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1
授奖词称赞“莫言是个诗人”。
1949年，福克纳的领奖致辞，是这样走向结尾的：“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惟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在故乡的谷仓里，仅用三十五天创作完成的。对这片土地的深厚认知以及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深切领悟，使得莫言的故事总有些“残酷叙事”的味道。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做了一个演讲，像是开了一个故事会。这使得国内一些有别样期待的人感觉不够精彩和絮絮叨叨。但我真的更愿意听故事。我们，又何尝不是活在莫言的故事之中？
在斯德哥尔摩，莫言讲的最后三个故事，很多人进行了解读。
第一个故事充满了忏悔歉疚——儿时参观苦难展览时，当同学大多在老师的引导下放声大哭，一位同学不但没有哭泣且惊讶困惑，最后因同学举报而被警告处分。这使莫言悟到“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对此，有人解读为“这是对荒唐历史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其实，这个发生在莫言小学时代的故事，也会发生在今天或明天。恰如莫言所说：“任何现实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问题的延续。无论多么遥远的一个历史故事里，也都包含着现代性。”
莫言的最后一个故事，留下了很多猜想空间——八个泥瓦匠于暴风骤雨中躲进破庙，有人猜测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坏事，于是用向庙外扔草帽的方式来决定唯一接受惩罚的人选，当选出的那个人被扔出庙门的瞬间，破庙轰然坍塌。
“一个和七个”的生死存亡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世间自有公道，为恶者逃不脱终极审判。而故事本身的寓意，其实应跟第一个故事相辅相成，至少说明：一切坏的结果，不一定都因为恶的动机，而非常不幸地，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难免会参与其中。“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写着写着我就会忘记我写的到底是历史，还是现实。后来我就知道我的小说里面既有历史，也有现实，是历史和现实的融合。”莫言说。
我们生活在莫言的故事里，同样可以像莫言那样讲故事，并从故事里获得各种启发。
今天，我就想试着讲这么一个故事。
若干年前，我费了好大功夫，给自己的车上了一套可以享受特权的牌照。某天晚饭后，我载着一个与我一样酒气熏天的朋友，疯狂地逆行在大街上，虽然带着醉意，我的这位朋友依然愤怒地勒令我停车，他吼道：“不要忘了自己是个老百姓！”
这个故事，我曾讲给很多人听，它启发我：做人的底线其实就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俗身。否则，你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本来，我还想讲一个小生意人刚刚发生的故事，他银行卡里突然多了一笔两万多元的款子，二十天过去了仍然没找到汇款的人，他很焦急：“我不想失去平静的生活，不想毁了我的幸福。”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2
莫言演讲中的第一个故事说了他在念小学时的一次告密事件。在集体参观忆苦思甜教育展览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了表示悲伤而努力装出痛哭的样子，只有一个同学没有这样做。很快灾难就来了，有十几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这个同学，其中也包括莫言。于是这个同学受了警告处分。莫言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人不哭。，我觉得，莫言的这个故事呼应了巴金先生生前呼吁的“讲真话”。在巴金看来，在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要做到“讲真话”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在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持不说假话。“讲真话”和“不说假话”也是两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后者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为之的保持操守的措施。而莫言的这个“小学生装哭”的故事，又一次明确分清了两类“不哭”的允许范围和限度。
具有独立价值的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军队期间，莫言一个人在看书，老长官推门进来找平时坐在莫言的办公桌对面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不在现场，于是老长官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人？”少年气盛的莫言被这种漠视他存在的态度所激怒，于是冲动地抢白老长官：“难道我不是人吗？”但是，莫言在这里偷换了对话中“人”的概念：老长官说的“没有人”是指他所要找的那个“人”，敏感的莫言则把“人”泛化成为所有的人，概念的人。这是典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思维方式。
这是一个向体制要人权的寓言，其实是抗议老长官对他的漠视。但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反问莫言：难道你是不是“人”还需要“问”老长官吗？这又回到了演讲的第一部分的故事，当莫言告诉母亲，别人都嫌他“丑”而欺侮他时，母亲对他说：“你并不丑啊！你五官不缺、四肢健全，为什么说你丑呢？关键还是你自己能否心存善良，能否多做好事。”所以，一个人是“丑”还是“美”，要通过自己的遗传基因、内心本能及其实践来证明，而不是依靠别人的眼睛来确认。
