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时间范文1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南京政府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反应强烈，都纷纷在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商讨对策。但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在第一时间就得到张学良通知的中共中央却异乎寻常地安静，不论是《年谱》还是《年谱》，都不见任何开会的记录，甚至都没有提及是否对全党全军发出过什么指示，只是记载了张学良的来电与中共中央的复电。事实上，当时中共中央立即就做出了一系列应对西安事变的全局性决策，为了更清楚准确地说明问题，不得不比较详细地引用其中的四份电报：
第一份是致刘少奇的，其实是中共中央对全党的指示：“我们的任务是：（一）揭发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二）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杨、南京及各实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三）号召人民及全国军队，积极注意日本与汉奸之行动，防止并准备抵抗他们乘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与晋绥。（四）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响应西安起义，并严重对付亲日派。（五）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六）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并交人民审判。（七）推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与赞助。”
第二份是军委主席团对全军的指示：“（一）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十二日六时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二）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第三份是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处理事变步骤电”：
甲、张学良已将扣留于西安；
乙、、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
丙、我们的步骤是：（1）、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为参谋长，主持大计。（2）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准备半个月内实现之。（3）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4）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5）争取蒋军全部。
丁、请你们赞助我们这些步骤，主要是：（1）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2）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3）苏联用大力援助我们。
戊、请将你们的意见速告。
这份电报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应对西安事变的决策。
第四份是中共中央13日4时致共产国际的：
甲、昨日逮捕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等卖国残民罪魁祸首之革命，其行动是完全带着革命性的。
乙、我们已电知上海、天津、西安，执行下列：
（一）推动人民团体向国人揭发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
（二）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交人民审判。
（三）推动人民要求南京与张、杨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
（四）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五）号召人民、政府抗（日）派及全国军队注意并准备抵抗日本与中国汉奸乘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及西北。
（六）推动宋子文、孙科、孔样熙、祭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同情与谅解西安的抗日义举。
丙、为稳定并争取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
丁、你们的指示望速告。
从这份电报的内容看，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并没有“速告”，因此中共中央就对前份报告的内容进一步细化，再次要求“速告”指示。
以上四份接连发出的电报都以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团的集体名义，对象完整涵盖全党全军和共产国际，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5部分：支持西安事变；全党全军做好准备；争取南京政府；罢免和审判；要求苏联援助。这些内容表明在12月13日的凌晨4时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处理事变的共识和应对事变比较完整的方针政策，并于12日当天就已经开始实施。
斯大林第一份电报到达的时间
上述第四份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直至13日凌晨4时，并不知道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因此一直在寻求苏联的支持。但到13日的白天情况突变。
《年谱》记载：“12月13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年谱》记载：“12月13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还决定中共中央暂时不发表宣言。”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对全党全军都已经做出非常明确的指示，特别对西安事变所要采取的方针措施以及所需的帮助，也已经详细地电告共产国际。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已经达成了共识，根本无需再重新开会商讨对策，因为决无先做出决定并开始实施，再开会讨论这些决定和实施是否正确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但是，事实上仅仅不过数小时，中共中央又突然举行会议，似乎完全忘记了已经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甚至还就这些决策是否正确发生了严重分歧，以至于中共中央12日午夜致共产国际电报中“恩来日内即去”西安，即13日去西安这样重要的决定也被迫取消。由于对原先的决定印象深刻，在回忆中误以为“十三日抵达西安”。
这种奇怪的现象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既然中共中央直至13日4时日依然对西安事变的处理胸有成竹，为什么会在13日白天突然又开会重新研究？这就清楚地表明，13日凌晨的黑夜至13日白天重新召开会议之间的短短几个小时，一定就是斯大林第一份密电到达的时间。
对这份电报是这样回忆的：“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
如今关于“斯大林起草”的那份电报的到达时间均认为是13日深夜，其实都源自回忆中的“晚间”两字。这是的回忆出了差错，即把13日天亮前的黑夜，误记为13日的“晚间”。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可能只记得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因此理所当然地把13日凌晨的黑夜误认为是13日的“晚间”，无意中就把“斯大林起草”的密电到达时间推迟了12个小时。
此外，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在13日晨公开宣布的。按照惯例，涉及中共中央的重大对华政策，苏联总会事先通气，中共中央接连两份违反苏联战略意图并要求“速告”的电报更是加速了苏联的行动。莫斯科不可能颠倒组织程序，更不可能冒着随时可能送命的巨大风险，先在13日白天的报刊上公开谴责事变，再在13日的深夜通知中共中央。因此，“斯大林起草”的复电是抢在13日白天苏联政府公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前夕，也就是在13日4时后的凌晨到达的。
当年宋庆龄的行动也很能说明问题，她当时负责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电报。毕万闻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战线》上以“斯大林、宋庆龄与西安事变”为题撰文说：“12日，宋庆龄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张学良，13日白天她却要去西安劝张释蒋。”既然宋庆龄是在13日的白天突然改变立场，那么她得知斯大林态度的时间无疑是在13日的白天之前，与斯大林13日4时后的电报及中共中央13日白天的会议，在时间上完全吻合。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在《北京日报》上以“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为题撰文说：“‘莫斯科回电’确有其物。他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按照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斯大林大出中共中央意料的指示，迫使后者不得不在数小时内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紧急商讨突如其来的变故，重新确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由此引起的思想震动和认识分歧显然已经在所难免。
中共中央13日会议的主要内容
斯大林的密电虽然很长，但中心内容却是简单明了的3项：谴责西安事变；领导抗日；必须“释蒋”。对照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这份电报无疑是针锋相对的回复。因此，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共中央不得不立即开会着重讨论苏联复电中3项议题：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南京政府的地位；的命运。两相对照，中共中央13日会议召开的原因一目了然。
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在谈到这次会议时写道：“会议由主持，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对工作的作报告，他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应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对上述两点，在讨论时与会者都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问题上，与会者的看法则不尽一致。”这就表明13日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重新认识西安事变。决议表明，中共中央毫不理会斯大林要求对西安事变的否定，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张学良。这种危难时刻决不背弃朋友的态度，很可能是张学良日后一直心存感激的重要原因。
但会议对后两项议题，即“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依然坚持“除蒋”。《年谱》认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很明显，坚持“要向人民揭露的罪恶”，显然就是坚持“除蒋”，并坚持以西安为“抗日战线的中心”。也就是说，并不理会斯大林的命令。
但的观点有所不同。张培森以“与西安事变”为题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说：“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发言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很明显，不主张“除蒋”，不主张以西安代替南京。
博古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在发言后，博古作补充发言。此前他第一次发言时曾赞同‘审蒋’主张，这次补充发言则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强调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很显然，博古最后决定与保持一致。
的态度并不鲜明。《年谱》这样记载着当时的态度：“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的发言既强调“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又强调西安“起领导作用”，对是否“除蒋”含糊其辞，介乎于毛、张之间，但随后的行动清楚表明他与保持了一致。
会议最大的分歧是对的处置。在会上仍然“要求罢免，交人民公审”，甚至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很明显，不“除蒋”使南京群龙无首，西安就不可能成为新的“中心”。
