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公尝得一古画范文1
,拣拔英才,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天下文风为之大变。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初,出知数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请致仕。主编《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一生不以书家名世,常自谦“非知书者”,其实他亦工书,深谙学书之法。他无意作书家,认为某些人“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但他认为“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余事,亦有助于金石之传”,由名家所写的题跋更是能使金石不朽,“仆之文陋矣,顾不能以自传,其或幸而得所托,则未必不传也。由是言之,为仆不朽之托者,在君谟一挥毫之顷尔”。欧阳修虽然不以书家名世,但他对宋代书学的发展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编撰《集古录》开启了金石学研究的先河
《集古录》是欧阳修的一伟大贡献,作为目前所存金石碑帖着录类书籍中最早的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开创之功。
《集古录》是欧阳修“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因“汉之金石之文存于今者盖寡,惜其将遂磨灭”,比十八年之功力和心血而着称的。其目的是“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其中集录三代以来古器物铭及各朝石刻之文多至千篇,并为之考订年月,辨伪纠谬。其间,他虽经多次受贬,饱尝艰辛,但收集、着述之志未尝稍减,他总是把集古当作一种喜好,“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常小有所获便欣喜异常。为求得那些断纸残碑,他抛弃了俗务的干扰,常常“水陆奔走,颠危困踣”,足迹遍于僻陋之地、郊田野冢,真可谓是苦心孤诣,达到忘我之境。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史料的不足及个人闻见的局限,《集古录》在考订年月、论证铭文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疏漏、错误和缺陷,且“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但这些同其价值相比,只能说是白玉微瑕,不足以言其夺目的光辉。《集古录》反映出在金石学和史学方面的深厚功力。除为后世书学、史学和其他国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补正史不足,考订旧籍的讹谬外,其引证的翔实,立论的精辟,对于后来的史学、考据学、文献整理学乃至文字训诂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金石录》中说过: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伪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
现代学者金文明对《集古录》价值的评价较为甚当:根据前人的记载,我国古代对于金石遗文的研究,在三国魏时已发其端——-但还没有人专以此学名家的。到了北宋初年——亦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着作,如刘敞的《先秦古器图》、吕大临的《考古图》、李公麟的《古器图》、王黻的《宣和博古图》以及欧阳修的《集古录》等,使金石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上诸书,前四者所载只限于钟鼎彝器,而《集古录》则金文石刻兼收并蓄,“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责,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集古录序》),凡所收录达千卷之多,跋尾亦在四百篇以上。它的问世,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金石考古之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赵明诚的《金石录》,正是在继承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耕耘,发扬光大,成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的。成书于北宋中叶的《先秦古器图》、《考古图》和《集古录》等着作,在金石研究上是有着开创之功的。
上面赵明诚和金文明那些言语,我们可以看到,从欧阳修的人开始,金石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而有了专以金石研究名家的人,其中欧阳修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他的《集古录》收录范围、研究领域比同时的同类着作要广的多,开创了宋代碑版和书帖考证之学的先河。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可能就没有赵明诚夫妇的集大成之作《金石录》。
二、掀起论书高潮——促进了宋代书学的中兴
在欧阳 修之前的宋人文集中,论及书法的内容寥若晨星,欧阳修出现后,我们读到了较多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述。尽管它们大多随感而发,尚未具有书论的学术品位,但这种初始时期的铺垫,正如大野拂晓的雄鸡一唱,迎来的是一个生机勃发的黎明。 作为一个敏感的文艺家,欧阳修对当时自学久而不振、几于中绝、&l
dquo;无复继者”的现状,常常“叹息”、“每以为恨”。可见他时时想着如何改变宋初书坛这种尴尬的局面,而且身体力行的去倡导书法、发扬书法。其中重要的一面就是“喜论古今书”,作了大量的题跋、杂记,如《集古录跋尾》,另有《欧阳公试笔》一卷共三十条,是后世“杂集欧阳修随笔手稿成者”。倘翻阅一本《唐宋家散文集﹒欧阳修散文全集》,便可发现,其书论涉及辞赋、杂说、书帖、序跋及杂记等多种体制,其中序跋和杂记尤多。其内容涉及书学研究的各个层面:既有援据宏博的碑帖考证,也有委婉含蓄的创作论、风格论;既涉及书作的材质,如笔墨纸砚等,又旁及其他的艺术门类;时而对书家人物进行定位品评,时而对书作文辞作精要的评析;或论及史实,或论及当时学界的状况。其书论与其文章、诗词一样,亦可谓洋洋大观。其中的观点在继承前人对书法认识的基础上,更多的糅进了自己进行书法实践的理解和体会。故其书论虽为吉光片羽,却内蕴无穷,旨趣深邃,极具鲜明的个性。最重要的是:他以论书的方式使宋初书法的衰落走向中兴,掀起了宋代论书的高潮。
三、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及对宋代大多书家的影响
欧阳修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及其在文艺上的领袖地位,影响了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文人们,正是因为直接或间接的受了欧阳修的教诲或启发,才有意识的进行书学研究和创作实践,从而取得辉煌的成就的。如集大成的宋四家及一大批相当有功力的书家,他们的书学造诣不同,但他们的书法观及书学渊源都或多或少的有着欧阳修的影子。
(一)开启宋代“尚意”书风
历来书论界有一个非常着名的观点:“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什么是“意”?“意”就是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那末“尚意”也就特别注重作者的主观情感的作用,也就格外追求创作心态的自由。关于宋朝的“尚意”书风,梅松有一段评论:“在儒风光盛的宋朝,开始有意识的把文人的思想、情趣带进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出现‘文人画’和‘尚意’的书风。‘文人画’、‘尚意’书法的思想启蒙于欧阳修,而实光大于苏轼,但追溯其渊源,实受启发于杨凝式。”考辨源头,宋朝的“尚意”书风,实源于五代的杨凝式,如其《韭花帖》是夏日昼寝乍醒答谢友人馈赠韭花的一通手札,信手写来,萧散淡远,可谓其书风的代表作。然这种艺术思想的发扬光大,又实得力于欧阳修的启蒙。事实确实如此,欧阳修的书论中,有大量的论述暗合“尚意”书风的思想。
欧阳修主张书法创作要重情感体验,重气质神韵,重才情禀赋,重自我表现,而不必斤斤于点画之工拙,不为实用,不为俗媚,这正是尚意书风的思想内核。从他的书法作品上也相应的体现着“尚意”思想,看他的作品《集古录跋尾》,虽为楷书,但每一笔画都率意自然,不像柳体那样生硬、规矩,也没有颜体的丰腴、厚重,所谓天真自然、不计工拙。可见欧阳修对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继往开来的贡献,苏轼等人只不过继承了他的这种艺术思想的精髓,在实践和理论上加以完善和发扬。
(二)书艺与道德修养并重
欧阳修认为,不是自古贤哲一定就工书法,但却只有贤人的书迹才能留存久远,更注重比书法远为重要道德修养问题。从其大量的题跋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往往将书作和书家的人品紧密联系。如:“吾家率更兰台世有清德,其笔法精妙,乃其余事。岂止世人模楷,虽海外夷狄,皆知不贵。而后裔所宜勉旃,庶几不损其美也。”“余谓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岂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
