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诗范文1
论文摘要：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束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吏，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范仲淹(989一l052)，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作为一名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人．范仲淹一生共创作了诗歌300多首，散文160多篇，词5首。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中期，正值与西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作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终为西北战事而担心，并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此后他担当将帅，亲自走向西北边塞守边御夏。长达四年的战地经历，使得范仲淹对宋夏战争有着更加真切的体验，其文学创作风貌也因此深受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首倡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目前学术界对范仲淹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政治革新、教育贡献、学术成就、军事外交才能等方面，却忽视了宋夏战争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深入去认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
围绕西夏立国拓疆与宋遏制扩张、实现统一的矛盾，北宋与西夏断断续续展开了近百年的争战。范仲淹一生正值宋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到他晚年时，宋夏矛盾愈趋激化。在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其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不仅走上了战场，亲历战争，同时还用诗文记录了国家危亡时期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体现出鲜明的以诗文记吏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因而在他的诗文作品中，作者往往将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以诗补史的意义，而宋夏战争无疑是这类作品产生的原动力。
北宋初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大为盛行，而随着宋夏战争的连续爆发，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空前勃发。范仲淹与当时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为了挺立士风、振兴诗坛，共同发起了诗新运动，主张诗歌要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功用，并由此形成了以诗论事、以诗论史、以诗论政的创作潮流。在此基础之上，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诗歌应该发挥讽谏教化、规弊时政的作用。他在《唐异诗序》中云：“诗之为意也……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这显然是承续了《诗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观念，并进而提出“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的创作要求。这就使得其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淳朴、淡远而真切的特点，同时也与“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相契合，流露出以诗传史的创作意图。
面对西夏对北宋的威胁与进攻，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由此可见他们对战争的反感，以及对西夏企图拓疆的憎恶，从中表现出北宋文人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作为一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的士大夫文人，范仲淹同样希望各民族间能够相互融合，不要有冲突与纷争，其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深寓于此，并在其文章中予以明确表露。对于元昊称帝建国，范仲淹认为其“私许大号，坏中国之法”(《论元吴请和不可许者》)，由此可见他所持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他看来：“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国，被于渭洛。齐晋逐之于前，秦汉驱之于后。中原始清，人伦乃叙。逮于西晋之弱，群胡猾夏，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吴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中国之兵讨伐未利，而北人举十万众，谓元吴是甥舅之邦，责中国不当称兵，此交构之迹，更何疑哉?”范仲淹对自古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演进作了简要梳理。夏商周时期，所谓的中原、夷、蛮、戎、狄等不同民族，就已经共同生息繁衍、交往并相互影响。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与学术争鸣，四夷民族因之文化上的落后开始受到歧视，就连孔子都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严华夷之辨”的早期民族思想随之产生，并历代绵延，这也使得中原政权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开始了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尽管范仲淹对西夏入侵北宋持批判态度，但他并未因此而掩饰北宋朝廷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正如王安石所言：“西夏与中国强弱为向背，若中国形势强，附中国为利，即不假杀伐，自当坚附。”儿钾鼹西夏之所以不服从于宋廷，与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有很大关系，从而不能被诸边少数民族所臣服，纷争与战乱也就在所难免。在此观念下，范仲淹多次上陈诸如《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奏乞拒契丹所请绝元吴和约》等奏章疏议，以此劝说朝廷以守为攻，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从中表现出其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这代表着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于国家危难之时被朝廷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范仲淹在诗歌中对此有所记述：“中原固为辱，天子动宸襟。
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阅古堂诗》)事实上在这之前，范仲淹就已经对辽与西夏夹攻北宋的势态深表忧虑。其云：“今二邻至强，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财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宽，设有饥馑相仍，盗寇竞起，将何以定?天下可忧。”在这段言论中，流露出他对国家边患的深切担忧。然而面对西夏强劲的武力进攻，范仲淹并没有畏怯，而是积极采取诸多措施以御西夏，表现出御敌守边的强大决心。在《送河东提刑张太博》一诗中，范仲淹用纪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组织修筑大顺城、扼据要塞、阻止夏兵的过程，并以“君跃匹马去”、“万众生烟尘”等具体的动态描写，展现了当时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战斗生活。不论是夏兵的强势，还是宋军短暂的畏怯，范仲淹都如实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宋代边防的空虚薄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敌强我弱的紧急情势。在此危急关头，范仲淹仍然怀着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的满腔热血，奋力迎战。尤其是句末“果释天子忧，奖诏垂明恩”，尽显其安邦定国的威武势气以及守边御敌的战斗热情，真是令人感奋，而这份热情则源自于他忠君为国的济世思想。作品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宋夏战争中的真实场面，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
