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范文1
关键词:苏轼;诗词;豪放派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149-02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坛人才荟萃,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苏轼以其作品的迷人魅力、以为人的爽直情感、以处世的乐观旷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并且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之一。
一、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写水灾后江浙人民的艰难,《夜泊牛口》写沿江居民的生活苦痛,《吴中田妇叹》则反映了当时赋税深重,谷贱伤农的境况。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对民众疾苦的关心。
苏轼的关心民众疾苦的诗词很多,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人民的苦难,他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交织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他常常“作诗先自劾”,首先将诗歌作为自我批判的工具,而不是仅仅表达对他人的同情。苏轼一生阅历丰富,诗词取材广泛,其社会政治诗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广度方面,比起前人有着新的开掘和推进,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
二、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学者们一般认为唐朝以前的诗歌内容较窄,格局较小,明代李东阳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譹?讹。就创作风格而言,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作或许比苏诗更要突出、鲜明,但若论创作成就,苏轼则是出类拔萃的。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譺?讹指出了两者风格的相似。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所以苏轼的和陶诗虽在用韵、句数、格调等方面与陶诗相近,但内容却不为其所限,举凡自然景物、风土人情以及人世沧桑都被苏轼纳入诗中。其题画诗不仅诗中有画,还善于传达出画中的神韵,进而自由生发,达到了信笔挥洒、自然真率的境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苏轼诗词中美学价值最高的是那些写景抒怀的作品。苏轼喜欢登山临水,“身行万里半天下”,“行遍天下意未阑”,可以说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苏轼写山水往往注入自己深厚的情致,如《游金山寺》先由万里征程、半生宦游导人写景,然后写江景之奇丽,并以“望乡国”照应开端,结尾处借江神见怪、自誓归田收束全篇。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曾评论此诗说:“通篇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有些诗则由写景抒怀升华到对社会生活及现象的深刻思辨,使之带有浓厚的哲思意味。《题西林壁》一诗说明拘囿于事物之中就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想要认识复杂的事物就必须能从中跳出来,不能因循守旧,局限于条条框框。这样诗词就由纯粹客观的描摹写景变成有主体感情的造景,所以他的山水诗往往物我交融,情与景密不可分。苏轼的这类诗作不在于具有多么鲜明的意象,而在于在日常情景中生发出弦外之音,说出人人心中皆有而笔下却无的道理。
苏轼在其词的创作中则更多的是表现自我。他的词或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或流露仕途挫折和复杂的人生感慨;或表现其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或反映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等等。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也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三、兼收并蓄的同时自觉革新
苏轼在诗词创作中能够自觉革新,对诗歌风格的主张是兼收并蓄。他对《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都做过精深的研读,诗词创作深受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大家的影响。他能够欣赏多种文学风格,说明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影响了他的诗词创作。苏轼诗词的风格基调是清雄奔放,有简淡绝俗之美感,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调和,互相渗透,所以苏轼诗词中的佳作常常是表现出刚柔并济的风貌。
在诗歌创作方面,苏轼古今各体兼善,而以七古为最优。施补华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譻?讹“以才学为诗”是苏轼诗作的特点之一。苏轼学识广博,精熟典实,所以信手拈来,随意驱使,使其作品尽呈古雅之貌。一般而言,苏诗的用典平稳妥贴,浑然天成,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但有时用典过多,也招致了后人的批评。王夫之也曾经说:“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譼?讹这话虽有过激之处,但也指出了苏诗的缺陷。苏诗常可见到“以文为诗”之处,这有助于苏诗自然奔放风格的形成,尤其是古诗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在宋诗革新的过程中,苏轼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宋诗新面貌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北宋诗坛的第一大家。
苏轼对词的革新,主要是提出了“词的诗化”理论。这在他的词论中反映了出来,其词论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简及宋人所作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之中,约有十余则,见解新颖独到,时常体现出变革的思想。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小道”,在宋初文人的心目中是“方之曲艺,尤不逮焉”,其地位与诗文无法同日而语。但苏轼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诗尊词卑的偏见。他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认为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从文体的角度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就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苏轼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对词体的革新在文学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北宋的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誉?讹充分肯定了苏轼在革新宋词中的功劳和作用。
