际汇率并没有升值。
(三)“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扩展
“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关键假设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为我们从国际贸易、产业差别角度分析实际汇率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下面我们放松“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关键性假说,以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有什么样的作用。
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被观察到是很高的,也就是,导致并且趋向于压低实际汇率(和发达国家差距被压缩)。可以证明如下:
所有贸易品满足一价定律,即pT=piT,那么:
,
也可由W=AT pT =AN pN ,Wi =AiT piT=AiT piN,以及pT=piT推得:
(3)
如果非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非贸易品价格下降。现代交通、金融、医疗和教育服务提供了相当大的生产率追赶潜力。实际上近年来的在制造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由于FDI,而服务部门的FDI只在最近才开始增加,这表明服务部门生产率将会是未来中国一个主要的增长贡献。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率获得的部门分布是实际汇率的关键决定因素。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将会受到教育和训练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这将推进服务部门的表现,也就是说使中国实际汇率贬值。当然,从某个角度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产业升级过程,服务业的比重应当上升,如别的国家一样,这个结构变化关系将起到贬值的作用。可以简要证明:购买力平价的价格水平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即:
a和ai分别表示本国和贸易伙伴国贸易物品价格的权数,分别由两国贸易品支出与总支出的比重决定;那么:
(4)
假设贸易品服从一价定律(),因此将上式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PiT和EiPT,则:
(5)
该式表明购买力平价可看作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的特例。若a=ai=1,即两国全部物品是贸易品,则Ei=PiY/PY,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等同于购买力平价,通常a和ai都小于1,这引起Ei与PiY/PY的背离。再看实际汇率的表述:,将上面的表达式代入:,分子和分母分别除去PiT和EiPT: (6)
从该式看出,实际汇率取决于两国贸易品的比值a和ai,非贸易品的比值1-a和1-ai,以及两国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相对价格PN/PT和PiN/PiT。
资本帐户与高储蓄:实际汇率只依赖于在商品上由贸易联接起来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意味着任何支付流入(如FDI)都会增加总需求。进口供给的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比更具弹性,这种流入增加了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也因此使汇率升值。相反,流出将引起贬值。由图5显示: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一个帐户上的扩大的净流出,所以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有一个向下的压力。为了说明,注意在资本帐户差额等于投资储蓄缺口:
(7)
这里I是投资,SNF(净外国储蓄)是资本流入,大约等于FDI流入,是官方外汇储备的每年增加,即资本流出。等式两边是负的,意味着资本净流出以及国内储蓄超过投资差额。一半以上的GDP是被储蓄了,并且高额的资本流出提供了强的贬值力量。高储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流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劳动的边际产量超过农业劳动,这是由于工业资本积累更快。在城乡期望收入差异诱发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如果从农村流向工业的劳动力比从农村流向服务业部门(特别是建筑业)少,那么由于服务业部门劳动供给较大,就会使得工业生产率增长不会推动服务业工资和成本上升。从总量上来说,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贸易品部门工资的提高难以传导到非贸易品部门,从而不会导致实际汇率的持续升值。中国在广大农村地区拥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提高并未引起实际工资的上升。
还是可以从“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的基本框架入手,对此作一个概括:当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它将抬高全国的工资水平,如果劳动流动是无摩擦的,当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赶不上工资提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会提高价格,从而引起实际汇率升值。但是由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不会通过提高工资而提高价格,从而不会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反而对实际汇率具有向下的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压低中国实际汇率的最重要因素,而高储蓄、服务部门扩张等引起实际汇率贬值的诸因素,都可以认为由劳动力过剩所衍生出来的。几年后的中国经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都将有新的发展,也会遇到新的问题,劳动力短缺的出现,老年化社会的到来存在于这些诸多问题之中,将对包括汇率在内的宏观经济造成影响。
三、中国实际汇率决定因素的CGE建模
这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聚焦宏观经济的模型。为构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引入一个三部门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它是Rod (2004b)两部门1-2-3(CGE)模型的扩展,我们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模拟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反应的模型,并提供了一个研究实际汇率与二元经济关系的情景模拟。
(一)模型特征、数据与参数
通过在模型中添加第三个要素―土地,以及第三个部门―服务业,这个服务业部门被模拟为非贸易品部门,也就是以中国的第三产业为基础,这个三部门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扩展了Rod-Tyers (2007) 模型,它也是Dai (2006)微观经济模型的进一步扩展。国内生产的产品与国外产品是差异化的。这个模型包括储蓄、投资、货币、债券,以及理性经济人。模型中添加并重新定义了新的系数、变量、公式和方程。下一个难点是构建一个模型的初始数据库。它的目的是对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有一个典型描述。我们的数据主要是来自对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一些数据的校准以及GTAP2004数据库,Rod模型采用的是GTAP1997年数据。投入产出系数来自于2005年投入产出表。我们有三个产业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
