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1
2017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六，紫禁城西北角的故宫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讲座《故宫的八种表情》，由于网上预约的350张票几分钟内就被一抢而光，主办方不得不临时又加了150张站票。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大众视野。2016年，故宫参观人数创下160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额高达10亿元人民币，再加上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可以说，故宫正在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
让故宫像个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超过180万件藏品，但以往留给参观者的印象却有些尴尬。
“你说你有宏伟的馆舍，但是大部分区域你都不开放；你有丰厚的文物藏品，但是绝大部分沉睡在库房里；你说你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观众，但是他们都是目不斜视地从前门走到后门，你就不是真正融入世界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单霁翔是故宫博物院的第六任院长。他不习惯被称为“故宫掌门人”，而喜欢说自己只是一个“看门人”。
本科学建筑学，工作后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将单霁翔一生所学所用完美结合。2012年他上任时，故宫博物院所展出的文物，仅占其库藏的0.6%，而世界著名博物馆很多都能达到10%甚至20%以上。
当时养心殿只开放了30%的面e，观众参观只能隔着玻璃窗，不得入内。特别是到了冬天，观众在窗上哈一口气，再用手一抹，“我们看着真心痛，这不叫博物馆。”单霁翔回忆，“端门广场的这排房子以前是出租的，有关部门办了很多格调不高的展览，比如太监展、宫女展、武则天展、刑具展……20块钱一张票，看完出去的人都骂故宫。”
单霁翔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从故宫整体保护修缮工程，到去年点亮紫禁城“前三殿、后三宫”；从推行实名制售票成功限流，到整治外部环境让观众有尊严地参观；从逐年不断扩大开放区域，到成立故宫文物医院让不少文物“起死回生”；从开发各种时尚有创意的文创产品，到启动极具文化氛围的观众服务中心……
其中文化创意产品的缤纷面世最受大众瞩目。以假乱真的朝珠耳机、雍正钓鱼书签、“朕亦甚想你”、“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奉旨旅行”行李牌等一系列文创产品推出，令许多人眼前一亮，并在年轻人中迅速圈粉。
2014年一组题为“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雍正行乐图》动态图片通过微信走红，累计转发超过80万次。“四爷”雍正是这样自在的汉子：斗猛虎、射飞鸟、逗猴子、濯足抠脚、抚琴晃脑……
“故宫淘宝”是故宫文创产品的销售平台，在这里，妃子、大臣等古人纷纷变身现代网红，卖萌，吐槽，充满烟火气为故宫代言。“买了就是朋友”、“关注本宫，但没有红包发”等推广文案让销量节节攀升。2016年故宫淘宝店的收藏量超过80万人。
“想让故宫的文物资源活起来，首先得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展示，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创意产品重在‘创意’两个字，如何能做到创意呢？首先要研究人们的生活。人们在今天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人们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内容，人们在用什么样的手段接收信息？只有一直跟踪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才能做出让人们满意的文创产品。其次便是挖掘自己产品的内涵，只有把内涵充分挖掘出来，和当下的社会生活对接，才能够影响人们。当然，还要不断地追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所以我们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和用科学技术进行传播的能力是无限大的。”单霁翔说。
为了适应当下的需要，故宫做了大量调查：了解和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喜爱哪些文化元素、人们在以什么方式和手段接受文化信息、人们如何度过每日“碎片化”的时间、不同年龄段观众有什么样的差异化文化需求，等等。
“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文化产品要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不仅需要创意好、品质好，还需要策划好、宣传好，需要缩短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距离。从说教式的灌输转变为感染式的对话，是故宫博物院迈向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应有转身。”单霁翔说。
2015年9月28日，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体验馆在位于御花园东北侧的东长房正式开幕，成为游客参观故宫博物院的“最后一个展厅”，集中展示和销售故宫博物院研发的各类文创产品。
文化创意体验馆分为丝绸馆、服饰馆、生活馆、影像馆、木艺馆、陶瓷馆、展示馆和紫禁书苑等8间各具特色的展厅。展销的文化创意产品互不相同，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多种需求。
其中有大量实用的生活用品：卡通的手机壳、书签、电脑包、鼠标垫、U盘、纸胶带、钛金眼镜，手表，香皂，酵素皂，甚至还有夏天盖的真丝被、冬天盖的棉被等等。
故宫仅织绣就有18万件，其上的众多图案是文创产品取之不竭的素材资源。雍正皇帝十二美人图，不但可以做美人箱，还可以做雨伞。而故宫的200多只野猫，也成了网红，被开发出书包等一系列超萌的文化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
除了日常用品，故宫文化产品里也不乏高端精品：五福五代堂紫砂壶是根据五个皇帝喜欢的五把紫砂壶研发的，设计出后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宾。90年院庆时候，故宫精细制作90对珐琅腕表，很快就为买家收藏。
新媒体大显身手
3月8日，打开“每日故宫”APP，伴随悠远的钟声，推送的是明代的《尤求红拂图轴》。有心者不难发现，这前后几天，推送的都是女性喜爱的故宫珍品：清代的珊瑚带珠翠寿字纹手串、珊瑚嵌珠镯、伽南香带珠饰翠佩……自上线以来，这款APP一直以制作精良，品味高雅而享有极好的口碑。每天推送一款故宫精品，并配有详细的文字介绍。许多人已经习惯在等车时、排队时、坐地铁时浏览。