欧阳修对唐五代的欧阳询、颜真卿等人的人品特别称赞,因及其书迹,认为他们的书法之所以受人喜爱,其人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论影响了其同时乃至后世的书家,尤其成为苏黄等人评判前代书家的主要标准。如苏轼在中国书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论书及人”的批评观点,把人品与书品并提,他评欧字时,用的就是这一尺度,可以看作是对欧阳修的最好回报。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书法上欧阳修虽然没有像其诗文那样开宗立派,但是他对宋代书学的筚路蓝缕职工却是不可埋没的。这其实也是历史对他的选择:他身处宋初这个历经多年战乱、刚刚得到统一的特殊朝代。这个时代,艺术归于沉寂(书界尤其如此),特别需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能站出来打破这个局面。而欧阳修正适合这种需要,一方面因其文坛领袖的地位,一方面他有着高尚的道德、开阔的胸襟和广博的学识,他的言论一言九鼎,最能够将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文人学者们团结到自己身边。自然,承前启后、开创一代书学空前繁荣局面的重任,就历史性的落到了他身上。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唐书:卷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2]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3]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范文2
关键词：米芾；学古
1 米芾时代背景及生平简介
中国书法自晋唐达到巅峰之后，陷入了衰败的景象之中。其中，唯有杨凝式一人堪称大家，其余的书家或有小成，然而皆不足以为一代宗师。宋代是继唐代之后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但书法几乎是对五代书风的延续，将近百年，书坛未曾出现重要书家。文坛领袖欧阳修为此感叹地说：“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①宋人感叹笔法中绝，事实上是指书法中自二王变法而奠定的基础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在唐末五代惨烈的动乱中则严重的流失。直至北宋中期，书法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前代刻铭碑拓编撰《集古录》，对北宋书法的兴起无疑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欧阳修之后，在复古与革新浪潮的推动下，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蔡京、米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唐代极度“尚法”的书风下，又开创了一条“尚意”书风的新道路。然而，苏轼、米芾一直以来都是以革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的革新思想还有着深厚的崇古倾向。尤其是米芾，从学习唐人到魏晋书法的历程中，使得他在古今书坛均占有一席之地。
2 入古
2.1 师承
米芾深受古人的影响，因为在古人学习书法的过程中，都是从前人著名书法作品中开始，如二王、欧、颜、柳、褚等，他们的学书经历给米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米芾把集众家所长作为自己长期学习书法道路上不断创新的重要支柱。
元丰五年，米芾专程前来黄州拜访苏轼，此次交谈给米芾的书法艺术生涯带来了很大启发。据宋人温革说：“米元章元丰……入魏晋平淡。”②由此米芾开始习晋人书法，而且倍加刻苦，并形成独特书风。
在此，笔者将米芾学书经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期（32岁之前），主要处于学古阶段，即集众家之长；第二个阶段是后期（32岁之后），开始学习晋人书法。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米芾的前期学古师承：
米芾关于自己学习书法的经历，曾多次叙述：
“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后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版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1]
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米芾在形成自我书风前，唐代的颜、柳、欧、褚、沈、段、罗，以及宋代的周越、苏舜卿、蔡襄，都是米芾取法的对象。米芾对唐人书法的学习，尤其是颜、欧、褚、段、沈，五大书家对其前期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面我们通过对唐代颜、欧、褚、沈、段五位书家的作品分析，来研究米芾汲取唐人书法精髓的足迹。
2.2 作品分析
（1）颜真卿。从米芾的《苕溪帖》中，清楚的流露出米芾对颜真卿行书学习的印记，如此帖中“m”字的“门”部就集于颜真卿的行书《祭侄文稿》，此帖多中锋用笔，笔画浑厚，很明显取法于颜真卿的用笔。米芾集颜真卿书法之长是得其宽博正大的体势，对其后期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2）欧阳询。米芾比较欣赏欧阳询的行书，对其传世书作如《梦奠帖》《张翰帖》《度尚帖》等都曾学习过，得其中宫紧收、结体险绝、字形修长、骨力遒劲的体势。尽管《盛制帖》和《乱道帖》这两幅书作都是行、草相杂，一些局部草字连绵恣肆，从容自如，从中可以窥见米芾早年的书法风貌与欧阳询有很深的渊源，但与众不同的是米芾的结字与章法皆能不主故常。例如，《乱道帖》的后两行，字势的摇摆，直、曲线的完美组合，墨色的对比，堪称相当出色了。再如，《三吴帖》这件作品，有些字已经形成了米芾自己独特风格的写法，并且在他以后的书作中发展的更加出色，如“狻弊帧“_”字、“住弊值取O旅嫖颐峭ü二人作品中个别字形的对比，来分析米芾早年对欧阳询书法的学习：如欧阳询《卜商帖》中“月”、《张翰帖》中“有”、《梦奠帖》中“y”；米芾《三吴帖》中“月”、《法华台诗》中“有”、《砂步诗》中“y”。
以上所举例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中宫紧收、外形险峻。有的例举虽不是同一个字，如“难”字和“翻”字，但是它们的结构都较修长，用笔自然，点画布局紧严，中宫紧蹙，骨力劲健。可见米芾对欧书的学习也进行了形神兼备的刻苦临摹。
（3）沈传师和段季展。沈传师善楷书、行书，尤以大字榜书最精，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段》中将其正、行书列入“妙品”，现在仅存的书作《柳州罗池庙碑》，结字宽博，用笔灵动多变，章法自然；段季展的《重修禹庙碑》气势恢宏，朱长文赞赏段季展书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元代袁桷曾云：“米襄阳学段季展，得其刷掠奋迅，……沈传师为云仍，米良有所本矣。”[2]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米芾自称“擅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③以及“臣书刷字”，[3]这些都是可以找到出处的。由此可以看出，沈、传二人都对米芾书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褚遂良。米芾曾说：“慕褚而学最久”。褚遂良在用笔上婀娜多姿，结体上生动灵活，这在他的一些作品中都能找到其类似的书风影子。例如，吴江舟中诗帖》，此书作书于元丰五年，作品中无论是点画还是结字，均与褚遂良的《枯树赋》比较相近。，从《自叙帖》中我们可以得知，米芾学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欧书中“印版排算”的习气，所以在此书作中，格外重视上下左右的空间布白，而且结体摇曳多姿，参差错落。
（5）米芾对“二王”书法的学习。米芾对“二王”书法倍加喜爱，他所收藏的魏晋时期“二王”作品最多，为了得到“二王”的作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使用任何手段。下面我们从米芾的书作中来寻找他对王羲之学习的痕迹：《跋》是米芾三十岁左右在长沙任官时期的作品，正处于“壮岁未能立家”的学古阶段。《跋》内容甚短，只有十余字小行书，但我们可以察觉其中的“年”“L”“沙”“^”字等，无疑都出自王羲之的《兰亭序》，“月”字、“佟弊执有明显的欧阳询险绝的风格。这些自然是米芾“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学古作书态度的真实反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米芾的笔法和结字都已流露出过人之才。尽管有些笔力不够成熟老辣，但他的用笔天分极好，提按、收放、映带都十分自然。
注释：①《六一题跋》卷六《唐安公美政颂》
②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元丰七年甲子条》引
③《宣和书谱》卷十二《行书六・米芾》
参考文献：
[1] 唐书同.中国书法全集37・米芾・一[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275.
