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故事范文1
关于陶渊明的故里，从宋代迄今有多种说法。陶渊明故里究竟何在，只有从国史、地方史志等史籍中才能寻找到真实准确的答案。
一、陶渊明故里究竟在哪？
陶渊明的故里何在是陶渊明研究者研究的课题之一。自东晋到南朝，众多史学家都将陶渊明录入国史为其立传，从身世、籍贯到性情、嗜好、交往、履历、诗文等，阐述得都比较详明。
1．文渊阁《四库全书》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三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
这是最早记载陶渊明的文献。柴桑县当时归江州浔阳郡管辖。陶渊明曾祖陶侃，晋大司马。陶侃――十七子陶茂――三子陶敏――陶渊明，一脉相承。《宋书》成书最早，作者沈约生于南朝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距陶渊明逝世仅十三年。沈约记陶渊明几乎是当时人说当时事。
2．南朝梁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将复徵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
3．文渊阁《四库全书》唐房玄龄《晋书》卷九十四记载：“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茂武昌太守。”
4．文渊阁《四库全书》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一记载：“陶潜，柴桑人也……”
5．文渊阁《四库全书》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州浔阳郡条下有陶潜宅。
6．文渊阁《四库全书》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五十二九记载：“陶潜，侃曾孙。少好高尚，博学善属文。宅边有五柳，自号五柳先生。”
7．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四记载：“陶潜，字渊明，嵩圃明字元亮。柴桑人。侃曾孙。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尝著《五柳先生传》从自况。”
8．南朝宋颜延之《靖节帐口场芳窃兀骸敖帐夸毖籼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月日卒于浔阳之柴桑。”
以上文献均记载陶渊明故里在浔阳郡柴桑县。
二、陶渊明故居在柴桑何处？
文献已记载陶渊明故里在浔阳郡柴桑县，那先生住在柴桑何处？下面的诗文、史志很能说明问题。
1．文渊阁《四库全书》中《陶渊明集》卷二《移居》二首：
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度。
领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折。
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2．文渊阁《四库全书》之《陶渊明集》中的《酬丁柴桑》、《答庞参军并序》、《赠长沙公并序》、《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和郭主簿二首》、《于王抚军座送客》、《与殷晋安别并序》，《赠羊长史并序》、《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都是陶渊明住在浔阳郡柴桑县在跟州郡县官吏的交往中所作。
3．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江西通志》卷一百十记载：“陶侃母墓，在府西白鹤乡。侃择地葬母遇异人云，前有牛眠地可葬，言毕化鹤去。侃行里，许果见牛眠于此，因葬之。按旧志，侃母墓凡五。抚州、饶州、新淦、都昌、九江俱有。晋书本传云，侃始居鄱阳后，迁浔阳。宜在德化白鹤乡。”
4．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晋书》卷九十六记载：“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为妾，生侃。”
5．清同治十一年《德化县志》卷二记载：“白鹤中乡，第四保，陶埠寨。”
6．明桑乔《庐山纪事》卷十二记载：“石门涧在文殊寺南……而北流播于陶家埠，汇入鹤向寨入于龙开河。”
7．民国吴宗慈《庐山志》卷十记载：“石门涧……北流径落柁山前，过陶家埠汇入鹤向湖。自龙开河以达江。”
8．清同治十一年《德化县志》卷四十九记载：“知府董榕。泛湖联句……陶公问仙地，牛眠坞非遐。南近岳母坟，石马森骝瑕。”
从上述诗文以及后人史志中的答案是：陶渊明居住在柴桑县南面，也就是南村。南村离骆驼山很近，附近有陶家埠、陶家湖。陶渊明住在南村的时候，与东林寺附近的隐士以及浔阳郡柴桑县过往文士有密切交往。从这一点可以知道，南村就在浔阳郡柴桑县城南面。那里属于白鹤乡，陶侃母墓湛氏也在附近湖边。董榕一行泛湖联句就说明他们还看见了陶母墓。而且南面离岳母墓很近。陶家埠就在鹤向湖与岳母墓之间，也就是陶渊明居住的南村。陶侃母湛氏是陶渊明的高祖母，陶氏家族后裔住在这里守墓也是很正常的。南村就是今天九江县骆驼山至九江县一中一带。
三、结论
陶渊明故里在浔阳郡柴桑县白鹤乡南村，今九江市九江县骆驼山至九江县一中一带。
陶渊明的故事范文2
关键词：陶渊明 《读山海经》组诗 建功立业 回归自然 精神家园
一
陶渊明组诗《读山海经》有寓意和寄托, 《艺概》卷二云：“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读山海经》十三首是一组神话色彩强烈的诗篇，组诗前十二章的重点放在对上古神话传说的转述，最后一首近于咏史，较明显地表现出其某种主观情绪。组诗所描写的对象是中国最早的上古神话。我国上古神话通过其幼稚幻想加工现实，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表现。在神话中，自然现象被看成是有生命的，且被赋予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那时，在异己的、神秘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尚无力加以征服，只好借助于想象将其人格化，以图企求或控驭它们。这种超现实的想象, 将真实认识与虚妄幻想融为一体，其物化形态，就是谲怪奇幻的远古神话传说。”远古神话传说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中往往能体会出更多的哲理。《读山海经》组诗里，诗人在表达自我的精神情感时借助了上古神话。陶渊明在创作《读山海经》组诗时， 并没有采用借与神仙交游来抒情咏怀， 表现老庄学理与玄学意境的方式，而是别有寄意，借助上古神话表现自己情感内涵的深层特质，也就是表现自己的“志”。我国诗歌史上很早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对于“诗言志”的含义 “至迟到了战国中叶这种说法已经被普遍理解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含义，即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或抒发感情的。这是现代诗学意义上的原理性的诗学命题。”也就是说, 诗是诗人“志”的寄托，而“志”是诗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感。
