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江东去范文1
关键词：苏轼；黄州心态；归于平淡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年轻时就“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入仕途之时，正值北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新法因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权益，遭到强烈反对，朝野之中，分为两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既不支持保守派的守旧，又不支持变法派的激进，处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之中，总是备受打击，一贬再贬。1078年，更是因“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终于在四个多月后被营救出狱，贬至黄州，无人问津，闲置四年。
至此，苏轼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仕途上，开始颠沛流离；文学上，迎来大丰收，诗文都绽放出无穷魅力；性格上，吸收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形成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旷达性格。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心态研究，对研究苏轼一生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
一、小地方来了大文豪
黄州，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在中国地图上它并不起眼，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只因为“乌台诗案”将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和黄州撮合到了一起。
苏轼这一路行来并不风光，是被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的。同时他所领的黄州团练副使仅是虚授之职，并无实权，且不能随便离开黄州，甚至难以自给，苏轼便给自己实行了计划经济，在给秦观的信中，苏轼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苏轼垦地辟田，并把他的这块城东的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名震天下的大才子“坡”才真正诞生了。
二、嗟老叹卑的苦闷
被贬黄州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虽然不在壮年，可也未到言老的岁月。我们不难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体味到此时苏轼的孤独与凄凉，这才是他叹老嗟卑的根源之所在。
这段时间苏轼的诗文中数百次之多的提到自己“老”，须发皆白，如在给徐君猷的词《浣溪沙》中他说自己“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呵手镊霜须”，寄给朱康叔的《江城子》中他又说自己“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甚至看到定惠院外盛开的海棠，他都会叹息自己“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苏轼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甚至担心前来探望的堂侄认不出自己了，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中他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苏轼之“老”，当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面改”，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心衰”。
三、功业无成的愁绪
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渴望建立功业，在早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就毫不掩饰地说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希望实现报国立功的愿望。
可是到了黄州，苏轼不仅无法报国，连参与政事的权利都没有了，他在黄州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与酒水之中。黄州赤壁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缅怀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更是在1082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三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作者缅怀周瑜，自然将自己和周郎对照。我们来比较一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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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古贤，想起他们能有所作为，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混迹于渔樵之间，温饱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建功立业？
苏轼想为百姓国家做点事，可是在黄州，他欲有为，却又不能有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在自己的诗词中苏轼难掩心中的苦闷，苏轼欲学庄子，摆脱人世困扰，可是他毕竟是传统士大夫，苏轼常自问“何时忘却营营”，苏轼始终期待能回到朝廷，“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诗人曾供职朝廷史馆，王安石变法后被废弃，此处在诗中借花重开寓得到朝廷重新起用之意。
