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1
学生姓名
浓浓
学 号
12345678
二级学院
学院
专 业
级 班
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
指导教师
职 称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期限
（根据本专业毕业论文工作时间安排填写）
2019年 9月 2日起至 2020年 5月 10日止
毕业论文（设计）进行地点
学院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近几年来在互联网背景和新媒体时代的推动下，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耳熟能详的地标性传统文化景点，成功转型为一代超级文化类大IP，成为国内外博物馆争相学习的典范。近年来，在文创产业带动下，故宫化身成为“网红”。到2019年，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超万件，文创产品收入年营收在2017年就已达15亿元。如今，故宫已不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利用文化创意产品走进百姓生活的一个样板。故宫“年轻化”，文创的创造性开发和新媒体传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故宫的成功并未带动国内其他博物馆文创产业的腾飞，文创产业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本文希望从对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发展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对其他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的借鉴之处。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本文着重分析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开发、营销与传播的成功方法，从研发，新媒体平台与营销渠道等方面研究新媒体时代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发展模式。文内除分析了故宫文创产品的开发外，还分部分展示了故宫品牌的营造 ，包括故宫系列APP，这些应用不仅推动了博物馆内文物知识的传播，而且丰满了故宫亲和的形象；“故宫六子”的拟人化推广，不仅与古代文化相对应，而且极受观众喜爱。
三、研究方法、设计方案及预期进度：
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文献资料法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活动策划、视频资料，然后到故宫博物馆进行实地调研。对故宫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进行分析和总结。
设计方案：整篇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故宫文创产品开发情况，包括开发理念、模式和特性；第二部分研究故宫文创产品的新媒体营销，包括故宫系列APP和故宫线上商铺；第三部分则是分析故宫文创品牌的跨界合作。
预期进度：
1、2019年7月1日-5日：毕业论文写作动员会议，安排指导老师；
2、2019年7月6日-9月1日（暑假）：选择研究范围，酝酿选题；
3、2019年9月2日-11月24日：定题，修改和提交开题报告书；
4、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4日：毕业论文写作、修改、定稿、提交；
5、2019年12月23日-29日：毕业论文写作中期检查；
6、2020年5月4日-5月10日：毕业论文相似度检测；
7、2020年5月11日-15日：小组答辩；
8、2020年5月15日-17日：大组答辩；
9、2020年5月22日前：毕业论文工作建档、总结、评优等工作。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吴春晖,范文静.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研究——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27(04):37-41.
[2]石珺婷.博物馆文创产品发展趋势分析——以故宫博物院为例[J].中国报业,2019(08):10-11.
[3]赵迎芳.中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理论与实践[J].山东社会科学,2020(04):169-176.
[4]宋云飞,张云笛.新媒体背景下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发展探究[J].新媒体研究,2019,5(06):124-126+137.
[5] 王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再设计研究——以中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为例[J]. 设计,2019,32(11):142-145.
[6]陈子焓,王晨奇,刘珈莉,刘倩.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分析——以故宫出品App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9,5(10):78-80+90.
[7]王威娜.新媒体重塑旧传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品牌创新[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6(02):89-96.
[8]史灵歌,孙子惠.社交媒体时代故宫文创产品的网络营销分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18-25.
[9] 何依宁. 新媒体时代故宫博物院的品牌文化传播路径分析[J]. 新媒体研究,2019,5(04):54-56.
[10]刘东昂.媒介融合背景下营销模式创新研究——以《上新了·故宫》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12):107-108.
指导教师审核意见（研究意义、创新点、前期准备工作、存在的难点和困难、建议等）：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2
类似这样的画面，在已屡见不鲜。由于策展概念的推陈出新，加上国际化的脚步加快，近年来的参观人数不断创新高。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显示，从2002年至今，的游客几乎以每年二三十万人次的规模上升，从117万人增长为344万人，年底估计可达400万人次，展场相当饱和。
为维持一定参观质量，并改善展览与接待服务空间，疏解日益增加的参观人潮，台湾当局领导人于去年元旦指示办理“大故宫计划扩建之可行性评估”，当年核可通过“大故宫计划”筹建会成立要点，以“扩建展厅”与“设置文化创意园区”双线并行，并列入黄金十年政纲“优质文教”理念之一，预计十年后完工，总工程金额超过新台币200亿元。明年办理项目管理及国际竞图，未来这座世界级文化宝库将展现全新面貌。 博物院院长周功鑫。
展厅扩建与文创园区双轴并进
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表示，的场馆并不大，却收藏了68万件中华文物，一次只能展示3000件，其中器物大多于陈列室中展示，书画文献则每3个月更换一次展品。由于馆藏丰富，自1965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一直为展区不足所困扰，虽然分别于1967年、1970年、1984年及1995年先后四次扩建，但仍然不敷使用。想要把馆藏68万余件稀世文物逐项展示，至少需要28年的时间。
因此，在“大故宫计划”中，扩建展厅为当务之急，包括扩建新馆、正馆整建、典藏大楼重建和行政大楼新建。周功鑫表示，新馆将扩建在外双溪本院所属的土地上，也就是由至善路向北延伸，占地十几公顷的山坡地上;从“天下为公”牌坊到正馆下方的这座故宫广场向下开挖两层，供停车、接待访客、纪念品售卖、视听会议及餐饮等服务之用;向上则兴建四层楼展厅，把现有9500平方米的展厅再扩增5倍，达64900平方米，未来正馆将可同时呈现展品一万五千件，大大增加了文物露脸的机会。
“大故宫计划”的另一主轴则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园区占地4.8公顷，将整合斜对面“国防部”卫勤学校的3.2公顷土地，并向台北市政府协调拨用土地1.6公顷。筹设中的文创产业发展中心，包括汉字博物馆、水墨美术馆、数字典藏馆、文创精品艺廊、多功能演艺中心，而捷运将直通文创园区，且会规划一条地下艺术街;文创基地将打造为亚太文创产业园区典范，给予文创产业更大的发展空间。
台北市都发局表示，为配合“大故宫计划”，市府已检讨外双溪周边大约百公顷土地都市计划，现有文教区将变更为文化创意专用区及住宅区，一旦通过“内政部”都委会审核，将有助于周边发展成文化创意园区，并有利于周边老旧住宅都市更新。都发局指出，市府从去年起检讨士林区都市计划，从士林周边至中影文化城、至德公园旁加油站设施用地等，都配合“大故宫计划”开发，将士林至发展成一条文化休憩观光廊带。
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亚太典范
周功鑫表示，本院展厅的扩建以国宝藏品的展示为主，是“传统”的坚持;而精心辟建的文创园区则以多元创意为主导，是“创新”的体现。以即将设立的汉字博物馆为例，在所有古文明中，中国的汉字是最具艺术性，且变化万千，能让人欣赏玩味再三的文字，为了让新世代能更深入地认识汉字文化的艺术，汉字博物馆将以3D动漫及多媒体的方式，展示中国的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等各种不同的文字形式，以及相关的文物和艺术品，让年轻人能透过互动，爱上这个“活的文化财”。
