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名诗范文1
【关键词】佩文韵府;白居易;诗文
《佩文韵府》在序中所言:“既有原来增本 ,又有内增外增。将付剞劂矣 ,名曰《佩文韵府 》。随于十二月开局武英殿 ,集翰林诸臣合v详勘 ,逐日进览 ,旋授梓人 ,于五十年十月全书完成 ,共一百零六卷 ,一万八千余页。囊括古今 ,网罗钜细 ,韵学之盛 ,未有盛于此书者也。” [1] 共收韵字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字 ,韵藻五十一万余条 ,全书两千五百八十多万字 ,是世界上最大的韵书。
韵书是诗词歌赋押韵的工具书,是创作文人用韵所需要的依据,而《佩文韵府》就正是为了士人作诗提供有关的“韵藻”,并提供每一个韵字有关的“对句”和“摘句”。并在其书中“韵藻”是最重要的。
通过我们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用韵藻最多的韵字是花82个韵藻,叶69个韵藻 ,树55个韵藻,通过《佩文韵府》中关于白居易韵藻的收录情况,能够反应出白居易的诗歌的特点,就是用最平常最普通的字写诗歌,体现了白居易通俗易懂的风格。
《佩文韵府》中收录了白居易的诗文,从所载的诗文说明了,白居易是位伟大的通俗诗人,可以看到白居易语言的通俗化,以及反映日常倾向体现民俗性。
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够“不胫而走”,流传于各地正是因为它的语言通俗,容易阅读,音韵优美,便于诗诵,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曾说白居易的诗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文在当时的流传是非常广的。白居易的诗文的通俗易懂使得诗歌流传的很快,应用通俗的题材语言。而《佩文韵府》的收录情况看,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韵藻的统计,白居易的诗文韵藻是应用很寻常的很普通的字,表达诗文,具有平易浅切得诗风特点,是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掌握。
白居易诗歌语言,平易清纯,自然流畅,具有出色又本色的语言,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正如方东树《昭味詹言》中所说的:“眼前景,口头语,儿有弦外音,味外味。”我问从《佩文韵府》的诗文中正是能看到白居易诗文的通俗语言但是却深刻反应事物。例如白居易诗文中用韵藻最多的“花”字,有空花,雪花,傍花,智慧花,新花,面花,风花,白居易诗信口嘲风花,等等。白居易的的诗文有日出江花红似火,白居易买花诗有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白居易的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鱼。还有一些诗文例如岸草烟铺地,园华雪压枝。这些普普通通的字却够成文平而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诗文韵句。这些常景语却经过诗人的提炼各具特色,用常得出奇,既流畅又深刻。
《佩文韵府》中的韵藻是从历代经史子集诸书中摘出,并一一注明出处。但是又许多出处只有书名,没有篇名。我们就白居易的诗文所收录的情况作说明。以上平声三江为例,丨丨代表前面的韵藻的字,即:
曲江白居易诗朝从直城出丨丨行
半江白居易诗一道斜阳铺水中丨丨瑟瑟丨丨红
家江白居易酬严十八郎中诗承明长短应君入莫忆丨丨七里滩
浔阳江白居易琵琶行丨丨丨头夜送客
银G白居易诗起尝残酌听余曲斜背丨丨半下帷孙
兰G白居易诗丨丨耿无烟筠簟清有露
红G白居易诗丨丨霏微灭碧幌飘u开
晨G白居易诗丨丨耿残焰
绿窗白居易诗丨丨贫家女
山窗白居易诗水槛丨丨次第逢
红窗白居易诗画梁巧折丨丨破
经窗白居易丨丨灯焰短李昌符诗丨丨伴典坟
幕窗白居易庐山草堂记砌阶用石丨丨用纸
小眼窗白居易诗丨丨红丨衬曲
喻邦白居易诗借家可丨丨
华邦白居易箴言非光于身是丨于丨
碧油幢白居易诗丨丨丨引向西川
花幢白居易诗丨丨雪压低
碧幢白居易诗丨丨油叶叶
那么,我们就《佩文韵府》中,白居易诗文篇名进行补充并对其出错情况 进行修改。
韵藻 篇名
曲江 早春独游曲江
半江 暮江吟
家江 酬严十八郎中见示
浔阳江 琵琶引
兰G 闲夕
红G 节度使李十二尚书
晨G 新秋晓兴
绿窗 议婚
山窗 题元八溪居
红窗 感苏州旧舫
小眼窗 尘重题小舫赠周从事兼戏微之
喻邦 凶宅
华邦 箴言
碧油幢 杨六尚书新授东州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
花幢 题遗爱寺前溪松
碧幢 奉和汴州令狐公二十二韵
其中,曲江白居易诗朝从直城出曲江行,是朝从直城出傍曲江行。在诗中少了傍字。还有,《杨六尚书新授东州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是碧油幢引向东川而不是西川。
《佩文韵府》所收录白居易的诗文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文风格,了解他的韵藻情况,从他的韵藻的词语选择知道,诗文运用的语句是很通俗易懂,浅切,朴实的诗风。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出《佩文韵府》的不足之处,需要改正。
【参考文献】
白居易的名诗范文2
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锲而不舍地追踪偶像的踪迹。历时半年，跋涉三千里，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地追上了李白。
杜甫也有追星族，其中包括重量级诗人张籍。张籍相当单纯地相信“吃什么补什么”，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加入膏蜜，像喝补药一样，每顿必饮，并且发下誓言：“喝下他的诗啊，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他曾被贬谪到龙标（今湖南黔阳），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跟随的老仆人需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他诗名满天下，经常有人在路边跪拜，向他求诗。