表达作者之“志”是文学艺术的精髓。“诗言志”的传统深深影响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纷纷借助诗歌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陶渊明也是如此。“志”与诗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志’在文学中的表现以讽喻、颂美为情感两极, 关涉的都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的现实本身”。在魏晋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式下和玄学盛行的文化背景下，陶渊明的忧愤、理想、品质、操守、气节都寄托在他的诗歌中，透过诗人笔下的鸟意象、花意象、云意象、以及贫士形象、田园生活的瞬间感悟、神话世界等，可以看到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寻找出仕和归隐能最终调和的契合点，寻找最终能解脱现实的理想精神家园。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影响之下，陶渊明的一生始终处在出仕和归隐的矛盾中。而不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精神家园。陶渊明留存下来的大部分诗篇皆出于辞官归田之后，在为宦期间作的诗歌能确定下来的只有四首。可见，诗人在经历了官场的困顿和无奈之后，惟有在归隐之后寻求理想中的精神家园。因而关于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无深旨”说是不成立的。陶渊明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 其诗《山海经》有他的思想踪迹，组诗寄托了陶渊明的精神家园――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与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其中，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体现为功业未竟、壮志未酬和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关心；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体现为自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化有限的生命为无穷。
二
陶渊明虽厌倦官场生活，但是，他的出仕之心从来没有泯灭过，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在文学的世界里，陶渊明的创作不断显露出这种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读山海经》第十首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没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精卫鸟的故事，见于《北山经》：“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女娃游于东海， 溺而不返， 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刑天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典型人物，常被后人称颂为不屈的英雄。陶渊明赞扬精卫鸟填海的坚持不懈之精神。刑天舞干戚这个神话传说记载于《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陶渊明称赞刑天之反抗不止的精神，袁珂叹到“而陶潜读山海经时，称‘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为尤能得此断头英雄凌厉无前之神态”这实际上是诗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强烈冲动。诗最后两句借精卫、刑天，表明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如愿的时机。组诗其九“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志。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後。”夸父之雄心壮志，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总之，功业意识在陶渊明的思想上是强烈地存在着的，诗人借夸父、精卫、刑天这些英雄神虽然失败仍然战斗不已的精神，来表达“逸四海”的猛志，表白他仍然存有的人生理想。“陶渊明对失败神话英雄的接受折射了陶渊明通过仕途建功立业理想的失败和对失败抗争的心路历程”,“隐居也会有所成就, 并非只有逐日‘宏志’的实现才能建功立业, 失败也可以建功立业, 陶渊明以此来向世俗社会抗争。”诗通过对英雄神“夸父”、“精卫”的形象阐释自己功业未竟、壮志未酬的痛苦心态，有很深的政治寄托。 所以，钟嵘《诗品》称之为“古今隐逸之宗”，并不能涵盖他人生的全部。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从神话的缝隙中为后世的士大夫建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除了表达自己功业未竟、壮志未酬的思想外，组诗十一、十二、十三表现出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关心。组诗其十一云：“巨猾肆威暴，钦违帝旨。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四，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鹗岂足恃！”诗人通过描述钦、窳、祖江、长枯等神怪, 因“违帝旨”, 互相残杀, 最终落得“被帝刑”的结局，寄寓其对清明政治社会出现的愿望，是儒家建功立业思想的另一种体现，也是诗人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思考。吴菘《论陶》云：“正深叹巨猾之徒，恶而终受诛者，其垂戒深矣。”所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不知如何，以笔诛之；今兹不然，以古征之；人事既非，以天临之。”第十二首云：“鸱见城邑, 其国有放士。念彼怀王世, 当时数来止。青丘有奇鸟, 自言独见尔。本为迷者生, 不以喻君子。”