[2]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黄华帖）[M].中华书局，1985.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范文3
关键词：文人；审美；狂草；衰落
一、狂草兴废史述略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出于文治的需要和他的个人喜好而大力提倡书法，将王羲之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中国书法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康庄大道。唐不仅在国子监中设置了书学，还在下级地方学校也开设了这门课程，这些教学机构用以专门培养书法人才。[1]由于科举的需要，唐代逐渐形成“尚法”的风气，科举考试必须做到“楷法遒美”，否则便不能入仕，因此楷书在唐展到了极致。但是，自然规律告诉我们，凡一物发展到它的极限时，必然会出现与其相对的另一物或由此向别的方向延伸。当唐代“唯理”的追求客观规律的古典主义（由欧、虞、褚、薛等人作代表）发展到极致时，“唯情”地表现个人的浪漫主义（由张旭、怀素、颜真卿、杨凝式等人作代表）便应运而生了。[2]由于唐代楷法森严，使书法家的个性情感受到束缚，此时，抒发个性情感的行草书，尤其是“忘机兴发”的狂草书渐次活跃于整个书坛。
开创狂草书风的是张旭。他创造的狂草，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张旭借了酒，在酣醉中创造，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载：
（贺知章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豸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3]
如此一般，张旭的狂也大概可以想见了。李颀（690―751）有诗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4]写的就是张旭酒后兴即挥毫的样子。他有时甚至用头发濡墨作书，真可谓到了癫狂状态。
与张旭同时代的另一位狂草大家是贺知章。贺知章与张旭交往甚密，又为姻亲，故时人常以“贺张”称之。贺知章以草书名世。《述书赋》中赞其草书“落笔精绝，芳嗣寡仇”[5]，吕总《续书评》则评为“纵笔如飞，奔而不竭。”[6]李白在《送贺宾客归越》诗中将其喻为王羲之，曰“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7]。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然而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但也只是今草而非狂草。
历经“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政治日益走向衰微，狂草书艺在中、晚唐的士大夫阶层中一度呈现低靡。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狂草这门艺术竟然在僧人书法家中流行开来，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怀素，当时就有“以狂继颠”之说。他是张旭狂草的杰出继承者，并在狂草书艺上有所发展创造。李白有诗称赞道：“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8]唐代题壁的恢弘从怀素这里似可想见了。然而发展到后来，由于僧人书家利用艺事追名逐利的行径与禅宗清心寡欲的实际大相抵触违背时，狂草书艺竟然落到“高闲以下，但可张之酒肆也”[9]的庸俗境地。
直至五代，书家中出现了另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杨凝式。他上承晋唐，下启宋代，宋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都受到他的影响。杨凝式的传世墨迹甚少，今天我们公认《韭花帖》是其代表名作，殊知他那狂放飘逸的题壁狂草才堪称经典。《宣和书谱》载：“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可以想象那是多么气势恢弘的景象。李建中亦有诗云：“杉松倒涧雪霜乾，屋壁麝煤风雨寒。我亦平生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10]只可惜这些宝贵的题壁墨迹都早已随时代的远去而灰飞烟灭了，我们只能透过与其近世的书家的描述中窥见一二。
五代以后，题壁从北宋时代起就逐渐衰落了。题壁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标志着狂草的衰落，但它只是造成狂草衰落的一方面原因。除此之外，审美风尚的改变当是造成狂草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宋代文人独特审美观照下的狂草境遇
佑文政策下的宋代是文人生活的黄金时代，政治宽松，生活优裕。宋代又是古代文人的成熟期，文人的心理、心态成熟于这个时期。文人们有着强烈的文人自觉意识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感。他们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并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是文人政权的时代，文人们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肩负起了一个朝代的建设。
（一）宋代文人阶层的总体审美特征
鉴于五代的兵戈战乱，政权频繁更迭，靠兵变起家的宋太祖赵匡胤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制定了许多措施，其中一项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重文轻武。作为一名武将的宋太祖来讲，他自是轻视鄙夷文人的，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他又不得不起用文人。科举考试等大开门禁，为文人们升官求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以书取士的具体措施被一种更宽泛的重视士大夫学养、文化知识结构，并希望以这种知识结构来为治国平天下服务的目的所取代。”[11]唐人的书学考试制度并不为宋人所取。尽管他们对唐人的技法深究钻研，但文人们却耻于纯粹地去表现书法技巧。书家普遍倾向于追求一种质朴无华、平淡天然，由在自然中得到灵感和了悟而形成的轻形式、重精神的艺术哲理思想。“尚意”书风在宋代独领。欧、虞、褚、薛是肃穆堂皇的，张旭、怀素是狂放不羁的，而欧、苏、黄、米等宋代文人则是潇洒俊逸的。苏轼也好，黄庭坚也好，不管他们做过多高的官，但他们在面对书法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心态是一种典型文人士大夫的心态。[12]他们所追求的是文人士大夫式的书法。
（二）欧、苏、黄、米代表下的宋代文人独特审美观及狂草境遇
11世纪左右，中国文人士大夫对美的追求空前的热烈，开拓了大片的新天地，不仅在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显示出丰富的热情，还对植物以及花卉等予以高度的关注。关于这方面的手册、目录和论文都逐渐增多，例如欧阳修就有著名的《洛阳牡丹记》。其后不久，其他作家接续欧阳修的先河，创作了关于扬州芍药、、梅花、海棠、玫瑰、山茶、杜鹃、荷花以及兰花的专论。欧阳修引领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风尚。
书法方面，让我们来看看欧阳修写给蔡襄的信：
余尝与蔡君谟（蔡襄）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13]
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14]
在这些信件中，欧阳修论述了唐代书法的高度繁荣，也提及了宋代书法的凋敝。他的这些话完全有可能是针对宋初的情况而言的。经历“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的混乱局势而建立的宋朝国力相对较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宋初书法上承五代衰陋之气。宋代文人要想摆脱唐人的桎梏，既不写端正肃穆的唐楷，也不写奔放不羁的狂草，那么，以文人的身份似乎更加适合写行云流水、消散舒空的行书或行草。
继欧阳修之后，为北宋书法发展推波助澜而不遗余力的中坚人物相继有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风尚来诠释和倡导书法，躬身实践，将宋代书法推向“尚意”书风的高潮。
坡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知识全面，总体素养极高，在绘画、文学、书法、政治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文人士大夫形象的完美体现。他提出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等理论，完全颠覆了唐人乃至在他之前的所有书法家的审美观念。他曾言“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苏轼赞扬颜柳楷法精绝，但却感受到对笔法的过分追求往往又失去了笔墨之外的妙趣；他欣赏钟王的天然成趣，并很好地将法度与意趣结合起来，体现为知法而求趣；他更把晋人风味“萧散简远”作为诗歌、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提了出来。[15]宋人行书盛极一时，而楷书却相对较弱，狂草几近衰落，与苏轼等人提倡的书法审美观不无关系。
苏轼还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他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与发挥，甚至是缺陷美。他还曾极力批判张旭和怀素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正说明了他对唐人狂草的鄙弃（笔者推断苏轼其实是对唐人题壁书法的批判，而并没有将唐人所有草书都予以否定，如下文所述，他还是很称赞怀素等人的手卷的）。这些审美观指引着苏轼的实践创作。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在书法中亲身实践的一位高手。他更注重个性的追求，更注重主体的审美。
苏轼与黄庭坚介于师友之间，坡的审美观对黄山谷影响很大，二人论书有异曲同工之处。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黄庭坚学禅，但光看他的书法作品去理解其中的禅意似乎太难。黄庭坚论书也追求法度之外的意趣：“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16]他与苏轼都主张无意之意，“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17]“意”有程度深浅之分，仅次于无意的是“淡意”：“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淡，乃如微耳。”关于草书，他这样说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蝌蚪、篆、隶同法同意。”[18]黄庭坚的书法总是施以明显的主观意匠。他的行草书成就很高，而其行草书的创作正体现出他独特的审美意识。
无可否认，黄庭坚也写草书，但他的草书却区别于旭、素的狂草。坡曾对黄庭坚的大草表示由衷赞叹，却也感言如黄庭坚这类写大草的人没能有机会一睹怀素的《自叙帖》，说明苏轼等人还是极为佩服唐人的草书的，只不过他们所佩服的是唐人写在手卷上的那种草书。这种风格形制的草书作品大不同于兴即而起在墙壁上的挥洒。唐人的狂草带有明显的狂放意趣在内，几乎不受理性的约束；而宋人写草书就带有某种文人情结了，他们的情感因更受约束而使笔下的草书更加含蓄内敛，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黄庭坚的草书线条中窥见一斑。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宋代文人的特殊身份和知识结构决定的。
