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苦读范文1
范仲淹的故事教学课件
教学内容：学习课文第二、三部份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通过品读，感悟范仲淹刻苦读书的故事。
3、了解作者是怎样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特点的，感悟人物的精神品质。
4、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领会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的精神品质。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了解课文内容，感悟人物的精神品质。
教学难点：领悟作者是怎样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特点。
教学方法：引导点拨法 朗读指导法 质疑法
学习方法：小组合作学习法、交流法、朗读感悟法
教学用具：课件
教学过程：
一、 回顾旧知，导入新课
1、 指名谈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们对范仲淹又了解了多少呢？
二、学习第三部份
1、学习第七自然段
（1）指名读第7自然段。思考：有范仲淹实现他的抱负吗？
（2）引导学生领悟文章前后照应的写作特点。
（3）再读感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学习第六自然段
（1）齐读第6自然段。
（2）提问范仲淹还有怎样的志向和抱负呢？
（3）品读、感悟： “我的志向，要么当个好大夫，要么当个好宰相。好大夫为人治病，好宰相治国为民。
三、学习第二部份
过渡：文章举了哪些事例讲范仲淹要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而刻苦学习的？
只身苦学、 划粥割齑、 谢绝佳肴、 闭门不出
（一）品读、感悟
学习第二自然段“只身苦学”
1、指名朗读第二自然段，其他同学找出能感动你的句子并在旁边写出体会。
2、指名反馈。
3、出示重点句
(1)累了，就用冷水洗脸；饿了，就用稀粥充饥。
(2)范仲淹十分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废寝忘食地苦读诗书,钻研学问。（理解废寝忘食）
4、归纳学习方法：读、画、写、说
（二）利用上面的学习方法小组合作学习3、4、5自然段
1、出示自读要求
（1） 读：小组内一起朗读3、4、5自然段
（2） 画、写：找出你感动的句子并在旁边写出体会。
（3） 说：同桌或小组内讨论你的答案并说出理由。
2、检查自学情况
（1）理解成语“划粥割齑”。
（2）出示句子①每天差不多都是凌晨鸡鸣即起，攻读诗书，直到半夜才和衣而眠，五年未解衣就寝。②送银子他委婉谢绝了，送美味佳肴，却食品发霉也不吃一口。③我不是不想吃，而是不敢吃，我已经习惯食用粗茶淡饭，担心现在吃了鸡鸭鱼肉，以后就再也咽不下粥和咸菜了。④别的师生都丢下书本跑出去，他闭门不出，仍像往常一样埋头苦读，随便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连头也没抬又继续读书。
（3）再读这些句子。
（4）师小结：范仲淹为了实现他着远大理想和抱负而刻苦读书，实在令人敬佩，那后人又是怎样赞颂他的呢？
（5）引导学生理解并品读感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三）总结写作方法
1、懂得文章是按照总分总的结构方式和采用前后照应的写作方法去叙述;
2、回顾板书，明白写人首先必须抓住人物的典型事例。
3、再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等来反映人物的特点和崇高精神的。
四、 课堂总结，拓展
范仲淹为着理想苦读诗书,成就了他的一生，实现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今天，你学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收获呢？
五、 作业
范仲淹苦读范文2
直到发现了他――范仲淹，这位看似与“风流”二字毫不沾边的政治家、文学家，我才有些明白何为“风流”。
范仲淹的人生道路不平坦，幼年丧父，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改嫁朱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少时家境贫寒，便有了“断齑画粥”刻苦读书的故事。后来，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求学……他独自承担艰难困苦，从他的这份决绝和傲骨中，我看到了“风流”。
数年寒窗苦读，博通儒家经典，才华横溢，却从不自满。他胸有大志，该做的事、该用的功都尽心尽力。他的谦逊踏实，在我看来也透着“风流”的味道。
初入官场，范仲淹好似初生牛犊，虽是九品小参军，却没有丝毫懈怠，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便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提升为文林郎，任集庆节度推官，后因治堰有功屡屡升官，可谓春风得意，年少有为！仕途顺利却谨守本心，这何尝不“风流”？
没有人永远一帆风顺。天圣四年，范仲淹的母亲谢氏病逝，他立刻辞官守孝，没有半分犹豫，即使心中悲痛万分，仍不忘将工作交于信任之人。后应晏殊之邀，执掌应天书院教席，主持教务。这期间，他没有因为自己多年为官而摆架子，相反，他勤勉督学，以身示教，使书院学风焕然一新。名声日盛，却处变不惊、随遇而安，这也是范仲淹的“风流”之处。
他的人生仍在继续。他被赏识过、贬谪过，也被称赞过、打压过，但他从未失去自我。从始至终，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志向，就是国泰民安，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坚持和追求，更是范仲淹的“风流”啊！
了解了范仲淹的生平，只觉得他在用一生为我们诠释“风流”二字的深层含义。“风流”不是表面的放荡不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坚持，是无论做任何事都无悔于自己、无悔于本心的坚守。由于这样高尚的品质，才使范仲淹如启明星般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光芒照耀着今天的我们，永不黯淡！
教师点评
范仲淹苦读范文3