除了表现金戈铁马的雄壮战争场面外，范仲淹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抚恤士卒、爱惜民生的细微之处，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如在《四民诗》中，他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四海竞如此，金碧照万里”、“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等诗句．揭露了北宋吏治的腐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对农、工、商受压迫阶层表现出极大同情。而他理想中的社会人伦关系则是“但愿天下乐，一苦蹲前身。长戴尧舜主，尽作羲皇民”(《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学吾与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依韵答贾黯监巫贺雨》)。这些作品立足于“民”，抒写民心民意，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与杜甫“诗史”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北宋诗论家蔡居厚在《蔡宽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我们将以上的“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结合起来看，便可大致看出宋人对“以诗传史”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具体到北宋社会的“史”，宋夏战争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文人超越一介文人的身份局限，走向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文创作艺术化地再现了宋夏战争的相关状况，可以说是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将纪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以诗文记史”的性质，渗透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与社会责任感，也深刻体现着文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
二、以边塞生活人词，首创豪放词风
除了在诗文中反映宋夏战争的相关状况外，范仲淹还用词体来承载社会内容，而且大都与宋夏战争有关。由于词体的音乐性质，它所表现的内容往往局限于风花雪月的男女恋情，以及伤春悲秋、感叹身世的个人愁怀。因此北宋词人的创作大都承袭和追随花间词派和南唐婉约词风，或是表现饮宴诗酒为乐的闲适生活，或是表露羁旅漂泊的离愁别绪，当然也不离流连歌楼的市井风情。范仲淹虽然存词只有五首，但却能够摆脱浮艳华靡的传统词风，将边塞将士戍边的情景、忧国思乡的深沉感情、苍凉悲壮的审美意境注入词中，为宋词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并成为豪放词的先驱，这一词学成就的取得，与宋夏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守边四年。在这期间，他以亲身体验描写着边塞生活，如《渔家傲》、《苏幕遮》两首作品，就是他在西北军中的感怀之作。作为戍边将领，范仲淹不但显现出战场上的雄健风姿，而且体察民情民意，士卒，尽显其儒者风范。宋王朝推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范仲淹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这一看法打破了将卒之间相互疏离的观念，这与唐人刘湾《出塞曲》中的“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已大相径庭，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对兵卒的爱护之情。事实上，对于在外守边御敌的士卒来说，他们既时刻面临战争和死亡的成胁，又得不到朝廷的爱恤。然而，最让他们不能忍受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厮杀流血，而是对远方亲人的想念，范仲淹对此深有体察，并在词作中真实揭示他们沉重的家恋乡思和凄凉的离愁别恨，以此表达他对士卒们的关爱之情。如《渔家傲》一词，作者正是借边塞前线凄清景色的描写，真切地展现了边防将士们忧国怀乡的深情：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慧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因其为守边将士代言，抒写了他们对战争的感受，因而在充溢脂粉气的宋初词坛独树一帜，并首开豪放词一路。词人通过毫无留意的大雁、四面混杂的风声与战鼓声，以及长烟落日笼罩下的孤城，真实地展现出范仲淹与士卒们所亲历的恶劣环境，并由苍凉荒寒的边塞风光，铺陈出防将士们长期艰苦的守边生活以及忧国怀乡的深情。尤其是“浊酒…杯家万里”一句，深刻揭示出战士们强烈的思乡情怀，凑来、卜人不禁黯然伤神。北宋自开基至仁宗朝，虽然边患频仍，但中原地区并未受到战乱影响，人们还在窖受着盛世j之乐，日趋危殆的局势并没有深刻触及到文人的内心，反而还在高唱“太平也，且欢娱”(壤挺《喜迁莺》)。肖权嚣歌逐舞，在急弦繁管中消磨他们的岁月，哪里还顾得上边防将的苦。范仲淹同样过…代臣，他却能在剪红划翠之外另开一隅，以词体反映边塞战争生活，反映时事，这正是源于i司人有蕾较时问边地生活的体验，从而对守边士卒孤苦悲怨的内心感受有着更真切的理解，他的文人贺裳，准确地把握到了范仲淹这一点，其在《皱水轩阋鉴》中云：“范词如‘长烟落域’、‘羌管悠悠霜满地、‘将军白发征夫泪’，令‘绿树碧檐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者听之，知边庭之蕾如是，庶有所臀触。”在表面上，北宋社会歌舞承平，风雅文人大都沉浸在“舞低杨柳楼心。歌尽桃仡_扇底风”的浮靡生活中，又有几人去理会边外的凄苦生活。范仲淹之所以深知边庭之苫．原因就仡于他亲身经了战争的严酷，因而能以悲郁沉婉的笔触去真切描写边塞的荒寒和士卒的不幸．这是没有边寒经历的词人所不曾也无法表现的。
范仲淹的另一首经典之作《苏幕遮》，同《渔家傲》一样，都是他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时期的作品。作者借秋景来渲染戍边士卒们的思乡之情，以此表达对戍边将士们的爱怜与情。清人许昂霄在其《词综偶评》中，就以“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来评价此间，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善以劲健之笔抒写婉约情怀的创作特色，以此来加强悲凉沉郁的情感色彩。且看其词作《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作品看似写秋景，实则是写秋思。开首四句，借苍茫秋色抒发忧国之思。试想当秋寒萧飒之际，落叶枯黄，萎积满地，寒凉浸透河水之时，最难将息的恐怕就是久戍边关、不知归期的士卒们了。范仲淹正是用“碧云“与“黄叶”、“秋色”与“寒烟”、“斜阳”与“芳草”这些在色彩、生机上有所对比的景物，牵引出令守边士卒们忧思怅惘的“乡魂”与“旅思”，而那“酒入愁肠”后的“相思之泪”则将他们去国怀乡之情绵延无穷，尽显征人的“旅思”之情，渎来感人肺腑。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而他在另一首词《御街行》中，亦以“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的深婉笔调，表达了浓重凄切的相思别情，只是这里的别情已不再是单纯的儿女私情，而是寄寓着作者深沉的家国忧思。正如清代的黄寥园在《寥园词选》中谓其“因心之忧愁，不自聊赖，始动其乡魂旅思，而梦不安枕，酒皆化泪矣。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这一评价紧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格风范，揭示了《苏幕遮》一词以景寓愁的内涵。