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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论文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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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就业问题难度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之后，在国际和国内双重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劳动就业也产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我国必须采取政策和法律上的措施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劳动就业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168-01
1我国目前劳动就业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具体表现为：一是劳动力总供给严重大于劳动力总需求，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下岗失业人员多，就业难。有技能的劳动者短缺，劳动者总体素质偏低，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大学生当年毕业群体每年都在激增，就业压力大。三是地区和部门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资源枯竭地区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度加大，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
2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一是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进而影响就业。出口是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同时，人民币升值引起进出口相对价格的变动，导致出口减少,从而导致已经就业的人员失业。
二是对国内商品的价格指数产生影响。近年来，进口成本的增加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出口商的利润。我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但出口产品价格却一路走低。人民币适度的进一步升值，可以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稳定出口利润，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和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是影响外资进入。目前我国的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导致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业、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会使外商的投资成本上升，但人民币升值在提高外商投资成本的同时，也提高外资利润的汇出比例。在吸引外资方面，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外资的投资质量相当重要。
3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措施
3.1坚持正确的汇率改革方向
在汇率改革方面，坚持“主动、可控和渐进”的原则，尽量避免人民币在短时期内的大幅升值，以给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调整留出时间和空间同时，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应制定应对升值的进出口政策，如出口退税、农业补贴和农产品进口配额等，尽量减少升值给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3.2实行结构调整政策缓解就业压力
从宏观经济政策上讲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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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内市场的扩大来消化和弥补出口下降造成的总需求下降；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实现我国产品由低劳动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的转变，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应实行结构调整政策以缓解失业压力，鼓励中小企业及第三产业发展，扩大中国产业结构。
3.3在就业战略和劳动力市场方面
打破城乡和地区分割，实现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项“权益”，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实现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市场障碍，改变目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同时，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建立土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3.4注重开发性就业方式的运用
开发性就业的优点在于：（1）能够减少现有企业因承担过多的失业安置任务，而使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2）能够较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个人潜质，充分实现人尽其才；（3）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它们趋于合理化，形成就业安置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因此该安置方式应予特别关注。开发性就业的渠道有：（1）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鼓励创办一些有市场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挖掘原有企业和产业的就业潜力；（4）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力度，培植大批民营职业企业家阶层。
3.5将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作为一件战略性任务来抓
应建设一大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切实加大政府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3.6制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就业促进政策
应考虑扩大前一个时期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扶持政策的覆盖面，包括对那些出口受影响严重、涉及就业人数多的行业，实行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实行与增加就业挂钩的各项优惠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
4法律方面的应对措施
4.1要加强和完善劳动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劳动者享有切实的劳动就业权
《劳动法》及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虽然出台，但依旧不利于依法治国的实现，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反就业歧视法》、《就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就业法律，构建完备的保护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法律体系。
4.2要完善劳动监察制度，从执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目前我国劳动监察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人员和设施配备不足、职权不够明确、监察力度不够、地方政府重视不够、地方行政干预过强等问题。必须给予劳动监察必要的职权和行政支持，在制度上保障劳动执法的顺利进行。在劳动就业法律中，有必要赋予劳动监察机构必要的职权并大力加强执法，从执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4.3完善司法制度，从司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我国目前制定专门的劳动诉讼法尚有困难，应该充分考虑劳动争议的特点，在现有诉讼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一些特殊的规则，如完善司法援助制度、灵活运用先行判决和先予执行等来解决上述问题。待条件成熟，可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适用专门的程序来处理各种劳动争议案件。
人民币论文范文2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投资的热潮，并且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和股市这两大行业。随着经济长期过热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经济“泡沫”，自从股市进入牛市以来，经济中的“泡沫”不断膨胀，趋势增强。07年底，随着股市由牛市逐渐过渡为熊市，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给已经大量减少，虚假繁荣实质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见雪灾对全国南方地区造成大面积的重创，国内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国内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持续走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进入疲软发展阶段，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美元，这一国际强势货币不断走软，相对中国07年以来的发展速度来说更是如此。基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因中国长期以来出口的廉价商品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减弱和失去市场份额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以美国，日本带头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顺差，借此方法来减缓国内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压力之下，人民币在对美元的汇率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断加快。