一、身体力行，争做合格家长：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就可能造就什么样的人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家长，你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你孝顺老人，将来他就可能孝敬你；你总打麻将，将来他就可能；你性格不好，将来他就可能脾气暴躁。首先，家长要经常与孩子聊天，讲一讲前人先哲的故事、忆一忆我们成长的故事，谈一谈孩子身边发生的故事，用这些东西潜移默化，敦促孩子形成良好习惯。其次，家长要“加劲但不加压”，孩子从呱呱落地那一天起，就承载着我们无限的期望，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作为父母，我们渴望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渴望孩子展开理想的翅膀自由翱翔。所以，我们家长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但是一定要做到加劲但不加压， 加油鼓劲，相信我们的孩子，鼓励我们的孩子，更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空间去发展。最后、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方面，做到积极配合学校和老师，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
二、忆苦思甜，践行勤俭节约：
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几千年的历程，经历过无数的磨难：三、四十年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几家灯火，几家欢；五、六十年代，忍饥挨饿、温饱不续，几多惆怅，几时忧；七、八十年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几多苦乐，几时香甜。现在的孩子听到这些都认为这是传说。能有这样的事情吗？以前温饱不续，何谈浪费？而如今的孩子们坐享其成、丰衣足食，他们就在这如此娇生惯养、美好幸福的环境里，好像渐渐的淡忘了一些什么？他们淡忘的就是中华五千年的传统美德之一――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曾给后人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可是他幼年却很不幸，出身贫寒，无力上学，只好跑到寺院中的一间僧房中去读书。在寺庙读书期间，他将自己关在屋内，足不出户，手不释卷，读书通宵达旦。由于家贫，生活得也十分艰苦。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饭，等第二天早晨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二块，晚上再吃二块，没有菜，就切一些腌菜下饭。生活如此艰苦，但他毫无怨言，专心于自己的读书学习。 后来，范仲淹的一个同学看到范仲淹的生活如此艰苦仍好学不辍，就回家告诉了父亲。同学的父亲听说后，被范仲淹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也深深同情范仲淹的贫穷处境，于是吩咐家人做了一些鱼肉等好吃的东西，叫儿子带给了范仲淹。 那个同学将做好的鱼肉送给范仲淹，说：“这是我父亲叫我送给你的，赶快趁热吃吧！” 范仲淹回答说：“不！我怎么能够接受你的东西呢？还是带回去吧！” 那个同学以为范仲淹不好意思接受而推辞，连忙放下东西，就回家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同学又来到范仲淹的住所，发现上次给他送的好吃的东西丝毫未动，已经变坏了。就责备范仲淹说：“看，叫你吃你不吃，东西都变坏了，你为什么不吃呢？” 范仲淹回答说：“并不是我不想吃，只是我已经过惯了艰苦的生活，如果吃了这些美味佳肴，以后再过这种艰苦的生活就不习惯了，所以我就没有吃。感谢你父亲的一片好意。” 那个同学回家，将范仲淹的话如实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夸奖说：“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呀！” 范仲淹正是凭着“断齑画粥”这股苦读的劲头，最后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
古有范仲淹划粥，可如今的孩子却是吃的饱、穿的暖，食品种类千千万万、制做精细、品质精良；服装样式万万千千、精工细作、品牌不穷，浪费便悄然而生。因此对孩子进行勤俭节约习惯的教育势在必行了，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
三、熟读经典，成就美好人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早期没有公共校舍，都是私塾学堂。孩子刚入学堂，有一句谚语：“南北大炕、书桌摆上、念起诗经、摇头尾巴晃”，可见孩子入学接触的就是《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六艺》等经典国学。然而他们就凭这些，引经据典一字不差、写出下笔如有神的巨作、古代的“四大发明”、 更有“二十四孝”的典故等。
范仲淹苦读范文4
关键词： 中学语文文学教学 “知人论世” 《岳阳楼记》
语文作为一门学科，自叶圣陶先生以来已有半个多世纪。如今我们天天呼吁进行教学改革，有些老师甚至连丝毫都没有变化――课堂步骤与人家出于一辙：仍然是“讲课文之前，先介绍作者……”。
介绍作者，我认为本身并无可厚非。两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孟子就提出“知人论世”的观点，这实在是传承人类文明的好办法：了解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所做的特定的事，考察其成败得失、心理感受，对我们后人实在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的。然而，我认为这种方法在教学上实施阶段安排在开头是有很大的弊端的：如果过于依赖这些背景资料，一旦我们不能或者没有条件占有这些资料，则我们是否还能准确地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情感内容，还能正确地解读文本？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里指出要从作品自身去解读和考察，即“披文入情”。“披文入情”与“知人论世”是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向。《知音》篇列举了著名的“六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提出从作品体制风格、章句安排、承继创新、表现手法乃至声律音韵等各个方面来探索情理，却没有观生平、观时代之举，完全不提“知人论世”的观点，却正和我们今天提出的重视文本的观点相符。文本者，即文学之本身。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名词，正是要人们立足于文学本身去探究作品中所蕴涵的思想情感。这个探究过程，是一个感悟、印证和提高的过程，是一个熏染情操、丰富精神境界、塑造学生人格的过程，简而言之，是一个提高学生文学素养的过程。