而作品所表达的愁绪已由“思家”转向了“忧国”，突破了词体专写个人离恨别愁的狭小境域，使词开始具有被诗化的倾向，这无疑是对“诗庄词媚”创作传统的有力冲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来概括社会政治的变迁对于文学的影响，范仲淹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灌注于原本应歌而作的词体中，这正是宋夏战争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尽管适应时代的需要，范仲淹开创了豪放词风，但在对外屈辱求和的既定国策下，其浩然之气中总是夹杂着难以排遣的感伤情绪，这使得他的豪放词风中少了些粗豪劲健的壮大境界，而多了几分忧愤黯然的感伤情调。如在《剔银灯》中．他的这种情调体现得尤为鲜明：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冷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联，老成虺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瘩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作品看似是借咏史表达作者对现实政治和人生的看法，则是“抚时感事”，以此表达自己对宋夏战争的态度。尽管范仲淹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防御西夏，但战争毕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伤害，对于这一点，他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一改以往文人对三国争雄的一贯看法，反而笑话曹操、孙权、刘备等困英雄，他们枉费一世心血，最终只落得个天下鼎足三分的结果。在他看来，与其弹精竭虑为了争夺政治权力而费尽心机，还不如像刘伶那样沉迷在醉乡里闲适自在。虽然他自已也无法回答“…品与千金”究竟该不该舍弃，但至少在经历了国家的内外困顿之后，范仲淹的心态已由亲历宋夏战争的积极昂扬，而转向失望、苦闷以致沮丧。与之前御战西夏时期所作《渔家做》的慷慨沉雄相比，这首《剔银灯》在低沉中投射着浓重的感伤之情，这分明已是整个时代的感伤情调，读来不觉使人心情沉重，从中也的确可以看出宋夏战争对士大夫文人心理上的深远影响．管范仲淹的词学作品为数不多，但其超越一己的感伤情怀中却透显着“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浩然正气与宽广胸襟。即使是表达别绪愁情，他的词作依然不侧艳，不轻浮，反而意境苍凉，骨力道劲，深刻体现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与人格精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坪价的那样：“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体达用，几所论者，一一一杼有本之，非虚饰。”此语准确地概括了范仲淹明达用、不虚饰的创作准则，进一步证明了宋夏战争对文学创作的强大怍用力。
范仲淹的诗范文2
[关键词]梅尧臣；诗歌创作；革新；创作生态
[中图分类号]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99-01
梅尧臣，字圣俞，安徽宣城(古名宛陵)人，世称宛陵先生。出身农家，屡试不第，后凭借叔父之门荫而步入仕途。仕途曲折，其生平经历对其诗歌创作及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梅尧臣与欧阳修交往密切，之前也同“西昆体”代表钱惟演有交往，有师从之说。梅尧臣步入诗坛之际，正是错彩镂金、靡丽浮华之分的西昆体衰弱之时。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给诗坛带来了清新平淡之气。他以自己的特色有力地给予“西昆体”以冲击。刘克庄尊其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评价其“宛陵出”然后“风雅之气脉复续”。
从梅尧臣生平经历与其诗歌创作实际进行研究，可以探求梅尧臣诗歌创作、诗风诗论的建树与革新。梅尧臣生于1002年，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到33岁即是景佑元年存诗一百二十余首。北宋初期，经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政权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给梅尧臣的成长提供了足够稳定的社会条件。梅尧臣早期的诗歌创作成为梅尧臣的文学基础，为以后诗风的转变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这个时候的梅尧臣诗歌创作虽给诗坛带来了清新之气，但是其革新性不强，更多地是对前代的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继承与发展，没有大幅度地跳出西昆体的窠臼。
仁宗景佑三年丙子(1036年)，因为当时权力的争斗，在十三天之内，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相继落职。之后蔡襄、苏舜钦亦被卷入该政治斗争漩涡之中。梅尧臣对范仲淹的抱负是熟悉的，他认为范仲淹的立场完全是为国家大局的。于是他把范仲淹比喻为啄木鸟，是为啄去大宋王朝的蠹虫。不幸却被树的主人所伤。《彼吟》这首诗中把“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臃肿质性虚，朽蝎招猛觜”比喻当时的腐败的北宋朝廷，范仲淹等人锐意改革，但是却遭到皇帝的误解，“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弹射出穷山，”因此小人更加喜悦“群鸟亦相喜，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这是一个怎样的颠倒黑白的世道啊!之后他作了直抒胸臆三首诗，《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寄饶州范待制》这一组诗中“宁作沉泥玉，无为媚渚兰”及“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均比较明显地看出梅尧臣屈骚精神的继承与使用。
同年，梅尧臣又做了著名的《灵乌赋》寄范仲淹。梅赋中用诗兴手法力劝范仲淹要少说话，少管闲事。诗中劝他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范仲淹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间”，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不要多事。从中可以看出梅尧臣对于朋友的万般叮咛，拳拳关切之情。
范仲淹立即也回写了一首同样题目的《灵乌赋》给梅尧臣，他在赋中斩钉截铁的写道，无论如何他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始终都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和他的另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为世人所千古传颂，范仲淹的这种精神也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欧赋表现出屈原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照应了屈原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的献身精神。
把这种引类譬喻由含蓄蕴藉升格为辛辣直白的怨刺的是同年这样一个作品《猛虎行》，它本为乐府《平调曲》名。《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六・猛虎行》郭茂倩题解：“古辞曰：‘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后人作此题者，或写客行，或写劝勉，或写功业未建的苦闷，或以猛虎喻贪暴苛政，题旨不尽相同。像这种讽刺力度的诗古今都是比较罕见的。这一首深刻的讽刺诗里我们看到的是满篇的“吃人”的逻辑。在猛虎的眼里，吃人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梅尧臣壮怀激烈地批判那些残害忠良的奸臣。
中国诗经强调温柔敦厚的传统，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等，可是梅尧臣的作品却已超过了《离骚》的辛酸苦辣。从此诗我们也可以品出宋朝诗人们的一个共性，就是忠君体国的忧患意识，梅尧臣的这首诗便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但他是以感愤的心态来写这首诗的。到了苏轼、黄庭坚出现之后，这种精神虽然没有变化，但苏黄的就很少用梅尧臣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了，而换成了一种比较明快，诙谐的形式。