这个三部门宏观模型具有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根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显示:2004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贡献GDP的13.1%、46.2%和40.7%。制造业成为最重要的出口部门,到2004年,它占到整个出口的93%,初级产品占中国进口的21%。假设服务业没有贸易。
参数主要来自于GTAP数据库有关中国的部分,可以由Horridge Mark开发的Crusoe45软件来分解出各国的数据。对Rod原模型进行研究以后认为它的国内消费与国外消费Armington替代弹性太大了,即使长期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在改造的模型中,国内的采用Willenbockel(2006)的替代弹性,国外的采用Zhang(2002)的替代弹性;
汇率的传导机制:实际汇率为两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价格(平减指数)的流通货币比率,即PY和PiY/El,的比率: ,这是实际与名义汇率Ei之间的基本关系。
(二)三部门开放宏观CGE模型的情景模拟
在这个部分,我们进行经济试验并分析经济对几个国内、国外冲击的反应。这些冲击包括三个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外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我们选择这三个不同冲击是因为它们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显得重要。当我们比较冲击的经济反应时,我们主要关注实际GDP、CPI和实际汇率的比例变化。本模拟将国内资本存货外生,以研究短期效应;又将国内资本存货内生,以研究长期效应。
1.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模拟
短期关闭资本账户的背景下(表3):工业、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升值,CPI上升。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很难把它归于贸易品部门或非贸易品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这具有非贸易品部门的特点,但农业中也存在国际贸易;对中国而言,与工业部门相比,贸易额还是较少的,而且农业在很多国家存在保护,农业的国际贸易很难拉平各国的农产品价格。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会提高实际GDP水平,而工业的提高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是农业。
在关闭资本账户的长期情景看(表4):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上升,CPI上升。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相对于短期,升降幅度大一些。
关闭资本账户下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会提高实际GDP水平,而工业的提高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是农业。这个实验是比较接近中国实际的一个实验,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市场。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的发展,二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加快。
如果开放资本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伴随高的金融资本流动的宏观政策,就会有更大的资本帐户、经常帐户、外国储蓄账户上的资本流动,因此经济就会更加开放。下面我们模拟在开放资本市场的情景下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当中央银行实施一个伴随低资本流动的固定汇率制的时候,价格水平变化方向和实际汇率一样,例如,如果实际汇率贬值,那么就有一个通货紧缩。这是由于当把名义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时候,价格水平需要作出调整以维护固定汇率水平,并且实际汇率变化是通过生产者价格水平的调整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受到汇率目标的束缚。所以在这种宏观政策下,中央银行不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实施伴随低资本流动,即关闭资本账户的固定汇率制,就会只在农业、服务业部门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但当经济实施伴随高资本流动的浮动汇率制的时候,如表5,表6所示,所有部门都会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而且长期的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的程度略微减弱,这都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整体上是有利的。
2.资本外流模拟
资本外流在长短期都会使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在开放资本账户下,资本账户余额等于经常项目余额,资本项目流出伴随的是经常项目流入,即进口增加,所以在长期,实际GDP增加。
3.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拟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造成了产业部门的劳动要素禀赋增加。我们没有使用具体的劳动力流动数据,由于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设计一个服务业要素禀赋增加的模拟来代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非贸易品部门(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情景。
在劳动供给过剩的情景下,在短期,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实际GDP增加;在长期,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实际GDP增加。劳动力供给过剩,压低了实际工资,从而引起通货紧缩和汇率贬值。
四、总结与讨论
中国的工业、即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升值,CPI上升。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实际汇率下降,CPI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的发展,二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服务业,服务业人力资本积累加快。