而文创精品艺廊则是提供文创者展示作品的空间。周功鑫表示，近几年来，透过“故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致力于训练合作厂商的核心团队，如CEO、总经理、财务、创销人员等，大家集思广益，设计出来的商品立刻便知道市场所在，质量也因此提升。第一届研习以礼品厂商为主，第二届与第三届则锁定“台湾之光”的行业，例如捷安特、法兰瓷等传产或工业产业的佼佼者，培训了六十几家产业，第四届则预计以信息厂商为合作对象。
周功鑫表示，目前一年门票收入3亿元，礼品去年创6亿多元收入，所有接受培训的厂商都能获得提供的艺术品及数字数据，而也将透过文创园区这个展示平台，让更多人看见台湾对于文化艺术的创作实力。
“大故宫计划可行性评估暨先期规划委托技术服务案”标案已于今年3月由刘培森建筑师事务所取得，目前已完成院区及文创园区调查环境监测调查等评估分析。“大故宫计划”将在2012年编列公务预算3500万元，并委托厂商办理项目管理及国际竞图。
为了使“大故宫计划”能顺利执行，将在今年12月初举办“大故宫计划可行性评估暨先期规划博物馆规划国际座谈会”，了解国外先进博物馆的软、硬件整体规划及设计理念，咨询法、英、美大型博物馆扩建或整建的专业团队、建筑设计师等，使“大故宫计划”更为周延。
嘉义故宫南院同步进行
除了北部的“大故宫计划”之外，位于嘉义的故宫南院筹建工程也于10月中旬陆续整地动工，该院区占地70公顷，预计2015年全面开放营运。
故宫南院是近年台湾最重大的文化建设案之一，原本计划已于2004年核定，后来因为原项目管理顾问、景观顾问及建筑顾问等契约陆续解约或终止，加上两年前“莫拉克”风灾造成基地水患，导致进度大幅落后。周功鑫表示，南院的建置经费共79.34亿元新台币，由于水灾水患问题，南院预计将基地垫高，并把朴子溪两侧的堤防提高，并加设抽水站，以保证园区不会淹水。
故宫南院的设计包括五个常设展厅、一个特展厅、一个借展厅'常设展包括亚洲的宗教艺术、织品、茶文化、陶瓷器以及嘉义发展史等五大主题，届时的藏品也会在南院展出，让南部的民众不必舟车劳顿，也能观赏国宝。政府则期望藉由南院的设置，形塑新的南部艺术重镇，以故宫南院为中心，串连阿里山风景区，并结合嘉义西侧的布袋渔港等观光景点，打造嘉义观光旅游路线，提升台湾南部经济。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3
2009年2月14日，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将赴大陆参访北京故宫。一个月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将赴台回访。两个故宫博物院随着两岸交流的持续深入，也在文物研究、学术交流上取得不俗进展。
早在1992年，两岸故宫开始接触，但因为后来两岸关系的紧张，这种接触未能持续，学界引为憾事。2009年1月12日起，12集大型纪录片《》在大陆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外界对的极大好奇。今年10月，两岸故宫将联手在博物院举力首次联合展览，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北京故宫和目前都在进行旷日持久的修缮，以期能够呈现故宫的完美一面。这两个远隔数千公里的故宫，有着千丝万缕不能割舍的联系，共同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两岸故宫的牵手，其意义不仅仅是共同维系中华文化的整体与统一，这个动作本身即是中国和谐精神的象征。
本刊就此特别访问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位副院长，涉及了包括北京故宫大修、文物保护等方面的话题，以期能够发掘两岸故宫不为人知的一面。
6年前，一项被称为“百年大修”的规划，从故宫南侧被脚手架包围的武英殿拉开帷幕。这项到2020年结束，国家每年投资1个亿的大修，因工期长、投资巨大，成为自辛亥革命以来，故宫最大规模的修复工程。
如今这座完全由木头搭建起来的宫殿，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皇宫建筑群，坐落于北京的正中心。它屋顶上的金黄琉璃瓦、屋檐下的五色彩画、汉白玉围栏，还有一重重艳红色的高墙，在四周青黑色民居的包围中，绽放出奇异的美感。
只是，故宫的异彩渐渐含混。虽然一直不断在修缮，但踏入故宫的未开放区域，一些巍峨的宫殿屋顶变形，窗户歪斜，油饰彩画剥落暗淡，柱子上的保护层“地仗”垂落，院落地面坑坑洼洼，蓬蒿满地，甚至有些大殿的屋顶和墙壁，被古树侵占。2002年前，故宫的未开放区域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2001年，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故宫时，提出了整体维修保护。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整体维修保护，故宫重现原貌的庄严肃穆、辉煌。2005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经国家文物局通过后，故宫管理方――故宫博物院宣布大修工程将分近、中、远三期进行。
2002至2008年，为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故宫重点古建筑的全面保护任务，开放面积扩大至六成。2009年到2020年，全面完成故宫古建筑的内外环境整治和整体保护，形成常规维护的良性循环。
奥运前夕，太和殿褪下脚手架，标志一期工程完工。至此，故宫武英殿区建筑、中轴线东、西两庑及其周边建筑、神武门等，约38083平方米修缮完毕，另有10处库房被改为展厅，成为新的游客聚集区。
完整和真实的保护
“完整保护，整体维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晋宏逵表示，这是故宫此次大修和以往全然不同的特点。这场持续18年的大修，可不仅仅是重新修缮故宫建筑这么简单。
1988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依据《世界遗产公约》、《威尼斯公约》、《奈良真实性文件》这些国际性文件，保护文物要同时满足“完整性”和“真实性”。
晋宏逵说，国外文化遗产中有为数众多的“不完整”古迹，因为依真实性标准来看，“不完整的原物”远比修复过的“完整的非原物”更具真实性。
2005年通过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正式将“完整保护，整体维修”作为大修方针，并提出维修要完成五方面任务保护故宫整体布局，彻底整治故宫内外环境；保护故宫的文物建筑。系统改善和配置基础设施；合理安排文物建筑利用功能。提高展陈艺术品位与改善文物展陈及保存环境。至此，从2002年启动的故宫大修，有了明晰的解释。
因文物收藏保管、展览的需要，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来，对一些宫殿进行了改建。一些单位占用着故宫场地办公，像故宫博物院的办公室全在故宫围墙里。西华门附近，尚有几栋北京典型的大屋顶建筑、16米高的水泥建筑，分别用于武警驻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些都有损于故宫的完整性，晋宏逵说，中长期规划中，这些将陆续拆除。
故宫兼具皇宫和博物院的双重身份，作为博物院，故宫还将增加展厅。要办展览，就要在古建筑中引进安防系统、温度湿度控制系统。大量管道和线路。
为保留真实性，对故宫的维修，要做到“最少干预”和“修旧如旧”在维修中，能不动的就不动，能不换的就不换。比如这次大修中，琉璃瓦仅作清洗，发现釉面脱落五成以上，就刷上釉回炉重烧，再继续使用。
“修旧如旧”则为使用原有材料原有工艺。维修故宫的传统工艺，被称为“作”对古建维修而言，延续数百年来的传统工艺，已能达到保护目的。此次大修，也将完整记录这些传统工艺理论。
时至今日，一些成熟的新技术也被故宫所采用。像刷在故宫墙壁上的红色涂料来自韩国。晋宏逵说，这种涂料鲜艳程度、防龟裂性都比传统涂料质量更可靠。
争议中的大修
这场百年大修，在争议声中动工。
文物修复领域一直存在“保护性破坏”现象，中国建筑设计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同滨曾说，因中国对古建保护制度不完善，时常出现工程队为骗钱，发生遇到小修补就要换柱子，为了换柱子就会去拆房子的事，结果钱给得越多破坏越大。专家纷纷质疑，故宫大修这样复杂的工程，未经公开决策，专家审议就动工，工程质量如何保证。
在故宫是否要建地下文物展厅的问题上，各方亦争执不下。赞同方认为故宫建筑很难为文物提供保护性的展览条件，不如在故宫地下挖个展厅，故宫在上世纪80年代，已建地下库房，从90年代使用至今。反对方则支持单士元的观点：“故宫就像一块完整的玉石，不管动了哪里，对玉石的整体就造成了破坏。”认为再建地下展厅，无疑破坏故宫百年格局。
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基于双方对故宫功用定位的不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王世仁就认为，故宫不该作为博物院，它是皇帝后妃生活起居的地方，如果博物院的功能妨碍了这一价值的体现，就应该退出。
故宫博物院后来表示：“维修方案已经经过一流专家讨论过三次，没有专家表示反对，如果有人反对，那他就不是一流专家。”这样的答复，似乎只会让舆论更为不满。同年10月，故宫博物院公布大修消息。但站在景山公园亭子里的人们，依稀能看见武英殿四周的脚手架时，心里还不能判断这事究竟是好是坏。
2006年，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建筑研究院联合编制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一年后，国际上，突然传出了质疑声。当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0届会议决议，质疑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正在进行的保护维修工程是否过于仓促，是否缺少足够依据，是否有洁晰的操作准则。决议要求中国明确说明相关准则，并组织召开一次地区性研讨会。
