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诗范文1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鸠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政,批评时局。
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欧阳修的诗范文2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梅主簿》(天圣九年)：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再和圣俞见答》(皇格二年)：嗟哉我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其(圣俞)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嘉格六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
《六一诗话》(熙宁四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他对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顺物玩情为之诗”(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梅诗深得古歌诗使“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因此，说他“英华雅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能力。“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前，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后因门荫补太庙斋郎，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其心境相对平和。加之，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高雅闲淡”，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写实性特征，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所以，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然。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力，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年间诗歌看，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其诗歌皆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日：“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意境清幽淡远。又如“晓涨林烟重，春归野水平”(《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水鸟静相依，芦洲蔼将晚”(《和希深晚泛伊川》)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梅尧臣早期诗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诗，通过不断地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诗歌在风格上显得雄浑壮丽，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则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写景状物生动逼真，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中称：“自始及末，谓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见，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但是在平淡之余也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
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皇韦占二年的《再和圣俞见答》两首诗中。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的事实，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古淡”或“古硬”的。当然，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心境，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带有lfI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欧阳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孝占元年到庆历年间，梅尧臣身居下僚。科举的下第，家庭的变故，官场的失意，加之此期宋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政发生的各种政治斗争等因素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期间，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吴称帝，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先后写了《襄城对雪》、《闻尹师鲁赴泾州幕》、《故原战》等关心国事的诗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汝坟贫女》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语言清新朴实。当然，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姿水态，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的宁静淡远，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注重炼字炼意，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此，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登许昌城望西湖》)；“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夜火煮石泉，朝烟遍岩窟”(《采白术》)；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峭，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是其“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嘉祜六年的《梅圣俞墓志铭序》和晚年的《六一诗话》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该文中，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所以“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这与前面“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后来，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以“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怪巧”的风格有所微词，但对其诗“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可谓准确、深刻、全面，符合梅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的。其“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直到嘉韦占前后梅尧臣人京为官，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的特点。当然，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益老以劲”。
欧阳修的诗范文3
第一件,是欧阳修与其“外甥女”的是是非非。
这个“外甥女”,其实也不是他的亲外甥女。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张龟正有个女儿,是前妻所生。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带着小女孩投奔哥哥,在哥哥家中寄住过一段时间。
这个小女孩长大后,嫁给欧阳修的堂侄,和堂侄家的仆人私通,暴露后,案件在开封府审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张氏突然说自己未嫁时曾和欧阳修有私情。王《默记》说:“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语多丑异。”也就是说当时张氏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上说了欧阳修的一些坏话,很难听。
其实张氏这样做,对她减轻罪行也并无帮助。但不管如何,在当时,这件事无异于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欧阳修被传讯到开封府,开封府审理数月,也没有头绪,因为原告的诉讼不明确,被告的辩词也无法验证,只好将欧阳修放了,但这事被欧阳修的政敌钱勰知道后,他举出欧阳修诗词中的句子,顺藤摸瓜,对号入座,弄得欧阳修极为狼狈。
欧阳修《望江南》有曰: “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确实给了那些不怀好意者以极大的暧昧想象空间,欧阳修虽然一再上书,说妹妹带着张氏投奔到他时,仅仅十岁(一说七岁)。但钱勰正好拿他的诗句嘲笑他,十岁,不正是学“簸钱”的时候吗(簸钱,古时掷钱的游戏)?