二环境现状分析
1人民币对外升值。
汇率即国与国之间货币折算的比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至06年以来就一直走低，从07年1月份的7.8到现在跌破7为止，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这在人民币升值的历史上属于比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国在出口贸易上一直处于顺差，国际上给人民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软是造成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相对原因。中国至05年以来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这之中储备的大部分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况的变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人民币造成影响。但仅仅从美元的走软这一固定标准来说明人民币币值的绝对上涨是不够的，毕竟一国货币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之任何因素对人民币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影响都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于人民币而言，导致其升值的主导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之所以说只从对美元的汇率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不客观的，是因为从其他国际货币来说也存在着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欧元。欧元对美元来说是在不断在升值。而人民币对欧元来说却是在贬值。在从汇率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任何一国汇率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说明只有参考的价值。尽管人民币在直观的汇率表中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很多。实际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只有5%—10%①。
2国内通货现况。
CPI，居民消费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指数，包括：居民消费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冲减指数②。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居民消费指数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个因素。从07年以来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08年一月CPI上涨7.1%，2月上涨8.7%，3月份也高达8.3%。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经过数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为4.14%③。通过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国国内货币的实际币值在以将近3.9%的速度对内贬值。而实际上，银行上调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几个季度总结出来的数据为依据的。这说明中央银行上调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随时随地地按照国内CPI的变化一而变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经发生的数据为基础，同时，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影响方面都具有滞后性。所以人民币实际对内贬值的比率还会多出一部分。
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就具体的经济情况而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基本上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产资料的稀缺。08年初全国大范围的雪灾是造成资源严重稀缺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方面这次雪灾造成雪灾地区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直接推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围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用于修复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钢材、木材等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涨，也拉动了第二产业生产成原料的紧张，由供求理论可知，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随着资源的紧张而上涨。再加上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大面积瘫痪，在国内就出现了最需要物资的地方迟迟得不到供给的情况，在当地市场供给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就出现了暴涨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同时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国际方面，世界出口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农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减少。这就造成了国际上基础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市场对进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国内农产品稀缺，价格上涨。
2）国内货币流通量过剩。中国长期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引进外资无疑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注入。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市场上流动的货币量也大大增加。这的确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但同时，社会生产力总的生产速度并没有比货币增加的速度快。这就使得人民币的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总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币在有效市场上的流通量过大，直接导致对内贬值，通货膨胀速度加快。
三结论
比较分析人民币币值的实际情况。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因此不足以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状况。在国际上，6%以上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普遍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范围。中国07年最后一季的CPI为6.63%，08年第一季的CPI为8.03%。这虽然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难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并未恶化得那么快。理论上而言，本国货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的现象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上升的这一部分币值足以抵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统计资料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实际贡献，在半年内只有0.2—0.4个百分点（1）。如果说升值对抑制通货的作用是滞后的，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并未看到经济过热能被市场的自动调节所压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过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打压经济过热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并未对经济的过热起促进作用。根据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国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实际比调查的结果更高。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实际上人民币实在贬值的。
四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时期，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的确应该在政策方面适当的参与经济的管理，以继续压制现阶段的经济出现过度的“泡沫”。
第一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和国债这两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场上过度流通的货币。通过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国际上公认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资者的融资成本，进而从投资的源头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后者则作用于货币的乘数效应上，通过减少货币扩张的乘数来平衡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的关系。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回笼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运用税收和价格控制手段。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的再分配和引导社会向公平化发展。对金融行业的从紧税收政策则有收缩和稳定投资过热的作用。价格是直接反映出来的对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社会的稳定必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价格的变化也应该尊循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展的过程之中的这个平衡点，经济才能够又好又稳定的发展。