和王昌龄一样，贾岛也是位苦命诗人。但他身后不乏众多追慕者，其中一位是晚唐诗人李洞。李洞“酷慕贾岛”，他的头巾上佩戴着刻有贾岛头像的铜片，他的手中持有一串为贾岛祈福的念珠。每听说有人喜欢贾岛，他必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还叮咛再三：“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以上都比不上白居易的追星族疯狂。
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连后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诗句，且配了图画，图文并茂。如此w无完肤的疯狂，被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
白居易的名诗范文3
关键词： 白居易 “闲适诗” 内涵 内容 思想内蕴
一、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涵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为闲适诗作的界定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1］因而白居易所谓的闲适诗应该是一个人没有公事的烦扰，独处闲居时体会到的知足与保和的审美体验，并将这种情感体验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闲”是“适”的前提和基础，“适”是“闲”的目的和旨归，闲适是融合在一起不可截然分开的。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闲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闲境。闲境是产生闲适思想的前提，外在环境的清幽闲静能够引发内心的安宁，让人忘却或暂时逃离世俗的喧嚣烦扰。白居易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营造一个清幽的生活居住环境，在京城，曾与元稹到永崇里华阳观闭门读书；后在新昌坊租房居住，室名“松斋”；后搬家宣平坊，精心布置；贬官江州时，在庐山筑遗爱草堂，环境雅致；回京后，在新昌坊购宅居住，居室考究；在洛阳任职时，又在履道里筑白氏宅园，晚年长期居住于此，后来此地成为一个著名的园林建筑。他在居室前植树养花、修台筑亭，为自己打造一方宁静的天地；无论在京任职，还是贬官外地，但凡有名胜古迹、山林泉石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大自然的秀美中，寻求着内心的宁静与豁达。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对闲境的描述：
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永崇里观居》）
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官舍小亭闲望》）
（二）身闲适。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次。身闲适属于物质满足层次，即衣食无忧而又有闲暇的时间。在白居易前期的闲适诗中，经常不厌其烦地表现出追求感官享乐和感性适意的生活态度，描写物质生活的琐碎与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和俸禄多少也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渲染着日常生活的慵懒和肢体的快适中，寄托着他心灵的愉快和满足”，［2］他还常常通过写别人的忙衬托出自己的闲，从而寻求内心的平衡，自我宽慰对现实的不满。
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常乐里闲居》）
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铩＃ā冻醭户曹喜而言志》）
（三）心闲适。心闲适是超越了身闲适的精神境界，是超脱了尘世欲望的烦扰体验到的保和的心态。“‘和’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而白居易所谓‘保和’主要是指审美主体保持‘和’的审美心境。不但强调审美心理的节情以中，而且从根本上注重情性的柔顺温良，将它作为一种人格修养来强调，白居易在知足中得到感情的净化和升华，并逐渐达到道家超功利性的淡泊和佛家的无欲无求”。［3］由身闲适到心闲适，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提升。
尽日松下坐，有时池畔行。行立与坐卧，中怀澹无营。（《怀》）
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意》）
四是忘适。是一种至高的道的境界。白居易在《隐几》诗中表现了对“忘适”境界的向往和追求:“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虽然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并不能处处看到“忘适”之作，但是当他不再关注于个人的穷达荣辱，而是以保和之心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感受着人生的真谛，不再故意追寻适的境界时，反而不时在作品中展现出“忘适”的境界。
昼倦前斋热，晚爱小池清。映林余景没，近水微凉生，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小池二首》）
得意言语断，入玄滋味深。虽然相顾哂，心适而忘心。（《舟中李山人访宿》）
闲适是一种审美境界，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可以是积极乐观的，是志得意满后的喜悦之情；也可以是淡然孤寂的，是人生失意后的自我安慰；更应该是豁达洒脱的，是无论穷通与出处，都能够优游自在地感受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的道的境界。