但是，“当时有几位同志发言都曾经设想过把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开，即使不得已‘除’了蒋，还是要更好地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这些“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的意见显然采取了模糊立场。
从上述内容看，会议3项议题的结果是：坚持支持西安事变与和平解决的方针；对西安与南京的关系含糊其辞；对的处置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第三个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因为直接影响前两个议题的落实。
13日会议的分歧一时难以弥合。14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红军及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15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又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当时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博古与。由于与博古不同意也不签名，使得这两份极其重要的电报竟然不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而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发表。
要在斯大林的巨大压力、继续支持张学良与坚持“除蒋”之间取得平衡，中共中央，尤其是几乎竭尽全力。后来告诉王炳南说：“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力图作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
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
西安事变的时间范文2
。宋美龄为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各种力量之间进行斡旋，以拯救蒋介石，防止内战爆发。事件发生之初，她分析了形势，决心和平解决问题。当事件真相不明时，遏制十字军使用武力的解决方案赢得了在南京政府内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机会。当事件处于焦虑状态时，宁陕之间修建了一座和平之桥，为西安事变的定居做准备。事件真相揭晓后，他亲自前往西安，改变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代替蒋介石参加三方谈判，最终和平解决问题。
·宋美龄。西安事变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1936年12月12日，爱国者张学良将军和夏洛克·杨虎城创办了西安事变。事发当天，张万年和杨通致电全国，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声明发动这一事件的目的是迫使他们停止内战并一致抗日。
12日，宋美龄得知蒋介石被拘留。起初，“就像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但他很快平静下来。12日下午，宋楚瑜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张在在电报中告诉宋美龄，这一事件是为了加强抗日力量，而不是挑起内战，希望得到宋美龄的理解。宋美龄还被告知，他将“保护蒋公免受伤害”。宋认为，仍然有扭转局面的空间，而不是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12日上午，南京在得知蒋介石被拘留后，当晚举行了紧急联席会议。以何应钦和戴季陶为首的派系指出，“我们不应该过分关注蒋介石的安全，不应该建立纲纪于不顾”，主张以武力解决。以冯玉祥和孙科为首的派系主张“先探索蒋介石的现实，然后环绕太平洋”，主张和平解决。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占了上风，决定“张学良应首先剥夺自己的职位，并将其交给军事委员会严惩”。
13日，中共对外宣传工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条指导方针：一是坚持“最后一顿饭”和审蒋的思想，二是坚持“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区别对待”的立场和做法。12日晚，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联合向全国发出电报，表示反对内战，主张成立抗日政府。13日，孔祥熙立即致电所有强大的派系都试图安抚并敦促他们表达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在收到孔祥熙电报后，四川的刘湘没有立即公开支持中央政府。相反，他派代表前往西安支持张和阳，并承诺以四川为后方。西安事变当天，广西代表刘仲容仍驻扎在西安。13日，李宗仁、白崇禧向中央发回电报。虽然他们就民族团结问题向孔样熙作了口头答复，并表示继续支持中央政策，但他们主张“先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消灭内战，团结抗日，完善中央政府组织，集中抗日力量，团结世界上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张和杨的公正措施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支持。12日，救国会电化全国，支持张扬。13日，西北救国会联合三十余个社会团体代表张和杨发言。13日，日本发表声明，对西安事变持观望态度，但秘密会见了国民党亲日派。英国13日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西安事变爆发了反日情绪。如果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国分裂，国内和平将对日本构成威胁。《字林西报》的社论也指出，“应力寻求停止可怕的战争”。
·宋美龄回到北京后，何应钦在12日晚的会议上向她汇报，称主战占多数。宋美龄认为在形势明朗之前决定对张学良的惩罚过于仓促。因此，我下定决心：“我愿意不遗余力寻求不流血的和平和迅速的解决宋楚瑜还多次呼吁何应钦，在主席脱离危险之前，不能进行十字军东征。然而，宋的苛刻要求并没有打动他。13日上午，何应钦召集军事人员开会，准备攻打西安的命令。
·宋美龄主张和平解救蒋介石，这显然是基于个人利益。不过，她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感情，而是在冷静分析事件发生后的中国局势后作出决定的。除了英美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以及张学良对此事的态度外，她决心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布尔。
首先，宋美龄与主张十字军东征的亲日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13日下午，宋美龄出席了国民党联席会议。在会议上，何应钦首先发言并主张在何应钦和杨未部署营救蒋介石之前发动攻击。戴季陶抨击张和杨已沦陷共产党，并强烈主张十字军东征。吴稚晖指责张学良表面上是抗日，“为了蒋介石的安全，我们必须用火出兵”。主要战役很多，但有些人主张和平解决。本田董事长林森反对十字军东征，并扩大了形势。两个派系持有各自的观点，宋美龄开始发言。她批评严厉的十字军：“如果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这将威胁到主席的生命，主席的生命与国家命运紧紧联不同她呼吁高层参与者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事件”，并要求大家在军事十字军东征之前思考如何以和平方式拯救蒋介石。如果没有和平救援的希望，那么进行军事十字军东征也不算晚第二，宋美龄积极竞选，赢得了南京各界的支持。她拜访了冯玉祥，并要求冯遏制何应钦的个人野心。她指示中央军校总裁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何应钦鲁莽行事，并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她召集了黄埔将军和空军之间的会议，要求他们“在事件真相不明之前，不要轻率行事，保持冷静”。学生们被要求遵循遵师大学的指示，指出十字军是别有用心的。宋美龄的行为让何应钦心有余悸。十四日，宋美龄请孔祥熙以行政院代院长的名义召开高层会议。会议避免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讨论了十字军东征前如何用和平手段拯救蒋介石。大多数参与者都赞成和平救援。虽然何应钦别有用心，但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在这次会议上，温和派的观点占了上风，南京政府确立了和平拯救蒋介石的政策。
。宋美龄回到北京后，一方面抵制十字军东征，稳定了南京的局势。另一方面，开展宁陕对话，寻找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最佳途径。在宋美龄的安排下，端纳和宋子文先后前往陕西，担任双方沟通的使者。13日凌晨，宋美龄回到宁。为了了解真相了解张和杨的态度后，端纳飞往宋派西安。端纳抵达西安后，会见了张学良，了解了张学良叛变的真正目的。那天晚上，
会见了蒋介石，并将宋美龄的手写信交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想知道目下吾兄中情况的真相，你可以安慰焦思。”。蒋介石为此哭泣。在蒋介石被拘留期间，他态度强硬，说：“如果我不回北京，我就不能谈论任何条件或意见。”。端纳告诉蒋介石为什么张和杨会引发这起事件，说南京“在太平洋附近”。在端纳的劝说下，蒋介石开始考虑政治现实，并同意搬到一个新的地方。16日，
、端纳回到南京，递给宋美龄一封张学良的手写信。张学良在信中写道：“介公在这里非常安全。精神食粮和往常一样。良常谒谈论它，钱隆佳提供它。不要想它。”如果介公实行积极抗日，最后一顿饭就来了。”张还在的信表达了西安的军事建议目的和和平诚意，以及宋劝诫和蒋介石推动其态度转变的意图。一方面，端纳的陕西之行使蒋介石了解了南京局势和张杨兵谏的意图，并协调了矛盾另一方面，宋美龄也了解了蒋介石在西安的真实情况。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了陕西。蒋介石再次收到了宋美龄的私人信件。宋美龄在信中写道：“如果子文不能在三天内回到维加斯，你必须去看与君共生死。“蒋介石·托亚应该告诉托尔斯敦不要来这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南京的内部情况。尽管江泽民担心军事行动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但他仍然坚持用武力袭击西安，并试图迫使张学良释放自己。宋对蒋指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危害：谓军事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存。即使西安被占领，他们仍然可以撤退到边境共同区，但国家将会分裂，到处都会发生内战。他的生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他个人的一己之事”在张的推荐下，宋会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了解了中共对此事的态度。
·宋子文对西安的访问使宁陕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软化了蒋介石的态度，并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奏。
尽管停战协议已经签署，宁陕的局势仍然紧张，蒋介石的态度也使得与“蒂芙尼早餐”谈判变得困难。宋美龄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西安。22日，宋美龄不顾南京政府内部战斗人员的阻挠，在宋子文、端纳等人的陪同下赶赴西安。抵达西安后，宋美龄开展了以下活动。
的第一步是说服蒋介石。自蒋介石被捕以来，蒋介石态度强硬，反对签署任何文件和条约，并声称余宁死不受胁迫。22日，宋美龄会见了蒋后，向江泽民介绍了国民党的内部情况，并要求蒋先设法离开西安。宋美龄还听取了各方反应的简报。在宋美龄的领导下经过劝说，蒋介石终于改变了态度。他本人没有站出来，同意宋氏兄弟姐妹代表他进行谈判，并保证在以领导人的身份返回南京后执行协议的内容。蒋介石强硬态度的改变加速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的第二步是向张学良施压。蒋介石同意和谈后，宋当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向宋美龄重申了事件的动机。宋委婉批评张没有使用武力让主席接受他的提议：“彼等声称这一举动已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一百年。”。张本意逼迫蒋抗日，却使国家政局不稳。再加上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他现在很难驾驭老虎。宋美龄的话无疑给他带来了希望。