世界遗产委员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保护世界遗产的下设组织。基于这个原因，2007年5月24日至28日，中国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简称“东亚会议”）。
中国表示《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的决策、规划过程，条理清晰，也不乏文献依据。晋宏逵认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质疑，源于不同文化间沟通的差异而发生误会。东亚会议通过了《北京文件》和《关于北京世界遗产地保护与修复的评价与建议》，晋宏逵说，这两个文件对故宫、天坛等北京世界遗产地的维修工程是充分肯定的。
大修的三个难题
维修故宫的真正难题有三个：缺原材料，缺工匠，缺针对古建筑维修的国家政策。
据史料记载，明代故宫大量使用楠木作为原材料，营建故宫前，明成祖朱棣曾派出大量人员到云南、四川的原始森林里寻找这种珍贵的木材，当找到足够的木材开始建造宫殿时，13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至清代，楠木已少见，清代皇帝在改建或维修宫殿时，改用松木替代。像太和殿里面几十根大柱子，直径都可达1米，如果这些柱子腐朽了，要想在国内找到直径1米的松木来代替，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
此外像制作琉璃瓦的矿物坩子土、大殿围栏上的汉白玉，目前几乎被开采净了。晋宏逵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修建纪念堂所需的汉白玉，已经要从北京房山地区水下几十米处采得。
工匠也是困扰故宫维修的老问题。自从1974年招过300名工匠以来，故宫至今未形成系统的召集、培养工匠的体系。目前故宫的工匠队伍保持在80人左右，其中掌握传统维修工艺，能在工地上管理、指导农民工工作的，不超过30人，他们的年龄也已超过50岁。
由于国家缺乏专门针对古代建筑维修的法规政策，现有的《文物法》远不能规范指导古建维修工作，国家《招投标法》，又没有专针对古代建筑的内容，导致大修中一些想法实现不了。
比如铺设在故宫一些宫殿地面上的金砖，现在仍在生产的厂家就屈指可数，完全按传统工艺生产的厂家完全没有。若按明朝的工艺，制成一块金砖需要3、4年。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4
纸上谈兵一拖再拖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2月12日，满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按照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退位后的清帝仍暂居故宫，尊号不变，宫廷皇族机构和官员照常存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供给岁费400万两银子。
就这样，在号称共和国体的中华民国首都北京的故宫里，保持着一个俨然独立的封建小朝廷，宫里的珍贵国宝，也由此悄然流失。
原因在于，溥仪仍将故宫国宝视为“朕之所有”，肆意侵吞。他虽然已退位不再是天子，生活上却仍如在位时一样奢华，一年400万两银哪够挥霍？便以补充需用不足为词，或将珍贵古物拍卖，或向银行作抵押贷款；还以赏赐臣下为名，将国宝转移宫外。甚至明偷暗盗，夹带出宫，以备有朝一日出宫后不尽享用。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室盗窃国宝的秘密还是传了出去，引起各界愤懑，纷纷吁请政府严加制约。
蔡元培等学者识卓见远，倡言学习西方列强注重实物的博物馆教育法，陈列展出故宫的文物。他们举了1912年7月北京开设历史博物馆的例子大声疾呼：将馆中收藏的先朝古物，供学生、国民参观，其教育作用不可估量，必为公众所肯定。
然而民国乱世，谈何容易？一拖再拖，10年已过，仍是纸上谈兵。
驱逐溥仪出宫与公私产之争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将军发动“首都革命”。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组建摄政内阁，以黄郛摄行总统职务。
11月5日，冯玉样采取果断措施，将溥仪驱逐出宫。执行此项任务的首都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摄政内阁议决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5项。其中关于故宫藏物的处理，是这样规定的：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
11月7日，摄政府公告，将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专司故宫藏物的清理、公产与私产之分别，并提出了公产的处置构想：
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清室善后委员会尚未成立，关于故宫公产与私产区分的争论突起。清室向与冯玉祥联合控制着摄政府的段祺瑞、进言，又托人疏通，提出古物之分界不分时代，以清廷所发现为准，归清室所有。
清朝的遗老旧臣乃至旗人公然主张：清室善后委员会毋庸建立，应设置清宫管理处，由清宫自行清理保管。
甘为日人张目的《顺天时报》，竟然提出把故宫国宝交日本人管理，请看该报《保管清室宝物与日本文化事务局》一文中的一段话：“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然现在之政局处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这是明目张胆的汉奸论调，遭国人一致唾弃，成了千夫所指。
著名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的观点，代表了国民的共同心声：宫中各种古物，何者应归溥仪，何者应归国民，应纯以有无历史的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大抵小件珠宝、金银、皮货、绸缎之类，皆可划归溥仪。而大件重器，及与历史文化有关之金石书画等，数千年国宝所流传，与爱新觉罗全无关系，断难据为私有，而应作为国家之公产，全数陈列，以供研究历史美术文化者之参考。
11月19日，北京8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赞成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藏宝，并就古物的处理通过如下决议：关于清室古物宝器，希望成立一完全美满之图书馆、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集各机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俾垂永远。
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易培基的谈话，表示了顺应民意的态度：清宫之古物，余意拟成立一国立图书馆与国立博物馆以保管之，地址即设在清宫中。
冲破阻力点查故宫古物
1924年11月20日，被称为“故宫博物院之第一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10人，均属教育、文化、军政界名流，以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为委员长。任务是：会同军警长官与清室代表，办理查封接收故宫珍宝；审查区别公私物件，并编号公布；保管宫殿古物；筹建长期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等。摄政府还指定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5人为清室代表。
同日，清室善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就点查与监察人员的组合、点查登记编号造册等手续，作了详尽规定，又规定及时点查报告，公开一切，以正视听。
然而，点查清宫物件尚未启动，阻力接踵而来。清室的代表拒不承认清室善后委员会，20日的会议未曾参加。他们如此大胆，是因为自恃有段祺瑞这座靠山，能操胜局。
冯玉祥发动北京后，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更叫嚷北上复仇。为防止直系卷土重来，冯玉祥作权宜之计，请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段祺瑞求之不得，通电宣布接受，他本是反对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尚未到职，就指示执政府秘书处发出公函，制止清室善后委员会行使职权：
据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本月23日点查清宫物件,现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该委员会未便遽行点查，着内务部暨警卫司令查止。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22日接到这一公函后，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群情激奋，决议公开诘责段祺瑞：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根据摄政府之命令组成，人选由摄政内阁聘任，合理合法，政府各院部又均派员参与点查，段执政不予承认殊不合理。
会上，委员长李石曾郑重提议：“遵照20日会议之安排，于23日点查清宫物品，以反抗政府此种违反民意不合手续之命令。”全体委员一致赞同，决定按预定计划进行。