而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开始，莫言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几乎都没有被当作人看的，而是在他们自身的生活实践中，用那种大胆无畏、放荡无度的元气淋漓的生活方式（像余占鳌，九儿），或者不屈不挠、九死不悔的倔强的生活选择（像西门闹、篮脸），为自己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这才是真正的人，具有独立价值的人。
人何以为善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从老一辈那里听来的。我以为莫言从小接受的是民间最普遍的有神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头上三尺有神灵。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3
关键词：莫言 叙事 传统 现代
莫言的小说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不是传统的艺术的复制者，在他的小说中，既有东方的文化意蕴，又有现西方现代派的风格，既有现实的描绘，又有魔幻的色彩，既有传统的形式，又有现代的创新。传统与现代共同熔铸在了他的小说之中，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小说世界。本文将从经典叙事学理论的角度对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进行分析。
一、多人称的叙事主者
叙事者即“讲故事的人”，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讲故事的人”不只有写作的作者。这部小说以第三人称为主，作者站在了小说世界之外，以第三者的身份为我们讲述了“天堂县蒜薹事件”及相关的故事和人。莫言客观地为我们书写了一个真实的事件，客观地阐明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描绘了天堂县农民的悲惨生活及高马与金菊的悲剧爱情，再现了国家改革时期的农村的生活，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及封建残余对于人们特别是对妇女的迫害。第三人称的叙述使得小说更加客观自由，更加真实而广泛地反映这一真实的事件。
在第三人称的叙事中，莫言又加入了处于小说世界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叙述者以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出现，面向叙述接受者讲述自己与他人的故事。小说中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结合使用，丰富了文章的叙述内容所要传达的意味，兼取众长，从感性及理性，客观与主观方面再现了“天堂县蒜薹事件”及高瞳村的人们的生活。
二、非线性叙事结构
《天堂蒜薹之歌》整体上是采用了传统技巧--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形式。在每一章节的开头都布置了天堂县瞎子张扣所演唱的民谣，形成了小说的整体的框架结构。但莫言在具体创作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非线性叙事。小说突破了简单的叙事结构，情节设置、故事编排更加复杂化。叙事打破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序展开的结构，而是以一种看似杂乱然而高超的技巧--预叙和倒叙及插叙的方式进行叙述。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最能体现其预叙技巧就是每一章开篇的天堂县瞎子张扣的民谣演唱。这些民谣部分就是对后面将要描述的事情的提前讲述。
其次，文章开篇就使用了倒叙的叙事手法。作家先为我们描摹了警察抓高羊和高马的场景，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让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要逮捕他们，他们是什么关系”等等，设置了一个悬念，开篇即抓住了读者的眼球。
整个故事几乎是以一种过去与现在交错出现的方式展开。第一章写警察逮捕高羊高马，高马逃脱了，接着第二章转为高马对金菊萌生爱意以及追求金菊到被金菊哥哥们打伤，第三章又回到了前一章所叙述的事情上来，第四章接着第二章的内容继续展开，在后面的章节中也是如此展开。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故事在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以高羊及其他犯人被逮捕入狱直至最后判刑为线索，一条是高马与金菊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两条线索同时交错进行。
三、多重式内聚焦
在小说的叙事中，莫言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天堂蒜薹之歌》采取了多重式内聚焦的叙事聚焦，是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而又有创新的叙事聚焦形式。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对于天堂县蒜薹事件，有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天堂县瞎子张扣的民谣，二是作者的叙述，三是小说第二十一章的《群众日报》的报道。
小说前十九章开篇都有一首张扣的民谣歌唱，当我们把这些民谣歌唱放在一起时，其实质上就是一部关于天堂县蒜薹事件的说书艺本，以演唱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官不护民不爱民最终的故事。
小说的第二种叙事话语即作者的叙述话语。作者就天堂县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不只是纯粹地对事件的描写，同时对于相关事件及产生此事件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揭露了存在于农民与官员，人们之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封建残余的毒害等等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小说的第三种叙事话语出现了，就是《群众日报》的报道，报道以客观理性的反映为主要原则，对天堂县蒜薹事件做了理性的分析和述评。