2015年，苹果公司在中国上万个免费app里评选出30个精品，故宫占了3个。其中，《韩熙载夜宴图》APP以“融汇学术、艺术、科技，贯通视觉、听觉、触觉，动态重现华美夜宴”获得IPAD类最佳。“现在人们的信息接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碎片化时间也过得越来越多样化。文化怎样才能占领人们更多的时间，怎样才能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才是文化产业需要不断思考的地方。”单霁翔说。
《韩熙载夜宴图》APP，最大的亮点在于独创秉烛夜游的情境体验模式。当用户轻触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人物随烛光“活”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虚实指尖，让用户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当中。
这些精品的背后，是一支年轻、有活力、有想法、敢于探索的团队。在《韩熙载夜宴图》APP负责人李琼看来，交互媒介改变的只是观众了解历史的方式，而不是信息的浅尝辄止和支离破碎。“轻松”不代表肤浅，而是意味着更高的要求，更多地打磨细节，更加精雕内容。
在儿童APP《皇帝的一天》中，孩子们可以通过交互地图，探寻皇帝在紫禁城里一天的生活轨迹，通过完成“任务”，获得相应知识。“银牌试毒”、“百步穿杨”、“粉墨登场”……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只需几分钟，所有游戏玩下来也不过1个小时左右，但文创团队却投入了很多心血。
“从创意到上线我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每一个模块的制作过程都要经历材料筛选很多细节，我们会去拍照、去翻阅材料，与专家沟通咨询反复校对，如果不这样，我们怎么能放心地把故宫的文化传达给孩子们呢？”主创刘宁星说。
在单霁翔看来，这份工作背后是同事们对故宫的热爱和传播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紫禁城的阴晴雨雪，技艺绝伦的建筑与藏品，各种精彩的传说与故事，已经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刘宁星说，除了深入学习、了解故宫和传统文化是日常的必修课，与专家交流、书本、网络也都是我们的学习资源。同时，在古老的紫禁城从事新媒体工作，还要保持互联网时代的敏锐性，关注新媒体行业的动态，了解和吸收内外博物馆优秀的工作经验。
由于从上到下的努力，故宫在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粉丝数量不断上涨，这回过头来使得故宫的展览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力和受众基础。2015年9月，故宫举办石渠宝笈展，早晨午门一开，就有千人跑步冲向武英殿，被媒体戏称“故宫跑”。故宫工作人员为观众送了数千杯茶水，800盒方便面，故宫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向观众发方便面的博物馆。
2016年7月6日，腾讯公司与故宫博物院宣布双方将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在腾讯和故宫宣布合作的会上，很少露面的马化腾甚至亲自站台。“故宫实际上是一个超级大IP，但大量的价值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他希望，腾讯与故宫合作的创新大赛能借助互联网平台把“互联网+传统文化”的理念发挥出来，让年轻人帮助故宫想出更好的创意，再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实现。
马化腾称，腾讯将从社交、泛娱乐和技术三个层面与故宫展开合作，随着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普及，合作空间将更加宽阔。
双方将率先在表情包和手游方面进行合作。2017年，故宫将和腾讯游戏推出基于故宫文化的大型游戏，未来双方合作将会介入到动漫和文学的创作，也包括微电影的创作。
文创收入用于教育
“我们是国家事业单位，收入是国家统一定的。加大文化创意产品，会改善我们的收入。这个钱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大部分营销收入都投入了研究和教育中。”单霁翔说。
据介绍，去年故宫举办文化活动28000场次，融入到几十个学校、几十个社区。故宫知识讲堂总是爆满，孩子在这里面可以串朝珠、绘龙袍、画盘子、做皇帝皇后的新衣，完全免费。孩子们空手而来，带着作品满载而归。
“大量文创产品的收入全部投在孩子们的身上，这是一本万利的。这些孩子们长大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他们自身的成长，都非常有利。”单霁翔说。
单霁翔表示，“过去我们介绍故宫时经常自豪地说一些数字，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文物资源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让游览故宫的观众受到感染和教育，才是最有价值的。故宫应该成为走近人们社会生活的一所博物馆，这是一所博物馆应该有的担当和责任。”
如今国际博物馆界在对博物馆的职能次序理念上，已经从藏品保管第一，研究第二，宣传第三，转变为将教育放在第一位。
“教育是要走进人们生活的，所以包括数字技术展示、藏品的创意展示应用等，都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我们对文物藏品进行研究的时候，有责任把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告诉社会公众，这是博物馆人的良心，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单霁翔说。
故宫深厚的文化内涵正在走向年轻人。2016年，反映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上走红，这大大超出故宫人的意料，原本他们以为这样一个节奏缓慢、题材小众的纪录片，吸引的会是中老年人。没想到，大量90/95后表达了强烈的喜爱，并引发了今年有15000人报考故宫博物院，希望能到故宫修文物。
1420年，明代的永乐皇帝建成了紫禁城，再过4年，2020年就是故宫的600岁生日，平安故宫工程也将在那时完成。“平安故宫”工程重点内容包括一系列设施的改造建设和文化的修复保护，将有效解决故宫目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火灾、盗窃、震灾、藏品自然损坏、文物库房、基础设施、观众安全等安全隐患。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2
康熙画像