即使无法参与政事，当苏轼见到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之后，“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他写信给朱康叔，又亲自组织救婴，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捐钱，他以为“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尽管此时的他只是一介薪俸微薄、自耕东坡的囚犯。
四、归于平淡的旷达
初到黄州，苏轼便在定惠院住上了一段时间，安心研究佛老之学，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思想剧烈激荡的几年，“乌台诗案”对他的影响甚深，在这里，他深化了对佛道儒三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儒家面对现实、道家心灵自由和佛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合而为一，他
找到了清静的归宿，成为我们熟知的旷达的苏轼。
元丰五年的一首《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的这种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这首词，常有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之感，出游的苏轼从偶遇的风雨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人生、宦海中的风雨沉浮，达到了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境界。
同一年所作的《前赤壁赋》中，作者通过主客问答，辩证分析了明月的盈亏、江水的消长，并借此抒发他的人生感慨，他再也不必“哀吾生、羡长江”了。如果说以前的苏轼看重的是一己得失的话，那此时的苏轼已经能将自己放入整个历史长河中，用历史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了。
苏轼的心清静下来了，他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往的种种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人生如梦”，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和许多历史名家一样，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苏轼成熟了，时年四十出头的他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勇气，《浣溪沙》中写道：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正显现出苏轼人老志不老，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苏轼旷达性格的具体体现。
五、走过黄州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别黄州》中悲伤地写道“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他希望以后能够来到黄州归隐再见故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一去苏轼就再也没有踏足黄州这片土地。
苏轼落魄而来，落魄而去，可他走的时候身上却已多了一种旷达超脱、安贫乐道的个性特质，乃至后来他又先后被贬惠州、儋州、琼州等地，苏轼总是能从逆境中解脱出来，再也没有能阻挡住苏轼的困厄与坎坷。
总之，黄州的苏轼是创作上丰收的苏轼，是思想上走向成熟、寻到真我的苏轼，他的诗词，敲击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他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对于我们来说，更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神榜样。
参考文献：
苏轼大江东去范文2
苏轼的一生尽是风雨，尽是坎坷。21岁时，高中进士，本是怀了一腔热血欲报效祖国，却生不逢时。中壮年时，又不幸入狱。但正是他的风雨一生，造就了一界传奇。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名字总是响彻在天空中，烙印在人们的心坎中。
《定风波》中，苏轼一句“一蓑风雨任平生”，诠释了他对风雨的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是啊，人生在世，拘束什么坎坷，一超然的胸襟对待一切就足矣了啊。被贬西湖时，他没有堕落，而是尽着做父母官的本能，于是，一道苏堤横卧西湖，他要让那西湖中的水漂清他的忧伤，悲怆。
《明月几时有》中，虽充满着暗灰的思念色调，但不乏勇气，不乏对生活的期望。他知道，愈是思念家人就愈是要过的好。他要将思念传给做媒介的月亮，让那婵娟再转告给亲人：我，苏轼，过得很好。这些风雨不算什么，我们同在。
而最令我对苏轼癫狂的是那首《江城子》，因为只有在《江城子》中，苏轼是不同的，是独一无二的。
或许，苏东坡是幸运的吧。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爱，一个可以长相厮守的亲人；但是，他又是悲哀的，因为那位唯一使他尘封数年的心扉打开的她去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东坡的那份情，那份意当然也是随她沉入了大地中，永远的埋葬。终于，十年后，在梦中，东坡与她在梦中相遇。那股始终盘踞在东坡心底的孤单感全都被满足感所替代。但是，梦终究会醒，事实总会浮现。翌日清晨，东坡醒了，一种湿意漫上他的眼眶，似水的液体从他的脸颊慢慢淌落。东坡启唇，幽幽道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一首江城子，是在苏轼被贬密州是所作，从对亡妻的想念又到自己此时的处境，苏轼的心里应该是万份忧伤的吧。似是用尽了他一生的想念，似是耗尽了他一生的惆怅，在这首词中，我看到了一个会哭的男人，一个不再高高在上的男人，一个不再装强作硬的男人，或许，这才是做真实的他吧。
《江城子》中的苏轼不再矫情，亦不做作。东坡用了十年都舍不下的并非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那份相濡以沫的亲情。试想，你的亲人去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一个你无法够到的世界，那种悲满溢上心头，苍然漫上全身，只留下了寂寞与你共度光阴，这或许是你我都不能承担的吧，你我都不可想象的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先是惆怅了一阵，接着像只凤凰，在火中灿烂的涅槃，似重生似的又一次坚强的站了起来。
歇笔。
