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中国变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中国变化范文1
1840年， 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中国战败了，被迫签订了人人都知道的。 此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都纷纷的扑向了中国的土地先后抢夺了香港、澳门等地，还签订了1000多分的不平的条约让中国的人们没有家可回了。
1949年中国成立了，2009年成功阅兵个个战士气质高昂，2008年5月2日大地震每个人纷纷现出了一份爱心。
这些事让每个中国人懂得了团结。
中国变化范文2
祖国，我为你骄傲五十多年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算不了什么，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真可谓一日千里。如今，改革开放为祖国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们伟大的祖国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由于祖国的强大，香港和澳门才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祖国强大，全世界水电工程规模最大的长江三峡工程才得以建成；由于祖国的强大，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得以在北京举行；由于祖国强大，中国奥运健儿金牌零的突破到雅典奥运会金牌列世界第二；由于祖国强大，“神舟五号”宇宙飞船得以成功发射，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送航天员进入太空的国家，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和胜利返回，更是显示了祖国科技的进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系列的成功，不正证明了今天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吗？祖国，我真为你感到无比骄傲。
中国教育改革也是成功的，中国教育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的小学入学率才有20%，我们的初中入学率才10%多，大学生才有一万多人，那是五十多年前。在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就有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中间还经历了，66年到78年，这十年当中教育是最大的受灾区，特别是在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教育基本上变成了一张白纸，经过短短的二十多年，我们国家的教育现在承载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没有经验可循，怎么办好承载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可以说前无古人，我们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教育走到今天，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教育改革得成功吗。
我做为一名小学生身难道不为有着这样的自豪！为在这样的祖国中骄傲吗？
中国变化范文3
关键词：苹果；树形变化；动态管理
中图分类号：S66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910(2007)01-0041-03
目前，苹果生产中应用的树形很多，如开心形、纺锤形、细长纺锤形、主干形、主干疏层形等。1990年以前主要采用主干疏层形，果园以稀植为主。后来，随着苹果矮化密植栽培面积的扩大而推广使用细长纺锤形。2000年以来，有些密植园树冠郁闭严重，产量品质下降，开始间伐改为开心形，并开始总结树形改造的经验和技术。笔者根据多年的生产实践和调查认为，栽培苹果应是先密后稀，树形应该随树龄增大而改变，在果树经济生命周期内采用动态管理模式，不同年龄段采用不同树形。
1 苹果树形动态管理模式
幼树期密植，采用纺锤形或细长纺锤形；随着树龄的增加和树冠扩大，密度应做相应调整；进入初盛果期变为稀植，采用主干形；进入盛果期后株行距应进一步加大，采用开心形(表1)。
纺锤形树高3.2～3.5m，干高80cm，主枝12～15个，在中干上螺旋状分布，主枝上着生单轴延伸的结果枝组，枝干比小于1/2。主枝与中心干的夹角80～90°。细长纺锤形树高3.0～3.2m，干高80cm，15～18个单轴延伸的结果枝组螺旋状分布在中干上，枝干比小于1/3。主枝与中心干的夹角90°以上。主干形树高2.8～3.0m，干高80～100cm，主枝6～8个，在树干上均匀分布，主枝上着生单轴延伸的结果枝组，主枝与中心干的夹角80～90°。开心形树高2.4～2.6m，干高100～160cm，主枝2～4个，主枝上着生单轴延伸的结果枝组，主枝与中心干的夹角70～80°。
一般矮化密植的幼树用细长纺缍形，乔化密植用纺锤形。当树7～8年生时均应向主干形转化，逐渐落头，减少主枝，提高主干，在主枝上培养单轴延伸的下垂状结果枝组。当树14年生左右时，树冠扩大，枝干增粗，应向开心形转化，进一步提高主干，减少主枝，最后稳定为2～3个主枝，主枝上直接培养中小型单轴延伸的结果枝组，山地干高100～120cm，平原地区为140～160cm。
2 树形动态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
陕西富县羊泉乡鹿首村新红星苹果1.06hm2，1990年定植，至2002年(树龄13年生)，由于树冠密闭而隔株间伐，由原来666.7m2栽111株变为55株，株行距由原来的1.5m×4m改为3m×4m。其中0.5hm2从2002年开始由原来的细长纺锤形改为开心形。2002年前单株主枝平均为13个，2002年平均减少了4个，2003年平均减少了3个，2004年平均减少了2个，2005年单株主枝为3～5个。改形3年来苹果产量提高40%，优质果率提高29个百分点(表2)。
富县果树试验场于1993年定植矮化红富士苹果5.3hm2，株行距2m×4m，666.7m2栽植83株。由于前期管理差，因而树势较弱，树冠较小，但随着树龄的增加和树冠的扩大，果园逐渐郁闭，从定植的第13年(2004年)开始，产量品质明显下降。2000年开始对其中的2hm2做改形试验，逐渐落头提干，减少主枝数量，由原来的细长纺锤形改为主干形，到2003年基本成形，树高2.8m左右，干高在1m左右，主枝由原来的12～16个，减少为5～8个。与未改形的3.3hm2比较，产量提高44%，优质果率提高28个百分点(表3)。
陕西延安果树试验场于1988年定植乔化红富士苹果1.67hm2，株行距4m×5m。2000年开始对其中的0.3hm2由原来的疏散分层形向开心形转化。2000年提干到1m，落头到3.2m，主枝由原来的7个，减少到5个；2001年提干到1.2m，落头到3.0m，主枝减少到3～4个；2002年提干到1.3～1.5m，落头到2.6～2.8m，主枝减少到2～3个，主枝上下垂珠帘状的结果枝组已形成，树已基本改为开心形。3年平均产量比未改形果园提高49.8%，优质果率提高26个百分点(表4)。
富县交道镇东桐村乔化红富士苹果株行距为4m×4m，树形为疏散分层形。从1999年开始向主干形转化，干高提到80cm，落头到3.2m，疏除下部大枝，培养中上部主枝，到2001年基本成形，干高80～100cm，树高2.8m，主枝变小，分布均匀，立体结果，管理方便，产量提高84.9%，优质果率提高34个百分点(表5)。
从以上几处试验看出，矮化树在幼树期和结果初期，可用细长纺锤形和纺锤形，但随着树龄增加和树冠扩大，果园开始郁闭，产量品质下降；改为主干形或开心形后，光照改善，树势增强，大枝少小枝多，比未改形的树，产量品质明显提高。乔化树用疏散分层形，主枝过大过多，树冠过大，通风透光不良，内膛空虚，结果部位外移，产量品质严重下降；而改为主干形或开心形后改善了光照条件，恢复了树势，产量品质明显提高。说明栽培苹果时，随着树龄增大适时改形，对产量和品质的稳定与提高至关重要。
中国变化范文4