第三对资本市场实行大力监督。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和退出这一投机行为。引进外资无疑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外资本对本国的经济贡献率不容忽视，无论在就业率方面或是在资金筹备方面的促进作用都是相当大的。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外资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不能过度依靠外来资本。尤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投机的外来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某些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这么多压制经济过热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门也应该看到这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作用，并且一种措施的出台会引起市场经济关系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同时也要预见到通货膨胀之后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情况并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报4月第二期
人民币论文范文3
典型的国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函数由下面的（1）式和（2）式所定义，其中的消费指数由（3）式给出。假设本国人口为n，外国人口为1-n，其中0<n<1，以及分别是对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消费指数，分别由（4）式和（5）式所代表。在同一国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假设λ>1。在国外产品和国内产品组合之间的替代性为1。实际货币MP进入到效用函数中，因为货币的存在减少了交易成本。本国的物价指数为P=PnHP1-nF，其中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组合的物价指数分别由（6）式和（7）式所给出，最优的跨期消费选择意味着典型个人对国内个别产品以及对国外个别产品的需求，分别如（8）式和（9）式所表达。由消费指数可以得到对本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以及对外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分别满足（10）式和（11）式。假设两国居民可以对实质证券进行无风险交易，并定义rt为实际利率，则本国居民的预算约束可见（12）式。其中，Bt+1代表t期末持有的实际债券，Tt代表来自政府的货币转移。假设政府通过直接转移来调整货币供给，那么政府的预算约束就是（13）式，而且Yt(z)代表产品在两国销售而得以本币计值的名义收入。假设每个人都有特殊技术，能够生产特殊的产品，这些厂商之间是垄断竞争关系，本国的生产函数为（14）式，外国的各个指标用*表示，两国的效用函数相同，两国的生产函数略有不同，假设外国的生产函数为（15）式。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厂商销往海外的产品用何种货币结算，他们有各自的偏好。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的选择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厂商在选择贸易品的计价货币时，考虑的因素不仅包括市场销售收入，还包括汇率风险、结算成本。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厂商自然会首先本币计价和结算，然而，当产品的差异程度并不高、厂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厂商往往被动地接受以销售地货币计价和结算的事实。另外，当一国货币的价值稳定并且存在着较为活跃的自由的多品种海外流通市场和投资市场时，那么该货币被接受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厂商对国外销售的产品的货币结算策略选择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外产品用本国货币结算，此时，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是厂商的本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以后的外币价格。第二种是国外产品用外国货币结算，此时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外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为本币。第三种是国外产品用第三方货币结算，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第三方货币价格折算成本币。为方便起见，我们用我国和外国分别代表两国，这样两种货币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货币，我们可以分析表1中所给出的几种结算货币组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为固定汇率情况，其余四种情况都假设为浮动汇率。在固定汇率下，由于汇率始终保持一致，因此不论是哪国货币其结算效果是相同的。
二、厂商的定价计算
(一)情况
1下的定价此时在最优策略下，本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6）式给出，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8）式给出，同样，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定价需要经过（19）式的汇率折算。
(二)情况
2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本国销售的产品的定价依然是（16）式，但是对于在外国销售的产品定价却为（20）式。外国厂商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定价的依然是（18）式，但是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三)情况3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产品的本币定价是（22）式，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在其本国的定价依然是（18）式，但是对于本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
三、货币政策的选择
（一）稳定消费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的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的稳定性，见表3。此外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受两国货币供给影响的程度，见表4。从外国货币冲击对本国消费的稳定性影响看，我们很容易比较出不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一，相对于固定汇率而言，浮动汇率是本国更优的选择。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外国货币转换为本国消费冲击是最大的，为1ρ2σ2m*，而在浮动汇率下，本国消费冲击最大的是情况1和情况4，即在生产地定价以及贸易结算用外国货币的情况，对消费的影响为1-nρσ2m。第二，如果本国货币成为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国货币供给并不能影响本国消费。此时的效果就如同情况2，即本国消费者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胜过了外国厂商。第三，相反，如果在对结算货币的竞争中本国货币输给了外国货币，那么，本国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外国货币供给对本国消费的影响，其效果就相当于情况2，即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本国的消费者输给了外国的厂商。
（二）稳定物价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物价和两国货币供给的协方差关系，如表5。从对表5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物价稳定性固定汇率更优的结论。依据我们对生产商的定价假设而言，定价都是根据期望来定价，因此该价格是稳定的，故就整体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而言，引起价格变动的是汇率，此时若能降低汇率波动，就能成功地减少物价的波动。同时我们也的确发现，当我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了结算货币资格，对消费者而言是个利好因素，因为此时物价就不再受外国货币供给的影响。相反，如果我国的货币在贸易结算货币的角逐中失去了优势，那么本国的消费者就不得不承受因外国货币供给引发的物价波动。
（三）两国消费水平比较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国消费者水平的差异分析，见表6。外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当外国货币当局追求扩大自己国家的消费时，此时外国货币供给方差会相对较大。在情况2和情况4下，如果产品的替代弹性大于2，那么外国货币当局的积极行动无疑不利于本国。策的独立性。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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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几年高速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相对萎靡形成鲜明对比，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廉价的加工制造产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格才造成了这些国家的持续贸易顺差，因此他们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继续扩大，这种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持续的双顺差条件下，不得不买入外汇，投放人民币。这不仅对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产生了扭曲。同时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了威胁。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人民币汇改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稳定我国的金融环境。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外汇占款对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央行可以更多的使用货币政策调节我国的宏观经济，是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运行。
