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指标范文1
1.完善监测技术体系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是实施监测活动和质量管理的技术依据，完善的监测技术体系对提高监测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1 加强科学研究，及时跟踪监测技术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先进仪器设备的开发与引进，以及新的监测领域和监测因子的扩展，时常出现监测方法、技术规范滞后或新旧方法之间可比性有差异的情况。应加大前沿技术的科学研究力度，及时跟踪监测技术发展状况，保证监测工作有据可依。
1.2 实施监测仪器准入制度，保证监测依据可靠
一些新的监测仪器在投入市场时，存在监测方法和操作规程缺乏或不完善的情况。应借鉴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制、修订管理模式，建立准入和技术审定制度，明确仪器生产方提供技术规则及验证数据的职责，解决当前由使用方制定技术规则的倒置现象。
1.3 稳定监测技术水平，保证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虽然一些监测机构具备紧跟监测技术快速发展优势，购置了先进的仪器设备，但在缺少统一监测方法的情况下，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可比性，有必要强调监测技术的相对稳定性和应用的一致性。
1.4 建立监测方法验证机构，保证工作标准质量
应改变由方法制修订者选择方法验证方并提供验证数据，缺少验证数据监督环节和有效性确认程序的状况，参照标准样品定值管理模式，逐步设立监测方法验证机构，保证方法验证数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2.补充建立量值溯源基准体系
基准是量值溯源和量值传递的基础，在分析测试、质控考核、仪器校准、方法验证和技术仲裁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监测系统除使用国家基准或国外基准外，还有一些不具备量值溯源条件的监测技术。
2.1 建设基准实验室，补充国家基准
针对没有国家基准的仪器或参数，应结合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实际状况，逐步建立具有环境监测特色的基准实验室，填补量值溯源的空白点，解决环境监测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2.2 建立量值溯源规程，健全行业技术体系
对于还没有建立检定或校准规程的仪器、系统或参数，应加快环保行业技术体系建设，制定量值溯源技术规程，并建立相应的技术审定制度。特别需要尽快填补应急监测仪器、自动或在线监测系统等技术体系空白。
2.3 恢复质控实验室，承担质量控制重任
在标准样品基体、种类和浓度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对标准样品过度依赖的质量控制模式造成了质量控制工作的空白区或盲点。应尽快恢复质控实验室，恢复或建立配制质控样品、分装样品、实施仪器校准、验证检定/校准结果或标准样品性能等功能，满足质量控制工作需要。
3.建立监测质量控制指标体系
质量控制指标是评价质量控制结果的依据，是使质量控制措施具有真正实施意义的基础。当前，因质量控制结果评定依据不明确而无法判断监测数据可靠性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造成质量控制的漏洞，而且直接影响环境数据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3.1 重视质控措施研究，强化监测过程的质控
应在监测方法研究与建立中，注重质量控制措施的研究与要求，改进过度依赖结果控制质量的思路，强化过程控制和全程序控制意识，建立更加完善的监测技术体系。同时，应不断探索新的质量控制措施和模式。
3.2 注重质量活动策划，逐步实施项目/任务管理
针对当前环境监测工作中质量控制策划相对薄弱的状况，应强调开展质量控制活动策划的意识，建立明确的质量控制目标和任务，特别应建立按照项目或任务实施管理的模式，改变模糊管理的状况，强化质量控制数据分类统计，实现质量控制数据与监测结果同步审核和报送，并实施定量考核。
3.3 建立质控指标体系，完善质控评价体系
当前，环境监测系统质量控制指标体系研究相对薄弱且滞后，严重阻碍了质量控制活动的开展。应广泛开展技术研究，尽快建立针对不同监测领域、监测方法、监测因子、质量类别、质量控制手段甚至不同监测环节的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同时完善质量控制评价体系。
3.4 建立质量控制目标意识
应树立质量控制指标与质量控制目标相协调的意识，确立适宜的质量控制措施和质量控制指标，区别对待不同监测领域、监测方法、监测手段和技术条件下的质量控制活动，扭转质量控制指标一刀切的思想，允许多层次质量控制指标并存。
3.5 参考监测方法验证数据，建立自身质控指标
方法验证数据是方法可行性的说明，应充分注意其与质量控制指标的差异。每个实验室应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在满足一定控制标准的条件下，建立质量控制指标。组织质控考核时，也应根据考核范围和工作需要，确定合理、可行的质量控制指标。
3.6 合理使用标样不确定度，加强统计方法应用
应深入研究和了解各种标准样品不确定度的含义、计算方法、质量控制水平，明确其与质量控制指标的区别，谨慎对待并合理使用。应加强数理统计方法在质量控制中的应用，选择科学、合理、具有说服力的评价依据，摆脱对标准样品定值结果的过度依赖甚至盲从，提高质量控制活动的公信力。
4.提高环境监测人员技术能力和水平
应该看到，监测人员的理论基础、技术水平、工作经验、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以及各地区的发展和装备水平等存在不均衡的状况。提高监测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管理意识，完善考核机制，是提升监测质量的有效措施。
4.1 加大培训力度，加强技术交流
举办技术培训班是实施技术培训、促进技术交流的有效手段。应根据监测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策划和设计培训内容，把握技术培训的主干线。
4.2 丰富培训形式，提升培训实效
针对日益发展的监测仪器培训需求，应建立并发展互动式和跟班式培训制度，设立专项培训基地或开放实验室，有效解决监测人员的技术水平滞后于能力建设速度的现状。开发各种教学或培训课件也是普及监测技术、推广规范操作技能、丰富教学模式的有效方法。
4.3 建立再教育机制，激发在岗培训热情
针对环境监测机构进入机制不完善、监测项目众多、监测手段差异较大等实际情况，应充分考虑环境监测科学的实验性，建立再教育机制，激发在岗培训热情，对开展具体监测项目的能力给予切实可行的技术支持。
4.4 强化考核机制，完善持证上岗考试办法
随着监测领域的扩大，监测方法和监测项目的增多，实施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工作的程度和难度都在不断加大。应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完善试题库，改进考核方式和管理模式，加大监督力度，有效把握考核工作质量，促进技术水平提高。
4.5 提高要求，提升质管人员素质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人员既是质量管理活动的策划者和运行维护者，也是技术人员实施质量活动时的重要技术支撑者。应着力提高质量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素质水准，促进监测质量提高。
5.有效运行环境监测质量体系