综上，在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不难看出，梅尧臣在宋诗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其诗歌创作实际和诗论的革新都为出现与唐诗双峰并立的宋词的发展有着极大“导夫先路”之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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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诗范文3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幽幽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是北宋范仲淹所作。当时边疆多事。西夏成了西北边陲的一大威胁。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副使（边防军事副长官）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县），防御西夏骚扰中原。他用《渔家傲》词牌写了几首边塞词，欧阳修称道这组词压倒了当时所有反映边塞生活的作品，上面这首词就是其中的一首。
这首词的画面是以群山为背景、孤城为主体组成的。它的壮阔雄浑，在北宋只有苏轼的“大江东去”可以相比。画面必须含有思想，在诗的创作中诗人给自然以性格和情感，他可以从雁群的阵影中知道它们是满怀喜悦地寻故垒，还是毫无眷恋地飞向远方。他以“长烟落日”为配景，夕阳西下，荒野孤烟，在壮阔的景象描写中表现出一种淡淡的哀愁。
国画中有一种皴染法，就是把山石的轮廓勾勒出来以后再加以渲染。作者在这首词里就用了这种有点有染的手法来烘托、描绘塞下秋色。始句对塞下秋光作了高度概括，在“异”字的提摄下画面逐渐展开。从虚处着手，用雁“无留意”地飞向南方侧面衬托边塞的空旷和荒凉；然后再从正面渲染气氛，牧马悲鸣，晚风怒号，羌笛与胡笳的低回的旋律……这异域凄凉的“边声”终于被雄壮的号角淹没。感彩越来越浓，最后落笔在“孤城闭”。在对西夏问题上，宋仁宗一味妥协，驻军泾原的夏竦不肯出战，范仲淹全力支撑着西北局面。范仲淹身先士卒，善于用兵。西夏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敢来犯。但他毕竟势孤力单，“闭”字显示出紧张的战斗气氛。“孤城闭”的意境，比“一片孤城万仞山”显得更为深远。
古典诗人抒情经常不离酒和愁。由于思想、经历不同，愁的具体内容也就不同。范仲淹忧国忧民，以彻底打败西夏、安定西北边疆为己任。他用汉朝窦宪大败匈奴在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刻石记功的故事来披露自己的远大抱负，但严酷的现实已经说明这终将成为泡影。忧国而不能报国，忧民而不能保民，对国事的忧愁焦虑和壮志难伸的痛苦交织成范仲淹特有的乡愁。一杯初次滤过的“浊酒”浇万缕“乡愁”，只是使愁倍增罢了！
范仲淹的诗范文4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春末夏初，大地葱茏，姹紫嫣红。范仲淹打算再次出门游学，此次他决定游学关中一带。
有了前一次游学的经历。范仲淹深感游学不但能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而且还能拜访名师，结交朋友。特别是在长白山偶遇广宣大师、在章丘县城来福客栈结识王洙的经历让他获益良多，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他日要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从现在开始不仅要饱读圣贤书，还要广交良师益友，广结善缘，累积人脉资源。
范仲淹此次之所以选择游学关中，是因为关中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周、秦、汉、隋、唐均在关中建都，关中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古圣先贤辈出的风水宝地，是他日夜向往的地方。关中岐山是“而今天下一统周，礼乐文章八百秋”的周朝的兴起之地，当年穷困年老的姜子牙借钓鱼之机“垂钓”求贤若渴的周文王。文王外出狩猎前占卜一卦，卦辞说：“所得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乃是成就霸业的辅臣。”文王出猎时果然在渭水之滨遇到了姜子牙。姜子牙辅佐周文王建立千秋功业，被封为“太师”，成为西周的开国元勋，称为“太公望”，俗称太公。姜子牙灭因商有功，还成为齐国的缔造者，被儒、法、兵、纵横诸等诸家尊为“百家宗师”。
施行仁政和德政的西周备受后世圣人孔子的仰慕和推崇，然而周朝末年礼崩乐坏，诸侯征战，天下大乱。秦王赢政重用商鞅，崛起于关中，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筑长城以求帝国千秋万代，不料却英年早逝，秦朝传至二世便亡。
汉唐盛世，短命隋朝，古往今来，几度春秋。明君、昏君；忠臣、奸臣；英雄、懦夫：君子、小人……无数人在关中留下动人故事，书写千古传奇。
此番西去关中，他不仅要去寻访历代国都遗留下来的古迹，更要追根溯源，去探究这些朝代兴衰背后的秘密。倘若有朝一日他能入朝为官，辅佐帝王，他此时探寻的东西势必会助他一臂之力，让他能更好地为国效力，为君分忧，为民谋福。
征得母亲和继父的同意后，范仲淹打点行囊，带上衣物和盘缠，背上琴和剑，踏上了西去的游学之旅。
琴和剑是他外出随身携带之物，舞剑健身，抚琴养心，这两样东西对他而言缺一不可。无论是在家还是出门在外，他每日闻鸡起舞，先舞一通剑，然后再抚一会儿琴，最后再伴着晨曦读上一阵书，这种生活方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从未间断。
从小到大，他不仅饱读诗书，还要求自己要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因为辽兵进犯长山那件事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平民百姓死伤遍地，横尸街头，被辽兵烧毁残留下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每每想到那惨不忍睹的一幕，他的心里就难受。为此他在心里无数次地告诉自己：要做个文武双全的英雄，将来要有文能治国安邦，武能带兵打仗的能力。有朝一日，如果敌军胆敢再侵犯大宋，屠杀百姓，他定将痛击，决不手软！
琴棋书画四大艺术当中，他对琴情有独钟，特别喜欢抚琴。名师出高徒，因为崔遵度当年对他的悉心教导，他的琴艺虽然不及师父那般登峰造极，却也很有一番造诣，是琴中高手，特别是对琴曲《履霜操》情有独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弹奏境界，当年在秋口学宫的时候，每次弹奏《履霜操》都能博得同窗啧啧称赞，连先生都对他佩服不已。
范仲淹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步履轻盈，一路西来。他一路上寻古觅幽，访民问俗，寻佛问道，访师交友，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又愉悦了心情。
这天下午，到达关中的范仲淹出游郊，结识了当地名士王镐，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王镐煞有介事地说：“难怪昨天夜里梦见有人赞美我，原来是有贵人要出现。”
范仲淹笑道：“我算什么贵人。一介书生而已。”
王镐一本正经地说：“在我心目中，贵人未必是达官贵人，而是与我投缘之人、知己。”
范仲淹拱手道：“多谢王兄看得起我。我觉得跟王兄也很投缘。”
王镐说：“我已同两个朋友约定明天去登终南山，在山中住上几天再回来，既然朱兄来了，干脆就一起去。”
范仲淹迟疑着说：“我也去……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大家都是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好友。”王镐说，“我有个朋友是道士，他的师父在终南山结庐修行，我们正好可以去感受一下道家的清修，我顺便去向他师父讨教一下养生之道。”
范仲淹点头道：“那好吧。我只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添什么麻烦？”王镐爽快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太客气就见外了。”
范仲淹说：“多谢王兄抬爱。”
次日，范仲淹见到了王镐的两个朋友：道士周德宝、易经大师屈元应。王镐指着范仲淹介绍道：“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朱说朱兄，从淄州来关中游学的大才子，饱读诗书，琴艺高超。”指着周德宝和屈元应介绍道，“这是周德宝周道长，这是屈元应屈兄，周道长不仅是道家大师，还是篆刻大师；屈兄对《易经》很有研究，是个易经大师……对了，他们两人都精于琴艺，你们三人可以切磋琴艺。”
周德宝给范仲淹作揖道：“贫道很高兴认识朱公子。”
屈元应也拱手道：“别听王兄瞎吹，我哪算什么大师？不过是略懂《易经》的皮毛而已。”
王镐在屈元应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你就别谦虚了吧。”
范仲淹还是头一回去终南山，不禁有些心花怒放，有些期待，有些向往。
终南山又称“中南山”“太乙山”，山峰高耸入云，雄伟壮丽，最高峰高达数千丈。山中树木葱茏，风雨莫测，气象万千，高处背阳地夏季亦有积雪。山上还有数个天然湖泊，湖水清澈，水平如镜，深不可测。