宋代书史上另一位独具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识的便是米芾了。米芾可算是宋代书家中更为典型的一个人物。他知识结构完整，在书法、绘画、收藏、鉴定等方面都是一代高手。他与前代人相比有明显的宋代文人特征。这个时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更接近于后想的文人模式：诗书画印四绝。他评唐人说：“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19]可见他对唐人书法的鄙薄之态。又曰：“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20]他始终站在文人的位置上来定位书法，追求自我表现、天然成趣的奇妙。米芾在集古的基础上而能自创新意，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展现了宋代文人书家的审美风尚。
结 语
楷书在欧、虞、褚、薛、颜、柳等人的努力下已然发展完备，楷法遒美，笔法精绝，宋人已无开拓疆域；狂草在旭、素的笔下姿态横生，极尽狂傲，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更适合宋人在行书的广袤天地尽情尽兴，即便黄庭坚的草书也变得更加理性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阶层以其特殊的身份在历史的演进潮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属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肩负着以贵族官僚治理国家的重任。他们达到了赖文逊（美）所谓的“最高文化价值与最高社会权力的辉煌的象征性结合”。唐人重事功，豪迈不羁；宋人内向、细腻，更重内在修养与精神追求。宋人的追慕晋人，可从他们精神上对道的追求和审美上对韵的追慕上看出来。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既要学习前代人的东西，又要在此基础上力求突破。在唐人法度森严的技法笼罩下，宋代文人士大夫书家只能在掌握纯熟技巧的基础上又不囿于技巧，而刻意去追求一种意趣。“意”在这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书家的书论书作中都得到了完美极致的体现。宋代文人阶层以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引导了这一时代书法的发展进程。他们素不喜癫狂如痴的张旭，也不喜借一纸草书追名逐利的俗僧。狂草在此衰落也就不言而喻了。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一版，第98-99页。
[2]参见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60页。
[3]（南宋）《会稽二志点校》，南宋施宿、张B等撰，李能成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310页。
[4]李颀：《赠张旭》，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三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83页。
[5]窦U：《述书赋》，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第256页。
[6]吕总：《叙书评》，崔尔平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3页。
[7]李白：《送贺宾客归越》，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七十六，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28页。
[8]李白：《草书歌行》，载《全唐诗》第二册卷一百六十七，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9月第1版，第473页。
[9]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592页。
[10]李建中：《题洛阳华严院杨少师书壁后》，载清厉鹗辑撰《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77页。
[11][12]参见陈振濂：《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1月，第76页。
[13]《唐安共美政颂》，《集古录跋尾》卷六，《欧阳修全集》，第2223页。
[14]欧阳修：《范文度摹本兰亭序二》，《集古录跋尾》卷四，《欧阳修全集》，第2163页。
[15]参见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142页。
[16]《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二十八《题颜鲁公帖》，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758页。
[17]《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十六《大雅堂记》，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437页。
[18]《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第七《跋此君轩诗》，北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604页。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范文4
[关键词]欧阳修；气格；笔力；宋调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64-05
对于欧阳修诗歌的总体风格，世人多以“平易”视之。如王安石称“欧诗如玉烛”；叶梦得称欧诗“平易疏畅”；魏庆之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今人也指出欧阳修诗歌“虽有摹拟韩的痕迹-却一般是平易流畅、闲淡容与，风格究竟不同于韩愈”。宋人说的“平易”主要指诗歌遣词用字的避难趋易，是从诗歌的语言特点着眼的。如《漫斋语录》云：“用意要艰深，下语要平易”；《遁斋闲览》称苏轼《咏梅》中“竹外一枝斜更好”是“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尽管诗歌的语言特点也是构成其诗歌风格的要素之一，但不能成为一个诗人创作风格的全部。就欧阳修诗歌言，“平易疏畅”的语言仅是其诗歌风格的外在表征，因其诗歌所彰显的人格意志、现实内容和诗歌构思立意的理性精神、下字运意的创新意识，使其诗歌呈现出格力劲拔、气韵疏淡、语言流走的特点，即所谓“气格”，才是欧阳修诗歌风格的主要内涵。
一、关于“气格”
格，本指木之长枝条，后引申为规范和法式。《说文》日：“格，木长儿，从木，各声。”《礼记・缁衣》云：子日：“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孔颖达等疏日：“物谓事之征验，格谓旧有法式。”“气格”既用于指诗文的气韵和格调，也用于指人的气度品格。如《旧唐书・韩愈传》：“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对偶，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范仲淹《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日：“公少而倜傥，负气格。”就诗歌风格言，“气”主要指诗歌情感的力量和气势，“格”指诗歌的规范和法式。诗歌对格力的追求，其实是对于流俗的超越和对于更高规范的追求。亦即说，有规范就被视为有骨格力度。规范又主要得之于后天的涵养而不是先天的气质，因此，一方面格力得求诸作者的胸襟气骨，另一方面格力又通过用笔的技法力度具体体现。这样，“气格”的内涵既指诗人人格与诗歌风格的统一，也指诗歌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统一。宋代诗文品评十分崇尚气格，所以多以“气格”或“格力”的高下衡量诗文的得失。诗文气格的高下又通常与作者的道德品格相联系，因此宋代文人所崇尚的诗歌气格，其实是诗人主体道德品格与诗歌艺术风格两者融合与统一后所体现的诗歌品格。
二、欧阳修诗歌的气格
欧阳修非常注重“气格”，他常用“格”来品评诗歌作品。如《六一诗话》以“格不甚高”批评唐末诗人郑谷，以“诗格奇峭”称道友人石曼卿。在创作实践中他十分重视诗歌的气格，总是将有无气格作为诗歌高下的重要标准。因此，他的诗歌创作被叶梦得视为“专以气格为主”：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
其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
亦不复问……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
公主手痕诗》：“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
谋。”此自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
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
者，亦未易比。言意所会，要当如是，乃为
至到。
在叶梦得看来，欧阳修诗歌一方面以矫正西昆体浮艳为己任，诗歌讲究气格，所以语言平易疏畅，另一方面还有巧发议论、对仗工稳、文思抑扬曲折的特点，尤其对欧诗在七字之中巧发议论的高妙之处，赞叹备致。方回《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中也认为“诗以格高为第一”，并在列举诗歌史上格高的诗人时日：“宋惟欧、梅、黄、陈、苏长翁、张文潜”。具体而言，欧阳修诗歌的气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在诗歌作品中渗透着作者的人格力量。
欧阳修十分强调道德品格修养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并身体力行，一身砥砺名节，注重人格修养，成为后世道德文章的典范。他在《新五代史》中指责冯道浮沉浊世、安富尊荣是“可谓无廉耻者矣，将其与节烈寡妇李氏作比较，揭露他连村姑野妇都不如，以此警告那些“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的士人。却专为忠义之士和隐逸之士立《死节传》和《一行传》。他评价文人往往从道德品质着眼，强调其人格修养。如其《石曼卿墓表》称石曼卿“以气自豪，……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称谢绛“为人肃然自修，平居温温，不妄喜怒。及其临事敢言，何其壮也”；《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称苏舜钦“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此外，还在与当时文士的书信交往中反复阐明他的文道观。如《答吴充秀才书》日：“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祖择之书》日：“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与乐秀才第一书》日；“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由是可见，欧阳修对道德品格修养与文学创作关系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他还身体力行，一生始终坚持道德操守和人格修养。王安石《欧阳修祭文》称赞他说：“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吴充在《欧阳修行状》中说：“公为人刚正，质直闳廓，未尝屑屑于事。见义敢为，患害在前，直往不顾，用是数至困逐。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真豪杰之士哉!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可见，欧阳修的道德人格修养已经成为当世公论，其道德文章成为一世楷模。