四、 倡导词之诗化,开创豪放词风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促进了词风的转变,改变了人们于词独重女音、偏尚婉媚的观念。宋朝以前词的创作被称为“艳科”,自唐五代以来就多写艳情,风格上主要是婉约柔曼,最具代表性的柳永的词就是如此。苏轼作词时正是柳词风靡一时之际,其词“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苏轼对这种词风很是反感,所以他的词作是从力辟柳永开始的。据《高斋诗话》记载,秦少游自会稽入京师拜见东坡,东坡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则回答说:“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又说:“销魂当此际,非柳七吾乎?”苏轼对秦观的批评毫不留情,可见他对浮靡词风的强烈不满。
后人认为苏轼革新词风的一大成果就是创立了豪放词风。这种说法可以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中看到:“豪放风流,不可及也。”随后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明朝的《诗余图谱》更是以豪放论定苏词:“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所谓豪放,是指苏词劲拔雄健、磊落恢弘、放笔挥洒、不受拘束的一种创作个性。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苏词中如流传甚广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早期为送陈述古而写的[清平乐],为和杨元素而作的[南乡子]《七夕》,送陈令举作的[鹊桥仙],后期守徐州时所写的[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贬黄州时所作的[满庭芳],知颖州时所写的[满江红]等,都是笔力矫健、词锋凌厉之作。但是,苏轼革新词风的功绩与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开创豪放词风。从《东坡乐府》看,豪放词约占七分之一左右,而其他词作或清峻秀丽,或空灵蕴藉,风格多种多样。即使与豪放词分庭抗礼的婉约词,苏词中也有不少,历来被人交口称誉。冯煦为朱孝臧注《东坡乐府》作序,就提出:“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日之,非知苏、辛者也。”苏轼词风格的多样性表明,他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地反对婉约一派,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占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苏轼在诗化理论的指导下开拓了词体堂庑。苏轼的词在风花雪月之外,把怀古感怀、思亲念远、言志抒情、咏物记游、酬唱应答、叙事绘景、赠别悼亡,甚至谈禅说理、滑稽戏谑等等都纳入了其词之中。尤其是其词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士大夫情怀的抒发,对人世沧桑的思索,比起对男女情思、花间樽前等传统的词的题材选取而言,有一种较大的变化。苏词不仅内容开阔,而且表现重点有所转移。词本多写男女情思、离愁别恨,而苏轼则把词作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更多的表现自我的内心情感。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和少年时代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 [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则反映出作者感到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他独特的个性。元好问曾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譾?讹
苏轼将词作为陶写性情之具,其意义首先在于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乐歌唱之外,还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其次在于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提高了词的品位,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第三,他注重以词陶写情性,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有所不同,而是比较贴近于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作了合乎情理的修正。刘辰翁曾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譿?讹所言甚是。
苏轼在词律上也有创新之处。他在创作时着重引进了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念奴娇]、[水调歌头]、[哨遍]等词调,有的是自度腔,有的是他最先使用,有的是他运用之后得以在世上流传与推广。这些词牌后来这所以成为词人常用的熟调,往往就是通过苏轼之词作为媒介的。
苏轼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创了北宋一代诗歌新风;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风的创始者。读苏轼,苏轼诗中有理性的思考,有超然入化的神韵;读苏轼,苏轼词中有人生的感悟,有天地奇观和滚滚思潮。苏轼是个特别的人,在别人认为他最应该哭的时候,乐观的苏轼却坦然微笑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华美篇章。
苏轼诗词范文2
【关键词】桃花诗 讽刺 “刘郎” 苏轼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10－0109－01
刘禹锡诗集中写到桃花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这近三十首言桃的作品是借桃来传达刘禹锡所要表达的情感，《旧唐书》记载了刘禹锡被贬之后借草树来表达情感：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
刘禹锡的两首著名的桃花诗即是借写桃花来表达对打击永贞革新的权贵的嘲讽：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以上是刘禹锡有名的两首惹祸的桃花诗，刘禹锡写这两首桃花诗用意极其深刻：“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刘禹锡利用桃花还有恃暖花开、花期短这一特点来象征某一类人，他们趋炎附势，最后还是没有好下场，这是刘禹锡对排挤自己的权贵的轻蔑。从这两首桃花诗中也可以看出刘禹锡那坚定、不畏强势、敢于斗争的乐观个性。“尽是刘郎去后栽”、“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些斩钉截铁的语句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尤其是“刘郎”这一称呼几乎成了刘禹锡的代称了，对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影响颇深。