实践证明，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体系，是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的重要手段。
5.1 强化体系管理，促进管理与技术有机融合
质量体系是全程序质量管理模式和先进质量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实现了质量管理与监测技术的有机融合，使管理程序化、程序制度化、制度法制化，实现各负其责的规范管理，充分发挥质量体系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效能。
5.2 体现特色，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质量体系
结合当前环境监测系统质量体系建立和实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建立体现环境监测工作特色和技术特点的质量体系框架已成为质量管理的重要需求。《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630-2011）兼容了现有实验室管理的基本要素，并纳入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特性要求和合理解释，不仅可以成为环境监测系统质量管理的重要依据，更将改变质量体系的监督主体，体现行业特色。
5.3 实施有效管理，注重自我完善
应通过工作计划、日常监督、审批/审定制度、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环节和手段，有效促进机构内部管理机制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重要转变，体现自我约束行为，表征自我管理意识的提高。
6.建立健全监测质量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监测质量监督和考核机制，是开展质量监督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监测质量的重要手段。
6.1 推行网络化管理，实行全国一盘棋协调机制
全国环境监测系统是一个整体，共同承担着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以及重大环境调查监测等任务，为体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路，保证监测技术一致性和数据质量可比性，非常有必要建立面向整个监测系统的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协调。
6.2 利用通用管理模式，促进各领域共同发展
环境监测机构同时承担着多个领域的监测任务。质量体系是通用性的管理模式和手段，能将各个监测领域、各项监测任务整合到同一个管理操作系统中，成为协调各领域共同发展的重要媒介。
6.3 开展监管方法研究，建立长效质量监督机制
针对当前环境监测系统以单项目、单领域、零散型监督为主的现状，应加强监督模式和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探索，建立长效质量监督的机制，开展质量检查、同步监测、比对监测、能力验证以及质控考核等多种形式的质量监督活动。
6.4 配合开展技术研究，提升质量监督实效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树立以提升技术水平为目标的工作意识，在实施质量监督的同时，开展监测方法、操作条件以及质量控制措施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切实解决管理与技术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提升质量监督活动的实效。
6.5 建立质管评价体系，有效实施监督与管理
监测指标范文2
关键词：网络舆情；舆情监测；指标体系
有效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才能实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工作重要环节包括采集、整理和分析舆情信息，需要构建一定的指标体系，评价揭示网络舆情信息的特征与变化规律。指标是在评价某些研究对象所确定的依据和标准，包括指标名称和数值。网络舆情指标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指标组成的统一整体，用于反映网络舆情的综合状况，揭示其中的各个方面。本文首先介绍舆情监测的来源范围，接着阐述网络舆情监测指标的构建原则与内容，提出从主题汇聚、热度、内容倾向性、预警等方面构建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
1 网络舆情监测来源
网络信息的来源不断趋于多样化，从传统的新闻网站、博客论坛，发展到微博、微信等社会化网络应用[2]。准确把握舆情态势，防止监测分析片面化，需要增加信息来源范围。然而，舆情监测难以捕获所有网络信息，网络舆情的来源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在网络上，表现为围绕新闻、事件、问题与个案等产生的网络信息。网络舆情的信息来源选择主要包括：
（1）主流媒体新闻网站。网络新闻是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新闻。重大性与突发性舆情都会及时出现在主流媒体，聚集大量网民跟帖评论，是舆情的重要来源与传播源头。（2）论坛。在网络社区中，网民会发出具有个人观点看法的各类信息。在舆情监测工作中，接触到的近半信息都来自于各种论坛。（3）博客。博客是个人分享、交流思想知识的空间，会对热点和新闻事件、特定话题和现象发表个人评论，是舆情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博客数量众多，主要采集专家、知名人物的博客及网民回复。（4）视频网站。视频网站是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记录与者，并且大多视频网站提供给留言功能，比如优酷、爱奇艺等。视频信息鲜活，网民会分享观感看法与态度，视频标题与描述信息为舆情数据的整理分析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以往工作容易忽视这类舆情载体，而实际中一些舆情事件会较早通过视频网站传播。舆情监测工作需要重视视频信息的价值，及时采集抽取其中的有价值信息。（5）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应用上，国内主要是微博和微信。微博相对数据开放，数据量巨大，很难在较短的轮询时间窗口完成采集遍历。所以，与传统博客类似，选择其中的部分微博。微信主要限制在个人通讯范畴，主要将微信公众号作为舆情信息来源。另外，一些网站由于赢利、点击量等原因，有意甚至恶意炒作负面信息。所以，要区分标识这类信息来源。同时，在采集器设置上进行一定限制和过滤，避免采集处理过多无效无关数据。
2 监测指标构建原则
网络舆情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应包括：（1）主题性。具体的舆情工作具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其舆情内容具有鲜明的主题、行业或领域性质。舆情监测的目的是及时识别问题与风险。因此，舆情指标应对各类信息做出灵敏响应。（2）可靠性。指标的选取要有相对可靠性与稳定性，确保指标的使用在时间上有延续性[1]。（3）系统性。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内容众多。指标体系一定要尽量全面完整形成整体，覆盖舆情工作流程，从多层次多角度揭示网络舆情特征。（4）实用性。舆情监测指标必须反映舆情演化趋势与客观规律，符合网络舆情工作需求与相关流程，便于分析和引导舆情。同时，指标的计算分析结果要尽量便于理解与解释说明，为舆情简报等工作提供必备的数据支持。
3 监测指标体系