其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人生情怀的感遇述怀诗，比较鲜明地体现出其道德品格和人格力量。在其仕宦生涯的三次贬谪外放中，所到之处，能随遇而安，表现出很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这种心理调适能力的养成，反映了诗人对儒家人生观念中进退荣辱的深刻理解和参悟，也反映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君子人格。如《戏答元珍》写于夷陵贬所，虽然身居贬所，却吟诵出“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尽管全诗情绪不免有些低沉，但能从诗句看出作者对自己流落天涯的自我安慰，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孤芳自赏的人格自信。又《黄溪夜泊》：“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这句诗更能显出作者对个人进退穷通之理的洒脱精神，其实质是诗人以忧国恤民的政治使命化解个人进退荣辱的精神解脱。它直接影响了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形成宋代文学普遍的自适心理与乐观情调。
其二，在诗歌创作中十分讲究构思立意。
在宋人看来，诗歌格力的高卑强弱与诗歌的立意有很大关系。在欧阳修创作理念中，好的诗歌应该是“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的。《蔡宽夫诗话》
也说：“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可见，立意是诗歌格力高下的关键。而诗歌的立意主要体现为作者精心构思的结果。欧阳修诗歌在构思上出奇制胜者，如《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该诗由一块三国时期的古砚想到铜雀台及其相关的汉魏历史，描绘了“当其盛时争意气，叱诧雷雹生风飙”的气象，想象奇特，用词遒劲，气势飞动。《栗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菱溪大石》、《初食车鳌》、《鬼车》等诗均以构思奇特而著称。
欧诗的立意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立足国运民生。他认为“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所以，欧阳修的诗歌内容充实，题材多样，他的诗歌既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又有深刻的人生思考。在《镇阳读书》中宣称：“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在《赠杜默》中能看到他对“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等社会现实的忧虑。在《食糟民》中能看到他对农民“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的社会不公现象的揭露。他还善于从平常而通俗的题材中提炼出有关国事民生的大道理。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庆历元年的《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下雪本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古代文人墨客常以此作为诗歌、绘画的题材，或者以雪的洁白的质地象征文人高洁的人格，或者从雪的自然作用，即所谓“瑞雪兆丰年”的角度立意。而欧阳修这首雪诗在描写了一场大雪情景之后，比较巧妙地以“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结尾，点明诗歌题旨。他能从瑞雪兆丰年的传统构思中更进一层，委婉地规劝晏殊作为朝廷最高军事长官，应当更多地关心西夏的战事和将士的寒温。由此可见欧阳修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关注，也能看出诗人刚直的秉性。他不顾老师晏殊的面子，以诗表达自己的意见，以致因此而与自己的老师晏殊不睦。
又如嘉裙四年对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的和诗也以立意高绝著称，表现出诗人在叙述中巧发议论的智慧。王安石原诗在对王昭君远嫁故事的叙述中发表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议论，此议论妙就妙在诗人能把王昭君的悲剧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相绾合，既是对王昭君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是对人生普遍意义体认的升华。这种情感的泛化与升华使昭君的悲剧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欧阳修的和诗则翻出新意，把笔触转向汉皇对佳人“一失难再得”的遗憾，“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据此，由昭君故事升华到对整个社会的反思与批判：“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这一议论立意以小见大，突出了“汉计诚已拙”的主旨，表达了诗人对汉元帝昏愦无知的指责。其用意则在影射北宋朝廷的对外政策。
二是重视表现诗歌题材的“物理”。所谓“物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些普遍而共同的认识，尊重“物理”就是不要过分违背人们习所共见的事实、忽略人们普遍留意的特点，使诗人的个性认识和人们的共同感受相融合。明道元年，他称赞梅尧臣“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晚年称韩愈诗歌“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可见，他对“叙人情，状物态”等表现生活“物理”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求。《巩县初见黄河》刻画了黄河的惊险壮阔，《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描绘幕府文士的神情笑貌，都深得“叙人情、状物态”之妙。韩诗重抒情，叙事要求蕴含比兴寄托，因此选择叙事对象时喜欢挑选奇闻异事，或者对习见习闻的事喜欢写得千奇百怪，如《南山》诗，表面上是刻画山石情态，实际上是勾画一幅栩栩如生的众生相，行文之中透露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欧诗主理，叙事是为了更好地阐明道理，因此，欧诗在表现论据时尽量客观公允，从常人习见习闻的角度对事物做出描绘。这样，使欧阳修的诗歌既在题材上突破了韩诗偏好奇闻异事的局限，使叙事对象涉及到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又使其诗在内容上形成了平常易懂、明白晓畅的风格。欧诗的题材有描写自然风光，如《忆山示圣俞》、《游琅琊山》；有揭露社会问题，如《食糟民》；有颂美道德文章，如《镇阳读书》；有品评诗风文风，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有写奇花异石，如《紫石屏歌》、《菱溪石》；也有题画论琴，如《盘车图》、《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等等。此外，还有将生活中琐碎之物人诗的，如《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橄榄》等。
其三，在诗歌语言使用上讲究下字运意，突出语言的表现力。
白石道人姜夔说；“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立格，成于句字。”可见诗歌语言使用是诗歌获得气格的重要手段。
为了诗歌气格，欧阳修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同时，也很重视诗歌的语言表达技巧。他曾说：“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第534页《论尹师鲁墓志》)在这种作诗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其平易疏畅的语言风格。平易是指诗歌语言平白易懂，疏畅是指诗歌行文舒缓，文气畅达。欧阳修诗歌语言的平易疏畅，并非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显通俗，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尤其显著者有三。
第一，语言的选择服从内容的需要。欧阳修是一位兼政治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诗人，他总是把诗歌的内容放在最重要位置，语言的表达艺术总是服务于诗歌内容的，所以他重视“叙人情、状物态”等语言驾驭能力的训练。他往往根据诗歌表现对象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合理选择最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根据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时而雄快奔放，时而舒缓平白，时而清新自然。正如诗人所言的“变态百出”、“曲尽其妙”。如《晋祠》诗，诗人以流畅舒缓的句式抒写承平时代宽松和乐的心情：“晋水今人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废兴仿佛无旧老，气象寂寞遗山川”。《沧浪亭》则以清放的句式表现和苏舜钦之间的相交莫逆的情谊：“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总体上说，他不像韩愈那样在语言上刻意造作，求奇求怪。正如朱熹所云：“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的字。”
第二，合理吸收融化各种文体语言于一炉，语势流畅而变化自如。欧阳修在诗、文、赋等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均取得了辉煌成就，成就最巨者为散文，他被尊奉为宋代文坛的领袖。庆历初，他的散文就进入成熟阶段，在文坛已经享有很高的声名。在诗歌创作中则追求着以文为诗的尝试，将散文的句法和铺叙技巧引入诗歌，强化诗歌的叙述功能，也使得其诗歌行文流走酣畅。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景{；占元年)等。关于这一特点，论者尤多，此不赘述。他还常常将赋的笔法引入诗歌创作。如《答梅圣俞寺承见寄》(宝元二年)是一首代书体诗歌，首先叙述初到京洛时“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的盛况，接着写五六年来彼此相离的情形，再写欢聚谢绛处的景况，最后表达天热政烦、渴望秋来的愿望。全诗纯用
赋体，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欧梅二人的真情厚谊，行文委曲详尽，语言晓畅。对各体诗歌语言的改造和创新，在欧阳修诗歌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在律诗中有意识地加入散句，或在古诗中穿插律联等是其常用的语言手法，他曾说：“古诗中时作一两联属对，尤见工夫。”
第三，大量采用杂言，句式长短参差，自由灵活，文气畅达。欧阳修在诗歌语言上自觉学白。他在庆历末作的《紫石屏歌》，皇祜以后作的《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和刘原父澄心堂纸》、《盘车图》、《赠沈博士歌》、《明妃曲和王介甫》等都用了杂言句式。诗人自己对这些诗歌也十分自得。他曾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吾能之。”从他自己的话语中可以看到诗人对这种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这些诗歌也能充分代表欧诗语言风格的特点。梅尧臣称赞说：“一诵《庐山高》，万景不得藏。”这些诗显然受到李白诗歌语言的沾溉。