关于“刘郎”这一呼谓学术界已有讨论，有以下几种情形：神话中刘晨的称谓；三国时刘备的别称；汉武帝刘彻的指代；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借指；代称作者所述之人等。白居易与刘禹锡关系甚厚，在他的作品中多用“刘郎”指刘禹锡，如他的《酬刘和州戏赠》：“钱唐山水接苏台，两地褰帷愧不才。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双蛾解佩啼相送，五马鸣珂笑却回。不似刘郎无景行，长抛春恨在天台。”《早春同刘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梁园不到一年强，遥想清吟对绿觞。更有何人能饮酌，新添几卷好篇章。马头拂柳时回辔，豹尾穿花暂亚枪。谁引相公开口笑，不逢白监与刘郎。”《忆旧游（寄刘苏州）》：“忆旧游，旧游安在哉。旧游之人半白首，旧游之地多苍苔。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六七年前狂烂熳，三千里外思裴回。李娟张态一，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赖得刘郎解吟咏，江山气色合归来。”在白居易那里，“刘郎”差不多专指刘禹锡了。
首先，苏轼对刘禹锡两首桃花诗中“刘郎”一词的接受表现在苏轼本人诗词中“刘郎”一词的运用。
苏轼诗中有“刘郎”称谓的有二十一处之多，苏轼集中的“刘郎”显然有多种指代，如指刘禹锡、刘姓朋友、所述之人。
如苏轼的《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不到谢公台，明月清风好在哉。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人娇（王都尉席上赠侍人）》：“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密意难窥，羞容易见。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在苏轼的这两首词中，皆有刘禹锡两首桃花诗的痕迹。
其次，苏轼对刘禹锡两首桃花诗中“刘郎”一词的接受还表现在继承了刘诗中“刘郎”一词原有的意思。
在刘禹锡诗中，“刘郎”一词已是具有坚定、不畏强势、敢于斗争品性的一类人了，所以在刘禹锡笔下“刘郎”一词是褒义的用法。苏轼继承了刘禹锡的这一用法，无论是指刘禹锡本人还是指自己的刘姓朋友或是所要写之人，都是表达对对方的一种赞赏之情，是对对方人品个性的一种评价。
苏轼对刘禹锡的为人是称道的，苏轼学刘诗，在宋代文人的笔记中是有记载的，宋代文人邢敦夫曾有一把扇子，扇上题有苏轼的一首诗，黄庭坚看到此诗后以为是刘禹锡所作，可见苏轼学刘禹锡已达到了神似的程度了。刘禹锡的诗歌风格影响着苏轼，刘禹锡的个性特征也自然深深影响着苏轼。苏轼评价刘禹锡：“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苏轼更写一文《刘禹锡文过不悛》来赞赏刘禹锡狷洁的个性。其实苏轼本人也是一位个性狷洁的人。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刘禹锡与苏轼有着共同的特点：好骂。其实也就是说刘苏二人喜欢在作品中用到婉曲的方法来讥刺时人、时政或时事。
苏轼与刘禹锡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刘禹锡因为参与王叔新运动失败而流放，苏轼因为北宋新旧党争而遭贬。在贬所刘禹锡表现高昂的斗志，苏轼在贬所也是旷达超然。苏轼接受刘禹锡诗，刘禹锡的人生遭际一定会对他产生具大影响，刘禹锡那砥砺不屈的人格的魅力对苏轼也有影响。苏轼诗中的“刘郎”与刘禹锡诗中的“刘郎”一样都是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畏强势、敢于斗争的品性。
参考文献
苏轼诗词范文3
苏轼论诗、文、书、画时有拔除流俗、超越前人的见解。他以诗为标尺来衡量的得失高下，其《与蔡景繁书》云：“颁示新词，古人长短诗也。”词自晚唐五代流为“艳科”，功用狭窄，地位低下。入宋，被士林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人们认为，词只适宜于表现儿女之情，闺阁之思。因此，一些名公臣卿于公私宴集，酒酣耳热之际弱冠填词，但都把它作为“成浪游戏”。与“明道”、“载道”、“言表”、“致用”的诗，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可以说，词为“艳科”是宋初文人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苏轼以诗论词,旨意在破除这一观念，使词与诗同道合流，从而推尊词体，提高词品。
一、诗词同源，是苏轼以诗论词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出发点
诗词同源，是苏轼以诗论词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在前引《与蔡景繁书》中，他以“古人长短诗”赞扬蔡词，已悄然流露出在古诗中为问词寻根溯源的意图。而在《祭张子野文》里，他则明确地表示出了诗词同源的观点：“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他指出，词乃诗之苗裔，由诗一脉传承。那么，苏轼提出词为诗裔有何寓意呢？苏轼认为，词源于诗，尽管诗词两者的外在形式有所差异，但“搜研物清，刮发幽翳”的本质功能应当一致。他还认为，就形式而言，长短句亦非词所独专，古人乐府歌词中即已有之，可是古人并未以之专写艳。他标举“古人长短句诗”以揭示词之渊源。一方面为了把词由“艳科”、“小道”提高到与诗并驾齐驱的正统地位而在思想观念上廓清谬误，正本清源，提供其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以指示词之创作方向，倡导词之诗化，向诗回归，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张扬旗帜，开辟道路。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内涵在于开拓词的表现疆域，以增加词的功用。在苏轼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只要为诗人“耳目之所接”，且“杂然有触于中”，就都可以发于咏叹”[1]。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敢于冲破“艳科”，超越世俗偏见，打通诗词界限，在很多方面作了创新。现在东坡词约有300首。举凡叙事绘景，言志抒情，咏物记游，怀古感旧，酬唱应合，赠别悼亡，怀亲念远，乃至谈禅说理，滑稽戏虐，几乎无所不有。东坡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别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因此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2]刘熙载亦说：“东坡词如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3]苏轼词在题材，内容上的多方面开拓，不仅是他倡导词之诗化的生动体现，也是其诗化理论具体内涵的形象展示。
在《与鲜于子骏书》里，可见他变革词风的自觉：“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4]。此信是苏轼任密州西州时写的，信中所提之词，即《江城子・密州出猎》。此词激情澎湃，意气豪迈，风调卓然，别树一格。苏轼明知此词无“柳七郎风味”，却以自是一家而自豪，显示了他变革词风的强烈意愿的决心。
二、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旨意在开发词体的抒情性能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旨意在开发词体的抒情性能，使词由专司儿女相思之情的“小道”，走向“虽嘻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5]的大道，使词成为陶冶情趣的工具。因为当时词风浮靡和人们对词所抱的保守观念，偶尔出现的一些转变词风的思想，也如电光流火，稍纵即逝。直到苏轼革新词风，倡导词之诗化，方使以词陶写情性，成为词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苏轼一贯把作家主题情性的自在体现，看做文艺创作的根本动因和上乘境界。他涉笔词的创作时，已年近不惑，其文艺思想已经基本成熟，他是从文艺体论的总体角度去把握词的本质，开发词的抒情功能的，这在他的词作中更可以得到充分印征。诸如：“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此心安出是吾乡”（《定风波》）；“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等等。这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句，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自在体现。