三、人民币汇改的影响分析
1.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首先，从进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人民的定价趋向合理化，汇改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的状态。因此，对于进口来说，成本相对下降，扩大了进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进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内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也应注意到，进口过多则意味着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缺乏效率。
其次，从出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从目前我国主要以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现状来看，成本的提高会使我国的出口企业丧失一部分市场，缩小利润空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2.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会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使得央行可以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控制，而不是被动的买卖外汇。对于我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也正是由于被动的外汇占款过多，货币供给量与我国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不符。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货币依然是美元。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较大,但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市场预期还相差甚远。这就造成了我国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过于求与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汇率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汇率改革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论是在进出口企业的成本管理方面，还是引进外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有稳定的汇率制度，成本的核算才能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汇率风险的管理。而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对于我国的汇率稳定是必要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而是根据市场环境可以随时调整的相对稳定。
四、汇改的再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越来越夺的融入了到世界经济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外汇储备迅速的增加，巨额的外汇储备说明我国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均衡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因此我们要加强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降低由于汇改造成的短期汇率水平的较大变动所引起的风险，同时也要相应的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维持金融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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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即便是在1993年实施宏观调控以后，GDP增长速度仍保持在9％左右。在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实现了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经济"软着陆"。这主要是由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大量增加以及出口的快速增长。显然，中国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受这二者的制约。但是，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受到了很大冲击。1998年2月标准普尔公司亦调低对香港的信贷评级，来自这些地区的对华投资大大减少。其次，在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构中，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已降至43％，加工贸易出口增长迅猛，已达到全国出口总额的57％。从企业性质上看，国有企业出口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下降至53％，外资企业出口则上升至43.5％,占据了我国对外出口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以美元折算的我国出口商品成本已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出口效益不断下滑。1995年下半年至1997年上半年，受出口退税迟滞的影响，国有外贸出口十分困难，呈现萎缩之势，加工贸易出口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档次偏低，技术含量少，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依靠价格、数量竞争。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之间普遍缺乏以利益为纽带的共生关系，买卖关系不够稳定；由于缺少行业规范和商会协调，高价抢购、低价竞销的状况屡见不鲜，经营秩序十分混乱。但是中国的出口存在着内在冲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产品雷同，缺乏创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大量涌向国际市场。出口单价的下跌被数量的更大增长所掩盖，出口总额不断扩大；而国内需求因受到货币政策等因素的抑制，导致进口增长缓慢。因此，经常项目自1992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截至199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迅速上升至14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这一地位是脆弱的。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和地理方向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极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1995年美国提出的对华贸易报复清单中，绝大多数产品涉及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实施，将对我国的生产和就业造成相当的影响。我国1992年以来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反倾销调查，调查国家不仅有我国传统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欧共体，还有新开辟的市场，尤以拉美国家为主。后者提出调查的个案数目上升很快，涉及多种轻纺产品，理由无一不是中国的产品损害了他们的同类工业。因此，以数量、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或实施贸易限制，我国的出口必大受影响，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开拓中国市场，或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分销中心。1992年以前，我国对三资企业规定了内外销比例，虽然执行上并不严格，却使国外跨国公司心存疑虑，尤其是要求其自行平衡外汇，有悖于其来华投资的真实意图。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以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3年开始，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近五年的情况表明，外资企业进出口总体为逆差，意味着对资本项下外汇需求很大，对人民币贬值将是一个潜在的压力。
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产品结构有一定的雷同，该地区货币大幅贬值大大加强了其出口竞争力，尤其是轻纺、机电类产品。有观点认为：货币贬值将促使其零部件及机器设备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抵消其出口优势。这一看法忽视了几点：1、此次金融动荡使得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外汇严重短缺，大大抑制了进口需求；2、现有的进口机器设备尚未折旧完毕，改用国内替代原料也有可能；3、东南亚的设备、零部件主要来源于日、韩，后者货币贬值使得东南亚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进口单价下降，从而使进口成本升幅有限；4、所谓"抵消"乃基于如下假设：东南亚国家的一切生产要素均依靠进口。这即便是在独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抵消的程度取决于进口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进口生产要素占产成品成本的比重。