的第三步是代替蒋介石参加三方谈判。在张的介绍下，宋辉会见了周恩来，指出“国家内部事务应该用政治手段而不是武力解决”，表示愿意说服江泽民改变主意，并要求周恩来为杨虎城早日释放江泽民做工作。23日，宋氏兄弟姐妹代表蒋介石开始与西安代表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为了挽救蒋脱险及其背后的英美支持，会议很快达成了六项有利于抗日的主张。24日晚上，在宋美龄的陪同下，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如果蒋介石同意抗日，不再围剿共产党，红军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和支持还有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还承诺不镇压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西安事变的和平局势已成定局。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抗日战争总趋势的结果。然而，宋美龄在解决这一事件中的个人作用不容忽视。宋美龄始终坚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积极参与西安事变和平定居点建设，协调各方参与谈判，顺应时代潮流，为协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大学实施了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的政策。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公开宣布南京国民政府和他抗击日本的决心。8月7日，它宣布实施全面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已进入全国抗日战争阶段。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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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学良的核心团队西安事变的一员。华密电报。二二事件.
张学良核心小组成员与西安事变关系的探讨
张万杰
地方党史研究所， 辽宁省 学院 属于 社会的 科学 规劝 和 实际的 活动 属于 学良 张的 果心 组 成员 到 学良 张 是 一 属于 这个 催化剂 到 影响 他 到 发射 这个 席安 发生的事情 哪一个 有 震惊的 这个 整体 国 和 这个 世界。 他们 …制造的 努力 到 改变 这个 介意 属于 学良 张 在一起 到 指向 出来 这个 完美的 将来 和 方向 对于 他 和 到 促使 这个 Three Sides“同盟包括北军、西军和红军抗日，并帮助他策划详细描述蒋介石的行动。他们参与了西安事变，为和平解决事变和维护西安事变的结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张学良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以下简称核心小组成员）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在九一八事变战争后由张学良亲自指定，负责在东北的抗日救国工作，代表人物有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伟等首先，王卓然等人关注张学良的思潮和东北军的发展，参与张学良的重大决策，在东北军入党抗日、推动西安事变爆发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在西安事件的研究中，张学良核心小组成员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试图以张学良核心群体成员为主线，通过梳理他们在西安事件中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救国活动，分析他们在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它也正确评价了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
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的东北爱国者基于民族义愤自发成立了东北第一个统一的抗日救国组织——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学。他们号召抗日救国，吸引了全国各党各派的爱国者。鉴于救国会领导层的复杂性，张学良任命了“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亚申、霍维周和孙恩元”10人组成核心小组，实际负责救国会的领导工作。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和王化一是《核心》中的核心群体。由于他们的亲密关系，他们从年轻时就开始关注张学良，东北倒塌后，张学良和东北军一直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抗日救国活动。其他四人出于某种原因离开了核心小组。一些人被青年党暗杀，一些人跟随国民党，还有一些人在中途执行其他任务。只有六人团结一致，以张学良核心小组的名义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工作。他们是张学良的智囊团和重要顾问。例如，杜重远活跃在抗日文化战线。《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改为《新生周刊》，担任主编和出版商。1935年5月，由于日方认为《闲话皇帝》的出版羞辱了日本天皇，并对国民政府施加了压力，杜重远在上海和漕河泾监狱被判刑并拘留。有一段时间，国内外都有支持杜重远的声音。高崇民坚持抗日救国。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的《四维学会》非常反感。在“四维学会”理事会上，他因批评蒋介石不抗日，并与蒋方发生争执，被国民党以《侮辱领袖》罪名通缉。阎宝航在宋美龄的推荐下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努力赋予新生活运动抗日救国的内容，支持和掩护从东北救国的人们。作为东北大学和流亡东北中学的校长，王卓然和王化一竭尽全力维持这两所学校，并在困难的岁月里培养了大量有抱负的年轻人。张学良核心小组成员不遗余力地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东北的移动。
·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实施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东北军转到鄂豫皖“蒂凡尼早餐”。1935年9月，东北军被派往西北“蒂芙尼早餐”前线，与红军展开内战，在战场上屡遭挫折。张学良核心小组的成员对此感到担忧。通过高崇民的接触，10月11日，核心小组成员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和阎宝航聚集在杜重远被关押的上海漕河泾监狱，并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张学良核心组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东北军的未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违背了日本侵略加深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东北军开始“蒂芙尼早餐”。内战是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阴谋。它没有未来。如果东北军坚持与红军作战，它将很快被红军摧毁，东北流亡的军队和人民将没有力量返回家乡。每个人都同意，如果我们想收复东北，我们必须坚决停止内战，团结外部世界，保持我们的实力。杜重远提出，东北军的未来应该是联合西北军和红军在西北组建一个抗日的大联合。这一想法得到了核心小组的高度认可。我们建议高和严起草并写作来表达这一想法。杜重远建议高崇民向张学良解释他的兴趣，并写信给杨虎城、杜斌丞和其他人介绍他的好朋友高崇民。11月，高崇民带着他的信到达西安。这时，张学良正处于危险之中南京将出席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借此机会结识了在上海的朋友夏洛克·杜重远，告诉他内心的沮丧。夏洛克·杜重远传达了“核心组会议”的内容，而夏洛克·杜重远则成为了“世纪孤独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型背后的西方之旅”[1]140。回到西安后，张学良看到了高崇民核心小组成员向他提出的建议。在核心小组成员的坦率劝说下，张学良肯定觉得自己走的是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去的死路，这使张学良在沮丧和犹豫中看到了曙光，联共的抗日思想在他心中萌生。核心小组会议为张学良指明了未来和方向，坚定了张学良不打内战、坚决抗日的决心，开始寻找本田，为东北军寻找新的出路。他委托67军67军指挥官王以哲Alexander从前线和上海寻找本田共产党和李杜李杜之间的关系。不久之后，被俘的东北军团首席执行官高富源自愿担任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信使。在他的联络下，张学良于1936年4月与中共举行了肤施会谈。东北军与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走上了联共的抗日之路。
西北的大联合，即东北军、联共、西北军和苏联共同抗日。杜重远被公认为大联合西北部的总设计师，高崇民是大联合西北部《三位一体》的实践者。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最直接后果是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战争西安事变
1935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出版了《八一宣言》，提出国内各党派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启发下，杜重远在狱中为张学良指出了东北军的未来，同时也建议张学良大联合设想："如果这些力量联合起来组成"西北大联合",配合抗日,那是最有希望的局面。目前，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如果蒋介石不抗日，他将垮台。东北军绝不能在未来的亡国道路上追随蒋介石。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才能坚定地走共同抗日的道路，这才是活路的正确道路”[2]18.张学良对此表示赞赏，并开始讨论西北部大联合问题。
·高崇民抵达西安后，张学良告诉他，东北军大学和西北军之间存在误解。此前，调解失败。他希望能做些工作来沟通双方的关系。高崇民接受了这项重要任务，他主动拜访了杨虎城，并向杨虎城坦言张学良的良好意图，“环绕太平洋”“这是张学良的唯一目标。在与杨虎城进行了几次谈心之后，高崇民给杨虎城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对张学良的误解也逐渐消除。他说，西北军愿意在张学良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的工作。在杨虎城和杜斌丞的介绍下，高崇民还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申伯纯等几位位西北军高级将领进行了会谈，并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合作事宜。高崇民居住的西安双仁大厦8号已成为双方进行接触活动的据点。杨虎城还委托申伯纯主任负责与东北军大学的联络。1936年4月，在高崇民的陪同下，杨虎城来到东北军大学的洛川，与张学良会面。由于高崇民的工作，张和杨会谈有了很好的关系气氛双方决定不打内战，与红军进行了三方合作，并确定了“陆防安排、警察部门、巡逻卡发放和军需采购的最后一顿饭”[3]247。张与杨和西北军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东北军大学和西北军的上层社会越来越亲密。
的核心小组成员也在东北军队和西马基安宣传西北大联合的思想，以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高崇民与中共地下成员孙达生、栗又文共同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活路》，首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了大联合西北部的战略思想，呼吁东北军大学只有联共和西北军联手才能有未来和生活方式，并在两军中起到了宣传和鼓励作用，士兵们开始动摇，不再愿意参与“剿共”内战。当蒋介石得知这一事件后，他下令逮捕被称为“活路事件”的参与者。夏洛克·高崇民再次被国民党通缉，并在张学良的秘密保护下离开了西安。
是在CC派的西安事变莱克山德（西安事变Alexander）之后20年才这样做的，他是国民党的内政部长，对与东北军大学和西北军能的合作仍然感到非常困惑[4]11。彭昭贤认为，杨虎城非常重视领土的概念，与东北军大学合作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彭昭贤的怀疑已经得到了回答。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共同处境促使他们思考如何生存和保护自己。因为有像杜重远和高崇民这样的东北爱国者，他们互相交流，最终促进合作。1936年9月左右，西北军队大联合成立。张学良核心团队成员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张学良敢于创办西安事变的先决条件。
。他的爱国主义主张加强了张学良的思想采取《扣蒋》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与此同时，王化一从武昌发来的莫兹电报是促使张学良创办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6年10月，刚刚服刑完毕的杜重远被邀请到西安。他建议张和杨加强与红军的合作，继续加强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人员的联系，推动救国运动的发展。在他的影响下，张学良早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就与救国会建立了联系，并向救国会捐赠了二三千元[5]99。他曾将自己描述为“友朋”。他的讽刺建议，如《之鼓励》（6）如沈钧儒和王造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建议他破釜沉舟，并建议蒋介石抵抗日本。11月23日，救国会领导人因宣传抗日救国而被捕入狱。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对爱国者的毁灭与袁世凯和张宗昌没有什么不同。在他痛哭流涕的抗议失败后，七君子事件成为他启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张学良在西安事件中的八项主张之一是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杜重远的建议对张学良抗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