苏轼注重以词陶冶性情，是其倡导词之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词为诗裔”理论中颇有意义的一个内核。其一，他把士大夫的情性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在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乐歌唱之外，尚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其二，他以词为陶冶工具，把士大夫的思想情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结合到一起，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诗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其三，他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感为主的宗旨，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不同途辙，而贴近一般士大夫的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这其实是苏轼对词坛带来的富有成效的变革。在苏轼的影响下，俗门词人论词，对性情多有重视，如黄庭坚把晏几道的一些言情之作，与宋玉的《高堂赋》、曹植的《烙神赋》相提并论，在于他认为晏几道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磊隗权奇，疏于顾及”[6]的个性。黄庭早在评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时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7]张耒在词论中说：“文章至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8]可以看出，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要点可以归纳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拓，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怎样看待词合乐歌唱的职能,词的产生与特定的音乐因素分不开，而特定的音乐因素还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对于苏轼的词是否合乎音律，宋人各执一端，聚讼纷纭。李清照批评苏轼的词是“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葺之诗”[9]。黄庭坚说：“东坡居士曲，世所见着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10]有人还认为，苏轼词之所以不和音律，在于他“不能唱曲”。其实苏词之合律与否，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苏轼在思想上对词是否合乎音律的认识。
三、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及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及词的音乐属性，从他的一些词的词序看，他对词应否合乎音律有着明确的认识。他曾在《哨遍》和《水调歌头》的词序中，两度提到“稍加隐括，使就声律”。填词时，他也自觉遵守乐曲音律对歌词形式的制约。他曾将张志和的《渔歌子》一词牌名改为《浣溪沙》，再改为《鹧鸪天》是因为他对词的音乐属性的重视。《老学庵笔记》中陆游这样说：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寄裁剪以就声律耳”。然而，苏轼重视词的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劝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这就是苏轼，这也就是他改革词风一味婉媚的一方面，因此他的词才有“ 别是一家”的格调，苏轼词就这样产生了。由于豪放词本身的特点要求，他有重文意的表达而不斤斤拘泥与乐曲音律严格约束的一贯态度。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曾说过“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以气“心”与“体”的比喻，确定“诗”与“声”的关系。苏轼对词之双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持有与刘勰相同的看法，尤其是当其任情适性，横放杰出之际。这在普遍以词隶从与乐的北宋词坛，实属遗世独立的超前意识，有着矫枉救弊的重要意义。
那么，词作为合乐诗，兼具它的是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和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入耳目。珠联璧合，方是诗歌创作的理想境界。苏轼不愿恪守乐曲音律的严格束缚，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和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意义，当然也存在对词的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尽管他在理论上主张“寄秒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11]，在规矩法度的制约下追求主题创造的自由；在思想上虽认识到“豪放太过，恐造物主不客人如此快活”[12]，但在歌词创作的实践上并不完全依存于艺术形式的客观规定性，他的词也确实存在不尽和音律的现象。苏轼正是因为音律问题而使自己对词风，词体的伟大革新承蒙于当时。如果他在注重词的文学属性的同时，也同样注重词的音乐属性，对词之内容形式兼顾并重，那么，不仅可以使词本身更加文质兼优，更加完美，而且可以使他的革新给整个词坛带来更为广泛、更为深远、更有成效的积极影响。
苏轼为了使词能够表现更广阔、更丰富的内容，表现更博大、更高昂的精神，把词引向一个更广阔光明的境地，他也没少受许多文人的指责，被视为“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他的词确实气魄宏伟，风格刚健，情调开朗，感情充沛，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并且，在他的诗化理论影响下，豪放词备受关注。到南宋，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词承担起了反映时代的历史使命，辛弃疾不仅以诗为词，还以文为词，以赋为词，使词最终冲破了一切樊篱，达到了真正无事不可入的境地，把豪放之词推向了顶峰，把词的社会功能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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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轼.《书吴道子孟后》.徐中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97.