二、白居易“闲适诗”的内容
白居易的闲适诗具有很强的“尚俗”性，他追求诗意的通俗易懂，使童子能吟、老妪能解。本文从“尚俗”角度，将白居易的闲适诗分为以下两类。
（一）自适诗。“自适”是一种类似于“逍遥游”的精神境界，不为外物所累，超然于物外的达观、淡然，这种“心闲适”与“忘适”的心态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即形成白居易闲适诗中的“自适诗”。白居易的诗歌作品有着通俗易懂的特点，“自适诗”的特点是雅俗。这种诗歌主要产生于白居易生活的后期，尤其是中隐于洛阳之后。经历了宦海的沉浮，白居易对世事和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越是到晚年，他对名利看得越淡，倾心于佛道思想中的淡泊宁静，这时的他更多地表现出对纯粹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精神的愉悦不再需要从物质生活的满足中派生出来，而是从自我纯粹的审美感受中体现出来。他在《序洛诗》中曾说：“自（太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L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4］具体诗歌作品在前文已经列举，此处不再赘述。
（二）适俗诗。是一类满足于世俗价值体系认同的诗歌作品。作者受到世俗价值体系的影响，在作品中遵循世俗的标准寻求一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满足。这种“身闲适”的心态投射到诗歌作品中，即形成白居易闲适诗中的“适俗诗”。“适俗诗”的特点是世俗或庸俗。“白居易的闲适，是在名与利大体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产生的，他并不正面地否定名利，排斥对名利的欲望……而是融入折衷调和，归于无形的境地”，［5］“世俗文学当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世俗’本指民间的风俗习惯，或曰大众习俗。世俗文学本指那种反映大众习俗、普遍市井生活情趣为主旨的，以满足大众消遣、娱乐为目的的，不刻意追求高雅艺术形式的文学”。［6］白居易的适俗诗主要产生于前期，他在作品中时常表现出满足于物质生活所带来的舒适，用慵懒闲散的方式麻痹对现实的不满带来的内心苦痛。他不厌其烦地描写自己的衣食住行和为官的俸禄，在对比中寻求心理的平衡，追寻和满足于物质生活，反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这是适俗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也是白居易诗歌中“世俗”特点的表现。但是他经常睡到日上三竿，饮酒到通宵达旦，并且津津乐道于不需付出体力劳动而衣食丰足的惬意，这样的作品则经常表现出“庸俗”的特点。如：“新浴支体畅，独寝神魄安。况因夜深坐，遂成日高眠。”（《春眠》）
三、白居易“闲适诗”的思想内蕴
（一）儒释道思想的融合。白居易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儒家思想已成为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白居易一生所奉守之道，孟子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7］这段话反映了儒家从容进退的文化心理和人生态度，白居易传统地继承了这一点。庄子曾说：“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8］（《外篇・达生》）这种思想，直接体现在白居易的《隐几》诗中，在他的闲适诗中，也在努力寻求着这种忘适的道的境界。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晚年更是潜心佛学。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是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思想取向，前期初入仕途，意气风发，以儒家进取精神为主；后期仕途失意，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则用佛老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调和，从而寻求内心的安宁、心灵的慰藉。
（二）阅尽繁华荣辱后的达观心态。闲适的心情与所处的环境、年龄、心态有关，阅尽繁华荣辱，反而会容易产生达观的心态，所以年迈之人更易有闲适的心境，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应具有普遍性。白居易在他的作品中则体现出了这种年龄、阅历的变化对人的心态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同以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为界，将白居易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之志为主，后期以儒家的独善其身、结合佛老思想为主，终于在儒释道的融合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一思想变化，影响着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前期的闲适诗多是描写在知足的心态下物质生活的满足中感受到的闲适，在与他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对比中寻求心理的平衡，自我安慰、故作旷达；后期的闲适诗则更多地描写在保和心态下的闲适，不为外物所累，不再汲汲于自身的物质的满足，而是放眼于美好的自然与人生，感受着生命的真谛。但是，不能截然以此作为“身适”与“心适”的分期，闲适只是一种瞬间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唯有文艺作品才能够将这种瞬间的闲适之情转变成永恒的艺术美。
参考文献：
［1］严杰编选.白居易集・与元九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48.