派张学良秘密地将因《活路事件》而被通缉的高崇民带回西安。来自东北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卢广绩、陈先舟、刘多荃、胡圣一申伯纯和西北军、王炳南、王菊大帝、中共驻西北军代表张文彬等重要人物经常前来参观。他们经常交换意见，讨论如何迫使蒋抗日。高崇民加强了两军的联合工作。1936年11月4日，朱理治写信给周恩来、张闻天和毛泽东：“决定G伙伴，G是写《活路》”，被蒋介石发现后通缉。现在他回来了。他是张和杨之间的中间人。G用言语激励杨。杨谓的西北局势，张负的领导，如张干，必须由他领导。“[7]25（g，夏洛克·高崇民）通过高崇民的努力，张艺谋和杨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最初的相互猜疑到最后的真诚朋友。在
在西安的事件发生前一个月，该核心小组的一些成员聚集在西安，与张学良讨论联共的抗日和其他重大问题。11月初，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的名义抵达西安。他向张学良暗示，联共抵制日本是大势所趋。他希望张学良能尽快改变主意，带领东北军大学尽快回到家乡。以阎宝航访问西安为契机，张学良召集核心小组夏洛克·王卓然和王化一前往西安，讨论抗日和土地恢复计划。11月14日，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和王化一应邀前往金家巷官邸会面。有一天，张学良明确表示，他不会参加内战，并将履行联共的抗日决心。张希望和他们分别去咨询高崇民，向他传达会议的精神。这次核心小组成员的会晤无疑强化了张学良-联共的抗日思想，为西安事变的建成做了思想准备。不久，阎宝航、王化一和王卓然离开了西安。王卓然离开前，张学良向他展示了他的态度：第一,抗日救国是他唯一的目的。他永远不会改变，即使他经历了水火。第二,在抗日救国的大原则下,他决不做伤害亲人,取悦敌人的事,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内战,所以他决不会内战，充实自己，刷新东北军的内部环境。“〔8〕在西安162
事件发生之前，王化一的一封秘密电报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这起事件的导火索。张学良从武昌和行营搬到西安后，王化一以红十字国际协会主席和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12月10日晚1936年1月1日，王化一应邀出席湖北省绥靖公署校长何成浚的招待会。宴会结束后，他告诉王化一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将首先把东北军转移到苏联和安徽，然后再转移到福建，把它与十七路军和红军隔离开来。他与张学良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他知道这是件大事，于是通知王化一准备张学良。王化一立即给张学良发了一封密电，即《华密》。《华密》电报是张学良和王化一之间的电报。在收到《华密》电报后，张学良意识到他必须为东北军的未来和抗日救国做出选择。后来，张学良对王化一说：“在接到你的电报和那天他对黎天才的指责后，他肯定不仅不能接受抗日提案，而且被迫太多，如果太迟，就会发生意外，所以这是暂时的决定。”从265可以看出，王化一发表了《华密》，该电报促进了张学良的行动。
西安事变建成前夕，核心小组成员高崇民和卢广绩参与了西安事变的规划。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接见了核心小组前往新城的高崇民、卢广绩、洪钫和黎天才。张学良向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将实施“扣蒋”行动，要求他们起草一份权力草案，并询问如何表达行动的名称。高崇民暗示了这一点，并认为将其命名为“兵谏”是恰当的。高崇民、卢广绩等四人参与了《权力论》的起草，表明了张扬提出的八个命题。高崇民和其他人起草的电报后来在咨询东北军大学和西北军事和政治人员后进行了修订。这是12月13日发行的最后一份晚餐。在“兵谏地区”，高崇民、卢广绩和其他人加强了东北军大学和西北军之间的合作，为军事建议做准备。
。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形势的发展，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并争取和平解决，这已成为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方面。
核心小组成员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杜重远得知西安事变后，从救国大业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联系各党派名流，希望他们团结起来，打破陈规，共同应对。他给国民政府有影响力的冯玉祥和孔祥熙打电话，认为营救蒋介石是当今的头等大事。我希望他们保持冷静。他还写信给社会名流杜月笙和黄炎培，希望他们能一起拯救这艘危险的船，否则他们会自生自灭，龙会无头，大局混乱，中国会追随西班牙。国民党当局认定杜重远是张学良建造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臧启芳建议陈果夫：“杜重远不能在张学良身边，否则影响太大，外面会有麻烦，所以他宁愿被带走”[10]141。所以陈致给江西省政府董事长熊式辉发了一封电报，命令他去拿杜扣押。熊式辉立即邀请杜重远以讨论西安事变定居点问题的名义赶赴南京拘留他。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落户，杜才才重新获得自由。在本田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前，杜重远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和主张，这确实值得赞扬。
核心小组成员还为国民党官员做思想工作，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核心小组成员卢广绩受张学良委托，负责在西安被拘留的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和联络工作。卢广绩是周恩来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同学。周恩来去西安后，专程去看望老同学卢广绩，向他通报本田的政策，希望他能做一些和平解决的工作。卢广绩肩负着张学良和周恩来的重托，密切关注被俘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工作。他先去慰安所被关押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大学高级军事顾问蒋百里蒋百里做了他的意识形态工作。蒋百里说服蒋写信向南京当局暂停轰炸三天，并建议派蒋鼎文到南京与何应钦讨论解决办法。卢广绩还为西北剿总政治纪律部主任曾扩情做了思想工作。曾扩情表示愿意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以西北剿总政治教育部主任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广播，并宣布西安事变只是一个政治事件，协商一结束就会解决。他还写信给在南京和西北周围的黄埔同学贺衷寒和胡宗南，并写信给蒋介石为张杨辩护。这些因素对蒋介石也有一定的影响。
核心团队成员支持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政策，并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路线。高崇民是设计委员会主席和召集人，也是中共和平路线的积极推动者。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确定后，特别是周恩来精辟分析后，高崇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能真正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然而，他主张和平解决的前提是“有条件放蒋”。他多次主持设计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并最终决定，蒋介石只有在“三项保证”地区才能获释。张学良坚持要陪蒋介石去南京，但他被拘留了很长时间。东北军他怒不可遏，发誓要与拉斯维加萨决战。此时，高崇民的主要角色出现了，对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学良被蒋介石拘留后，东北军主要派系一致要求释放张学良，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中央军在西北部进行军事部署，内战迫在眉睫。为了处理西安事变的余波，避免东北军的内乱，阎宝航、王化一和王卓然，核心小组成员受国民党和张学良的委托，前往西安进行和平谈判。他们说服东北军的将军团结起来，避免与南京发生冲突。西安核心小组成员高崇民和卢广绩从大局出发，不遗余力地维护东北军的团结。他们听从张学良的指示，不遗余力地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鉴于
核心小组成员在东北的声望和地位，以及他们与张学良的密切关系，他们自然成为国民党大学在西安事件后解决善后问题的第一批候选人。在张学良被拘留以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后，阎宝航是第一个带着张的私人信件抵达西安的东北人。宋子文和宋美龄承诺严释放张学良，并委托他前往西安，希望杨虎城释放50多名战斗机和500名被拘留的机组人员。阎宝航接受任务，于12月29日飞往西安。西安做出了让步，但蒋介石很快就将张学良移交给了军事法庭来到乌鲁木夫的头上打了一拳。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军站起来，联合发出“歌电”，要求释放张学良，否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战斗。他们写信给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和张继，并委托阎宝航将他们带回。阎宝航回到南京，没有向南京寻求解释，这使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张学良被长期监禁的消息在西安引起强烈愤慨，内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戴笠找到了核心小组成员王化一，并希望王化一和吴翰涛持有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手写信件，以防止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何应钦还承诺，张学良将在军事行动停止后返回西安。于是王和吴邦国前往西安寻求和平解决，并向杨虎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军事和政治人员传达了张学良的主和的观点。然而，东北军的一些主要交战派系仍然要求以武力解决问题。为此，他与西安的高崇民通宵长谈，一致认为东北军的团结是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前提。王化一访问了主要战争派别米春霖、鲍文樾、马占山和孙铭九，并要求他们维护东北军的工作。杨虎城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决心停止军事行动。1937年1月10日下午，洛阳前面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军事行动的停止标志着王化一的使命基本完成。1月11日，王化一和吴翰涛返回南京。
王化一离开西安LankaLater，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方案，甲方和乙方，并要求西北部选择一个。西北地区"和"战"之争越来越激烈。西安的高崇民和卢广绩认为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核心小组的成员能够聚在一起讨论，在东北军队最无助的时刻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帮助东北军渡过危机。当阎宝航和王化一接受张学良的建议时，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张学良的“主和”意见。杨虎城对和平之王高崇民感到不满。得知后，高于1月28日暂时住在渭南前线的刘多荃大帝。2月2日上午，高崇民请卢广绩和陈先舟讨论如何维持东北军团。但在他们来之前，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枪杀。刘多荃大帝为王以哲报仇，并向西安派兵。高崇民从大局出发，建议刘多荃大帝不要出兵，而是返回临潼，平息主要战争派别。当
核心小组成员卢广绩应高崇民的邀请准备前往渭南时，“二二事件”发生了，东北军的内乱即将发生。2月3日，卢广绩受中共周恩来和西北军杨虎城的委托，询问孙铭九和其他人如何计划。2月4日下午，周恩来命令刘鼎秘密带孙铭九等人出城，以避开三原红军的住所。Lincoln Liu和Charlemagne对中共和杨虎城非常不满，主动发起攻击，威胁三原的十七路军。通过2月5日，杨虎城委托卢广绩到高陵进行解释和说服。卢广绩告诉了中共的态度和杨虎城的立场，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误解，避免了东北军的内乱。在这种情况下，说服东北军实施a计划已成为高崇民和卢广绩的共同愿望。事实上，在《二二事件》之前，东北军大学的将军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实施a计划的协议。然而，由于王以哲被谋杀，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动摇，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出于自身利益不愿实施a计划，因此希望东深思熟虑地称之为a计划。在东北军准备实施B计划后，高和陆觉得东北军没有希望，于2月底离开了东北军。《二二事件》出版后，