三种叙事话语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为我们再现了天堂县蒜薹事件，让我们对于此事件有着更为全面的认识和感知。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4
在瑞典学院演讲厅内，莫言的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更是让世界认识了这位内心细腻、创作力丰沛的山东汉子。莫言何能成为第一位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有怎样不同常人之处？在纯文学渐趋边缘的当下，莫言获奖带来的轰动效应能够持续多久，能否给疲软的文学打一针“强心剂”？
在与诺贝尔文学奖108次擦肩而过之后，中国籍作家莫言终于摘取了这一桂冠。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大陆文化界人士振奋，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学、中国文明和成就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一些争议与杂声也伴随而来。
一
国家的强大乃是得奖的根本 VS诺贝尔文学奖靠的还是作品实力
张颐武（北大教授）：莫言的得奖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我们还会得到更多荣誉，甚至比我们预料得还快。他们无疑作出了一个有远见的决定。
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莫言的创作用他高密的故事和恣肆的语言、浓艳的色彩，扎根中国大地。他的每部作品都有不同的一种构思，使他的文学达到了一个可以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被专家们认可，我为莫言感到高兴。说明了国内外的认可度达到了共识。
二
莫言获奖代表中国文学的发展VS纯属个人行为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莫言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成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奖是一次破冰，打开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门。
杨澜（著名主持人）：莫言得的是文学奖，是个人奖，是肯定他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洞见与刻画。大可不必和国家强盛、文学复兴扯在一起。诺奖很多时候是颁给欠发达国家甚至是身处离乱中作家，可见与国力强盛没什么关系。中国文学离真正繁荣复兴还远呢。如果众人都要他挟带若干私货，莫言背得动吗？
三
莫言获奖被指当之无愧VS贿赂诺奖评委，向洋人献媚
任鸣（导演）：觉得莫言是中国最有实力、有思想的作家，同时他的作品也“最中国”，莫言作品语言非常自由，想象力很丰富，而且充满诗意，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思想性很深刻，也很犀利，有一种勇于批评的精神。
李师东（编辑）：人们不该抹杀莫言的文学成就。莫言的作品政治性其实不强，突出的是他作品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他得奖是当之无愧的。
张一一（作家）：莫言支付给诺奖评委马悦然的“翻译献金”是60万人民币，中国作家中可以这样下血本而且能够一次性随便拿得出这么多钱的并不太多，但莫言非常聪明，他知道如果真的在中国搞定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不可估量，60亿都不止，甚至还可以“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关键词二：莫言其人
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瓦斯・特伯格这样评价莫言：“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公众对他的好奇已经迫不及待，要了解他，就要走进他的生活。
风趣莫言：除了写小说，打油诗已经成了莫言的另一个标签。和朋友交流，打油诗开道；新小说构思，几句打油诗道明。甚至在他家乡为他建的莫言文学馆，他的打油诗也在其中怡然自得。瞧瞧他打油诗写的“自我介绍”吧。
姓名：一柄大镰四面挥，眼前高草立纷披。莫言干活不偷懒，受人表扬第一回。
出生地：开出荒地种桑麻，东北乡里有我家。天高地僻皇帝远，荷锄归来有野花。
家传：我家伯祖老中医，治疗伤寒有绝技。桂枝麻黄生石膏，再加一把地骨皮。
经历：少小辍学业，放牧在荒原。蓝天如碧海，牛眼似深潭。河底摸螃蟹，枝头掏鸟卵。最爱狐狸精，至今未曾见。当兵两年还故乡，车站广场听茂腔。此曲只应高密有，使我潸然泪两行。
性格：读书从不求甚解，得理更愿让别人。谓我狂者不知我，俺本老实厚道人。
学历：我本野狐禅，无奈入校门。痴人多美梦，孝子出忠臣。学诗明人欲，读易见天心。无师可自通，何必耻下问。
职业：二十九省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下笔千言倚马待，离题万里又何妨？
饮食：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想不快乐都不中。
哲学观：天下之事见不尽，天下之书读不尽。天下之理参不尽，此话吹兄信不信？
爱好：装修细密活，全凭兄督促。无事即闲坐，有酒可读书。
题《钟馗》：豹眼虬髯大红袍，打鬼钟馗声气高。貌丑却能招人喜，正义在胸剑在腰。
题《长安魏安画仕女图》：高髻云鬓时样妆，疑是江南杜韦娘。倚栏读书因寂寞，心系天涯薄情郎。
《丰乳肥臀》手稿：此乃《丰乳肥臀》第一稿。赠高密莫言研究会存。能放一百年后，也许有点价值，只因高密少名人，故将莫言捧上天，但愿今后三十年，故乡能出真圣贤。
凡人莫言：摘下著名作家的光环，生活中的莫言，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面对不公，他会义愤填膺，嬉笑怒骂；新闻八卦，他煞有介事评判；重家庭，他是慈父良夫。
今年的北京大雨，很多人受灾，莫言也在关注着，看到有旅馆为此漫天要价，他怒斥“趁火打劫，强盗行径”；坐火车看到有自称欧洲华人的人威胁乘务员，他拍案而起，批评对方没水平没礼貌，甚至写打油诗嘲讽。