这事越闹越大,欧阳修的老对头吕夷简趁机打压欧阳修,将他贬至滁州,当了“醉翁”。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起绯闻案件,也就没有《醉翁亭记》的千古流传了。
第二件,是欧阳修与其媳有染的所谓“故事”。
无论古今,打击敌人的一个最阴险的手段,就是玷污他的私生活。民间传说中,王安石、苏轼,都曾对美丽的儿媳表示好感。把儿媳比作琵琶,自己想在上面“弹一曲”,儿媳也风流大胆开放,作诗回应:假如公公弹一曲,肥水不流外人田。好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正在翁媳作诗传情的时候,儿子回来了,公公只好将写在墙上或者桌上的诗仓促抹掉。
这样荷尔蒙战胜道德的故事,既能放在王安石身上,又能套在苏轼身上,可见根本没有什么可信度。
当时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受到弹劾,薛宗孺本来希望欧阳修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为他开脱,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及时处理。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春燕有染。由于薛宗孺与欧阳修的亲戚关系,外人当然认为他的话可信度高,以为是“家丑”曝光,这种谣言的传播速度当然是最快的。当时有位御史蒋之奇,本来,欧阳修对他有推荐之恩,但此人为了变法党争中的个人利益,逮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事上大做文章,上书弹劾欧阳修有违人伦、道德败坏。那时候有个很“文雅”的说法,叫“帷簿不修”。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并不亚于前一场绯闻案,但当时不满二十岁的神宗皇帝很有主见,他是相信欧阳修的,亲自过问此事,主持公道,将诬告欧阳修的蒋之奇贬为监道州酒税。
这两件“绯闻案”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一再请求辞职,但未被允许。这之后,不过几年时间,欧阳修就去世了。
回过头来看,对于公众人物来说,艳情绯闻的确有一定杀伤力,但为何能一下子将欧阳修击垮呢?这与他平时的风流不羁有关。欧阳修平时喜欢与玩乐,他曾发明一种传花喝酒的游戏,就是让一位拿一枝花,传给酒宴上的客人,每传到一位客人手中,这位客人就摘掉花上的一片叶子,谁摘光了这枝花的最后一片叶子,就罚谁喝酒。客人们玩得很高兴,往往夜半尽兴才归。
而宋朝邢居实的《拊掌录》则记载了欧阳修喝酒时另一件佚事。说有一次欧阳修与人行酒令的时候,规定每人各作两句诗,说自己想做的事,必须达到犯罪判刑的程度。也就是众人喝高了之后,放纵一下心中做坏事的欲望,假如让你犯罪,你会犯什么罪?
有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有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他却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这文诌诌的酒令让酒客们大惑不解,问他的这两句诗与犯罪行为哪点沾边,他笑着解释说:“酒喝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欧阳修的诗范文4
晏殊早慧，7岁能文，曾被钦差大臣张知白目为“神童”。他14岁时，与全国千余考生一起参加了殿试， “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成了少年进士和年龄最小的领导干部。
他的词家喻户晓，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等等，都是让人捧为圭臬的经典名句，到处传唱。
仕途上，他顺风顺水：历任太常寺丞、太子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来还被宋仁宗任命为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出任宰相，而且文武一肩挑。在士大夫和才子们眼里，晏殊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欧阳修幸运，人生第一站就遇到了晏殊。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24岁的欧阳修参加了礼部举行的考试，晏殊是主考官，出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面对这过于僻涩的命题，众考生不是偏题就是走题，唯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而且文采飞扬。于是，晏殊慧眼识才俊，把欧阳修确定为“省元”，即第一名。从此，欧阳修对晏殊以门生自称，执弟子礼。
欧阳修中进士后，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推官。做官之余，他与钱惟演、尹洙、梅尧臣等文坛圣手们诗酒唱酬，佳作迭出，一时文名大振。当时，晏殊的词、梅尧臣的诗和欧阳修的文章，堪称文坛三杰。