当然，欧阳修不少作品因追慕韩愈诗歌创作方法，往往用难词押险韵，在语言上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如明道二年(1033)《巩县初见黄河》全诗七十句，纯为单行，无一对偶。诗中诸如“巩洛之山夹而峙”、“其势不得不然尔”等散文句式的使用，古史传说的铺叙，增强了全篇的气势与笔力。清人施补华说：“少陵七古多用对偶，退之七古多用单行。退之笔力雄劲，单行亦不嫌弱。”此诗用单行、重气势，正是学习韩愈七古所致。说明欧阳修诗歌除平易疏畅外，也有部分构思奇特、笔力雄劲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作者早期学习韩愈诗歌以矫除西昆体浮艳诗风的产物。其夷陵时期的诗歌语言就开始逐渐向平易方向转变，到滁州时期，其诗歌平易疏畅的语言风格得以确立。如《游琅琊山》、《题滁州醉翁亭》等诗皆明白如话，贯通流畅。欧阳修成就最高的诗歌是七古。与其夷陵时期七古比较，此期少了清丽藻饰，而多了舒缓流畅。标志着欧阳修此期诗歌借鉴前人而能自成面目了。如《沧浪亭》开端数旬：“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诗歌意脉流贯，语言平易畅达。最为诗人称道的当属《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这首诗典型地体现了欧阳修作诗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的创作方法。该诗在构思立意上学习韩愈，诗写庐山高耸于长江之滨，以飞动的气势描写庐山千岩万壑、晨钟暮鼓之趣，从而表现对同年刘中允归隐其间的羡慕之情。以散文章法为诗，生新拗折。在韵律上追步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使用江韵，江韵属险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而在语言上，又直接学白《庐山谣》、《蜀道难》，句式参差，语言疏畅，气韵流走，有一气呵成之感。欧阳修《居士集》中的诗歌，在语言上大多具有“平易疏畅”之特点，而作者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写的那些气势雄胜，语言遒劲的诗歌较多地保留在《居士外集》中。《居士集》为欧阳修本人晚年亲自编定，《欧集》周必大跋云：“惟《居士集》经公决择，篇目素定。”说明他在编集时，对自己的诗歌进行过认真的删减和斟酌取台，这也反映了欧阳修对“平易美”的自觉追求。
欧阳修诗歌语言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无施不可的表现力。他称赞梅诗“变态百出”，韩诗“曲尽其妙”，肯定西昆诗人“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六一诗话》)，其实质都在于强调诗歌语言丰富自由的叙事、抒情、体物能力。他对古典诗歌传统风格的继承、融合，其目的也是使诗歌的叙事说理能深入浅出、易知可感。这是构成欧阳修平易疏畅诗风的关键所在。二是舒缓畅达的文气。“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的语言技巧在其诗歌中的表现是很突出的。他总是通过“逆卷顺布”的方式叙事说理，使其诗歌“意、法、情俱曲折”，从而达到“隋韵幽折，往反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的艺术效果。
三、欧诗气格与宋调
欧阳修作诗注重气格，是因为当时诗坛、文坛普遍存在着格调卑弱的毛病。如韩琦在欧阳修《祭文》中说：“自唐之衰，文弱无气。降及五代，愈极颓敝。唯公振之。”不仅散文如此，宋初诗歌也是如此。当时风靡诗坛的西昆体虽然标榜自己学商隐，但是，只是在辞藻、对偶、音节等形式上下功夫，缺乏李商隐诗歌的气格而失之浮艳；以晏殊等人为代表的后期西昆派诗人虽然以平淡作为诗歌的审美追求，努力摆脱诗歌的“富贵气”，在艺术表达上较杨亿等前期西昆诗人有了一些改进和提高，但仍然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终究缺乏现实精神，格调卑弱。《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日：“《豫章先生传》载在《豫章外集》后，不知何人所作，初无姓名，其传赞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赞》云：‘自李、杜殁而诗律衰，唐末以及五季，虽有兴比自名者，然格下气弱，无以议为也。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高风之所扇，作者间出，班班可述矣。’”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范文5
这些“书迹题跋”一方面是文人的一种著述活动，一种书写活动，其成果成为文章、著作、墨迹；另一方面，又可能附在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古今名人墨迹或金石刻帖拓片的前面，与所题跋的名迹一起在交易、买卖过程中具有了“商品”的性质。所以说，“书迹题跋”作为“著述文本”，是有着多方面学术价值的文章、著述；同时作为“墨迹文本”，又是具有艺术价值、审美意趣的书法“作品”。总之，宋代“书迹题跋”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主要从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来对其作些考察与论述。
一、宋代“书迹题跋”的学术价值
当我们把宋人所作的“书迹题跋”作为文章、著作的“著述文本”来看时，我们看到其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1、书学价值
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视文字书写的国度，汉字的书写―书法逐渐被视为一门艺术，关于书法的学问被称为“书学”。书学大致包括书论、书史、书家与对书法作品的研究、批评等，而宋人的书迹题跋则涉及到上述诸多方面。
作品评论。如前已述及的，书迹题跋是题跋者面对具体的书迹所作的评论、说解，是对某件或若干件作品的观察思考之后所作的评价。例如对书体风格特色、源流的论述，对作品雅俗、高下、优劣的论述等，如蔡襄《跋隋丁道护启法寺碑》：“此书兼后魏遗法，……书当益老，亦稍纵也。”《题王献之书洛神赋》：“子敬能作方丈字，观其细书巧妙，方丈不足为。大令、右军法虽同，其放肆豪迈，大令差异。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迹也。”欧阳修题《杂法帖》之一：“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黄庭坚《跋周越书后》：“周子发下笔沉着，是古人法。若使笔意姿媚似苏子瞻，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何止独行于今代耶！”《题徐浩题经》：“徐季海惟此一种有右军父子笔法而无俗气。如《开河碑》超逸，《孝子碣》老重。然终非王家苗裔也。”题跋者面对原迹反复观览，细察其点画、结构、章法，既观其“形”，又味其神。每所论评，多能抓住特点作切要精当的概括与描述。欧、蔡、苏、黄等题跋名家对一些碑帖之跋语，多为经典性的书法评论，成为后世评书者必然参考的文字资料。
书家评论。题跋者在评价具体的书迹时，每论及书家，或述书家生平、思想、学问、书法师承、书法风格、成就等，成为后世书家研究不可或缺重要资料。如欧阳修跋《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忠恕者，五代汉、周之际，为湘阴公从事。及事皇朝，其事见《实录》。颇奇怪世人但知其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黄庭坚《跋唐玄宗〈n_颂〉》：“唐太宗妙于书，故高宗虽潦倒怕妇，笔法亦极清劲。玄宗书，班班犹有父祖风。此如长沙王十世后孙子，犹似其祖耳。”《书子瞻〈松醪赋〉后》：“文章云起风生，笔力山崩海立，非东坡先生其孰能之。”《跋欧阳文忠公帖》：“欧阳文忠公书极不工；然喜论古今人书，故晚年亦少进。其文章议论一世所宗，书又不恶，自足传百世也。”《跋马忠玉诗曲字》：“马忠玉翰墨颇有劲气，似李西台，但少妍耳。诗句亦不草草，盖致古人诗磊磊在其胸中。亦善题评。至其作乐府长短句，能道人意中事，宛转愁切，自是佳作。”后人研究书家，读宋人书迹题跋，每能见史传所未及之书家生平细节及学书经历等。
书法理论观点。宋人题跋，评书论书，每据个人书论观点和主张对书作、书家进行评判。例如关于宋人“尚意”的许多书法观点，关于书法的“神”、“韵”、“趣”的问题，关于书品与人品、书法与学养等等，关于“俗”与“雅”的问题，关于学习晋人书法与创新的问题，关于书法为“小道”“细事”，关于“学书为乐”，关于书法的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等问题，题跋者往往结合对书迹书家的评论中阐发。宋朝文人书法的批评观，读其书迹题跋可体会出，他们强调写出自己的个性特色，还要有一种形质之上的意韵倾向，如欧阳修所谓的“深趣”，蔡襄“神气”说，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黄庭坚“韵胜”说，米芾“真趣”论等观点，为中国书法批评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得宋代书法品鉴赏评有了自身的特色风韵。又如宋人在品评书法时，常常将人的品格修养作为一个重要的底蕴。书品、人品关系的赏评题鉴对后人学书、品书、论书等方面影响深远，使得有志于书法的朋友，时时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养，努力做君子之事，行君子之行，完善人格，提高文化素养，增加识见，充实自己，即所谓克服“见狭、识浅、学不足”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到，不能过度夸张，因为书法作为一门技艺自有其本质规律的要求，只是品德高尚而不从事书法技法的学习，其字迹不一定就为上品。总之，研究宋人书论，宋人之书迹题跋不可不予以充分注意。
关于书法史的论述。宋人的书迹题跋，对具体书迹的评述总是放在一定的书法发展过程中，总是述及一定时代书风书貌的流便递嬗，所以其中往往有对书法史的片断论述，这是我们研究书法史可资参考的。如欧阳修的书迹题跋中每每论及唐代书学为盛的问题，论及唐以后他则认为：“五代干戈之后，学校废，是谓君子道消之时，然犹有如忠恕者。国家为国百年，天下无事，儒学盛矣，独于字书忽废，几于中绝。”（跋《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这里，苏轼对魏晋与唐之书法之变化作了精要论述，宋人书迹题跋这类与书史有关的论述甚多，兹不赘举。
中国古代的书法资料，大都是在石刻或法帖之中，而题跋者对这些石刻或法帖进行研究总涉及字体特征、书法风貌及其变化，在书迹题跋著述中或考察记录碑石存世、湮没及当时文字磨损状况，或有涉猎考评述说当时时代风习，或品评书艺优劣高下，或追述与书写者相关的佚文逸事等，是研究书史、书论、书家、书迹所不可缺少的资料，极具书学价值。
2、史学价值
宋人书迹题跋，不仅把书迹放在书法史的发展中作评述，而且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所以题跋中每每涉及对书迹产生时代社会文化的论述，特别是题跋中每每述及具体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这是更为宝贵的史实材料。欧阳修等人的金石题跋重史实考证，其史学价值自不必说，就是其他偏重谈书法、谈诗文的题跋，也蕴含很珍贵的史实材料。所以宋人的书迹题跋不仅具有书法史研究的价值，而且对宏观的文化史研究也很有重要参考价值。
宋代文人名士博雅好古，喜收藏，精赏鉴，识见广博，对所搜集或见到的古器名刻铭文、名家名作进行编纂研究，证经史考，钩沉本原，而系之以题跋，常可补纠史传之缺谬者，增益后学，极具学术价值。如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主持编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的史学家。他的《集古录跋尾》以题跋形式考述金石文字并以之证史，是一部重要的金石学文献，也是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欧阳修之子欧阳在《集古录跋尾》的《录目记》中说，此书“可与史传正其阙缪”。“盖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至于释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数百年后而聚于此，则亦可谓难矣。其聚之既难，则其久也，又遂将散而无传，宜公之惜乎此也。”《集古录跋尾•后汉孙叔敖碑》一则云：“右汉孙叔敖碑，云名饶字叔敖。而史记不著其名，而见于他书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微斯碑后，世遂不复知其名饶也。碑世所罕传，余以集录二十年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则世之未见此碑者犹不知为名饶也，谓余集古为无益可乎？”欧阳修用碑史互证的方法抉幽钩沉，发现楚相孙叔敖名饶，纠正了三国魏名将邓艾的名字读蒿艾音之非，补充唐史书记载如唐洪州刺史吴黑闼的名字事迹等，使我们读者得知此人名广、字黑闼，唐初与程知节、秦叔宝等俱从太宗征伐，后与杀建成有功，至高宗时为洪州都督以卒的生平事迹等，“集录前世埋没缺落之文”，这实际上也是他写作跋尾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再试看他的《唐孔颖达碑》的跋尾：“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磨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予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为不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在这里，欧阳修用具体的实际材料说明了他所收藏的古代金铭石刻拓片的史料价值。他同宋祁合撰《新唐书》，订正了《旧唐书》的一些讹误，补充了一些史实，就多得益于唐人碑刻。