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卷四评第十二首云：“诗意盖言屈原被放, 由怀王之迷; 青丘奇鸟, 本为迷者而生。何但见鸱, 不见此鸟, 遂终迷不悟乎! 寄慨无穷。”怀王被小人迷惑，疏远屈原, 国家危在旦夕。诗人认识到君主政治上是否清醒明智, 最重要的在于是否任用贤才。其十三首云：“岩岩显朝市, 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 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 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 当复何及哉! ”又黄文涣《陶诗析义》曰：“题只是《读山海经》，结乃旁及论史，有意于隐藏。因读经，生肆恶放士之叹，故亟承十一、十二之后，言及举士黜恶，有意于穿插。‘当复何及哉’一语，大声哀号，哭世之泪无穷。”陶澍《靖节先生集》注：“晋自王墩、桓温、以至刘裕，共、鲧相寻，不闻黜退；魁柄既失，纂弑遂成。此先生之所谓托言荒渺，顾寄物外之心，而终推祸源，以致其隐痛也。”可见，在《读山海经》组诗的最后三首里，寄托了诗人的政治见解和理想，是其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的又一体现。
三
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未能实现，他的仕进之路很艰难曲折, 几经反复。陶渊明大约从二十九岁初任江州祭酒，经历数次出仕和归隐，其间曾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最后一次出仕是在四十一岁，担任彭泽令八十余日之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离开官场，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田园,不再出仕。《读山海经》中诗人借神话故事传达出自己的情怀，从这组神话诗中折射出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精神家园。“陶渊明从神话中所接受的最深刻的影响, 不是诗文中出现的几个神话人物形象, 也不是神话带给他的遨游仙界的，因想象力, 而是物我一体的精神, 是这种精神影响下,崭新的物我关系。这深刻的关系表现在对拟人手法的大量运用上, 也表现在‘化物’以回归自然的生命实践上。”回归自然是陶渊明源明一生所追求的理想。
陶渊明《读山海经》回归自然主要表现在自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上。魏晋玄言诗盛行,主要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阮籍诗大量写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写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东晋的玄言诗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到陶渊明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在神话与玄学的影响下，陶渊明的心灵出走也选择了“回归自然”。《读山海经》其一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诗中描写所居之境的幽静适意，充满无比欣慰之情。陶渊明这种回归田园的欣慰之情, 在《归园田居》组诗中表达： “户庭无杂尘, 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 穷巷寡轮鞅”,“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五柳先生传》云：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饮酒》其十六说: “少年罕人事, 游好在六经”；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言：“诗书敦宿好, 林园无世情”。回归自然是陶渊明逃避痛苦现实的最终选择，也是陶渊明所追求的理想精神家园。陶渊明从羁绊压抑的官场超越到理想的精神自由的境界中去，寻找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意识构成陶渊明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
在《读山海经》里，陶渊明回归自然的精神家园还表现对仙境的羡慕与追求上。陶通过写永恒的仙境、仙物、仙人，是期望将人有限的生命化为无穷， 从而回归自然。对待人的生死问题,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陶渊明豁达地认识到“有生必有死”这是一种必然的归宿。陶渊明在《拟挽歌辞》三首写到：“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诗人真实而不虚矫地坦露自己的性命之真。面对人生的局限，诗人以委运乘化、一任自然来求得自我的解脱。不断地追求超越有限的生命而与无限合一，期望回归自然以求得永恒。而神话和宗教“断然否定死亡的真实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 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读山海经》其二到其八写长生不老的仙人王母“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写奇妙的仙境“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写奇幻的丹木“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写“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都表现了诗人对仙境的一种憧憬。其八表现了更为强烈的愿望：“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死，万岁如平常。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方与叁辰游，寿考岂渠央！”“诗言人皆有死，然能得赤泉之水、员丘之粮。与三辰同游，则可长生矣”神话世界的长生不死就是其生命能得以回归自然的一种永恒。陶渊明《拟挽歌辞》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将一己生命融进宇宙大化的生命节律之中，与造化和同一气，个体生命才能与天地山川一起得到永恒，从而回归自然。因此，除去宁静的田园，在奇幻的仙境里寻找回归自然的途径成为诗人追求理想精神家园又一必然选择。