饭冢一教授1932年生于东京，1965年进入德国波昂大学医学院行医，在医学上多有成就，是脑神经外科的名医。他对欧洲制图学很有兴趣，接触一些医学人体解剖图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欧洲地图学的发展脉络。13世纪卢布鲁丘（Guillaume De Rubruquis,1215～1270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1245～1324年）等带回的东方讯息，被冷藏三四百年后，因地理大发现才擦出火花，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从无知、传说、想像、推测到实地探索，都反映在地图制作中，这道牵引西洋地图发展的主轴，正是饭冢教授好奇与关注的问题。饭冢教授50年代初期便前往欧洲习医，生活的重心全部在欧洲，他是日本人，他关心亚洲，喜爱中国文化，年少时曾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史哲学均有涉猎。自70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亚洲之旅，足迹几乎踏遍中国、韩国、泰国、印度、越南、中亚等地。旅行途中他喜欢逛旧书店，搜集各种古文献，捐赠的这批亚洲古地图，就是历年来旅游的收获。国立故宫博物院接受饭冢教授的捐赠，开启了典藏亚洲古地图的契机，既延续了捐赠者的喜好，也增广了典藏品的触角。
东印度地图
饭冢教授捐赠的地图，按地域分为中国、鞑靼、亚洲三部分；就制作时代与内容而言有四个特色：其一，地图的制作年代横跨16世纪末到19世纪，但以17、18世纪为多，正好勾勒出现代地图学发展的脉络；其二，地图内容反映中古时代、地理大发现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人对东方认识的转变；其三，见证了东西制图业的交流，如罗洪先（LuoHung-hsien，1504～1564年）的《广舆图》（The Enlarged Map of China）以及来华耶稣会士参与的康熙《皇舆全览图》（The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等；其四，近代亚洲定义逐渐趋向明确。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3
在这个思考和契机之下，笔者就两个提案访谈朱乐耕。以下“问”为笔者，“答”即为艺术家朱乐耕。
问：您对公共艺术的长期研究、观察和实践，是您发声关于重视当代公共艺术参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的提案之出发点吗？
答：我曾经用过很长的时间做传统陶瓷艺术的研究，尤其是做古彩也就是五彩瓷的研究，这是属于景德镇清代官窑中的一个品种，非常有特色。后来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进修，跟随祝大年教授学习，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特长是绘制陶瓷装饰壁画，我之所以认识他，也是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参与了他的首都国际机场大型陶瓷壁画“森林之歌”的制作。受他的影响，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回来后，我将装饰绘画的元素融入了景德镇的传统五彩瓷中，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此同时，我也开始画陶瓷壁画，如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井冈纯色”大型陶瓷壁画的制作，又为景德镇艺术瓷厂的大厅绘制了五彩陶瓷壁画“百鸟朝凤”。
我之所以重视传统，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传统中走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会了我如何在创作中去进行艺术表达，如何从自然万象中去找到自己需要表现的对象。是祝大年先生最早带领我进入了大型陶瓷壁画的创作，并将装饰语言融汇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是施于人教授让我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让我从传统的陶瓷装饰中走向更大的空间表现，包括我系列的陶瓷雕塑，其巨大的气势也是来自我所考察过的敦煌壁画，云冈石窟，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大足石刻等的影响。
为了让自己的陶瓷艺术走向更大的自由空间，并能够对材料与烧成能加以研究，1997年我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开始进行大型的公共空间中的当代陶艺创作。当时的创作理念是，传统也应该当随时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我们的艺术需要在这新的空间中生长与发展。当代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乡村，但据统计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已高达百分之五十五，超过了一半的人数。这是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的情景，如果说中国古人大多数都是生活在田园风光中，而我们今天则大多是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我们艺术家面临这样的环境，应该如何去做创作？应该如何让自己的作品成为都市里的一道景观，成为建筑空间中缓解人们心中的疲乏，唤起某种来自田园的亲切情感，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城市要成为宜居的空间，不仅要生活方便，物质条件丰厚，还必须要有艺术，有诗意，有大自然的气息，我的环境陶艺作品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创作的。
所以说我的提案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对传统的保护，学习和整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也是我们艺术创作可以开发的无尽的资源。所以今年我提出了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这样的提案，希望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开办，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故宫里面，对许多的国宝进行深入的学习。而我提出的《有关重视当代公共艺术参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的提案也是与我自己的研究及创作有关，之所以要提这样的提案，是觉得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但有关公共艺术的发展却还没有完全跟上来，希望能引起国家重视。
问：您今年提出的“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提案，从公共资源的分享和开发来说，这一提案的内容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文化资源的新开发是吗？