［2］史素昭.从闲适诗看白居易.郴州师专学报（综合版），1998，（01）：17.
［3］史素昭.独善和兼济相交织，知足与保和相融合――试论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怀化学院学报，2002，（03），62.
［4］［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卷七十，257.
［5］［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240.
［6］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122.
白居易的名诗范文4
宋人洪迈注意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一个不同于常人的特点:喜欢在诗歌中写出自己不同时期的薪水数额。白居易进入官场之后,从壮年到老年,俸禄的数额变化,基本上都写进了诗歌。请看: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中进士。初入官场做校书郎的时候,白居易的月薪是一万六千钱,“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升为左拾遗,薪水大幅度提高,“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之职,薪水又大涨一次,“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月薪达到了四五万,一年下来,就能余粮满仓了,所以他又说,“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
元和十年六七月,白居易越职言事,被当权者贬出京城。官是贬了,但是,薪水却不减反升。“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这薄俸到底是多少呢?《壁记》上说:“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代外放官员薪水远远高于同级别的京官所致。任杭州刺史期间,虽然有“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等诗句,表示俸禄是足够用的。不过,任同级别的苏州刺史期间,是有具体数额的,“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月薪十万,可见,刺史职位,薪水比江州司马期间又提高了不少。
穆宗时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分管东都洛阳),因为是京官,职位虽然升了,但薪水反而略有降低,“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或许,在做地方官时,薪水是有拖欠现象的。
官升太子少傅,薪水又略有提高,“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
致仕(相当于离休)后,薪水减半,“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可见,白居易退休后,每月仍然有五万钱的薪水。
因为一直在做官,俸钱始终有结余。因此,白居易一生也积攒了一些财产。临终前不久所写的《达哉乐天行》有这样一番话: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在死前,将其田宅财产出售殆尽。可见,白居易不是守财奴,在钱财上相当看得开。
像白居易这样,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数额,不厌其烦地写进诗篇,古往今来似乎没有第二人。这应该是事出有因的。白居易之所以把自己不同时期的薪水一一写进诗篇,我认为如下两个原因不可忽视:
其一是,儿时家境的贫穷。据高彦休《阙史》记载,白居易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与弟弟(白行简),艰难度日,甚至需要经常向邻里“索米丐衣”。有心脏病的母亲,因为昼夜为一家衣食忧愁,病情加剧。一次病情发作,疯狂之中拿小刀自杀,幸好得到及时抢救。因为病情不时发作,白居易兄弟只好安排两个健壮的婢女照顾、看护母亲。但是,终于还是因为看护有疏,母亲病发,跌入水井淹死了。可以肯定,早年生活的贫穷和母亲的死于非命,一定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惨痛的记忆,使他对钱财的数额格外关心。