新大纲提倡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所以我们绝不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那么对教材中的文学篇目，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当成文学？我们上这样的课，正应该重感悟与体会，切切实实把学生和文本就放到读者与作品的位置上去。如果我们先介绍作者，再介绍作者写作文本的背景、目的，那么下面的作品你还怎么讲？你会说，掌握思想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观念是一回事，但掌握有关于他们的思想又是另一回事。但还要告诉你，具有思想和理智的观念是一回事，但知道哪些印象、情感和他们相对应又是另一回事。学生跟我们学的，绝不是死记硬背什么事情什么景物说明什么情感什么思想，而是这种事情如何表达了和为什么表达了这种情感。那种把文本中哪句话有什么样的含义不经思考而是动员学生去查资料、背资料，或者老师念教参，学生记教参、背教参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能力的提升真的有作用、有效果吗？我是持怀疑甚而至于是否定态度的。文学作品的解读是要获得一种情感上、心灵上、精神上的愉悦，从而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达到一种文化心理的构建，绝不是要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什么是什么”、“谁是谁”之类没用的死知识。
当然，我不是在否定“知人论世”的读书方法，我的意思是，在中学语文文学教学中，师生必须把自己的整个心灵，包括我们的生活和体验，思想和感情，感觉能力和思维能力，集中灌注到文本中去，与之契合，与之拥抱，激发起我们相应的情感体验，在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交感中，获得思维的磨砺、精神的启悟、审美的愉悦，而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研究，去看景，去做一个看客。“知人论世”的读书方法，留到高等学府里做学问时再用岂不更好？在中学阶段，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就是要求学生在文本对生活真实模样的描述中体悟出那一点点的生活本质，而体悟这一点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自己的精神投入文本中去，做一个情感上的参与者。
以《岳阳楼记》为例。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岳阳楼记》全篇的学习了解“文”和“人”的统一，还可以扩展至范仲淹的《渔家傲》，也可以与欧阳修《醉翁亭记》人与文进行比较阅读。把对文的理解和对人的了解统一结合了解。我们要把握住这样的原则，对范仲淹和文章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水融、水到渠成的。研究性学习要求提供给学生以研究学习的材料，基于这一点，组织以下的材料可以补充范仲淹年谱中对范仲淹的介绍，那个是文言形式，可以出示史书资料记载。
《宋名臣言行录》记载：（出示以上两篇古文，可以引发出学生探究读其书想见其人的兴趣。这个资料，本身就是文言文，采用这个方法，了解内容，对于理解范仲淹比单纯白话材料作用要大得多。）
材料1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而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惫甚，辄以凉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人不堪其忧，仲淹不改其乐也。既任(做官)，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以力主革除弊政，被谗受贬，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副宰相)谪守邓州。勤政爱民，有政声。常自诵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1］
范仲淹去世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可以见其在思想、人格魅力上的影响深远。
还可以增加范仲淹的《渔家傲》从多个角度理解范仲淹，理解《岳阳楼记》，教师可以高屋建瓴，有机穿插。其中可以针对性地探究范仲淹的人格文化。
材料2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材料3
宋代范公《过庭录》中关于《岳阳楼记》写作背景之说：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2］
材料4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 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 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材料5
《范仲淹传》秉公去私、廉洁自守。
据《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记载:
公(范仲淹)在淄州长白山僧舍读书,一夕见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银一瓮,遂密掩覆。后公显贵,寺僧修造,遣人欲求于公,但以空书复之。初,僧怏然失所望。及开缄,使于某处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银一瓮。