23日上午，委员们冒着刺骨寒风，准时集合，然部分军警长官慑于段祺瑞的压力未到。因不合点查章程，未能实行点查。
李石曾等分头出动，以私交、大义劝说感召未到的军警长官。24日，这些人准时到达，实施了首次点查。
段祺瑞甚为恼怒，正欲强力制止时，出现了转机。那是应冯玉祥、段祺瑞、之邀北上共商国是的孙中山先生已到达天津，向新闻界表明了对冯玉祥驱逐清帝出宫的态度：“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请溥仪出宫顺乎民心，合乎情理。”嗣后不久，孙中山又以授权秘书处复函清室的形式，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溥仪毁弃逊位时接受的优待条件，再次明确表示：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11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非议。
孙中山一连两次严正表明了他与中国的立场，使段祺瑞不敢再为所欲为而稍事收敛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得以继续。
加紧筹备以杜觊觎之心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复辟势力重又抬头。清室遗老旧臣在段祺瑞、的放纵下鼓噪不休，妄图恢复旧有的“清室优待条件”，使溥仪重入故宫。
若清室的复辟阴谋得逞，故宫国宝又将无尽流失。李石曾召集全体委员会议，磋商应对办法，达成共识：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使溥仪复宫，保护国宝安全。
为防段祺瑞之流干扰破坏，他们举出了法定依据，即1924年11月7日的摄政府命令：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官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
在李石曾的主持下，一方面加紧点查，一方面着手成立故宫博物院的筹备，草拟《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并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据此又草拟了《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
清室善后委员会经郑重遴选，拟请21名董事。他们都是地位显赫的军政界要人和声名洋溢的学者教授，如鹿钟麟、张学良、卢永祥、蔡元培、许世英、熊希龄、于右任、吴敬恒等。这是为了显示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利抵制外界对博物院的破坏，确保博物院的生存与发展。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上述三个文件，推定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还议定了“故宫博物院”的名称，是因为博物院的院址在故宫，保藏的又是故宫的文物。
执行故宫博物院管理事务的理事会9人名单如下：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各理事推定李石曾为理事长，暂不设院长，由李石曾以理事长身份主持院务。
理事会决定，故宫博物院成立开院的时间，定在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10月10日，那一天是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纪念日，又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从理事会决议到开院有短短旬日，可谓迅速或可说仓促，是因为情势孤危，非急急成立速成公开之局，无以杜觊觎之心――在段祺瑞、之流的偏袒下，逊帝皇室妄图重返故宫。
仓促开院反响强烈
开院准备紧张进行，有关报道见诸报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拟定的《故宫博物院开院启事》也已公告周知：
本会自接收故宫以来，赖各方面同人之努力，点查将次守竣，遵照本会条例第4条，并民国13年11月7日政府令，组织故宫博物院，筹备经年，已就绪。兹定于双十节午后2时在乾清门内举行开幕典礼，除中西两路同时开放，并开放养心殿外古物书画陈列，在中路各处图书陈列在寿安宫，并开放文渊阁史料陈列。在宁寿宫后养性殿乐寿堂，以10号、11号下午1时半至4时为售票时间。
李石曾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
1925年10月10午后，北京各式人等纷纷拥来乾清门内，除观看开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数千年来壁垒森严之皇家禁地，以及神秘藏宝。
欢快的乐曲声中，应邀出席开院的军政警法工商学新闻界的3500多位贵宾，也都陆续到达。
下午2时整，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入场，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隆重举行，大典由董事庄蕴宽主持，他在宣布开幕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报告了筹建故宫博物院经过。次由前摄政内阁总理、理事黄郛讲话，内中的一段话属对敌视故宫博物院者的严正警告：“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家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执政府外交总长、董事王正廷，京畿警备司令、董事兼理事鹿钟麟，中央执行委员、董事于右任等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义，大意谓收回民权，保护国宝。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5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精品文物迁址保存。这批文物在经历了南迁、西迁、东归的颠沛流离后，最终一分为三。一部分入台；一部分回归北京故宫；剩下的一部分，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1987年6月，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此前在吉林大学任教多年的新院长雄心勃勃，想要在自己手上收回故宫流散在外的文物，打造一个完整的故宫博物院。
“这个问题要从国家统一的大局来考虑。我们大陆内部的文物问题都解决不了，将来怎么要求的文物完璧归赵呢？因此，我就产生一个想法，要办成完整的故宫博物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张忠培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批故宫南迁文物。
这批文物共2211箱。1960年，故m博物院和江苏省文化局签订协议，约定“寄存”于南京朝天宫库房，由后者代管。本来约定最多寄存两年，由于种种原因，一存就是55年。
故宫慈宁花园宝相楼的佛堂里，已经空了80多年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依然空着。
辗转迁徙路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安静的道路两旁，军警林立。
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逼华北，为使文物免遭劫毁，故宫决定将精品文物迁址储藏。
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之后，于1936年开始分五批迁入了专门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为此成立了南京分院，来自“故宫世家”、一路护送这批文物的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都进入了南京分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又踏上了西迁之路，分别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 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在南京。
1944年，梁匡忠的大儿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1946年，二女儿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而取名梁嘉生。
抗战胜利后，分散三地的文物先后运抵重庆，于1947年回到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
朝天宫库房对面的院子现在变成了江苏省昆剧院，当时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家属院。1947年5月，梁金生在这里出生，因南京又称金陵而取此名。
朝天宫库房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式建筑，四方结构，大铁门，小窗户，高出围墙的建筑窗户均向内设置，只有正面装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每层面积2000多平方米。
梁金生小时候喜欢在库房后山上跑着玩儿，也经常跟大人坐马车去位于中山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院前身）玩儿。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有时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啷当啷当地响。