四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组诗的许多篇章，虽变幻迷离，但却有诗人的比附托意的。纵观组诗，可知诗人的“神话”浸染着其主观情感，是兴发主体人生多种情绪体验的一种媒介；诗中的“神话人物”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绪，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其含蓄地展示了他自己的精神家园――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与回归自然的道家思想。一方面，陶渊明怀抱建功立业的宏愿，诗人在描写神话人物的同时，暗喻自己的儒家精神――建功立业与渴望政治清明；另一方面，诗人因不能忍受官场的种种而走向归隐，在自由的田园生活中，在上古神话世界里，陶渊明通过诗句寻找着另一条思想出路――回归自然。可见，在现实和理想无法调和的痛苦中，陶渊明转而从诗中寻求能解脱这种痛苦的精神家园，在他的诗里，显露了出仕和归隐的矛盾，但也是在他的诗里，这种矛盾能最终得以调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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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故事范文3
关键词：顾梦游；陶渊明；明遗民；桃花源；耻事异姓；气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17-01
一、陶诗对顾梦游的影响
陶诗对顾梦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生活态度和诗歌创作两个方面。
陶渊明的诗歌是其心灵的自由歌唱。如果说陶诗对顾梦游生活态度的影响，当然包括陶渊明精神对顾梦游的影响。
（一）对其为人处世的影响
首先，固穷守节，坚守人格。陶渊明守节在更多程度上是为身心的自由，“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明代遗民心中，这就是他的“不仕新朝”。顾梦游曾慨于国破家亡，“无梦漆园吏，无言柱下史。椿菌两不知，甲子何用纪”《和宋山眉四十初度》诗句中的“甲子”是指《宋书》中传说处于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入宋后作品只书甲子，不书年号，这一件事便被遗民乐于理解为不忘故国、耻事新朝的高洁行为，因此遗民们也纷纷效仿，不书清朝年号，而只写甲子，寄托心中孤愤之情。
第二，怡然自得，委心任运。“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委心任运”则是他的生活态度。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会吟咏“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归化于自然，顺其自然。
顾梦游的诗歌多能表现其安贫乐道的达士品质，比如“豪华与贫贱，倏忽同所归。富贵非吾愿，寂寞难久居。”《韩芹城太史读予诗辄赋四古体感而合之其二》就表达了自己富贵无所求的处世态度。面对无钱买酒频频赊酒的窘境，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发些许牢骚，“江村愁绝频赊酒，樵路归来孰问津”（《寄黄仙裳下弟》）。但是顾梦游都是处逆若顺、委心任运的态度，他说：“急难不知贫逆旅，还家只有满诗囊。逢佳山水归心缓，携好宾朋静日长”（《赵赤霞使君五十初度诗以寄之》）。出门在外，即使并无多少钱，但是只要碰到好风景和有好朋友相伴，心情就会大好，且作诗为乐，将视线转移到美好的大自然中去，在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生命的宁静。
（二）诗歌创作方面的影响
1、意象的借鉴
顾梦游诗歌中所出现的意象也多与陶渊明相似，多有酒、、东篱、南山琴等，在遣词造句上也是十分注重诗歌意境的营造，将各种意象用心地进行巧妙组合，并且在句式上也是努力学陶，且多作有和陶诗，比如：
圆月天，正当强仕年。何须胸有月，且尽酒如泉。（《寿友》）
篱外南山门外柳，陶公何事不风流。（《别黄若木其二》）
柴门纷载酒，草阁静鸣琴。（《方尔止生日兼送其游合肥》）
陶公本高人，为贫聊一仕。
在官八十日，归来洁其已。……日月代谢去，甲子自为纪。（《和陶饮酒诗》）
览揆之辰秋正老，开彻东篱边。（《辛巳九月寄寿与夏兄》）
2、桃花源在顾梦游诗歌中的体现和意义
明代遗民的诗歌中常出现“桃花源”和“避秦”，但这与之前诗人对桃花源的接受是有所区别的。
“唐人多以桃花源为仙境,宋人自苏轼、王安石始力谓桃花源乃是避世之地, 桃源人仅是避秦人的子孙后代。”“对于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这一文学形象, 宋末士人也倾注了自己的忠愤之情和社会、人生理想, 从而做出了异于前人的解读。”①而作为明遗民的顾梦游，效仿陶渊明，其诗歌创作中常用“桃花源”的典故来表示避世的心态，“杜宇有情终望蜀，桃源无路可通秦。”（《答宣城沈徐诸子》）“既醉身世宽，桃源豁胸次。汉魏所不知，安知天子贵。”（《和陶饮酒诗》）“存鲁灵光逃物色，桃源人不是秦时。”（《赠靳于王》）“那更知人境，深居似老禅。桃源无汉代，栗里是义年。”（《和吴不官敛性就幽蓬诗》）在顾梦游的诗中，桃源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意义，而是成为纯粹的心灵期盼。《桃花源记》中的居民只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渊明也是着力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但是在顾梦游的笔下，桃源中人不仅仅是避乱。诗人所遇的是另一个“陶渊明”—— “甲子沧桑浑不问”，这里更多的是强调易代经历。即体现的更多的是遗民眼中的桃花源。而且这些避世之人心之向往的不是庄家农事，而是饮桃花酒，吟诗泼墨，自诩为神仙。他不是被逼而“避”，而是主动选择隐居，花源不仅仅是乌托邦，还有政治避难所的意义。
三、顾梦游和陶学陶的原因初探
因为顾梦游的“遗民”身份，他学陶和陶的原因又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表现在：对陶渊明“耻事异姓”的意义延伸至具有气节大义的精神。
及至明代末年，随着满清铁骑的长驱直入，明代文人士子作为一个被外来少数民族政权无情抛弃的群体，他们怀着国破家亡、民族危亡的巨大痛苦和自身严重失落的巨大悲哀，一同走向隐逸抗争的道路，对古今“隐逸之宗”陶渊明表示出了无比的向往之情，从陶渊明典故的繁富意蕴中汲取其具有气节意义的一面来加以发掘和高扬，使之成为一种能够激励自己永葆民族节操的重大精神力量。
遗民表彰陶渊明的忠义，最终目的还是为自我的人生寻找历史的依托，借助古人抒发难言的亡国悲。作为遗民，陶渊明首先是被政治化和道德化了的。关于陶渊明不仕二姓的行为特征历来莫衷一是,但其遗民身份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是明代遗民关心的问题,他们只需要借助陶渊明不仕二姓的节操来述说自身的经验与体会。