核心小组成员王卓然也被国民党派往西安处理善后事宜。王卓然和何柱国获准在奉化拜访张学良。张学良要求他们告诉东北军大学的将军不要为了他的个人自由而与南京发生冲突，而要为同样的枪口而战。王卓然和何柱国赶往西安看望将军并传达张学良的意愿。王卓然还委托西安大公报分馆发行了8000本他的书《张学良是什么样的人》。王卓然会见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周恩来认为，只有全力以赴，张学良的思想才能实现，共产党责无旁贷，王卓然深受感动。在西安，尽管王卓然说服东北军将军们按照张学良的指示争取和平并处理善后事宜，但此时，东北军将军们为自己的未来和利益做了规划，并没有遵循张学良对“一致对外向南京坚持”的期望。王卓然知道他无法挽救危机，不得不离开西安。
张学良的同事朋友兼东北军大学高级顾问，核心小组的成员无法扭转潮流，将国家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但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在危机期间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安事件。总的来说，他们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忠实顾问，东北军加入共产党抗日的直接推动者，西北大联合的积极联系人和组织者，西安事变的积极策划者、参与者和支持者，以及西安事变的完全捍卫者。
核心小组成员在西安事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作为西安事变的始作俑者，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西安事变爆发的核心因素，这与核心群体成员的建议密不可分。其次，核心集团成员酝酿和策划的西北大联合思想早于中共在1936年初制定的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敦促西北大联合的形成，为发射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第三，虽然西安事变前王化一的“华密”电报和核心小组成员对张学良的建议不是事件爆发的最直接因素，但它们成为张学良启动西安事变的推动因素之一，在中共确定和平解决政策之前，核心集团成员杜重远等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对当前形势的发展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核心小组成员是处理张学良被拘留后西安事变余波的最合适人选。他们在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进行斡旋，提出了和平解决方案，这对稳定当前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维持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产生了影响。
核心小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爱国团体。他们大多与国民党和中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共。例如，阎宝航、王化一和王卓然曾在国民党担任某些职务。张学良被拘留后，他被用作国民党的特使，在西安进行调解。杜重远高崇民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对国民党有了质的理解，开始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成为“左派”爱国者。《张学良核心组会议》确定了联共的抗日政策后，他们更加关注中共的政策，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了抗日之路。西安事变事件后，一直尊重和钦佩中共的核心集团成员开始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为西安事变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高崇民、卢广绩等也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周恩来十分钦佩，同时，中共也尊重并高度赞扬了这个爱国团体。例如，当政党讨论西安事变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提议杜重远与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名人一起当选行政院。面对《二二事件》后的危机，周恩来认为于学忠、何柱国和董英斌不能成为领导核心。他想与高崇民和卢广绩以及另一批核心领导人一起学习，以团结东北军，反对分裂[11]115。由此可见，高崇民和卢广绩被中共视为东北军智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西安事变时期，中共也是核心集团成员得到承认和认可的过程，为他们在全面抗战中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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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时间范文3
黎明开会商讨对策
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的8项爱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日凌晨，张学良致电保安的、：“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这一突发事件，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既感意外又感严重。接到张、杨电报后，天还未亮，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急步来到窑洞里开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决定：毛、周立即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各军”， 以应对南京政府的军事“讨伐”。并表示，此间红军决不进占贵方寸土。同时告知张、杨，“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同日，南京也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应对西安事变。决定：（一）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二）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随即发出《对张学良褫职严办令》。会后，电请在德国养病的（中的亲日派）回国。汪发表通电声讨张、杨，并应邀立即动身回国。
事变发生后，的报纸造谣说，它是共产党制造的，西安全城都插上了红旗。对外界说：“实话实说，我们事前并不知情，这一点，相信张、杨二位将军会为我们作证。我们共产党人一向光明磊落，请大家不要相信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谣言。”
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了解西安的情况，商讨应对事变的方针。首先发言，他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 ，中共对这次事变应明确表示拥护。我们的目标是，“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发言认为，要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指出：目前应该采取不与南京对立，不正面反蒋的方针。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主张：要高举抗日旗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新的尖锐矛盾面前，我们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这个观点，成为后来和平解决事变的指导思想。的意见及其此后的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换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重大贡献。最后，指出：目前，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的宣言，但在事实上应积极去做，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会上对最现实的问题即如何处置蒋出现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应公审、除蒋；多数人主张不应正面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主要是指出蒋的个人错误。指出，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
同日凌晨2时，中革军委将西安事变之事电告红军各军团，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随后又致电前线的、任弼时：南京已下令免去张学良职务，何应钦到郑州指挥进兵。令红军野战军全部在本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至延安、甘泉集中。这天清晨，、致电张学良，提出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事变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置于群众之上，西北义举才能发展至胜利。对全军举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 中午，毛、周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事，请派飞机来延安来接”。
大力支持张、杨
12月14日，、、、及红军各方面的负责人，联名致电张、杨，提出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三个集团军。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张为主席，杨虎城、为副主席；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地区，与进犯之敌决战，各个击破之；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指示电：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日本及政府中的亲日派企图制造内战，红军应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
张、杨在西安接到中共电报后，立即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
在西安（张杨）、保安（中共）频频联络并开始进行配合性工作的同时，南京中央及其主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出现两种声音。何应钦极力主张对西安进行讨伐和轰炸，以便蒋被炸死后取而代之。当日，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张、杨之前，先行和平营救。为此，的私人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两封信，由南京飞抵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端纳会见并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为了早日获释，态度由强硬变为和缓。
同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分别发表通电，一致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所提八项主张，希望“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的地位，应以推动他们抗日为方针。
12月15日，、、、等红军将领15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人，呼吁“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为首的代表团，成员有罗瑞卿、许建国、吴德峰、张子华等，从保安启程赴西安，当晚宿于安寨县城。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他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
英、美驻华大使馆同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支持宋美龄营救的活动，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对西安联共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情。
12月16日，中央通过讨伐张学良决定：（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三）推于右任宣慰西北军民。会后，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各辖10个师，分别由潼关与甘肃天水等地向西安逼近。当日，南京政府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与赤水车站。
与此同时，红军为防事态恶化做了军事应急部署：红一方面军为第一梯队，开始南移，到西风镇附近集结；红二方面军为第二梯队，到庆阳以南地区集结；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第三梯队，到庆阳附近集结。
同日，经过端纳的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诸事，张学良表示欢迎。
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