伦敦奥运会，看似和莫言没什么关系的事，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刘翔的因伤再度退赛，莫言不仅会说“把他当人看待，别当神来看，也别当鬼来看”，还用自己“坐地铁出来脚抽筋，后来因为有事赶路走得急了，导致肿痛”的一个故事，煞有介事地评论一句“抽筋万勿疾走，脚伤切忌跨栏”，让人忍俊不禁。
在莫言的作品里，父权有着矛盾的色彩，这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慈父，在学书法的他，就曾手书“为老婆孩子奋斗”的条幅。
个性莫言：要了解莫言，就要走进他的世界，倾听他的心声。
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其他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
我只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一个作家写久了，总会想到要寻找自己的语言。……某种语言在脑子里盘旋久了，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旦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冲击力。我在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控制不住，不是我可以要寻找某种语言，而是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根本用不着多思考怎么说、怎么写，到了人物该出场时，就会有人物出场，到了该叙事时，就会叙事。
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关键词三：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作品被评价为：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象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这正是：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作品欣赏：
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
“黑孩儿，你这个小还活着？”队长看着孩子那凸起的瘦胸脯说，“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打摆子好了吗？”
孩子不说话，只是把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直盯着队长看。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透明的红萝卜》
我的故事，从1950年1 月1 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我知道许多鬼卒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老子对我不胜厌烦。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鬼卒还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高举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阶。两边的鬼卒嘬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鸣叫。我的身体滴油淅沥，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黄烟……鬼卒小心翼翼地将我安放在阎罗殿前的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大王，炸好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焦煳酥脆，只要轻轻一击，就会成为碎片。我听到从高高的大堂上，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几近调侃的问话：“西门闹，你还闹吗？”《生死疲劳》
老铁匠操着小锺，与其说是打，毋宁说是抚摸了一下那蓝钢。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各操着十八磅的大锺，各打了一锺，挟带着狂热与激昂，如同奔驰中的烈马之蹄，迅速无比但又节点分明地砸下去。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声音。往常这父子四人打铁时发出的声响半条街都能听到，连火车的汽笛声都能被盖住，但现在，这锻打，这劳动，剧烈至极，连墙角上蟋蟀的鸣叫都声声入耳，让人感觉到深秋之悲凉，生命之短暂。《月光斩》
她听到他骂了一声，骂枪。这孙子！敢不响！然后他又举起枪，击发，啪嗒一声细响后，一道火光蹿出枪口，黯淡了霞光，照白了他的红脸。一声尖利的响，撕破了村庄的宁静，顿时霞光满天，五彩缤纷，仿佛有仙女站在云端，让鲜艳的花瓣纷纷扬扬。《丰乳肥臀》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只浑浊的狗眼。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白狗秋千架》
背后的故事
莫言创作了31年，迄今为止发表了80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9部影视文学剧本、两部话剧作品。莫言的创作，既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了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出神秘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走进作者内心，分享背后的故事。
话题一：乡土情
主持人：有网民说，著名作家福克纳有他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县”，您有您的故乡“高密”。不少作家都有一个地理意义和精神意义兼具的故乡。但您在与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中又说：“作家只有摆脱了故乡才能认识他的故乡。”该怎么理解呢？
