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故事范例6篇

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的故事范文1

一、读中感悟,激感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教学中,我让学生找关键词句反复读,在读中感悟少年范仲淹生活的俭朴,学习的刻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累了,就用冷水洗洗脸;饿了,就用稀粥充充饥。”“范仲淹十分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废寝忘食地苦读诗书,钻研学问。”这些关键词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至关重要,在读的过程中,指导学生注意加点字的语气要稍重,读出句子蕴含的情感。然后,我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设想一下范仲淹是怎样废寝忘食钻研学习,充分感受到范仲淹苦读的精神。有的学生这样答道:“夏天,他忍受着蚊叮虫咬,汗流浃背,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冬天,他忍受寒风刺骨,用破棉袄裹着身子十分投入地读书……”熟读精思,学生的情感储蓄也在读的过程中得到激发,引发思想的共鸣。有感而发,使他们感受到自身学习条件之优越,要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努力掌握知识。

二、创设情景,渲染情感

多媒体教学,具有信息量丰富,内容直观和易于接受的特点,只要运用运用恰当,就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中,我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功能,把文字、声音和图片紧密结合,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把学生带入故事的情景之中。比如学习故事“谢绝佳肴”,我先用一段悠扬轻缓的背景音乐烘托情感,然后用PPT出示问题:1. 好朋友来看望范仲淹,发现他的饮食如此之差,心里想些什么?2. 朋友送银子给范仲淹改善生活,而范仲淹心时里会想些什么,最终委婉谢绝了呢?3. 看到范仲淹不肯接受银两,朋友便送来美味佳肴,他会想些什么呢?我安排学生根据情景的想象去思考问题。在舒缓的背景音乐声里,学生们兴致勃发,深入思考,积极探讨,揣摩人物的心理活动,最终完成了情景对话。在此基础上,我继续提问:“1. 为什么范仲淹谢绝好朋友的美味佳肴呢?2. 如果是你,能做到吗?”学生找到文中的话回答:“我不是想吃,而是不敢吃。我已经习惯了粗茶淡饭,担心现在吃了鸡鸭鱼肉,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与此同时,我展示了金钱和诱人的美食图片,让学生结合个人生活实际谈体会,最后引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学会抵制各种诱惑,向生活陋习说‘不’”的道理。用多媒体创设情景,使教学情景由以往单一变为立体,渲染了情感,拉近了时空距离,有利于学生迅速进入到情景中。再进行情感教育便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三、对比阅读,加深感悟

中国古代名人读书的故事有很多,今天仍有着十分积极的教育意义。通过课堂的有效拓展,使学生充分的领略到古人读书的风采,也从古人刻苦求学的历程中感受到追求知识的无止境。我在教学“拓展与交流”的环节中,展示几个古代名人读书的故事典故,如“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再配以动画片,加深学生印象。然后展示学生平日里学习偷懒的图片,通过对比阅读,组织学生谈体会。让学生真正体会到范仲淹读书决心之坚决,要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学习的好时光。当今社会,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的过分宠爱,容易学生意志力不坚,学习不够用功,不愿吃苦,成绩不良。通过本课的学习使这部分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方向,敢于进取,不断向上。

四、随堂练笔,升华情感

范仲淹的故事范文2

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范仲淹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出身于贫苦人家,两岁丧父,母亲由于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带着他改嫁别处。

范仲淹读书非常专心。十多岁时,他住在长山醴泉寺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煮一锅稀粥,等它凝成冻子以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当饭吃。菜呢,更简单!切几根咸菜就行了。后世把这件事称为“断齑划粥”。齑,指的就是咸菜。

范仲淹有个同学,看见范仲淹每天只吃点稀粥,便送了他很多美食。过了几天,同学发现,他送的食物范仲淹并没有吃,已经放坏了,很不高兴。范仲淹说:“我并非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多年吃粥,已成习惯;如今要是享受了佳肴美食,恐怕将来就吃不得苦了。”

范仲淹对民间疾苦深为同情、他做官以后,提出了许多改革弊政的主张。

范仲淹的故事范文3

今天,我读了一本名字叫《激励孩子成才的108个好故事》的书,被书里面《范仲淹求学》的故事所吸引。

故事大体讲的是:范仲淹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但他非常用功,常读书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疲倦时,他就拿冷水洗脸,用冷水使自己清醒,再继续读书。范仲淹后来做了宰相,他的着名散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表达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

这则故事让我明白了,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要有不怕苦的精神,学好文化知识,长大了才能有好的成果。

我要向范仲淹学习!