（1）主题聚合
按照内容相关度准确关联聚合舆情信息，是准确把握舆情整体走向、媒体与网民言论态度的前提。主题聚合即指依据信息内容实现信息的分类与聚类，是舆情话题发现与话题追踪的基本支撑。从技术实现角度，主题聚合涉及信息内容分析，大多都是基于词语匹配的聚分类方法实现舆情话题发现与追踪等主题聚合功能。然而，文本中存在大量词形不同，但意义关联的近义词、同义词与相关词，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新闻、帖文会出现在不同的页面与帖文。舆情信息中包括大量短文本，特别是网民回帖评论，存在明显的语义特征稀疏问题。分类体系只限于关键词本身，不具备主题词的语义描述，容易影响聚分类的准确率与召回率，主题聚合指数的性能会受到明显限制。一个解决方法是构建语义知识，并扩展语义计算模型提高分析的准确程度；利用当前的最新技术，比如深度学习方法，通过构建具有多隐层的学习模型，以海量舆情数据作为训练集，学习扩展语义特征，提升内容分析的准确程度。
（2）热度
舆情热度衡量舆情被关注的程度与传播范围。舆情热度主要包括舆情关注度、传播覆盖度、舆情权威度等二级指标。一些研究提出地域关注度指标[3]，但网民IP地址对于第三方采集系统是难以大范围直接获取的。其中，舆情关注度采用主题内容下舆情信息的关注数量衡量，具体是篇目、浏览、回复数量的综合加权值，一般以线性累加和公式计算。该指标主要从网民角度，衡量舆情内容的被关注程度和感兴趣情况。覆盖度是指主题信息在采集来源站点中出现的比例。舆情信息来源站点是经过筛选的，代表舆情在整个监测范围内的传播程度。由于信息来源规模与特点不同，所以需要对来源类型预设参数再进行比例计算。权威度指舆情信息的来源权威度，比如人民网的权威度较高而小型商业新闻网站的权威度低，知名公众人物的博客权威度较高。权威度通过预设参数区分主流媒体、论坛、博客、微信公众号的来源指标。最后，将以上二级指标综合加权，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主题热度。
（3）内容倾向
内容倾向是信息内容中包含的观点态度，内容倾向指标用于统计舆情信息中的各类情感倾向类型数量。倾向类型主要分为两类：正面（褒、支持）、负面（贬、反对）。文本中的句子不仅包括情感词，而且包含一些具有较强情感色彩的形容词、程度副词、感叹词、否定词等影响判断情感倾向的因素。区分舆情的倾向性，需要构建情感词库作为智力支撑，才能提高情感判断的范围与准确性。比如鄙视、侵犯属于负面动词，而拥护、赞扬属于正面动词，安全、漂亮属于正面形容词。“鄙视这种言论”，“这种装置不安全”，可以依据其中的动词形容词判断情感倾向。
传统手工构建的情感词典覆盖面有限，难以满足实际运用。考虑到技术实施的快速性、易用性以及语义问题。借助已有情感词典构建基本情感词库，运用Word2Vector工具将语料库（比如已采集舆情信息、维基百科知识）转换为词向量，计算其他词语与已知情感词的语义距离，构建情感词特征空间[4]。通过扩展情感词库，判断广泛的情感倾向。舆情信息中的回帖或评论大多由较短句构成，其中句子s中的情感词表示为，s的情感类型。其中，表示词wi的倾向类型。如果wi前面否定词个数是奇数，则反置wi的极性倾向。将倾向性判断问题转化为文本分类问题，这样可以有效判断各种长短文本的情感倾向，得到主题信息的情感态度频率分布与内容倾向趋势。
（4）预警
网络舆情表现为海量的网络信息，舆情变化程度对应相应数据的特征与趋势。所以，监测分析数据变化可以描述舆情的影响趋势，对网络舆情进行危机预警。当前，网络舆情事件处理存在应急准备不足，报送时间不及时，突发事件响应速度慢等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舆情预警能力相对较弱。舆情监测需要增强舆情信息的分析和预测，将工作重点从单纯的收集有效数据，向深入研判与预测舆情的趋势方向拓展。常用的思路与方法是：预设时间窗口，获取主题信息数量，内容敏感程度，负面倾向性评价数量比例，传播范围等基本特征与指标。计算历史窗口下的信息增长率、增长梯度等变化程度，评估舆情信息的数据变化趋势并制定预警级别。进而，以数据挖掘为核心技术，应用不同的数据模型方法，比如传统的多元回归、贝叶斯网络、决策树、支撑向量机等预测舆情发展趋势。如果大于某阈值或符合预定模式，认为需要预警，即从海量网络数据中预判出潜在的危机隐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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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RI网络口碑研究咨询机构介绍及研究方法[EB/OL]. http：///wiki/网络舆情指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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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范文3
宏观审慎监测指标选择
次贷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政策成为金融宏观调控模式改革的重中之重，但一开始由于危机正酣，各界热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及调控工具上。随着危机治理的逐渐深入，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的发生开始提上政策制定者的议程，学界的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向危机的监测和预警，近几年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下面就对已经形成共识的监测指标进行梳理。
核心指标：信贷缺口
“信贷缺口（credit gap）”被定义为信贷/GDP比率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该指标首先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关于使用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核心参考变量的指引中提出，而该指引主要是基于Drehmann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在众多潜在变量（包括信贷增速、GDP增速、不动产价格以及银行盈利能力等）中，信贷缺口是银行业危机最重要的指标，当信贷/GDP比率比历史趋势高出10个百分点，可作为一场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最强信号。尽管最初研究只是使用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近期的文献证实这一信号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同样起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近一次研究表明，在给定最低预测比的前提下，信贷缺口大于10%时，信噪比最低（信噪比是指在出现预警信号的情况下，不发生危机的概率。对政策参考而言，这一比率越低越好）。研究表明，在信贷缺口大于10%的情况下，3年中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为72%。同时，在5次预警（信贷缺口大于10%）中，会有一次失败。
补充指标
信贷增长指标：Jorda等指出，信贷增速是预测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指标。Bas等发现，尽管很难区分“好的”和“坏的”信贷暴涨，但是坏的暴涨倾向于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从历史数据看，差不多半数持续时间超过6年的信贷暴涨最终都会发生危机。IMF指出，信贷缺口年度环比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可以作为提前一至两年预测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信号。