另据史料记载,范仲淹在南京(商丘)应天府书院读书期间,生活艰苦,“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范仲淹传》)。“留守有子居学,见公食粥,归告其父,以公厨食馈,公不食。留守子曰:‘大人闻公清苦,故遗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为罪乎?’公x曰:‘非不感厚意,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复啖此粥乎?’”这时的范仲淹还是一介读书的儒生,虽然生活贫寒,但对身外之财,他却分文不取;为了日后经得起清贫、清淡生活的考验,对别人馈赠的盛馔,亦无动于衷,其律己之严,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他的人格思想。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范仲淹少贫，读书长白山僧舍，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两块，断齑数十茎啖之，如此者三年。”这就是“断齑划粥”。
二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不为物喜”，就是不随波逐流，这种对独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三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不以己悲”就是抛却个人利益，敢于牺牲，不患得患失。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范后来为他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在文章中他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牺牲。
总而言之，我认为“知人论世”是一种搞研究、做学问的方法，在中学语文学科教学中不一定就要放在开头。其实，文如其人，可以结合文章的理解逐步落实“知人论世”。观察课堂，几乎每篇课例都介绍了范仲淹这个人，但是都是在开头，这是一个误区。范仲淹的人格魅力都被提到，放在“作者简介”里，设计者确实也花费心思查找了资料，有的用多媒体显示史书资料中对范仲淹的身世记叙，有的是学案形式，但是要想到：“放在这个环节展示给学生，到底能给学生留下多少体验？”
参考文献：
范仲淹苦读范文5
后来，大致是在北宋皇佑年间，某天晚上，范仲淹睡得很早，半夜惊醒。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苏州一带发生了饥荒，大片田地荒废，而自己的范氏族人生活潦倒，食不果腹，大家纷纷外出乞讨，一路上都是被活活饿死的年老体幼者。
范仲淹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起身到书桌前，把这个梦记了下来，后来又被刻到了石碑上。这块残缺的碑文至今还保存在景范中学的纪念馆中。
那时候，范仲淹已经是第三次被贬到杭州为官，年纪已经六十有余，本应安享晚年，有人劝他去洛阳购买一片园林，以度余年。范仲淹却觉得人活着是为了道义，连身体发肤都是外在的东西，更何况自己的家园。他出身贫寒，从小父亲过世，随着母亲改嫁到山东，断齑画粥就是发生在他读书时候的故事。因此他当官后，特别关注穷苦人家的生活状况，做了这个梦之后更是忧心忡忡。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悲剧，范仲淹拿出自己的所有俸禄，在祖籍苏州吴县的天平山下买了一千亩田，又在苏州城内买了两百亩，创办了义庄，用来救济族人。
这就是范氏义庄的由来。其实对范仲淹办置义庄的初衷，许多学者也有过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范仲淹是想让将来的子孙同享富贵，也有人认为这是范仲淹维护封建家族礼仪思想的体现。对于这些，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副馆长张晓旭不置可否，他单纯地认为范氏义庄其实就是范仲淹博爱、仗义的性格使然，是一种社会公益保障事业。
从1989年成立范仲淹研究会以来，他研究范仲淹生平事迹以及范氏义庄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中有一点令张晓旭印象深刻。范仲淹曾数次遭到弹劾，朝廷抄家后发现，居然没有任何财产，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义庄的建设当中。“历史是很残酷的，假如他有一点把柄被找到，史书上也许就没范仲淹这个传世人物了，更不可能会有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最终留传了八百多年，屡经炮火却长盛不衰，成为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鼻祖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奇迹。
范氏义庄的“范儿”
一个民间组织要留传近千年，光有田地场所远远不够，一套完善的制度才是范氏义庄能长久稳定运作的关键所在。范仲淹深知这个道理，从开办义庄之初，他就已经在着手制定义庄规矩了。
“难得的是，范仲淹那个时候还在四处为官，公务繁忙，却一直心系义庄，三年后他死在去徐州做官的路上，只留下一套他亲自订立的《义庄规矩十三条》。” 张晓旭说，“他的儿子范纯仁接手后，又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发展到了二十八条。正是这套完备的制度，奠定了义庄数百年的运行机制。”
根据《义庄规矩》里的记载，义庄把所有收入，全部分给了范氏族人，供他们衣食以及婚葬之用，制订得非常细致。
凡是范姓族人，每天可以领一升白米的口粮，一个月来领一次，每次领三斗；米必须保证是上等白米，如果食糙米，就加领二成；每一户人家还可以领一个奴婢的口粮，假如那个奴婢服役了15年，而且年纪超过50岁，那么也可以算作族人领取口粮。整个范氏只有在外做官的人不能领口粮。
每年冬天，每个人可以来领一匹布，儿童减半。义庄还设有义宅，提供给流离失所的族人临时借住，他们还会发一笔钱帮着造房子。
至于婚丧，嫁女儿可领钱30贯，第二次出嫁就减少至20贯；娶媳妇同样可领20贯，二婚则不能再领了；族人过世，同样可以领到一笔2贯到25贯不等的丧葬费。
这些规定几乎涵盖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不得不感叹范仲淹父子的良苦用心。正是范氏义庄的出现，令广大族人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基本生活从此有了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义庄规矩中还包含了这么一条，外人或者亲戚，如果生活困难实在过不下去了，经过族人商议，也可以给予补助。张晓旭特意为我们指出了这一条，这对整个义庄来说都是一个跨越，让它帮助的对象从族人扩展到了所有贫苦人群，范氏义庄也从宗族设施上升到了一个简单的民间慈善机构。