莱芜市实验小学二年级:孔旭?D

范仲淹的故事范文4

潜心为民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其精华之一。要做到爱天下苍生、爱黎民百姓,必须具有宽广的胸怀。古时官场上的窥觊私利之辈,往往是通过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来中饱私囊,自然与“仁者”无涉。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立身行事、从政为官,能以百姓和社稷为重,摒弃私情,秉公执政,正是以“仁者爱人”、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时,枢密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语中,折射出范仲淹心怀天下、为民兴利除弊的风范。

范仲淹潜心为民,颇有政绩。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包拯生前就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连孩童、妇女都熟悉他的名字。《宋史·包拯传》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其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为百姓所称颂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崇敬。

赵抃与同时期的包拯齐名,也是小说、戏剧中清官廉吏形象的原型之一。史载,京师百姓称赵抃为“铁面御史”;他“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州)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他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可见其律己甚严,为民兴利。

欧阳修在《乞出表》中说:“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他在滁州任上,对政务实行“宽简”(宽容和简化)的政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声誉,只求把事情办好,因而颇受百姓称道。这也是欧阳修从政的风格。有人读他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处于不问政事的状态。其实不然,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是在“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中,感受到百姓安居乐业和“与民同乐”的满足。

在中国古代儒学传统中,“与民同乐”是士大夫追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和抱负。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所折射出的正是心系天下百姓。而赵抃每天晚上虔诚地向上天坦陈自己白天所作所为,亦是源自对社稷、百姓的敬畏。

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范仲淹等北宋名臣把社稷、百姓利益以及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才使他们对老百姓满怀深情,始终牵念他们,佑护他们,帮助他们。

清正廉洁

与历史上的众多清官廉吏一样,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以清廉自持,不与世沉浮。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他说:“我还有一匹马,你把它卖掉,就有回家的路费了。”此即为范仲淹“卖马接娘”的美谈。

范仲淹为官后,曾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罗帷幔,立即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于是,儿子和媳妇便清简成婚。

历史上,由于戏剧、小说的传播,包拯已成为古代清官廉吏的代表人物。《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曾对子孙“约法三章”:“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据《宋史·赵抃传》载:“(赵抃)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赵抃在任成都知府时,一清如水。他养了一只鹤,常用鹤毛的洁白来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来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欧阳修在《廉耻说》中云:“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这是欧阳修为匡正时弊所发出的心声,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欧阳修从政时,操守自持,守廉明耻。他辗转各地为官,“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他曾告诫为官的侄子:“于官下宜守廉,不得买官下物”;“如有差使,尽力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要“守廉守贫,慎行刑”。

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史实,虽然只是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为官生涯中的点滴,却展现了他们清正廉洁的情怀。他们生前身后能得到百姓爱戴和赞誉,也是历史对他们的最高褒奖。

正道直行

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做到潜心为民、清正廉洁、兴利除弊,也与其具有正道直行的品格密不可分。

范仲淹与晏殊同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晏殊曾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举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然而,范仲淹刚进朝廷,就做了一件让晏殊担惊受怕的事——

天圣七年(1029),仁宗皇帝要在冬至节这天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此举悖逆皇帝事亲的仪规。然而,大臣们却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对此,范仲淹上书,直言此举不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范仲淹此举,令晏殊深感不安。晏殊指责范仲淹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对此,范仲淹不以为然。他给晏殊写信坦陈自己的心迹:我一直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行事,忠于朝廷,爱护黎民百姓。故对皇帝的过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要敢言直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因“忠直不挠”上书,而被贬黜。

其实,晏殊也是一代名臣。《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奉养清俭。”晏殊并不缺乏仁爱、清廉的品质,他对范仲淹亦十分钦佩,但他无法像范仲淹那样忠烈、刚正。

囿于官位得失,怕触犯权势,不敢秉持正义,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官员的通病。亦如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所说:“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而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开一代风气,正在于置个人名位安危于度外,秉持正义,敢与奸佞专权之辈作斗争。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他在朝时,曾因与宰相吕夷简、宦官阎文应等权奸作斗争,数次被朝廷贬黜。

对于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精神,时人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范仲淹)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佑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范仲淹明知上书进谏有危险,仍无所畏惧、知难而进,展现了一种秉持正义、正道直行的无畏勇气。

