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去来辞范文1
关键词：“归去来兮”；元散曲；继承；新变
有元一代，仅百余年，而元代文学在文学史上自是辉煌而独具特色的一笔。作为代表文学之一的元代散曲，内容贴近生活和大众，具有真情率性、不琢雕饰的美感。文学从庙堂走进了民间，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元人生活的吃喝玩乐、情感的喜怒哀乐、思想的思考认识都在元散曲中得到了反映。元散曲是世俗的，追求的是世俗里最真实的幸福。元散曲是豁达的，对名利绝不耿耿于怀。元散曲是深刻的，清醒地认识浮生如梦。元散曲存量比较丰富，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搜集了3853首小令和457首套数。在这些散曲中，“隐逸”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除了大量向往归隐、咏唱田园之作，更有直接以陶渊明为榜样，歌咏他“归去来兮”，包括在在文本中提及“归去来兮”或者模拟创作“归去来兮”，成为“隐逸”题材中较为明显的特点之一。本文探究的范围属于后者，具体分析“归去来兮”的文本，结合时代背景，认识这一现象下对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继承和新变。
一、“归去来兮”的生活范式和价值体认
自古以来文人追求物不我违的强烈主体意识和桀骜耿介的个性，使他们无法在需要“机心”的官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心安理得。陶渊明仅仅作为一介文人，只是因为性格不适，便毅然辞官归去。陶渊明并不是第一个在思想和行动上双重归隐的文人，更古远有许由洗耳、接舆高歌的故事，但他的《归去来兮辞》把“归去来兮”刻画地令人无比神往，诗歌蕴藉的感情和散文般流畅的美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归去来兮”的欣喜和享受，他让田园生活变得妙不可言而最贴合人的本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开首的一句不是反问，是一种本我的呼喊和自我的肯定。“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一句也不是反问，是自我为了契合本我而与外界抗战的决绝。“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这是自我契合本我后的诗意栖居。在这篇赋里，人的本我得到了最充分的尊重，自我因此获得了最舒适的生活。“归去来兮”成为了理想的生活范式，它告诉文人，若世界不合你意，你至少可以选择像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
而“如果进一步从世界观和生命意识的角度，结合其所处的特定社会时代予以观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情趣、一种心理状态的抉择，而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他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1] 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种价值认识和认可，因为它意味着对于另一选择的抛弃，连同抛弃这一选择后面所树立的价值体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抛弃了复杂黑暗的官场生活，而选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体认，此时他追求的生命意义就与这一选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绝非高官厚禄、争名夺利，而是田园生活的自由闲适、不违本心。“归去来兮”因此又是一种自愿选择的价值体认。
二、元散曲对“归去来兮”主题的继承和新变
元代作为第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实行了民族歧视性政策，且科举不兴，知识分子地位低下，襟怀难展，有着不满现实、反抗黑暗统治的强烈情绪。借元代特殊时代背景的酒坛，文人佐以散曲通俗自由的文体特征，酝酿了“归去来兮”这一文学主题的十里飘香。这些散曲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相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对于“归去来兮”主题的继承，极力刻画田园生活的闲适，这与《归去来兮辞》是一脉相承的。
盍志学是元初散曲家，其《蟾宫曲》如下：“陶渊明自不合时，采菊东篱，为赋新诗。独对南山，泛秋香有酒盈卮。一个小颗颗彭泽县儿，五斗米懒折腰肢。乐以琴诗，畅会寻思。万古流传，赋《归去来辞》”，极其欣赏陶渊明“归去来兮”的气节和闲适，盛赞《归去来兮辞》千古不衰。
名曲家马致远则在重头小令[南吕・四块玉]《恬退》中描述了青山绿水、竹柳酒诗的田园生活：