白居易的名诗范文5
关键词 自居易 戏曲 人物形象
由于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性远远大于叙事性，因此相对于西方“歌剧”来说，中国戏曲更倾向于被称为“诗剧”，即中国古典戏曲中抒情浓厚、诗意浓厚。因此诗人进入戏曲成为角色，诗歌改编为戏曲一直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诗人入戏曲著名的有乔吉三种传世的剧《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分别以唐朝著名诗人杜牧、韩翊、韦皋为主角，中间又辅以牛僧儒、李白、贺知章等人，穿针引线。而桂馥《后四声猿》中《放杨枝》、《题园壁》、《谒府帅》、《投溷中》亦分别以白居易、陆游、苏轼、李贺四人为主角，演绎不同故事。诗歌改编为戏曲的则更多，尤以白居易为多，如《长恨歌》之于《梧桐雨》、《井底引银瓶》之于《墙头马上》、《琵琶行》之于《青衫泪》，白居易不仅屡次进入戏曲成为角色，还成为戏曲的原始“著作者”。这样的因缘巧合，让白居易在戏曲中的形象既有共性，又有着在共性之下的不同特色。
一、由《琵琶行》故事改编的戏曲
这个题材或许正符合中国古典戏曲中两个很重要的要素，即才子佳人和士子沉浮，因此历来很受戏曲舞台的青睐。据邵曾祺编著《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版)，后世戏曲以此为题材的现存的有元马致远《青衫泪》杂剧、明顾大典《青衫记》传奇、清蒋士铨《四弦秋》杂剧、赵式曾《琵琶行》传奇，以及只可看到存目的敦诚《琵琶行》杂剧。一首诗歌受众多改编，可见其魅力之大，而这些戏曲中的主人公――白居易，其形象又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面貌。
由于士子在元代的地位低下，甚至低于商人、，因此在马致远杂剧《青衫泪》中，读书人白居易便陷入了与茶叶商人刘一郎争夺琵琶女裴兴奴的“三角恋”中，这正迎合了元朝通行的读书才子和商人争夺的“欣赏风气”。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剧情需要，原本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所说的：
……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
可知白居易和琵琶女本不相识，《青衫泪》中却演绎白居易和琵琶女本是相识相恋，后白居易被贬江州，裴兴奴亦被茶商刘一郎骗娶带往江州。白居易月夜送客，听琵琶声，两人又重逢。最后白居易官复原职，又由宪宗出面，白、裴二人最终结为夫妇。
由于把白居易和裴兴奴改为本就相识，因此和原诗的旨意完全背离，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而是一场爱恨纠葛，穿插着士子的宦海沉浮。白居易在剧中是完全的痴情才子形象，初见裴兴奴便被吸引听完一曲琵琶之后，仍然依依不舍
“下官有心待要住下……明日自己再来。只是大姐费了茶酒。定害这一日。容下官赔补。”
即便是被贬之后心中无他，只有裴兴奴。
“小官白乐天。平生以诗酒为乐。因号醉吟先生。目今主上图治心切。不尚浮藻。将某左迁江州司马。刻日走马之任。别事都罢。只是近日与裴兴奴相伴颇洽。谁料又成远别。须索与他说一声。我去的也放心。”
见也是裴兴奴，别也是裴兴奴，如此痴情的白居易比张生确实不差。
至顾大典《青衫记》中，痴情的白居易又显现出了多情的一面，白居易不但与茶商、裴兴奴组成三角恋一线，又与小蛮、樊素、裴兴奴成为了四角恋。
对裴兴奴情意绵绵：
香有醪。金尊倒。美有肴。珍馐造。坐有妖娆。轻颦浅笑。何妨日日典青袍。柔情眷眷。真乐陶陶……
对小蛮、樊素二人亦是恩情有加：
津亭柳。故苑花。霎时间。天一涯。为功名两字添萦挂。管教驷马高车驾。漫堪夸。他时昼锦。同泛使星槎。
这样的设置比之《青衫泪》更加庸俗了，全剧长达30出，冗长拖沓，青衫作为白、裴二人的定情物，穿插始末，同时又是小蛮、樊素以及裴兴奴三人相认的凭证。最后圣上征召，三人侍夫的完美结局，是众多士子的理想。
明代是多情的白居易，到了清代，蒋士铨以身世阅历和心理体验再次对《琵琶行》进行改编，完全抛弃了马、顾二人的爱情模式，还原诗歌的原有意蕴，抒发知识分子壮志难酬的愤懑。剧中加入了琵琶女花退红和其丈夫吴名世的家庭生活，吴名世“重利轻别离”，花退红痴情守候，落得“梦啼妆泪红栏杆”。这样一来白居易和琵琶女不过是“天涯沦落人”，二人同病相怜，突出了沦落之恨。剧末“琵琶呀，则靠你弹出我一声声子规襟上血”，既是花退红的心声，亦是白居易的感慨。《四弦秋》中的白居易已经不是《青衫泪》中的痴情士子，也不是《青衫记》中的多情才子，而是一个对人生际遇有着深刻思考的寂寂哲人，此时的他已然是伤情之人了。