莫言：我读了福克纳的作品感到一种感召的力量。他对故乡的理解和处理非常符合我的心意，他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就有但是一直没有想明白的很多问题，他唤醒了我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学共和国”这样一种意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也是建立在真实故乡的基础上半虚构的文学地理。我在后来的小说里屡屡出现高密东北乡，也有点类似于约克纳帕塔法县这样的文学地理。文学中的故乡和作家真正的故乡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又不一样的。真正的故乡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比如我的故乡高密，现在跟上世纪80年代、60年代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我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在的故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童年时期的那段记忆是不会变化的，童年记忆中的故乡现在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它在脑海里永远存在着。所以我在北京老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乡人，是高密东北乡的人，但是我真正回到高密东北乡又感觉不是那儿的人。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都有怀乡的情结，我们浏览一下历史，怀乡的作品比比皆是，我们读唐诗、宋词，能够打动我们的，怀乡作品是一大类，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怀念故乡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很高尚和神圣的，这种感情跟热爱乡土和热爱祖国是一致的。祖国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但是乡土、故乡是比较具体、比较小的概念，我现在生活在美国，我说我怀念祖国，这个祖国是比较抽象的，但是我要把怀念祖国具体到某一个城市、某一个街道，它就非常具体。怀念故乡，思乡情绪是一种很高尚的情绪。
话题二：原动力
主持人：说到莫老师的作品，您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个性形象非常鲜明的主人公。《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檀香刑》中“狗肉西施”孙眉娘、《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直至您的新作《蛙》中的“姑姑”……您用心写了一些列风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原动力来自哪里？
莫言：创作原动力来自生活中生动的形象。比如说《蛙》里的“姑姑”，我生活中确实有一个姑姑是做医生的，她是我大爷爷的女儿。我们下一代，甚至是下一代的下一代，高密东北乡成千上万的婴儿都是通过她的手来到人间，这个人在我们故乡本身就有很高的威信，也很传奇。正是生活中有了这样一位非常有个性、非常文学化、戏剧化的人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她变成文学里很典型的人物。比如说《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她跟我奶奶差别很大，但是确实有一些像小说里奶奶的敢说敢做，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和社会对抗的一些形象。
男性里也有一些原型，比如说《生死疲劳》里单干户蓝脸，那也是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个人，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我走向文学之路的时候感觉到他非常有意思，你想在全国都是的时候，只有这样一个人在坚持单干，一个人的力量跟整个社会相对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且他要承担多么大的压力，我觉得他肯定会变成我小说里的人物，最后终于变成了。当然在写的时候做了很多处理，很多典型人物是合成的，但主要还是在他的基础之上，把别的很多外部的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甚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全都累加到这个人身上去。
文学类的典型应该按照高尔基的说法，是熟悉的陌生人。大家看了以后好像觉得很熟悉，但是一想他又是陌生的，每个人都感觉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但是没有人写出来，他又和你所熟悉的人不一样，这就是典型的文学阅读。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话题三：故事会
曾有人说，作家的一生，必然是复杂的一生。莫言就是如此：苦难而孤独的童年，成就了他的写作背景，敏锐幽默而又疏离感十足的观察，让他拥有了打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写作风格。多样莫言，终成中国文坛问鼎诺奖的第一人。让我们端坐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内，聆听他的故事，走进这位令中国文学界沸腾的作家的生命吧。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5
【关键词】莫言 《酒国》 文本互涉 叙事视角 吃人
《酒国》曾获法国的外国文学奖，被称为：“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各国读者的阅读经验。”[1]我对这一评价深表赞同。《酒国》所虚构的一个如此陌生，难以相信，而又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到熟悉的世界。虽说它是一个用语言呈现的虚拟的文学世界，但不仅仅需要我们用意识去经营的艺术世界，更是值得好好研究的文本。《酒国》中所体现的文本互涉性是明显而特别的存在，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的。