“绿鬓衰，朱颜改，羞把尘容画麟台，故园风景依然在。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 绿水边，青山侧，二顷良田一区宅，闲身跳出红尘外。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 翠竹边，青松侧，竹影松声两茅斋，太平幸得闲身在。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 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作者“归去来”背景与陶渊明类似，都是“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从红尘中跳出，归来故居。除了反复吟唱“归去来”，全曲还化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菊”、“三径”以及《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意象，“菊”和“五柳”象征着隐士高洁的品质，这都是马致远追慕陶渊明人格风采的体现。
张可久是元后期散曲家，一生沉抑下僚，生活在辛劳窘迫中。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张可久现存散曲数量为元人之冠。他的散曲多为向往归隐和描写归隐生活的悠闲之作。他有四篇小令是描写“归去来兮”的，分别是[中吕・普天乐]《次韵归去来》、[中吕・朱履曲]《归兴》、[中吕・红绣鞋]《次归去来韵》、[双调・水仙子]《归来次韵》，简易的语言写尽归隐生活的闲适和安逸。
在继承《归去来兮辞》对田园生活的描绘时，有一点值得说明，即元散曲出现了模拟《归去来兮辞》的长篇套数，这是篇幅上的新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正文399字，而李致远的套数[中吕・粉蝶儿]《拟渊明》却达到了573字，除了大量化用原句，而且对场景采取更加细致的铺陈叙述，并且反复自我表明归隐心态。
第二是对于“归去来兮”的哲学认识在继承中有所新变。元人的“归去来兮”大多直接建立在生命短暂、淡视名利的认识基础上，呈现出哲学意义上的新变。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表达了对于生命的思考，“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以生命短暂、不求富贵、不求化仙为要点，表明了在田园生活中安放灵魂、自由隐居的决心。相比较而言，一方面元人对于人生的思考更加具体和世俗，个体的生命不必因为外界名利而郁郁寡欢，而要去尽情地顺应本性、享受生活，并且散曲家不断加以突出和强调。这与元代社会俗文学发展以及大多数文人无法进入仕途而混迹下层的浪子心态有关。另一方面，元人的思考融入了历史兴亡、人生无常之叹，更加沉甸和悲观，洋溢着对现实不满和落寞的情绪。虽然陶渊明所处的东晋并不是清明之世，但是文人地位比元代要高，陶渊明辞官的直接原因也只是个人性格与官场的抵触，但是元代文人是一种集体潜隐，已经成为一个朝代不予重用儒士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两者的时代背景不甚相同，因此产生了元散曲对《归去来兮辞》的哲学认识上的新变化。
元初作家滕斌的散曲[中吕・普天乐]以“酒色财气”联章，对于人生的思考具象而细微，不再空泛和浩大，而切切实实关注人平常日子里的生活，表明了不贪杯、不恋色、不贪财的“酒色财”观，“气”章则反复吟唱“归去来兮”，以期远离是非，静享美景，安度人生。
张养浩是元代做官比较大的散曲家，曾任礼部尚书，后辞官退隐，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他的经历使他对宦海风波、世态炎凉有深切的体会。散曲[中吕・普天乐]《辞参议还家》：“昨日尚书，今朝参议。荣华休恋，归去来兮！远是非，绝名利。盖座团茅松阴内，便稳似新筑沙堤。有青山劝酒，白云伴睡，明月催诗”，表明了放弃荣华、远离是非、安于隐居的心态。
散曲家曾瑞志不屈物，故不愿仕，因号“褐夫”，[中吕・山坡羊]《叹世》显露出作者对人生深刻的思考，感慨富贵荣华一场，美景不等人，劝导世人及时行乐。尾句想象着陶渊明归来时的喜悦情景，“归来笑杀彭泽令。孤云野鹤为伴等”，认为这才是人生应该度过的方式，而不是营营于蜗角虚名。
张可久的散曲 [中吕・满庭芳]《感兴简王公实》则借历史兴衰之叹抒心中归去之块垒，“光阴有几？休寻富贵，便省别离。相逢几个人百岁，归去来兮！羊祜空存断碑，牛山何必沾衣？渔翁醉，红尘是非，吹不到钓鱼矶”，表达了生命短暂、人生无常，只要远离红尘，安逸自适即可。
汤舜民是元末明初散曲家，他的[南吕・一枝花]《赠钱塘镊者》：“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但识破毫厘千里谬，才知道四十九年非。这归去来兮，明是个安身计，人都道陶潜有见识。谁恋他花扑扑云路功名，他偏爱清淡淡仙家道理”，明确表示“归去来兮”是“安身计”，无关功名，不理尘俗，在并不契合的社会统治中寻找自己的立身之地。
三、总结
“因为辞官，陶渊明造就了一个大气磅礴、灿烂嘹亮的文化符号―“归去来兮”。[2]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集中反映了他的隐逸思想，描绘了不染尘非的田园生活，给予后世文人强有力的精神养分，“归去来兮”已成为知识分子守望的精神家园，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不断在被再提及、再抒写。元散曲中的“归去来兮”主题篇目表明了他们对于“归去来兮”这一生活范式以及价值体认广泛地接受和实践。在继续歌咏田园生活的美好基础上，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他们在“归去来兮”的哲学思考上有一些新变，表现为更加具体、世俗，同时也更加深刻、悲观。