苏轼诗词范文4
摘要：北宋一代文豪苏轼，以其多方面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当以他的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苏轼对宋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音律，都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①苏轼词作的创新，促进了词体革新，苏词从风格上、题材上、立意上、手法上大胆创新，极大拓展了词的意境和表现力。
关键词：苏轼；词；创新
作者简介：李汉南，1987年11月，女，河南省郑州市人，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方向。
[中图分类号]：H1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0-0043-01
北宋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到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新声歌曲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故而出现了柳永以俚俗写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②的广泛群众化态势。然而，对于北宋中期的表面承平而内里孕育危机的情势，并非一般世俗文人所能观察，苏轼却以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预见性告诫世人：“天下有承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③对于词他高举“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④和“庶几有补于国”⑤的艺术大旗，使词从世俗感性刺激的表现中超脱出来，发展成为时代精神的艺术载体，从而解决了艳科文人词的旧格式，树立新范式，“指出向上的一路，新天下耳目。”⑥
一、风格新――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
苏轼是北宋第一个把诗文革新精神扩大到词作领域的词人。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他开拓的雄健豪放、飘逸洒脱的词风，极大地提高了词的意境和表现力。
苏词创作于柳永词风靡一时的时期，他顶住了文人的舆论压力，摆脱了传统势力的束缚，全面冲出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他赋予了词这种艺术形式以新的生命，新的风格，其豪放清旷的词风，给宋词带来了新的气象。
二、题材新――扩大词的表现能力，开拓词境
苏轼的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抑，有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命运。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提倡现实文风，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因此，他更容易突破仅用来言情的题材束缚，凡是能写到诗里的题材内容都毫无顾忌地全写到词里去，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苏轼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⑧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豪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苏词以反映农村生活，田园风光，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则别有一番风味。如《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晚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刻画秋日农村景象，鲜明生动，历历如见。上片四句分别取四组景象，远景近景相同，听觉视觉互用，动态静态结合，宛如一幅幅变动的图画。下片写人的活动和感受，表现词人对生活的热爱。
三、手法新――以诗为词
苏轼的以诗为词主要表现在题序、用典、打破了词律的束缚和词调的凝固化等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饮食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作。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中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有些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起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参考文献：
①葛晓音.唐宋词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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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苏轼.制策（策略一）. 苏轼文集（卷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6，57.
④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序. 苏轼文集（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6，65.
⑤宋史.苏轼传［S］. 北京：中华书局，1986，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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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6.