终南山上不仅道观、佛寺众多，住山高僧也很多。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等著名高僧都曾在终南山上修行佛法，弘法利生。圆寂后长眠于此的僧人更是数不胜数，无数的高僧灵塔给终南山增添了几分神圣庄严，使得本来就名声在外的终南山更令人神往。
除此之外，很多隐士及佛道居士也隐居终南山，在山中结庐修行，自己开荒种地，自给自足，过着清心寡欲的清修生活，成为终南山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一行人抵达终南山后，周德宝带大家去拜访了他的师父张道长。张道长修行的地方是两间茅舍，虽然简陋不堪，但是整洁干净，人一进去就能隐约地感受到某种神秘的力量。
张道长虽然已是九十八岁高龄，却鹤发童颜，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常年在终南山上潜心修炼，全心悟道，不仅修为深厚，还精通医术和养生之道，并以道法和医术普利众生，常常为慕名而来的各方民众把脉问诊，开方看病。
一行人在张道长的茅舍内用草蒲团席地而坐，与张道长从道家的养生之道谈起，谈到道医，谈到道家的修行。有什么疑问就请教张道长，张道长有问必答，一一为大家解疑答惑。
最后大家聊到了《易经》，王镐问范仲淹对《易经》有什么见解，范仲淹谦虚地说：“在张大师面前，晚辈岂敢班门弄斧。”
张道长说：“只是随便探讨而已，但说无妨。”
“那我就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范仲淹想起当年在兴国观司马道长对他的教诲，思索着说，“我认为整部《易经》的精髓就集中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几句话上。我觉得这几句话是研究《易经》的要领和精髓，以这几句话为核心去一门深入研习易经，然后去行善积德，增长智慧，才会从中获益。否则《易经》就会沦为一本风水相术之书。”
张道长笑问：“你认为学习《易经》应该学什么？”
“学道，悟道，而不是学术。”范仲淹说，“《易经》为何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我认为和道家、佛家的经典一样，《易经》应该是一本指导世人修行的经典，一本修行书。”
“了不起！了不起！”张道长捋着胡须，连说了两个了不起。
范仲淹拱手道：“晚辈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让大师见笑了。如有说得不对之处，还望大师批评指正。”
“你的见解很有见地。你年纪轻轻，却对《易经》有这么独到的见解，很了不起！”张道长看着范仲淹，露出无比欣赏的眼神，“孔子为何在《易经》的文言和象传中写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几句话？因为天地间的大道就是善恶有报，因果轮回。所以我们要行善积德，厚德才能载物……贫道跟很多人谈过《易经》，很多人还号称自己是易经大师，但他们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谈论的都是《易经》中的术而已，这真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呀！只有领悟了孔子这几句话的含义和用意，《易经》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大师这番话真是让晚辈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屈元应向张道长拱手道，“晚辈平日里就是被人称为易经大师那类人，自以为对《易经》略有几分研究。今天听大师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只是懂个皮毛而已。真是惭愧得很呀！”屈元应转头对王镐说，“王兄你以后不可再称我什么易经大师了，我决定从今天开始重新研习《易经》。”对张道长再次拱手道，“大师若不嫌弃晚辈愚钝，晚辈今天就拜大师为师，虚心接受大师教诲。”说完竟兀自跪地磕起头来。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张道长扶起屈元应，捋了捋发白的胡须道，“既然你跟贫道有缘，那贫道就随缘吧。”
“弟子感恩师父慈悲，请再受弟子一拜。”屈元应说完便再次跪地叩拜张道长。
王镐笑着说：“屈兄这次来终南山收获可大了。”
周德宝说：“往后咱们就是同门师兄。弟了。”
屈元应向周德宝拱手道：“日后还望师兄多多指教。”
范仲淹本来也想拜张道长为师学道，但想想自己毕竟路途遥远，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重返终南山，便只好作罢。何况此前他在兴国观读书的时候，司马道长也跟他讲解过不少道家的经典，要想继续学习道家经典，他可以在家自学，无需再另行拜师。
辞别张道长后，一行人在终南山中游玩了三天便下山了。王镐邀请几位好友去他家聚会，范仲淹有些迟疑不决，觉得再去打扰似乎不妥，在王镐的盛情邀请下才答应一起去。
王镐的宅子虽然不大，却布置得很精致，极有格调。宅子青砖红瓦，雕梁画栋，富丽堂皇，院子里还铺有一条刻着花鸟虫鱼的青石板路，院落的中央有一水池，池里装点着假山、小桥流水等景致，还种有睡莲。此时正是睡莲长叶的季节，叶片浮在水面上，有如一个个碧绿的圆盘，又像是一块块无瑕的翡翠。
王镐站在宅院中央说：“我早已吩咐家人收拾干净了，可惜宅子不大，就委屈各位了。”
周德宝说：“你这么大的宅子还嫌小啊？比起我师父的茅庐来，你这儿简直就是皇宫了。”
“上终南山看了张道长的茅庐，确实觉得我这宅子搞得过于华丽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为何自己德行浅薄？看来还是修为不够啊！”王镐自我解嘲地笑笑，指着池中的睡莲说，“我为何喜欢莲花？就是时时提醒自己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也算是一种修行吧……对了，等到睡莲开放的季节，恭请各位再光临寒舍，咱们一起饮酒抚琴、赏花吟诗如何？”
屈元应扫了一眼范仲淹说：“我们当然没问题，只怕朱兄路途遥远，不一定能来吧？”
范仲淹笑道：“那我就遥祝你们开怀畅饮，玩得尽兴。”
“好！”王镐爽朗地笑道，“咱们今夜就要玩得尽兴！一醉方休！”
周德宝说：“可以开怀畅饮，未必要一醉方休。”
屈元应笑问：“既然都开怀畅饮了，又如何能做到不醉？”
“这就要自己懂得把握了，”周德宝一本正经地说，“我也饮酒，却从未醉过。每次喝到微醺就不喝了，好酒贪杯可不是好事呀。”
王镐笑着说：“喝醉未必不好啊，你看杜甫笔下的李白多豪气：‘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为何嗜酒如命？那是因为怀才不遇，借酒浇愁。”范仲淹说，“其实李白的政治抱负远大于文学追求，只是没机会施展罢了。他原本是去长安入朝为官的，却不受重用，唐玄宗看中的并不是他的政治才能，而是想让他当御用诗人而已，他当然也就只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了。”
“朱兄这番关于李白的见解很有新意呀，”王镐说，“我们原本以为李白饮酒作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呢，没想到他是借酒浇愁，自暴自弃呀。”
“这就是文人的可悲之处，”屈元应感慨地说，“自古文人既想人朝为官，又自命清高，恃才傲物，不屑与贪官奸臣为伍，始终无法融入官场环境。因此他们虽然才华横溢，却总是郁郁不得志，甚至受尽排挤，屡遭贬谪。古往今来的文人都是如此。”屈元应看着范仲淹问，“朱公子你学问做得好，你来说说文人应该怎么做官？”
“我觉得做文和做官应该区别开来，”范仲淹字斟句酌地说，“不要把文人的清高、孤傲甚至酸腐气带人官场，不要与官场格格不入，不要过于理想化。无论升迁还是贬谪，任高官还是做小吏，都应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要太在意个人得失。”
屈元应笑道：“那不是让文人委曲求全，削足适履，甚至同流合污吗？”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范仲淹扫了屈元应一眼，“同流就一定要合污吗？刚才王兄不是说时时提醒自己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吗？倘若我朱说有朝一日能够入朝为官，我就要让自己达到这个境界。”
“难怪我师父说朱公子了不起，”周德宝一本正经地说，“贫道敢断言，朱公子将来肯定能做个与众不同的大官、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范仲淹微微笑了笑，“在没有考取功名之前，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我这番言论也只是一家之言，随便说说而已，各位姑妄听之，不必当真。”
当天夜里，吃完饭的几个朋友坐在院子里一边饮茶乘凉，一边海阔天空地谈天论地，好不惬意。
夜已深沉，万籁俱寂，月明星稀，忽然一阵阵悠扬的笛声从宅子的西南方向飘然而至。晚风轻拂，月光如水，笛声悠扬，倒也为院子里的朋友聚会增添了几分雅兴。
王镐告诉大家：“哦，这是一位落魄书生在吹笛子，近年来夜夜如此，自得其乐。他就住在附近，听说已经吹了四十年了……听说诗词做得还不错，是个才子。”
屈元应说：“这是真正的君子之乐呀。”
“未必是君子之乐，从笛声中分明能听出书生的苦闷来。”范仲淹认真听了一阵又接着说，“你们仔细听听，这笛声看似洒脱，却有忧伤。他在用笛声回首往事，倾诉哀伤。”
周德宝叹气道：“唉！又是一个文人怀才不遇、时运不济的悲剧！”
“他也努力过了，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王镐摇头苦笑道，“命该如此，又能有什么办法？”