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但只是日本的1/30。2006年突破2000美元，但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强，仅达美国的1/22，日本的1/19。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世界排名104，与位于第9的美国（45594美元）、第22的日本(34023美元)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位次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8位，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低于27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亚洲国家。
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因此，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载体等指标能突出反映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表现为：
经济制度方面，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土地为轴心的小生产经济向以市场为轴心的大生产经济的变迁过程。所谓市场化，即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化一般可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且市场化程度与前者呈反比，与后者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向市场化，财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30.8%降低到2006年的19.2%，而2006年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达77.3%。但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13.93%，高于新加坡等国家，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
经济结构方面，工业化程度不高。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或者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006年，中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8.9%、25.2%，比1990年的41.3%、21.4%有较大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用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定义工业化率，2006年中国25.2%的工业化率要低于德国（30.8%）、日本（28.4%）等国家。
经济载体方面，城市化程度不高。城市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实现的载体。城市化是指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07年的5.94亿，相应的城市化率由17.92%提高到44.9%。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偏低。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4%，既低于全球48.8%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不及美国（80.8%）、日本(65.8%)。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三大瓶颈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经过高速增长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方面的发展水平却未达到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从而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可从制约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入手。
市场化的行政瓶颈。政府与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命题。哈耶克认为，有些政府行为对于增进市场经济可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对于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为，则必须加以排除。否则，市场经济将无从运行。世界银行通过对1951年至1991年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应为市场之友”的发展战略，即市场有自己的纪律和规则，政府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对市场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纪律。
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始终是制约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1）政府通过控制国企、批租土地、项目审批、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地域保护等方式掌握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2）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领域，使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督者之间缺乏准确的定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削弱了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3）部分政府官员存在追求短期政绩的倾向，不惜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GDP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工业化的金融资源瓶颈。世界工业化进程表明，工业化的实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体现为金融业对工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所能获得金融资源的多少对工业化的实现至关重要。以日本为例，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措施：（1）直接给予中小企业税收、金融等优惠。（2）加强企业债权的流动性，并将技术、市场成长性与经营者能力等非财务性因素列入融资评估指标，确保中小企业融资多元化。（3）建立预防中小企业破产互助基金，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4）构建包括金融机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中小企业基金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络。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国中小企业4300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8%和税收的50.2%，解决了75%的城市就业人口。中小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增加劳动就业，吸引民间资本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所有制的特殊性，中小企业享有的金融支持始终不及国有企业。截至2006年10月底，主要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2.68万亿，仅占贷款总额的12.5%。由于无法获得公平、充分的金融资源，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受阻，从而造成工业化水平的滞后。