追踪欧阳修的南宋赵明诚所撰写的《金石录》三十卷，就是仿欧阳修《集古录》体例，著录所藏金石拓片凡二千种，比欧阳修所集录的多出一倍，其中后二十卷为题跋，共502篇，其中还包含为数甚多的汉、唐碑刻，都是书法名迹，同时也涉及到法帖之类，在书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正讹谬，去取褒贬”，考证审慎，影响甚大，是宋代研究金石的重要著作和金石题跋专书。欧、赵二人著作作为史料当然有很高的价值。此外，董《广川书跋》、黄伯思《东观馀论》对金石拓片及法帖方面进行引经据典，详辨精微，竭情铺陈的赏跋考订，颇具史料价值。南宋中期洪适《隶释》27卷，虽然关注焦点是字而非书，但由于两者天生的关系，客观上为在原碑磨灭毁失的情势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如洪适在《隶释》卷十《安平相孙根碑》中把隶书作为一个明确的定义指出，并且廓清了与正书的纠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此书是今天研究汉字流变、石刻碑拓、汉碑历史的重要文献和珍贵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把这部书归于“史部”，就是从其以碑订史的角度而言的。
宋代此种以金石跋尾的体式，对于研究金石学方面，有开拓之功，对后世影响甚大，意义深远。此后代不乏人，如明都穆《金薤琳琅》，赵《石墨镌华》，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足以见出他们对后世的影响。
二、宋代“书迹题跋”的艺术价值
1、书法艺术文本
名人书法题跋与原迹相得益彰的艺术审美价值。我们前面说过，为别人的书迹作题跋时，这些题写者多是颇具各方面造诣的文人士大夫，或为文家，或为书法家、画家，或为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等，他们的题跋之作或为俊美的端楷，或为流变的行草，其书法艺术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成为后世习书者所取法的范本。试看黄庭坚对苏轼的名作所题之《黄州寒食诗跋》，黄庭坚本身就是“宋四家”之一，是颇为知名的书法家，不仅跋文精彩，而且跋书亦十分精妙。行笔痛快沉着，潇洒跌宕。后世人多对他的跋书给以赏鉴题跋，如明张t跋云：“此跋尤恢奇。”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云：“山谷续为之跋，字亦如坡大，亦异常法。磊落峻爽，气若有英威，盖尽气与敌也。然以比坡，有若两王父子间，然亦不甚让。”沈尹默《沈尹默论书丛稿》云：“山谷此卷，淡墨挥洒，初非经意，然极真率可喜。”足可见黄庭坚此篇跋书对后世的影响。详观此跋书，字迹冲出法度工@的樊笼，欹侧迭荡，无不是黄庭坚恣肆豪宕、淋漓挥洒、一气呵成之心态的再现及流露。诚如黄氏自谓“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此跋书既是其沉着痛快心意的再现，又体现了所谓题跋书自身的书法艺术价值。
又如唐怀素《自叙帖》卷后的许多宋代名家的题跋，字迹优美，完全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例苏辙《怀素自叙帖跋》就很精彩有味道，体现了苏辙书法的面貌气息，他是苏轼的弟弟，十九岁登进士科，性沉静简洁，为文澹泊，其高处直迫其兄，与其兄、父并称“三苏”。其书法，世论少愧其兄。苏辙此跋，书风类似苏轼，卧笔铺毫，结字紧密呈横扁上倾之势，纵向之笔多收缩，横撇之笔却自由舒展，笔姿笔势丰富灵活多变，整体看豪迈气象略显不足，但自有其撼动人们心魄的奇趣。
赵令的《怀素自叙帖跋》，笔画深厚浓重，结体呈横扁状，颇有坡书之味道，显然受其影响颇深。此跋书字的笔画之间联系紧密，流贯畅通，线条有粗有细，结字疏密相间，行摆向左偏斜，章法上气息随意天成，毫无拘谨局促。曾纡《怀素自叙帖跋》，行楷书。字之结体、笔意明显有着颜柳的风貌，却又浑然一体，一派唐人楷书气象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细观，其起笔收锋顿挫有力，运笔挺劲舒展，笔姿刚健清爽，结字空间调整合理，通篇气韵协调而生动。
苏轼的行书《吏部陈公诗跋》，整体感觉清秀温和，细观每个字都表达得很完善，颇类楷法书作，秩序井然，八法皆备。如“故”、“使”、“吏”、“人”、“胜”等字笔姿翩翩，潇洒自如。
此作足见出苏轼书法的基本功，下笔并非无根基来由，他常讲：“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也。”观他此跋书，相信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宋徽宗赵佶《欧阳询张翰帖跋》，书迹亦颇为精彩，体现着赵佶笔画瘦劲而锋芒毕露的特点，可视为后人摹法赵佶书迹的佳篇。这件作品点画干净利落，线条迅疾轻利，横画收笔带钩，竖下收笔带点，竖钩细长而内敛，是其“瘦金体”书作的名篇。
蔡卞《唐玄宗n_颂跋》行书墨迹，可称为蔡卞的行书代表作。他的书法结字外拓，重心平稳，用笔浓密劲利，挥洒娴熟快捷，章法布局自然精巧，字与字生机连属，行与行血脉贯通，他的跋文书法颇体现了李隆基“风骨巨丽”，“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以吞鲸”的书法风貌。细品此跋书迹，可体会蔡卞转益多师、撷取精华的精严多姿的书法境界。
此外，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书和靖林处士诗后》；蔡襄《跋告身帖》；赵明诚《集古录跋尾跋》；姜夔《落水兰亭序跋》、吴说《独孤僧本兰亭序跋》等皆为跋书名作，既体现了题书者的书法水平，又可视为后人学书取法的佳篇，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2、文学文本
宋人的书迹题跋，一方面是由古今书迹派生出来的说解评述文字，具有对所题书迹的从属性，同时又是具有独立性的“文章”，宋代个人文集每将此类文章收入文集，这些文章有的是偏重论、议、说的“论文”，有的是偏重于记事、叙述或夹叙夹议又有抒感的文学性很强的“散文”。明毛晋于《汲古阁书跋•容斋题跋》中说：“题跋似属小品，非具翻海才、射雕手，莫敢道只字。”如欧、苏、黄等人都是文学大家、巨匠，其题跋的许多篇什便是短小精美言简意赅的散文的“文本”，其文学价值是客观存在的。
读宋人所题写的书迹题跋，体会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往往纵横议论，贯穿己意，灵活多样，或说理、抒情、记事、写人和学术研讨等，理识情并举，文学性、趣味性极为浓厚，堪可视为文学作品的珍贵文本。其内容或品评书迹的优劣高下，或记录书者的轶事趣闻，或睹书缅怀故交，抒写友情等，言语精彩，平易流畅，挥洒自如，佳作迭出，常写得语短意深，颇具理趣，抒情说理，趣味盎然，展示了宋代题跋大家们丰厚的文化学养、多彩的精神世界及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如苏轼《书舟中作字》：“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短短数十字的题跋，状人描境，言简意丰，将其遇险事而不惊且通脱豁达的从容形象简笔勾勒。苏氏经历宦海沉浮，在他眼里自然界的波涛并不可怕，且怕亦无用，倒不如我行我素更坦然。此则记录了他患难余生的心情，表明了乐观洒脱的人生态度。又如苏轼《书张长史书法》云：“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关系）。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东坡借比喻告知执实法而不求变通的愚人，要善学会学。言语惊警，寓理趣于故事之中，事显而理深，言尽而意不尽。
黄庭坚《题自书卷后》：“崇宁二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黄氏虽叙谪居生涯，心境却坦然自得，安然若命，超然物外，其文笔隽永传神。如《书家弟幼安作草后》中黄山谷谈自己的书法创作体会，“老夫之书本无法，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语句明快，举例取譬，形象生动且深刻，把其寄情于名利之外的习字作书之境界诩诩勾勒，其言充满思辩情感，内涵丰富，立体感极强。又如《题知命弟书后》：“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气合其臭味，极力推挽之，不遗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虽衣冠贵人，唾辱之知矢溺。亦自以废疾，如支离疏攘臂于稠人广众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诗乐府，清丽可爱。读书不多，亦会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盖棺，每见其遗墨，令人陨涕。”黄庭坚简笔勾勒出知命弟的形象，衰残瘦弱的样子，令人怜惜。虽颇具才华和个性，可惜中年早逝。手足亲情，人亡物在，念之涕零。正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动于衷，莫贵乎真。他所抒写的是真性情，故而感人。黄氏在《山谷题跋》中或叙人论事、或描写抒情、或品藻赏鉴，文笔精练畅达，浑然一体。
题跋小文“自坡仙、涪翁联镳树帜，一时无不效颦”（毛晋《汲古阁书跋•容斋题跋》）宋室南渡以后题跋大家如陆游、周必大、楼钥、刘克庄等都有不少佳作。如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跋傅给事帖》、辛弃疾《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等篇章，语言凝炼警精，慷慨悲壮；笔力雄厚，深沉感人，把强烈执著的爱国赤诚和尖锐而含蓄的批判精神借短札题跋一一道出，意境深邃，耐人咀嚼回味。
欧阳公尝得一古画范文6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3-0023-01
历史的主体是人，因而研究历史人物之于历史学习极其重要。古今中外史家无不重视历史人物的记载，中国尤甚，历代正史皆以人物纪传为主体，唐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认为，史家记录人物贵在能够达到“其恶可以诫世，其恶可以示后”的效果。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及历史人物众多，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将历史人物讲解得形象传神是做好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的一个关键点。本文以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10课《充满魅力的书画和戏曲艺术》中“汉字与书法艺术”一目为例，试图从选用史料的角度入手，谈谈如何形象而具体地给学生解读历史人物，让学生既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又可提高其历史情感。下文仅为笔者浅见，敬请诸方家刊正。
一、重视选用突出人物特征的史料
每个历史人物都具有其鲜明的个人特征，然而限于篇幅，历史课文不可能对每个历史人物都作浓墨重彩地描述。比如，谈及钟繇、王羲之对楷书的贡献，仅用“钟繇、王羲之贡献最大”寥寥几字带过，这样让学生光从课文就想理解二人的个性特点是不可能的，更无从了解二者生平、年代与作品等。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浩瀚的史料中精心挑选出可以体现历史人物特征的材料来进行讲解，让学生如见其人，记忆深刻。首先看看钟繇的史料：
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诞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法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