它还备有粮仓，每年都会留出足够的粮食，以备饥荒。有几年江南发生水涝灾害，大量灾民颗粒无收，逃到苏州城内乞讨，范氏义庄在附近搭起一大片茅草屋，供灾民们临时庇护，他们还在广场上支起大锅，开仓烧粥分给灾民。到了春耕的时候，还会支给每个人一笔路费和种子，好让他们回乡继续耕种。碑刻博物馆里有好多收藏的石碑，都记叙了范氏义庄诸如此类的义举。
43位状元是如何诞生的？
范仲淹作为科举起家的士大夫，向来十分重视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从政，他都会不遗余力地推广教育，修建文庙。范氏义庄虽然在创建初期，并没有有关教育的明确规定，但他的儿子范纯仁在首次续订的三条规矩中，很快就补上了有关开办义学的相关内容。
在范仲淹死后不久，义庄为了纪念他，特地用他的谥号创办了“文正书院”，这也是最早开设的义学。对于教师的待遇，有着很明确的规定，一个月给予糙米五石，同时要保证教育质量，假如学生少于8人，那么只给四石；还没到6个人，就只能领到三石。
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范氏义庄开办义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族人免费入学，更是让教育成为一股风气，真正在族人间流行开，子孙都安于读书，一时间范氏义庄内参与科举的人无数。
义庄同样鼓励年轻人从仕，读书人上京赶考，每人可以领到十贯钱作为路费，但假如有人无故缺考，这笔钱又会被追缴回来；到了南宋嘉定三年，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义庄也加大路费，达到了百千文钱，一旦中了举人还能领取五十千文；到了清朝，奖励就更重了，去参加省考就可以领五石粮食，几乎抵得上当年老师一个月的收入。
根据张晓旭的统计，从义庄开办义学以来，苏州一共出过43个状元，3000多个进士，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义学的功劳，但义学令苏州学风渐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当了大官的范氏后人，又会重新回到义庄，捐田捐钱，回报义庄，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范仲淹苦读范文6
一
范仲淹在文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里的“忧其民”、“忧其君”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和政治抱负，而“进”与“退”则凝练地概括了他一生宦海沉浮的四“进”四“退”。
范仲淹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他21岁时寄居在寺院刻苦读书[①]，23岁时询知身世来历，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仲淹登进士第，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年谱》）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范仲淹先后在广德、集庆（今安徽广德、亳县）和兴化（今江苏兴化）等地任职，为民兴利除害，政绩斐然。最显著者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任兴化县令时，发动通、泰、楚、海四州（今江苏南通、泰州、淮安、连云港一带）民夫，建成数百里的捍海堤，民至今享其利，称“范公堤”。
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写了《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措施。此后，他又写了《上执政书》、《上时相议制举书》等等。在写《上执政书》时，他正居母丧，但“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希望“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他在书中指出，当时的宋朝已处于“泰极者否”的形势，只有“变”才能“通”而“久”。他所说的“变”，就是要“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仲淹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惟邦本”思想，他所主张的改革是把“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亦即吏治的澄清作为首要。他深切地认识到：
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范文正公集》卷八）
吏治的腐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故改革应从整饬吏治开始。范仲淹又认识到，“举择令长，久则乏人”，因此，吏治之源还在于“慎选举，敦教育”。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他所谓“慎选举”，就是要改变科举考试以诗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代之以重视经书之“大旨”（“理道”）和时局之“策论”。他所谓“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被授以秘阁校理，这是他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第一“进”。当时皇太后垂帘听政，而宋仁宗已18岁。次年，宋仁宗为皇太后祝寿，率百官朝拜于天安殿。范仲淹上疏云：“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他又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通判。这是范仲淹由“庙堂”到“江湖”的第一“退”。
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崩，宋仁宗始亲政。范仲淹被召赴阙，除右司谏，此为他的第二“进”。太后有遗诰，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国事。范仲淹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尝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也”。宋仁宗准其言，免去对杨太妃的“册命”。是年，范仲淹出使江淮一带赈灾，“使还，会郭皇后废，[公]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苏州”（《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这是他的第二“退”。