欧阳修与范仲淹既是文友、同事,也是范仲淹的支持和追随者。《宋史·欧阳修传》载:“(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百官图”,揭发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压制贤才,却被吕夷简反咬一口,被诬为“朋党”而被贬黜。其时,欧阳修见义勇为,上书朝廷,为范仲淹辩诬,结果被贬谪夷陵、滁州。

包拯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已为人所熟知。《宋史·包拯传》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民)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为维护百姓利益,包拯敢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这也是他在民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赵抃,《宋史·赵抃传》称其“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可见其为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公正严明。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是一种充满温情、以惠爱为核心的品质。而这种温情和爱民之心,又是以维护天下百姓利益为对象的。这就决定了清官廉吏势必与贪官污吏产生矛盾。因此,要把对“仁者爱人”的追求变为社会政治现实,就必须破除施政中的阻力,勇于为民兴利除弊。

读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的传记,领略其生平和作为,发现他们对百姓、对下属、对有才学和有志节的人,总是那样宽厚仁慈、满腹柔情。而面对权奸之辈,他们又是铁骨铮铮,与之进行坚决斗争。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静心思之,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清官廉吏所应具备的品质。

范仲淹的故事范文5

古人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仁爱”为核心内容的人本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文化性格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古代的慈善家们凭着兼济天下之心,做了许多令人称颂的善行义举,书写出一种并非靠刀光剑影来履行的中国式侠义。

千金散尽:范蠡

据《史记》记载,范蠡在帮助勾践雪会稽之耻,平灭吴国之后,便辞官引退,游走各国。范蠡颇具经商才干。他在行至齐国后,便以鸱夷子皮为化名从事商业买卖。很快,范蠡就积累下千金家财,成了齐国的首富。齐王得知范蠡的才能,便拜他为相。然而,手执相印的范蠡却想到了更多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百姓。于是他将财富全部接济穷人,辞去了相职,重新以布衣之身前往陶地。陶地位于齐、宋、卫国的交界处,范蠡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与各国交通便利,在此贸易必可致富。于是他又化名陶朱公,再次开始经商。果然,陶朱公不久后便大获其利,家产第二次累至千金。但是他发现,陶地同样有许多人贫苦不堪。于是范蠡又一次将千金散尽,资助穷人。据说范蠡在19年的从商经历中曾“三至千金”。他的才干使他几乎每到一地都能富甲一方,然而对天下穷人的悲悯却又让范蠡每一次都将千金巨富倾囊赠出。在布施财富之余,范蠡还不忘传授人们经商获利的方法,希望借此为穷人找到致富的门路。

尽管史家已在典籍中将范蠡赞为“富好行其德者”―一个与人们通常印象中“为富者必不仁”截然相反的评价,后世百姓还是以独特的方式在民间纪念着慈善家陶朱公:在范蠡身后,人们已将他奉为文财神,以此企盼哪一天陶朱公也将财富和经商智慧散至自己的家门。

捐宅兴学:范仲淹

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在其名作《岳阳楼记》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言明心志。正是这种以民为先的理念,使他成为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慈善家。

范仲淹自幼家境贫寒,过着“断齑画粥”的日子。当他身居高官之后,虽然薪俸丰厚,却依然勤俭。他把自己积攒下的大量家财拿出来,在家乡苏州郊外的吴、长两县购买土地近千亩,以地力所得救济当地的穷人,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这千亩田地因此被人们誉为“义田”。当地凡有人家婚丧嫁娶,范仲淹都会拿出钱来资助。对于鳏寡孤独之人,范仲淹还会定期给予周济。范仲淹的家乡因而也被人们称作“义庄”。

除了扶贫济困,范仲淹还非常热心于赞助苏州的教育事业。《范文正公全集》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景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南园购得一处草木葱茏、溪水环绕的好地。原本范仲淹是想在此建设自家的住宅。当房屋建好后,范仲淹请来一位风水先生。先生探查了一番,连夸此地风水好,称若久居此处“必踵生公卿”,也就是说范家住在这里可以世世代代出高官显贵。范仲淹听后却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我家独享此处的富贵,不如让普天下的人都能来这里读书,这岂不是能出更多的贵人)。于是范仲淹毫不犹豫地将房地献出,奏请朝廷批准设立了苏州学文庙,以期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范仲淹捐宅兴学的举动在当时影响极大,以至当地富户纷纷效仿。据说“吴学”日后的兴盛即得益于此,并有了“苏学天下第一”的说法。