城市化的人口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年至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一阶段的城市化带有一定的恢复性，“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明显；1985年至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主要以沿海地区为主，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1992年至今，以发展大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为动力的城市化阶段。第三阶段向内地全面展开，城市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综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总体水平逐步提升，但是增速明显放缓，由1996的4.96%降低到2006年的2.09%。城市化进程减缓的主要原因在于：（1）农村人口基数大。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1978年为7.90亿人，虽然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但由于基数较大，中国的农村人口到2007年仍然有7.28亿，占全国人口的55.1%。（2）农村人口出生率降低缓慢。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强化了社会保障家庭化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违规超生的现象较为普遍，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情况较差。因此，虽然总体上中国人口已进入低增长阶段，但是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减缓，甚至有加速增长的趋势。（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制约。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农村向城市转移了数亿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化的大力发展。然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劳动保障、福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成本，使之不能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最终只有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其次，农村土地制度是实行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不能自由转让。这使得农民与土地易形成人身依附，并且以家庭为劳动保障单位，因此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不利于农民自身的流动，也不利于“养儿防老”观念的转变。
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三大转变
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环境，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正确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关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理论和各国实践证明，当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有效配置时，需要政府予以修正。因此，政府应该充当市场失灵时的“纠错者”，其职能可归结为提高市场效率、维护市场公平、保持市场稳定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重在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的市场：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则制度，包括各项法律、法规；政府需要调控的是市场经济的宏观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政府需要投入的是市场无法兼顾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政府需要干预的是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等。
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变“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追求经营安全与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向大企业发放贷款，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信贷间接融资相对有限；二是我国资本市场层次单一，中小企业板市场与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阻；三是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匮乏。
工业化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采取如下对策：（1）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应从长远角度发展中小企业客户，建立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开发专门的信贷品种，提供特色的金融服务。此外，政府可设立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一定的要求选择中小企业，提供专项贷款、贴息贷款。（2）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国的中小板市场目前还处于辅助地位，是小规模的初级市场，融资量比较有限。在现阶段，可以引导大企业向配套中小企业投资参股，使大企业在与配套中小企业的产品纽带关系基础上建立资本纽带关系。同时，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理顺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制，完善债券担保和信用评级制度，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3）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信用担保机构的介入，有助于分散银行贷款的风险，提高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积极性，但必须确定担保机构和贷款银行之间的风险分担比例。可以效仿英美等国，建立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机制，并设立担保风险补偿基金以抵御风险。同时，要强化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约束，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监督社会化。