1948年底，政府开始将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共计2972箱，约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后藏于。
1949年1月，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随第二批文物登上招商局“海沪轮”。本以为是短暂离开，没想到成骨肉诀别。1972年，梁廷炜在台湾去世。
梁匡忠则奉命留守南京。他和自己的另外两个孩子，在南京迎来了解放。除了赴台的15人和辞职的，南京分院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有十四五人，梁匡忠担任库房保管。
解放初期，常有飞机来扰。警报一响，梁金生就跟着大人跑到朝天宫库房地下室躲起来。那是他第一次进到朝天宫库房里去。抬起头，能看到所有窗上都贴着防止玻璃炸碎伤人的“米”字条。
1951年，梁金生的妹妹出生于南京，取名梁宁生。
解放后，南迁文物开始分批返回北京故宫。1953年，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也随其北上。
回到故宫后，梁匡忠担任了库房保管员。下班后，常有政治学习。6岁的梁金生经常佩戴着家属证来故宫给父亲送饭，顺便在故宫四处溜达，抓蛐蛐，逮蚂蚱。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他和其他一些家属小孩常在假期里来故宫除草，赚点书本费、学杂费。
1956年，梁金生的小弟弟在北京出生，取名梁燕生。
委托代管
整个50年代，故宫分三次从南京分院运回了南迁文物。
根据故宫官网记载，南京分院的文物迁台后，尚存11178箱。1950年，从南京分院运回1500箱。1953年，运回716箱。1958年，运回4027箱。
根据这个记载，三次共运回6243箱文物。不过，故宫在别的场合又提到过，共运回“8000余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1933-1952年在任）的孙子马思猛也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总之，一个被认可的数字是，2211箱南迁文物留在了朝天宫库房。约10万余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和宫廷器物。
1960年，故宫博物院撤销了南京办事处（南京分院1954年改为此名）。经北京市文化局（当时故宫归北京市领导）和国务院文化部批准后，故宫与江苏省文化局签订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移交接管协议书》。
协议规定，将现有工作人员5名，连同朝天宫库房建筑、工作室66间，以及家具、图书等物，全部无偿划归江苏省文化局。对于这批文物，则约定：
故宫博物院现存南京办事处库房的2211箱文物仍原箱不动存放库内，由故宫博物院编号造册点交寄存，寄存时间至迟不得超过1961年底。
协议还附上了委托代管文物箱册等各种清册。之后，江苏省文化局将库房等设施分配给了南京博物院使用。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故宫没有如约在1961年底前将文物运回。南京博物院致函故宫，双方商定，延期至1964年底，最迟不得超过1965年。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引发了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文化浩劫，故宫大门关闭。运回文物之事，再也无人提起。
徒劳无功的交涉
故宫重新开始交涉这批文物，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国家文物局两次发文给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省文化厅催办，无果。
1987年5月，故宫派人去南京，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季根章建议他们直接与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徐湖平商谈。故宫人员在南京博物院见到了徐湖平，但无功而返。
就在此时，张忠培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上任后，加紧了解决此事的步伐。
出生于这批文物迁徙路上的梁金生，再次与这批文物结缘。1979年，故宫统一对外招考人员，他通过考试进入了故宫，正式成为这个“故宫世家”的第五代 传人。1985年，他成为保管部总保管组副组长，负责文物总账的管理、文物征集和点交等，后来又担任了故宫文物管理处主任。
1987年7月，故宫电催江苏省文化厅，得到了干脆的答复：希望故宫支持，将全部文物留下。
张忠培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当年的协议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签订的，在法理上这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的关系，和南京博物院没有直接关系。
张忠培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解决办法，被告知首先要由上级主管单位文化部或国家文物局进行行政调解，调解无效才可以诉诸法律解决。
随后，张忠培找到国家文物局，请国家文物局调解此事。同时，张忠培以一年8000元的酬金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故宫法律顾问，开始做诉诸法律的准备。故宫后来成立法律处，即起因于此。
1989年起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文物局要管全国的文物事宜。对于南迁文物这个遗留问题，当然要关心。原则上就 是要‘恢复原状’，返回故宫。具体怎么弄，还得双方协调。国家文物局原则上还是支持故宫的，因为文物有完整性问题。有些文物跟故宫息息相关，对研究故宫的 历史和文物收藏史都很重要，放在故宫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的事情并不只这一例。马自树谈了这样一件事：后期，西哈努克要来参观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为了做好接待工作，洛阳市文物局从故宫借 了慈宁宫一座佛堂的所有佛像。上世纪80年代，故宫要求归还，国家文物局表示支持，但始终无果。“河南这个问题没解决，南京可能觉得左邻右舍是这样，那我着什么 急。”马自树说。
1988年两会期间，张忠培找到了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顾秀莲，当面提起此事，顾秀莲表示回去了解情况。
这年5月，张忠培再次派人前往南京交涉。
故宫方面提出了对这批文物的处理意见。双方先共同开箱清点、造册，故宫再将几类东西运回：一是离开故宫就不能真实反映文物意义的藏品。例如700多尊 “大清乾隆年敬造”款铜佛，原为慈宁花园宝相楼佛堂的原状文物，现在该佛堂楼上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一直空着，一旦把这批铜佛运回，佛堂即可完整恢复原 貌。而在南京只是佛像而已，含义是不一样的。二是配套类的，如罐盖。 罐儿在故宫，盖儿当然应该拿回去，才能保持文物完整。三是故宫缺门的或稀少的。余下的，可按一定比例由双方分配。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对方说，故宫和南博都是国家的，这批文物也是国家的，放哪都一样。故宫长时间不取走，说明对这批文物不重视。而南博保管了这么多年，对这批文物已经有了感情。
几乎每次的商谈都是重复这些内容。f急了，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就会缓和气氛，说，哎该吃饭了啊，今天我请客，咱们吃刀鱼！
1988年底，张忠培听闻南博展览了南迁文物，就派人赴南博了解情况，并在展厅里拍了照片留存证据。
张忠培从院办秘书处拿到一张台湾报刊的影印件。上面的报道提到，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表示，一旦两岸统一，应让南迁文物回归北京故宫。“我一看到这个报道，就想院长都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这些人却没有。”张忠培说。
“不能拖到下个世纪”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故宫文物回迁问题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199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将关于故宫南迁文物处理问题的情况报告呈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时任政治局常委批示：先由文物局或文化部协调处理，是否报中央，视进展情况再定。
1992年7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主持召开了各方参加的协调会议，商定清点工作从当年9月开始。
为此，故宫组建了清点小组，花数万元印好了账册和封条。
不久后，故宫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负责人口中收到了南博的一个口信，称南博要在年底举办院庆活动，清点工作不能如期进行。
等待一年之后，故宫再次致函南博两位院长，请他们亲自过问此事，以便尽早开始清点工作。
但清点工作始终无法开始。
1996年6月，故宫博物院提出了关于解决方案的请示：一、4000余件杂项，即“宫廷文物”，全部运回，因为这部分文物只有放回故宫才能发挥其应有 的历史作用。二、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文物的作用，并报偿南京博物院多年来的工作，关于10万件瓷器中重复的，拨南博一部分，具体办法是：相同瓷器在 10件以上，50件以内的，按二、八分成（故宫为八、南博为二）；50件以上，100件以内者按四、六分成（故宫为六，南博为四）。如此，约有三分之一的 文物将留给南京博物院。