资产价格增长指标。Borio和Lowe，Borio和Drehmann，以及IMF指出，综合考虑信贷及资产价格从长期趋势偏离，可以更好地预测银行业危机。房价及商业不动产价格相对于收入或租金的上涨可以作为失衡积累的有价值的预测指标。IMF指出，平均房价倾向于在金融紧张出现前两年增长10～12%。
市场波动率及利差。Brunnermeier及Sannikov对所谓的“波动性悖论”做出解释。“波动性悖论”指的是，即使风险指标并不显著，金融体系也可能遭受危机。Gilchrist和Zakrajsek以及Stein提出，当风险溢价很低时，后续信贷利差上涨的可能性反而更大。风险溢价包括国债的期限溢价以及企业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的信贷风险溢价。对低利差进行解释是困难的，因为低利差可能由消费者情绪或是消费者风险偏好或是消费者风险承受能力决定。尽管如此，Bush等2014年指出，如果风险溢价极低，那么融资则非常便宜，宏观审慎政策就很方便采取保险措施并进行逆向干预。
偿债比率。Drehmann和Juselius发现，除了信贷缺口指标外，偿债比率指标作为早期预警指标的表现持续优于其他指标。从长期来看，信贷缺口是单一最好指标，通常在危机发生前3至5年提供早期预警，而偿债比率则在短期内表现优异。Igan和Loungani从一个包括55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样本中发现，2006年末以房价收入比指标衡量的房价高估越多，则房价在最近一轮危机中下降的幅度越大。
杠杆指标。单一贷款或特定资产种类的杠杆情况（例如，不动产的贷款价值比（LTVs）、柜台衍生品的保证金要求等等）可以揭示风险积累的有用信息。除了平均杠杆水平外，资产杠杆情况的分布以及投资者杠杆情况的分布也是有益的信息补充。
批发性融资：银行的债务结构也是有用的早期预警指标。由于不可持续的信贷激增经常是由非核心资金来融资的，因此将银行融资分解为核心及非核心有助于揭示银行承担风险的程度以及金融周期的阶段。Gerdrup，Kvinlog以及Schaanning指出批发性融资比率是系统性危机的有用指标。
经常账户赤字。出口疲软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经常在金融危机前被观察到。Jorda等指出，贷款激增和经常账户失衡的关联在近几十年有所增加。经常账户赤字与房价上涨也是紧密联系的，这两个指标联合使用能较好地预测银行业危机。
上述指标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以海南为例
海南是中国大陆唯一发生过区域性房地产/金融危机的省份。我们试图通过历史数据来回顾在海南发生危机前，上述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看看这些指标是否对危机有预测作用。
危机的经过
1988年海南建省。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1993年，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得到全面释放。高峰时期，海南有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地价由1991年的十几万元/亩飙升至1994年的600多万元/亩，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1988年房地产平均价格仅为1350元/平方米，1993年上半年最高涨到7500元/平方米。
1993年6月，国务院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随着银行收缩银根，全面停放开发贷款和住房按揭贷款，海南房地产热浪应声而落。之后，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1995年，海南地产泡沫破灭，95%的地产公司破产倒闭，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
1995年8月，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以解决省内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问题。但是仅仅两年零10个月后，海南发展银行就出现了挤兑风波。1998年6月，央行宣布关闭海南发展银行，这也是新中国首家因支付危机关闭的省级商业银行。
“信贷缺口”指标验证
从年度数据看。由于我国的GDP统计从1994年开始才公布季度累计值，之前都是每年公布一次年度累计值，因此，我们首先用年末信贷余额与GDP年度累计值来计算信贷缺口，将年末信贷余额除以GDP年度累计值，再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法得到长期趋势（图1，年度数据的周期性评估参数lambda按惯例设为100），最后计算信贷/GDP缺口（图2）。
从年度数据看，信贷缺口大于10%的情况分别是71.03%（1984年）、21.74%（1997年）、22.80%（1998年）、30.65%（1999年）及22.77%（2015年）。1984年信贷缺口较高是由于当年的“汽车事件”。而1997～1999年信贷缺口偏高则与当时海南发展银行发生支付危机的时间相吻合。
从季度数据看。我们再用季度数来计算信贷缺口。我们首先将季末信贷余额除以GDP季度累计值年化数，再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法得到长期趋势（图3），最后计算信贷/GDP缺口（图4）。季度数据的周期性评估参数lambda一般设为1600，但是国际清算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依据Drehmann et al的研究，认为金融周期的时长是标准经济周期的四倍多，建议在用季度数据测算信贷缺口时，设置参数值lambda为400000。我们也遵循这一做法。
从季度数据看，信贷缺口大于10%的情况分别是1996年一季度到2000年一季度（期间仅1996年四季度小于10%），以及2013年三季度至今。其中，1997年一季度、1998年一季度及1999年一季度的信贷缺口值均大于40%。这与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发生支付危机的时点基本吻合。
3、小结。用年度数及季度数得出的结论基本吻合，在危机发生的前后，信贷/GDP缺口都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年度数提前1年出现异常，季度数则是提前两年出现异常，两种情况下极值均远远超过10%，其中用年度数计算的极值是30.65%，用季度数计算的极值是47.65%。
信贷增速指标验证
为了使信贷增速指标在国别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比较具有可比性，我们用期末信贷余额除以GDP。我们首先计算“季末信贷余额/GDP季度累计值年化数”，然后计算该指标的同比增长率，并据此绘图如下。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95年二季度开始，“信贷/GDP”同比出现显著增长，超过30%。比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支付危机爆发点提前3年。
资产价格增速指标验证