答：是的，人类很早就关注到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还是现在才开始关注到，但这种关注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相比较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资源的一个大储存器，里面有很多的宝藏远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我有这样的想法是与我听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故宫的现状报告有关，在他的报告中，我了解到，北京故宫所藏的文物数量巨大，但北京故宫的相关专业人员逐年减少，譬如说建筑修缮，各类文物的修缮等都后继无人。在全国政协会上有京剧艺术家也提出了后继乏人的现状，而北京故宫则藏有5000多份折子戏资料。我认为两者是可以合作并进的。譬如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基础上，故宫提供京剧艺术家公共事业性的表演场地，并以故宫现有折子戏为基础，既解决了京剧的传承问题，反过来故宫的馆藏也得到利用。如此下去，不仅可以建立一个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平台，还可以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我在提案中很细致地进行了分类，包括江南制造这类创作性的类别我也认为可以设置在博物院大学中。
问：综合性大学中也可能会设置类似的专业，您觉得故宫如果成立博物馆大学会与综合性大学有哪些不同呢？
答：与综合性大学不同的是，故宫中的专家可以直接面对故宫的实物教学，更具有实例性，形象性，而故宫的这些珍贵的资源是任何大学都难以匹比的。而且我觉得如能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还可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让古文物活起来，成为动态的活教材，而不仅仅是属于静态的死去的文物供大家观赏。为了能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我还特别提到了衍生品设计、数字博物馆的相关专业。
问：您的两个提案可以说是相通、关联的，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等方面都很关注吗？
答：我四月在深圳参加了一个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会议，谈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城市空间”的论题。其中讨论的就是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空间艺术中得到展示。从我本人的案例来讲，我的作品看起来非常现代，但里面却包含了许多的传统因素，如我在国家大剧院展出时，就用了许多来自中国传统红绿彩的因素，我是把它放在整个建筑空间与建筑对话。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中国式的现代风格，而有悖于西方式的现代风格，艺术就是要拉开距离。一个是要有民族性，还有一个就是要有现代性。民族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要是传统的，不能是现代的，就像如果我只是将传统的陶瓷器型或釉彩放入在当代的空间中，那就毫无意义了。
问：您的提案或是主张都在您的研究和创作中得以运用和体现的吗？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4
25亿打造全世界最大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近日对外透露，国家将投资25个亿，打造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差不多20万方米。吕章申表示，这是国家“十一五”期间投入最大的惠民工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设施建设，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事情。
展览的基本布局，一个是古代中国陈列馆，分为10个展厅，1万多平方米。第二个是“复兴之路”，6000多平方米，展示170多年来，中国人民怎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奋斗。此外有各种专题陈列馆，像青铜器艺术、古玉器艺术、书画艺术、家具艺术、佛教艺术、古钱币艺术，等等。此外，还有很多国际展览，马上要进行的第一个，是跟德国三家博物馆联合的，主题是启蒙艺术；第二个是和秘鲁合作的印加文明展出，4月底开展。明年的规划当中，和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都有合作。
齐白石艺术馆有意落户深圳
近日，在齐派艺术画品画赏及嘉年华酒会上，齐派艺术文化推广者齐白石曾孙女、白石山房主人齐驸透露，齐白石艺术馆有意落户深圳。四岁便开始学习书画的齐驸拥有20多年的从画经历，家传的齐派艺术教育和学院派的系统美术教育使得她成为如今齐派艺术最优秀的继承者之一，并以白石山房主人的身份创办了白石山房艺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致力于面向社会大众推广齐派艺术文化。
目前，齐白石传人借助深圳的“白石山房”画廊进行系列展览、培训活动，弘扬齐派艺术精神。齐驸说，深圳是座年轻的城市，喜欢艺术的人很多，扎根深圳这座创新城市，可以将齐派艺术家以及其他年轻艺术家推向国内及国际市场。
北京故宫有逾一百八十万件藏品
经过7年的努力，故宫博物院2004年至2010年藏品清理工作终于结束，故宫首次彻底摸清家底。近日，故宫博物院向社会通报了藏品清理情况。故宫现有藏品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
据悉，这次藏品清理工作已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的第5次，也是最为彻底全面的一次。此次公布的藏品数量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表示，在摸清家底之后，将编制《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通过电子本和纸质本两种形式向社会公开，过去一直保密的文物编号和名称等也将对外公开。游客可以随时登录故宫网站查阅电子本的藏品目录和大系。
西泠八家篆刻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
“西泠八家”是后人对清代杭州籍篆刻名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的合称，又称“浙派八家”、“武林八家”。“西泠八家”是师承关系、风格延续性和地域特征都很明显的流派――“浙派”(“西冷印派”)的代表性人物。丁敬为八家之首、“浙派”鼻祖，其刀法短切涩进、冲切结合、刀笔合一，得生涩苍浑之趣，而一洗妩媚甜俗之态；印风清刚朴茂，遒劲多姿；并开边款中论印记事之风气。后七家都各有取法而自成一家。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的出现使元代以后一直较为沉寂的浙江印坛重新恢复了生机。
本展是浙江美术馆开馆以来推出的首个篆刻展，除展出“西泠八家”篆刻印拓、边款外，同时还展出篆刻原石128方，以及“西泠八家”个人简介及论印诗、文、语录选，名家评论“西冷八家”诗、文、语录冼。
(宗禾)
预展
土地――身体：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展
作为“沃伯顿艺术项目”(WAP)在中国巡展的首站，“土地－身体”将在上海美术馆为中国观众，特别是为海纳百川的上海带来全然不同的文化体验。