12月，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化厅举行了座谈会，决定开展清点工作。
1997年4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带队，再赴南京。
马自树参观了朝天宫库房，在地下一层见到了一部分南迁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箱盖的钉子已被起开，故宫博物院的封条也被拆下。已开箱的文物一部分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中展览，一部分仍在箱子里。他在库房见到了一些木质牌位，保管得不错。
马自树一行与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博物院举行了会谈。
马自树说，张文彬局长来了以后，对这件事很重视。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能再拖下去了。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个世纪的问题要在这个世纪解决，我们这一代的事 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不能拖到下个世纪。东西是故宫的，应回故宫，当然都是国家的。南京在保管这批文物的工作中是功不可没的。这次来，就是商谈落实清点工 作的具体安排。
南京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后，因为当时要搞院庆，拖下来了。现在南博盖好了新库房，保管部这一年的任务是搬迁文物到新库房，很忙。
故宫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到1997年6个年头了，再拖，我们这一代就完不成任务了。不能再拖了，人生有几个6年呢？
对方说，库房电线老化，电的问题一拖，事情一多就又拖下来了。电要重新换一下。
马自树说，电的问题好办，只要库房里可以照明就可以，现在谈谈这项工作的启动。要有个进程表。
下午继续会谈。南京方面再次提出了文物应留在南京的意见。马自树说，你们这样做，把去年12月的座谈纪要全，我们回去无法交待。
对方说，对人民能交待就行了，我保护好就行了，现已经是博物馆的财产了，你把账给我，局里一批就行了。他还说，文物局、中央领导要听听我们的意见，要听进我们的话，不要一谈南京问题就是你们要顾全大局，好像我们不顾全大局。
马自树说，这是客观的悬案。南迁文物故宫委托江苏省文化局代管，南博对这批文物的保管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文物局一贯的看法，南博催过故宫，故宫由于 “下放”“四清”“”等运动没能运回，这些都是事实。文物局的观点是端正的，这是历史问题。这次我们来就是落实清点的共识问题、住宿问题，没想 到落实不了。看来思想上还有些问题没解开，还有些问题我们没听到。关于处理问题是最后一步的问题。要承认历史，也要承认现实。现在，大家都忙，可以不可以 清理，我要一句话。
对方说，现在没办法清理，没有人员。
商谈不欢而散。
国家领导人调研
根据故宫官网，1997年9月，视察故宫博物院，李铁映和贾庆林等陪同。
领导人就故宫南迁文物、筒子河治理和故宫地下展厅等问题进行了调研，针对南迁文物问题提出了三个处理原则：一、明确这批文物是属于故宫的，要在国家文 物局的主持下进行清理、登记、造册。二、这批文物现在要全部运回故宫也不现实，但那些不放在故宫就不足以体现其价值的文物和故宫原状陈列需要的文物，要送 回北京。三、大部分文物还是要留在南京，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故宫博物院也可以在南京建个分院。
根据南京博物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东南文化》，10月10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江苏省副省长俞兴德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博物院。上午9时许，李铁映一行来到朝天宫库区，逐层查看了库房的文物保管保护情况，并打开了一些箱子仔细观察。
11月，根据领导人的指示，国务院针对故宫“南迁文物”下发了通知。
故宫向国家文物局表态，将派员南下，参与清理、登记、造册工作。
这期间，出了一个插曲。
1998年，国家文物局获知，南博在日本举办了一次文物展览，日本NHK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镜头里，南博朝天宫库房的大铁门徐徐打开，摄像机推进，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库房里开箱，把文物一件一件取出，箱子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清晰可见。
国家文物局请来了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观看这盘录像带，听取他的意见。张忠培记得，录像中有南博领导开箱的镜头。
不过，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迁的，还有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古物陈列所去台湾后，没有运走的一批文物就拨交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南京博物院前身）。由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主要来自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清代皇宫文物，与故宫的南迁文物同祖同宗，形式上、制作上都一致，所以单从南博陈列的展品上，并不能说明是来自故宫还是古物陈列所。
各执一辞
1999年5月和8月，为落实国务院通知，国家文物局召集江苏省文化厅、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关负责人，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举行了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开展清理工作，由财政部拨给专款，清理阶段不涉及今后的管理问题，要求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
会上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文物局一位副局长担任组长，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钱林祥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担任副M长。又成立了清理工作小组，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牵头，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领导参加。
“改革开放后，很多规律发生变化了，强调物产权。现在对地方文物不能简单采取调拨了。”钱林祥认为，“但这样僵持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交代。应该让这批文物与公众见面，发挥最大化社会效益。”
会议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呈报了会议纪要。国务院领导指示，在清理过程中要注意不得损坏，更不能丢失。
会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处长在4个月内6次致电或亲赴南京，催办清点工作。对方总是答复，正全力忙于南博新馆的筹备、开放工作，或新馆开放后人员跟不上，没有精力做清理工作。并建议，先落实国办通知中恢复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意见。
2000年5月，国家文物局向江苏省政府发函，请其敦促南京博物院支持故宫“南迁文物”的清理工作。函中称，如果江苏省政府积极敦促后，南博仍无限期 拖延，则建议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于故宫和南博之外抽调其他文博单位业务人员组成精干的清理工作小组，全面承担清理任务。
6月，江苏省政府向国务院发出请示，提出了这批文物应归南京所有的几条理由。
其中一条理由，是刘北汜的《故宫沧桑》中的记述。刘北汜曾任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他所著的《故宫沧桑》里写道：“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的绝大部分从1951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小部分拨交南京博物院。”
另一条主要理由，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江苏方面称，1961年签订协议时，吴仲超（1954年～1984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向江苏省文化局周局长口头承诺：“过了1961年底不来取走，文物就算你们所有。”1979年，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专程赴京拜会吴仲超，吴仲超表示，这批文 物就留在南博。