在亡国之际，顾梦游面对着痛苦的选择：是死亡还是生存，是归隐山林还是皈依佛门。无论是怎样的选择，亡国的伤痛始终无法平复，亡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所谓“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君子信不当以彼易此也。”（明·洪应明著），意思就是，所有的事业和文章都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但是向上的精神却可以万古长存；功业和名声以及富贵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只有高尚的气节却能千年不朽。一个道德学问都很高尚的君子是不会用一时的事业功名来换永恒的精神气节的。顾梦游选择隐居，不仅仅是选择远离世俗，不慕荣利，他忠君爱国的情感比其他人都深切，他更是遵守士人的民族大节。如《寄题如皋佘八兄》：“钟山之木何蒙茸，环二十里皆苍龙。山前道旁最奇特，知从何代称五松。行人来去坐复卧，江风涧雪长汹汹。千株万株一时尽，五松何处觅遗踪。谁将快笔扫风雨，宛移天矫还东峰……我欲借君高堂方丈壁，开我十年郁郁愁心胸。请君满贮百斛酒，预期君家好兄弟，及我意中所欲逢。待我狂呼人醉而入苍苍最深处，相与枕藉梅花下，静听灵谷之清钟。”②钟山为明代朱元璋的孝陵所在，对于有明一代的忠义之士而言，钟山以及钟山上的孝陵、梅花山、灵谷寺等都是让人敬畏的。诗中五棵古松的无处寻觅和钟山葱茏树木的一时尽无为诗人情感的触发点，他为故国云物遭亵渎而愤怒，恍然若失。但在这狂愤率性的背后却是一颗赤诚之心，篇末诗人表明自己的心迹：愿意守护钟山、梅花和灵谷寺，这是对故国的一种坚守和忠诚。对比顾梦游与陶渊明的区别，其实不难发现，如果刘裕没有篡权，没有易代，陶渊明也不会出来做官；如果明朝没有灭亡，满族没有成为统治者，顾梦游会毫不犹豫出来做官，继续他“兼济天下”的事业。
注释：
①李剑锋.宋末爱国士人与陶渊明的深刻共鸣.九江师专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顾与治诗集》卷二，第266-267页.
参考文献：
[1]魏守馀辑.秦淮夜谈第14辑·秦淮人物志.1999.11.
[2]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0.
[3]李剑锋.宋末爱国士人与陶渊明的深刻共鸣.九江师专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4]何宗美.明遗民诗人顾梦游研究.西南大学学位论文.
陶渊明的故事范文4
关键词：陶渊明；人格；玄儒互补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7-0007-02
一、玄儒互补的哲学观与顺化自然的人生观
魏晋时期，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这个时期的士人普遍追求具有玄远气质为外观的人格美，即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为特征的魏晋风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与阮籍。陶渊明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真率与自由的生活态度体现了清谈之风。但不同于竹林七贤的是，他的生活姿态更加自然，更加融入生活。如《饮酒》其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写“采菊”，“南山”，“飞鸟”都诣在表达心境——即身在“人境”，心无“车马喧”的境界。是情与景的交融，物与我的合一，王国维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也就是这种身心与外物融于一体的自然之境。这就是陶渊明式的“风流”，将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放诞极端剔除，为“玄学”人格注入了新的成分：心灵的自由超脱与日常生活自然平和地水融。
除了魏晋风流式的自然真率，陶渊明还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与建功立业的抱负，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年少便“游好在六经”。陶渊明人格构成中儒与玄的部分相互交织，使得他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在仕与隐的徘徊中，他最终选择“拂袖归田里”，然而，他的隐遁并未如世人印象中的那么超脱。如《杂诗》其二：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是陶渊明晚年所作的诗。在他隐退后，并没有时时都在田园风光中悠然高蹈，超然物外。回念过去的岁月，依然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悲叹。然而，“欲言无予和”，也只能独自借酒消愁，漫漫长夜与茕茕孤影相随，谁人能解他的心志与苦闷？岁月无情催人老，曾经的雄心壮志无法实现，只有清冷的枕席为伴，凄冷落寞郁结于心，无法入眠。陶渊明是孤高的，同时也是孤独的。想当年，年少英姿，怀有远大志向，如今却在政治上一无所成，颇有英雄失路之感，诗人长叹“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在悲叹与愁苦中不能自已。陶渊明的隐逸中多多少少隐含着他怀才不遇的愤懑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哲学观与人生观可以概括为顺应自然而非无为，他“从浪大化中”只是为了保持一种无大喜大悲的境界，让心境不受外物所束，在现世生活中他又以“有为”的态度想要“兼济天下”，在出世与入世中找到平衡。
二、生存困境中的砥砺自修
陶渊明归隐前一直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归隐后是否就彻底的归于淡泊了呢？田园生活是否真的充满了惬意与自在呢？陶渊明解下印绶，换上麻衣，在田间经营他的平淡生活，在躬耕中修炼他的自然之境，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诗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草屋、榆柳、桃李、狗吠、鸡鸣这些如此平凡的农家场景也融汇在诗人的歌咏中，“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幅温馨淡远的农庄景致正契合着诗人“复得返自然”后如飞鸟游鱼般悠然自得的恬淡心境。同时，他也如劳作的农夫一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然而，封建农村的凋敝与田间的荒芜让生活多了份清苦与贫瘠，有时窘迫到了乞食的地步：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
生活窘迫，陶渊明不得不去乞食充饥，而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乞食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感到不知所措又的确很无奈，“不知竟何知”，“叩门拙言辞”，而主人的善解人意与慷慨馈赠又让他感激中带着惭愧，随着与主人谈话的深入，双方顿有一见如故之感，相谈甚欢，诗人竟与主人饮酒赋诗，欣然忘返。从无措与无奈交织的窘迫到主客谈诗饮酒的愉悦，陶渊明用一颗真淳冲和的心态来应对生活，现实的困境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在困窘面前，依然随性而不失单纯，质朴中带着真性情，如他的诗文，不刻意表达什么，心到手到，即笔淡描下生活中的点滴感触。他既不脱离现实生活，又拥有超于现实的胸襟气度。