注释：
[1]鄢化志. “归去来兮”辨. 文艺研究，2001（3）
[2]高建新. 陶渊明彭泽辞官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中学刊， 2013年4月
参考文献：
[1]《全元散曲》（全二册），隋树森编，中华书局，1964年
[2]《全元散曲典故辞典》，吕薇芬著，湖北辞书出版社，1985年
[3]《元代文学史》，邓绍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4]《元散曲概论》（修订本），赵义山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混同与重构：元代文人画学研究》，刘中玉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
[6]《陶渊明的文学世界》，孙晓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7]《元散曲的时代旋律与元代文人的生命感悟》，王建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月
[8]《“归去来兮”辨》，鄢化志，文艺研究，2001年3月
陶渊明归去来辞范文2
关键词：陶渊明；归田；欢欣；孤独；无奈
最近，带着新的年级的学生又开始学习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在欣赏诗人的率性、体悟诗人归田的欢欣之余，细细体会，又感慨于作者欢欣外衣下的孤独与无奈。
历来论者认为，《归去来兮辞》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以下思想：安贫守道君子固穷的人生态度，委运任化生死由之的达观思想，质性自然、抱朴守真的生活原则，特立独行、不拘时俗的处世方式，安逸闲适平和恬淡的审美趣味。总而言之，陶渊明的归田是他的最终选择，诗情画意的描写让人感受到的是他的愉悦之情。
但是，细细体察，便不难发现他心中难以言表的孤独与无奈之情。这首先要从他的出仕谈起。在序言中，陶渊明介绍了自己出仕的理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五柳先生传》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生活：“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因此，贫穷是诗人的生活情况，为糊口做官，我们相信这个理由。
但这绝不是惟一的理由。陶渊明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儒家有“兼济天下”的一面，也有“独善其身”的一面。陶渊明青年时是怀有“兼济天下”的壮志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三），“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在这种理想的支配下，再加上生活的贫苦，他出仕了。但现实的黑暗又使他无法施展抱负，因此，他陷入了官与隐的痛苦抉择，前后多次出仕就可看出他的犹豫。直到最后一次，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到，“吏白应束带见之”，才让他断然离去，彻底结束这种仕隐不定的生活。于是《归去来兮辞》便产生了，它是作者彻底觉醒，断然与官场决裂的宣言书。
但是，陶渊明对于归隐一直是存在矛盾心理的，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当他第二次出仕在桓玄门下当属吏，发现意欲夺权的桓玄并不能让自己实现理想，陶渊明便决定离开他，并叹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蕴含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在《归去来兮辞》中，也可以窥见这种痛苦，对于归隐，他“惆怅而独悲”，不过陶渊明就是陶渊明，在进行自我调节后，他很快说服了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质性自然”压倒了“猛志逸四海”，他终于启程了。
一旦决定归田，诗人的真性情就体现了出来。他简直迫不及待了，天未亮就出发，远远地看见家时，恨不得奔跑起来。及至到了家，一切在他眼里都那么舒心。家人已经热情地迎出了门外，离家80多日，院子已经荒芜，但是喜爱的松菊还在，了解自己的老妻也早已准备好了酒。有菊有酒足矣！看着熟悉的一切，自在安适，这小小的容身之地，和那污浊的官场比起来，简直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
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他不属于官场。于是，我们在《归去来兮辞》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身影，他有时出现在院子里，这儿瞅瞅，那儿摸摸；有时拄着拐杖出去转转，累了就席地坐，看云卷云舒，去留无意；看鸟儿盘旋，日晚归巢；或驾车，或乘船，或探寻幽深的山林，或经过崎岖的山丘，花木欣欣向荣，山泉潺潺东流，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陶渊明这时是悠闲自在的，他似乎沉浸在这浓浓的天伦之乐以及怡情养性的田园风光之中了。