江苏省政府提出：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经故宫多次筛选，精品已被运回，剩下的宫廷文物，对故宫博物院来说可谓微不足道。而对南京博物院来说可以补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南京博物院经过几十年建设，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已经达到国内先进博物馆水平，为保护利用这批文物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京博物院实际上承担了近半个世纪的保管责任，1959年后，故宫博物院对这批文物的保管从未过问，尤其是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南京 博物院的专家和干部职工冒死坚守，这批文物极可能毁于一旦。文物搬来搬去也易于损坏，而且过于集中也不利于避免突发性灾害带来的损失。
对此，故宫方面回应，刘北汜是以后调到故宫的，对以前的工作并不了解，况且《故m沧桑》是他私人著作，也不能代表院方意见。而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没有任何记载，没有法律效力。
故宫称：故宫将朝天宫库房移交给江苏省文化局后，也一直与该局联系，对未能将暂存文物取回表示了歉意，只是在“史无前例的”中中断了联系。经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灾难。
会见老院长
2000年后，对这批文物的争执之声渐渐弱了。
但故宫的老人一直不能忘怀这批文物。他们认为，不管最终如何解决，现在无论如何都应该先完成清点。因为关于这批文物社会上一直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丢了，有人说让日本人拿走了，到现在对公众都没有一个解答。故宫在院史上必须要有这一笔。这批东西到底怎么了？对历史应有一个交待。
82岁的张忠培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一件往事。
2001年，他向故宫和国家文物局建议，邀请前一年刚刚卸任院长的秦孝仪来大陆访问，得到采纳。秦孝仪是老党员，的笔杆子。早在1994年张忠培去台北访问时，就与他相识。
秦孝仪来北京时，张忠培去机场接机，汽车直接开到已经关门了的颐和园。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颐和园的一个亭子里宴请了他，张忠培等人作陪。
席间，秦孝仪说，自己要说一件事。
故宫博物院教案范文6
博物馆就是这样应运而生。不同时期的博物馆，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当时的人们梦想“收集一切知识”；而现代博物馆则与整个西方列强对全球的殖民和掠夺有关，到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开始狂热地保护自己的过去，要向西方国家讨回自己的文物了。
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世界一切知识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一座标志性的图书馆，它修建在托勒密王朝时期亚历山大图书馆（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的旧址上，俯瞰地中海的海斯尔赛湾，主体建筑为圆柱体，顶部是半圆形穹顶，会议厅是金字塔形。圆柱、金字塔和穹顶的巧妙结合浑然天成，多姿多彩的几何形状勾勒出该馆的悠久历史。
令人称奇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亚图的主体建筑都像是一轮斜阳，象征着普照世界的文化之光。在的花岗岩质地的文化墙上，镌刻着包括汉字在内的世界上50种最古老语言的文字、字母和符号，凸显了文明蕴藏与文化氛围的构思和创意。这让人想起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口号，“收集全世界的书”，在公元前2世纪，人们就有了收藏的意识，也有了这样的雄心。
英文物馆（Museum）一词源于希腊语mouseion，意为“缪斯的居所”。缪斯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最初司职歌舞、演出，后转为诗词的庇护神，进而延伸为一切文理科学的保护神，最早建于古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图书馆便因之得名。
古亚历山大城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后，在尼罗河口建立的城市。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开始了马其顿・希腊统治时期，并在随后的10年里建立起了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逝世，帝国迅速崩溃，埃及这一富庶之地遂为亚历山大大帝副将托勒密所有，开始了托勒密王朝时代。
这个王朝统治埃及长达275年，虽然以武力开国，却附庸风雅，对文化事业有相当大的兴趣。托勒密一世和二世统治期间是托勒密王朝的黄金时期，这个世纪里，其都城亚历山大里亚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和希腊学术科学中心，取代了雅典的地位。为了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他们决定修建博物馆，因此，亚历山大城也被称作公元前3世o希腊化世界的“文学之都”。
包含着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内的亚历山大博物馆约建于公元前280年，由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费斯（公元前285年-公元前244年在位）和其父托勒密一世索塔尔（公元前305年-公元前283年在位）修造于其皇宫附近。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关于博物馆描述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记载。该博物馆由非常庞大的建筑群和花园组成，存放绘画书稿的储藏室和宴会厅间有柱廊相连。公元270年，博物馆建筑被帕拉米亚的女王基诺比亚破坏，然而这种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作用仍持续到5世纪。
和现代博物馆纯粹收藏的功能不同，亚历山大博物馆有非常强的实用功能，它由多个学院组成，每个学院有一名首席教士负责。博物馆仿效雅典哲学学校，全部由政府投资与管理。聘任学者的工资初期由埃及国王、后来由罗马皇帝支付。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仅为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图书馆有400000集合卷和90000非集合卷，几乎包括了所有古代希腊著作和部分东方典籍。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亚历山大博物馆集教育、收藏与图书馆为一体，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文化机构。
为了实现“世界知识总汇”的梦想，历代国王甚至为此都采取过一些强制手段：下令搜查每一艘进入亚历山大港口的船只，只要发现图书，不论国籍，马上归入亚历山大图书馆。有一则传说更讲到，当时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手稿原本收藏在雅典档案馆内。托勒密三世得知此事后便设了一计，以制造副本为由先用一笔押金说服雅典破例出借，可据说最后归还给希腊的实际上是复制件，而真迹原件却被送往亚历山大图书馆了。
由于亚历山大里亚有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存在，因此来此学习、访问的学者不计其数，这也滋养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并且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学术的巨人。比如：文学大师卡列马胡斯、史学家曼涅托、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天文学界的骄子阿利斯塔斯和克罗迪斯・托勒密，医学家希罗费罗斯等。阿基米德也曾经来馆工作，他发现了直径和圆周的比率、螺旋理论和重心率。据说，阿基米德螺杆是他在埃及发明的，直到今天埃及仍用这种装置汲水。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亚历山大博物馆有着接近完美的博物馆理想：收藏知识，启迪未来，它也代表着当时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但是最终，它毁灭于战争和火灾。如今，人们只能从古代的相关典籍中，去品位它曾经的辉煌。
大英博物馆：掠夺or收藏
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命运是很多古代建筑的写照，自从人们掌握了点火技术，即使在冷兵器时代，再精美的建筑也挡不住一把火。
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是英国国家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中国人习惯翻译为大英博物馆。很多中国人知道它，是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为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收集资料和写作的主要场所，许多来自中国的参观者都来寻找马克思当年常坐的座位。
和亚历山大博物馆一样，大英博物馆也以其图书馆著名，因为英国国家博物馆的起源就是汉斯・斯隆爵士捐赠的私人图书馆，汉斯・斯隆爵士是一位古玩玩家，同时也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御医。1753年，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去世后，按照其遗嘱将遗留下来的71000件个人藏品及大批植物标本及书籍、手稿全部捐赠给国家。英王乔治四世改建新馆时又捐赠了大量书籍，到1823 年，英王乔治九世又捐赠了他父亲的大量藏书。直到1973年，图书馆分出，建成不列颠图书馆。