但是，陶渊明不是一个完全淡泊超逸的人，朱熹就曾评价陶渊明“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带气负性”而隐世隔绝，他的平淡自然，一方面是让自己融入凡俗生活熔炼心性，另一方面是让自己看淡世俗荣辱，以超越的态度面对困境，他一直在出世与入世间找一个平衡点，这两种方式中的徘徊造就了诗歌的另一种风格，如朱熹在评《咏荆轲》时所言：“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如《山海经》其二：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没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青壮年时期，陶渊明渴望入仕有一番作为，却发现社会现实黑暗，政治斗争险恶，他选择了归隐；晚年面对生活的困窘，他以出离世俗烦恼的超脱态度融入生活，用淡泊顺应的心面对贫寒。在人生困境面前，陶渊明的处理方式并非逃避或妥协，他抽身于世俗的争斗转向了自身的修为，在对自己人格性情的修炼上，他采取这积极不懈的姿态，他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凡俗日常的生活中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如火里莲花，随顺俗世却保有一颗赤子之心。陶渊明的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熔炼心性的修行苦旅，无所谓结果，后人无法去评价他实际生活的得失荣辱，也不能仅将他当作隐逸高蹈的楷模。他有入世的一面，同时也有出世的一面。他在这二维人格中徘徊与调和。陶渊明用它的生命写诗，这让陶诗的平淡近于日常琐事，但同时，陶诗的平淡何尝不是一种砥砺自修呢？如《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诗人的门庭却日渐荒芜，归来的燕子双双飞入诗人的屋檐，眷恋着旧居，燕子的归来仿佛是让诗人的心更加坚定地独守贫贱，“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燕子与诗人此时相通了，归趣的契合让诗人获得了一份豁达与坚定。在坚持与感悟中，“自然”与“真我”合一，诗人找到了一份广达自喜的情怀。
陶渊明人格的复杂与多元，对后世产生了丰富而深远的意义。他不断的探索与建构理想人格，如他找寻理想桃源的执著，他的心路历程将永远启迪与浇灌着后世探寻理想人生的灵魂。
参考文献：
[1]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陶渊明的故事范文5
关键词：陶渊明甲子忠君思想耻复屈身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18-02
陶渊明（365年-427年），浔阳柴桑人（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又名潜，字元亮。因宅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田园诗人，也是一代隐逸诗人。《宋书・陶潜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代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后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耻复屈身后代”的说法，以后附和他们的说法甚多。
《宋书》的评论实质上是关系到了陶渊明的“贞节”即忠君思想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人的思想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要想了解《宋书》的说法是否正确，应从陶渊明的身世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出发。考查陶渊明的思想情况，这样才能客观评价他的“忠君”问题。
我们先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即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晋哀帝兴宁三年），上距公元317年东晋王朝的建立有四十八年，下距东晋的灭亡（公元420年）有五十五年。东晋王朝是大世族地主的封建王朝。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柱是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中从北方逃到江南的司马氏、王氏、谢氏等大世族地主，也有南方的朱氏、顾氏、陆氏等大世族地主。由于北方统治者忙于混战，无暇南侵，东晋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定。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却不断加深，愈演愈烈。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则是东晋王朝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在人民起义力量严重打击下日益土崩瓦解的时代。公元389年，镇北将军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起兵反晋，王恭事败被杀后，桓玄入据江州，被各世族推为盟主，继续阴谋反叛。在公元399年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汹涌澎湃之间，桓玄乘机杀了殷仲堪，入据荆州，公元402年举兵东下，进入建康（今南京），公元403年实行篡夺，改国号为楚。在平定孙恩和桓玄的过程中，刘裕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公元420年，刘裕就废晋恭帝自立了。在东晋统治范围内。荆州和扬州是最为富庶的地方。和东晋对立或造反的军阀如桓温、桓玄、殷仲堪等，往往占据荆州这块上游之地，招兵买马，对抗王命。陶渊明的家乡浔阳郡，属江州，在荆州、扬州之间，虽然经济落后，但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却很重要，屡屡被王朝和割据势力所觊觎。这就是陶渊明生活的政治背景。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急剧败落的非门阀世族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以军功显赫，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经济上也曾豪富一时，“媵妾数十，家童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晋书・陶侃传》）。但陶侃死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没，家境急剧败落。陶渊明八岁丧父，少年时代，多随母亲在外祖父为官的江州和邻县阳新的孟嘉原籍生活。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是一个有气节修养，又非常从容坦率的人物，也是一代风流名士。孟嘉的妻子，陶渊明的外祖母，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所以，陶渊明的母亲，不仅是陶侃的孙媳妇，还是陶侃的外孙女。应该说，陶渊明受其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二十九岁写的《命子》里，极力称颂曾祖父的功勋，并引以为傲，还为外祖父写了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孟嘉的人品和风度都极为敬仰。