12月17日，等9人从延安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抵达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途中听取代表张学良到延安迎接的刘鼎（中共驻东北军代表）汇报西安事变真相。之后指出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内战。
当晚，周在西安会见张，商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周明确表示，保证蒋安全，但南京挑起内战，蒋的安全则无保障。双方商定张同宋子文谈判的5项条件：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撤出潼关；下令全国援绥抗日；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成立抗日联军；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召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为自身安全计，手书的命令由蒋鼎文亲送南京：令何应钦19日前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
日本外相扬言，南京政府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也发表声明，要求南京政府加紧“防共”。
与、博古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8日，根据的来电，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中央电》，指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武力讨伐，会堵塞谈判余地。要求立刻实行：（一）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并指出，如能实行上项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同杨虎城会谈，说明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表示尊重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同意和张学良商谈的关于谈判的条件和军事部署。但怀疑蒋能否抗日，并担心蒋报复。
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会议主要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与力争和平解决的问题，由作报告和结论。他指出：事变发生后，南京的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全力讨伐张、杨，把张、杨的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这对抗日不利。接着，着重分析了西安事变影响的两重性与两种前途，强调党的政策应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在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派。应把各种反内战力量团结起来，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最后通过对党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及第一份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对党内《指示》指出党的基本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二）推动南京政府进一步走向抗日。（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四）准备在“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这种防御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通电》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方面召集国内和平会议，在召开会议之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的处置问题。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社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批评这种说法，指出：这次事变“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杀”。
同日，何应钦同居正、孙科、宋子文、宋美龄等会商，决定：（一）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二）准许至本月22日，暂停轰炸。
同日，为了实现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其中，发给11份，通报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任弼时2份，命令他们率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师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援助；给南京的潘汉年电报1份：“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2月20日，电告：“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
本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直言告知宋子文，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8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一致同意放蒋。也明确告诉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劝蒋改变政策。张、周的谈话，使宋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了信心，随后张学良陪他去见蒋。交谈后，蒋交给宋在他被扣押期间写的3份遗嘱：一是政治遗嘱，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奋斗史”，意在表功；二是家庭遗嘱，写给宋美龄及蒋经国、蒋纬国，意在要他们今后和睦相处；三是写给中央的，意在布局后事。宋子文在西安看到事变和解的微光，第二天心怀喜悦地飞回南京。
12月2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变内战为抗战。”电文分析局势后提出达成和平协定、释放的5项条件：（一）南京政府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斥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二）取消何应钦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三）保障民利。（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之自由。根据中央来电，同张学良、杨虎城商讨了与蒋、南京方面谈判的有关内容。
致电，建议中央训令，宣布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军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致电南京的潘汉年，让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这些条件是：吸收几个抗日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保障民利，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恢复蒋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潘汉年立即将来电要点转告陈立夫，并从旁促成宋美龄去西安。
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张、杨反复磋商后决定：集中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部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顾祝同部，以应不测。
事态出现转机
12月22日，致电：红军正向南急进，20天内准可集中咸阳。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在西安同英国驻华武官斯卡特会晤，阐明中共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的理由，得到武官的理解。
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来西安的电报后，22日，在宋子文、端纳、蒋鼎文陪同下飞赴西安，准备同张、杨和中共方面代表谈判。授意两宋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并表示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改组政府，同意联俄容共。宋子文同张学良、杨虎城、商量如何正式开始谈判。张、杨、周提出以8项主张为谈判的基础。提出两个条件：（一）他本人不出头，而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商谈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执行），但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执行。张、杨、周为早日解决问题表示同意。
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并决定红军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组成西北抗日联军，但对外暂不宣布。决定派秦邦宪、去西安协助工作。
本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8项主张。代表中共和红军提出6项条件：（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需转告。
关于改组南京政府问题，宋提出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推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管财政等。张、杨、周表示原则同意，要宋负责，并推举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关于放蒋的条件，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南京，到后再释放爱国七领袖。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七领袖先释放。张、杨、周还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宋答应此事可转告蒋。当天，还同宋美龄谈话，阐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与抗日各项政策，希望从速抗日。
同日，秦邦宪、奉中共中央派遣抵达西安，协助工作，参加中共代表团。周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秦主持西安的党内工作，叶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委会参谋团的工作。
事变最终圆满解决
12月24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正式谈判。经过一番争执和让步、妥协，最终达成9项协议：（一）孔祥熙、宋子文重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红军。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下午，同宋子文谈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的会议，改组，开放政权；与宋（庆龄）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办法；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
当日，向张学良表示基本同意协议。谈判结束当晚，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可以去南京谈判。当日，、秦邦宪将会谈达成协议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见电，表示对谈判结果满意。同时提出：“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工作。泽东不参加。”至此，党中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紧张应对了13个日日夜夜。
12月25日，张学良觉得已承诺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要求，同意蒋离开西安。、秦邦宪认为，蒋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当天走和张送他。但张未告知周、秦，即于25日下午3时许，拉着杨陪同蒋乘车直奔机场，并登机亲送、宋美龄、宋子文飞往洛阳。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闻讯驱车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他望着渐飞渐远的飞机不停地搓着手，转圈踱步说：汉卿，你好糊涂啊！张学良在洛阳致电杨虎城，要杨照蒋的意见释放被扣押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人。