但是他还未能真正放得下，你不见他“乐琴书以消忧”吗？我不禁在想，此时的诗人“忧”什么？还在因生活的困顿而忧吗？似乎不像，从同期的《归园田居》中可以了解到，他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再加上刚刚解职，应该还有官俸，生计应该不成问题。那“忧”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可以这样来进行推测：
一、懊悔之情
诗人心性淡泊，却无奈出仕，多次的为官经历使他认清了现实，悔不当初。“迷途”“今是而昨非”“误落尘网中”就是这种心情的实录。
二、庆幸之情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一句，其实是化用了《论语・微子》里的一个故事：“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接舆认为当政者危险，因此讥讽孔子不能隐退，并且劝对方及时改正尚来得及。陶渊明是不是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就像孔子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现在终于醒悟而选择了“独善其身”？
三、孤独之情
孤独，在文中随处可见：“引壶觞以自酌”――自斟自饮，缺少知音；“门虽设而常关”――与外界隔绝，无人来访；“怀良辰以孤往”――独来独往，自娱自乐；“抚孤松而盘桓”，托物言志，高洁的品格仍在，可是，这“松”毕竟是“孤”啊，这是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孤独地混迹官场污浊，孤独地弃官归田，这种无奈与孤独是他人乃至亲人都无法理解的。尽管可以“悦亲戚之情话”，却还要“乐琴书以消忧”。
伴随着这种孤独与忧伤，面对“得时”的“万物”时，诗人一方面“善”（羡慕），一方面“感吾生之行休”。这时，让人很自然地想起苏轼的诗：“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两个伟大的人物，此时的心灵是相通的。
还能怎么样呢？苏子借客人之口劝慰自己：“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子意识到，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心灵方能得到大解脱。
陶渊明也劝慰自己：“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乐天安命，与其说是达观，不如说是一种无奈。
另外，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也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行动体现，也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消极反抗的一种无奈选择，诗人的内心其实并不平静，他在与劳动人民进行接触的过程当中，愈发认清了社会的黑暗，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桃花源记》当中，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当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时，转而变为对浪漫的想象，“乌托邦”的始祖陶渊明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
至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归去来兮辞》一文，欢快的外衣下潜藏着作者多少的孤独与无奈啊！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2009.
陶渊明归去来辞范文3
[关键词]归去来兮辞 疑点 阐微
笔者在《归去来兮辞并序》备课和教学交流中,发现文中的几处疑点。在详细考证诸多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阐微辨析如下。
疑点一,关于“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征夫”解释为“行人”?
疑点辨析:“征夫”,教材解释为“行人”,笔者以为不妥。陶渊明自彭泽任上弃官归隐,彭泽距柴桑仅百里之遥,难道年届不惑的陶潜不知道回家的路程,竟然要向行人询问?这显然不合情理,解释起来也未免牵强。实际上,这里的“征夫”解释为“同行之人”更合适。“征夫,旧谓远行之人”。陶潜在船上,不时询问同行之人:“到柴桑了吗?路还有多远?”回家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当然,下文的“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也不失为这种心情的最好诠释:哪怕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
顺便提及的是,明代马轼有一幅《问征夫以前路图》,描绘陶渊明弃官归里,以驴代步,二稚童担书剑随行,歧途中问路,征夫为之指点的画面。于画面意境自然不敢稍加圈点,但笔者妄度:舟中问询是否会更符合靖节本意?这也与上文“舟遥遥以轻”互为应答。
疑点二,关于“僮仆欢迎,稚子候门”。陶渊明既然“耕植”尚“不足以自给”,又何来“僮仆”伺侍?