据此讲解，可帮助学生认识到钟繇是三国时期曹操身边的红人，官至太尉，而其人又嗜书如命。一个于生活中时时刻刻沉浸于书法中不可自拔，且不惜性命、礼数去迷恋书法的人物形象可以通过这个材料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然后又导出与其并称“钟、王”，且名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羲之。
时太尉郗鑒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今就东厢遍觀子弟。门生归，谓鑒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成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鑒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学生由《晋书》这段记载可以感受到王羲之狂放不羁的坦荡个性。他面对太尉的选婿活动毫不在意，与其他人矜持相反的是，他依旧不拘小节地坦胸露腹吃喝。然而正是他这样率真越礼的行为博取了太尉的青睐，从而结下一段姻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晋代名士非常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
总此二则材料，“钟、王”二人的人物性格、特点就非常鲜明地呈现于学生面前，这种由事见人的方式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物的年代、性情与喜好。如通过材料可以清楚看出钟繇是曹魏时期的人物，而王義之则是东晋王氏家族的一员。学生因此对二人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及区別认知，这都得益于史料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充分展现。
二、紧密联系课文内容，精选典故
史书上的历史人物一般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留于后人研究的资料众多，不可能将无关紧要的材料都于课堂上胡乱罗列一遍，不然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宋苏轼于诗、文、书、画各方面皆有极高造诣，不可能在课堂上都一一道来，应当有针对性地精选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以对其进行分析讲解。按课标的要求，教学目标除了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特性外，还要知道书法家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精选《新唐书》的史料来解读欧阳询：
貌寝侻，敏悟绝人。……询初仿王義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娄此。
从史料可让学生得知：欧阳询容貌一般，学书于王羲之而名扬海内外，又极为迷恋书法等。由唐太宗“观其书，固谓其形貌魁梧邪”语，引导学生观赏欧阳询书法作品究竟如何挺拔俊逸，让学生观赏课本欧阳询影印书法作品《九成宫温泉铭》，欣赏过程中给学生讲解该作何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温泉铭》有三绝：一是其文歌颂之人乃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是该文是千古诤臣魏征所撰写；三是欧阳询所书。如此讲述，让学生对欧阳询其人其作都有了形象具体的认识，从而避免了死记硬背知识点的弊端。同样方法也适用于介绍颜真卿及其行书作品《祭侄文稿》(课文有影印图像)，还可结合作品创作背景对安史之乱的知识点作简要复习。
讲解行书就不得不提王羲之传世之作《兰亭序》。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影印《兰亭序》的艺术特点，提醒他们赏习之余留心文中作品旁注明的“摹本”二字，从而提出问题：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的真迹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究竟真迹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再选用史料向学生加以说明。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王羲之四世孙)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习书，临羲之真草，书贴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
所……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取之必
获……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奉御，太宗大悦……帝命供奉拓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课本中的摹本作者)、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诫孝也，岂能违吾心！即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随仙驾入玄官矣。”今赵模等所拓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
由以上材料可知《兰亭序》真迹的神奇经历。唐太宗从僧辨才手中诳得真迹，将其作为陪葬品带入昭陵中去了，传于后世的不过是唐代名家钩摹之作。引用这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典故给学生讲解《兰亭序》收藏史，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并且能从侧面反映出王羲之对唐代书风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当提醒学生思考：统治者的书法喜好是否会影响学界书风。
王羲之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世称“二王”，《晋书》对二人的用笔及逸事多有描绘。可用影像展示对比王羲之《兰亭序》和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各自的书法艺术特点。学生可在视觉冲击下汲取历史知识，了解“二王”。
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是“二王”的忠实推崇者，《宋书》载其：“特妙于翰墨，沈著飞扬，得王献之笔意……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再举事例向学生说明米芾是如何“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让学生明白其人的可爱性格。
米元章(米芾字元章)在真州，尝谒蔡攸于舟中，攸出右军《王略帖》示之，元章惊叹，以他画相易，攸有难色。元章曰:“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堕，攸遂与之。
以《蜀素帖》不朽于后世的大书画家竟无赖至此，难怪时人称其为“米癫”。应用这样的典故进行讲解，学生对米芾鲜明的人物性格便会有很深的体会。选用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史料讲解历史人物形象，能在紧扣课本知识点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各方面情况。
三、妙用幽默典故，吸引学生注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认为，在快乐中学习的效果最好。课堂上提高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营造轻松、快乐的气氛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历史知识。要达到这种效果，除了要求老师言语风趣，还要求老师选用的辅助讲解內容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趣味性。采用内容隽永而又不乏趣味的史料来讲述人物，往往能够拉近学生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起到激发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比如讲到草圣张旭时，可提及：
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太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得也。世呼张癫。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张丞相好草圣。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尤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惘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丞相熟视久之，恙曰:“何不早问？”
此资料可让学生得知，张旭官至丞相，爱酒，作书好纵情为之，擅长草书。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齐名，被帝王诏封为“三绝”。他的草书过于奔放自如，居然有的字写得自己回过头来也认不得了。学生定会被这位狂野的书法家逗得捧腹大笑，同时也会记住张旭是以狂草闻名于世。
苏轼奇闻逸事流传后世者极多，在此可选一些与书法题材密切相关的谐趣典故来表现他的风采神韵。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黄庭坚号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两大书法家互相调侃对方的书法分別为“树梢挂蛇”和“石压蛤蟆”，言语风趣而意义深刻。此时向学生展示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及苏轼《寒食帖》影像图片，让学生讨论二人互相的滑稽点评是否精准。同时也引导学生学会领悟苏轼书法厚重和黃庭坚书法清劲的艺术特色。
精选能提起学生兴趣的典故来讲述历史人物，是一名历史教师用心教学、有责任感的体现。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点并有针对性地结合课文知识点来教学，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即学生不是仅局限于单纯的知识学习，其历史情感和历史观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的意图在于，以“汉字与书法艺术”为例来探讨如何将历史人物讲述得传神，让人物形象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并希望可以给历史人物的讲授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方法。高中历史课程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解读的课题，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和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每一课都要向学生介绍很多历史人物。如何灵活地挑选史料来表现人物，选用史料要考虑哪些因素，都要求教师于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并总结经验。笔者以为讲述历史人物传神与否的关键在于所选取的史料能否在紧扣课本内容的基础上生动、有趣地充分表现个人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宋]李昉.太平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71-372.
[3]脱脱和阿鲁图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123.
[4][明]冯梦龙.古今谭概[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