晏殊、欧阳修之间的缘分不可谓不深。作为有知遇之情的师生，作为一朝为官的同僚，作为共领时代的文坛世擘，他俩应该是惺惺相惜而又相互提携的，甚至可能产生许多文坛佳话，让人津津乐道的。然而，这段师生情开始早，结束也早——虽然欧阳修对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却不喜欢欧阳修，甚至一度到了厌恶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据《东轩笔录》载，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西夏犯边，战事吃紧。当时，晏殊是枢密使，为军机大臣。欧阳修担心老师日理万机，过于辛苦，便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与诗人陆经结伴去看望老师，希望带给老师一丝安慰。谁知晏殊轻松得很，家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毫无军情紧迫之象，见他们来了，还在花园摆酒置茶，开怀畅饮起来。欧阳修深感意外，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中有：“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诗中饱含学生对老师的善意规劝，意思是国难当头，作为军机大臣的晏殊，肩负重任，不应该花天酒地，闲如散官。
晏殊读后，差点儿没背过气去，愤然对人说：“昔韩愈亦能作言语，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作闹。”当年韩愈擅长文章，赴裴度的聚会，也最多只说“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而他欧阳修在同样情境下，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且不开这种过火的玩笑，何况面对的是老师？果然，欧阳修善意的诗句，使晏殊背上了只顾享乐，不顾天下安危和社稷苍生的恶名，成了他人生的污点。晏殊明确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邵氏闻见录》也十分肯定地说：“晏公不喜欧阳公”。
对于晏殊的愤怒，欧阳修十分不解，颇感委屈和纠结。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在颍州（治今安徽阜阳）知州任上给晏殊写了一封信，说：“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信中虽有感激，但更多的是抱怨，抱怨老师对自己的冷遇，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索问之意。然而，晏殊阅后，却当着宾客的面，敷衍几句话，要文书代书作答。宾客说欧阳修也是当今才子，文章名贯天下，如此回答，恐太草率。晏殊冷冷地说，对于一个科考门生，这几句话已经够看得起他了。可见，晏殊的确不喜欢欧阳修。
然而，晏殊不喜欢欧阳修，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首规劝诗吗？这对于一个具有领头雁风范的文坛宿将和当了多年宰相的人来说，未免小气。从晏殊扶持后辈不遗余力的作风来看，也不至于如此浅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晏殊对欧阳修由喜到厌呢？
从性格上看，晏殊闲静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变，《宋史·晏殊列传》说：“殊性刚简，奉养清俭”，说明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任相十余年，始终延续着吕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尚宽简，不苛细，清净无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欧阳修却耿介而切直，执拗而刚烈，好论时弊，好争长短，且以风节自持。正如《宋史·欧阳修列传》说：“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无论对象是谁，有批评就说，有意见就提，毫不忌讳。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贬，高若讷作为司谏不仅不谏阻，反而推波助澜；欧阳修便写信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晏殊任相期间，提拔欧阳修出任谏官。面对又一次有恩于自己的老师，欧阳修论事依然言辞激烈，常常让晏殊下不了台。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要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较难的。
从政见上说，尤其是在对 “庆历新政”的态度上，两人分歧严重。庆历年间，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夏国不断侵略边境，战火不断。在这两个游牧民族的入侵过程中，宋朝始终处于劣势，经常吃败仗。战争失败除了带来版图缩小、贡输增加、生灵涂炭的后果之外，也带来对制度的拷问和反思，从而催生了北宋王朝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庆历新政”。其核心内容是改革吏制、壮大财力和增强武备，由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富弼主导。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也紧随其后，摇旗呐喊。
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欧阳修也连连向宋仁宗上书，弹劾十余名反对改革的官员，爱憎分明，措辞激烈，朝野震惊。对于改革，作为宰相的晏殊虽然没有高调反对，但却是态度最为暧昧的高官之一。人家改革如火如荼，他却仍然品酒填词，舒舒服服地当他的“太平宰相”。从“庆历新政”的开始到失败，几乎看不到晏殊明确表态的历史记载。而欧阳修追随改革的态度和异常激进的言论，自然会导致了他的反感。于是，晏殊干脆外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眼不见为净，但却遭到谏官们的反对。他们上《乞留欧阳修札子》，说：“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强烈要求让欧阳修留任。晏殊不为所动。谏官们也不干休，马上联名弹奏晏殊，致使晏殊罢相。他的罢相，起因是为了欧阳修，遂使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欧阳修的诗范文5