十余年来，通过对西澳大利亚沃伯顿地区原住民艺术所进行的深入研究、整理和收藏，该项目的策展人盖瑞・普罗克特先生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项非凡的工作中。这件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项目充分展现了如何保护那些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启发我们在时代更迭进步的同时，应该如何更好地展现和研究它们。
展览将展出六十余件作品，包括绘画、影像、装置、摄影等多种类型，以及土著艺术家的现场创作和交流，展现非常古老且又复杂的澳大利亚的甘亚提亚拉原住民文化。对中国观众而言，这个展览将是一个融合了天、地、人于一体的特殊体验，它还将为参观者提供一个非常愉悦、引人深思，从差异文化传统中求得共鸣的机会。
展览时间2011年3月13日～4月5日
展览地点：上海美术馆
美国当代版画艺术展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美术当代版画艺术展”将于3月11日－4月7日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展览由范迪安、马书林等担任策展人。作为巡回展览，此前该展览曾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展出，上海美术馆是最后一站。
本次展览挑选了美国的十家版画工作室，一共50位艺术家的90件作品，全面展现了美国现当代版画的发展脉络以及丰富多样性。聚焦了美国版画过去30年来的发展状况，第一次将美国当代版画介绍给中国艺术界和公众，从中可见很多著名美国艺术家在版画上的探索与创新，他们的版画作品显示了鲜明的艺术观念与风格，更可见美国版画在拓展版画语言上的多样性，其中与新材料、新技术结合所呈示的版画新面貌，反映了数字时代的艺术特征。这个展览将给中国版画界带来启发，也给中国公众打开了欣赏和认识美国当代版画的视窗。
展览时间：2011年3月11日～2011年4月7日
展览地点：上海美术馆
全方位中国设计
这是一个超越设计边界的艺术展，一次突破产业瓶颈的通力实践。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设计，亲历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商业环境的剧烈变迁，在狂飙突进的现实力量的逼迫与期待中，来到当下的转折点。此时的中国设计，如何厘清自身的来龙去脉，挖掘潜力和新方向?如何在不断实践的同时沉静思考，找到新的标准，形成新高度?“全方位中国设计”展针对这些命题，全面调动来自建筑、空间、产品设计以及艺术与研究领域的“中国能量”，打通专业背景，针对中国设计进行考察和实验性创作。
参展艺术家和创作小组分别从传统工艺、材料语言、创新技术、文化传承、中国语境等角度着手，将各自关于中国美学、哲学以及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理解，融合在具体可感的设计与艺术体验中，由形上到形下，由点及面，“全方位”构成关于中国设计的积极思考与建设性实践。
展览时间：2011年3月12日～4月15日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5
乾隆帝是雍正帝的第4个儿子。其祖父康熙帝在去世前就预言他“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乾隆自幼聪明，六岁就学，过目成诵。
乾隆帝每天召见大臣后，或作诗，或绘画。他的诗作达4万多首。他写诗，用珠笔起草，让内监交有文学去遍查典籍，有时几天才找到出处。
有一次，著名诗人赵翼，因为入值军机，随乾隆帝到木兰围场打猎，读到乾隆《雨猎》诗，内有“著制”二字，竟不知出处。后来他才想起《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陈子帅师救郑篇有“衣制戈杖”语，才明白。杜预注：制，雨衣也。乾隆在作战命令中用珠笔添了“埋根首进”四字，赵翼见了也不知意思。后来偶读《后汉书•马融传》，才找到出处，是决计进兵的意思。
乾隆帝语言能力超群，乾隆精通满语（包括老满文和新满文）、汉语和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也达到了“能之”的程度，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建设的政策并指示编了很多有价值的书。他开博学宏词科，招纳天下人才，下令征求书籍，完成《明史》、《清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尤其是《四库全书》。这些成就与他的博学不无关系。
乾隆帝不仅有文才，还善射。每年夏天乾隆接见武官后就在宫门外比试射箭。赛三次，每次射三箭。乾隆九箭一般中六七箭。二十八年十月，他在大西门射九箭，箭箭中的。
乾隆皇帝酷爱文物,鉴赏能力超群,对古陶瓷的鉴赏更是历代帝皇中首屈一指的。从《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1]等，即可窥豹之一斑。从传世乾隆诗文可知，乾隆对古陶瓷年代和窑口的判断，和现今学界考古累积的成果颇为接近，故其古陶瓷鉴识能为谓称一流。
目前仍有不少并未真正研读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的人士，讥笑乾隆“乌龙”。笔者认为有必要为乾隆皇帝一一辩解。
如：有人知之不深，还讥笑乾隆“闹出把玉琮误为‘杠头’的笑话” [2]，乾隆称为“‘瓶’、‘杠头笔筒’、‘辋头瓶’”[3]。
其实，乾隆学问深博，好古成癖。怎会不知《说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车扛”的记载，只是他尚未完全考证清楚（目前见乾隆咏玉器诗800余首中，馔肥近20首），不愿以琮称之，而以形象的或属车饰，或抬举辇车或乐鼓时套在木辂两端的饰件之名，用“馔贰薄“辋头”、“辋骨”称之。我们从其有关“辋头”诗及诗注中可看出他的考让过程：如《咏汉玉辋头瓶》：“辋头名近俗，却自古胥知。云是玉辂舁，饰为两首仪。U（“王扁”为一字，造字）深浸土，刻画细如丝。周礼周官世，G然兴缅思。”将辋头与《周礼•春官》联系起来，可能是“辋头旧法物”（《咏汉玉辋头瓶》）。乾隆为何称玉琮为“‘瓶’、‘杠头笔筒’、‘辋头瓶’”呢？《咏汉玉辋头瓶》：“五辂辋头饰，难分秦汉周……作瓶插时卉，清供雅相投。”《咏汉玉辋头瓶》诗中注“此辋头髦以底可当笔筒，虽经后代所作，而非近时俗工所能。陈之几间天然文房清供。”《咏汉玉瓶》：“周代辋头器，汉时改作瓶……置胆插花馨注瓶虽无底作铜胆于中，原可插花也。” 在乾隆五十九年的《咏古玉辋头瓶有序》：“呼此罄为辋头者不知起于何时，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今查辋头不载字典，类其韵盖‘狻字之讹。字典音‘’去声亦作平声。又《字林》称‘捎’与‘狻皆舁也。盖古时舁辂辇或以此饰竿头，其无底而通亦一证也。今定为‘馔贰，旧讹为‘辋’者，亦不必更易。”可见“辋头”之名早已有之。乾隆对还对辋头、璧、圭、等的时代、用处作了详尽和深入考证[4]。因受于时代制约，不可能与考古异常发达的今天相比，乾隆的考证也许有少许不妥之处，但他的学术贡献我们更应肯定。