苏轼诗词范文5
苏轼、李清照分别作为宋代词坛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两大代表人物，是宋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宋词及以后词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他们两人在关于宋词的发展方向方面有相当多的异同，因此，去探讨他们的这种异同和是什么造成他们这种现象是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
本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了他们早年人生经历的相似和差异，笔者认为苏轼和李清照早年的不同经历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审美理想;第二部分从细微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对宋词审美理想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审美理想 宋词 苏轼 李清照
第一部分 豁达乐观的苏轼和多愁善感的李清照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所在的宋朝是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部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方面，经济高度繁荣，物阜民丰；另一方面，国力却日渐衰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非常糟糕，对辽对金作战屡屡失败。同时，内部官僚机构膨胀，，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从此踏上仕途。，但他仕途不顺，几经贬谪，像许多正直有才华得知识分子一样，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在新派与旧派斗争的漩涡中，起伏沉浮，历经坎坷。下面将苏轼的仕途之路罗列，以便更为清晰直观的看到苏轼一生的起起伏伏：
初任在凤翔，三年后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
同年父亲苏洵病故。
三十四岁再回汴京。时王安石推行变法，，但因亲眼目睹变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受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杭州任满三年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大概十年后，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乌台诗案”，被捕下狱。
苏轼受百天牢狱之灾，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经多方面的营救，终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职位相当低的闲职黄州团练副使。经此一狱开始变得达观，遂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自称“东坡居士”。
元丰七年，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因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其幼儿不幸夭折。苏轼上书朝廷，请求暂时到常州居住。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
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后来认识到到新党旧党皆一丘之貉，后终又受排挤，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重回杭州做太守。
杭州生活很惬意，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苏轼就再次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又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一度被贬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
由苏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饱尝宦海沉浮之苦。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态度上自始至终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但他始终没有退隐，说明儒家中为君为民的思想占据上风。他于恶劣环境中学会了如何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在谪居之地，不能不说苏轼身处蛮荒的边远之地就没有一点悲伤。悲伤是有的，但他善于化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2】说明了苏轼是以一种“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的，他的阳刚之气溢于言表，颇有海明威笔下的“硬汉”精神。也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观造就了他“以诗为词”、“推崇阳刚”“平淡朴质”“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
李清照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这一点上与苏轼是极为相似的。她少女时代在济南有过非常欢乐的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3】
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那首著名的《醉花阴》，便是在这时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明诚死后，清照陷入悲苦的困境中。后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她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掺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时，她充满了“物是人非”的忧愁和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愤慨。
纵观李清照一生，虽然没有苏轼那样“蒙太奇”式的命运，但她一路走来也多坎坷。与苏轼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李清照毕竟不具有苏轼达观的心态。且作为少女，早年生活愉快，并无忧愁可言，婚后与丈夫感情融洽，因丈夫常年在外，多思念之情，加之她多愁善感的性格，情感更缠绵，更细腻。因而当挫折来临时，她更多的是陷于其中，虽不至于不能自拔，亦多悲叹身世，十分感伤，很少有豪迈超脱的气概。这使她的词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她的词前期多写悠闲的生活，后期之作与前期相比迥然不同，一改早年清丽、明快的风格，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抒发了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婉媚”、“别是一家”的审美理想。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这同苏轼的“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截然不同。