1998年1月，国内一些经济界人士对于当月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进出口状况表示乐观，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出口扩大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即J曲线效应。从2月底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呈单边下滑之势；5月份转为负增长，比上年同期下降1.5％。由于亚洲市场占我国出口的60％，1～5月，我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的出口分别下降了5.7％、29.6％和105％（《国际商报》1998年6月18日）。2～6月间，日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经贸委官员承认，目前的外贸形势是20年来最严峻的（香港《信报》1998年5月13日）[1]。6～7月，出口出现轻微反弹，但从8月开始增速下滑，连续四个月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中10月份出口下降17.3％，11月份下降9.7％。为此，国务委员吴仪呼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6日）。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出口萎缩加之国内消费低迷，仅靠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是难以奏效的[2]。出口不振必然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工不足和工人下岗失业，这将使国内经济形势更趋恶化[3]。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现实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假定人民币要贬值，如何贬值？贬值幅度多大？能否实现在政府指导下有管理的下浮？我们在此作一分析。
外贸出口的最终目的是带来效益。国家可以通过外贸、金融等政策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但如果表现出的后果却是出口效益恶化，丧失发展后劲，反过来会成为迫使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众所周知，出口退税和征收进口关税是国家用以支持出口和调节进口的重要手段。我国从1985年以来一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的增长与出口增长呈正比例关系。1994年新税制实施后，出口退税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1995年至1997年，国家每年拿出500～600亿元的资金用于出口退税，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15％左右。此外，国家还专门成立部门办理退税和查处骗税的犯罪活动，由此产生的行政开支也十分庞大。
近20年来，中国出于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高度重视对外贸易。90年代初，更提出"大经贸战略"，以在2000年实现进出口总额4000亿美元、跻身于世界主要贸易国家行列为目标。为此，出口增长必须大大快于GDP的增长。统计表明，自1978至1997年20年间，GDP年均增长9.7％，而出口年均
增速高达16.7％，是经济增长率的1.72倍（《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2日）。然而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受制于出口退税的财政体制。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缓于GDP的增长[4]。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偏低（不足50％），限制了中央财政支持出口快速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以平衡预算为目标。1996年中央政府决心每年削减财政赤字100亿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赤字，实现收支平衡。为此，必须量入为出，对各项支出统筹安排，对出口退税实行计划预算，根据财政收入状况以及收入进度核定退税金额再切块分配到各地。因此，对外贸易的政策目标与现行出口退税的计划、分配体制很难协调起来。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企业的政策风险大增。出口退税一旦滞后，生产企业的全部积累和流动资金将很快耗尽。
1993年起，外贸出口连年剧增，相应形成的应退税款年年超出国家当年预算安排，退税的速度越来越慢，退税到帐的时间越拉越长。1995年5月企业被告知，当年形成的退税将迟至一年半以后才能返还，以便国家集中清偿往年积欠的应退税款，而此间迟返部分的退税资金利息只能由企业自行消化。然而，外贸企业普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出口利润率低，退税前大多亏损，主要依靠退税来实现利润或弥补亏空。退税滞后，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资金占压越厉害，难以及时还贷，在银行的信用等级下降，银行因此不愿续贷。加之当时国家致力于打击通胀，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对信贷规模严加控制，致使企业资金周转发生很大困难，不得不放弃部分海外订单。这直接影响了外贸公司的对外信誉，并增加了其实际机会成本。国有企业出口开始萎缩。国家为减轻财政压力，于1995年6月和12月两度调低退税税率。同期外贸出口放缓，许多外贸企业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创汇，及至1997年中，退税形势才渐趋正常。但是外贸企业却因此大伤元气，现金流量状况大不如前，即使原来效益好的企业也不例外。1998年3月，为应付东南亚出口竞争的挑战，国家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调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2个百分点以支持外贸出口，仅此一项，中央财政预计增支45亿元[5]；6月又宣布将煤炭、钢材、水泥、船舶的退税率分别提高至9％、11％、11％和14％（《经济日报》1998年6月24日）。由于纺织工业产品老化，技术更新缓慢，国内生产严重过剩，仅提高2个百分点的退税率无济于事[6]。从5月底开始，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占全部出口的50％左右。8月，国税总局宣布，从1998年7月1日起，将七大类机电产品和五大类轻工产品的退税率由9％提高至11％。为此中央财政将增加支出250亿元左右。由于目前国内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之间远未形成真正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出口制关系，反而相互争利，生产企业经营行为极不规范，短期行为严重，往往根据汇率和退税率的变动来调整供给外贸公司的出厂价，这不仅容易使价格总水平产生波动，而且生产者易被自身行为创造出的错误的价格信息所诱导，作出盲目的生产决策，使供求关系很快失衡，因而往往得不到预期的微观效益，国家在宏观上亦得不到真正的收益。
1997年国家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近600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赤字约560亿元。从1993年起中央财政停止向银行透支，改由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此后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快，国债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收入占年度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1992年为11.6％，1994年迅速上升至21％，接近国际上公认的国债警戒线（25％）。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76.83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22.29％，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55.76％。1998年，为刺激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全国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预计将分别高达40.2％和73.95％，国家财政将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经营中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失业下岗人数增多，国家财政又加大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开支[7]；同时国有企业多年大面积亏损积累起来的金融机构呆坏帐，也要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几百亿元来逐步冲销[8]。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今后几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将十分严峻[9]。
为此，建议全面取消出口退税，以缓解中央财政压力，附带可以节省一大笔行政开支（相应退税部门也可撤销），更能够一劳永逸彻底杜绝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外贸企业也可简化出口环节，节省开支。退税取消后，短期内出口可能大幅度下降，出现外贸逆差，这样人民币微幅升值的局面将立即让位于汇率下浮的现实要求。我国外汇储备庞大，足以应付短期之需。此时，使人民币适度贬值顺理成章，但这种贬值完全不会变成失控的汇率急跌，因为目前退税部分仅占出口成本的8％左右。只要贬值幅度不超过8％，换汇成本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并未改变出口的整体态势。而我们得到的益处则是节省了近800亿元的财政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果。东南亚货币贬值会使我国收汇减少，但根据我国外汇储备和现有的外汇供求状况，继续坚持结售汇制度和对资本项目的监管，不会影响总体的外汇供求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巨大的外汇需求压力。
无疑，人民币贬值会在国际上引起反应。从理论上讲，本币贬值会抑制进口。对此，我们可以相应调低关税总水平，以抵消贬值的影响，维持进口现状。自1992年以来，我国已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多数为我国单方面的决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1997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宣布的。采取这一行动固然是出于复关（GATT）和其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需要，但在短期内连续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从43％降至17％），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关税减让一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按照有取有予的原则讨价还价后确定的。至今，我国单方面削减关税的成果是有限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逐年上升，由此美国认定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远远不够，还存在着关税以外的诸多贸易限制措施，进而在知识产权和开放服务贸易上对中国施压，更发起超级301调查并单方面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10]，来逼迫中国让步。同时，美国并未信守与中国在1992年达成的市场准入谈判协议中"坚定支持中国复关"的承诺。时至今日，在诸多国家纷纷支持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美国仍设置重重障碍加以阻挠[11]。因此，即便中国不能直接从谈判对手那里取得相应的让步和利益，也应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单方面行动，以便从其他方面给本国带来利益。