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变“养儿防老”为“老有所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从根本上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降低农村人口增速，加速推动城市化进程。但目前，资金匮乏是制约农村社保体系建立的首要难题。现阶段农村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个人缴纳。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关键在于拓宽筹资渠道，解决资金难题。其中，利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与之相适应。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增长较快，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达40.8万亿元，上市公司1636家，投资者开户数近1.4亿户。伴随着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交投的空前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迅速。200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2005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0.2倍，总额逼近自1991年开征印花税以来16年的总和（2300亿元）。因此，恰当、适度地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作为农村社保基金的来源，可为农村社保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可落实地方政府应有财权，有助于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分担的农村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同时，地方政府债券作为一种“银边债券”，适合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需求，资金供给将会十分充足，而中国20多年的国债发行实践也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证。因此，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农村社保基金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
中国变化范文5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三十年了，在这风风雨雨的三十年里，中国可谓是焕然一新了，科技迅速发展，人民文化显著提高，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至今难忘。
记得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回老家——福建，那时，我的爷爷奶奶住在农村，那里没公路，没汽车，我们只好走着上去，房屋很简陋，都是用木头、砖头……而且，那连厕所也没有。就这样，我开始了一段乡村生活。有一天，我去隔壁农家玩，在不经意间，我看到了一幕：一位衣衫褴褛的老爷爷正拿着一个麻袋，站在一家农户前，我见了，十分疑惑，便凑近一看，原来那个老爷爷正向别人借粮食，他低声下气地说：“可不可以借我一点粮食啊？我家孩子现在很饿。”接着，这户人家给他一把米，说：“我只能给你这些。”这个老爷爷听了连忙道谢。就这样，这个老爷爷，终于，借到了将近3/1袋的米，虽然只有这一点，但这个老爷爷已经乐此不疲了。我见了，心想：原来这里的人民这么穷苦，连粮食也要问别人借……而现在，中国这个国家科技迅速发展，生活品质也随着提高，当我又回到了那里，我发现，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寒酸的乡村了，现在，那里的人们现在个个都很富裕，高楼大厦，汽车公路，那里的一切都变得现代化了，我刚到那里时，都认不出那是我以前去的那个小村庄了，原来大家家里的粮食都很少，还要靠借粮食才能维持生计，而现在，每家每户的粮食多的是，还要卖粮食赚钱呢！我见到了这一幕，心里是又惊又喜，心想：短短几年的时间，这里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大，如果说中国这几年来有着巨大的变化，那么我相信这件事一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是一个好的科技发达的国家。
这就是令我最难忘的一件事，一件证明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有着巨大变化的一件事！
中国变化范文6
后危机时期我国国家收支的新变化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变化，我们先对2005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国际收支变化的特点。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自于商品出口顺差这一项，历史上其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贡献度高达90%。但是要注意到这里的商品出口主要指的是加工贸易商品出口，一般贸易商品出口顺差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同时资本项目也长年保持顺差，形成罕见的“双顺差”，这样就导致了我国近几年官方储备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增速呈加快趋势。这些都是在金融危机以前就已经达成的共识，本文将不再赘述，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我国经常项目账户余额迅速下降，2010年虽然有所恢复，但只是接近2007年的水平。根据2011年的前三个季度数据显示，我国经常项目余额又一次骤然下降，到年末可能只有2006年的水平。与此相反，自2009年开始，我国资本金融项目余额连续大幅增加，2011年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2600亿美元，在数额上首次超过经常项目余额。因此，官方储备增加额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仍然保持高速的增长，且增速呈加快趋势。
我们取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两项的数据，制成2005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变化图，如图1。
图1表明，自2009年开始，我国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在“双顺差”中的比重突然加大，并持续下去。2011年，资本金融项目顺差首次超过经常项目顺差，成为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如图，两者的共同面积等于官方储备增加额，可见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也保持高速的增长，并在后危机时期增速加快。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的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在金融危机以来如此高速的增长呢？本文进一步观察了金融项目账户下的子科目。我们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其子科目外国直接投资余额一直高于整个资本金融项目账户，也就是说，除去外国直接投资账户，我国的资本金融项目就为逆差。但在2009年，外国直接投资账户余额开始低于金融项目账户，即除去外国直接投资，我国的资本金融项目仍为顺差，这与2009年之前完全相反（见图2）。