屋外阳光正好，折射下，我似看见了苏轼那张满是风雨的脸，在《定风波》中的淡然；《明月几时有》的坚强，还有《江城子》中的重生。无论怎样，你都值得我爱。
苏轼大江东去范文3
关键词：水意象 诗词 审美意蕴
“水”是诗词中古老的意象之一。“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管子·地水篇》）由此可见，“水”既是生命之源，又是生活之源，难怪文人对此情有独钟、厚爱有加，往往赋予其深意，寄托百般幽思。以水为依托解读苏轼的作品，仿佛开启了一扇不一样的窗，能够感受到别样的情怀，体会作者的万千思绪。以下就从三方面品味苏轼诗词：
一、水之闲适与安顿
苏轼生于四川眉山岷江边，他在《东湖》里说，“我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对水的珍视也许是苏轼的天性使然，《泛颖》诗写道：“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也许在他眼里水是特别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在天气晴好时，西湖水波荡漾，金光粼粼，湖堤上杨柳轻拂，百花争妍，分外妖娆；细雨微朦时，西湖周围的山峦迷迷茫茫，若有似无，绵绵雨丝似竹帘挂空，让小桥曲廊的轮廓更加柔和，让庭榭楼阁平添几分飘渺，让竹木花草愈发含羞滴“露”，别有韵味。一如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娥眉，总是风姿绰约，西湖无论晴姿雨态抑或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神往。这句被宋人称之为“道尽西湖好处”的佳句，苏轼那横溢的才华也在此恣意挥洒。其实，流连在明媚鲜艳与清静朦胧之间，诗人那份开阔的胸襟与达观自适的性情在不经意间展现出来。林语堂在《坡传》中说：“西湖的诗情画意，非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二者的相遇正可谓浑然天成，相得益彰。
《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是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逗留靖江期间，为惠崇所绘的鸭戏图而作的题画诗，显示了苏轼灵活自如地驾驭诗画艺术规律的高超才能。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多姿。桃竹相映成趣，春意喜人。一江春水回暖，悠游其间的鸭儿首先感知到了。一片竹林，三两枝桃花，一条江，几只鸭子，河岸上满是蒌蒿，芦芽刚刚破土，勾勒出春之生机。河豚是看不到的，也许是馋嘴的苏轼想象：河豚该上来了，用蒌蒿和芦芽一炖，香气四溢。末句的点缀，不但使全诗灵动鲜活，也使诗和画的意境浑融一体。苏轼对生活的热情，对周遭敏锐的感知都折射出其内心的平和安顿。
二、水之人生顿悟与慨叹
苏轼渴望明君，期待良臣俊杰，并将之熟练地书写在“水”中。苏轼在《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提出：“虚己以求，览群言于止水。”希望君主能够有海纳百川般的胸怀，虚己纳言。这样治理国事就能够如他在《御试制科策·策略四》中所说的那样，“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冲溃决腾涌漂荡而不可系也，虽欲尽人力之所至以求杀其尺寸之势而不可得。及其衰退也，骚骚乎若不足以终日。”可惜苏轼生命里的君王并无水般品性。《临江仙·夜归临皋》作于东坡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坡历经宦海沉浮后，思想几度变化，由积极用世转向消极低沉，又转而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逆境中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实在难能可贵，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暗示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兴所至，任意东西，一如当年的范蠡，将自己全身心融入大自然之中。这样的诗句，也只有从东坡这样坦荡磊落的襟怀才能流出，有时布衣芒履，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下泛舟，行进于山水之间。大自然中自有启人心智的深刻哲理，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全词充满了熟悉的人间烟火气息，行云流水般记录下静夜里的所见、所闻、所感。仿佛置身世外，不着一丝喧嚣之声，阔大的江面，翩跹的轻舟，陪伴着微醺的苏轼，一个不羁的灵魂伫立于天地之间，所有梦想的花在暗夜里无声绽放。在如此清新自然、安谧闲静的氛围中，苏轼终于聆听到了心底的声音。
《永遇乐》：“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当时苏轼仕途多舛，辗转于杭州、密州等地，频繁迁调而带来的孤寂之感，时时向他袭来。秋夜的月色分外迷人，皎洁如霜，透露着些许寒意，徐徐晚风轻轻拂面，像水一般柔和，这是一个无限雅致的境地。在曲折的河港中，不时一声清响，有鱼跳出水面来欣赏秋月；圆圆的荷叶上，正滴溜溜地泻下了露珠。在静寂中，鱼跳声和荷叶的滴露更衬托出秋夜的深沉，但这样清幽的美景没有几人能见到。美景如斯，心却沉沉。“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他的灵魂在梦境中得到着净化和升华。面对无垠的水平面，苏轼任思绪翻飞，心游万仞。上天赋予了他才情之时，也剥夺了太多。笔下行云流水，字字生花，眼前却只有一片夜色茫茫，水茫茫，心也茫茫。词先写夜景，后述惊梦游园，故梦与夜景，相互辉映，似真似幻，惝恍迷离。遗憾的是他一生也未真正展翅翱翔，得偿所愿，只有水才能读懂他的心思，正如他的自评“八年看我走三州，月自当空水自流。”
三、水之相思与爱恋
苏轼作品素以豪放旷达的形象为人所熟识，然而其实以“雅”和“逸”为主的文作亦呈现出柔美婉约的风格，这从他对“水”意象的大量使用上可以得到证明。《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词一开篇即描绘出暮春之景，杏花凋谢落红一地，枝头留有星星点点的花儿，枝丫间小小的青杏悄悄探出了头。落英缤纷，空留余恨。一般人写伤春意绪，总会竭力地将那种凄迷寥落之感表达到极致，苏轼则更多了一些洒脱飘逸。有繁华就有衰落，有凋谢就有新生。他尤其关注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不经意间便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接着，作者将目光从一花一枝上移开，转向不远处更加开阔的地方。只见燕子掠着水面低飞，绿水环绕着人家的墙院。寥寥几笔，便勾画出春意未尽的乡村图景。飞动的燕子为画面增添了动态之美；“绿水人家”则带来了生活的气息。燕子绕舍而飞，绿水绕舍而流，行人绕舍而走，着一“绕”字，非常贴切。相传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命妾妇朝云歌此词，朝云歌喉将啭，却已泪满衣襟。有了故事的渲染，字里行间仿佛平添几分别样的气息。