这个最佳时机本来出现在1995年上半年，即退税对中央财政压力最大的时候。仅仅调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退税迟滞带来的问题。外贸公司虽然可以改用出口制以部分缓解退税的矛盾，但这一转变涉及企业间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资产重组的难题，使得以自营为主要方式的外贸企业面临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外贸企业惨淡经营已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此下去，我国的出口后劲可想而知。没有效益的出口，也就使出口退税政策失去了意义。加上外贸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出口单价不断下跌，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流失。虽然获得了大量外汇盈余，但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
维持适当的关税水平，对于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新兴工业争取时间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我国自主调低关税，也应巧妙地与我国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若1995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并结合取消出口退税，外贸企业的状况会大大好过现在。国家三年间可节约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累计达2000多亿元。
况且，本币贬值后适当降低关税，进口不会受到影响，又可表明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任何国家对此都无话可讲。同时中国自APEC会议后又向世界宣告，中国在未来时间将会进一步降低关税，因此将其与废除出口退税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行和有益的。
再次，这种贬值是由于取消退税后，出口价格向正常成本回归，与东南亚国家因结构性矛盾并由过度的金融投机而引发的全面崩溃有本质的不同，谈不上人民币的信用危机。只要中国坚持结售汇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金融外汇监管措施，包括央行随时干预外汇市场以抑制投机，人民币只会有控制地逐步下浮到位。这是一种政府积极干预下自主的有管理的合理下浮，不同于那种由外来冲击造成的剧烈贬值。调控目标明确，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缓慢逐步下调到位，有助于消除香港市场的恐慌和投机心态。同时应积极地动员和影响海内外舆论，表明人民币不是固定汇率，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机制完全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互动的因果关系，人民币不是港币的联系汇率；并指出大批在大陆投资生产的港资企业将大大得益于人民币贬值，从而刺激其加工贸易的出口，进而增加香港转口贸易的数量，最终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以此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中将人民币作为维系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最后保障的普遍心理预期，减缓人民币一旦贬值可能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和振荡。
上述步骤应作为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第一阶段，在香港市场消化适应之后，鉴于亚洲国家30％～75％的货币贬值幅度对我国形成的出口竞争压力，人民币有必要再次贬值。因为第一阶段的下浮仅是取消出口退税的自然结果，对于促进出口并无任何作用。东南亚国家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摆脱危机，我国也同样面临着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和振兴经济的艰巨任务，包括对外贸经营体制以及企业制度的改革。面对当前我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出口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大力加强。这是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通货紧缩、居民储蓄倾向的加强以及事实上仍很严格的外汇管制，完全可以将汇率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国内有观点认为，从目前外汇供求状况看，我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外贸顺差较多，不存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汇率的形成并不单单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同时必须考察出口的微观效益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而且现存的外汇交易市场也远非完善和有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汇率仅仅体现了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的表象，而实质上则是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即担心贬值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影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中国希望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为代价，塑造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问题是：影响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现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已严重高估。ε=EP＊/P
（ε：实际汇率，E：名义汇率，P＊：外国价格水平，P：本国价格水平）
为方便起见，以1994年1月人民币汇率并轨时的官方汇率为参照物，当时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68元人民币。1994～1996年间，国内物价在始于1992年的经济过热的惯性作用下，保持上升趋势。虽然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奏效后，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整个这段时期物价总体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国家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减少，外汇出现供大于求，名义汇率稳步下降（目前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因此1994～1998年五年间，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高估约30％，而对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际汇率高估了45％以上[12]。这一情况以及1995年中以来出口退税迟滞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我国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出口效益不断滑坡。
目前的出口现状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外贸出口增长放缓，但仍在增长，表明外贸仍具潜力"。事实上，由于国内政企关系远未理顺，以及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商业信用严重倒退，国内贸易的风险远远高于国际贸易的风险。因此，外贸企业为维持经营并回避国内商业风险，不惜竞相降价以保住有限的海外客户和市场。但另一方面，外贸公司由于资产相对较少，承担这类经营亏损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危机所带来的国外大幅度压价，对外贸公司的影响远不如对生产企业的影响巨大。如果前者因出口成本过高而不接定单，则直接造成生产企业的库存增大。后者最终不得不低价亏损销售以回笼资金，造成银行呆坏帐上升。
1998年8月，外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召开银贸协作会，制定了若干促进外贸出口的措施，其中一条规定："对于有定单、暂时亏损的企业，只要具备还款能力，即给予封闭贷款。"这表明政府十分担心出口下降从而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预计1998年将偿还外债本息400多亿美元）。一些地方为了实现"保八"的目标，不惜一切扩大出口，这种以政治动员的方式盲目追求出口增长的做法，正在产生严重后果：扰乱了海外市场的秩序和供求平衡，加剧了未来出口的困难；同时，国内企业亏损加大，财政支出超计划增长，银行呆坏帐增加。还有学者主张以全面地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达到实际贬值的效果，这不仅在财政上无法做到，而且再度提高退税率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币贬值势在必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贬值是否会出现一些学者所断言的一系列后果呢？