景?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聘胡瑗为教授。是年冬十月，范仲淹被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旋又授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为他的第三“进”。次年，范仲淹与仁宗论迁都事，略谓洛阳险固，宜以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储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仁宗将迁都事与丞相吕夷简议，吕称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闻之又上四论，即《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大抵讥指时政；又献《百官图》，评论朝臣升迁的“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批评丞相用人不公。吕夷简大怒，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遂被罢落职，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这是他的第三“退”。《年谱》载：“自公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公者，皆指为党人。”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与韩琦经略陕甘，抵御西夏，“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谏官欧阳修等上疏，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仁宗从其请，授范仲淹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由此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这也是他最后的第四“进”。当时，范仲淹“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仁宗“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于是，范仲淹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宋史·范仲淹传》）。这“十事”中的许多内容见诸当时朝廷的政令，史称“庆历新政”即是指此。这“十事”是：一曰“明黜陟”，即严明对文武百官的“磨勘”（考核），根据其政绩实效来决定其升迁或黜贬；二曰“抑侥幸”，即严格限制把官职“赏延”给大臣子弟，“革滥赏，省冗官”；三曰“精贡举”，即把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付诸实施，宋代改革科举，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并在京师建立太学，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自庆历新政始；四曰“择官长”，即前述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具体措施是由县级以上层层荐举，按“举主”的多少来安排任用的次序；五曰“均公田”，即授予郡县官吏以“职田”，“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六曰“厚农桑”，即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七曰“修武备”，即逐渐恢复唐代的府兵制，召募强壮之人，使“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以强兵节财，抵抗外侮，据《宋史》本传，“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两宋之亡于金、元，殆由此注定；八曰“减徭役”，即精简县邑保里等地方建置，裁撤其公人，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九曰“覃恩信”，即在皇帝大赦天下时要切实使其“恩信”泽及下民，不能虚以应事，在大赦以后“钱谷司存，督责如旧，桎梏老幼，籍没家产，至于??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淹之事未尝施行”；十曰“重命令”，即严明法令，凡违制枉法者，治以重罪。
以上“十事”，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可谓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举。但庆历新政施行仅及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②]，致使“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年谱》）。党论兴则迫害起，国子监直讲石介因作《庆历圣德诗》，称颂范仲淹、富弼等人，而得罪枢密使夏竦，此时遭报复，被诬陷致死。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会边陲有警，于是以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宋史·范仲淹传》）。随着范仲淹的第四“退”，庆历新政便夭折了。
庆历五年，范仲淹知?州（今陕西?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年末，因朝中有人诬陷范仲淹、富弼助石介谋乱，遂罢范、富安抚使之职。范仲淹引疾求解边任，迁知邓州。次年九月，他写成《岳阳楼记》。可见，此文写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最低落、最暗淡之时。文中“进亦忧，退亦忧”云云，《年谱》谓此乃范仲淹“平日允蹈之言也”，然而，这里又包含着范仲淹多少人生际遇的感慨，宦海沉浮的回顾，以及新政失败以后的深沉忧患！
二