又如“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城子·别徐州》），“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人归去不销魂”（《浣溪沙》），“水边朱户，门掩黄昏雨”（《点绛唇》），“别梦已随流水，旧巾犹裛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西江月》）等，无一不是情意绵绵，柔情似水。苏轼以水为载体，寄托了自己鲜为人知的别样情怀，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不一样的文学大师。
苏轼大江东去范文4
一位经世济民、勤勉耿直的儒士
苏轼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就饱读诗书、立志报国。他出任过杭州太守，在西湖边修建了美丽的苏堤。他在山东密州做太守时，“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谁不为苏轼保家为国、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情怀所感动呢！
然而，为君王尽心竭力的东坡，因为性格耿直，很快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乌台诗案”让他从人生的高峰跌入到人生的低谷。这时的苏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的诗文里还是慈悲的心肠，有信仰的徘徊，有低回的忧郁，也有快乐的歌声。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仍然活得那样有滋有味。
一位清闲自适、超然物外的道者
东坡看淡一切，用潇洒的姿态面对生活的磨难。他被贬谪到偏僻的黄州，关注的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城郭之外的江水、水中的鱼儿，那满山遍野的绿竹、春天的新笋，让苏轼食指大动，味蕾大开。他时常站在赤鼻山的悬崖上，带着那份超越世俗的幻想，天马行空，于大江东去浪击礁石之时岿然沉思，目光由早年的锐利与朝气向那一份明澈蜕变。
料峭春风也罢，缺月疏桐也好，夕阳卷起长江的晚潮， 他“无往而不乐”，无论身在何方，总能随缘自适，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何等旷达乐观、酣畅痛快、潇洒非凡的一位神仙道人呀。
一位禅心慧洁、淡泊宁静的佛家
儒家的报国志向随着人生的跌宕起伏而消逝，道家的罗袜生尘、凌波微步的超脱仍然难以消释内心的委屈与酸楚。在入世和出世的徘徊中，苏轼放下一切，走向佛家清净自观、禅心慧洁的世界。
在千古传诵的《前赤壁赋》中，苏轼发现水、月、人、我，万物的盈虚、消长、荣辱、得失，一切事物在不断变化；一切又都无增减，没有变化。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生拥有大自然馈赠给你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还有什么不通达、不满足的呢？
亦儒，亦道，亦佛。苏轼是一位针砭时弊、经韬纬略的改革家，是大济苍生、体恤民苦的“苏贤良”，是一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是一个欲将“乘风归去”的谪仙人。
苏轼大江东去范文5
在短短的一百多字的词作中，花如此之多的笔墨去描绘三国时期的一个英雄人物，这在以往的词作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苏子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周郎？
一般读者都认为作者用周瑜的典故是将自己与周瑜进行对比。
在年龄上，周瑜担任东吴中郎将时年仅二十四岁，作为大都督指挥赤壁之战时的他也只有三十四岁；而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写作该词时已年近半百（笔者认为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苏轼四十六岁。另文阐释，此处不予赘述）。从外貌来看，周瑜一派英俊潇洒的儒将形象，而此时的苏轼却已早生华发。在生活际遇上，周郎婚姻生活幸福美满，且功成名就；而苏轼的生活屡遭不幸，且仕途坎坷。周瑜的妻子小乔是孙策夫人大乔的妹妹，因此周瑜与孙策及孙权外托君臣之义，内接骨肉之恩，他可以得到君主的绝对信任；而苏轼不仅得不到信任，此前还差一点因为“乌台诗案”而命丧黄泉。苏轼在词中着力描绘周瑜形象是为了将两人进行对比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其实，除了将自己和周瑜进行对比外，苏轼还将自己与周瑜进行了类比，发现立志报国的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二人所处的时代大环境颇为相似。周瑜生活的时代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苏轼生活的北宋，也面对着大辽和西夏两个最大的敌人，大概三国局势已经形成，所以他对三国历史抱有特别的兴趣。（王安石还曾建议对三国历史颇有研究的苏轼重写三国历史）其次，二人同为儒雅之士。苏轼笔下的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一派儒士风范。《三国志》中也曾记载：“曲有误，周郎顾。”至于苏轼，毋庸多言，他二十二岁便考中进士，诗、词、文、书、画等成就极高。身处赤壁，面对长江，苏轼联想到几百年前的周公瑾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笔者以为，苏子不惜笔墨塑造周瑜这个英雄形象不仅在于将二人进行对比、类比，其最根本用意在词作开篇就已经表明，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风流人物都已经被江浪淘尽了，今天（苏轼所说的“今天”）已经没有像周公瑾这样“谈笑间”就能令敌人“灰飞烟灭”的英雄人物了。作者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时无英雄之叹呢？只要了解一下北宋当时的历史，你定然不再会感到惊讶。
元丰四年（1081）春，西夏国主谅祚薨，幼主秉常继位，梁太后擅权。四月，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秉常被梁太后幽禁。北宋主战派们纷纷进言，认为此时正值西夏上下叛亡变乱之际，应该乘此时机，大兴王师，平定西夏。雄心勃勃的宋神宗不顾元老旧臣的反对，于元丰四年七月，诏令宦官李宪率领五路之师大举伐夏。据《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条记载：