首先，贬值不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充其量只是轻微的通胀。几次降息后，国内储蓄仍节节上升，表明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费。人民币贬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设法套取外汇，也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储蓄（人民币）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储蓄（美元）以图保值，仍然不会去大举消费。何况，这种套购属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击和监控。持有外币者同样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经常是"有价无市"。目前的情况不同于1988年，那时一方面市场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购买力虽不强，但不存在对正常工资、奖金收入和企业破产、失业、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担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胆地抢购，从而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现在总的情况是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形成买方市场。虽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属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出口占GDP20％这一角度看，总供给大于国内需求至少20％以上，因而除了1/5的产品出口外，国内仍积压大量产品卖不出去。1997年中国GDP达7.47万亿元，而累计库存积压超过3万亿元。生产大量过剩，居民前所未有地丧失了就业安全感，购买力大大萎缩。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也使得总体购买力下降。严重通胀缘何而起？只有一种情况，即出现银行支付危机，老百姓产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挤兑，而现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抢购各种动产，从而引发严重通胀。
人民币贬值后，只要不发生银行支付危机，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居民对政府还是有信心的。5万亿元的存款即便有所下降，对国家也未必是件坏事。从前一阶段四大专业银行争购财政部特种国债即可看出，银行面对不断增长的储蓄压力和经营状况日益不稳定的企业，贷与不贷难于决断，故"惜贷"现象严重，经营收益不够稳定。购买国债反倒可以确保无虞。如果此间国家再次降息，等于又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况且，人民币并不能自由兑换，因此不存在境内外投机者大量沽空的可能。从1998年9月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打击走私、骗汇活动中可以看出，形形的地方保护之下的法人犯罪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经济犯罪主体，个人犯罪不到10％，因此，只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法人犯罪，就足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
其次，有学者认为，一旦贬值，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就不值钱了。问题是人民币的价值取决于其国内购买能力，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是在境内而非境外，不会变成外国的购买力，故同样面值的人民币只要能买到同样多的国内产品，它的价值并未改变。单纯从汇率角度纵向地比较某种币值并不科学，汇率只是两种货币间的兑换比率。人民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汇率。日元贬值后，日本国内既未产生通胀，也未出现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即为证明。甚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按购买力平价学说（PPP），人民币汇率应在1美元兑4～5元人民币之间，以此证明现行的汇率足以支持出口增长。姑且不论世界上无任何国家以购买力平价来确定本国汇率，仅仅从出口的实情考察即可知，若按此确定汇率，我国产品将彻底丧失竞争力。汇率的确定系多种市场因素综合决定的，包括从进口商到批发零售环节的销售渠道长度、关税、运费、佣金等等。
有观点根据有关国家货币贬值后出口值并未增加来怀疑人民币贬值的有效性。但关键不在于出口金额的增加，出口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因为货币贬值往往导致出口单价下降和出口数量的较大增长。而以美元折算的GDP同样下降，这就使得出口所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假定以EX代表现在的出口额，G代表GDP，假定EX=20％G，EX′代表贬值后出口额，G′代表贬值后GDP，n代表贬值幅度，E代表现在汇率，E′代表贬值后汇率（E′=E(1＋n)），C代表以外币表示的出口单价（为方便起见假设的加权平均单价），Q代表出口数量，C′代表贬值后出口单价，Q′代表贬值后出口数量：
假设前提：
（1）贬值后出口额仍为调整后GDP（G′）的20％；
（2）出口单价降幅不超过货币贬值幅度；
（3）国内外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名义汇率=实际汇率；
贬值前：EX=C×Q=20％G
贬值后：EX′=C′×Q′=20％G′
根据假设：<图片>出口单价降幅≤
故新的出口单价C′≥C{1－n/(1＋n)}=C/(1＋n)
为满足C′Q′=20％G′=20％GE/E(1＋n)=20％G/(1＋n)<图片>
这就说明，只要贬值后出口数量维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出口金额虽然会减少，但其占GDP的比重不会发生逆转，因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会发生变化。而实际情况是，一国货币贬值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故出口产品单价的下降幅度往往小于贬值幅度；同时在需求的价格弹性的作用下，出口数量增加，甚至较大幅度地增长。这就使得贬值后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这对于那些国内需求不振的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图示F－1说明：
S，S′，S″均指国内供给=总供给－出口量
故S=TS－Qex；S′=TS′－Qex′;
S″=TS″－Qex′－ΔQex(ΔQex为增加出口产生的数量增量）
（1）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原需求D因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对未来预期悲观，需求量向左位移至D′；同时，国内企业盲目生产，加大供给，S总量增大，向右位移至S′，故形成新的均衡点E′及对应的均衡价格Pe′；
（2）P0是目前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Pe′。因为即便在现有的价格水平P0上，工厂已出现严重亏损，故无力承受将价格再降至Pe′；
（3）对策：增加出口数量，使国内供给减少，S′向左位移至S″。当供给减少，趋近社会总需求时，价格自然回升，形成新的均衡点E″。
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内的库存积压，使国内产品的供给总量减少，促使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并使价格有所回升（表现为轻微的通货膨胀），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企业亏损，减少银行呆坏帐，而且国家税收亦会因此有所上升，整个经济运行趋向好转，从而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
图示F－2说明：
若出口不断下滑，势必相应增大国内供给总量，使S′向右位移至S″，必然迫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降至P′，均衡价格下滑至Pe′，导致生产恶化，亏损增加，库存积压由P0时的（Q2－Q1）上升至（Q′2－Q′1）。
同时，汇率政策是一国，也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张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2.5％，而美、日两国GDP之和占世界的42％。日本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开发潜力、独特的企业管理思想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受到丝毫的损害。日本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其在制造业上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国内消费不振主要源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但日本已连续五年保持了外汇和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日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未受到削弱，此外，日本还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日本所面临的实际经济困难远远小于中国。因此由中国来独立承担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既不公平，也不必要，实际上更无可能。人民币使用区域极其有限，其不可兑换性使之不能进入国际货币交易系统，故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而非全面性的冲击和振荡。国外政界和舆论界宣扬的所谓"一旦人民币贬值，将会触发亚洲国家新一轮贬值"的论调与其说是赞赏中国的作用与贡献，不如说是希望中国牺牲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放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当今外交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两种趋势交互作用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于任何一方付出单方面的代价和牺牲，而在于所有各方都得到利益，或者说各方都放弃一部分利益。所以我国在汇率问题上必须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这样可以有效地促使美日两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应视美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灵活调整，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如果我们自愿放弃了汇率这张牌，中国式利他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将是日本和美国，中国的自身利益也将受到极大损害。