二、樊素、小蛮二妾的故事
白居易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即其二妾的名字，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盛唐时期蓄养家妓成为风俗，作为少年显才华、中年锋芒毕露、晚年安享的著名诗人，白居易蓄养的歌姬可谓“济济-一堂”，成名者便有樊素、小蛮二人。如此风流雅事自然成为戏曲舞台上的常客，如仅以樊素、小蛮名入戏的便有《邹香梅》，不过和樊素、小蛮演故事的不是白居易而变成了白居易的从弟白敏中。
在白居易晚年又写多首悲白发哀红颜之歌，有《不能忘情吟》：
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辞日：主乘此骆五年，几千有八百日。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隋。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哈，且日：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罂，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诗中所歌的恐年老力衰，耽误了樊素、小蛮的大好青春，便主动要求她们离开自己，趁春光正好另谋佳处。这样的风雅之事确实可供大众集体想象，又有《放杨枝》、《别杨柳》、《春日尽》、《答梦得》、《咏怀》等素材作证，于是便有了《乐天开阁》和《放杨枝》剧作的出现。
《乐天开阁》清石韫玉撰，演白居易壮年服官，时遇艰危，性甘恬退。自思已老，欲将姬妾放出，各寻婚配。乃唤樊素和小蛮二人，欲将其放出，先放小蛮，正合小蛮心意，她欢乐而去。而樊素依恋不已，誓不离去，于是二人相伴到老。《放杨枝》属桂馥《后四声猿》其中一折，依然写白居易放姬妾之事，但只有樊素一人。其中 刻画白居易对樊素难分难舍的情绪：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数阿谁?……老夫白居易……年老罢闲，疾病缠身……家有舞妓樊素……年方丰艳……他老吾少，吾病他孤，合之两伤，离则双美……哀残强欢宴，此事久知非……
剧末写白居易和樊素临行的无限依恋，二人对唱，缠绵悱侧：
【清江引】(生)醉乡岁月从头起，聊捉卿卿手臂。(旦)杨枝曲曲新，檀板声声脆。(合)哪管它过眼光阴去如水。
这类戏曲仍旧是大众由白居易诗引发的对白居易私生活的想象，与由《琵琶行》引发的想象不同在于，白居易从意气风发的风流才俊，变成了发白气衰的垂垂老翁，此时的白居易除了痴情、多情、伤情之外还加入了亲情。白居易遣樊素，原因是对樊素的深情，不忍其跟着自己衰败，也有亲情的疼惜。而樊素对白居易的不离不弃，也正是樊素视白翁为父的亲情所在。古人一至年老便“事事休”，万事都没有了盼头，只等着死神到来。但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士子还是普通大众，他们仍然在心底期盼年老时依旧有新的事情可以做，年老不孤寂。于是便寄希望于舞台的白居易，此时艺术化的白居易不仅是人们对士子风流雅事的欣赏，也寄托着大众对美好年老生活的向往。
三、白居易当配角，穿针引线成他人好事
遇到一个美好佳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是古代读书人最美的白日梦。但梦毕竟是梦，不但美好佳人难遇，就算是遇到并且一见钟情了，但到私定终身时就会出现千山万水的阻碍。现实中想而不得的事，只能寄托于戏台，在戏台上人们就可以尽情幻想一对对才子佳人、一场场佳偶天成。这一对对一场场的圆满，毕竟还是要渡过那千山万水，在现实中难以渡过的，在戏台上就可以借助贵人的相助。这些贵人非富即贵，甚至贵至皇帝，因此这些贵人一出手就可以很快水到渠成，于是戏台上就经常可以看到当配角的达官贵人、风流名士。在乔吉的三部杂剧中，著名的诗人牛僧儒、李白、贺知章，都一一成了这种“贵人”，作为本就风流且身居高位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当这种“贵人”的机会很多。著名的就有《锦西厢》和《小忽雷》两剧。