（元丰四年）秋七月庚寅，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会陕西、河东五路之师，大举伐夏。……固曰：“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属李宪。”固曰：“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则士大夫孰肯为用？”帝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帝谕以无其人。吕公著进曰：“问罪之师，当无择帅，既无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听，竟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道并进。
五路大军，数十万人马大举进攻西夏，而担任统帅的竟然是宦官李宪，其失败的命运可以想见。（王中正也是宦官）宋朝发动的这场战争，开始确实取得了一些较大的胜利，但因为宋师缺乏统一的指挥，最后宋师将领高遵裕的部队围攻灵州城十八日不克，反而被西夏军引决黄河之水贯营导致全军溃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州溃败”。当苏轼听到宋师溃败的消息后，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水联想到战争中被黄河水吞噬的三十多万将士民众，联想到几百年前曾经发生的赤壁大战，想到在“谈笑间”就让几十万曹军“灰飞烟灭”的东吴统帅周瑜，这样的联系再自然不过了。因而苏轼把宋师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时无英雄”，面对滔滔江水，仰天长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大江东去范文6
关键词： 苏轼 常州 缘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中国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祐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政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政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惇相约：“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政治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饘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仙逝常州距今已900年了，这位几十年来一直在逆旅奔波、席不暇暖、过着流亡生活的蜀山游子，终将一代才子之灵气永留于江南这座美丽的小城。至今苏轼与常州仍前缘不断，他为常州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咸淳重修毗陵志》卷23载苏轼有关常州的诗近二十首，为此志所载诗人的诗歌数量之首。清人阮升基赞叹道：“考公词翰所及，屡称阳羡，则阳羡境内何处非公吟魂浩气所往来耶?”[xxxiii]凡是苏轼足迹走过的地方，在民间都历代流传着对他的歌颂和传说。如今，还有多处有关苏轼的遗址胜迹供人们游览和瞻仰。如常州的苏文忠公祠、舣舟亭、洗砚池、藤花旧馆；宜兴的东坡海棠园、东坡书院等。此外，苏轼还留有许多轶闻、佳话，在各种史书、文集及方志中均有记载，为人们所传颂。常州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伟人，常州就是一代文坛巨子苏轼的第二故乡!
[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清光绪八年刻本。清李先荣原本，清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
[ii] 同上，卷4。
[iii]《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卷48，页2641。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
[iv]《苏轼诗集》卷5，页224。
[v]《喜刘景文至》，同上，卷34，页1815。
[vi]《苏轼文集》卷11，页368。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vii]《狱中寄子由》，《苏轼诗集》卷19，页998。
[vii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23。薛瑞生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ix] 在江苏宜兴县南，以近荆南山得名。上承永阳江，下注太湖。
[x]《苏轼佚文汇编》卷6，页2578
[x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3，页565。
[xii]《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苏轼诗集》卷11，页553。
[xiii]《和章七出守湖州》题下“施注”引章惇寄诗，《苏轼诗集》卷13，页649。
[xiv]《乞常州居住表》，《苏轼文集》卷23，页657。
[xv]《滏水集》卷20，金赵秉文，四库全书1190册，页263。
[xvi]《苏轼诗集》卷25，页1346。
[xvi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
[xvii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xix] 同上。
[xx]《苏轼诗集》卷43，页2368。
[xxi]《跋东坡楚颂帖》，《家藏集》卷50，明吴宽，四库全书1225册，页458。
[xxii]《菩萨蛮》，《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74。
[xxiii]《清波杂志》卷3，清周煇，四库全书1039册，页23。
[xxiv]《钱君倚哀词》，《苏轼文集》卷63，页1964。
[xxv] 《苏轼诗集》卷11，页533。
[xxvi] 《苏轼文集》卷32，页915。
[xxvii] 同上，卷58，页1775。
[xxviii] 《毗陵东坡祠堂记》，《梁溪漫志》卷4，宋费衮，四库全书864册，页718。
[xxix]《栾城第三集》卷5，页1523。
[xxx]《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嘉祐集笺注》，页450。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xxx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