康定元年（1040年），西部边事起，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欧阳修结束四年贬谪夷陵的生活，回到京师迁升为集贤校理。庆历二年（1042年），韩琦、范仲淹同充陕西四路沿边都总管，经略招讨安抚使，驻兵于泾州。韩琦奏请增加劲悍善战的士兵以抗贼，从各方面做好了应敌准备。元昊知不可犯，遂称臣。宋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时任太子中允、集贤校理的欧阳修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马上向韩琦发贺信表示慰问与祝贺：“然而千里之外，威誉之声日至京师，如在耳目。可以见作镇方面，慑动羌戎。抚循之间，优有余俗。此修不胜西首企望，拳拳之诚私自为慰者也……幸今剪除叛羌，开拓西域，纪功耀德，兹也为时。”并殷切祝愿韩琦“凯歌东来，函首献庙”，到那时欧阳修将“执笔吮墨，作为诗颂。以述大贤之功业，以扬圣宋之威灵”。同时，欧阳修还向韩琦解释了书信稀绝的原因：“至于修己以问起居，则当大君子忧国之时，有非宜辄干视听，是以书牍之礼旷绝逾年。”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欧阳修由通判滑州召还，转太常丞知谏院。四月，韩琦以宋夏议和，被召还朝，与范仲淹一起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欧阳修呈进《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子》，称赞朝廷擢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万口欢呼，“皆谓陛下得人矣”；认为韩琦“秉性忠鲠，遇事不避，若在枢府，必能举职，不须更藉仲淹”；建议仁宗“且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于中枢”，这样更加有利于发挥韩范二人的才能。后来，仁宗采纳了欧阳修的建议，拜范仲淹为副相。九月，仁宗开天章阁，召韩琦、范仲淹、富弼条奏天下事务，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庆历新政的实施既触动了一批权贵官僚的利益，又招致一帮政敌的嫉恨，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贾昌朝、章得象等以“朋党”为名，攻击韩、范、富、杜等庆历大臣。至庆历五年，韩、范、富、杜诸公以党论皆被罢去，庆历新政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欧阳修因按察河北及参与编修《三朝典故》等受到仁宗嘉奖，一时并没有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主要目标。但欧阳修目睹这些，没有明哲保身，保持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很快呈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他们辩护。欧阳修列举了韩、范不贪名位的事实，认为指他们为朋党，是不尊重事实，说他们专权，是谗害忠良。欧阳修并向仁宗指出小人此举的严重后果：“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方今西北二敌，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而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 欧阳修这一上书无疑引起了保守派的嫉恨，遂以欧阳修与甥女张氏一案相牵连而加以诬陷。欧阳修于庆历五年八月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降知制诰，知滁州。
韩琦于庆历五年罢知扬州，欧阳修贬知滁州。自此直到欧阳修去世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韩、欧二人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在《欧阳修全集》中保留下来的《与韩忠献王稚圭》的书简竟多达45首，在韩琦《安阳集》中亦保留与欧阳修往来的诗文3首。在这些书信中，二人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生动地反映了两位知己之间慰问频仍、情同手足的生死之交。
欧阳修贬知滁州不久，曾亲自到扬州看望韩琦。韩琦亦多有书信问候欧阳修，并特意派人给他送去10种芍药花。欧阳修在信中向韩琦讲述滁州的情况“地僻事简，饮食之物奉亲颇便”；倾吐内心的政治苦闷“终日尸禄，未知论报之方”，“惟尸禄端居未能报国,此为愧耳”，劝慰韩琦为国自重。有时欧阳修也向韩琦讲述自己在滁州的自得其乐：“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又理其傍为校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
韩琦自庆历五年罢知扬州，在地方官任上经历了12个春秋。先后由扬州调知郓州、真定府、定州、并州、相州，直至嘉元年(1056年)还朝充枢密使。而此时，欧阳修亦辗转于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同州等地。两位老友一直无缘相见，只能借纸笔畅谈相思之情，了解对方的情况。其间，韩琦曾多次派人给欧阳修送信、送物。欧阳修在给韩琦的信中，或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或讲述当地的收成治安，或述说自己的目疾之苦，或言及老母卧病，或感伤老友亡逝……内容无所不包。庆历八年闰正月，欧阳修徙知扬州，而韩琦却已在知定州任上了。二人一南一北，相隔千里，相见无期。因此，欧阳修在给韩琦的回信中抱怨“南北辽远，音信难频”。