同时，发现其他投资账户余额从2009年起持续大幅增加，成为推动整个资本金融项目余额增长的另一大推动力，截至2011年，其对资本金融项目账户的贡献度为43%，略低于外国直接投资账户的50%。
现在我们进一步观察其他投资账户的子科目，寻找其他投资账户贷方余额2009年以来迅速增加的原因，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其他投资账户贷方余额的增长并不是由于国外企业对国内企业的贸易信贷，因为我国企业对外的贸易信贷数额也很大，贸易信贷贷方余额并不高。整个其他投资账户贷方净差额主要来自贷款项，即外国对国内的放贷远远大于国内对国外的放贷，2009年这种趋势不明显，但从2010年开始就逐步趋于明显了。需要强调的是这其中短期贷款又占主体地位，达到87%左右。因此可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外对国内的净贷款额的增加成为了资本金融项目顺差的另一主要原因。
新变化出现的原因
以上说明了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现在我们来逐一探寻它们形成的原因。在200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的顺差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而不是内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国内企业往往只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缺少核心竞争力，这种世界工厂的地位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一旦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失去，制造厂商就会转移工厂至中国的竞争国如印度、越南等。这样中国就会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并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内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处于逆差状态。经常项目顺差潜在的脆弱性无法抵御人民币升值的冲击。2010年9月重启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总体上处于缓慢升值的状态，截至2011年1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35，相对于2010年9月的6.83升值了约7%。这样我国的商品出口顺差就从2011年开始迅速下降，逆转了2010年经济复苏的态势，2011年末只能达到2006年的水平。
再来看看资本金融项目，外国直接投资在2009年受危机影响有所下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投资机会的增加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吸引，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大幅上涨，目前已恢复到危机前期的高位水平。
最有戏剧性变化的是金融项目账户下的其他投资账户贷方余额，在2009年危机期间突然急剧上涨，而且其中的债务方贷款项是其主要增加的来源，从直观上可理解为外国对我国的放贷净额的急剧增加。是什么原因让我国的外国对内贷款净额在2009年开始急剧上涨呢？首先，发达经济体经济比较低迷，但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比较高速，国际上愿意把资金借贷给国内寻找投资机会。其次，我国2011年来实施稳健（实际偏紧）的货币政策，一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从2010年12月26日的2.75%提高到2011年7月7日的3.5%，利差套利机会也促使国外的短期资金涌入国内。最后，2010年中国重启汇改，人民币实质上的单边升值的状态及升值预期让国外企业更愿意对国内放贷，而国内企业也更愿意利用国外融资以减少成本。需要注意，这部分因人民币升值而增加的短期贷款有很多是带有投机性质的，属于典型的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出口下降影响，经常项目顺差大幅下降，但我国仍能维持外汇储备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外对国内贷款尤其是短期贷款的增加导致资本项目顺差的骤然增长，而这些对资本项目顺差产生影响的巨幅增加的短期贷款主要是由人民币升值预期而涌入的国际游资，这些投机性质的巨额资金对实体经济具有潜在的威胁，一旦人民币汇率达到其均衡水平或者我国经济出现波动，它们会迅速撤离，将对我国经济形成很大的负面冲击。
在这种全球经济形势下，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在未来几年仍会存在；外国直接投资将保持之前的势头继续上涨，同时短期国际游资迅速涌入，我国资本金融项目的顺差会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这样，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存在，外汇储备也保持高速增长，国内货币供给被动增加，这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不会得到解决，如果继续恶性循环，对我国的经济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需要注意，国际游资比重的加大加剧了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潜在风险与脆弱性。国家必须加强对这些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继续保持对“热钱”的高压打击态势，积极采取措施抑制套利资金流入。
应对与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国理想的国际收支状况应该是，以内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顺差为主体的经常项目顺差，产品占据海外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同时资本金融项目逆差，国内资本走出去，在海外广泛投资，推广本国的文化与品牌，增进与世界的交流。但现实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双顺差”给我们带来巨幅官方储备的增长，表面上对我国有利，实质上是把国内的资源低廉的用于外国人消费，同时让外国的品牌与文化在国内得到推广，打压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国民的福利没有得到与“经济奇迹”相配的提高。
国家现有的政策正在朝这方面努力，如“十二五”规划里就强调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此举可以让经常项目顺差更多的来自内资的一般贸易，并可能让内资的一般贸易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但规划里实质上的依靠主体是国有企业，在2010年内资一般贸易出现逆差，这是备受支持的国有企业以及被冷落的民营企业共同的成绩单。我们对“十二五”规划时期国企能否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拭目以待。同时，国家也借助这次金融危机大胆实施海外战略，真正实践“走出去”战略，但目前相比国外对内直接投资来说，其金额与规模还差得很远，但我们看好这一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