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工作小组办公室资料显示，1989年，海南省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1990～1993年间，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43%、123%、225%、62%，最高年投资额达91.3亿元，各年房地产投资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22%、38%、66%与49%。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三年，增长超过4倍。而从1988年到1993年，海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399元、1640元、1981元、2194元、2720元以及3501元。1988年，一年工资可以买一平方米住房，到了1993年，买不到半平方米。
结论及建议
从海南的情况来看，在危机发生前1～3年，监测指标体系的几项主要指标均出现了显著的异常，因此，可以说，监测指标体系确实可以发挥“预警”作用。国际社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信贷缺口大于10%的情况下，三年中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为72%。因此，本文所总结的监测指标体系值得监管机构的足够重视，毕竟近年来历次金融危机都是以信贷激增及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当前可将信贷缺口等指标视为金融危机的前瞻性“先行指标”，并综合考虑金融发展程度、债务结构等因素，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实时监控。
监测指标范文4
一、为什么要利用教育指标检测基础教育的发展?
目前，有人对开展基础教育监测的必要性存在疑问，如认为现在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教育统计体系，为什么还要推动建立基础教育的监测体系呢?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放在近年来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
1、世界范围内对基础教育质量和绩效责任日益重视
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人们日益关注基础教育的质量。质量既包括办学条件、教师水平、学校安全、家长学生满意度等过程质量，也包括学业成就、身心素质、社会收益等结果质量。从美国1983年公布《国家处于危机中》的报告，到英国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国家课程”，以及近年来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即OECD)国家积极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能力”，都显示了各国对于教育质量的重视。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教育指标项目中，教育系统的质量、产出和结果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指标。但在我国原有的教育统计体系中，关于基础教育结果、产出和质量的信息是严重缺乏的。
与教育质量有关的是绩效责任或问责制度。随着教育公共性的增强，人们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诉求。例如：每年政府向基础教育投入的财政经费有多少?主要用到了哪些方面?它们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中小学校是否对其教学质量和绩效承担了足够的责任?等等。要及时、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大面积、长时间的跟踪监测是不可缺少的。
2、教育决策者和政策分析人员的大力支持
目前，以数据为基础的判断越来越为教育决策者和教育政策分析人员所接受。不少教育政策制定者希望多从量化角度，而不是纯理论思辨的角度了解不同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而发现政策问题、确定政策优先事项、启动新的政策议程。这种需求大大推动了教育监测体系的发展。经合组织在总结20世纪70年代教育指标项目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指标信息和政策之间没有建立直接联系，不能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明确、及时和政策敏感性强的信息，这样就得不到决策人员的支持。所以，当1987年经合组织重启“国际教育指标项目”时，首先强调指标项目的“政治背景”和“政策需要”，甚至有学者直接将其称为“教育政策指标”。
3、基础教育统计体系存在一些缺陷
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现有的与基础教育有关的统计体系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在指标体系的构造方面，缺乏统一的理论构建模式，指标构造维度存在较多薄弱环节甚至缺失状况，复合型和综合性指标、质量指标和主观指标较少，在数据收集方面，存在不够多样化、参与机构较少、收集方法不够丰富等问题；统计报告对教育教学的结果性、政策相关性、可比性、学科性等特质不够重视；在使用方面，缺乏明确的分类管理制度和整合，等等。
从理论角度来看，教育统计体系与教育监测体系本身属于两种不同的功能范式。教育统计是对教育系统基本状况的原始描述，所以产生的数据大多是原始数据。与教育统计体系不同的是，教育监测体系本身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专题性、成本较低、定性和定量结合、调查覆盖范围宽的优势，侧重反映教学质量、学业能力资格、教育内外部关系、管理效率、价值判断等教育系统最重要、关键的特征。所以从结构来看，教育统计一般由单个变量来完成(如果仍要称为指标，则可称为“原生性指标”或“单指标”)，而教育监测的教育指标则是对单个变量的组合测量，是组合指标。可见，教育监测体系是对现有的教育统计体系的再加工和补充，它不是多余或重复的工作，更不是与现存的教育统计工作相互矛盾的工作。
4、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及教育比较的压力
美国在1983年《国家处于危机中》的报告里，大力倡导设计一些适当的教育指标来评估教育质量，1984年的沃卡特报告利用教育指标监测比较了50个州的教育表现。到2001年，美国有45个州通过包含“表现指标”的“学校报告卡”提供学校的信息，27个州要求提供学校的等级排名。目前“全国教育进展评价”(NAEP)广泛开展了对数学、阅读、科学等9个学科的学业成就评价。其他国家如英国也有教育技能部、标准和效率单位以及教育标准办公室等多个机构开展基础教育监测工作。
从国际组织来看，经合组织于1987年重新启动国际教育指标项目，引领和推动着国际教育指标和教育监测工作的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1年开始对“全民教育目标”开展监测，并分主题提供一些年度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多年来开展了一些针对中小学不同学科的学业成就评价。另外，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教育部长会议也进一步强调了教育指标的国际比较对各国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的信息参照作用。总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这些行动，不仅对每个国家基础教育监测体系的研制提供了经验，更增加了教育比较的压力。
因此，利用教育指标监测基础教育的质量并不是一项偶然性和临时性工作，而是近30年来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如何建构基础教育检测中教育指标的体系框架?