疑点辨析:陶渊明虽然在“序”中坦言“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但他五度仕宦,归隐之初,家境并未到一贫如洗之地。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他也谈到自己“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尚可“躬耕自资”。只是到了义熙四年,一场火灾将其家园夷为白地,直至晚年绝境,靠乞食借贷度日。实际上,陶潜对自己家贫的夸张说法更多的是彰显―种精神价值的存在,即贫贱不能更移的“道胜”追求和守拙真操。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畜奴之风极盛,拥有奴婢成百上千者不乏其人。吴国的世家大族“僮仆成军”;西晋时,石崇有“苍头八百人”,苟唏“奴婢将千人”;东晋时陶侃有“家僮千余”,刁逵“奴婢数千”。而“资产不丰的普通民户往往拥有奴婢,有的甚至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因此,陶渊明有“僮仆欢迎”并不奇怪。
疑点三,关于“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陶潜自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莫非家人也深得靖节先生生性疏懒之三昧,院子里的小路快要荒芜了,尚不知清理荒秽?
疑点辨析:“三径”之意,无须赘述,而“就荒”之语,也并非实指,它是为了突出“松菊”的意象特征。“松”和“菊”是陶渊明理想人格的化身,松的傲岸坚挺、卓然不群让他吟诵不已,“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饮酒》其八),“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辞》)。而主要指向高雅清逸的志趣、悠然忘世的情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饮酒》其七)。
不能忽视的是,《归去来兮辞》的首句就有“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自诘。其实,田园的荒芜不正是作者因为自己“误落尘网中”从而荒芜了精神家园的自悔自责之辞吗?因此,从象征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三径就荒”句: “向往隐逸的精神家园已接近荒芜,可是我傲然不群、高雅清逸的气节尚且保留啊!”
疑点四,关于“门虽设而常关”。陶渊明为什么设门而常关?
疑点辨析:美国的克里斯托弗莫利说:“门是隐秘、回避的象征,是心灵躲进极乐的静谧或悲伤的秘密搏斗的象征。”其实,门也是中国士大夫群体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独立的人格,坚贞的操守,是隐逸者的代名词。陶渊明的那种“自甘寂寞,自珍操守,抗拒尘嚣俗流,注重素心默契的士大夫,情怀”则外化为了诗文中厅堂门扉的闭启。也就是说,“门虽设而常关”是陶渊明闭门心态的真实写照。
另外,“门虽设而常关”的原因未尝不可以这样来推求:隐居的生活人迹罕至,门可罗雀, “关门”这个简单的生活行为就成为一种孤独的文化心态。李弥逊的“宿鸟声中自掩门”,杜甫的“蓬门今始为君开”,都可作为印证。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上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段幼平论陶渊明诗歌的悲情意识术[J],探索与争鸣(理论月刊),2008(1)
[3]蒋福亚略论魏晋南北朝的奴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5)
[4]蒋福亚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杂议[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3)
陶渊明归去来辞范文4
《桃花源记》本为《桃花源诗》的序言，但出乎诗人意料的是，他的《桃花源记》对后人的影响远胜《桃花源诗》。《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桃源美景给后世之人留下了一个思想上的巨大幻想空间，让那些渴望自由的灵魂有了一个精神上的皈依之地。
尽管在生活中我们都把“世外桃源”当做一个缥缈之地，认为这是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虚构的一个“精神高地”，但是，如果你认真去品读陶渊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就生活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
首先，陶渊明是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做彭泽县令时，县令可种公田100亩，他吩咐全部田土都要种秫，便于煮酒。妻子翟氏说，还是多种点粳吧，我们母子还要吃饭哩。陶渊明不得已分了50亩地种粳。在诗人的思想意识里，饭是可以不吃的，但酒必须得喝。诗人因爱酒成痴，时人称为“酒圣”。
再看陶渊明的辞官也完全是率性而为。在他的彭泽县令当到八十多天的时候，郡里派来了一督邮，当县衙小吏告诉他须束带鞠躬而迎时，陶渊明生气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便解绶去职。走时，还不忘作《归去来兮辞》一首，第一句便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可见诗人虽为县令，心中却一直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果不是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人恐怕很难有以上的举动和想法。