正是苏轼和李清照的不同经历，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造成了他们对词学不同的审美理想。
第二部分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
苏轼和李清照对宋词的审美理想有诸多差异，他们分别有着“自是一家”和“别是一家”的观点。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李清照则认为应该“以词为词”； 苏轼崇尚豪放阳刚，李清照欣赏婉约唯美；苏轼不满意词固守音律，重感情自由抒发，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典重妍丽。这决定了宋朝两大代表词派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审美理想。
下面将就这三方面一一加以表述。转贴于 （一） “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词”
宋朝初期的词，其风格基本上是沿袭五代词的绮靡俗艳，柳永是代表，其内容多为艳情风月，深得市井喜爱。故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故而宋词也有“聊佐清欢”的审美理想。但苏轼对词坛这种沉迷与艳情的风气十分不满。他有意识的想打破这种格局，开拓词的境界，他的词雄豪奔放，意境辽阔，被后人誉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以诗为词“即是他为开拓词的境界提出的。
谈“以诗为词”，必然要讲到诗词的区别。中国的诗歌过多的强调“言志”、“比兴”传统。，因而诗承担了很多政治使命。它大多要受礼仪的统领和节制，诗情要合乎礼仪，所以大多数诗格调高雅；而词不受礼仪限制，可以自由地抒情，但过于注重音律，所以又不可避免的因此导致词较诗而言，视野狭隘、格调卑下、专注形式而难以自由抒发心志。苏东坡提出让词继承发扬诗的“言志”、“寄兴”的传统，以扩大词的境界，加重词的分量，希望词像诗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将“以诗为词”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理想，将此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实践。
苏轼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入世、出世之两面，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入世精神很强，他的抱负主要在政治方面，写诗作词仅仅只是余事。但仕途不顺，怀才不遇，使他的感情郁结于胸，而词比
诗从性质而言更易言志，他便不满足与词的专主抒情，而要用它来言志，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仅只是苏轼一个，因为像他那样壮志难酬的人不在少数，因而便形成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而这一词学主张在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就有李清照。李清照提出“自是一家”，即“以词为词”，与苏轼的审美理想截然相反。她虽不主张将诗词彻底区分开来，比较注重词的社会内涵。但她还是主张诗词有别的。词就是词，不能当诗来写。在诗词有别这个问题上，李清照主要认为差异在音律上。她认为，苏轼虽然学问甚好，但所作的词还只能是长短句的诗，因为往往不协词的音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导致两种不同的词风，但两者并不是特别的针锋相对，两者均强调词应具有社会内涵，这种兼容性确保了词的发展，并分别开拓了不同的境界和意境，确保为后世带来不同风格的宋词精华。
（二） 豪放与婉约
早在明代，张延就提出将宋词划分为“豪放”和“婉媚”两大派。苏轼和李清照便毫无疑问的成为两派的代表人物。他个人虽不主张写作风格豪放的词，也有一些可以看做是婉约的词，如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轼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在走豪放派的道路，那些推人向上、使人奋进的文字无疑证明“豪放”是苏轼的一大审美理想。如苏轼的《定风波》，“莫听传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洋溢着乐观豁达、豪迈奔放之情，那种笑对危难、大度从容的人生态度让人佩服。关于这一审美理想的形成原因，前面第一部分中已经详细的表述了苏轼的一生坎坷，其诗词豪放的特点与其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就不再赘述。
而作为婉约派代表人物的李清照，词多缠绵细腻，清丽骚雅，词调蕴藉，含蓄委婉。像我们熟悉的《武陵春》、《醉花阴》等都表现出其委婉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豪放派以气势力量取胜，但难免有时失之于粗犷喧嚣，不够文雅；婉约派虽以细腻见长，但总让人感到过于软媚柔弱。正是两者的发展为后来姜夔将两者结合起来创立风雅词派打下了基础。还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李清照仅仅就只作婉约之词，在南渡之初，她曾做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应该归于豪放派一类。而苏轼的《江城子》也该归队于婉约派。这里将豪放和婉约是就其创作的大体风格而言的，是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理想。
（三） 不为音律所限与典重妍丽
李清照说过，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接句读不葺之诗尔，有往往不协音律”。【4】.可见苏轼的词不受音律束缚，一任心灵抒写。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但苏轼大多数作品是不合音律的。那为何还要将此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理想呢，原因在于，作为词学改革的前锋，其主张在北宋时代并未占到主体，但是在南宋却蔚然成风。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辛弃疾。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在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中，投降派总是占据上风，恢复中原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那些像辛弃疾一样的爱国人士不能不扼腕浩叹，悲愤填膺，有泪如倾。当他们把一腔热情倾注于诗篇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苏轼的“不为音律所限”的观点。在主张音律方面，就词的“本色”讲，词应该合乎音乐，因为词是从歌词发展而来的，应该婉约柔美。但李清照是有分寸的，她并不认为合乎音律的词就一定是好词。她曾批评柳永的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5】可以看出，李清照心中的好词应该是格调高雅，典重妍丽，具有大家闺秀气派。这便是李清照的审美理想。
苏轼和李清照的审美理想在某些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或豪放或婉约，或“以诗为词”或“以词为词”，或不主张音律或主张典重妍丽。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生平经历不同，从而造成个人性格迥异，因而有了宋代两种不同的词风，他们为宋代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宋代两大词派闪现不同的光彩。