富弼在为范仲淹作的《墓志铭》中说：范仲淹“历补外职，以严明驭吏，使不得欺，于是民皆受其赐。立朝益务径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范文正公集》附录）范仲淹之所以有“百用百黜，亦不悔”的思想境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道”，这个“道”就是《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仕途的升迁与黜贬，始终“忧其民”、“忧其君”，而“忧其君”最根本的也是忧君主不能选贤任能，施行善政，以润泽斯民。同历史上的许多儒家一样，民本主义是范仲淹最根本的价值观。
范仲淹有一首流传较广的诗，即《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也是他“忧其民”的襟怀袒露，其文字虽然质朴，但诗境不亚于的“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都不见，知向谁边”[③]。更足以表达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及其改革志向的是他的《四民诗》。在此诗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当时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范仲淹本人所处的阶层是四民中的“士”，他说：“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这就是说，君主应该像夏商周三代的“前王”那样，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准衡，授予士之爵禄，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秦汉以后，“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在此“?灶”（喻指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文正公集》卷一）。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就必须端正士风，整饬吏治；而要整饬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慎选举，敦教育”，改革科举考试的取士标准，不是以诗赋、墨义为科考的主要内容，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并且在地方普遍兴办学校，向诸生授以“明体达用之学”[④]。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忽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能够认明儒家之经旨的“经济”（经世济民）之学；它所培养出来的士，虽然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所以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假百用百黜，亦不悔”。
宋代的“新儒学”之新，最核心的问题是它为当时的士阶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佛道二教和功名利禄之徒的新的价值观。如钱穆先生所说：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⑤]。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亦“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这里的“二者”，或感人生际遇之“悲”，或得自然达观之“喜”，实是以文学的语言来喻指佛道二教的精神境界。范仲淹“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就是从先秦儒家的思想中提炼出一种不同于佛道二教的价值取向，此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仕途的进退沉浮，始终“忧其民”，“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自27岁中进士而入仕途，官职屡迁，四进四退，“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在如此坎坷艰险的仕途中，范仲淹“忻然”而“不悔”，这是因为他当官以为民，而不是为一己之富贵利达。如他在谪守饶州时所作《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云：“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范文正公集》卷二）
范仲淹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范文正公集》卷三）后两句抒发了他要“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前两句则是宋代新儒家之追求“内圣外王”的一种表达，意谓：儒家把仁义道德的精神境界作为人生的内在价值，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同时，儒家亦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弘毅志向，一旦如伯牙琴遇到钟子期的知音那样，被人君所用，就要把此志向付诸实施，以润泽斯民。
《宋史·张载传》记：“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岁，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谓“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范仲淹对张载说的“名教可乐”，也就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的乐；他劝张载读《中庸》，则启示了宋代新儒学注重阐发“心性”理论的发展方向。
程颢和程颐早年受学于周敦颐，程颢曾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教导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也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的乐。程颐在早年“闲游太学”，当时胡瑗主持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胡瑗把《颜子所好何学论》作为太学诸生的试题，当亦是受到范仲淹思想的影响。