辞官后的陶渊明更是一心一意地打造自己的世外桃源。他因宅边有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此外他还在庭前院后遍种、兰花、梅花等各色花卉，是《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景象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诗人便日日生活在这花红柳绿之中。他在《饮酒》中说：“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 ；在《拟古》中写到“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在《蜡日》中赞：“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可见，诗人的房前屋后是柳树成荫，鲜花盛开，这是他为自己打造的现实版的世外桃源。在这样宁静秀美的环境里，诗人是怡然自得的。他在《读山海经》中写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这是何等惬意和闲适的生活啊！
史书《宋史・隐逸传》中有一段陶渊明日常生活的精彩记录：九月九日，陶渊明无酒便坐中，久之，满手把菊，忽值江州刺史王弘派人送酒来，陶渊明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对陶渊明诗意般的田园生活，梁启超有这样一段评价：“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此外，陶渊明晚年生活虽落魄，但心灵是自由的，灵魂更是高洁的。前面提到的江州刺史王弘最初久慕陶渊明之名，欲见之而不得，后来打探到陶渊明要上庐山一游，便让朋友庞通在半道置酒相邀，两人饮酒正酣时，王弘乘机而至，庞通为之介绍，王弘方得以结识陶渊明。
另一朋友颜延之做始安郡太守时，路过浔阳，与陶渊明竟同饮月余，临去，给了陶渊明二万钱，陶渊明居然全部交给酒家，以便随时取酒来饮。此人若非真正高洁之人，实难有此举动。
陶渊明归去来辞范文5
关键词: 陶渊明诗歌飞鸟意象内心世界
陶渊明诗歌中描绘最多、最具有神韵风姿、最能体现陶渊明内心世界的,我认为是他笔下一系列的飞鸟形象。“飞鸟”是比较常见的古诗赋意象。在中国历史上,鸟不仅是文人用来作为喻体的一种对象,而且是他们传达主体意识与内心情感的一种载体,无数文人用飞鸟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陶渊明是这类文人的杰出代表。陶渊明出生在风景秀美的庐山脚下,与自然朝夕相伴,对山鸟更是有着一份别样的感情,他熟悉鸟、喜爱鸟,能够准确把握飞鸟这一特定形象,传达出内心的感触和情怀,使抽象的意念化为具体的形象,如“高鸟”、“倦鸟”、“归鸟”、“羁鸟”、“孤鸟”、“精卫鸟”、“失群鸟”、“有托之鸟”等。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纷繁的飞鸟意象去把握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一、翩然高飞之鸟――出仕前昂扬的陶渊明
在青少年时代,陶渊明心中就充盈着济世的思想:“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赛翩思远袁。”(《杂诗》其五)在这首诗中诗人犹如翩然高飞的鸟,幻想着在宇宙空间高傲地飞翔,充分展现了诗人“少时壮且厉”的豪侠气魄。又如“云鹤有奇冀,八表须臾还”(《连雨独饮》),“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弗洽,翻翩求心。顾铸相鸣,景庇清荫”(《归鸟》)。在这些描绘“鸟”的轻松文字中,洋溢着诗人“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乐观情绪,流露出诗人希冀翱翔于“八表”、“云岑”的激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这些诗人后来回忆青年时代的文字和诗人最初的“飞鸟”意象,使我们能够想象出青年陶渊明积极进取、昂扬的内心世界。鸟的翱翔云霄展现出青年陶渊明远大的抱负和宽阔的心胸。
二、樊笼困倦之鸟――仕宦中苦闷的陶渊明
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济世愿望,陶渊明在二十九岁那年做了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因而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陶渊明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晋安帝隆安四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因而于隆安五年冬天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三年,陶渊明离家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取得了一些成绩。这让他对官场和仕途充满信心。但是入幕不久,陶渊明知道统治阶级为了剪除异己而杀害功臣的黑暗内幕后,感到十分失望。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是年三月,陶渊明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污浊昏暗的社会使诗人的“猛志”不得以实现,因此诗人内心一直有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尤其在他四十岁第三次出仕时,这种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最为强烈。在走马上任的路途上,陶渊明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在这首诗中,诗人目睹他乡之景而生倦意,一叶方舟向前移逝,思归之情绪纤绵不绕,尤其是看到云里高傲悠然飞翔的鸟,相比之下,诗人自愧不如,那种身系官场,如困樊笼之感黯然而生。
陶渊明辞去刚刚做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时,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云无心以出岫,倦鸟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无心出岫的云、孤高傲世的松都赋予了诗人的个性和情操,其中重彩描绘的是颇感形役之苦而倦飞知还的归鸟,托物言志,寓意深邃。充分体现出内心的萧散冲淡之趣”[1],表现出他对官场愤愁和曾步入仕途的追悔。
三、隐居中闲适又孤独的陶渊明
(一)悠然自得之鸟――隐居时闲适的陶渊明。