“读书难道就只有科第这一条路吗？无缘科第，无缘仕途，还可以开馆授业，教书育人嘛！”范仲淹掷地有声地说，“熟读圣贤书而不关心天下事。不问百姓疾苦，却以一根笛子孤芳自赏、自怨自艾四十年，何乐之有？孔孟门徒，圣贤弟子，只有心存君国，胸怀天下，才是大乐！”
“好！好一个‘心存君国，胸怀天下，才是大乐！’”周德宝对范仲淹竖起大拇指赞道，“贫道祝愿朱公子能够早日金榜题名，入朝为官，实现梦想。他日你若为官一方，定能造福一方百姓！”
“我不敢说一定能够金榜题名，入朝为官。但我既然读圣贤书，就要以圣贤为榜样。”范仲淹停顿了一下才接着说，“倘若有朝一日我朱说入朝为官，高居庙堂，我一定要为国效力，替君分忧，造福百姓；如果我无缘科第，无缘仕途，我也断然不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就开馆授业，向世人传授孔孟之道，用圣贤教育移风易俗，报效国家。”
王镐由衷地说：“难怪张道长如此称赞朱兄，今夜听了朱兄这番话，王某更是佩服不已！朱兄不愧是青年才俊！”
“是啊是啊，”周德宝点头不止，“朱公子不仅才思敏捷，说话更是高屋建瓴。”
王镐举起茶杯说：“来！我们以茶代酒，一起敬朱兄一杯。能结交到朱兄这样的朋友，真是我们的荣幸！”
几位朋友纷纷与范仲淹举杯相碰，说了很多恭维的话。范仲淹将杯中茶一饮而尽，向大家拱手不止。
不知不觉已是子夜，大家却睡意全无，只叹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相聚的时候总是太短，分手的日子总是太长，明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首。
范仲淹两次出门游学的经历，不但让他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结交了众多良师益友，进一步领悟到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而且还目睹了百姓的疾苦，感受到了因为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继而增强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发奋苦读的决心。
当时正值陕西旱魃为虐，天干物燥，焦金流石，天空数月不见一滴雨，如火的骄阳炙烤着大地，整个关中大地似乎像要起火一样炎热不堪。关中各地河流干涸，麦田龟裂，庄稼绝收，灾情非常严重。灾民们成群结队地出门乞讨，到处都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百姓，随处可见饿死、病死的灾民。
范仲淹一路上亲眼目睹了天灾给关中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目睹哀鸿遍野，满眼凄凉，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想到前些日子自己竟然还同新结识的朋友出去游山玩水，在王镐府上饮酒作乐，一股强烈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已，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他只恨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不是朝廷命官，无权无势，无法解救灾民于水火之中。
范仲淹省吃俭用，将身上仅有的盘缠沿途接济灾民。一日正午，他问几个在路边乞讨的灾民：“你们为何不去寻求官府救济？”
“官府？”一个灾民抬头望着范仲淹，许久才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官府猛于虎！”
范仲淹一怔，问：“何出此言？”
旁边一个灾民抢过话头说：“关中大旱，官府却视而不见，见死不救！百姓颗粒无收，官府的苛捐杂税却丝毫未减！”
“百姓饿死街头，官府却照收粮税，这是什么世道！”
“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官府老爷们却整日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这样的官府不是猛虎又是什么？！”
“这是要逼穷人揭竿起义吗？！”
一时间，灾民们个个目光如炬地望着范仲淹，义愤填膺。
灾民们对官府的控诉和鄙视使范仲淹深切地感受到了当地官员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愤慨中，范仲淹跑去当地县衙门，想向官府反映灾情，不料却连衙门都进不了，被门口的衙役给挡了道。他说：“我要找你们县官大人。”
衙役冷冰冰地说：“你若要告官，只管击鼓鸣冤便是。县太爷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
范仲淹不卑不亢地说：“我不是要告官，我是要向县官大人反映灾情。关中大旱，庄稼绝收，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我来告诉县官大人去体察民情，赈灾救民。”
“你是什么人？”衙役对范仲淹怒目相向道，“我家大人自有分寸，轮得到你一介草民在此指手画脚吗？”
范仲淹见无法跟衙役说通，情急之下干脆抓起登闻鼓旁的鼓槌对着大鼓就是一阵猛击，“咚咚咚……”霎时间鼓声震天，趁衙役发愣之际，他丢下鼓槌就朝衙门里奔去。
闻鼓升堂的县令见范仲淹竟然不下跪，厉声喝道：“来者何人？还不跪下？！”
范仲淹目光犀利，站在公堂上振振有词：“我乃孔孟门徒，上拜圣贤和君王，下跪父母和清官，唯独不跪庸官昏官！”
“大胆刁民！你竟敢骂本官是昏官？！”县令操起惊堂木用力一拍，“来人呀！给我打！”
“且慢！”范仲淹不慌不忙、毫不畏惧地说，“关中大旱，遍地灾民，哀鸿遍野，官府却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苛捐杂税丝毫未减免。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听之任之，毫无怜悯之心，不是昏官又是什么？！”
“大胆刁民！你算什么东西？区区一介草民竟敢在本官面前撒野，大闹公堂！来人呀！给我打五十大板再轰他出去！”恼羞成怒的县令从签筒里抽出一根签猛掷于地。站在公堂两侧的四个衙役冲上前来，不由分说地将范仲淹按倒在地就是一阵猛打。细皮的范仲淹哪受过这般折磨？五十大板下来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被衙役拖出门外的范仲淹眼冒金星，疼痛难忍，感觉全身的骨头都被打散架了，他扶着墙根摇晃着想爬起来，却没有一丝力气。他感觉自己的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马上就要死了。
恍惚中，他看见―个白衣女子向他走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范仲淹终于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爹！爹！这位公子醒了！”坐在范仲淹床前的一个妙龄少女朝门口叫道。
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房间，看到醒来的范仲淹，他如释重负地说：“公子你终于醒了。”
妙龄少女高兴地对中年男子说：“爹，他终于醒了！”
“我这是在哪儿？”范仲淹挣扎着要坐起来。
“你先躺着别动，”妙龄少女的父亲过去扶范仲淹重新躺下，“你放心，这是鄙人的寒舍。”
妙龄少女心直口快地说：“还是我救你回来的呢！要不你早就没命了！”
“你昏迷了两天两夜，”妙龄少女的父亲说，“小女前天出门路过县衙门口，发现你躺在地上血肉模糊，昏迷不醒，小女便叫人把你送了回来，请来郎中把脉问诊，给你喂了两天的药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不是遭强盗打劫了？”
“不是，”范仲淹摇头道，“是比强盗还歹毒的人……”
“那是……”妙龄少女的父亲疑惑地看着范仲淹。
范仲淹愤愤地说：“是你们县衙里的昏官！”
“是县官老爷？”妙龄少女的父亲惊讶地问，“县太爷为何要打你？”
“他嫌我多管闲事。”范仲淹便把自己游学关中，一路上亲眼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景，遂跑到县衙质问县官，遭到暴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哇！哥哥你胆子好大、好勇敢呀！”妙龄少女惊讶地张大着嘴，一脸崇拜地看着范仲淹。
妙龄少女的父亲说：“连那样的昏官你也敢去骂，公子确实是胆量过人。你同情灾民、为民伸冤的这份正义确实值得敬佩，不过……”他欲言又止。
范仲淹追问：“不过什么？”
妙龄少女插话道：“你跑去被狗官一阵痛打，太不值得！”
“鄙人觉得公子的行为还是有些鲁莽，”妙龄少女的父亲坦诚地说，“你独闯县衙，质问县官，虽勇气可嘉，却于事无补，甚至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
“我当时确实也太冲动了些，但我确实很气愤。”范仲淹也意识到自己当时做事确实太过于冲动，不计后果。
妙龄少女的父亲说：“你无职无权，手无寸铁，不过是一介书生而已。那些狗官绝不会因为你的三言两语就良心发现，跑去体恤灾民，反而认为你多管闲事，对你陡增厌恶，所以才对你痛下狠手，甚至想置你于死地。”
“哥哥你要发奋读书，将来高中状元！”妙龄少女快言快语道，“等你将来当了大官再杀了那帮狗官！”
“小女说得对，”妙龄少女的父亲微笑着说，“你与其去找昏官论理，不如勤学苦读，早日金榜题名，人朝为官。等到你官袍加身，声名显赫之时，再去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也不迟啊！”