了解了陶渊明生活的政治环境和他的身世背景后，我们再来分析《宋书》里对陶渊明的这段评价。首先从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代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来讲，宋代的僧人思悦已经为我们论证了这一观点的错误，指出陶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从庚子（公元400年）到丙辰（公元416年，即义熙年后），按照时间顺序，这九首诗分别为《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400年）、《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401年）、《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403年）、《乙巳q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归去来辞》《归园田居》（405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408年）、《庚申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410年）。宋吴仁杰提出陶渊明集中诗文无一处题宋年号，清人赖义辉“遍读陶集，其可知为宋时作者，固不皆称甲子，然有题甲子岁月者，必不书写年号。”证实了吴仁杰的看法。可见，从赵宋以来，对于“陶渊明的诗文中从来没有署过刘宋永初的年号”这一论点。见解是一致的。故而可知沈约在《宋书》中的说法是错误的。陶渊明在刘宋之前的诗作或书晋年号，或题甲子，然而到了宋永初以后，则一律书写甲子，不题宋代年号，确是实际情况，从这一点来看，陶渊明对晋宋两代的感情还是有些区别的。
然而，陶渊明的不书宋时年号，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真的忠于东晋王室还是无意书写。却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陶渊明在其13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五次辞官还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政治的不满。这里的政治，既包括东晋王朝的腐败与倾轧斗争.又包括桓玄、刘裕的篡位夺权，改朝换代。从整体上说，陶渊明对当时社会是极为失望的，其有关现实的基本看法，就是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的“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的失望，不仅是因为看到东晋王朝的衰朽不可复振。更是预感到刘宋军阀集团将以暴易暴，无力真正鼎新，人民生活将继续水深火热。而这与他奉行的儒家仁爱思想和墨家尚道抗恶的任侠精神是相违背的。
陶渊明对东晋王朝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看见东晋末政治腐化黑暗，世族、军阀专权营私，自己济世理想无法实现，就不肯同流合污，坚决辞官归隐，拒绝出仕；另一方面，他曾祖、祖父、父亲，以至他自己都作过晋朝的官，他和晋朝又有割不断的感情上的联系。组诗《拟古》就写于永初元年即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之际，其中第九首云：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以桑树象征晋朝，是有来历的。西晋傅咸《桑树赋》序说：“世祖（晋武帝）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即晋惠帝）入朝，以此庐为便坐。”后来陆机、潘尼都作过桑赋，都以桑渥魑晋朝兴起之象征。本来希望晋恭帝在三年内政治上有所建树，固本自立，不料毫无成绩，即遭，根株全毁。陶渊明认为东晋的灭亡，在于不该种桑江边（意指不该倚赖刘裕），当时既未植根于高原，如今遭遇，已爱莫能助。比兴之中，寄托了一片沉痛的心情。诗中“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的句子。隐隐写出了诗人在故国倾覆后所感受到的那种“皮已无存。毛将焉附”的漂泊无依与失落怅惘。
笔者以为。陶君还是有些“忠君”思想包含在里面的，只是在江山易主之时，在“主乱臣昏，未有如斯不亡者”的现实面前，他的“忠君”又多少显得有些无奈。他忠于东晋，然而东晋统治者的荒淫，不思进取却又时时困扰着他。尤其是在刘裕篡权后残忍杀掉零陵王之后，陶渊明的悲愤之情就更加不可遏制。陶君作于永初二年的《述酒》，运用大量隐语和晦涩的典故，让人难以理解。按照南宋汤汉的注释，明确指出此诗是有感于刘裕弑逆而作：“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罂授张炜，使鸩王。炜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而以《述酒》名篇也。”陶渊明本来是像鲁迅先生所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政治面前是心情比较平静的，但是在这场惨剧之后，他平静不下去了，写下这首《述酒》，感叹“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以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的事来影射晋恭帝之被废为零陵王。甚至比汉献帝之得善终的结局更为悲惨，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篡晋的刘裕，陶渊明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曾作过刘裕幕僚，对于刘裕的功绩还是相当肯定的，刘裕消灭篡位的桓玄、抵御北方异族强敌、北伐收复关洛，都让诗人心情震撼，歌咏赞叹的同时，又对以后形势的发展和晋室的最终命运抱有隐忧。刘裕的最终篡位，似乎也在诗人的预料之中，尽管忠于晋室，却又无法改变历史，只能徒增悲伤，用“不复肯仕”来表明自己与刘裕决裂的心情。然而刘裕的弑逆零陵王，却彻底震撼了诗人，在此之后，陶渊明的诗里就渐渐流露出较多的“金刚怒目”式的篇章。如《读》第十一首中：