一、文本内部的互涉
（一）结构框架上的推进
一部《酒国》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办奉命追查酒国食婴事件始终，二是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业余作家李一斗与小说中的作家莫言的书信往来，三是李一斗创作的关于酒国形形的描述，也就是特意寄给小说中的作家莫言的九个短篇小说故事。
《酒国》三条线索看起来是可以独立的，都是叙述着自己本身的故事，而且发展要素齐全，尤其是九个短篇小说的故事，然而三者并不是简单的单独发展，而是并立而起，相互推进，穿插。文本内部的互涉浅显易懂地体现在内容的互涉上，结构框架的突显是莫言《酒国》的一个特色之处。因为时空结构的交错，在文本中可以看得出有些地方的人物和时间是先后错乱的，使得读者产生错觉，更是疑惑其中真假，恰到好处的“乱”和“互涉”。
（二）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
所谓叙述视角，即“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为“一个故事叙事行为发生时谁在讲故事、以谁的眼光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和向谁讲故事四方面的要素”[2]然而叙述视角的变换则可以造成达到文本世界的互涉，这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
《酒国》的叙事视角不停在变换着，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作为主导，其间还亲自参与故事其中，以新身份或者借用故事中的某个角色来叙述，甚至是采用多个视角聚焦同一件事。故事中叙述者的身份一般有两种：同一个人一是作为局外人来俯视整体，二是以剧中人的身份来分述部分情节。当然《酒国》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李一斗给“莫言”的信及他的九篇短篇小说又有另外不同的视角。如：“他脸上的神情像个妖精，像个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旁门左道中的高级邪恶大侠一样，令我望而生畏。”“他蹲在那把能载着他团团旋转的皮椅子上，亲切而油滑地对我说”[3]。在这里是通过李一斗的感知来叙述，把“他”作为叙事的聚焦者来呈现内容。
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对人物进行了多点透视。简单而言，就是书信中的叙述者也许就是上一部分中酒国市中的执行者，不同时间地点出现的“同一个人”，让我们在亦幻亦真的故事中越发深陷故事，这些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体验。文本世界的互涉性在叙事视角的体现更是因为在《酒国》三线合一的结构框架，二者浑然一体，经营着“酒国”故事。
二、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涉
（一）《酒国》与《狂人日记》的互涉
张磊就以《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为题对新文学史上相隔大半个世纪的两部以“吃人”文化为批判对象的小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起因是“发现两者在文化背景、意义指涉等方面惊人地相似”。[4]鲁迅《狂人日记》是精神上的“吃人”，而《酒国》确实实在写肉体上的“吃人”，更准确来说是“食婴”。这都是把吃这一动作发挥到极致，把国民性和社会黑暗面一针见血地指出。莫言的《酒国》除了思想主旨有一定的互涉性，在文本中隐隐约约能感受到《狂人日记》的隐形影响，是虚构的场景和真实的细节共同为之。
莫言在小说中也谈到“吃人”的构思与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间接关系。他在《酒国》中借小说中文学青年李一斗之口谈出了创作动机：“立志要向当年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酒国》与《西游记》的文本互涉
当然《酒国》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激烈性，将“狂欢的宴饮转化为吃人闹剧”。相对比主题或是精神内涵，在比较《酒国》与中国四大名著中文本互涉可以发现，相比之下的《西游记》同《酒国》更为接近，因为在《西游记》中“吃人”的主题几乎一直贯穿全文，最容易让读者直面的文本互涉是关于它们与《西游记》的“残酷”和“妖精”的特点密切关联。
在《西游记》中妖精千方百计要吃的唐僧肉既鲜美又能延年益寿，童子肉也同样的让各路妖精趋之若鹜，和《酒国》更有关的是《西游记》也多次提及了童子肉的鲜美，吃童子的心肝可以长生的说法是中国美食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国》中腐败的官员们如此热衷于“食婴”，并发展成产业链，可谓是吃到了畸形的极致，文中多次提到了肉孩的神奇鲜美，“舌尖上的味蕾都跳动起来了”。不同的是，《酒国》中是出现了真正吃的行为和思想的不断转变，重点放在了“吃”之后一系列的行为发展，而《西游记》中着重的是“争逐想要吃”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而不在于吃的行为动作。
结语
对于莫言笔下的《酒国》这个巨大而深刻的象征体，其“文本世界的真实来源于现实世界的真实，而文本的荒诞也来源于现实的荒诞。文本与现实形成互证的意义结构，使文本‘反思现实’的价值凸显出来”。[5]这的确符合小说文本与作家感知到的现实相关涉的实际。因为有了作者自我世界的感知，所以在文本中所包含的丰富性不言而喻。对于文本互涉性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文本内部、文本之间和文本与现实之间这三方面的互涉都是共同为了这个亦真亦幻的“酒国”而产生。来源文本，超越文本，只要读者能从主体角度进行自我反思和社会反思，必然懂得个体与社会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然无法抗衡社会的压力，可以试图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解，并力图去超越这种不合理。这就是文本互涉性研究所给予的一种勇气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姣婧.论《酒国》的个性化创作特色[J].名作欣赏，2013.