构建基础教育监测中教育指标的体系框架，需要深入分析两个关键问题：
1、如何对基础教育系统进行分类?
由于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不可能有某个直观简单的指数能完全表现出基础教育系统的关键特征，所以需要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那么，如何对这个体系加以分类、对指标进行科学组织呢?目前，国际社会从宏观教育系统角度进行了分类组织教育指标的尝试。这里我们简单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兰德公司、经合组织的基本框架，以期为我国基础教育监测中教育指标的分类组织提供借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分类框架以约翰斯通的观点为代表。该分类框架把教育系统划分为输入、过程和输出三个子系统。美国兰德公司也设计了包括输入、过程和输出系统的以质量与结果为导向的分类框架。20世纪90年代
以来，为建立“世界教育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新的系统分类框架。这个框架采用CIPP模式，分为背景(Context)、输入(Input)、过程(Process)、输出(Output)四个部分。经合组织教育指标项目早期采用CIPP框架，但2002年后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最新的分类框架突出了与教育政策的相关性，区分了个体、教学、机构和系统的层次，但仍看得出CIPP模式的痕迹。
从国际教育指标分类的经验看，分类框架主要是从系统论的角度，采用CIPP模式进行的。笔者认为，尽管CIPP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但我国基础教育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前期可采用CIPP模式作为其指标分类组织的宏观框架，然后在运行过程中再根据实际经验不断修正。
2、当前需要优先或重点监测哪些内容或主题?
这个问题是从基础教育监测的可行性的角度提出的。监测必然要受到财力、人力、物力的资源约束，不可能为所有的服务对象提供囊括全部基础教育信息的服务。所以，必须明确急需优先监测的主题，确定大家较易达成共识的指标领域。1991年，美国“教育指标专门研究小组”提出指标设计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出发，重点监测三大领域中的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学习和学校机构最重要的领域，包括学习结果和教育机构质量两个方面，二是教育发生的社会背景，包括学校的准备状态和学习的社会性支持方面；三是最重要的国家价值和教育目标，主要包括教育公平、教育和经济生产能力。
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特国际基础教育监测指标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应当把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纳入优先监测领域：
(1)基础教育的质量问题。必须指出，质量监测不等同于学生学业成就测量。质量概念在基础教育监测中的内涵更广泛。例如：从学生层面看，质量监测的内容可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但并不仅仅只是监测那些核心学科，如语文、数学、外语等的学业成绩)，也可包括学生的身体素质、公民道德素质、心理健康情况、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等。从学校层面看，质量监测还包括对教师质量、课程与教材质量、教学过程质量、教学设备、学校安全等方面的评价监测。从系统层面看，还包括对影响基础教育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质量进行监测。
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但是对改革推进的程度、学生素质的现状及其与政策目标的差距还缺乏全国范围的监测报告，以致在有关素质教育或课程改革的方向、改革成效等核心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论。所以，从我国当前基础教育重大政策需求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监测应当把质量纳入优先监测的范畴，首先提供质量方面的指标信息。
(2)基础教育的教育公平问题。近些年来，教育公平成为国际基础教育监测的一个重要内容，公平、均衡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因此，应当监测基础教育系统输入、过程和输出中的公平问题。例如：监测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的学生的入学机会公平的程度，监测城乡或区域之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学校资源条件的差异，监测城乡学生受教育质量或结果的差异等。
(3)基础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由于基础教育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所以监测基础教育运行效率可以避免浪费，缓解教育经费的紧张，进而让资源得到最合理和充分的利用。效率是成果与投入的比值。基础教育的成果主要是指学生的数量与质量，投入则包括经费、设备、场地、人力、时间等。基础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监测可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如生师比指标)、财力资源利用效率(如教学性开支占经常费比重、人员性开支占经常费比重)、物力资源利用效率(如设备利用率、图书周转率等)、产出结果(如毕业率、存留率等)等角度展开。
监测指标范文5
【摘要】目的 研究ATP生物荧光法监测手卫生效果指标。方法 6家医疗机构在岗工作的医务人员812名，经过六步洗手法，采用ATP仪器检测。100名医务人员在工作1小时以上未洗手情况下，随机分为洗手组和非洗手组，分别采用ATP仪器检测。结果
812个“手卫生”样本，采用ATP仪器测定结果RLU范围为1~1 466，中位数是20，算术均数为59。P95=238，P90=146。分布不呈正态分布。男性高于女性，手的大小有差别。采用238 RLU作为手卫生参考值，其敏感度0.86； 特异度0.92；准确度0.89。结论以238 RLU作为ATP生物荧光法监测手卫生效果指标可行。
【关键词】ATP 手卫生 敏感度 特异度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value of ATP testing method to estimate hand clean degree. Methods
812 medical staff?s hands were detected by ATP instrument after washing. 100 staff working more than 1 hour and not washing， were determined into the wash group and non washing group. All are detected by the ATP instrument detection. Results
In 812 “hand hygiene” samples， ATP range is （1，1 466）RLU； the median was 20 RLU； the arithmetic average number is 59 RLU. P95=238， P90=146. The distribution is not normal distribution. Male is higher than female.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ze of the hand. Using 238 RLU as the standard， the sensitivity is 0.86； the specificity is 0.92； and the accuracy is 0.89. ConclusionFor monitoring hand hygiene， the standard value is 238 RLU.