在三十七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里,陶渊明在农村度过了三年较为安闲的生活,躬耕陇亩,心情颇为自得。这时诗人写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傍晚时的山中,气象越发可爱,一群群飞鸟相互唱和着归栖山林。诗人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似乎从这恬静的山色之中理解到了无以言传的真谛。随后诗人又写下了专门咏鸟的《归鸟》一诗,抒发了自己归隐田耕的喜悦情怀和充实而愉快的田居生活。归鸟的一举一动无不与诗人自己的遭遇相一致:归鸟也曾振翅而飞,而且能够“远之八表,近憩云岑”。但随着环境向不利鸟生存的方向转化,归鸟只能“翻翮求心”,“岂思天路,欣反旧栖”。去林而返的归鸟正是诗人自我的化身,他最初为了实现自己的豪情壮志而出仕,最终却不得不归隐田园。“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与“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反抗尘俗却并不逃避人生,奉守着热爱生活的人生哲学。诗中之鸟,生机盎然、无忧无虑,它不必担心遭罹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它最终的归宿。陶渊明之于田园、自然,恰如鸟之于山林。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仕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与生活上,都找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所以在陶渊明诗中,深深地蹂合着仁者哀世的深悲与智者欣愉的妙悟。”[2]
(二)悲鸣失群之鸟――隐居时的孤独的陶渊明。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一直过着虽然清贫却安宁、平静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约两年半后,一场大火焚毁了诗人的草屋,使他原本窘迫的生活更加窘迫,甚至一家人只能居住在河边的一条船上。宋文帝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到他家看望他,这时陶渊明已经饿了好几天,连起床都很困难。此时,陶渊明所经历的田园生活和社会现实引起了他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再认识。他全面地思索人生,总结自己。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知音寥落和对死亡体验与言说使他趋于苦闷和孤独。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越清醒,这种苦闷、孤独之情就越强烈。陶渊明于五十三岁时所作的《饮酒二十首・其四》集中体现了这种情感: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表面上咏的是失群而终归宿于孤松的“飞鸟”,实际上用以比喻经历了仕宦失意而终归田园的诗人自己。“失群鸟”的“独飞”喻诗人之独处;“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相辉映,喻诗人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宿,追问自己人生价值与人格理想时的心理矛盾;“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喻苦闷侵袭着诗人,使他忍受着漫长无期的煎熬。这里的“飞鸟”形象已不再是鸣叫于林间的欢乐之鸟了,而是寄托了诗人全部的政治苦闷和理想的孤鸟。陶渊明并不甘心隐居,他的壮志一直埋藏在心里,并且关心着社会现实,诗里时常流露出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饮酒、采菊,看似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归鸟由“相鸣而归”“众声每谐”变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其情态与遭遇正与诗人心灵深处的种种孤独体验达到了“形”与“心”的默契,艺术地再现了陶渊明的凄凉心态和“吾驾不可回”的坚定决心。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与飞鸟有着不解之缘,内心的憧憬与失落、欢娱与苦恼、闲适自在与孤独苦闷,都寄予在了笔下飞鸟的形象上。这些鸟承载着诗人的苦与乐、爱与恨、愁与喜、希冀与失望,飞翔于天地之间,栖息于山林之上,伴随着诗人度过整个一生。也正是这些鸟的形象,使我们对诗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更多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陶渊明归去来辞范文6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审美；人生观；诗意的生活
无论哪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都会选入陶渊明的作品，如《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归去来兮辞》等。陶渊明的作品是他本人的写照，欣赏他的作品必须探讨他本人。
一、人生历程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后曾经到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二、诗意的生活
对陶渊明的研究已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具有总结性和里程碑性质的研究出现在五四以后，代表性的观点有：鲁迅先生的金刚怒目说、朱自清的道家田园说、闻一多的个人闲逸说、朱光潜的人格风格说。当然还有陈寅恪、王瑶等大家，他们基本都从陶渊明主导思想的角度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事实上，陶渊明生活在先秦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其思想组成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仅以一种思想或某几种涵盖之，似乎不太可能。但本文又认为这些研究仍都是中肯的，因为六朝时期各种思想泛起，作为一个文化人，时代文化特征必然要在它的心理及诗文中留下纷繁的印记。