[2]付艳霞.莫言的小说世界[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3]莫言.酒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6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莫言成为首个荣获此奖的中国人。
【名人评价】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点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他的小说都是很长的，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他还曾亲口对莫言说：“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莫言幽默地回答：“我知道，但是因为我非常会讲故事，只要开始了就讲不完。”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为，莫言是中国作家中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何向阳：他把自己当成老百姓来创作。莫言是一个创造力很旺盛、想象力很丰富、每部作品都不重复、非常具有探索精神、有巨大的创造能量、不断挑战自我的作家。从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到今年获得诺贝尔奖，是全世界对莫言的肯定。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莫言一步步走来，他的作品一直在写故乡的亲人。他把自己当成老百姓来创作，而不是居高临下，他的作品始终贴近土地，是一个忠于故乡和文字的作家。
韩少功：莫言得奖鼓励了中国作家。这是中国大陆作家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是一个好的起点。莫言得奖也鼓励了众多中国作家，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的善意表达。当然，也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因为得这个奖的中国作家太少了，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学越来越有力量，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文学要想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可，还需要有好的翻译，只有好的翻译越来越多，我们才能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认可中国文学。
苏童：莫言获奖是中国作家的成功。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莫言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获得这个奖应该说是实至名归。我个人比较喜欢他中期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当然他近期的作品《檀香刑》《蛙》也是写得非常好、非常专业的作品。莫言的这次获奖，当然是中国作家的成功，更是文学、文本以及他个人文学特质的成功。诺贝尔奖的评委都是专家，以前总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带有政治性，我看未必是这样，这次莫言就是以他纯文学性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书完全可以跟这些大师平起平坐。
【相关故事】
1.酷爱阅读。莫言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爆发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2.书架上只剩经典。谈到阅读，莫言说，现在的书太多了，但是他基本只读经典。“我这两年一直在书房里做减法，每年会清理出一批书来送给一些学校，现在把书架清理得就剩100多本书，都是经典。比如说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比如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书实际上就足够了，因为每次拿起一本书来，还没有读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等你下一次拿起另外一本书来，又把前面的书忘掉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
3.饥饿与孤独是一种财富。莫言在很多地方重复过一句话：“海明威曾经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创作的摇篮。’”莫言这话多少有些冤枉双亲，因为比起从小失去父母的川端康成和有一个酒鬼父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来说，莫言的那点不幸实在可以忽略不计。莫言常说，饥饿与孤独是他创作的财富，其实莫言童年时候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饿得面黄肌瘦、痛苦不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最后能饿成作家，特别是像莫言这样有名的作家，屈指可数。他的不幸，也是他的财富。
4.面向苍生，背对文坛。莫言曾说：“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提醒。不要被这些文坛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
5.写作源于生活。《蛙》是莫言的代表作，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触发自己写这样一个故事的动因并非因为其敏感，而是人物：“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6.媒体上很少露面。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出来，其他获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莫言正悄悄地待在山东高密老家的村子里，记者们几乎找不到他。他说自己不是低调，也不是不看重茅盾文学奖，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最难的，但也是可控的，写完了之后读者买不买，能不能得奖，就不是作家能决定的了。”
7.谦虚。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他的谦虚不是表象更非伪装，只有对自己、对他人有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作家才会有这样谦和又自信的胸怀。莫言曾说“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8.获奖不能代表什么，将会继续努力创作。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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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诺贝尔奖引发三大思考
孙丽萍