参考文献：【1】苏轼《临江仙》
【2】苏轼《超然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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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清照《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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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考文献：
《中国古典美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苏轼诗词范文6
这些墓园的标示符，如诗魂撰写的往事，在嵩岳余脉莲花山和汝水旷川蔓延的空气中余音轻绕。这是河南郏县境内一个情思深婉的墓园，葬埋着四川籍的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苏辙与其父苏洵衣冠。我在深春四月天，和一帮文朋诗友慕名而来在三苏寺大门内的“青山玉瘗”牌坊前驻足。凭吊苏坟，是要先拜谒这个石坊的。幸而在诗人高春林的随笔《一个无上清凉的石坊》里，通读过这个石坊，说是“青山玉瘗”这四个大字是明代政要王尚絅特别临摹苏轼手迹在戒烟戒酒戒色戒荤一段时间后来撰写的，可见其来历真是很虔敬很慎重。不过，能打湿我情愫的乃是左右石柱隶刻苏轼的《狱中示子由》词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睹诗思人，一种渊然以思，爽然而又怅然，莫名其安在的感觉随着扑面的清风雨点缓缓袭来。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人生之路似乎永无休止地和“雨”结缘，原因很简单，也就四个字“他不会做官”，他不仅常犯做官的大忌，做人太实在，不能人云亦云顺水推舟，还要死守一项人生信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就这样独自清高着也算太平，但他可能又是吃饱了肚子觉得撑的慌，在每天办完公案后不顾身心疲惫，还要坚持把自己在工作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及当下制度存在的某种亟待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寄情于山水融入华绵词章，结果被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派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冠以讽刺新法中青苗法盐法及朝廷廷水利之难成的罪名，被贬谪黄州，后移汝州。从此，苏轼开始了他在宋朝政坛上几起几落的风雨兼程，他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兵部尚书，也曾遭贬徒惠州、儋州。有这样的人生阅历，苏轼的思想寄托就不仅仅是山水春阳湖光秋色了，雨成了他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人生映像。所以有“晓来雨过，遗踪何在”的痴人痴语，有“殷勤昨夜三经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颓废，有“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这般爱悦自然执着人生的情怀，有“忧愁风雨，一般相妨”的彻悟。
“为什么，为什么，我只爱苏轼！”这是我在一个文化论坛看到的一条与主贴毫不相干的跟帖，这句话本身没多少意义，但在冥冥之中像是从我的身体中吼出的声音一样，就这样与我的灵魂形影不离。在苏坟寺，我看到一位农民衣着的老者，放下手中拎着不知盛着何物的蛇皮袋，在苏轼坟前五体扑地，虔诚极度，随上前询问其不拜佛和神而要这样朝拜苏轼是什么信仰，对方思考半天也没能回答个所以然来，但有一点我听明白了，那就是一个爱字。爱是没有理由的！我把比砖头还厚的一本《东坡词》常年放在枕边，也是缘于爱。我爱极了东坡那种“人生如梦”的感慨，他的这种感慨不是叹在消极悲怜中，而是融化在永恒和美丽的礼赞中。我常在悲观厌世的时候，用这种生动活泼春意盎然的美感，冲淡我枯叶蝶一样颓废的情愫，从而走进一种绿色的欢欣。我想我的爱是有感应的，不然，何以能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时刻，在自己毫无先知的情况下，被一群文朋诗友带到苏坟寺，这是我的平顶山之行没有料到的惊讶。温润的风夹着若有若无的雨星，给这所古柏掩映碑廊环绕翠竹争绿白丹怒放的墓园平添了三分春色一份伤愁的情致。我似乎不是站在一个有着五十余年资历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是一个综合性的把苏轼的生平、历史、人生命题立体式呈现于观光旅游者的旅游景区，而是走进了大宋王朝一个非凡的苏姓家族。于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夜雨对床”的千古佳话，在这个偶然的时空向我悄然打开。
苏轼兄弟诗文相近，在尘世共处的几十年间，二人诗文往来，从未间断。在苏轼颠沛流离的为官生涯中，每到一处，都有诗文寄送给苏辙。仅以诗论，以子由为题的诗就有104首，其中颇多叙写兄弟之间怀念之情。二人赠答、步韵、应和的诗词也多达130首。其中，以“夜雨对床”为话头的诗时相凸现，记录着二苏共同谐隐之志。唐诗人韦应物有“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诗句，苏轼往日读到这两句诗时，感动很深，曾与苏辙有偕隐之约。如苏轼“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对床定悠悠，今夜雨萧瑟”；“他年夜雨独伤神”；“夜雨何时听萧瑟”等诗句，化用韦应物诗，以“夜雨对床”为题意，期盼着与弟弟苏辙早退共为闲居之乐。苏辙也时时应和着兄长这一友爱之约。他的诗作中也常见“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射策当年偶一时，对床夜雨失前期”；“对床贪听连宵雨，奏事惊同朔旦朝”等诗句。然而由于任途险恶，宦海无常，二苏兄弟的“夜雨对床”之约终成画饼。本来“夜雨对床”不独用于兄弟之间，自苏轼苏辙以此为约，后人便多以“夜雨对床”为兄弟事，用如东坡与子由。可以说，从来兄弟埙篪之乐，未有过于二苏兄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今天人们吟诵这首词时，仍要禁不住传诵二苏兄弟的手足深情。
由于苏轼兄弟的手足亲情，才使我们能在郏县拜谒到苏轼的陵园。苏轼生前多次路过此地，见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形似类其乡”，“美似家乡峨眉山”，就有了终老于此的愿望。公元一一0一年，苏轼病死于常州，临终前，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第二年，苏辙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起遵照遗嘱将其从常州移葬于此。苏轼死前，苏辙就已经隐居在今天的许昌，谢绝宾客，闭门著书。苏轼迁葬小峨眉后，苏过也迁到许昌定居，每年到父亲的坟上祭祀。苏轼、苏辙兄弟一生手足情深，患难与共。苏辙与夫人史氏相约，死后愿和兄长同葬一处。公元一一一二年，苏辙在许昌去世，其子依嘱将他葬在苏轼身边。元代至正年间，郏县县尹杨允认为苏轼兄弟之学皆出于其父老泉先生，苏洵葬在老家四川眉山，相距这里数千里，父子往来好不麻烦，于是在苏轼、苏辙两座坟墓之间为苏洵建造了衣冠冢，这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三苏坟。
从苏轼兄弟九百年前的故事中走出来，在三苏坟前我们虔敬地送上我们的跪地一拜。走在两侧排列着石人、石马、石羊等石雕的外神道上，我忽然莫名地伤感起来，为了尘世间正直人穷通进退的困惑，为了苏轼“走遍人间，依旧躬耕”不能施展抱负恩泽于民的沉痛酸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