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篇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商初大臣）之所志，即是“外王”的志向；颜子之所学，即是“内圣”的修养。这种“内圣外王”的追求，在宋儒中范仲淹是最先表达者和实践者。
皇?元年（1049年），范仲淹由邓州徙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年谱》）晚年的范仲淹，迁徙于“江湖之远”，已没有了再进入“庙堂之高”的希望。他在花甲之年，虽然有“退志”，但拒绝子弟为他在洛阳建府第。“道义之乐”的精神，超越了他的“形骸”，他又何须去营建“逸老”的安乐巢呢！
三
《岳阳楼记》中的“进亦忧，退亦忧”，还没有把范仲淹的“故事”讲完。他既然把“忧其民”、“忧其君”作为他的终极关怀，那么，范仲淹临终时可谓“生亦忧，死亦忧”。
皇?三年（1051年），范仲淹徙知青州（今山东青州）。此时范仲淹已体衰病重，虽然有地方政务缠身，但仍然心忧天下，而且，他所最忧者仍然是吏治的腐败。范仲淹于此年上书云：
比年以来，不知择选，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告诉，必生愁怨。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年谱》）
这里所说的“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显然比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要更为严重[⑥]。此所以范仲淹在他生命临终之时对吏治问题仍耿耿于怀。
皇?四年，范仲淹64岁，春正月徙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时病危，夏五月二十日薨。临终有《遗表》云：
臣闻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涂，不信贱官之能屈。……预中枢之密，勿曾不获辞；参大政之几微，益难胜责。自念骤膺于宠遇，固当勉副于倚毗。然而，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君臣之间岂易忘报，但无怛化以竭遗忠，敢惮陈于绪言，庶无负于没齿。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范文正公集》卷十六）
在这篇《遗表》里，范仲淹回顾了他一生从学入仕、数进数退的经历，特别是痛切地回顾了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晚年蒙受的“百种之谤”。“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这是范仲淹由生至死而不忘“忧其君”。他所希望的是君主能够“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可见，范仲淹的“忧其君”最根本的还是“忧其民”，而整饬吏治，“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则是范仲淹在生死弥留之际最大的遗愿。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在《遗表》里希望君主“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其意义如同古《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民）欲”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本是褒义之词。程颢在熙宁元年（1068年）所上《论王霸??子》中首开宋明理学的王霸、理欲、义利之辨，他针对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他所谓“窒欲”就是希望君主克制自己的私欲。然而，在后来宋明理学的演变中，“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普遍的道德教条，其弊端竟至发展为戴震所控诉的“后儒以理杀人”（《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这可谓“伦理的异化”。
在《岳阳楼记》中，我们看到了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在他临终所上的《遗表》中，我们看到了范仲淹“生亦忧，死亦忧”。然则范仲淹“忻然”而“不悔”，其一生岂无乐耶？其必曰：吾有“道义之乐”！
注释：
[①]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公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薤数茎，入少盐以??之，如此者三年。”青年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说：“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以勉强支持也。”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②] 《年谱》引朱熹编《五朝名臣言行录》所记：“公为参政，与韩、富二枢并命，锐意天下之事，患诸路监司不才，更用杜杞、张温之辈。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凹?蝗诵彰??槐使粗??源胃?住8还?匾哉墒鹿??焦?唬骸?读?晒?蚴且槐剩?芍?患铱抟印！??唬骸?患铱蓿?稳缫宦房抟? ?煜ぐ罩?！?/P> [③] 在青年时期就十分钦佩范仲淹，其早年《讲堂录》中记：“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堂）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见《早期文稿》，第591、592页。
[④] 参见《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按：胡瑗的“苏、湖之法”即所谓“明体达用之学”，是范仲淹在苏州聘胡瑗为教授，在范仲淹改革思想的指导下确立的，其向全国推广亦是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时期。参见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