皇四年(1052年)，欧阳修老母病重，忙于营求医药，适逢京东盗贼纵横，朝廷督责甚急，韩琦去信安慰他。欧阳修在回信中又勉励韩琦为国自重，还朝为期不远。三月，欧阳修以母病故，归颍州丁忧，远在定州的韩琦闻讯后马上致书慰恤。欧阳修“最逆哀苦，无所告诉”，特向韩琦诉说失亲之痛：“昨大祸仓猝，不知所归，遽来归颍，苟延残喘……其诸孤苦，不能具道。”
嘉元年，韩琦结束外任生活，充枢密使还朝，在仕途上开始真正步入大有作为时期。时在京师的欧阳修热切地盼望韩琦的归来，他在信中对韩琦说：“此缙绅之君子，闾巷之愚民，所以闻命之日，欣欢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来朝日缓也……（修）徒与众人同其喜慰。”
嘉六年，韩琦加昭文馆大学士，为政府首相，与欧阳修的关系更加密切。欧阳修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每诸公聚议，事有未可，欧公未尝不力争，而韩琦亦欣然忘怀，与欧公相知益深，诸事颇从之。
仁宗在位40余年，至晚年仍无子嗣，时群臣皆以建储为言，而仁宗依违不决。韩琦与欧阳修等议定大计，力劝仁宗择宗室之子立为皇子，以安天下。仁宗在韩、欧等人的积极劝说下，于嘉七年八月，立皇侄、濮安懿王之子宗实为皇子，赐名曙。嘉八年四月，赵曙即位，是为英宗。但英宗有病，不能处理国事，只好由皇太后垂帘听政。由于英宗对宦官少恩，宦官甚怨，便在英宗与太后之间拨弄是非，使二人日渐有隙。韩琦对此深为忧虑，欧阳修亦深感不安。欧阳修协助韩琦竭力弥合英宗与皇太后母子关系，最终使宋朝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
治平年间，韩、欧书信往来频繁。治平元年，欧阳修在信中向韩琦流露出欲先去位的打算，韩琦对其急流勇退深表理解。治平二年，欧阳修患上了消渴疾，昏晕无力，衰弱不堪，韩琦对他的身体甚为关心，经常去信问候。欧阳修强忍病痛为韩琦写下了《相州昼锦堂记》，实事求是地评价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为社稷之臣矣！”这一评价后来成为宋人对韩琦公认的评价。韩琦早在嘉三年已出任宰相，并进封魏国公，可谓富贵之至。但欧阳修在这篇记中却说他不以富贵为荣耀，而志在为民建功立业。这不仅超出了韩琦的本意，而且从更高的思想境界给韩琦以勉励，警醒韩琦永远谦虚谨慎，保持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
治平四年冬，韩琦终于获准罢相，转司徒两镇节度使判相州。欧阳修闻讯马上修书韩琦向他表示祝贺：“昔尝衣锦，今而盛服于九章，极古今儒者之至荣，保进退君子之全德。”熙宁二年（1069年），韩琦判大名府，欧阳修知蔡州，虽相隔遥远，韩琦仍通过书信向欧阳修表示自己的问候。欧阳修在回信中十分感念韩琦的挂念，赞扬他的丰功伟业，钦佩他退而不忘为国分忧的高尚情操，羡慕他功名两全。
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致仕。韩琦有《寄致政欧阳少师》以示问候，盛赞欧阳修的文名独一无二。其诗曰：“独步文章世孰先，直声孤节亦无前。欲知退足高千古，请视经犹疾五年。在我光阴长更乐，扶天功业去如捐。西湖风月谁为伴，笑许当时处去贤。”欧阳修复诗曰：“报国勤劳已蔑闻，终身劳遇最天论。老为南亩一夫去，犹是东宫二品臣。侍从藉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旧君恩旧，二者难兼始两人。”赞扬韩琦虽“德业久大，三朝顾遇”，而功高不居。
欧阳修致仕后，韩琦非常想念他，虽常有书信往来，但因未能相见,韩琦不禁“心慕神驰”。其间,两人多有诗文唱和。欧阳修在《居士集》卷十四《酬答安阳韩侍中五咏》中,有其和韩琦的五首诗。欧阳修还有《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其一云：
悠悠身世比浮云，白首归来颍水。曾看元臣调鼎鼐，却寻田叟问耕耘。 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百分。放浪岂无方处士？尚思亲友念离群。
韩琦在答诗中十分敬仰欧阳修辞官退隐的高风亮节，认为两人“忠义心诚终老合”，羡慕欧阳修“左右琴书酒满瓢”的闲适生活，表达了自己虽然尚受官事之累，但早晚也如鸿雁而飞,加入归隐者之列的愿望。
欧阳修的诗范文6
关键词：初中语文；文言文；入门；引导
在进行初中语文教学的时候，文言文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小学生刚刚升入初中的时候，往往不适应初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进行文言文学习的时候也觉得比较的困难，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必须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重视对学生的引导，将自己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引导学生更好的进行文言文学习。
一、初中文言文从小学古诗开始
刚刚升入初中的学生，很少接触到文言文，但是在小学时期，学生便已经学过一些古诗，老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的时候，有必要将古诗利用起来，将其作用发挥出来。老师在上文言文课之前，可以引导学生复习小学时候学习的一些古诗，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文言文教学[1]。在进行古诗文言字词教学的时候，老师应该将现代文字词以及文言文字词之间的差异和相同讲给学生听。比如说在家书抵万金中，书指的便是信，而信指的是送信的人。通过古诗的复习，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文言字词的用法，这能够给学生的文言文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能够帮助学生完成从小学古诗到初中文言文学习的过渡。