12月26日，等在张学良陪送下返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张学良立即被南京政府扣押。
西安事变的时间范文4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58.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18.
[4]秦孝仪.革命文献[M].台北:中国党史委员会，1983:202.
[5]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西安事变的时间范文5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张学良首先提出来的，共产党和平解决的主张要晚于张学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就授意应德田等人拟好了逼蒋联共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八项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决的思想，成为日后西安事变三方谈判的基础。另外，张学良在确信于临潼被扣时，曾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决心此时就已定下，而非25日临时的头脑发热和某些学者认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发动事变的动机和解决事变的态度。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5]445以上种种都充分证明，张学良从决定发动事变之始已有和平解决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响，此后张学良为和平解决事变的种种努力都是围绕着这种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和展开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谈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张学良及时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且敞开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共商抗日大计。事变当天，张学良立即电邀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大计，继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等中间人士和地方实力派，披肝沥胆陈述自己的爱国、护蒋的诚意，张学良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力挽危舟”[6]1059。事变当天，张学良还专门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如欲来陕，尤所欢迎”[6]1057。为促成与以孔、宋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实现谈判，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欣然允许宋美龄的代表端纳到西安探视。16日，端纳再次入陕后，向张学良转达了宋美龄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孔祥熙来西安的请求。张学良旋即应允，并致电宋子文和顾祝同:“此间同仁均极欢迎，在陕安全，弟可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7]74。同时张学良再次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良好氛围。
张学良深知能否转变态度，接受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为此，张学良在事变后曾多次谒蒋，虽屡遭的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谏，希望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为防止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主战派对西安的武力进攻和狂轰滥炸，为和谈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改变态度，张学良又请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出面，充当改变态度的台阶，态度由此松动。后来蒋从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不仅同意派人持停战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态度的转变使谈判成为可能。在张学良的多方努力下，从12月22日下午开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与的代表——宋氏兄妹开始谈判。最终，在口头答应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西安事变宣告结束。
五、力排众议，坚持无条件释蒋
三方会谈，向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其焦点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中央军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同意了，他们也誓死反对。当时中共和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只有张学良坚持无条件地释放。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张学良唯恐放蒋时间再延长，发生意外情况。因此，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立即释放。在释放的前一天，张学良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他表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释放的心迹。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即张学良、杨虎城的幕僚机构，隶属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人员谈话，透露出要释放的意图，大家再次提出释放的条件，均遭到张学良的驳斥。
在释放的问题上可以说，张学良是力排众议的。因为在张学良思想深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促蒋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体”的八项主张，他曾反复强调:“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7]10。“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7]6。并且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6]1057张学良的想法显然是，只要接受“八项主张”，积极实行抗日，目的既已实现，释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八项主张，因此，张学良自感释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无条件释蒋，也使保全了颜面，帮助他保持了“领袖”的尊严，这无疑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也是张学良坚持无条件释蒋的初衷，12月24日，张学良在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曾说过:“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事后证明，张学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预见的聪明之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牺牲，亲自送蒋回南京
关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一举，多年来，史学界探讨的比较多。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亲自送离开西安并非张学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重要决策。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只要领导抗日，他会随蒋入京请罪，“誓所不辞”。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电文中也说:“当他(指)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足以证明张学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7]82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为确保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具有积极意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西安事变能及时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当时复杂局势的果敢之举，也是他当初发动“兵谏”的动机和目的的具体体现，否则，事变不知会发展成什么结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张学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会见史沫特莱时所讲的那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七、不计个人安危，促使军事善后问题和平解决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因为一到南京，即刻违背诺言，扣押了张学良;同时;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撤销讨逆总司令部，背后却部署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而在西安，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位一体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张、争取和平实现等问题上，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白热化，严重威胁到三位一体的团结和存在。这一切都给时局投下恐怖的阴影。此时已身陷囹圄的张学良仍竭尽所能从中斡旋，发挥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张学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中央调防。因为虽然在表面上对西安进行了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只想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在蒋政策的实施中，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调出东北军于中原地区、杨虎城出洋等让步为条件的甲乙两个方案，以换取放弃用军事手段解决善后问题;同日，张学良连发三封信函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劝说他们“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特别指出:“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去，不是为内战而流的”，“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强烈的抗日激情来感染东北军、西北军官兵。1月10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决定遵照张学良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举行谈判，以争取张学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与南京谈判开始后，1月13日，张学良同样发出两封为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的信函，并抱定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写道:“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劝慰杨虎城等“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都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迫切要求能释放张学良，此后双方才有谈判议和的可能，否则不惜一战，陕西前线战云密布。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杨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效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且说“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和的军事压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与中央军举行谈判。1月27日，张学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致电前方王以哲、何柱国等将领，规劝他们“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5]528。然而，恰在此时，二·二事变发生了，东北军由于内讧，不战自退，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入西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双方重开谈判，不久按照乙案达成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基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军事善后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张学良一样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与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是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他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位倡导者和实施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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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时间范文6