但是，如果仅靠斯隆爵士的收藏与英国王室的捐献，大英博物馆世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及很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它拥有藏品800多万件，由于空间的限制，大批藏品始终未能公开展出。
伴随着大英博物馆历史的，是英国在全球的扩张。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成为全球性帝国。英国人对各国进行文化掠夺，大量珍贵文物运抵伦敦，数量之多，大英博物馆放不下，只得分藏于各个博物馆。尤为重要的是，英国不但占领了印度和埃及，也对中国进行了掠夺，而这三个地方，正是世界古典文明最璀璨的地方。
埃及文物馆分为木乃伊和埃及建筑两个馆，是大英博物馆中最大的专题陈列馆之一，这里展有大型的石雕、庙宇建筑、为数众多的木乃伊、碑文壁画、镌石器皿及各种首饰。其展品的年代可上溯到 5000多年以前，藏品数量达10万多件，其中包括19世纪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从法国国王拿破仑手中夺取的古埃及艺术品。
东方艺术文物馆则有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文物十多万件。其中，中国陈列室（中国馆）就占了好几个大厅，中国文物被大英博物馆视作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总数多达23000余件，珍品如山。大英博物馆称古代中国藏品与古代希腊、埃及收藏一并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重要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从商周的青铜器，到唐宋的瓷器、明清的金玉制品，很多文物都是绝世珍藏，例如敦煌壁画、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西周的康侯簋、唐代的殉葬三彩等，皆为大英博物馆馆藏。
对中国来说，大英博物馆每一件珍贵中国文物的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受辱的故事。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只有特别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一饱眼福。《女史箴图》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是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专业画家的作品之一，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直是历代宫廷收藏的珍品。如今世界上只剩两幅摹本，其一为宋人临摹，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另一幅就是大英博物馆中的这件摹本。它本为清宫所藏，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本藏在圆明园中。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英军大尉基勇从圆明园中盗出并携往国外。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成为该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被称之为“镇馆之宝”。
大英博物馆与大英帝国，在意义上有其内在相似性：大英帝国是对全球的殖民统治，而大英博物馆则是对全球文化的“收藏”。不管是殖民统治还是文物收藏，都是当时“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优势的体现。以敦煌壁画为例，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就写过这方面的故事，如果壁画不被英国人带走，以当时中国的情况，可能损害更为严重。
对中国文物爱好者来说，这是一种双重的苦涩，只有中国有了自己的博物馆，有了保存文化的意识，并且有了保存的实力之后，对文物来说才是真正的福音。16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清帝逊位，一个现代国家开始诞生。
从故m到故宫博物院：第三世界的缩影
作为世界上延续最好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一直不缺少古代珍宝。即使在现代考古业诞生之前，中国人就认识到收藏的重要性。元、明、清三代，都把都城设在北京（明代最初在南京），长达数百年的时间，财富一直在北京聚集和沉淀。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大体上就是今天的故宫所在地，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鲜活的，尽管权力更迭，但金银玉器以及无数的字画，一直都是皇室的最爱，它们作为财富被保留并遗传下来。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帝宣布退位，这座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根据当时临时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却被允许“暂居宫禁”，即紫禁城后部的“后寝（内廷）”。当时的政府决定，将热河（承德）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前半部的“前朝（外朝）”部分，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故宫作为中国最高级的博物馆，使命从此开始。
溥仪居宫内，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盗窃大量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修改对清皇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宫禁，接管了故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当时的北京，军阀派别林立，但是经历了辛亥革命洗礼的军阀们，对故宫倒是非常看重，也有打起这些文物主意的。
1925年9月29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制订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董事会“协议全院重要事物”，由董事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等21人组成。李煜瀛为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又设临时理事会“执行全院事物”，有理事9人，下建古物馆、图书馆，这有点像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格局，不过这里的图书，主要还是收藏。这个委员会作为故宫最早的管理团队，对文物进行了初步清查，计有9.4万余个编号117万余件文物。
在世界上，它虽然是最年轻的博物馆，但是由于中国历史的伟大传统，它又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三代鼎彝、远古玉器、唐宋元明之书法名画、宋元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可谓金翠珠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
1926年，李煜瀛、易培基受到段祺瑞政府通缉，被迫离开北京，清皇室要求溥仪回宫，故宫博物院存亡危在旦夕，临时董事会、理事会改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以支危局。1927年9月，所控制的政府又宣布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强行接管故宫博物院。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结束。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到此，故宫作为部级博物馆的地位总算稳定了下来，但是距离全面抗战的爆发与日军占领北京，已经不到10年的时间了。
故宫的遭遇，在发展中国家很有普遍性，当人们开始收拾起破碎的山河，兴办博物馆的时候，却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范围更大。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故宫文物不得不南迁，历尽艰险，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储于巴县、乐山、峨嵋山等地。日伪占领时期，故宫博物院在北平仅勉强开放。日伪从故宫掠走铜缸、铜炮、铜灯亭计149件，溶毁制造武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收复，政府再度接管故宫博物院，马衡继任院长，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7年9月，古物陈列所合并至故宫博物院。
尾声
大英博物馆开馆100周年后，正是英国在全世界掠夺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