二、创新的导入，激发兴趣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古诗词以及文言文的运用比较少，在报刊书籍中，运用的也非常有限，所以，想要学生更好的进行初中文言文的学习，便必须将其学习兴趣很好的激发出来，这样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积极性才会提高。在学习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初一学生刚刚接触到文言文的时候，老师便必须重视其文言文兴趣的激发。在教学的时候，老师可以将小故事利用进去[2]。比如说，在学习《醉翁亭记》时，可以从一个故事开始导入。在宋朝时期有个富家子弟，自以为学富五车，想去和欧阳修比试，有一天，这个富家子弟带了基本唐诗便去找欧阳修了，在路上看到大树便开始赋诗，但是刚说了前两句便没有了下文，正好欧阳修路过，便帮这个富家子弟续上了后两句。这个富家子弟觉得自己失了面子，看到一群鹅又开始赋诗，但是说了前两句又没词了，欧阳修便又帮他续上后两句。这个富家子弟觉得欧阳修比较有才，便邀请欧阳修和他一起去和欧阳修比试。上了船，这个富家子弟又开始卖弄文采，吟诗“诗人同登州，去访欧阳修。”欧阳修听到之后哈哈大笑，随口说道“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羞。”欧阳修一语双关，嘲讽了这个富家子弟。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导入，学生往往会印象比较深刻，在学习欧阳修作品的时候也会更加的用心。其次，老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的时候可以将多种媒体手段利用进去，比如说在学习《口技》这篇文言文时，利用多媒体，配上一些口技表演者的表演，进行导入，这样能够很好的进行氛围的营造，学生进入情境也会比较快。比如说在教学《木兰诗》的时候，老师可以播放动画片进行导入，这样学生很直观的感受到木兰这一美丽，孝顺，勤劳，智慧的英雄形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印象也会更加深刻[3]。所以，在进行初中文言文教学的时候，老师有必要根据教学的需要创设一定情境，创新的导入，对于提高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有较好的效果！
三、朗读和背诵缺一不可
文言文的朗读以及背诵都是非常重要的，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都是精挑细选的，代表性非常强，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诵读。范读，自读，小组读，齐读等方式反复读，初读，细读，精读，情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文言文蕴含的意境，理解作品表达的情感，与此同时，还能够让学生和作者在情感方面产生共鸣，语言感受能力也会有明显提升[4]。此外，让学生进行文言文的背诵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知识的积累，对学生文化素养提高有一定的帮助。
四、教给方法，体会成功感
叶圣陶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传统的教学是老师讲学生听，满堂的讲解，学生觉得枯燥无味，根本就无法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言文的成功感，因而效果也极差。在新的教学理念下，要求要体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合作的探究能力。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体会学习的成功感，激发热爱祖国古代优秀的文化，有必要交给他们一些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借助课文下面的注释和工具书，再适当的增，删，调，留，换等，并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和今天的语言习惯，逐步达到疏通文意。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结合注释和工具书，直译；第二步，适当的调换增减，符合今天的语言习惯；第三步，适当的保留，比如：人名，地名，年号，官职，国号等。有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以后没有老师，也能自己学习文言文了！体会到了一种成功感，何愁学生不喜欢文言文！
结语
老师在进行初中文言文教学的时候，必须真正的了解学生的文言文掌握情况，并做好引导方面的工作，将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让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入门文言文，更好的进行文言文学习，让学生更好的领悟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掌握文言文相关的知识。
参考文献：
[1]李慧霞.初中语文教师应如何引领学生学习文言文探析[J].课外语文，2013，10（02）：35.
[2]陈吉.读文？品言？悟美――初中语文教学中文言文教学的策略研究[J].学周刊，2012，14（07）：106-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