又如：某些自认为高明却谬误百出的人所写文章[5]一样，列举出乾隆种种“乌龙”，曰：“乾隆那强烈的题款刻诗狂，暴露了他对文物鉴定的弱点，误断误评，有时已达错乱百出的地步”，将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题字50多次，但却是仿品。真迹“无用师卷”却未乾隆题识；乾隆“对古瓷的知识实在有限，有时一知半解，有时根本不知，以致假货仿品无数，今时细加辨识，已达惊人的程度”，如乾隆在汝窑碗上题均窑诗。“乾罐这首诗的第一句，就露出他根本不懂宋瓷的马脚来，这只口沿有铜圈的粉青碗是汝窑应无疑问，他却来了一句‘均窑都出修内司’。他把‘汝窑’误为‘钧窑’，真不知是不是他醉眼看花？又说‘修内司’，修内司之设是在南宋临安（杭州）……高宗弘历连器名与地名都缠夹不清，这个乌龙不可谓不大……乾隆可能根本没有见过全美的‘盘口纸槌瓶’，所以又题诗道：‘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他是‘想当然’地以为加铜扣是为了‘口欲其坚’……乾隆题诗，越题漏洞越多……博物院143件南宋官窑，其中有24件经过乾隆皇帝的‘御题’……编号第43的‘官窑天青椭圆水仙盆’、第33号‘官窑月白双耳三足炉’、第60号‘官窑天青臂搁’，乾隆还在上面题了长诗，被鉴定为属于清仿品……”
笔者认为嘲讽古人，反显得自己失态。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科技实力，我们那能以今天的考古知识来苛求乾隆呢？但从传世的御刻乾隆诗文的陶瓷可知，其古瓷鉴识能力可称一流。乾隆当时的鉴赏观同样是受明代鉴赏家的影响，有所失误时代所限在所难免。但不排出非其意愿的原因。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李迪《鸡雏待饲图》上有乾隆题诗，而同一诗文又见于乾隆仿李迪画作上。可知乾隆咏瓷诗或许如上述情况，将原来是吟宋瓷的诗句，同时又刻有复数的清代仿品之上，否则实难理解乾隆会连自己或其父雍正所主导的御窑厂仿古之作也无力辨识。乾隆咏汝窑诗只有8首，但由于存在着将同一首诗作刻于复数作品之上的情形，故传世经乾隆御题诗且经乾隆鉴定属汝窑的却有9件[6]，博物院藏有21件汝窑瓷中，13件有乾隆御制诗，但仅有2首咏汝窑。不能说其它的都错了吧！博物院还藏有2本依据清宫收藏而绘制的《埏埴流光》、《燔功彰色》册，册上有“古稀天子”、“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可知绘于高宗时期，两册中共有汝窑瓷器4件，其中“宋汝窑舟形笔洗”、“宋汝窑碟”现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大维德基金会，而另外两未找到对应的传世品，从精美的绘图看，确系汝窑无误。加上谢明良所言的经乾隆鉴定的真正汝窑6件，经乾隆鉴定的真汝窑器就有10件。关于“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我是这样理解的，乾隆认为口部易损，损坏部位铜以锁才欲其坚，底部完整无须修饰。从乾隆十九年“员外郎白世秀将哥窑洗一件（口破、随木座）刷洗好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哥窑洗破口磨些，另镶铜烧古口。钦此。”[7]乾隆四十年“传旨发往苏州交舒文，将底足磕处补好，照铜口一样镶铜底足。钦此。”[8]一事看，铜口有耐磕和补磕功能，口沿镶铜应是清代宫廷用于修补磨磕的惯用手法。并非乾隆想当然，只能说方龙骧才是想当然。
方龙骧：《漫话钧窑》，《中国文物世界》1995年总113期114、116页曰[9]：“乾隆皇帝在不止一件器物上题诗中，显示他对钧窑的无知，单是一件现藏大卫德的汝窑碗底，错误地题上了‘均窑都出修内司’，犯的毛病是把汝窑认作均（钧）瓷。而事实上他对汝、官、均及后（清代）的仿官仿汝，都不能分辨，一直是‘头发E髭一把抓’……‘均窑都出修内司’却显出，牛头不对马嘴，修内司与均窑与汝窑都无关联……”方氏自己不明之事也敢胡乱发难，根本原因就在于“知与不知之异也”（《四都丛刊》续编本）。
其实，修内司北宋时就早已存在，南宋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乾隆早知道“宋修内司官窑在杭之凤凰山下”[10]，它“创制犹存修内司”[11]。可知乾隆饱读文献，精于陶瓷鉴赏。
方龙骧批评“中国缺乏文物鉴赏家”，好像只有他才是鉴赏家似的。但他的乌龙就多了，除不知修内司在北宋及以前就有外，只看外表不深入核心，缺乏文献知识。如他在《汝窑质疑》[12]中，讥笑赵青云《关于钧窑与汝窑的若干问题》观点，认为赵氏“汝窑一直生产到元代至正年间，真是太惊人的发现了。无怪今时河南汝州市也制造了大批‘汝窑’。”
其实，龙骧根本就不知道明人承天贵《正德汝州志》有：“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窑已久废。”的记载。龙骧所指出的有清仿痕迹的汝窑器，也都是e人先前已指出[13]，他仅学舌而已，不敢越池半步，无新观点。笔者曾首次指出并论证台湾故宫博物院2件被定为郊坛下官窑的“宝用款”碟为后仿品[14]，首次指出并论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为明末福建田坑窑素三彩[15]，首次指出陕西耀州窑五代的木叶纹、剪纸贴花瓷[16]等，笔者若没有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一般不作文。但龙骧学舌也学不好，43号展品为北宋官窑天青椭圆水仙盆，却被龙骧当成“一向被认为南宋制作，今已确知是清代仿品”。可怜他将北宋官窑（或汝窑）与南宋官窑的基本釉色都分辨不清楚，就不说理由的将其定为“清代仿品”（1935年北宋官窑天青椭圆水仙盆前往伦敦展出时，大维德爵士就提出其或为清代仿品，并说出了理由）。事实上，这种水仙盆藏有4件，日本大阪美术馆1件，被冠以汝窑或北宋官窑，仅43号为不开片。宝丰汝窑及汝州市汝窑都有这种无开片汝瓷标本出土，特别是汝窑水仙盆标本中亦有不开片的，因此不能说汝窑都有开片纹，更不能说不开片就是清仿品。开片与不开片并非人工有意识的最早纹片装饰，也非从汝窑始。因此，没人能确证43号展品是清代仿品，仅有怀疑的权力。目前是有不少新仿汝窑，如北宋汝窑水仙盆上有乾隆御制诗[17]，为今仿伪品。又龙骧指出：清宫藏有不少善本书籍，但是颇多所谓“宋版”，结果发现全是明清二代伪制。做皇帝的自己不知道，官僚架构中的臣子更不会贸然指出。笔者以为，乾隆能用10年来撰修《四库全书》，不可能分辨不出，且入宫之善本书籍等均需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就算混杂伪书，也不为乾隆之过。在编集纂修过程中，乾隆的督促可谓不遗余力，这么多书籍他不能全部认真阅完。但有宫中南书房诸文学待从扮演其书画鉴定智囊团角色。从乾隆咏瓷诗及诗注所引之文献看，除明人鉴赏有关的文集外，唐宋古文献中的陶瓷记事等更是熟读于心。当然这些史料也可能有人代为爬梳。
乾隆：《题汝窑盘子》、《咏均窑双耳瓶》[18]，从彩图看[19]，该贯耳穿带杏叶方壶为清仿汝窑。《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有：“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交霁红靶碗1件、汝釉杏元四方双管瓶1件……”该景德镇仿“汝釉杏元四方双管瓶”可能就是上述御题《咏均窑双耳瓶》的“贯耳穿带杏叶方壶”。