舍糖灭瘟:李五

李五,原名李英,字俊育,明代泉州晋江凤池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五,故俗称李五。李五是宣德年间福建著名的慈善家。他自小便随兄长经商,成年后继承家中产业,成为“富贾泉郡”的名人。据《泉州府志》载,李五虽家资巨富,为人却性情温和,好义乐施。遇有衣食不足者,李五常周济以钱粮。故而李五家乡的人都尊李五为“义长者”。李五曾多次为家乡泉州的建设慷慨解囊,由他出资兴建的庙宇、桥梁,很多至今尚存。

李五靠生产、贩卖蔗糖致富。他在制蔗糖的过程中加入一道覆盖黄土的工序,生产出的白糖口感明显胜过原来的黑糖。李五的生意因此日益兴隆。时人以李五的家乡命名这种糖,这便是著名的凤池糖。随着凤池糖声名远播,李五的生意也从福建做到了江西、浙江等地。明正统九年(1444年),李五贩糖至浙江宁波。一天,李五听闻鄞县买糖者突然增多,便调运大批凤池糖至当地销售。但是,当李五来到鄞县后却得知,此处正瘟疫肆虐,百姓盛传惟服用泉州产的凤池糖才可治病,故而购者日众,一时间糖价猛涨,凤池糖成为当地奇货。然而“商机”并未使李五的良知泯没。为了让无钱买糖的穷人也得到及时的救治,李五当即决定为民舍糖。人们闻讯后蜂拥而至,李五见需者太多,索性在当地交通便利之处找到一口水井,每天将糖倒入井中,任民众自取服用。不久之后,瘟疫果然被根除,鄞县因李五施糖而重享安宁。

李五的善行虽然少见经传,却深入民心。为了纪念慈善家李五,鄞县的人们世世代代将李五舍糖的那口井称为“李五恩公井”,直至今日,此井仍存。

乞讨兴学:武训

武训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称颂的乞丐,他曾用乞讨兴学的义举,为后世留下了又一个有关中国仁善精神的传奇。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人,自小家境贫穷,三岁丧父,故幼时起便以乞讨度日。每次讨来食物,武七都先侍奉母亲,因而被称为“孝乞”。七岁的时候,武七的母亲也去世了。此后,武七便一边乞讨一边为富人家做工。由于不识字,武七曾被一个雇主骗去工钱。这让武七决心兴办义学。为了积攒办学的费用,武七白天在街市上乞讨时不惜以丑态哗众以获施舍,晚上则为人纺织麻线挣取佣金。

几年过后,武七攒够了六千文钱。一天,他来到当地一个富人家,跪在门外要见主人。这家主人让仆人用钱把武七打发走,不料武七却说:“若见不到主人,我就在这里长跪不起。”主人无奈,只好来见武七。武七说:“乞丐武七有求于贵人,请您一定答应我!”主人问:“你是想要钱吗?”武七答道:“不,我不是想向您讨钱,而是有钱要送到您这里!”这个富人感到非常奇怪。武七接着说:“我现在有六千文钱,想存到您这样的富贵人家里,由您经营,日后希望您能给我些利息。”这家主人见钱并不多,便答应了武七的请求。此后,武七每攒够一千文钱都存到这家,而他由此所获的息金也随之增加,本息积累终至白银几百两。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七出资四千余吊,在堂邑柳林庄办起了第一座义塾。他高薪聘请塾师授课,并到穷人家去跪求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免费读书。开学那天,武七拜见了每一位老师和学生,并摆下丰盛的酒宴款待他们。武七自觉身份卑微,不便入座,所以就请来了当地有声望的名人陪席。而武七本人只吃些残羹剩饭。平日上课,武七也常到义塾去探视,见到老师勤奋授课,他便跪地拜谢,若是遇到塾师懈怠或学生贪玩,武七就长跪不起,流泪劝其勤勉。师生因此都对武七非常敬畏而不敢懒散。