关键是，作为文学家、诗人，它的特质是什么呢？另外六朝时期除了思想的纷杂外，还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它的表现又在哪里呢？我想应该在于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中国文化中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宗教意识，因此对于宗教意识并不强的中国文化人而言，其心理世界是值得探讨的。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逐渐成熟，由六朝开始有了自觉意识的文学，在中国文化人的心理构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慰抚灵魂。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的教育思想，也是从这样的文化背景出发，用“美育”来代替宗教。陶渊明对人生的审美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陶渊明陶然期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实践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这种美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审美的至境，所以才会“欲辨已忘言”。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般都鄙视力役，看不起农业劳动，更不消说去发现挖掘农业生产中的诗情画意和参加劳动后的感受与体验了。魏晋时代的清谈之风盛行，清谈家以不染事务为高雅，远离劳动为时髦。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山水诗盛行而讴歌田园之章则大为逊色的状况。有人以“山水诗”为陶渊明定位，忽略了陶渊明自身独特的价值。朱自清先生就认为田园才是陶渊明的独创。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的自然和山水，与谢灵运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渊明这里的自然，不仅是脱世的名山秀水，也不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审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审美功能在使个体精神的安宁和超脱方面对陶渊明极为重要。
因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就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领域的拓展问题，也不是放下文化人的架子与村夫野老交往的问题，它反映的恰恰是一个文化人的特质--真正的农民是不会把面朝黄土背朝天视作一种享受的。陶渊明眼中的田园不再是孔子门徒、游侠剑客、簪缨世家、清谈雅客眼里的农夫野老等下等人的生活圈子。他眼里的农村，已是过滤了因战乱导致的荒芜破败、扶犁把锄的艰辛、粗茶淡饭的清苦、布衣褐服的寒酸的优美田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多美的景象啊！田园生活变成简单质朴且可实践的诗意生活。也只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建构才能使他从仕宦的肉体安适、精神窒息（“久在樊笼里”“以心为形役”）里毅然走出，投入乡野田园的劳苦艰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精神却感到愉悦的生活中（“复得返自然”，当然，这里的自然如文中所论，已是审美意义上的自然）。
三、文学之于陶渊明的意义
陶渊明活在读书和写作里。文学对陶渊明的人生而言，意义弥重。从陶渊明始，文学审美作为个体精神安宁和超脱的途径，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柳先生传》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酣觞赋诗，以乐其志”的句子，恰当而细敏地体现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特征，也拨动了后世文人们的文学心弦。
陶渊明不愿受樊笼之苦去干谒入仕，归隐乡间田园。如果求纯、求朴、求真、求拙、融入自然和田园之中，就足以满足精神需求的话，那么对子女的教育就简单多了，按最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引领他们即可。但陶渊明并没有那么超然，子女的教育问题困扰着他。且看《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岁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吹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因为它的纯朴真拙并非老庄式的绝圣弃知，他的“真意”“守拙”已是经审美加工过了的。因此文学化、文字化的生活才是陶渊明的心灵鸡汤。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儿子不喜读书使陶渊明那么烦恼。因为读书写作在陶渊明那里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愚拙”，他当然也是希望他的孩子也能懂得审美的。
陶渊明的这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身上都可寻到陶渊明的影子，而苏轼则是陶渊明的崇拜者，也是以审美姿态生存的典型。苏轼甚至把自己作为审美对象，不断被贬谪的不幸遭遇，也成了笔下丰富的文学材料，而且乐于以此为题。我们从审美化的角度理解陶渊明的人生，从而对文学审美功能的理解也得到了加深，这样更便于对广大中学生进行美育和文学教育。
参考文献：
[1]李惊涛.作为文学表象的爱与生[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张京援.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