现今古陶瓷研究者都认为“白瓷有芒”之“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乾隆多首诗中已认证，如乾隆《咏定窑三羊洗》：“运久矣息寒芒注：宋时以定器有光芒，不用。惟用官窑器，见高士奇诗。”[20]已说明顺治～康熙时期高士奇（1645～1704年）即有“芒”为“光芒”、“寒芒”之说。乾隆1786年的《咏官窑盘子》诗曰：“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ㄈ远嗳胧星蟆！[21]作于1779年的《咏汝窑瓶》：“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22] 1776年《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如今火气久消亡。”[23] 1781年《咏定窑小瓶》：“定州粉色厌光芒……”[24]同年《咏定窑花浇》：“全无火色罢光芒……”[25] 1794年《咏定窑碗》：“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盖其时新陶初出火气未除，是以不贵，今则已阅七八百年，古泽幽光，且以罕觏称珍，自不同当日矣。”[26] 另外，《咏定窑莲叶碗》：“赵宋传来白定名，尔时却以有芒轻。即今火色全消尽，一朵玉莲水面擎。”[27]《咏宋定窑乳槌瓶》：“尔日颇嫌饶火气，此时早觉泯光芒。”[28]《咏定窑胆瓶》：“定冶非关修内司，光芒消尽穆而滋。”[29]《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注：见高士奇酬苍林均窑瓶歌，于今火气久消亡。”《咏定窑小盂》：“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消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30]又被复制到一件“元仿定螭文青白瓷洗”上[31]。
正如谢明良所言：“在乾隆陶瓷鉴赏生涯当中，瓷史考证是他持续不断的兴趣，但他同时也游刃有余地评论陶瓷器形，或改变古陶瓷的原本用途，甚至自认为知音而将不同时代古陶瓷予以成双配对。我们从乾隆诗文所透露出的形形的鉴赏细节来看，乾隆赏鉴陶瓷绝非玩票性质，而乾隆精于赏鉴并有意识地加诸于陶瓷器上的政治意涵，无疑也将自雍正以来鼎盛的御窑厂制品推向另一高峰。”
附图1――17为有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的古陶瓷。有些制作小心谨然，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似铁足，为清之风尚，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的古陶瓷大多数都有清朝特征。图1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粉青三登方壶，应为清仿之作；图2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壶；图3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杏叶贯耳方壶，胎体厚重，釉面晴亮，造型纯为清代才有，应为清仿之作；图4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八方壶，胎体厚重，釉面晴亮，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应为清仿之作；图5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八方壶，胎体厚重，釉面晴亮，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应为清仿之作；图6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弦纹瓶；图7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天青弦纹瓶，胎体厚重，修足工整，涂有护胎釉，有疑不似宋物；图8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纸瓶；图9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月白釉弦纹瓶；图10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天青釉E圆水仙盆，疑为清仿之作；图11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粉青花插，纯为清仿之作；图12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灰青海棠式花插，应为后仿之作；图13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月白凹胎瓶；图14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海棠式小瓶；图15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粉青笔筒，有疑待考；图16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粉青葵口洗；图17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天青臂搁，存疑。
注释
[1] 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 戴应新：《兰州齐家文化玉琮记述》，《收藏》2008年第6期。
[3] 殷志强：《玉琮――中国古代文明的表澄》（笔者注：应为“征”），《龙语•文物艺术》1992年总13期41页。
[4] 石光明、董光和、伍跃选编：《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547-64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5] 龙骧：《乾隆皇帝的“乌龙”――兼谈中国缺乏文物鉴赏家》，《中国文物世界》1991年总71期40-47页。
[6] 谢明良《乾隆的陶瓷鉴赏观》，《故宫学术季刊》2003年21卷2期。
[7]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微卷97盒193页。
[8]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微卷115盒353页。
[9] 方龙骧：《漫话钧窑》，《中国文物世界》1995年总113期114、116页。
[10] 乾隆：《题官窑碟子》，《说陶》305页诗中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1] 乾隆：《题官窑碟子》，《说陶》305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2] 方龙骧：《汝窑质疑》，《中国文物世界》1990年总63期85-93页。
[13] 蔡和璧：《宋官窑特展说明》，《宋官窑特展》文字部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9年。
[14] 欧阳希君：《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器的真伪考辨》，《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140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欧阳希君：《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器的真伪考辨》，《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10期26-29页。
[15] 欧阳希君：《对一件“辽三彩”的质疑》，《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162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欧阳希君：《辽、金三彩与素三彩的比较――对一件误定“辽三彩”的更正》，《收藏》2008年6期。