【Key words】 ATP， Hand hygiene，Sensitivity，Specificity
【Author′s address】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Health Authority Bureau， Shanghai， 200136， China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4.12.009
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引起医院感染的众多原因中，医务人员手污染后导致的交叉感染是重要因素，做好手卫生（Hand Hygiene）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监督手卫生的方法，目前主要采用直接观察法、手卫生用品监测法、手卫生认知调查法、电子监测法、物理监测法（荧光剂或染料涂手）和菌落计数法。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本研究对象为812名浦东新区家二、三级医院在岗工作的医务人员，均自愿参与研究。20~60岁，能知晓、掌握手卫生的方法（即会洗手），健康（排除手部皮肤疾患或其他症状），经过六步洗手法，洗手时间在2分钟以上，并干燥。经肉眼观察，双手符合卫生要求，即用专用标准的无菌棉拭子采样，并用ATP荧光仪中进行检测。
选取符合前述条件的医务人员100名，工作后1小时内未洗手，经抽签决定51人进入洗手组，49人进入不洗手组。分别在洗手后或不洗手直接采用ATP仪器检测，按照双盲要求，检测人员不知道检测对象属于哪一组。
1.2方法
1.2.1 采样和检测被检者五指并拢，用UltrasnapTM 表面ATP检测拭子在双手指曲面从指跟到指端往返涂擦2次，涂擦过程中同时转动棉拭子进行取样；将取样后棉拭放入生物荧光测试管中，并折断棉拭子上部快速挤入裂解液和荧光素酶，1分钟内使用EnSURE Pi-102型荧光光度计测定相对光单位值（RLU）。
1.2.2统计分析检测结果采用Excel 2003工作表建立数据库，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绘制频数分布图，计算分布参数。将洗手组和不洗手组结果列四格表计算敏感度和特异度。
2结果
2.1清洁手ATP的检测情况
812人在手卫生后检测ATP，结果RLU范围为1～1 466，中位数是20，算术均数为59。P95=238，P90=146。分布不呈正态分布。年龄与ATP检测值关系无明确差异，见表1。不同性别受检者ATP检测值有明显的差异，男性高于女性，见表2。手的大小与ATP检测值有明显差异，见表3。
2.2ATP生物荧光法检测手效果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别以设备推荐值（30 RLU）、文献推荐值（100 RLU）、P90值（146 RLU）、P95（238 RLU）作为判断指标，计算其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见表4。
3讨论
医务人员手卫生消毒是预防医院感染，尤其是预防经接触传播疾病最重要简便经济和有效的方法。为强化医务人员手卫生习惯，提高手卫生措施的执行率和正确性，及时快速评价手卫生质量非常重要［1］。
评价方法有多种，如目测法、手卫生用品监测法、电子监测法、物理监测法（荧光剂或染料涂手）和微生物学监测法等。菌落计数法目前是被作为评价手卫生彻底性和有效性的最主要方法，卫生监督部门常用此方法来监督医疗机构手卫生效果，但此方法的准确性颇多争议。一是可能会受到采样环节污染、样品运输时间、实验室污染等影响；二是标准值如何制定，未查见相关文献报道，而被有些专家指为“拍脑袋”。
参加本研究的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六步洗手法”清洁得到符合卫生要求的样本，用ATP生物荧光法检测，这与《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WS/T313—2009）》要求在接触病人前后洗手和1小时后即要洗手的标准相吻合。
ATP生物荧光法能否作为物体表面清洁的检测，邢书霞［2］采用ATP生物荧光法与细菌计数法作平行比较，检测超声波清洗器清洗前、后细菌的残留量，结果随着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菌悬液浓度的降低，RLU值逐渐降低，两种细菌菌悬液检出菌数的对数值与RLU值的对数值之间呈线性关系，并推荐将RLU≤2000作为医疗器械清洗干净的合格判定标准。柯雅娟等［3］采用棉拭涂抹采样法和ATP生物荧光法比较对医院手术室随机监测手卫生消毒效果，发现细菌培养计数法和ATP生物荧光法检测结果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作为手卫生的检测结果应用，王绍鑫［4］等采用ATP生物荧光法和实验室细菌计数法分别检测医务人员手，结果ATP荧光检测总合格率为明显低于实验室细菌计数法总合格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在本研究中，812例ATP值并不呈正态分布。由于手不同于医疗器械的检测，干扰ATP检测的生物因素多会使得结果复杂。因为ATP在自然界生物体的细胞中广泛存在，可存在于动物细胞、微生物细胞、植物细胞中，同类活细胞内的含量基本一致；手的表皮中有无脱落细胞可能会干扰检测结果。本研究发现手的大小，性别，ATP检测值有差异，但年龄则没有差异。这一结果受研究样本量原因，结论需进一步验证。
敏感度和特异度是用来说明诊断性试验准确性的两个常用指标。诊断性试验的敏感度越高， 漏诊率越低。特异度越高， 误诊的比例越低。综合评价认为以手ATP监测结果238 RLU值作为参考值，有较高的准确度。
参考文献
［1］唐艳琴，曾娟，杨芳琴. 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调查与干预［J］.现代医院，2012，12（5）：154-156.