对我国外贸发展思路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在外贸发展思路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在大力推动出口、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中国有12亿人口，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称得上是"巨型国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市场趋之若鹜，美国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竭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1993年一度持观望态度的西方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他们选择进入的时机不是中国经济最热的1992年或之前，而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之后的1993年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重蹈日本、韩国等国的覆辙，及时打击了泡沫经济，采取了稳定币值、降低通胀、增加市场和政策的透明度、依法规范市场规则等一系列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措施，从而提高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是：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到一国的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若采取绕开关税壁垒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生产能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并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时，对外投资即成为可能。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金融、法律环境的改善，使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可能变为现实。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同类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他们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与中国类似的但有很大潜力的产业，二是中国尚无或较为弱小的先导性产业。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企业经营战略，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这说明了两个问题：1、中国市场内需巨大;2、内需既包括现时需求，也包括创造出新的需求。这就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头等大事，需对企业进行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科学经营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存在着部门、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远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全国大市场。由于流通不畅，生产过剩，多余的产品只能向海外市场找出路。相比之下，外资产品在国内的流通却顺畅得多。
人民币论文范文6
（一）企业管理难度加大从宏观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会冲击出口；微观角度来说，汇率的变动考验着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国际贸易中，汇率时时刻刻的变动导致企业的盈利预期不稳定。为防范因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企业应进行汇率风险管理。若国际环境良好，两种货币的汇率预期稳定，企业的风险管理成本会相应较低。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汇率稳定性下降，企业的风险管理成本会大大上升。QE3的发行导致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但是长期来看，QE3会造成资本市场的动荡，美联储关于QE3的政策变动也会导致汇率的短期大幅波动，迫使企业加强风险管理，推高企业经营成本。而且，一旦风险管理出现问题，企业遭受的损失也会更大。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正如上文所说，如今出口对GDP有负贡献率。QE3的冲击带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节点。经济危机之后，人们深刻意识到了依赖市场需求的局限性。一旦国外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并且，对外贸易也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巨大影响。QE3的推出使得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受此影响，中国应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集中力量拉动内需。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升高、竞争力下降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部分无法抵御冲击的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将被淘汰，社会资源将被更多的应用于产生高附加值的企业。市场将发挥更加决定性的作用，企业会顺势而为，进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加健康可持续。危机倒逼改革。不论是经济危机的爆发还是美联储的QE，都是对中国的考验。经济形势良好的时候，人们容易安于现实，不求变革。因此，这次QE3带来的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契机。认识到自身建设的不足，认识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是比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更加宝贵的财富。
（三）无端指责，但这会使我们在世界舞台、国际政治外交上处于被动。国际舆论的压力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理想的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意识到，如果想继续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基准价格形成机制与浮动机制要进行全面改革，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会被动跟随量化宽松政策，中国经济整体的稳定性、安全性、独立性也会受到重大威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本账户会逐渐开放，跨境资本流动会日趋自由，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将被推上日程。受量化宽松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料将进一步提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二、结论与建议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危机、量化宽松推出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调整经济结构，重心向拉动内需转移。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农村市场。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引擎，是抵御外部经济衰退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良方。依赖外部需求在稳定性上远不如依靠内需。经济危机来临时，稳定的内需是保证经济继续平稳高速增长的有利武器。只有内需旺盛，才能在别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独立性。不论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还是退出，有了内需的保障，才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出台政策，掌握主动，而不是疲于应付。虽然经济结构调整会带来阵痛，但是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只有拉动内需，鼓励消费，减少对外部依赖，才能促进经济持久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第一，应该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摆脱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第二，应注重自身品牌的建设，学习国际经验，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此外，以外贸为主的企业应提高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同时，降低危机管理成本，在国际环境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使损失最小化。对于政府来说，首先，应在适当时机，对遭受外贸损失的企业进行适当帮扶，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同时督促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其次，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拉动内需。此外，政府应深化税制改革，藏富于民；完善消费政策，保障消费者权益；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
（二）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经济危机之时，央行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特殊措施，将人民币与美元硬挂钩，2005年开始的汇改因此处于实际暂停阶段。2010年重启汇改，并将汇率浮动区间扩大到1%，体现出汇率改革的决心。汇率改革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而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施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首先应把握其核心，即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化也应该是汇率改革的核心，在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减少政府及央行的干预，由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第二，应建立完善的外汇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多元化外汇交易产品，增加投资者的选择，增强中国外汇市场的吸引力。第三，央行应在货币政策上拥有更大的自与更多的独立性，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使基准汇率形成方式更加市场化。另外，在干预外汇市场时，央行应通过多种方式，保证干预手段的灵活性与市场化。深化汇率改革，加快完成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列入我国的长期规划。