《锦西厢》由明代周公鲁作，依《西厢记》故事重新演绎。在剧中白居易成了才子张珙的老友，张珙被红娘和郑恒欺骗之后，便投奔在京师做翰林学士的他。因张珙才情不凡，得白居易引荐得以面见圣上，并于殿上赋诗获封状元。后张珙定边立功，托白居易查问红娘、莺莺之事，方解除误会，张珙迎娶莺莺，众人团圆。全剧中白居易的每次出场都带着“天使”的光环，先是带领张珙面见皇帝，得了功名，最后又找出了张珙和莺莺的误会所在，成就了姻缘。功成名就，洞房花烛，人生的两大幸事都是白居易这个“贵人”操办的，可谓是功不可没。白居易在剧中的这种角色，和乔吉笔下的李白、贺知章等人是一样的，都是代表着大众对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贵人”的一种想象，是由白居易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
《小忽雷》一说是顾彩和孔尚任合撰，文采优美。据记载的有关小忽雷的传说，重新演绎书生梁厚本和善弹小忽雷名家郑盈盈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在剧中的角色和作用与在《锦西厢》中的完全相同，先是荐梁厚本得了高官，最后又奉旨赐梁厚本和郑盈盈成婚。不同的是，白居易其诗其人都是引出故事的线索，这就让“白居易”三个字有了噱头的意思，很像如今影视剧发行时找个名声很旺的人“炒作”一下，或者把某个名人的名字大大地打在宣传海报上，让人误以为是主演，其实是客串。另外也许是传奇的体制特点所致，剧中还穿插着白居易被贬江州作《琵琶行》，送别柳宗元、刘禹锡等事，虽时空错乱与历史不符，但也为剧情加入了文雅的色彩。
四、白居易以“香山九老”身份贺寿剧
白居易晚年目睹朝廷残酷的权力斗争和混乱的世道，决定远离权力中心，远离纷扰俗世，退居香山，把那里作为“长归”之处，并将香山寺修建一新，流连山水。期间，他常和当时名流在香山寺中饮酒赋诗，并同洛阳长寿老人胡果、吉皎、刘真、郑据、卢真、张浑、李元爽及如满和尚结为“九老会”，他们常聚在一起，或品茗闲谈，或畅饮言欢，有时也同情人间疾苦，做些抨击黑暗现实的诗句。白居易为纪念这样的集会，曾请画师将九老及当时的活动描绘下来，成为《香山九老图》，从此它成为绘画史上屡绘不绝的题材。
据记载，当时聚会的九老，年龄最大者一百三十六岁，最小者七十四岁，平均年龄九十一岁，古今稀有。如此长寿群体的聚会，自然会引发后人无限的向往，而长寿群体又是一个吉祥的兆头，因此在祝寿的场面中不可或缺。在众多神仙道化剧中，“香山九老”往往以神仙的身份出席仙家的祝寿大会，如《众天仙庆贺长生会》写白居易等九老受西池王母之邀，为当今皇帝祝寿；在朱有炖的《瑶池会八仙庆寿》中香山九老又受邀参加西池金母的寿宴，并被列入仙班。在人间寿宴里香山九老同样也是固定受邀者，如许潮《裴晋公绿野堂祝寿》写白居易等人受裴度之邀为其庆寿；又有王懋昭《弧祝》写某地一代儒宗寿诞之日，白居易邀香山社友同往庆贺。
如此祝寿剧，大都是借“香山九老”的高寿讨个吉利，曲词大都歌功颂德，无甚深意，但也寄托了人们对长寿的向往，而白居易恰是其中的著名者，因此一再受邀。此类剧中的白居易既不痴情也不多情，更无伤情、亲情，不过是一种吉祥、长寿、欢乐的代表，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体现剧情的祝寿主旨和详乐气氛。
白居易的名诗范文6
关键词：白居易 音乐诗 音乐美学思想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中唐时期音乐生活的代表人物。有些专家研究 了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但并不以音乐诗为专门对象，而白居易音乐诗之多，居历代诗人 之首。“白居易一生留传于世的诗作有 2800 余首，与音乐有关的有将近 700 首，专门论述音 乐和音乐分量较重者近百首，在他的诗中千余次提及有关音乐的诸多方面的内容。
白居易的一生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白居易的音乐诗，不能不先提其音乐生活。白居易曾以“酷好三事（诗、酒、琴）”来概括自己的一生。可见音乐在其生活中，占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的晚年，由于一生坎坷，导致思想消沉，音乐便成了他排遣愁闷、摆脱尘扰、修身养性的手段，“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 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好听琴》）有些诗虽然未免有点消沉，但却说明了白居易对音乐的爱好是终生不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