父女俩的一席话让范仲淹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他原以为自己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地跑去教训那个昏庸的县官之后，会让那个县官良心发现，继而会让官府对当地灾民有个足够的重视，没想到却遭到一顿暴打，差点被昏官打死在县衙里。想想自己当时确实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事太鲁莽了。要不是被眼前的父女俩搭救，还不知道后果会怎样呢。
想到这里，范仲淹觉得自己羞愧不已，同时对父女俩充满了感激。他伸出手朝父女俩拱手作揖道：“万分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妙龄少女的父亲说，“鄙人姓关名英。”
“观音？”范仲淹以为恩人竟跟观世音菩萨同名。
关英说：“关门的关，英雄的英。”
“我叫关依兰，依旧的依，兰花的兰。”不等范仲淹问起，关依兰自报家门。
范仲淹对关依兰拱手致谢：“多谢依兰的救命之恩。”
关依兰抿嘴笑笑，俏皮地问道：“你打算怎么谢？”
“这……”范仲淹突然被问住了，他确实还没想过该怎么答谢救命恩人。
“不得无礼！”关英对女儿喝道。
“人家跟他开个玩笑嘛！哼！”关依兰说完就嘟着嘴跑出了房间。
“我这个女儿呀，都被我从小惯坏了。”关英望着女儿的背影摇头苦笑。
“没什么呀，我感觉她倒是有几分可爱。”范仲淹确实觉得关依兰不但长得青春俏丽，而且活泼可爱，像是一个青梅竹马的邻家小妹。
经过关氏父女的悉心照料，在关府住了一段日子的范仲淹身上的伤情痊愈了。他打算结束此次的游学之旅，尽早返回长山去。
这天早上，范仲淹对关英说：“感谢恩公的搭救和照顾，我的伤痛都好了……我打算吃过早饭就告辞了。”
“你要走了？！”关依兰惊讶地看着范仲淹。
“嗯。要回去了。”范仲淹微笑着对关依兰说，“感谢依兰对我的悉心照料，这阵日子你辛苦了。”
“还没说怎么感谢我呢！就想开溜！哼！”关依兰说完便跑出门外，一副生气的样子。
范仲淹被关依兰的表情搞得一头雾水，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她提出要他感谢的事他确实也认真考虑过了，但苦于身上已没什么钱，打算临走时把随身携带的玉佩送给她。
关英说：“小女就是这个脾气……她是在逗你玩呢！”
“我确实应该好好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范仲淹从怀中掏出玉佩说，“只是我出门游学多时，囊中已羞涩，只能将这块祖传的玉佩赠予依兰，也算是做个纪念吧。”
关英摆摆手：“她是开玩笑的。你不必当真。”
“我是真心的，”范仲淹诚恳地说，“一点小心意，不成敬意。请替她收下吧！”
“感谢的事儿就别提了吧，再说报答就见外了。”关英思索着说，“有件事我倒是想同你商量一下。”
范仲淹说：“恩公有话请直说便是。”
关英开门见山地说：“我膝下无子，只有兰儿一个女儿，年方二八。如果公子不嫌弃，我想把她许配给你，你意下如何？”
“使不得，使不得。”范仲淹连忙摆手道，“晚辈一介穷书生，不敢耽误了令爱的美好前程啊。”
“你一表人才，满腹经纶，为人正直，正是我择婿的最佳人选呀！”关英推心置腹地说，“我关英虽然不算富甲一方，名下却也有良田百亩。同小女成亲后，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只管安心读书便是。”
没错，就是眼前这个名叫朱说的书生，不仅让妙龄少女关依兰茶饭不思，夜长梦多，也让关英很是中意。关依兰竟然不顾少女的羞涩和矜持，主动跟父亲说起她喜欢这个她从县衙门口“捡回来”的公子的事儿，这也正合了关英的意。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关英就关依兰这一个宝贝女儿，当然要留在家里招女婿。近年来，不少当地男子托媒人上门来毛遂自荐，无奈他跟女儿一个都看不上。正愁何处觅佳婿之际，没想到女儿竟然从县衙门口“捡”回了一个既仪表堂堂，又人品正直的书生，这岂不是老天对他关英的眷顾吗？他本来还想留范仲淹多住一阵子，好让女儿跟他日久生情的，没想到范仲淹一大早就说要告辞返乡，于是他干脆就把话摊开来说，以免错过了机会。
说实话，像范仲淹这个年纪的男子，说对关依兰这样的妙龄少女完全不动心那是假的。如果他没有进士及第、人朝为官的大志向，只想做个平凡男人的话，入赘关府这样的人家，做个富家女婿倒也未尝不可。只是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实现为国效力的远大抱负，在梦想未实现之前，他又怎敢轻言个人婚事？怎敢被儿女情长缠住了梦想远行的步伐？何况长山与关中之间相距千里之遥，他又怎能背井离乡、远离父母而入赘关中？
想到这里，范仲淹开诚布公地说：“多谢恩公一番好意……只是我年纪还轻，还没有成家的打算。我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奋读书，为日后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做好准备。再说，成亲乃终身大事，应当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还没问过我父母，不敢妄自做决定。因此，还请恩公能理解。”
范仲淹既然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说得如此明白，关英还能说什么？总不能以救命为名逼婚吧？他虽然觉得有些遗憾，却也只能接受现实，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既然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那好吧，既然你决定即日返乡，那我就不挽留了。”
既然范仲淹不同意这门亲事，关英也不想让范仲淹继续再待下去，以免增添女儿的伤心。
早饭过后，范仲淹辞别关氏父女，踏上了漫漫归途。关依兰留着眼泪将他送出城外，送了一程又一程……
回到长山，范仲淹把自己游学途中一路上的见闻禀报给母亲和继父。母亲和继父都夸他出去这一趟又长了不少见识。他在说到目睹关中的天灾人祸、民间疾苦他心里非常痛苦，救苦难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心情与日俱增时，继父语重心长地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帮助别人是需要能力的。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怎么救人？你要想给别人一杯水，你自己就必须要有一桶水。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拯救苍生，造福百姓，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奋努力、金榜题名！”
“你父亲说得没错，”母亲也鼓励他，“你当前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努力学习，精进修行，发大愿，立大志，将来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成为朝廷命官。只有这样，你才有能力解救苦难众生。”
范仲淹的诗范文5
范仲淹刻苦学习，废寝忘食地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之所以好好读书，是因为他正在为志向而奋斗。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我的远大目标就是当一名科学家，为人类造富，为国家取得荣誉。虽然我才上五年级，但是我正在想我的目标而奋斗。
我觉得，全人类都应该向范仲淹学习。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煮一锅米粥等粥凝冻之后划成四块并把咸菜切成碎抹一起使用。范仲淹每天差不多凌晨即起攻读诗书直到半夜才和衣而眠。
范仲淹的诗范文6
夏竦，江州德安人氏，其父夏承皓与契丹力战而死。朝廷恤难录夏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在朝廷为官四十余年。因其喜交结，任用数术，多被指为奸邪。本文分三章来具体分析夏竦，以及他与宋仁宗朝的政治关系。首先，对夏竦的家世进行研究。其次重点分析了他与庆历新政之间的关系。最后，对夏竦本人进行客观评价。通过研究，力图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夏竦。
关键词：奸邪；政治；庆历新政；仕途；评价
一、 夏竦的家世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兴国初，上平晋策，补右侍禁，隶大名府。契丹内寇，承皓由间道发兵，夜与契丹遇，力战死之，赠崇仪使，录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1]（p9571）夏竦由此走向仕途。夏竦本人政治欲望强烈，不甘心始终充当无名小官，因此交结权贵，任用材术，之后利用张怀德为内助，得到宰相王钦若的赏识，取得知制诰一职。之后屡次升迁，历任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仁宗召入为宰相，不果，改为枢密使，封英国公。皇v三年卒，赐谥文正，改谥文庄。纵观夏竦一生，仕途沉浮四十余年。因其才术过人，世以为奸邪。时下士人所持观点“盖谓夏公之正，天与之，而人不与。”[2]然其在政期间，多有政声。《长编》记载“至盗贼不敢发”“其为郡有治绩”。[3]（p4018 P4109）
二、夏竦与庆历新政
（一）新政出台