范仲淹的故事范文6

北宋王朝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对辽、西夏的战争屡遭失败,只好用“赐”银、绢,实际上是赔款的办法来求得妥协。加上统治阶级挥霍无度,因此,财政收入“年年亏短”,“入不敷出”。在灾荒迭起、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宋仁宗在一三年三月还要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太乙宫。范仲淹看到这般情景,极为痛心,他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民心、答天意也!宜罢修宫观”,指出仁宗这样做不合天理民情,应当停止。当时官僚机构臃肿,地方郡县繁多,人浮于事。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这年七月,他又上书建议合并郡县,使“吏役稍减,农时不夺,地利无遗,民财可阜(多)”。

一三三年,开封以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赈饥。仁宗没有答复。为了救民于危难之中,他竟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触犯皇威:“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今数路(几个地区)艰食,安可置而不恤!”要皇帝想想如果饿半天肚子会怎么样,想想灾民的痛苦 鹚月,仁宗派他去安抚江淮。他每到一地就开仓济贫,生产救灾,禁止群众去做无谓的祭祀祈祷,并请准免除了一部分灾区的赋税。为了使挥霍无度的皇室有所收敛,他把灾区饥民吃的野草献给皇帝,请皇帝转示六官贵戚,“以戒侈心”。

他急群众之所急,主动为群众造福。在苏北、山东沿海和苏州,都曾调动群众兴修水利。因此,据说他所到之处,很多群众在他生前就为他立祠画像。

晏殊曾是范仲淹的顶头上司,由于晏殊的推荐,范仲淹在朝内当了秘阁校理。他没有把这当作向上爬的阶梯,而是当作大显身手、拯救危机的良机。他还不是谏官的时候,就犯颜直谏,毫不考虑个人得失。晏殊很害怕,责难他“狂率邀名”,并说他这样做会连累推荐者。如何对待上司和好友的规劝,是放弃斗争,还是坚持原则?范仲淹非常严肃地说:我是您推荐的,常常怕自己不称职,使您为我羞愧,没想到会因为忠直得罪您!说得晏殊哑口无言。

因为他屡次要匡正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的错误,结果被贬去做地方官。一个封建官吏遭到贬谪,无疑在政治上是一次严重挫折,因此而明哲保身,老于世故,甚至趋炎附势,助桀为虐者,在历史上不乏其人。范仲淹却截然相反。正象《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指朝廷)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惟独不忧虑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后调任京都时,他仍不考虑个人得失,议论朝政更加激切。宰相暗地使人警告他:你现在是干实际工作的,“非口舌任”。他说:议论国事正是我分内的工作,怎么能不尽力呢!宰相看他不会改变态度,就叫他暂时开封知府,想用烦琐的事务缠住他,使他无暇他议,如有过失就罢免他。可是范仲淹“决事如神,京邑肃然称治”。开封有歌谣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

无事有希文(仲淹字希文)”。因为范仲淹“讥切时政”,在仁宗面前同宰相吕夷简激烈论争,吕夷简诬陷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所以他再次被贬。

四年以后,由于西夏进攻,边城紧张,范仲淹众望所归,才再次被起用。仁宗叫他与吕夷简和好。他豁达大度,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我以前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对吕夷简个人没有什么恩怨。

以后,他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以天下为己任”,“日夜谋虑,兴致太平”。他提出了十条兴利除弊的改革方案,积极主张实行“新政”,要减轻徭役,改革官制,发展生产,整修武备,以挽救社会危机。由于包括仁宗在内的因循守旧势力太大,他当宰相不到一年就被排挤出京,“新政”也未能推行,但却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先导。

在西夏进攻、边陲有警的时候,范仲淹曾在延州、庆州(今陕西延安、庆阳)一带防守。他在率兵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广大将士。朝廷每次赏赐给他的钱,他都说是朝廷赏赐给将士的,如数分给部下,与将士共甘苦。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也体现在范仲淹的家庭生活中。即使在他做了高官以后,他也崇尚节俭,临财乐施。他家除非来了宾客,一般都不吃肉。他的夫人和儿子仅能温饱而已。他的四个儿子外出时才能换上较好衣服,即所谓“易衣而出”。在儿子纯仁要结婚的时候,他听说儿媳妇要用美丽而贵重的绮罗做蚊帐,很生气,就说:我家素来节俭,怎能乱我家法,若敢带着它到我家来,我一定把它烧了。他不仅廉洁奉公,而且还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设立“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

—三五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得到一块地皮,想给自己建造住宅。阴阳家说住在这里可以出公卿。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还不如)天下之士咸(都)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于是,他就在这里建造学校,设立郡学。这也正是他不谋一己之利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