“臣危肆威暴，钦胚违帝旨。（穴契）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覆。长枯固已剧，Q鹗岂足恃。”
陶渊明的故事范文6
其实，《饮酒》诗总共有20首，大约作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前后，当时作者已53岁。以《饮酒》作为整组诗的题目，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诗人虽然爱酒，但酒量并不高，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转移话题，逃脱当权者对他的打击和报复――他的诗作中流露出太多对当朝权贵的不满睛绪。
南朝文学家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意思就是说陶渊明用含蓄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苦闷与追求。
彭泽小县令，惩治大权贵
陶渊明刚任彭泽县令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十分严重的人口隐匿情况，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而官府直接将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陶渊明一上任，就面临着户口清查的准备工作。
在此之前，彭泽县已有十几年没开展过户口清查了。前几任的官员，有的整日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根本就不管政事：有的则官官相护，对社会弊病熟视无睹：也有部分官员发现了问题，认真处理过，但由于阻力太大，被迫放弃。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种人：一是财大势大的大地主，他们用钱贿赂清查的衙役，帮他们隐瞒人口；二是地方豪强，他们或胡搅蛮缠，对清查工作横加阻挠，或因家族中有人在朝做官，以势压人。典型人物就有当时城北的何泰，家中有良田数百顷，奴仆数百人。就是因为他的弟弟何隆长期担任浔阳郡丞，历任县令便对何家格外优待，只登记在籍男丁20名，与实际^数相去甚远。
陶渊明上任后，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做法，首先从何家开刀。一天，他带领衙役突然拜会何泰，当场责成何泰管家拿出花名册，逐一核对，共查出何泰家隐瞒成年男丁200余名。这一下子震动全县，其他权贵家族或地方土豪纷纷主动交代，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清查出被隐瞒的成年男丁3000多名。
初战告捷之后，陶渊明又布告，告知各地从次年开始，成年男丁纳税米由原来的五石减少为三石。县民齐声欢呼，一时好评如潮，大家纷纷赞扬新县令的英明和爱民如子的美德。
陶渊明这种绝不向权贵低头的行为一时被传为美谈，向我们展示了他做事果敢、刚正不阿的形象。
不为五斗米，失却真性情
陶渊明惩治了何泰后，何泰的弟弟何隆一直谋划报复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派一个叫刘云的督邮到彭泽视察――督邮是郡中属官，负责具体监察和考核各县官员的政绩，对官员的升降任免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督邮以凶狠、贪婪闻名，每年冬夏二季，他都要巡视各县，而他每次巡视，绝不会空手而归。
那天，当刘云到彭泽县衙时，陶渊明正和几个幕僚喝酒闲聊。听说刘云驾到，赶紧出迎，不料刘云怒气冲天，呵斥道：“本官巡视来到你县，你等衣冠不整，形态懒散，是何道理?目前正是多事之秋，你等不思国恩，反而白日聚众豪饮，不理政事，朝廷要你等滥官污吏何用?”说罢扬长而去。这种局面让不谙官场事务的陶渊明一时不知所以然。刘云走后，陶渊明问旁众：“督邮今日发怒，不知究竟为了何事?”一幕僚答：“督邮一向贪婪，照卑职看来，他不过是借题发挥，索要贿赂罢了。”陶渊明听后愤然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索要贿赂，他是找错人了。”说着，解下印绶交给旁边小吏，立马辞职不干了。
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历史典故。陶渊明为何说“五斗米”?五斗米就是晋朝一个县令的俸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情率真、绝不丢失自己高贵人格的诗人形象。
堂堂大诗人，曾作讨饭客
辞官后，任凭陶渊明如何早出晚归，怎么提高耕种技术，在天灾人祸面前，他的田园里总是“草盛豆苗稀”，收成越来越差。但难能可贵的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诗人并没有放弃他所钟爱的诗歌创作。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他家里发生了火灾，这让本就家徒四壁的他更是雪上加霜。有一天，陶渊明饿得实在不行了，就硬着头皮去讨饭吃。“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他犹豫了好久才敲开人家的门，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幸好主人一下明白了他的来意，热情地款待了他。他为此专门作了一首《乞食》诗，其中“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两句表达了诗人当时由衷的感激。
没想到堂堂一代大诗人，竟然也曾沦落到这步田地，但即便如此，他也绝不委曲求全。陶渊明这种在人格和信仰上的坚守实在可贵!
援引身边事，劝醒少年人
相传，曾有个少年前来向陶渊明请教读书的妙法，问如何才能做到像他那样博学。陶渊明听后，大笑道：“天下哪有学习妙法?只有笨法，全靠下苦功夫，勤学则进，辍学则退!”
可少年并不懂他的意思，陶渊明便拉着少年来到稻田旁，指着一根苗说：“你蹲在这儿观察它，告诉我它是否在长高?”少年注视了很久，并不见禾苗往上长，便站起来对陶渊明说：“没见长啊!”陶渊明反问道：“真的没长?那么，它是如何变得这么高的呢?”
这下，少年就更不知如何回答了。陶渊明进一步引导说：“其实，它时刻都在长，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读书学习，也是同样道理，学问是点滴积累的，有时并不易觉察到，但只要勤学不辍，就会积少成多。”接着，陶渊明又指着一块磨刀石问他：“那块磨刀石为何像马鞍一样了呢?”“是磨成这样的。”少年随口答道。“那它究竟是哪一天磨成这样的呢?”少年又摇摇头。
陶渊明说：“其实这是因为天天在上面磨刀，日积月累，就成为这样了。学习也是如此，如果不坚持读书，每天都会有所亏欠啊!”
少年茅塞顿开，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连忙向陶渊明行了个大礼，说：“多谢先生指教，学生再也不求什么妙法了。请先生为我留几句话，我当时时刻刻记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