如果经济实施伴随低资本流动,即关闭资本账户的固定汇率制,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只在农业、服务业部门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但当经济实施伴随高资本流动的浮动汇率制的时候,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有部门都会有通货紧缩和实际汇率贬值,这都会进一步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整体上是有利的。资本外流在长短期都会使实际汇率贬值,通货紧缩。劳动力供给过剩,压低了实际工资,从而引起通货紧缩和汇率贬值。
中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上升没有充分地反映到工资上涨上来,从而没有观察到这一“巴拉萨.萨谬尔森假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向城市转移的背景下,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服务业部门,即非贸易品部门,实际汇率也将面临向下的压力,而且它可能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业相对落后的国家,金融资本流动还是受到一定的控制的,或许实体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的作用要大一些,而且也可能是高储蓄背后的原因所在。
注:
本文系浙江工商大学产业经济学学科(省重点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3115)的研究成果。
易经入门学范文6
政府管理学院谭融教授发表的《论西方公共行政研究的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5期）一文，提出自政府出现伊始，政治系统便开始出现。政治系统为了实现其目标，必须组建政府并要求政府的相应行为，使公共行政应运而生。但公共行政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则很晚，18世纪德国学者试图探讨系统管理政府事务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从那时起，公共行政才逐渐成为西欧国家的一个学术领域。在公共行政研究发展的历程中，不同地域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研究取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出现法律、管理和社会学三种研究趋向，文化主义分析也对其公共行政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期，人们称德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为“改革学”。伴随两德统一，德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涉及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及多层决策等问题。美国人19世纪后期才开始研究公共行政问题，20世纪60年代比较研究成为核心问题，但迄今未能解决比较公共行政的系统理论和研究范式问题。英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更加职业化和切合实际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行政学。在构筑国家地位和作用方面，英国的公共行政学远不能与法国和德国相比拟。
贸易结构与我国节能降耗
经济学院周申教授等发表的《贸易结构变动对我国能源消耗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首先基于投入产出思想建立了理论框架，对贸易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耗的影响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法、两极分解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展开经验研究。根据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我国工业部门各细分行业最终产品的能耗实物量，将工业部门各细分行业划分为能源密集型部门和非能源密集型部门，并对工业部门进出口除均衡增长以外的能耗效应（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能耗变动）进行分解，深入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结构性因素对节能降耗的影响。从贸易结构变动的能耗效应、单位总产出能耗实物量变动的能耗效应以及投入产出系数变动的能耗效应测算结果来看，研究期内（1998-2009年）无论是我国工业部门对外贸易的上述三项结构性变动因素的总能耗效应，还是分解出的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的能耗效应，均以2007年我国推行出口节能政策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总体上朝着不利于能源节约方向变动，之后开始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方向演变。我国节能技术的推广对于能源节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节能空间可能将逐渐缩小，所以应更加重视贸易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充分发挥贸易结构变动的节能潜力。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角度，不仅需在产业、贸易政策层面维持对能源密集型部门的节能激励，而且要加强非能源密集型部门的节能激励政策。
融入全球价值链，迎接国际贸易新规则挑战
经济学院盛斌教授发表的《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国际贸易》2014年第2期）一文，首先总结性地分析了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新格局与趋势，指出进入21世纪后全球生产、贸易与投资体系已经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新型模式转变。从企业层面看，它表现为在生产组织选择方式上的日益外包化和在空间选择上的日益离岸化；从国家层面看，它表现为生产制造、服务、贸易与投资日益融合为“一体化综合体”。在这种背景下，它引发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对国际贸易与投资进行全球治理改革的要求，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制定高标准与高质量的新规则进一步统筹全球价值链，实现供应链的无缝对接，降低成本，继续保持领先竞争力。这种变化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贸易政策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规则主要是通过所谓“第二代”贸易政策议题体现出来。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包括目前在谈的WTO“多哈发展议程”中但多数尚未达成有关协定的议题；二是未在WTO谈判与磋商框架内而只是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达成条款或正在谈判中的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当多边主义无力推动新规则时，其倡导国家已将谈判的重心与资源转移至区域、复边或双边协议上，近年来，TPP、TTIP、TISA谈判的启动以及快速增长的高质量双边FTAs都是另辟蹊径的尝试与努力。中国应以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态度客观认识新规则的影响与作用，克服保守主义和陈旧理念，将全球价值链与可持续发展观嵌入新时期的经济结构改革设计蓝图中，并仿照入世经验，将在区域主义中践行新规则作为推动与全球深层次经济一体化的有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