关键词：西安事变；中共；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213-02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在如何处理的态度上进行了艰难的转变，由原来的“审蒋”、“除蒋”方针，到最后的“有条件释蒋”，党内虽几经争执，曾制定出错误的处理决定。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毅然摒弃与之间的私人恩怨，走上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中共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把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放在首位，做出正确的决策，成功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了国共内战的发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事变前的“反蒋、逼蒋抗日”
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共一贯的宗旨是抗日，但是其抗日的具体方针随着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成熟。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共一直坚持执行“反蒋抗日”的政策，后来由于多方人士和潜伏在张杨部队中的地下党员的共同努力，在西北的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之间的交流日深。加之张、杨两位将军的消极剿共、联共抗日的主张引起了中共的共鸣。因此中共中央逐渐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在1936年9月1日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中央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84。此刻，中共对的态度是“逼蒋抗日”。国共之间素来恩怨颇深，为实现专制独裁统治，残杀了无数共产党员，双方存在着血海深仇。所以，中共虽然坚持抗日的主张，但是其所联合的抗日力量是把排除在外的，他们企图通过“反蒋”、“逼蒋”的手段联合抗日。
二、事变之初的“审蒋”、“除蒋”方针
中共虽然在事变发生之前秘密同张、杨接触，但由于张、杨的严格保密，对于实行“兵谏”武力扣押的决策，中共事先毫不知情。行动开始之前，张学良才通过中共驻西安的代表刘鼎转告中共中央。成功捉蒋后，张学良以个人名义致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1053这份电报如晴空之雷在中共中央轰然炸响，12月13日中共中央迅速召开会议商讨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对事变持肯定态度，认为武力扣蒋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3]296。但是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与会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基于以往的恩怨，有人主张杀蒋，以泄心头之恨；有人主张对蒋进行审判，罢免其领袖职务，交由全国人民裁决；只有以为代表的少数人提出有条件释放，认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4]54的发言，把抗日统一战线作为最高旗帜，号召放下国共两党的私怨，有条件的释放，争取两党之间的谅解，不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新政权，把握西安事变创造的良好时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抗日统一战线由局部推向全国范围。但是，中央内部矛盾重重，争执不断，再加上长期对围剿、屠杀共产党员的仇恨，中共中央未能及时认识到西安事变对局势发展的转折作用，鉴于以上种种原因，等人的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因此，在西安事变之初期，中共中央对制定了“审蒋”、“除蒋”的错误处理方针。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致电南京政府呼吁全国各界“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5]124。这份电文是西安事变后初期，中共中央在如何处理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对外界的第一次公开回应。中共中央在电文中，对西安事变持赞同的立场，号召各界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团结各党、政、军、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前提是罢免的一切职务，由国民对其进行审判，最后将其除掉。
可见，在事变爆发之初，中共迅速对事变做出反应，肯定了事变的正义之举。但对的处理政策的制定上仍然欠缺理性的分析、考虑。“审蒋”、“除蒋”方针的制定，受到中共长期贯彻的对蒋政策的惯性影响，忽视了民族利益之大局。西安事变前中共与的关系可谓泾渭分明，在“反蒋抗日”、“逼蒋抗日”的旗帜指导之下，中共虽发出联合抗日的呼声，但是抗日的宗旨是联合非蒋系队伍，把蒋系力量排除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因此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中共处置蒋的态度，第一反应就是“审蒋”、“除蒋”。
三、事变后期“有条件的释蒋”
随着社会各界对事变真相了解的加深，各派政治力量基于不同立场，是事变的态度逐渐明朗。南京国民政府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掌握了军队的指挥和调动权利，主张武力讨伐张、杨。力图趁火打劫，轰炸西安，挑起内战，牺牲，以便取而代之。另一派是以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阻武力进攻，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设法营救。而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反应也错综不一，有赞成和平解决，避免内战的；也有虚与委蛇，企图趁机驱赶蒋氏实力，割据地方的。国际上英美为避免造成，国府内亲日派掌权，损害其在华利益，总体上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日本的用心最为险恶，事变发生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警告，称“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6]210促使事变往内战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其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国内外对事变的态度错综复杂，使中共认识到：西安事变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变动，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必须如履薄冰，协调各方势力，稍有不慎结果就会酿成兵祸。把国内外各方实力纳入决定事变解决的因素中后，中共初期制定的“审蒋”、“除蒋”方案，似乎并不是最合理的解决方式。为慎重起见，中共决定派以、博古、为首的代表团应张学良之邀前往西安，共商大事。
12月17日晚与张学良会晤。同意了张学良对局势的进一步分析：“对蒋的处置就要十分慎重，不同的处置方法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前途。说服团结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灭亡；蒋拒绝谈判，就会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势必引起更大的内战，反而给日本侵华创造了条件。现在应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只要能说服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面抗日民族解放战争”[3]296。张学良推诚置腹地分析，正好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相一致，“审蒋、除蒋”方针只会导致内战的发生，帮助日本侵华野心的实现。认为，杀蒋泄恨事小，酿成内乱放日本长驱直入是大。以为代表的中共在在决定民族命运的紧要关头，毅然选择放弃两党恩怨，在愿意结束内乱，一致抗日的前提下，最终同意支持张、杨，释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的报告，致电：“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7]321-322中共中央对蒋的处置方针已经抓变，由要求“审蒋”、“除蒋”改为有条件释蒋。
为进一步在全党内统一解决西安事变的认识，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内同志基本上能从维护民族共同利益出发，认识到释放，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使党中央核心领导同志接受了的正确主张，统一了思想，并且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在《指示》中申明：“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飞基础上，和平解决”等四项方针[3]297。作为解决事变的指导方针，敦促南京方面痛下决心接受张、杨的主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在党内外以及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高度的赞扬。同时这也是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未及指导的情况下，制定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无疑是中共独立自主的成功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次大胆尝试。
中共对的态度由西安事变之前的“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做出“审蒋”、“除蒋”的决定，再到后来最终决定有条件“释蒋”态度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解决西安事变的直接参与者，随着事变的最终顺利解决，其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促进政党向着成熟、理性的方向发展。在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中共始终把民族利益作为决策制定的依据，因而能够最终做出正确的选择，联系蒋系力量共赴国难，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避免中国内战爆发和抵抗日本侵略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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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万闻.张学良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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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