[16] 欧阳希君： 《五代黄堡（耀州）窑的剪纸贴花与木叶纹瓷器》，《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ISAC'09)论文集》688-698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17] 李艾华主编：《典藏•古美术》2006年7期110页。
[18] 乾隆：《题汝窑盘子》、《咏均窑双耳瓶》，《说陶》321、32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9] 见《故宫宋瓷图录》图13，东京学习研究社，1974年。
[20] 乾隆：《咏定窑莲叶碗》，《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1] 乾隆《咏官窑盘子》，《说陶》31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2] 乾隆：《咏汝窑瓶》，《说陶》311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汝窑纸槌瓶上的该乾隆御诗却是戊午（1738年或1798年。）仲夏御题，可知不会是前戊午（尚未作该诗），后戊午时乾隆已禅位皇太子而自称太上皇，已87岁高龄，1799年1日病逝。故纸槌瓶上的刻诗是否为后刻，原诗所刻“汝窑瓶”是否为该件？汪庆正曾怀疑“奉华”二字为乾隆时期的加刻（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海博物集刊》第五期1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笔者以为，不但“奉华”为后刻，诗亦为后刻，成于同一时间。可能是清末民国，因为乾隆以后的内府不可能不知该诗所作时间，只有清末以至更晚才会出现这类情况。
[23] 乾隆：《咏定窑娃娃枕》，《说陶》30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4] 乾隆：《咏定窑小瓶》，《说陶》31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5] 乾隆：《咏定窑花浇》，《说陶》31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6] 乾隆：《咏定窑碗》，《说陶》322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7] 乾隆：《咏定窑莲叶碗》，《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8] 乾隆：《咏宋定窑乳槌瓶》，《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9] 乾隆：《咏定窑胆瓶》，《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30] 乾隆：《咏定窑莲叶碗》，《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66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6
打开传统故宫的外延
阎崇年坦言，多年的学术积累给今天《大故宫》的开讲奠定了一定基础。“早年我担任北京史研究会秘书长，后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开会常在故宫，这次看这个地方，下次看那个地方，讨论、交换的材料全是紫禁城的事。如今三十年了，看的资料多了，也督促我做了一些研究，这是故宫给我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跟以往的故宫学著作相比，阎崇年新作里提出了“大故宫”概念，首次打开了传统故宫的外延，把沈阳故宫、博物院、三山五园、避暑山庄等纳入了故宫姻系，讲述了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女皇”慈禧在紫禁城治居的历史。
“比如说故宫后面的景山，当时是和故宫连在一起的，也算故宫的一部分。西苑包括现在的中海、南海和北海。这次讲《大故宫》西苑、三海各讲一讲。北京还有天主教堂，17、18世纪前后的中国和欧洲文化关系特别密切，载体和渠道就是这几个教堂。传教士也经常出入皇宫来进行文化交流传播活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四书五经等传到西方，也把西方科技传到中国，比如数学、物理学、光学、化学、地理学等。还有南京明朝的皇宫，往北说承德避暑山庄，凡是当初和皇宫有关系的重要文化遗产都纳入《大故宫》的范围里讲述和介绍。”阎崇年这样告诉记者。
故宫内外，专家济济。“我有自知之明，”阎崇年说。北京故宫至少分古建、器物、书画、文献、档案、宫史等六大门类，各有各方面的专家。故宫是个百科全书，从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把它展开，但任何人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只有扬长避短，从我的老本行历史、文化的脉络来展示故宫。”
这样的讲解才“给力”
尽管是第四次录制《百家讲坛》，尽管有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紫禁城学会会长郑欣淼、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等专家组成的强大学术团队的支持，阎崇年仍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为了讲《大故宫》，他到故宫去的次数也数不清楚了。不是总体看，而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看――讲午门专看午门，讲东六宫就一个宫一个宫的看，再跟文献相互印证。阎崇年说，“这之后还要提炼，去伪存真。每一集的资料大概几万字，有时多达十几万字。我自己如履薄冰，每做一集，像入了一次炼狱，录完了，我肩膀就轻松一下”。
阎崇年认为搞历史的人要注重“实”，对史实、数据要反复求证，甚至有点“较真儿”。很多人都知道雍正后来把办公地点从乾清宫搬到了养心殿，他在养心殿的前殿办公、后殿就寝。这样，雍正“上班”就更近了。但究竟有多近？没有人去测量过。阎崇年说：“我不能在电视上给观众讲‘很近’，观众也没有具体概念。我反复打电话给故宫，请他们帮助测量其具体数字，自己也亲自去量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测出了准确数字是1.8米。其实就是两个门之间几步的距离......这样，我讲起来才安心，因为我量了，它有说服力。”阎崇年认为，这样的讲解才“给力”，专家觉得不离谱，老百姓觉得有意思。
中轴线是北京城的脊梁和灵魂。这条中轴线，从永定门到正阳门3100米，正阳门到钟楼4648米，全长7748米，过去称15里，现在称约7.8公里。在中轴线上，正阳门，突出“正”――中即是正，正即是中；天安门，突出“安”；太和门，突出“和”，所以，中轴线的主旋律是“中正安和”。“中正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心有灵犀一点通
《大故宫》已经是阎崇年第四次录制《百家讲坛》，之前包括《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令原本一直徘徊在科教频道末位的《百家讲坛》一路飙升，创下央视科教频道收视率历史之最。与此同时也成就了阎崇年这位大器晚成的“学术明星”，让他从小众的学术圈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