北宋建国以来，三冗问题积弊严重，到仁宗年间，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北宋士大夫们审时度势，针对国家面临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政见。
起初，范仲淹吕夷简不和。“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1]（P10269）范仲淹不悦，表达自己的政见，怎样用人是公正的，怎样用人是自私的。朝廷用人不能全出自宰相。“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1]（P10269）当时蔡襄为范仲淹鸣不平，作《四贤一不肖诗》。此阶段吕党获得暂时性的胜利，把持朝政。之后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帝始与夷简谋，以张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夷简亦罢为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1]（p10208）吕夷简罢相，夏竦也在仁宗亲政之际，遭到贬谪，多在外任。之后在西夏的战事上，仁宗后悔没有听夏竦的建议，导致失败。所以仁宗决定召回夏竦担任枢密使一职，但遭到谏官的强烈反对。《宋史》记载“谏官御史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遣敕使临督，始陈十事，且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会夏竦已至国门，言者论不已，请不令入见。章累上，即日诏竦归镇，竦亦自请还节。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书。”[1]（P9575）夏竦因此失掉了枢密使一职。时范仲淹在西夏立下赫赫战功，《宋史》记载“仲淹为将，号令明白，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乱其境。元昊请和，召拜枢密副使。王举正懦然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
事。”[1]（P10272）经过一系列的党争，最后范仲淹得以回归朝廷，吕夷简罢相，夏竦外任，范仲淹等人得以施展政治抱负，针对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为改革时弊，在仁宗的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拉开了帷幕。
（二）新政的内容及走向失败
庆历年间，范仲淹被仁宗重新起任，成为众望所归。朝廷上下为之欢庆。举国上下希望其大展宏图，整顿吏治，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1]（P10275）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等人，根据当时时局，提出十项举措，被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内容：一曰明黜徙。二曰抑侥。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庆历新政主要围绕整顿吏治展开。新政起初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开始在全国推行新政。但是，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阻力甚大。首先，新政本身存在问题，有其不合理之处。其次，新政遭到了守旧派官僚的反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守旧派官僚的代表夏竦。夏竦起初因为丢失枢密使一职，心生怨恨，“既至亳州，上书万言自辩。”“又明年，召入为宰相。制下而谏官，御史脱浴大臣和则政事修，竦前在关中，与执中论议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枢密使，封英国公。’”[1]（P9576）仁宗想起用夏竦，但却屡次遭到群臣反对，夏竦因此心生怨念。除此之外，朝廷任用范仲淹，弃夏竦之际，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作庆历圣德诗，公开歌颂范仲淹等人，主要贬责对象则是夏竦。《宋史》记载“作庆历圣德诗曰，‘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变。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入，无有邪孽。……’”[1]（P12834P12835）石介作此诗，公然讥讽夏竦，连孙投妓凳介因此诗必然招致祸患。果不其然，夏竦对石介怀恨在心，侍机报复。在庆历新政推行之际，制造了陷害富弼一案。《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3]（P3637）此事导致支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富弼、范仲淹出离朝廷，请求支边。然北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成，亦非短时间内能被扭转全局。支持新政的中心人物相继离开朝廷。宋仁宗本人也对新政失去了信心。至此，一场旨在改革北宋朝吏治的新政措施宣告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其主要原因。正是在内外因相互作用下，新政在实施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走向了失败，退出了历史舞台。内因为新政有些举措不合时宜。改革有不恰当之处，就连支持新政的核心人物，富弼都对新政尽黜官吏的做法不予赞成。《宋史》记载“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
悦。”[1]（P10275）因此新政难以推行下去。外因为守旧派官僚势力强大。因为新政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招致不满。因此对新政多加阻挠。代表性事假便是夏竦陷害石介、富弼。此事是庆历新政走向失败的导火索。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被逐出朝廷，新政措施也就被取消。
三、 夏竦评价
《宋史》将王钦若、丁谓、夏竦列为一传，指为奸邪。评价夏竦为“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1]（P9578）论其阴谋猜阻，代表事件是陷害石介、富弼一事。因此事导致石介、富弼外任。事已至此，仍不罢休。待石介死后，几乎要承受开棺之辱。后由众人作证，担保石介确实已死，才作罢。论其排斥相踵是因为夏竦本人，为人处世少有容人之量。在朝为官，排斥异己。同时《宋史》还提到夏竦“然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累钜万，自奉尤侈，畜声妓甚众。”[1]（P9577）论其性贪，是因为夏竦作为士大夫阶层，却经商，在当时这是一种不被提倡的行为。因此其他人对其颇有微词。论其畜声妓，行为固然不好，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社会现象。畜声妓者不乏其人。夏竦因其在西北主持边务期间，仍畜声妓于帐中，几乎导致兵变。在国家危难时刻，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着实为后人所诟病。纵观史料，对夏竦的评价，多偏向其不好的一面。论其奸邪，阴谋猜阻。
笔者认为，评价事物要用矛盾的观点，一分为二来看待。既要看到其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坏的一面。将此观点运用到评价夏竦这一人物之中，便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他。一味将他归为奸邪，难免有失偏颇。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危害远小于那些卖国求荣的大奸臣。他只是为人处世，缺乏浩然正气，好猜阻，施展材术。纵观他为政期间，也是多有政声的。“其为郡有治绩，喜作条教。于闾里立保伍之法，至盗贼不敢发……治军尤严，敢诛杀”[1]（P9577）由此可见，其为政在职期间，也是有所治绩的。他还出台了一些造福黎民百姓的措施。笔者通过对史料的阅读，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力图客观全面的分析评价夏竦。
结语：夏竦一生，仕途沉浮四十余年。由小小的三班差使一职，走上仕途。期间，有起有落。与范仲淹等人政见不同，运用权术，陷害石介、富弼，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导致了仁宗年间庆历新政的失败。因此史料对其评价不高，多有指责。然经过历史的发展，对其评价也在不断的变化。变得更加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更加全面、客观。除了关注其某些事导致奸邪的一面，也更关注其知人善任，治郡有方的一面，力图更加全面的去评价夏竦。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页93[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