以书写山东高密乡村形成鲜明文学风格的中国著名作家莫言2012年10月11日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次标志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重大文化事件。而它也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融入世界留下了许多启示和思索。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拥有包括莫言在内的不少世界一流作家，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障碍。莫言此次获得西方最受关注的文学奖项是一次奇迹般的突破，但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向世界依然任重道远，它必须善于触动灵魂、书写人性、摈弃浮躁、关注现实，还要通过翻译努力跨越文字和文化的围墙。
中国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书写灵魂
长期居于世界文坛一隅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给世界带来贡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赞扬莫言的文学作品发人深省。评论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
许多评论指出，莫言在《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中，以乡土中国为原型塑造出了一个充满生命张力、寓言式的而又充满深厚历史感的世界。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说，莫言诡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令人赞叹。他更以持续30年的丰盛的文学创作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
莫言的想象力从来不脱离现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通过一个乡村妇科医生来反思计划生育、代孕生子等社会问题；《檀香刑》则通过描写暴力、酷刑和苦难，来警醒世人抑制欲望和邪恶的天性。
莫言的笔下不回避黑暗和丑恶，他通过写作来解剖人类灵魂和社会，认为“只有跟恶和平共处，善和美才可以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莫言还曾多次表示“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在巴金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文学评论家周立民看来，“莫言的贡献在于，他从《红高粱》开始，就在寻求讲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他始终没有从当代中国的现实中退场”。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正是当下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软肋。
需要拒绝浮躁的写作态度
今年57岁的莫言小学辍学，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踏上文坛。三十年来他的写作态度始终如一：摒弃浮躁世界诱惑，潜心文学创作。
与莫言相识二十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形容，无论是当年初登文坛的腼腆少年，还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莫言“始终低调，窝在山东老家的乡村里写作”。
在今年上海书展上，莫言对微博的一席直言曾引起纷扰。“我经常在睡不着觉时，闭上眼想象：此刻的空中有数以千万条计的短信、微博，在不断地覆盖。上亿人在写微博，将来有谁的微博能够留下来？绝大多数微博都是写作者自娱自乐、自我膨胀的产物。”
与一些作家热衷于网络曝光率、关注度和点击率相比，莫言始终保持着一个写作者的本色和对文学的虔诚。
中国文学需要翻过“翻译围墙”
程永新指出，莫言获得诺奖，将大大鼓舞与刺激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回顾历史，鲁迅、沈从文都曾经离诺奖很近。但不可回避，“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汉语的特质，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学与世界的交流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障碍”。
事实上，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作家，在世界上也享有广泛声誉。王安忆、王蒙、北岛、欧阳江河、苏童、余华、格非、贾平凹等众多作家正在让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前行、惊喜不断。
“中国文学一直在进步。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要说不足的话，我们缺少强大的哲学背景，还缺少一点宗教情怀。”程永新说。
但唯一令人忧虑的是翻译成为阻隔中国文学和世界联系的围墙。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认为，莫言此次获奖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他笔下的乡土中国吸引西方文学界和读者。二是因为莫言的作品已经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不仅仅是英语，还包括很多小语种，在西方的传播比较广泛。
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所在地瑞典来说，莫言就有三部代表作被西方汉学家陈安娜翻译出版，分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中国当代虽然有许多像莫言一样的优秀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往往很少被以精妙的翻译介绍给世界各国的读者。”
史领空期待，随着莫言的获奖，世界将把眼光到更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身上。这也会激励更多外国翻译者、作者来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这对于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意义极其巨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作家、出版界、文化界等方方面面也应该增强文化交流意识，推动更多中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走向西方读者。
（选自2012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
莫言：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桔 梗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的影响。幼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想象成为其最大特色。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曾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振聋发聩。冯牧文学奖曾评价说，“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的《蛙》则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在国际上也已享有名望。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