［2］邢书霞，马玲，王志，等.ATP生物荧光法评价医疗器械清洗质量［J］.中国消毒学杂志，2008，25（3）：245-248.
监测指标范文6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监测预警系统;指标体系
一、引言
些年,在诸多因素造成的房地产业波动中,政府和企业难以把握其波动的转折点,造成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很好地与经济波动相协调,造成企业计划开发与经济波动之间矛盾等,景气的过冷或过热都将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正确引导房地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和有效地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必要进行房地产市场的监测预警系统研究。
基于此,本文尝试着从国内外现有的有关房地产市场预警及景气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并最终构建比较合理的上海房地产市场预警指标体系。
二、国内已有房地产指标体系比较
目前为止,对于房地产预警及景气指标体系的分类主要有:其一是根据预警指标数值的变动与房地产景气波动时间相关关系,可以将其分为领先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三类;其二是根据预警指标对房地产这个行业影响程度的大小分为国民经济协调关系的指标、房地产市场供求的协调关系指标和房地产业内部协调关系指标。据不完全统计,现已有多种房地产预警指标体系,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进行比较:
1、"中房指数"指标体系
"中房指数",是一套以价格指数形式反映全国各主要城市房地产发展变化轨迹和当前房价变动状况的指数体系,是我国最早研究、编制并公布的房地产价格指数系统。
其中房地产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包括房地产经济活动的外部相关影响因素(主要指影响产业的宏观背景和相关产业方面的因素)和内部相关指标(涉及房地产开发全过程),被分为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 [1]。其中,先行指标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实际完成额、基本建设贷款利率(3年)、建筑装潢材料类物价指数、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商品房施工面积、沪深房地产综合指数和抵押贷款利率;一致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商品房实际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额、商品房销售均价和城镇从业人员;滞后指标包括商品房竣工面积和商品房空置面积。
2、台湾地区房地产景气综合指标
目前台湾针对房地产景气有较深入及连续性的研究是"内政部"建设所与政大台湾房地产研究中心共同研究台湾房地产景气动向季报。其用编制总体经济景气的"景气综合指数分析法"来编制房地产景气指数。属于以投资、生产、交易、使用等四个层面共16项代表性指标组合而成的综合指数[2]。
三、房地产市场预警指标的选取原则
房地产领域的直接指标和相关指标很多,但真正适合构建预警指标体系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确立预警指标的选取原则,在现在统计指标的基础之上结合房地产经济运行的特点,对预警指标进行筛选;此外,还有必要开展必要的分析,并结合专家咨询的意见,对指标体系及其分类进行调整。
(一)预警指标的选取原则
1、指标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所选的指标应在反映房地产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房地产同期的波动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并且能代表房地产市场交易活动的一个领域,将其综合起来,能够反映出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各个主要方面。
2、指标体系全面性。指标体系的全面性是指对于任何一种经济波动形态或警情,都能从指标体系中找到一个或一组指标来度量,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开发经营过程的全面性;市场影响因素的全面性;市场供求的全面性;市场要素的全面性。
3、指标体系简捷性。指标体系简捷性是指在满足指标体系全面完整的同时,使所建指标体系既涵盖了监测预警所需要的主要变量,达到了监测预警的目的,又剔除了对主体贡献不大的甚至可能导致模糊判断结果出现的非主要变量。
4、指标数据在计量上的可靠性和充分性。可靠性,是指数据的准确性和统计口径上的一致性。充分性则是要求所选的指标数据区间要有足够的长度,以便能够从较长的历史变化中分析出波动的循环规律性。
5、指标数据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即对所选指标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6、指标之间协调性。即在指标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可能通过分析指标之间协调性,找出指标之间有一定规律的时差,并通过先行指标转折点出现的时间和先行指标与一致指标之间的时差来预报警情。
7、指标独特性。各城市存在自身房地产发展的一些个性指标,有效地寻求不同城市房地产发展的独特性并通过指标表现出来对于进行准确预警不可或缺。
四、上海房地产市场预警指标体系初步构建
上述原有的房地产指标体系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房地产运行状况。本文根据上海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特征,房地产预警指标选取原则,参考上述指标体系,提出以下房地产预警指标,并对所选指标与房地产波动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具体见表1:
参考文献:
[1]中国指数研究院着,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理论与实践(第二版)[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8。
[2]盛承懋等编着,海峡两岸房地产比较研究[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